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二十一章王艮

第一節從灶丁到學者 王艮（1483—1541），是泰州學派創始者。初名銀，字汝止，號心齋，人稱心齋先生。南直隸揚州府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人。出生於一個世代灶戶家庭。 泰州安豐場，為明代淮南鹽場之一。鹽場有團有灶，灶有戶有丁，數皆額設，役為永充。灶丁煎辦之苦，甚於耕鑿之民，而寬恤之惠獨無一分之及。他們既要向封建國家交納一定數量的鹽品，又要承擔各種雜役。因此，絕大多數的灶戶都是極端貧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歲「始受書鄉塾」，至十一歲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繼續上學，「辭塾師，就理家政」①，參加勞動，備受艱難困苦。但是，他聰明好學。「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②王艮自十九歲起，奉父親之命經商，開始販運私鹽，從中牟利，由此結束了灶丁生活，擺脫了貧困，「家道日裕」。其時，他以山東為孔子故鄉所在，徑趁其地，入曲阜，謁孔廟，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奮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讀《孝經》、《論語》、《大學》三書。他學無師承，信中談說，逢人求教，以頑強的精神自學儒家經典著作，遂從經商轉向治學。二十六歲時，曾替父親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經理財用，人多異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於經商理財，而且善於學習和思考。「講說經書，多發明自得，不泥傳注。或執傳辯難者，即為解說明白」，不拘泥儒家經典的釋義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學。二十七歲時，他「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於有得，自是必有為聖賢之志」，欲為天下萬世師。二十九歲時，「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同徹，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語默皆在覺中」。於是毅然以先覺為己任，欲救斯民於水火①。開始在家鄉講學。其學主「格物」，「以悟性為宗，以反己為要，以孝弟為實，以樂學為門，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啟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②。 正德十五年（1520），江西吉安人、塾師黃文剛聞王艮講解《論語》，頗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詫曰：何類王守仁語也。王艮大悅，遂於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頭戴自製紙帽，身著稀奇古衣，手執笏板。「觀者環繞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對他有些鄙視，王艮對王守仁的觀點亦不完全同意。經過多次究竟疑義，反覆論難，最後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為師，從此在王門達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銀，這時王守仁改銀為艮，字汝止。 ①分別見《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卷三《年譜》七歲和十一歲條，1922年印行。②李贄：《焚書》卷二《為黃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民國年間陝西教育圖書社鉛印本。①以上皆見《全集》卷三《年譜》。 ②《全集》卷五《疏傳合編上·吳甡從祀奏疏》。 第二節師生之間 「艮本狂士」① 在政治思想上，由於家庭出身和個人經歷不同，尤其是所處的階級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師王守仁之間始終存在著明顯的意見分歧。在學術觀點上，王艮有反對儒家正統思想的一面。在治學態度上，又具有頑強的獨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學王門之後，經常在各種問題上與王守仁發生矛盾和衝突。「時時不滿其師說」②，甚至「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③。嘉靖二年（1523），王艮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拯救民眾，自製一駕蒲輪車，帶著兩個僕人，北上京師。一路之上，他聚眾講學，「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面向社會，面向普通群眾，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這次北行講學活動，無論是講學形式還是講學內容，皆有悖於王學正宗，具有鮮明的「異端」色彩，從而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極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觀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轟動一時。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強烈不滿，特地遣人令他作速南歸。王艮回到紹興，欲見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氣太高，行事太奇」，嚴厲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直到王艮長久跪地求情，承認錯誤，始予寬恕。 嘉靖三年以後，王艮主要在紹興及南直隸廣德州、泰州、南京等處從事講學活動，結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學者。同時進行著述，撰寫《復初記》、《天理良知說》諸書，多數是承襲師說，重複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觀點。但也有所發揮，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張，顯示出不同於王學的獨立見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紹興舉行會葬。王艮乃「大會同志，聚講於書院，訂盟以歸」①。自此開始創立泰州學派。 ①《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附王艮傳》。 ②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二《泰州學派·王艮傳》。 ③《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附王艮傳》。 ①《全集》卷三《年譜》四十七歲條。 第三節創立泰州學派 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會見王門同學鄒守益等人，聚講於雞鳴寺。 十年，居家講學。是時四面八方的學者以及傭工、樵夫、農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紛紛入門定師弟禮，門徒日眾。艮「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並由此陸續寫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與南都諸友書》、《均分草盪議》、《王道論》、《大成歌》等，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政治、學術觀點。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兩書，被譽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飢，「族家子至除夕多不舉火」。艮命長子王衣以所食粟賑之，並勸鄉里富者共濟饑民。 十五年，會王畿於金山，訪唐順之於武進。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訪艮，且為其構東淘精舍數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陽之御史吳悌兩次至泰州造訪王艮。是年，艮「玩《大學》，因悟格物之旨」。時，有不諒艮者，謂其自立門戶。王艮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罔極恩，學術所系，敢不究心以報。」 十七年，以安豐場灶產不均，貧者多失業，奏請攤平，幾十年不決。會運佐王公、州守陳公共理其事，遂謀於王艮。艮竭心經畫，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從十八年起，王艮時時患病，而四方入學者日益眾。艮「據榻講論，不少厭倦」①。 總觀這一時期王艮的活動，一在與王門同學和各界官紳廣泛接觸交遊，以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二為注意社會現實問題，關心民眾的切身利益，為民請命，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三是在此基礎上，以家鄉安豐場為基地，繼承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廣收門徒，聚眾講學，著書立說，建立自己的學派，傳播自己的學說。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1541年1月4日），王艮以病不治，卒於家，終年五十八歲。有子五，長王衣，字宗乾，號東堧；次王襞，字宗順，號東堧，「皆能承其家學，不習舉業」②。 王艮因出身貧寒，「自少不事文義」，文化水平較低，所以「鮮少著述」。今傳《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五卷）內所載之語錄、論文、詩，多系經過其子和門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學派的創始人中亦屬少見。①以上參閱《全集》卷三《年譜》有關各條。 ②袁承業：《明儒王東堧東隅東日天真四先生殘稿序》，見《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 第四節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對後世的影響 王艮開創的泰州學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學派，也是明末具有強烈「異端」色彩的思想派別。這個學派與王守仁的「良知」說關係很深，基本上以陸王心學作為它的道德倫理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的理論基礎，是從王學演變分化出來的。但是它又有別於王學，自成體系，獨樹一幟，具有明顯的叛逆精神。李贄曰：「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為最英靈。」①王艮泰州學派的主要學說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學」。這是泰州學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學派產生、形成於明中葉正德、嘉靖年間，實質上是當時社會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的產物。這時明皇朝已經走向衰落，政治腐敗，賦役日增，農民起義接連不斷，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也日益激烈，整個社會動盪不安。為了挽救封建統治危機，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師圍剿「山中賊」，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而且為了破「心中賊」，從思想上消滅農民起義，提出了一劑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為主要宗旨的主觀唯心主義心學，主張恢復人的本性，去惡從善，「去人慾，存天理」，放棄追求物質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聖賢。王艮，雖曾在中年拜王守仁為師，入王門多年，在哲學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響。但他畢竟出身於世代受壓迫的貧苦灶戶家庭，本人又當過灶丁，對勞動人民所受的剝削有著真切的體會，因此他和王守仁勢必存在著分歧。這種分歧，首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學」（或稱「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從思想淵源和理論形式看，雖然與古代儒家的傳統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說有關，但是在實際內容上卻有著重大的區別。「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實在事物，即「本體」。王艮認為，「日用」就是「本體」。他所說的「百姓」，不僅是指受壓迫的下層群眾，而且包括廣大士、農、工、商；「道」，亦非傳統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價值，人們的吃飯、穿衣等日常物質生活需要。他說：「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確地把解決人們日常的物質生活需要作為「道」的中心內容和檢驗「道」的標準。又曰：「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①「聖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質生活需要，使他們喪失生存權利，挨飢受凍，那就不是「聖人之學」了。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慾，存天理」的禁欲主義思想，顯然是格格不入，互為對立的。不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還包含著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強調發展平民教育。這是王艮泰州學派與王學的又一個區別，也是泰州學派的另一個重要特色。王守仁說：「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①李贄：《焚書》卷二《為黃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①以上引文均見《全集》卷一《語錄》。 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①竭力讚美唐虞三代「五倫之學」。王艮則不同。他是一個平民出身的學者，而且始終與下層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所以他敢於衝破封建統治階級對文化教育的壟斷，提倡發展平民教育，力圖把高深的儒學改造為士、農、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學」，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學」去取代經生文士的正宗儒學。這一點，在王艮所招收的門徒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他的學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則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學生林春出身傭工，朱恕系樵夫，韓貞是陶匠。在泰州後學中，還有不少是農夫和手工業者等。 二曰「格物」（亦稱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論，在他入學王門之前已有所得，所謂「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是也。泰州學派的「格物」，也同樣有別於王學。不僅不贊成人為的道德修養功夫，以為「凡涉人為，皆是作偽」，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學和倫理學問題，即「安身立本」之說。王艮訓「格」為「格式」之格，而其「物」則指「身與天下國家」。他說：「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國家事，是之謂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①。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滿足人們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時要維護人的尊嚴，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個人的獨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祿害身，不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愛，實現「人人君子」的社會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王艮還針對明中葉所存在的尖銳的現實問題，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要求，主張行「仁政」、「務本而節儉」、重視平民教育。 泰州學派的上述主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勞動人民要求擺脫貧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級和封建特權的積極意義。但是在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嚴重對立的封建社會，只能成為一種幻想，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王艮本人作為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者，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學說在不少方面未能擺脫王守仁心學的影響。尤其在他晚年過分強調孝弟，上書嘉靖皇帝，陳言「盡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為教，時時、日日、月月大講孝道②。為了倡導新說，他甚至製造了一些悟道、夢兆之類的神話，表現出一種宗教式的狂想，最終流於空疏。 然而，王艮的歷史功績是必須肯定的。他所開創的泰州學派，在明中葉以後得到廣泛的傳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門牆之盛，影響之大，皆在王門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之上」③。據不完全統計，泰州學派自王艮至五傳弟子共計四百八十七人，內屬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東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陝西、廣東各一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弟子中為廣西、雲南、甘肅三省之官者甚夥。他們當中，①《王陽明全集》卷二《答顧東橋書》。 ①《全集》卷一《答問補遺》。 ②《全集》卷二《與南都諸友書》。 ③《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和《王畿傳附王艮傳》。 以進士為達官者三十六人，以舉人為官者十八人，以貢仕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農吏為賢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鄉賢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載入《明史》一書者二十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三十餘人。總之，「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①。於此可見，泰州學派人物之興旺，同時也說明它既以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級勢力較為強大的東南為其主要傳播地區，但又決不是囿於一隅的地方學派。「陽明學派，以龍溪、心齋為得其宗。」②王艮的泰州學派，為王門兩大學派之一。然而，它在歷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響，並不是由於它宣傳王學，恰恰相反，是因為它在明中葉以後封建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日趨動搖、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的年代，敢於衝破封建專制制度的樊籬，否定傳統價值觀念，強調人的自然本能與生命價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學」和「淮南格物」等違背儒家正統、有別於王守仁心學的「異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覺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龍蛇」、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英勇氣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羈絡」③、敢於破除名教的無所忌憚的叛逆精神。這是王艮泰州學派的本質，是它與王學的根本區別，也是它最可貴的精神所在。這種精神，在泰州後學的代表人物何心隱和李贄等人的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州永豐人，「家世饒財者也」。他自三十歲中舉人之後，即放棄功名，從師顏鈞（山農）學「心齋立本之旨」，從事講學活動。東起杭州，西至重慶，南止福建，北到京師，都留下了他講學的足跡，是泰州學派中一位反封建的鬥士。何心隱與王艮一樣反對王守仁「去人慾，存天理」的禁欲主義思想，主張「與百姓同欲」，肯定人類物質欲望的合理性，認為廣大勞動人民同樣有要求滿足生活需要的權利，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橫徵暴斂。他的另一個主要觀點，是在社會組織方面敢於衝破封建倫理綱常的束縛。李贄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賢聖之道。」①何心隱主張擯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倫，把朋友和師弟關係置於其他一切關係之上，並用一種組織形式聯繫起來，建立一種「會」，以「盡道」、「盡學」。他還按照自己的設想，在家鄉試行過「合族」的集體生活的計劃，試圖實現「老安少懷」的理想社會。最後因為堅決維護講學自由，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遭受內閣首輔張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統治階級誣為「妖逆」，於萬曆七年（1579）九月在武昌為湖廣巡撫王之恆杖殺。「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不知公之冤也」②。「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③。 ①袁承業：《明儒王心齋先生弟子師承表序》，見《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②《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 ③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二《泰州學派·序》。 ①李贄：《焚書》卷二《何心隱論》。 ②李贄：《焚書》卷二《何心隱論》。 ③《焚書》卷二《為黃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