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二十章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紹興餘姚（今屬浙江）人。以曾隱居講學陽明洞，自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學家。 第一節心憂天下，「格物窮理」 王守仁先世山東瑯琊人，為東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後裔。父王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1481）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少詹事，禮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等職。守仁初名雲，五歲時改名守仁。十一歲隨父入北京。其間，他曾出遊居庸關、山海關，目睹北方少數民族對京師的威脅，同時又聽到京畿地區石英、王勇以及陝西石和尚、劉千斤農民起義的消息，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憂慮，數次欲獻策於朝廷，被其父斥為「狂」而止。二十一歲時中舉人。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歲登進士，入工部實習。時西北邊境少數民族不斷騷擾，有長驅直入之勢。王守仁面對形勢，「不勝為國惓惓之至」，就上邊務八事：「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①翌年，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尋出南直隸淮安等府審決重囚、主持山東鄉試。弘治十七年九月，補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這一時期為王守仁的青少年時代，興趣廣泛，思想變化不定。中舉人以前，已仰慕「聖學」。二十一歲中舉人以後，他在北京開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窮理」之學。朱熹謂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親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後成為「聖賢」。然而，他從早「格」到晚，一直堅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場大病。此後，他開始懷疑、放棄朱熹的「格物」之學，隨世俗習辭章，並結詩社於餘姚龍泉山寺，以文會友，研討詩賦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騎射，處處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無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學，同道士談養生，向和尚問禪機，隱居紹興陽明洞靜坐修道，「遂有遺世入山之意」。這時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別是佛教禪宗的主觀唯心論，對他後來創立「心學」有著重要的影響。 ①《陳言邊務疏》，《王陽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 第二節龍場徹悟，「理在心中」 封建統治者內部無休止的權力之爭，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捲入鬥爭的漩渦，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過這個苦頭。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長子朱厚照嗣位，是為武宗，以次年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歷史上有名的「風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等八人，恃寵操柄弄權，分布要害，無惡不作，人稱「八虎」，而劉瑾尤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懲辦劉瑾一夥，以件旨罪被逮下詔獄。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書申救，稱「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懇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①。這一事引起劉瑾發怒，把王守仁下錦衣衛獄，矯詔杖五十。死而復甦，謫貴州龍場（今修文）當驛丞。王守仁一下子變成了流徒，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轉。 王守仁既謫，劉瑾仍不罷休，「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正德二年（1507）夏，王守仁赴謫行至錢塘江，度不免死於途，於是急中生智，乘夜佯為投江，浮冠履水上，遺詩曰：「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慮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經湖南，赴貴州。劉瑾果然移恨於其父，免去王華南京吏部尚書，勒令致仕還鄉。②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西北部萬山叢中，為少數民族雜居的荒僻之地，人煙稀少，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自然條件十分艱苦。他到驛之初，無屋棲身，就穴而居。他原為官正六品，貶為驛丞，沒有品級，地位低下，任務只是「典郵傳遞送之事」③。這種艱苦環境和地位，如他後來自己說：「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橫逆之加，無月無有」①，吃盡了苦頭。當年他才三十七歲，正年富力強，而鬱郁不得志。置身窮荒之地，又無書可讀，不免深感惆悵，精神空虛，只有尋找寄託，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脫內心的痛苦。因此，他謫居龍場兩年②，除了應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導、開辦書院、教人讀書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體驗「聖人之道」。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靜坐，超脫於「得失榮辱」之外。據說，忽然在一天夜裡，體驗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叫起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滿自足地存在著，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尋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錯誤的。為了證實自己的體驗是否完全正確，他還以所記憶的《詩》、《書》、《禮》、《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經①《乞有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王陽明全集》卷九。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③《明史》卷七五《職官·驛》。 ①分別見《王陽明全集》卷四《與王純甫》、《寄希淵》。 ②王守仁自雲「謫貴州三年」，其實，他自來龍場，到赴江西廬陵任知縣，前後僅兩年。典之言證之，結果「莫不吻合」③。於是「日坐石穴中，默記舊牘，輒為訓釋」，寫了一部書，名曰《五經億說》④。朱熹主張理和氣不能相分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理在先，氣在後」。王守仁則認為：「理」在心中，心外無物。「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⑤這是他們哲學思想的主要區別。王守仁所說的「理在心中」，是從與泉熹同時代的陸九淵那裡繼承過來的。陸九淵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遠不變的。 在龍場驛丞任上，王守仁在應聘任貴陽書院主講時，還提出「知行合一」說。他認為：有人把知與行看成是兩回事，是由於「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其實兩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①。他不僅認為知是行的起點，又是行的歸宿，而且對行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把行歸結於知，最後強調的是知。知與行是兩個不同的範疇，若混為一談，模糊了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差別，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突破了長期以來把知與行兩者互相割裂、絕對對立的形上學觀點，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意義，這對於哲學理性思維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可是，王陽明在反對朱熹「理在心外」的過程中，滑向了陸九淵「理在心中」一邊，從客觀唯心論轉向了主觀唯心論。③錢德洪：《王陽明年譜》正德三年條。見《王陽明全集》卷三二。 ④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⑤《傳習錄·答顧東橋書》，《王陽明全集》卷二。 ①《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一。 第三節鎮壓農民起義 明朝在宣德以後開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間，明代政治危機頻頻發生，北部邊防形勢緊張，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嚴重。正德五年（1510）初，劉瑾與張永等人之間的權力之爭逐漸白熱化，結果劉瑾失寵被誅。劉瑾死後，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離開貴州龍場，內調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廬陵縣知縣。在縣僅七個月，便於十一月入京朝覲。十二月，遷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為吏部尚書楊一清所賞識，調入北京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十月，升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七年三月，晉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為南京太僕寺少卿，赴南直隸滁州督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鴻臚寺少卿。十一年（1516）九月，因閩、贛等省農民起義勢不可當，兵部尚書王瓊特舉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成了掌管一方軍政大權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謫居貴州時，農民起義已此伏彼起。龍場驛附近也發生過少數民族起義。正德三年以後，先後爆發了江西王浩八起義，四川藍廷瑞起義，河北劉六、劉七兄弟起義。這些起義雖然很快遭到鎮壓，但為時不久，在贛、閩、湘、粵交界的深山險谷地區，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農民起義。正德十一年（1516），江西謝志珊稱「南征王」，聚眾起義，占領橫水、左溪、桶岡等地。與謝軍相呼應的，有池仲溶稱「金龍霸王」，據廣東浰頭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師富起義；江西大庾陳曰能起義等。 王守仁這次出任南贛、汀、漳等處巡撫的任務，就是鎮壓以上各地的農民起義。 接到任命之後，方「抱病請告」在家的王守仁，為報效朝廷之恩，不顧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陸兼程，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趕到江西贛南，開府上任。他認為過去之所以鎮壓不力，「機宜屢失」，不斷失敗，主要是由於從外省調動軍隊，不能經久駐紮彈壓。因此，他一到任即改變做法，採取挑選贛、閩、湘、粵四省精兵和召募鄉兵相結合的辦法，選「能將」督練，整肅軍紀，對農民起義軍進行血腥鎮壓。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進攻福建大帽山詹師富起義軍。初戰長富村，雖獲小勝，但至象湖山一戰，便損兵折將，明軍指揮覃桓等戰死。為扭轉敗局，王守仁使用計謀，率兵退屯上杭，以退為進，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後再舉」，以此麻痹農民起義軍。二月中，乘夜間漆黑一片，突然命將分三路對象湖山發動進攻，詹師富等七千餘人被俘。四月回師上杭。這時，王守仁進一步提出：贛、閩、湘、粵四省交界處山嶺相連，而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託，只設巡撫一員，「責任不專」，「軍伍無制」，以致「盜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為加強軍權，請求朝廷給旗牌，提督軍務，便宜行事①。兵部尚書王瓊再次「使從其請」②。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著手改革兵制，立兵符節制：以二十五人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佐之；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為①見《欽奉敕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王陽明全集》卷十六。 ②《明史》卷一九八《王瓊傳》。 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各級可「遞相罰治」。「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③這年七月，王守仁統兵進攻大庾。時江西農民起義軍主要分布在橫水、左溪、桶岡三處。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王守仁所見與眾不同。他認為三處起義軍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咽喉，而橫水、左溪為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腹心，而桶岡為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者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只有先攻橫水、左溪二處，再移兵桶岡，方能成破竹之勢④。最後按照王守仁的主張於十月出兵圍攻橫水、左溪。農民起義軍英勇還擊，終因寡不敵眾，謝志珊等數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擊桶岡起義軍。十三年（1518）正月，移兵攻廣東龍川浰頭等地。至三月，大規模的武力鎮壓暫告結束。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前後一年左右的時間內，王守仁統率的軍隊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殘酷殺害農民起義軍一萬八千餘人，並對當地農民群眾實行野蠻的燒殺掠奪政策。 為了加強明皇朝在這些地區的政權控制，在進行軍事征剿的同時，王守仁相繼奏請朝廷添設福建平和、江西崇義、廣東和平等縣。他一到達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圖從根本上孤立農民起義軍，斷絕農民群眾與他們的聯繫，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其法：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跡可疑之事，馬上報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隱匿不報，十家連坐①。在鎮壓農民起義以後，又在贛州等地制立「鄉約」，推行保甲之法。同時，以「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處興建社學，延師教子，為統治階級培養人材。但在兒童教育方面，卻有其可取之處。他認為：「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不能使童子「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②由於王守仁鎮壓農民起義有功，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被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晉爵，成為一個正三品大臣，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盡。十四年（1519）正月，在江西疏謝升蔭，並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請致仕，但沒有得到批准。從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為維護明朝統治效勞了。 ③《兵符節制》，《王陽明全集》卷十六。 ④《橫水桶岡捷音疏》，《王陽明全集》卷十。 ①《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王陽明全集》卷十六。 ②《王陽明年譜》，正德十三年四月條，《王陽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節平寧王之亂，無功反遭妒 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種下的苦果。立國之初，廣封諸王，賦予各王軍政大權，最後成為朝廷的肇禍之基礎。從建文朝起，雖經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僅在正德一朝，繼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後，十四年（1519）六月正當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處理福州三衛軍人謀叛事件時，在南昌又爆發寧王朱宸濠舉兵反叛朝廷的嚴重鬥爭。 哀濠（1477—1520），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後代孫，為第五代寧王。寧王封地原在大寧，自永樂二年（1404）改封南昌之後，對朝廷始終懷有不滿情緒，「早蓄異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①，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1507）以後進一步發展為勢不兩立。朝廷對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則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護衛，歸還所奪官民田土。宸濠知陰謀敗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縣各級要員前來慶賀謝酒之機，稱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監國，發動反叛，凡不從命者殺，收繳各衙門印信，釋重囚，開府庫，設丞相，封官爵。隨後，「集兵號十萬」，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發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聲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號「順德」，並分兵北上①。江西各界一時上下為之震動。 王守仁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達豐城縣聞宸濠反，忠憤至極，沒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決定緊急逆流返舟趨吉安。值南風急，舟不能前，乃於舟中焚香密禱，「誓死報國」。須臾，北帆盡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張疑設計，易服潛行，連續三晝夜沒有休息，於十八日趕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專人火速齎疏赴京告變，並在疏中說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謂：「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②一面，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計，制定方略，傳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狀，集兵籌餉，並佯奉朝廷密旨，號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人守南昌，自己帥舟師順江東下，進攻安慶。時眾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王守仁綜觀全局，根據雙方力量對比，力排眾議，認為必須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為寧王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眾，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斗，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①①《明史》卷一一七《寧王傳》云：弘治十年朱覲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三二《寧王傳》謂：弘治十二年嗣。謝蕡《後鑒錄》作弘治十一年。今從謝說。①謝蕡：《後鑒錄》。 ②《飛報寧王謀反疏》，《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①《擒獲宸濠捷音疏》，《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慶不能克，聞王守仁將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於七月十七日棄安慶，遣兵二萬倉皇回師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統兵攻南昌，逆擊寧王回師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雙方戰於鄱陽湖。守仁師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敗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嬪皆赴水死，將士焚溺死者三萬餘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責不用命者，議未決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等俱被活捉。為時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連上《江西捷音疏》、《擒獲宸濠捷音疏》。其中，後一疏寫道：寧王「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議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眾。..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②。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讚賞。可是，王守仁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以武宗為代表的一些人，為了爭奪這份戰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勞掛到自己頭上，不僅不承認王守仁的功勞，反而千方百計要把他打成宸濠同黨，使他差一點與之同歸於盡。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遊」，搶奪民女，遊山玩水，由於廷臣勸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終於為他找到了機會，可以借「征討」之名，行南遊之實。八月，當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卻在北京下詔親征，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他身邊的一批太監人等也紛紛謀欲奪功，宦官張忠、張永，邊將江彬、劉暉，武宗的乾兒子許泰等人俱稱「將軍」，帶兵數萬人，前呼後擁開出京城。至良鄉，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請止親征疏》。疏謂：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隊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不必「親征」了。又說：「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他恐沿途發生意外，將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闕門①。因為武宗意在南遊，故疏入而「屢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迴鑾，不聽」②，繼續率眾南下，不讓守仁北上獻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發檻車北上，再次要求「獻俘闕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時張忠、江彬、許泰等人卻說當將宸濠放回鄱陽湖，待他們一夥擁著武宗親自與之「戰」，重新活捉這隻死虎，而後再「奏凱論功」。並為此屢次派人到江西廣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獻俘。張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筆勾銷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勞之外，還有更險惡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師重道」、欲從王守仁「講明聖學」為名，派人前去探詢王的態度。王守仁則派他的門生、湖廣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處講學，「以探其誠否」①。因此，當王守仁俘獲宸濠之後，張永等人為奪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說王守仁始同宸濠謀反，後知事必敗，②見《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①見《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①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卷三七。 轉而擒宸濠脫罪、攘功②。又稱「守仁宸濠黨」，「遲早必反」③。為找到王守仁的「罪證」，他們還將冀元亨逮捕下獄，酷刑逼供，結果雖「無片語阿順」④，但他們的言行卻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處境十分危險。在紹興，已經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產，準備抄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守仁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達廣信之後不顧他們的阻擋，連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將之交給張永。 張永與張忠一夥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復命，備言王守仁忠誠及張忠等人叵測之心。張忠之流再生一計，說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無君上。當王守仁應召奔至龍江，他們又從中阻撓，不讓他見皇上。王守仁憤而綸巾野服入九華山⑤。張永聞知，再次進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釋，使王守仁「危而不死」，並受命兼任江西巡撫。十一月，張忠一夥又藉口「討宸濠餘黨」，不顧江西生民塗炭，統領南下京邊軍萬餘人入南昌大肆騷擾，同時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語，攻擊辱罵王守仁，故意挑釁。王守仁忍讓不為所動，一一致以主客禮。張忠還強迫王守仁與之比武射擊，王守仁三發三中。張忠最後無隙可尋，才不樂而罷。但是事情還是沒有結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為功，竟與張忠、江彬等人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為凱旋狀。至正德十五年七月①，武宗以大將軍鈞帖命令巡撫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無可奈何把這次平叛的勝利，首先歸功於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並將張忠、江彬、許泰等人作為平叛的「功臣」，一一寫入奏書，滿足了他們奪功的欲望。於是，疏入即議「班師」回京。王守仁這才釋去心頭重負，轉危為安。 ②謝蕡：《後鑒錄》。 ③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王守仁》。 ④《王陽明年譜》，正德十五年八月條。 ⑤此事，《王陽明年譜》繫於正德十五年正月條。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節建書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為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文臣武將所津津樂道並樹為楷模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鎮壓農民起義和平息寧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慾」、「存天理」為核心的「心學」說，即「陽明學說」。正德年間，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時期，也是他思想體系最終形成和確立的關鍵階段。 湛若水是與王守仁共倡「聖學」的好朋友，他在談到王守仁學術思想的轉變時說：守仁「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歸於聖賢之學」②。王守仁的門生黃綰認為：正德九年以後，其師「始專以良知訓學者」③。這些評價是符合實際的。當時，隨著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矛盾的激化和統治階級內部衝突的發展，使王守仁進一步認識到思想意識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統領官軍殘酷鎮壓農民起義的時候，王守仁在給他的門生薛侃的信中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①認為對農民起義軍可以用武力鎮壓，對付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壓迫的思想精神，單純依靠武力是難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辦法才能解決。為破「心中賊」，他在出任南贛、汀、漳等處巡撫、提督軍務和兼任江西巡撫的近六年間，一方面利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時他發布大量的「告諭」，制訂「鄉約」，不遺餘力地提倡封建倫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和順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心要平恕，事貴含忍，講信修睦，溫良遜讓，息訟罷爭，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毋以眾暴寡，毋以強凌弱，為政者撫輯下民，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總之，人人要去惡從善，永為良善之人②。另一方面，在戎馬倥傯之中，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 具體有創辦書院，招集子弟，日夜講學，形成自己的學派，「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眾，而講學不廢」③；出版著作，擴大影響。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學》和《朱子晚年定論》。八月，刊刻《傳習錄》。九月，建贛州濂溪書院。《傳習錄》是他一生講學的記錄稿，由門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學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時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續刻時增為五卷。全書共九萬餘言，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心學」思想：「心生萬物」說、「知行合一」論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說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開始正式提出來的。它是王守仁「心學」理論的核心與根本，「所謂守仁學以致良知為本」②湛若水：《陽明先生墓志銘》，《王陽明全集》卷三七。 ③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卷三七。 ①《與楊仕德薛尚謙》，《王陽明全集》卷四。 ②綜合《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告諭各府父老子弟》、《告諭新民》、《告諭》，《王陽明全集》卷十六；《南贛鄉約》，同前書，卷十七。 ③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卷三七。 ①。他日日講，反反覆覆講了一二十年。 所謂「致良知」，其要點大體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敗壞，時局動盪。這種尖銳的社會矛盾，不僅要求統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調整權力分配，使封建國家機器得以繼續運轉，而且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向思想家們提出了「更新觀念，改進儒學，為協調人際關係、穩定社會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學根據的任務」②。王守仁「致良知」說的產生，正是適應了這一需要，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當時，王守仁統領的官軍殺害了數以萬計的農民群眾，而他自己在平息寧王叛亂中也受到張忠、許泰一夥的誣陷。農民群眾的正義鬥爭和寧王反叛、張忠一夥的爭權奪利，本是性質截然相反的兩回事，而王守仁卻不加區別，統統認為是人心「不正」、「私慾」作祟的結果。因此，他主張要用所謂「良知」去代替「私慾」。他說：「經今變後，始有良知之說。」又說：「自經宸濠、忠（張忠）、泰（許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自今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見」③。 第二，「致良知」的淵源與內容。「亞聖」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發展起來的。他前前後後說了許多，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識。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①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②。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③比如說，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惡、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來就有的，「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這些都叫「良知」。可見，王守仁所說的「良知」，歸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綱」「五常」、倫理觀念和人的道德修養。一句話，就是要發現「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④。只要恢復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複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慾，存天理」⑤。「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⑥「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沒有惡的一閃念，是由於他去掉了「私慾」，存了「天理」，故其「心與天地一體」，「與天地同流」，對天下之人無分內外遠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慾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慾」，不要「相矜以知，相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王守仁》。 ②張顯清：《試論陽明心學的歷史作用》，載《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③《王陽明年譜》，正德十六年正月條，《王陽明全集》卷三三。 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羅欽順》。 ②《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二三。 ③《與王公弼》，《王陽明全集》卷五。 ④《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一、卷二。 ⑤《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一、卷二。 ⑥《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卷十七。 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就能做到致良知⑦。「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血骨」，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的「孔門正法眼藏」①，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實現「大同」了②。王學雖然和朱學在如何看待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關係上存在著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慾以為本」，維護封建剝削制度這個最主要的問題上卻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張要性善，不要有「惡」的念頭，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謂「致良知」的實質，就是用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作為人們的行動準則和規範，禁錮人們的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要是要求勞動人民放棄為生存而鬥爭，安於現狀，永遠忍受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通過「去私慾」，達到保存封建剝削制度之目的。 總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萬物」或「心與天地一體」，是一脈相承的，都是顛倒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的關係。這種世界觀、認識論從根本上說是謬誤的，是先驗論的表現，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在明中葉各種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陽明心學的產生，不僅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積極因素。它強調「心」的作用，強調專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強調人的自我意識，強調它是世界的本原、本體、主宰。「強調主體意志，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重視人的價值，重視人類自身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這是對中國古代人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如此，陽明心學『開發』、『開大』等特點還改變了朱門後學支離繁瑣、帖括拘泥的學風，活躍了學界的哲理思維，提高了學人的思維能力和理論水準，把宋明理學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史上開闢一個新的時期。」①同時，在政治上也有助於緩和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以及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社會秩序暫時得以相對穩定。所以，它一經提出就能產生巨大影響，並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成為儒學的主流。 ⑦《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二。 ①《與楊仕鳴》，《王陽明全集》卷五。 ②《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二。 ①張顯清：《試論陽明心學的歷史作用》，載《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 第六節身居閒職，講學不輟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憲宗之孫朱厚熜入立，更號嘉靖。 王守仁因鎮壓農民起義和平息寧王之叛，「安靜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馳驛赴京。可是，由於當時朝廷為「大禮議」之爭鬧得不可開交，最高統治集團鬥爭的結局對他也不利，故銜王守仁的費宏再度得勢入閣，而過去積極支持他的兵部尚書王瓊則因坐結交宦官罪被發往綏德充軍，加之時論對他以「致良知」為主旨的「心學」毀譽不一，因此，讒邪構煽，禍變莫測。就在王守仁奉旨出發之時，費宏等人潛諷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喪事未畢，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遂下令止守仁於浙江錢塘道上，命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戰在外，家中「親老多病」為辭，就地上疏懇乞順道回里省親，獲准。 自永樂朝國都北遷之後，南京改為留都，與北京一樣設有一整套官僚機構，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實權，沒有什麼大事可干，全都是閒散職務。王守仁的兵部尚書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餘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對參加平叛寧王的各官員論功行賞，名義上封王守仁為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並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但實際上，不予誥券，不給歲祿，徒有虛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為示遷，而陰多絀之，廢斥幾無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個別人得到加官晉級。王守仁聞之，憤甚。嘉靖元年（1522）二月，父王華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屢次疏辭封爵，並建議起用平宸濠有功諸臣，咸不報。同年，御史程啟充、給事中毛玉等秉承費宏之意，倡議論劾王守仁，反對「心學」。官僚章僑、梁世驃等人也上書，謂：三代以下「正學唯朱熹」，現在有人以「異學」號召天下，取陸九淵之簡便，誣朱熹為支離，應下令天下嚴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請朱熹的後裔朱墅充「五經博士」。在科舉考試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陸、王之「心學」。還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為寧王宸濠同黨的問題①。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喪服，例應起復，不召。禮部尚書席書、御史石金、光祿寺少卿黃綰等交章論薦，因費宏阻撓，仍不召用。有人屢推王守仁為「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②。一直在家閒住了六年。面對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開表示要做一個「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鄉愿」。他說：無論別人如何忌嫉他勢位隆盛，非議他與朱熹爭異同，攻擊他門徒日眾，他都要「只依良知行」①，把謗議置於一邊。並聲稱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謂學問都是邪妄和異端，世界上的知識除「良知」之外沒有可講的。後來還將他最得意的「四句教」：「無善無惡是心之本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②，傳授給他的門生。另一方①據楊天石：《王守仁》，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31頁。 ②《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 ①《王陽明年譜》，嘉靖二年二月條。 ②《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三。 面，繼續講學不輟，先後在紹興創辦稽山書院和陽明書院，招集紹府八縣及湖廣、廣東、南直隸、江西等省子弟，僅在稽山書院者即多達三百餘人。嘉靖六年初，廣西思恩、田州地區爆發了瑤、僮各族人民起義。當地少數民族領袖人物盧蘇、王受等人，由於明皇朝準備改土司為流官，進行直接統治，觸犯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也乘機脅眾煽亂，總督姚鏌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無計可施，最後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張璁等人的意見起召王守仁。五月，詔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③。守仁聞命，因「痰疾增劇」而上疏請辭。不允，並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紹興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廣西梧州，上疏謝恩，同時條陳軍政大事，一曰：思、田地處邊陲，不宜改土（司）為流（官），必須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為中土屏蔽」。二曰：當前所應憂慮者是各族人民起義，不是一二個上層人物的叛亂，對他們不必大動干戈，應當予以招撫，以便共同鎮壓各族人民起義④。是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撫政策的威迫下，盧蘇、王受率眾一萬七千餘人到廣西南寧接受投降，並請馬上帶兵殺「賊」，立功贖罪。王守仁稱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為了明理學，正人心，振風教，王守仁於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學，六月立南寧學校。七月，在朝廷沒有降旨的情況下，他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故伎重演，採用「罷湖廣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義軍，命將分道圍剿廣西八寨、斷藤峽等處義軍，遍搜山洞，殺害四千餘人，血腥鎮壓了轟轟烈烈的斷藤峽農民大起義。是月十二日，他上經略疏，亟言在這些地區必須改立衛所，開設縣治，從根本上切斷農民起義軍的脈絡和咽喉。「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以復漸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①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斷藤峽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疏入，未報，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縣，病勢危亟，彌留之際，仍問門生近來進學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學」。門生問何遺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復言」。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辰時氣絕死，終年五十七歲②。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書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離職守，又言處置思、田事宜失當，學術不端，詆毀朱熹，招集門徒，互相倡和。雖平「賊」、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乃詔奪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慶元年（1567）五月，因「廷臣多頌其功」，才追為新建侯，諡文成。二年，子正億嗣世伯爵。萬曆十二年（1584），以大學士申時行等人之請，准入孔廟從祀。「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①。 《明史》贊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實，在政治上他並不值得稱道。在學術上，雖然他的「心學」是集歷代主觀唯心論之大成，但是畢竟自成體系，又敢於公開非議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學僵化③《明史》本傳作「總督兩廣兼巡撫」，有誤。兼巡撫，時在十二月。 ④《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王陽明全集》卷十四。 ①《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王陽明全集》卷十五。 ②《罪惟錄》等書作「年五十有八」。 ①《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 的教條，具有活躍人們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對明後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啟迪的作用。他的學說對日本、朝鮮等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足跡所至，注重興學校，辦書院，招徒講學，「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