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十七章丘浚李東陽

第一節丘浚 名重於公卿之間 丘濬（1418—1495），字仲深，號瓊台，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讀書。浚聰穎早慧，過目成誦，年十九為諸生。正統九年，舉廣東鄉試第一。十二年赴京參加會試，不第。入太學而卒業，祭酒蕭鎡器重丘浚，以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舉進士。廷試當為一甲及第，以策中頗觸時諱，遂以貌寢為由改二甲第一，選為庶吉士。濬在館中，益讀未見之書，聲名日聞。庶吉士散館，授翰林編修。濬既官翰林，潛心研讀墳典，見聞益廣，並究心於本朝典章制度，以經國濟世為己任。時兩廣瑤僮為亂，天順以來，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趙輔，右僉都御史韓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記於大學士李賢，言瑤僮之亂在廣東宜行驅逐，在廣西宜行圍困。當屯兵於瑤僮的巢穴大藤峽，蹂踐瑤僮所種禾稼，使之無收，再切斷其他糧食來源，困其一二年，則可剿滅之。李賢善其言，將丘浚謀劃之策獻諸朝。憲宗詔錄其策以示諸將，人咸是之。韓雍採納其直攻腹心大藤峽的建議，擬定了速戰速決的戰術，獲得勝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於公卿之間。濬任編修九年秩滿，升侍講。與修《英宗實錄》，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筆，為于謙澄清不實之詞，「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公曰：『乙巳之變，微於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眾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①。又為前工部尚書江淵洗雪，「執筆者謂黃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館臣多以為然。公獨曰：『聞當時竑教其兄為此，覬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產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眾乃服。」書成，進侍講學士。濬預經筵充講官，音吐洪暢，講對稱旨，憲宗嘉悅。旋撰《續通鑑綱目》，書成，授翰林學士。 《大學衍義補》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遷國子監祭酒。濬在任經筵講官時，萌發了纂寫《大學衍義補》的願望。《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個章節，宋洛閩諸儒特為表彰，漸獨立為書，南宋真德秀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復以己意發明之，撰《大學衍義》。丘濬以其書「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②於是發願續補其闕，既官祭酒，無政事之勞，於是著手撰述。仿真德秀原書體例，「采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為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①何喬新：《何文肅公集》卷三○《文莊丘公墓志銘》。下引江淵事同。②《丘文莊公文集》卷一《進大學衍義補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宋理宗口頭上崇慕道學，而實際上縱情聲色，以致權臣外戚，交煽為奸，真德秀撰《大學衍義》，就是針對理宗虛偽的政治道德，他想通過該書，提醒統治者要正心誠意，不能對聖人之言虛與委蛇，故其書側重強調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書所衍之義大而簡，於是在補闕時側重實際政事，丘濬指出了兩書之關係，「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專意撰述，閱十年而書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書，皇帝獎諭有加，詔謄副本發福建布政使司付書坊刊行。濬乃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詔修《憲宗實錄》，濬為副總裁官，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明代以尚書入閣者自丘濬始。既入閣，丘濬進奏孝宗，表示要選擇《大學衍義補》中可以付諸施行的部分內容，請皇帝省覽。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來的各種社會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舊弊又循然而生。要統治者振作更始並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細地作了說明。他說這些主張「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①，希望朝廷予以重視。丘濬表示，從前在國子監任職，只能寫書而無法使之施行，現在身在內閣，正是施行《大學衍義補》中治國平天下之策的時候了。丘濬表示要陸續奏進治國方略，請求皇帝審閱後，「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為聖旨」，傳命有關衙門執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丘濬奏進了哪些方略，史無明載，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詳記載。證之於《大學衍義補》，丘濬所進，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選舉、兵制、土地賦役、鹽法、海運、常平、貨幣等內容。總的看來，丘濬所論，大抵都沒有在明朝的實際政策中產生影響。孝宗時，無論選舉、官制、鹽法、土地賦役都出現了種種弊端，亟待改革，推陳出新。而在各地實際執行的政策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變化，如官制中內閣之權趨重，選舉中三途畸輕畸重，賦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戶制的劃分等等。而上述變化在《大學衍義補》中沒有它們應有的位置和應該得到的估價。濬經科舉入仕後徑官翰林，以至入閣，未嘗一歷地方之任，對於北方的黃河流域和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均無直接體驗，丘濬的知識限於從書本到書本，至多也不過徵詢於來京的官員，故其所論不免有迂闊而不符合實際的地方。如丘濬的海運之議，受到嘉靖、隆慶時被譽為才臣的萬恭的批評。又如官制之議，丘濬既頌揚太祖罷相以來的體制，卻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實地具有責任和義務，這完全背離了明朝的政治現實。至於仿周禮而要求戶部掌教化百姓等論，皆不過以復古為高，殊屬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見大約皆窒礙難行，故並未對當時的政策發生具體的影響。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經籍圖書之事。他十分強調經籍圖書的重要性，故而《大學衍義補》中有「廣圖籍之儲」的條目。丘濬認為，圖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豐富的統治經驗和臣民必須遵從統治的道德規範，具有極高的政治價值。同時圖籍記載了國家的山川、人物、風俗、物產和朝廷禮樂刑政的演變和發展。這些精神文化財富是十分珍貴的，「今賴（其）知古，後賴知今者也」①。丘濬請求朝廷對經籍圖書要給予充分的注意和愛護。他陳①《丘文莊公文集》卷一《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下引同。 ①《丘文莊公文集》何喬遠撰傳。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國過程中就注意訪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②故明初圖籍儲存不減前代，為一時盛況。迄至太宗，雖急於經營北京和北部邊疆，「猶聚眾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丘濬列舉了當前經籍圖書保存中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單說現今內閣所收藏的經籍與永樂時內閣的《文淵閣書目》相比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如不採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經籍，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丘濬奏請加強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學士而下，至於專司其職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積極清理現存圖書，訪求所缺，珍貴的圖籍，務必抄謄正副，「使一書而存數本」，分別藏於內閣、國子監、南京國子監。各藏書之處要加強管理和保護，防止遺失和蟲蛀濕壞等。丘濬還特別注意對重要檔案文件的保存，建議在文淵閣近地別建庫房，「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庋於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庋之下層」③。又「內外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開」。孝宗嘉納丘濬所請，並立即下詔訪求遺書。在丘濬的影響下，孝宗頗為重視圖籍和檔案，史載孝宗甚重《永樂大典》，召對廷臣之暇，必置此書於案，反覆閱讀。孝宗還「親灑宸翰，識以御寶」，從《永樂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見的醫學秘方，「賜太醫院使臣王聖濟、殿內臣寵，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①。流風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將《永樂大典》謄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狀況較成化時大有改善，被譽為中興之主，這當然與丘浚等一批富於學行的士大夫的輔佐是分不開的。 力矯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議政事漸成曠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過題奏文書的奏進和批答來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宮中，易受宦官的影響，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蠱惑孝宗，廣於是肆為奸利，矯旨授傳奉官，擅奪畿內民田，奏討鹽利等。丘浚憂之，乃以星變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絕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變，「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②。並列舉二十二種時弊，其疏將近萬言。孝宗嘉納其奏，卻未能盡行其言。 六年，大計天下官吏，吏部尚書王恕奏黜兩千人。其中有許多是剛剛上任的官員，他們因其前任留下的問題受累而被降黜。這種現象頗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閣中，借調旨之權，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職務。王恕對此大為不滿，屢爭不得，乃至求罷。丘浚宣言於人，謂王恕所行不合國家典制，諷示王恕糾正，二人遂至有隙。適太醫院劉文泰疏訐王恕失職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職。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謂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與丘浚益不相能。輿論於浚頗有微詞。丘浚在位，力矯世弊，居國子監及主鄉會試，痛抑諸生險怪之文。言官言事矯激過當，丘浚毫不寬假，面折其過。②《春明夢余錄》卷十三。下引同。 ③《春明夢余錄》卷十二。下引同。 ①《酌中志》卷十八《內板經書紀略》。 ②《丘文莊公文集》何喬遠撰傳。 因此丘浚結怨甚多，操縱輿論的某些言官乃乘劉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詩句，攻為不經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問。 學不阿世弘治七年（1494），丘浚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參，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學，雖老疾，披覽經籍不輟。丘浚為學，不趨時騖。明代理學大師吳與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終日無遽言疾色」①，甚至宣揚說，只要衣冠整肅，言動端正，以禮自持，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更可笑的是吳與弼以夢見孔子、朱熹而自得，以為修養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吳說了一大堆套話，於政事無補，其人徒有虛譽而已。丘浚一點也不盲目崇拜這些所謂的宗師，吳與弼門下高足陳獻章徵召來京，丘浚與談，兩人旨趣相去甚遠。丘浚沮其留用，獻章辭疾歸鄉。丘浚學不阿世，其議論頗與人殊，如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北方。歷代史筆以忠君報國頌揚岳飛，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順岳武穆之志，必直搗敵巢，痛飲黃龍，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恥。然而仔細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高宗以藩支入繼大統，意在偏安求存，南宋雖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諸種弊政，無所改造，要戰勝金國，談何容易。大家都頌揚岳飛，丘浚卻料岳飛未必能成功，違乖眾意，招來士大夫對丘浚的反感。關於秦檜，世人獨責之而不責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淺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檜非承其意旨，決不敢殺其大將。丘浚在詠史的詩作中，指出高宗應對岳飛之死負責。秦檜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殺死一意北伐的岳飛，秦檜之於高宗，當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檜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為官清廉介直，歷官四十年，惟置一園。所居東城私第，面積狹窄，地勢低下潮濕，丘浚雖官內閣，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於任上，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莊。丘浚學問贍博，時人稱其著述之富，為開國以來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世史正綱》、《朱子學的》、《重編瓊台會稿》等。 ①《明儒學案》卷一《吳康齋先生語錄》。 第二節李東陽 在明朝，少年時代便顯露才華而後成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為大官僚又成為文壇領袖的人就更少。李東陽卻走過了一條神童—學士—首輔—文壇領袖的道路，這是其獨特的人生之路。 從學士至首輔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號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個地名。李氏祖籍湖廣茶陵（今屬湖南），後遷居京師。①祖父李允興在京師服兵役，後居於此。李東陽生於京師，以西涯為號，說明他對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東陽自幼即能寫直徑一尺的大字，因而名聲大振，在四歲、六歲、八歲時三次被召入宮中，這多少得利於身處天子腳下。因其年幼矮小，過殿閣需要內侍攙扶。內侍嘲笑道：「神童腳短。」李東陽隨聲應道：「天子門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華的童子程敏政同時被召見，皇帝出了一聯：「螃蟹渾身甲冑」，程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都很貼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說，後來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當了首輔，都兆於他們所對下聯。①這種宿命的立論固然荒謬，但李東陽在官場上確實要自如得多。 在京師的庠學讀了幾年書，天順八年（1464），十八歲的李東陽高中二甲傳臚（二甲第一名），選為庶吉士。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講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講學士。編修是正七品官，侍講是正六品官，侍講學士是從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級。地位顯貴和初期升遷緩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兩個特點。李東陽幸運的是，升侍講學士後的第二年，被選為東宮講官。受知於皇儲和受知於皇帝一樣，是進身的重要階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東陽的父親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後，即弘治元年（1488）閏正月，為修實錄，吏部題，將在京住坐的纂修謄錄官員移文行取。李東陽上一道奏疏聲稱右股及足為寒濕所侵，行步艱難，不便鞍馬，需要在家暫行調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嚴重，暫且不說，上了這道奏疏，他終於爭取到了三年守喪。這或許正是他的本來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東陽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弘治四年（1491），因參與纂修《憲宗實錄》，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這時，他的官品和實際地位都有了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繼發生旱災。大臣們應詔進言，其中，李東陽的《應詔陳言奏》頗有些新意。他摘錄《孟子》中的十條語錄，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仁政必自經界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省刑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①焦竑：《玉堂叢語》卷七《夙惠》。 立於其朝矣」，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一一加以解說。①這份奏疏中確有空泛之言，但也相當尖銳地提出不少實際問題。如關於成化朝時盛行、弘治朝以來欲革未革的齋醮：「若齋醮之事，誑誕尤多，累月經時，幸虧一中。偶獲者有賞，而不效者無刑，徒費貲財，復傷政體。..請斷自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於天，以經咒干賞賚者，並加斥絕，永不為太平聖治之累。」 關於農林漁業的蕭條：「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始以三者言之：山東諸府，谷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荊沔諸府，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課，多所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盡。」 關於兼併問題：「臣竊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為名。藩王世家，則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數月；冤號之聲，震動遠邇。往年固有聚眾持刀毆殺內使者。民心既失，國體又虧，上下之間，兩無所益。」 關於濫用刑罰：「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旁引醫證，縱令事覺，不過以公還職，於是棰人重者為能吏，殺人多者為好官，習俗相承，日以彌甚。夫梃之與刃，刃之與政，其殺皆同。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 關於官僚之間挾私相攻：「乃有或經按問，或經考核，或經糾劾，或經參駁，肆詆毀之辭，為報復之計。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 在李東陽議政的文字中，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滿腹經綸」在此有了生動體現。孝宗對他的這一番言論十分稱賞。恰首輔徐溥等說，起草詔敕繁劇，宜有專人領其事。李東陽自然是最佳人選。弘治七年（1494），李東陽升為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典誥敕，雖還沒有進入內閣，卻已躋身於上層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後，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於他手。 次年，李東陽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當時已在內閣的有徐溥和劉健，與他一起拜為閣臣的有謝遷，都是一時名臣。幾年之後，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內閣者劉、李、謝三人，李東陽為次輔。這是「三楊」之後，內閣威望再度提高的一個時期。三人各有特長，按當時的話來說：「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①弘治年間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書倪岳、禮部尚書傅瀚、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工部尚書曾鑒、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順八年進士。李東陽為人又較平和，他與朝中大臣的關係更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東陽晉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他借清寧宮災，對一些流行的言論進行批駁：「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②顯然，他重視輿論，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為會試之年。大約四十年前的兩位神童，李東陽和程敏政同①李東陽：《文前稿》卷十九《應詔陳言奏》。 ①《明史》卷一八一《謝遷傳》。 ②李贄：《續藏書》卷十一《李文正公》。 為主考。這本來可用來點綴盛世的，誰知發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給事中彈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舉人徐經漏泄試題。受命重新校閱試卷時，李東陽採取息事寧人的辦法，把唐、徐兩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罷休，直到唐寅黜為吏，程敏政致仕。李東陽不取唐、徐二人，正是為了避免這一結局。既不能力辯同僚之誣，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東陽的風格。 李東陽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寫於弘治十七年（1504）。因重建曲阜孔廟成，他奉命前往祀祭。來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挽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他聽說「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人們在議論國家的各種弊端。而李東陽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①上下隔絕，弊端是很難糾正的。孝宗稱讚他「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②。 孝宗還能容人言過，特別是對輔弼大臣很客氣，君臣之間關係平穩。孝宗一死，形勢即大變。李東陽的自我保護意識較強，這使他能夠適應新的環境，也引起了同時代的人和後人對他為人的極大爭議。 勉力撐持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為武宗。三位顧命大臣再次加以榮銜，已是少師兼太子太師的劉健加左柱國，李東陽和謝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國。在這表面尊崇的同時，內廷和外廷對於權力的爭奪正在激烈地進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集團和以劉健為首的官僚集團，都拚命對皇帝施加影響，以求得對局勢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前，李東陽都是與劉健、謝遷站在一起，試圖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們談論鹽法之壞極矣，又疏陳政令十失。六月，他們批評武宗，「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③。八月，武宗在暖閣召見內閣大臣，責問為什麼不如數付給前往南京、浙江織造的太監鹽引。李東陽回答：「此輩若得明旨，即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於始。」①當時傳說，武宗在外朝的壓力下，要逮捕劉瑾等八人，李東陽把這個消息泄露出去，使劉瑾等人先一步採取了行動。要說他有意結好劉瑾，顯然根據不足。但李東陽與劉健、謝遷確實不同，當劉健、謝遷措詞嚴厲地必欲置劉瑾於死地時，他的態度卻比較曖昧。這種態度反映了相當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書許進就認為，「過激將有變」②。相對謹慎的態度，加上名氣很大，「海內名士，多出其門」③。到十月，劉健、謝遷被勒致仕，單把李東陽留在了內閣。根據慣例，他成為首輔。處於這種尷尬的地位，很難說李東陽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但事關士大夫的名節，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體，而臣獨留，何以①《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②《明孝宗實錄》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閏四月辛酉。 ③《明武宗實錄》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①《明武宗實錄》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②《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③陳洪謨：《繼世紀聞》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為處。」④武宗和劉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晉其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在為劉健、謝遷餞行時，李東陽戚然涕下。劉健很有些鄙視地說：「何泣為？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⑤聽到同僚不肯諒解的責備，他只能默默無言了。 與劉瑾周旋是很艱難的。雖然劉瑾對他還算客氣，但討論起問題來，已經免不了聲色俱厲，發現了工作中的差錯，也免不了假以顏色。正德二年（1507）七月，李東陽檢核《通鑑纂要》一書的錯字，糾劾負有直接責任的五名官員。這本來是一件例行公事，劉瑾恣意擴大此案，受處罰者，奪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東陽本人，都牽連進去。為了應和劉瑾，李東陽幹了一些損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劉瑾的奏疏上批答：「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①在敕封劉瑾父親的詔書上說「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云云②。劉瑾在朝陽門外建玄真觀，李東陽為他撰寫碑文，極其稱頌等等，這也是一種御用文學。 與劉瑾的親信周旋也是很艱難的。劉健、謝遷致仕以後，焦芳、王鏊入閣。王鏊被認為是正人，但學究氣似乎更濃，或因文人相輕，他與李東陽的關係不好，並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為人十分霸道，學識亦差，所以有人說：「不學如芳，亦學士乎？」他對劉健有怨言，竟然「於眾中嫚罵」；他任吏部侍郎，對尚書馬文升屢加姍侮；因對原閣臣彭華、謝遷不滿，延及江西及浙江餘姚人，肆口詬詈。③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東陽引薦更能委曲求全、更善於應付宦官集團的官僚楊廷和入閣，「小有劑救」④。 張彩不但是劉瑾的親信，而且是劉瑾「大敬愛」的人。他待人嚴厲，傲慢無禮。一次，李東陽和楊廷和親至張彩府宅，邀他外出觀花。張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僕人來說：「請先行，將後至。」李東陽無可奈何地對楊廷和說：「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⑤李東陽的這些表現，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羅玘是李東陽所取士，有師生之誼，他深以為恥，寄書李東陽，責以大義，要他「痛割舊志，勇而從之」，否則，「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①。還有人寫詩譏刺李東陽：「文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②時人評論，詩中含有「不如歸去」意。如果說，李東陽與劉瑾虛委周旋是出於他的自我保護意識，這也確實有損他的名聲，然而，他留在內閣，在當時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維護了某些傳統的制度。焦芳入閣前任吏部尚書，入閣後想兼④陳洪謨：《繼世紀聞》卷一。 ⑤《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②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中《李東陽》。 ③《明史》卷三○六《焦芳傳》。 ④《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⑤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七《簡傲》。 ①焦竑：《玉堂叢語》卷七《規諷》。 ②焦竑：《玉堂叢語》卷七《規諷》。 攝部事，劉瑾也認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屢次派人與李東陽商議。李東陽以「無此例」回絕，劉、焦二人還要糾纏，李東陽舉出三點，說明此二事實難兼攝。其一，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擬升調官，間有可否，難道自擬議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內閣班首立聽，若相兼攝，將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謬，章奏錯誤，則要回話認罪，直至罰俸。那麼，作為閣臣也要隨同認罪乎？焦芳想了想，確實有道理，便辭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權。這實際上是劉瑾的意願。 李東陽力言不可，說：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不管軍馬錢糧，其權分而不專。後來的巡撫、總兵、鎮守內臣等，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若並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③鎮守內臣便宜行事一款，終未如劉瑾願施行。 當然，在劉瑾權勢極大膨脹的形勢下，更改吏部尚書人選和限制鎮守內臣權勢，只能是「小有劑救」。李東陽的最大作用，則在於保護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員。如果不是他勉力調節，會有更多官員死在劉瑾的嚴厲打擊下。正德二年（1507）閏正月，由劉瑾定罪，尚寶司卿崔璇、湖廣副使姚祥被枷於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瑋枷於張家灣，期限為一個月。劉瑾創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數日則死。①五天後，李東陽等進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從部署，亦曾效微勞，一日不謹，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實可矜憐」。他希望武宗「少霽威嚴，特加寬貸，或遵法司，依律問擬，則輕重適中，恩威並著，既已見愛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體」。又過了五天，對崔璇等「姑從輕釋，發鐵嶺衛永遠充軍」②。 次年六月，發生匿名文簿案。劉瑾召百官跪於奉天門下，至暮，執三百餘人送鎮撫司究問。李東陽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於稠人廣眾之中掩其形跡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況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並置縲紲，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攣數日，人將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將眾官釋放，再密加體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員所面臨的危難局面有所緩解。 正德四年（1509）閏九月，劉瑾欲置平江伯陳熊於死地。李東陽力爭。 劉瑾說，陳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東陽說：「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陳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運，有大功，「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陳熊被革爵，免去一死①。應當說明，陳熊貪黷殃民，他被懲治，「人無惜之者」②。但李東陽的爭辯有很強的制約力，這也就是劉瑾在一些場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見的原因。 罰米實邊，是劉瑾處治官員的一大舉措，不少人為此而破家。李東陽婉轉勸解說：「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卻為實用。」這③李贄：《續藏書》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九《史乘考誤十》。 ③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九《史乘考誤十》。 ①李贄：《續藏書》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明史》卷一五三《陳瑄傳附陳熊傳》。 一改動③，使得受罰者免卻輸邊之勞，陰受其福。 另外，像劉大夏、楊一清，以至劉健、謝遷等，也因為李東陽從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災難。特別是楊一清，後來清除劉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說，這也是李東陽無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儘管如此，當去不去，並且與劉瑾之間有某種說不清楚的關係，不但在某些人看來，而且在李東陽本人看來，都是一個污點。無怪乎在他晚年的時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劉瑾以後，作為首輔，李東陽的日子還是不好過。一方面，言官追究他與劉瑾的關係，甚至把他列為劉瑾黨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從正德七年（1512）開始，他又對邊軍和邊將感到興趣，要李東陽擬旨，調宣府軍三千入衛京師。李東陽認為不可。他對武宗說，此舉有十不便：「京邊各有分地，有急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不便一也。以不習戰陣者嘗邊，隳國威，不便二也。內師遽出，耳目驚疑，不便三也。京軍倚恃內勢，或至淫掠不律，將官護短，窮邊隱忍不敢言，不便四也。邊軍入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不便五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給不續，不便六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更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不便七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不便八也。露京營之空虛，示中國之單弱，不便九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不便十也。」①武宗不理睬李東陽和其他官僚的諫奏，坐乾清宮門，索取草敕，後來乾脆出內旨，命江彬等率邊兵入京入豹房。李東陽感到，繼續任職已經沒有意義了，多次上章奏乞休，於十二月致仕，結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16），李東陽病死，終年七十歲。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贈「太師」和文臣最珍重的諡號「文正」。對於他死後的榮譽，有人提出「是歟否歟」的質疑②，也有人竭力為他辯護，認為「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③。在評價人物上一向有獨特見解的怪傑李贄卻提出，「後之學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④，但他是明確同情李東陽的，在攻擊李東陽的言論後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⑤文壇領袖及其他《明史》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李東陽而已。」①這一評價並不過分。 李東陽工古文，稱雄一世，從他數量相當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③李贄：《續藏書》卷十一《李文正公》。 ④焦竑：《玉堂叢語》卷六《出處》。 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中《李東陽》。 ②陳洪謨：《繼世紀聞》卷一。 ③焦竑：《玉堂叢語》卷六《出處》。 ④李贄：《續焚書》卷三《讀史匯·李東陽》⑤李贄：《續藏書》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以看出這一點。但他自己認為，詠詩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樂府詩的序中說：「予非韓昌黎氏，無能為說，因為樂府作《相乳行》..」②李東陽愛作詩，據他自己說，已近於癖，所謂「平生抱詩癖，雖病不能止」③。病中，曾有人勸告他，不要再作詩，以免傷神。他也下過決心，曾與一二相好有止詩之約，違者以只雞斗酒為罰。即便如此，收入《懷麓堂全集》中《詩前稿》、《詩後稿》的詩作也有一千數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學者一樣，李東陽也寫了不少應制之作，應時之作，注重形式和詞句，而缺乏內容。但他也確有不少詩堪稱上品。 李東陽的詩作中，描繪自然景物的相當多。他常以詠菊詩和懷竹詩來表明自己的情懷。如懷竹詩有：三年不種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見竹，一日腸九曲。④詠菊詩有：先生深臥菊花叢，曲幾圍屏杳窕通。 本為紅塵辭俗眼，豈因多病怯秋風。 交情盡付炎涼外，身計聊憑吏隱中。 相過不嫌憔悴質，只應風味與君同。⑤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土地問題：風落平沙稻，霜垂別渚蓮。 西湖三百畝，強半富兒田。①如果說，這一首詩過於纖巧，那麼，他的《吊岳武穆辭》，則頗有陽剛之氣：氣奪群醜，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運成乖。 魂作唐厲，形空漢台。 天不祚國，人胡為哉！ 還應當提到，李東陽詩歌中的瀟灑風格。在四十多歲的時候，他寫了《問白髭》和《問白髮》詩，對鬚髮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將何為？或言黑可返，借問返者誰？」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頤」。他又寫了《代髭答》和《代發答》：「後生能幾何？壯志真倏忽。白髮只自欺，黑返竟何悅。」「君身鬚眉具，鬣者寧獨發。」「汝德不益增，我衰豈終瞥。」「汝躬不內顧，顧以容為悅。」②這一問一答，用詩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價值觀。 李東陽的文學理論或許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樂以來，台閣體文學占據了統治地位。歌頌而無意義的內容，雍容而無韻味的詞句，使詩歌喪失了生命力。李東陽的文學創作中仍然帶有台閣體的痕跡，但是他「出②李東陽：《詩後稿》卷一《貓相乳行》，見《懷麓堂全集》。 ③《詩後稿》卷四「予病中頗愛作詩..」。 ④李東陽：《詩前稿》卷二《懷竹》。 ①李東陽：《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見《懷麓堂全集》。 ②均見李東陽：《詩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認為詩是「托物寓情而為之者」，應當「貴情思而輕事實」①。這無疑對李夢陽等前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的形成和發展是有力的推動，而比起他們「詩必盛唐」的論斷和專事模擬的主張，思路要開闊得多。顯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對文學的熱愛和才華，使李東陽成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他家門庭若市，「每日朝罷，則門生群聚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座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力」②。由於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風行一時的茶陵詩派，他也被公認「弘治、正德之間為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③。 除了文學上的造詣，李東陽的身上還有許多特點為人所稱道。 如博學。孝宗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詳。李東陽對答：蒲牢好鳴，囚牛好言，睚眥好殺，嘲風好險，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狴犴好訟，贔屓好文，蚩吻好吞。④這一故事被多種明人筆記反覆抄錄，作為博學的典型事例。其實，據李東陽自己說，他初被問時，也「倉卒不能悉具」，詢問了其他幾位博學之士，才搞清楚⑤。這也可以作為不恥下問的事例。 如機敏。弘治時，少數民族使者至京師，對人說，有一偶語，「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無能對者。李東陽聞知，隨口答道：「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來反駁對明朝朝野無人的譏諷。如詼諧。李東陽為閣臣，眾庶吉士進見，他出了一句上聯：「庭前花始放」，讓大家去對。「眾哂其易」，卻又一時無從對起，他說：「不如對『閣下李先生』。」①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編修崔子鍾善飲，醉酒則吟：「劉伶小子，恨不見我！」他常在五鼓時，踏月長安街，席地坐飲。李東陽入朝行至，崔子鍾拱手於轎首，以酒相邀：「老師得少住乎？」李東陽即下轎連飲數觥，待天明，乘轎去。②如孝順。文人似乎離不開飲酒。李東陽「素不善飲」，在翰林院任官時，卻常飲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寢，忍寒待其歸。李東陽深感羞愧，自此終生不夜飲於外。 李東陽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後來官至尚書的張邦奇目睹了這樣一件事情：李東陽所取某士為外官，朝覲入京，讓僕從送來兩帕四扇。李說，扇可留下作畫，「多帕奈何？」乃取扇而還帕。楊一清碰到了一件更為難堪之事。李東陽致仕後，他備酒肴至李府祝壽，酒器為金鑄。李東陽吃驚地問：「公近亦有此器耶？」楊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③李東陽致仕後，家境很不寬裕，可見以上二事絕非出於矯飾。據說，他「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③《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①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見《懷麓堂全集》。 ②焦竑：《玉堂叢語》卷七《恬適》。 ③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六《詩三》。 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七《龍子》。 ⑤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三《贔屓等各不同》。 ①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七《排調》。 ②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八《史四》。 ③焦竑：《玉堂叢語》卷五《廉介》。 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④。他死後，家徒四壁，幾不能治喪，多虧門生故吏捐助金錢，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內閣大臣，六年首輔，卻兩袖清風，需要作字作畫才能添魚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稱一絕。 作為一代文宗，李東陽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編輯收入《懷麓堂稿》中。這是明代中葉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④《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