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十六章明孝宗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憲宗第三子。出生時幾為萬貴妃害死。生母紀氏本是宮中專職守內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機會，得到憲宗臨幸懷孕。寵妃萬氏風聞後，要紀氏打胎。可是，派去辦此事的人保護了紀氏，假稱紀氏是病痞，並未懷孕。紀氏後被送到安樂堂（宮中有過失或有病宮人居住之處），生下了一個男孩。紀氏恐罹禍，讓門監張敏將孩子抱去溺死，張敏知道憲宗尚無子嗣，秘密哺養起來。一天，張敏為憲宗梳頭，憲宗對鏡長嘆道：「老將至而無子。」張敏連忙伏地道：「死罪，萬歲已有子。」紀氏生子哺養之事才為公開。此時男孩已五六歲了。①當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壽宮，取名朱祐樘，冊立為皇太子的同時，生母紀氏卻在宮中暴卒，門監張敏也吞金自殺。一天，萬貴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囑他：「兒去，無食也。」朱祐樘見到萬貴妃後果然不食，給他吃，說：「已飽。」給他湯，說：「疑有毒。」②萬貴妃大恚，自此憂憤成疾。她本來體胖，又常發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宮人時痰厥而死。憲宗為之嘆道：「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也於當年病逝。③這一場宮中悲劇，卻導致了明朝歷史上一段為人所稱頌的「中興」之世。①《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紀太后傳》。 ②《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紀太后傳》。 第一節弘治初政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為孝宗。次年改元為弘治。與頒布大赦天下的詔書同時，佞幸李孜省、太監梁芳和外戚萬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個月，有旨汰傳奉官，於是罷黜右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又罷遣禪師、真人及西番法王、國師等一千數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員，待選京職時貪贓事發，藏匿不歸。他得知憲宗好方術，於是學道家五雷法，結交太監梁芳等人，以符籙求進，得到憲宗寵幸，竟然官至禮部右侍郎，並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鸞等手段迷惑憲宗，益作威福，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加之執政大臣萬安等人從而附麗，勢焰更熾。 太監梁芳是個貪黷諛佞之輩，因諂事萬貴妃為靠山，又與李孜省等勾結，共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後多達數千人，稱為「傳奉官」，一時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士論雖以此為恥，梁芳等人卻將其作為把持朝政的基礎。 萬喜與萬通、萬達均萬貴妃之兄弟，倚仗萬貴妃的權勢，又與太監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結一氣，大學士萬安又附為同宗，沆瀣一氣，朝臣為之側目。李孜省、梁芳、萬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員們為之一振，他們遂將這一願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極之初，六科給事中及十三道監察御史立即交章彈劾李孜省及其黨羽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梁芳、外戚萬喜等諸不法之事，並且建議追究萬貴妃之罪。但孝宗是個生性寬和的人，這也許與他少年經歷坎坷有一定關係。他以「宅憂」為由，只將梁芳謫為少監，萬喜降為指揮使，李孜省及其黨羽鄧常恩、趙玉芝等謫戍陝西邊地，而誡勿言萬貴妃之事。 這一年的十月，以剛直敢諫聞名的資深大臣王恕被召為吏部尚書。王恕的直言在憲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①，皆力阻權幸，因此民謠說：「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②結果不僅貴近側目，憲宗也頗厭苦之。先是將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書，後來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之機，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駭。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併入主銓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針發生了根本變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為吏部尚書。」③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卻是一名有影響的資深太監懷恩。懷恩在憲宗朝掌司禮監，當時汪直掌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懷恩地位在他們之前，性格忠鯁無所撓，宦官們對其敬憚有加。為保護直言官員，他不惜與憲宗爭執。他素聞王恕的直言，經常嘆道：「天下忠義，斯人而已。」④憲宗晚年，因萬貴妃讒言，曾想改立太子，懷恩力爭，被斥居鳳陽。太子即位後，將其召回宮中，仍掌司禮監，於是力勸起用王恕，斥逐大學士萬安。 ①《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②《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③《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④《明史》卷三○四《懷恩傳》。 萬安其人無他能，結交萬貴妃兄弟，冒認同宗，進奸僧繼曉惑帝以固寵，又與李孜省結納，表里為奸。孝宗為太子時便知其惡名，但他畢竟位居內閣，不比李孜省之類冒進的雜流，對於他的處理，孝宗要慎重得多。萬安的斥罷起因於一件醜聞。十一月間，孝宗在宮中得到一個箱篋，裡面居然全部是關於性生活的所謂房中秘術，而且都署具「臣安進」。懷恩奉旨前往內閣責問，萬安慚愧汗顏，無以答對。於是科道官文章彈劾，遂罷其職。 王恕的進用與萬安的斥罷，成為弘治初政的一個重要環節，比較起斥逐佞幸、權閹及傳奉官等叨恩之徒，顯得更加關鍵，從而開始了一個群小斥逐、正人匯進的局面。這也是弘治「中興」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即史家們一再宏譽的所謂「弘治君臣」。當然，誰也不會忘記懷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時正人匯進，恩之力也。」①①《明史》卷三○四《懷恩傳》。 第二節從宮廷到朝廷 《明史》記述成化中的內閣時說：「時彭時已歿，商輅以忤汪直去，在內閣者劉珝、劉吉。而（萬）安為首輔，與南人相黨附，珝與尚書尹■、王越又以北人為黨，互相傾軋。然珝疏淺而安深鷙，故珝卒不能勝安。」②黨同伐異的政爭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官制度的一個副產品。明廷上層的政爭成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點。而這種政治狀況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成化朝是一關鍵，成化間政爭的激化與內閣權力的擴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傾軋，用心全在排除異己，於是政無所規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這其中相比之下劉珝還算稍好一些，但於成化十八年（1482）為萬安訐諂致仕，彭華、尹直相繼入閣，成為萬安、劉吉一黨天下。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變，彗見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稱此由於君臣相隔，應經常召見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也上書力請，司禮監乃約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對。可是待到朝見之時，彭時剛剛言過一事，萬安便頓首高呼「萬歲」，彭時、商輅不得已，只好叩頭而退。事後太監們嘲笑大臣道：「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憲宗從此也不再召見大臣。①到成化末年，王恕、馬文升、秦紘、耿裕諸大臣相繼被逐，朝中更無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務運轉主要靠內閣、六部、都察院，尤以內閣為重，而內閣行事往往又受制於宦官司禮監，朝無正人，司禮監懷恩被逐，一時政風紊亂，頗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時，萬安草登極詔書，內有禁言官假風聞挾私之類言辭，引起朝內外一片譁然，御史詣內閣質問，萬安稱：「此裡面意也。」②裡面者，自非孝宗，而憲宗已卒，無非即當權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實萬安的弄權是很有限的，他無非是控制內閣，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則依從於掌權太監和外戚。他討好皇帝的做法也不過是進獻一些房中術的小冊子。他是個官癮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懷恩當面向他宣讀諸臣彈劾他的奏章，他數跪起求哀，仍無去官的表示，最終還是得要懷恩動手。懷恩對這位萬閣老是厭惡已極的了，他上前摘掉萬安的牙牌，並說道：「可出矣！」①七十多歲的閣老這才惶遽歸第，表示願歸鄉里，但一路上還在望著三台星，希望能得復用。 在萬安的被逐罷之前，人們很可能並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0）七月，他出生在安樂堂時，只是一個沒有身份和姓名的宮人之子，後來雖得到成化帝的承認，但一直受嫉於萬貴妃，甚至到成化末年，還有廢立之危。因此，當這個十七歲的青年登極為帝的時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們的擁護之外，恐怕多少還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實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們很快便不得不對這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賢的弘治初政，給成化後期混亂的朝廷打了一針興奮劑，朝廷官員們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來臨了。 ②《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①《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②《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①《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而這位皇帝又出奇地寬和善良，即使對當初迫害其生母的萬貴妃家人，也表現了極大的寬容。這一切都出於一個孝字，他死後被定廟號為孝宗，也正因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維持傳統，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圍繞這一原則而開始的。 皇帝的個人性格和生活有時往往會影響一個時代。這位年輕的皇帝因為經歷的坎坷而明顯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親還顯得成熟些。乃父雖然也曾因英宗與景帝兄弟在繼位上的衝突而遭廢立，但是卻因為自幼依偎於一位年長於自己十八九歲的妃嬪萬氏身邊，成為了一個永遠長不大的皇帝。人們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為什麼要去寵愛一個從年齡上可以做他母親的妃子，而且終生不渝。如果從心理學角度去分析的話，這應該是成化帝從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態化的結果。而造成這種定態的則是萬貴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並且一人占據了他身邊兩個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親與妻子。這成為明朝歷史或者說中國歷史上一大奇聞。 孝宗的後宮生活與他父親截然不同。他不僅沒有寵妃，而且甚至沒有冊立過一個妃嬪，只是與皇后張氏過著民間恩愛夫妻式的生活。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只同張皇后有性關係，有許多史料可以證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張皇后，而很可能是宮女鄭金蓮。只是這些宮人並未因皇帝的臨幸與生兒育女而獲得妃嬪的封號。孝宗的這些做法顯然是要向人們證明他是一位嚴守道德規範的皇帝。 誠然如此，對於生活細節的重視，往往便是人們道德觀念的體現。孝宗即位當年秋季，曾欲建棕棚於萬歲山，以備登臨眺望。一個名叫虎臣的國子監監生上疏勸諫。國子監祭酒費誾恐怕招致聖怒牽連於己，將虎臣鎖繫於國子監樹下，等候發落。不久，有錦衣衛官校將虎臣帶到左順門，皇帝傳旨慰諭道：「若言是，棕棚已毀矣。」①費誾大感慚愧，虎臣則因此名聞都下。費誾並非趨炎附勢的佞臣，為官政聲不錯，議論宏偉，恥言人過，朝臣多以公輔期之，但他的恥言人過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響，與弘治初政頗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確有入閣為輔臣之希望，然而於弘治中，則必然無成。 作為一個嚴守道德規範的皇帝，孝宗還必須改變成化時不問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隨著在位時間既久，閣部諸臣又恪奉職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約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體孱弱的人，這可能與他幼年生活坎坷有關，但是他在歷史上頗得「勤政」之聲。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至奉天門奏事，可以說是無日不視朝。有時身體狀況不佳，便自我順養，以求調和。據說他有一首詩，常於病中自誦：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 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①這種辦法對於一個體弱多病的人來說，往往是頗見效果的，他居然這樣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廣是弘治朝受寵信的內侍，以道家之術惑帝，對此史書中雖乏明述，但是從當時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導孝宗游宴宮苑，習道家養身之術。①《明史》卷一六四《高瑤傳附虎臣傳》。 ①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二。 大約從弘治八年（1495）起，視朝漸晏，至十年前後，游宴及崇道燒煉最為突出。這一年二月間，內閣首輔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辭極厲的奏疏：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鑑。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毀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嘆之聲上乾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①這份奏疏堪稱言辭激厲了，目的在為恢復皇帝勤政傳統，以多接觸儒臣而遠內侍。與這份奏疏幾乎同時，侍講王鏊在侍經筵時，也有針對地講到了周文王不敢盤於游畋之事。這對於孝宗是頗有觸動的，他為此召來太監李廣，訓誡道：「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②並且罷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經筵日講之後，孝宗在文華殿又召見了內閣之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四人。四人來到殿內時，看到司禮監諸太監環跪於案側，案上放著厚厚一疊文書。孝宗招呼他們到榻前，命太監取來題奏交給徐溥等，又分置筆硯和紙條。徐溥等人看過後，議定批文，陳奏得允後，錄寫於紙進上。孝宗再看，並親自批寫，有時改二三個字，有時刪去二三句，隨手而書。山西巡撫的題本，涉及邊事，孝宗向諸臣問道：「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慮再三，終於放棄了提問的念頭。徐溥等人在禮部題本上擬批一個「是」字。「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孝宗邊說邊取本複閱，看罷後說道：「是只須一字足矣。」 有時遇到涉及事情較多的題奏，劉健有意取回細看：「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孝宗卻主張就此處理：「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好？」 這次皇帝與輔臣一同處理題奏，前後大半天時間，將主要的處理過後，弘治帝指著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諸臣這才叩頭告退。 李東陽後在《燕對錄》中寫道：「自天順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①這確是歷朝罕見之舉，孝宗用矯枉過正之舉重振勤政之風，並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稱許。 ①《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二。 不久後一個偶然的事件，給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個機會。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將其歸罪於李廣信奉左道，李廣畏罪自殺，孝宗身邊減少了個佞臣。弘治中得到寵任的太監有李廣和蔣琮，二人後均事發而敗，司禮太監蕭敬歷事英宗、憲宗諸朝，用孝宗的話說：「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①原因之一是蕭敬諳習典故。 外廷諸臣中，最主要的當屬內閣、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內閣，初有萬安、劉吉、尹直等人，後萬安罷，尹直被劾致仕，僅存劉吉，雖身居首輔，實附名於徐溥、劉健諸正臣之後，竊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進《大學衍義補》獲重用，四年（1491）入內閣參預機務；八年（1495）謝遷、李東陽同時入內閣，而是年丘濬卒。終弘治之世，居內閣者僅此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歸，劉健代為首輔，與謝遷、李東陽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 內閣的構成變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傳統道德規範要求於己，也必然以此術要求諸臣。劉吉雖有「劉棉花」之號，以其耐彈聞名，終於五年（1492）被諷今致仕，也正在於此。 六部之臣的選用也必然遵循這一原則。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於宅門寫道：「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②後又以彭韶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權貴之人，一時請謁路絕。 刑部初用何喬新，也是以剛正聞名的官員，後雖遭劉吉等誣陷致仕，而代之者則彭韶。史書稱：「韶蒞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為貴戚、近習所疾。」③禮部尚書耿裕，為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對時政之弊，多有陳言，後代王恕為吏部尚書，反對中旨內降授官，敢以疏爭。為人公正，不偏於愛憎，自奉澹泊，家業蕭然，以名德著稱於時。六年（1493）改吏部後，以倪岳代為禮部尚書，晚年再代屠滽為吏部尚書，嚴絕請託，不徇名譽，也是名聲甚好的官吏。 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書，遭李孜省譖，外調南京。這種清望極高的官吏，正適合於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將馬文升調任左都御史，但馬文升所長在軍政，於是次年又有代餘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01）吏部尚書倪岳死後，馬文升以高齡資深再掌吏部，雖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論列不少衰。馬文升離兵部後，劉大夏拜兵部尚書，大夏忠厚長者，曾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①又有老臣閔珪、戴珊，閔珪初任左都御史，後改刑部尚書，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權勢，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於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進所撰《大學衍義補》，於宋真德秀《大學衍義》之外，博採群書，補治①《明史》卷三○四《蕭敬傳》。 ②焦竑《玉堂叢語》卷五《廉價》。 ③《明史》卷一八三《彭韶傳》。 ①《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 國平天下之條目內容，得到皇帝賞識，擢升禮部尚書，並於弘治四年（1491）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他死於弘治八年（1495），在閣僅四年，且與吏部尚書王恕不相得，言官對其頗有微詞，但他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學，極負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員之一。 《明史》中對諸人皆有精闢評語，稱：「徐溥以寬厚著，丘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為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東陽在內，皆為「明賢宰輔」。①「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蘊畜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跡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②又稱：「孝宗之為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曆盛時矣。」③①《明史》卷一八一《贊曰》。 ②同上卷一八二《贊曰》。 ③同上卷一八三《贊曰》。 第三節弘治中興 後世史家在論及有明一代政事時，認為：「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④洪、永開國，姑可不論；仁、宣之治，國力強盛，至正統以後，外有瓦剌之擾，內有農民起義之憂，交困之勢，堪為疲敝。至成化朝，後宮干政，宦官當道，朝臣多小人，似頹勢已定，而孝宗登極之後，挽定局面，清寧朝序，一時間內外無憂，難怪後世史家稱之為「中興令主」，以弘治朝為「中興之世」。 事實上，憲宗留給兒子孝宗的，不僅是一個紊亂的朝政，而且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 成化年間，聲勢浩大的荊、襄流民起義和大藤峽地區瑤族和壯族人民的起義，給當時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添了一把乾柴烈火。直到成化中葉以後，這些起義才逐漸被鎮壓下去。這裡還多虧一批有識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謨的《流民說》，兵馬司吏目文會的上疏，都是建議朝廷以撫代剿，而都御史原傑更是竭力於撫定流民，以致勞累而死。內亂同時，且有外憂。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韃靼部首領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並以此為基礎，不斷騷擾延綏、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韃靼各部則去而復來，迄無寧歲。 對於這些情況，孝宗在宮中為太子時應該是已經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還在於解決這些危及統治的社會矛盾問題。不過，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待到這些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他便開始注重於對內憂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馬文升初任都御史時曾陳時政十五事：「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摭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煽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①這其實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國道理，關鍵在於統治者能否去施行。於是又回到了一個人事問題上。倘若還是那批權奸佞臣當道，再簡單的道理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的心思無非在怎樣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勢力，至於國家、朝廷、百姓，則無心顧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賢去佞之舉，這些顯而易見的治國道理也便成為君臣共遵的原則。 這一年五月，史書記述說：「嘉興盜起」。但是這所謂的「盜」，其實卻是官。百戶陳輔恃權橫行，平日以盜販私鹽為利，事發被革官，遂招集亡命無賴，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縣官吏置之不問。直鬧到陳輔等人攻陷府城，占據府庫，開獄放囚，搶得軍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牆而逃。這件事對朝廷觸動頗大。 ④《明史》卷十五《孝宗紀贊》。 這是一起權勢豪強與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鹽政自成化年間為勢豪所壟斷，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終至釀成動亂。案件發生後，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鹽政，李嗣清理兩淮鹽政。彭、李均朝中正臣，嚴責地方，變更鹽法，商人、灶戶稍解抑配賠折之困，勢豪之家始不得肆意與民爭利。孝宗整頓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 幾個月後，四川發生大饑荒，當地少數民族首領與成化間嘯聚山林的野王剛等乘機起事。朝廷截調湖廣漕運米二十萬石賑濟四川，但不想湖廣當年亦歉收無糧，轉漕之事竟未能成。這時的新任四川巡撫為都御史謝士元，急檄設置流民收容濟食之所，給符遣歸。途經郡縣驗符給糧，孝宗又發帑金二萬兩，給饑民耕種之具。隨著饑民復業，謝士元以行邊為名，前往土番族地區，諭散其眾。野王剛勢孤，轉入陝西、湖廣交界一帶，為鄖陽巡撫戴珊與謝士元合兵鎮壓。這又是一起處理及時的事件。上賴於孝宗支持，下賴於謝士元、戴珊等人之盡力，四川大飢不亂，舊亂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過當時最見效果的措施還當屬對黃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國以來，對黃河曾有兩次大規模治理，一在永樂間，一在景泰間。成化中，河患又厲，屢決於開封，河南頗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黃河於開封及荊隆口決堤，由北道入山東張秋，匯於運河，淹及山西郡縣。因為開封城受災尤甚，有人建議遷徙開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堅決反對，才得以不遷。於是朝廷以戶部侍郎白昂，會同山東、河南及北直隸三地巡撫相機修治河道。白昂薦舉郎中婁性協治，調動民夫二十五萬，築長堤，修減水閘，疏月河（泄水之河），塞決口，引黃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達黃海。同時修築山東魚台、德州及吳橋古堤，又開鑿東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與黃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啟閉，為日後黃河復北道有所準備。 但是，這水患稍寧不過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黃河又於張秋決堤，由汶水入海，漕運中絕。 明代漕運，自永樂浚通後，一直為南糧北運的倚靠，黃河水患往往危及運河，也就阻斷了明朝南北運輸的生命線。當時總理可道的官員為工部侍郎陳政，他調集民夫十五萬修治，事未見效而病卒，這使孝宗深感憂慮。他自即位之初便著力於吏治，朝中多選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卻不比政務，如白昂性謙厚，有平恕老成之譽，治黃經年，工程浩繁卻未見大成效，以致黃患復生。陳政受任於河道，以本職經理治河，剛剛漸次修舉，卻中年而卒，再選這樣一位適任的官員，一時卻無恰當人選。朝廷只好下詔命百官薦選才臣治水。吏部尚書王恕等人便推薦了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黃河。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1464）進士。初選庶吉士，館試後本應留翰林院授官，他卻自請試吏，被授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後升郎中。從劉大夏入仕的選擇便不難看出，他不求於清虛之名，比較注重於務實，這在任官兵部後得到充分施展的機會，史書中稱他：「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尚書倚之若左右手」①。但是他為官正直，不避權貴，於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當朝，累遷浙江左布政使，名聲漸著，此次選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這也恰恰給予了他一次表現才能的機會。他雖然不通於河①《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 工水利，卻具有極強的辦事能力，有些史家稱之為：「他作為一個文人和通才，是一個經得起檢驗的執行巨大任務的行政官員。」②劉大夏是天順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後，運河上漕舟鱗集，至張秋無法北上，糧道中阻。劉大夏聽取水利專家建議，先於決口處西岸開挖一條月河，以通漕運，在保證通漕情況下，經兩年時間，完成張秋決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數處河道，以分水勢，於昨城（治今河南汲縣東南）經東明、長垣到徐州，築長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黃河水患，此後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不過，經這次治理後，黃河自開封往東，不再向東北入山東流入渤海，而是向東南，經徐州，由洪澤湖北匯入淮河，奪淮河河道入黃海。張秋決口堵塞後，更名為安平鎮，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勞劉大夏及河工人員，而劉大夏從此成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約完成於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對於孝宗來說，似乎顯得格外重要。這一年二月，孝宗親命敕建黃河神祠，賜額「昭應」。到四月間，蘇、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這也是一項役夫二十餘萬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決了這片富庶產糧區的水利問題。 這是弘治求治的一項最重要的內容，黃河、運河與蘇、松水利的治理關係到防止沿河郡縣災害、南糧北調的運輸和財賦重地的生產，這實際構成了當時國家經濟的主體。 明代歷朝國家賦稅收入，洪武、永樂、宣德三朝為高峰。正統中，由於將江南重賦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賦稅收入銳減至二千六百餘萬石。從此以後，景泰、天順、成化始終徘徊於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石之間，而弘治朝卻增至二千七百萬石，成為明中葉賦入高峰。其實這不僅是賦稅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較穩定地增長，從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戶由9113630戶增至10100279戶，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戶，十七年（1504）達10508935戶，口數則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是，當我們從《明孝宗實錄》中看到這明顯的階梯狀的增長數字時，我們不由產生一點疑問：像弘治朝這樣一個災害頗多的時期，在生產與人口增殖上卻表現得如此穩定繁榮，甚至包括黃河水患及數年的治理，居然並未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實上造成這種「弘治現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的穩定。弘治年間除河套、哈密等地區與少數民族有小規模軍事衝突外，全國主要地區均無大的動亂。二是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賑的作用。從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黃為主，兼及蘇、松水利，先後用民工近六十萬人，歷時六七年。調動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災區人戶的失業與救濟。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後，弘治九年的賦稅米麥合計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萬餘石，較前增加一百餘萬石。這個數字已經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歲入。孝宗大概也頗滿足於這些成績了，其後卻也導致了人們沒有完全考慮到的兩個結果：一是使劉大夏成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鬆政務。從弘治八年以後，孝宗便不大臨朝，也不再②《劍橋中國明代史》第六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第390頁。 經常接見內閣六部大臣。這很引起朝臣們的慌張。這時候皇帝開始寵信身邊的太監李廣。李廣引誘弘治帝的辦法是採用道教的養身符籙。在得到寵任後，他也開始仿效成化年間的做法，矯旨授傳奉官，向地方索賄，把持鹽貨之利。官員們多次上疏論劾，孝宗始終不問。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情況持續僅三年左右。孝宗畢竟是個頗重名聲的皇帝，在經筵講官與朝臣們的勸諫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華殿閣臣之召。而此時又恰值李廣於萬歲山建毓秀亭，亭成後，幼公主病殤，隨後是清寧宮火災，占卜結果竟是李廣建亭觸犯歲忌，太后為此恚怒萬分：「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①李廣畏罪自殺。 這實際上為孝宗的重振創造了機會，在去掉李廣這樣的佞臣後，不曾牽扯於弘治前期政爭、並於治水有功的劉大夏於是成為皇帝身邊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02），劉大夏被拜為兵部尚書，代替了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以後，孝宗幾乎事事都不能離開劉大夏了。這過度的寵任頗遭物議，有些大臣不平於劉大夏獨蒙眷顧，私下裡講些「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類的話①，也傳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對劉大夏更為回護。 其實劉大夏是個非常正直而傳統化的官員，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於本人極強的辦事能力，同時也得之於朝臣們的交薦，當時他是頗具清望的。也正因為如此，劉大夏對弘治後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劉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兩廣總督任上時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沒有答允，催促他儘快入見。孝宗弄不明白劉大夏究竟為何不肯受職，見面後第一句話便問：「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劉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②弘治帝為之默然。這其實是一種委婉的批評，但孝宗卻一時難於想通。幾天後，他又召見劉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見之談。「征斂俱有當，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孝宗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十幾年來君臣努力，結果卻是民窮財盡。「止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劉大夏解釋道，「即臣在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作為地方大吏，劉大夏隨口便可舉出征斂不當的例子，其餘的話也就不必再多說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斂，可一一議革也。」孝宗只能推諉於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決心停止這些征斂。①幾天後，圍繞著民窮這一問題，孝宗與劉大夏又進行了第三次討論。這一次談話是從兵部事務開始的。 「諸衛所卒強勇可用否？」孝宗問。「向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劉大夏重提民窮，而這次更說到兵窮了。「在衛有糧，戍征有行糧，何乃窮也？」孝宗對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劉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謠，「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其帥共之，能無窮耶？」官吏的貪剝在地方在軍中都是一樣的。 儘管許多官員都有直言上諫，但是像劉大夏這樣具體細緻地道出種種弊①《明史》卷三○四《李廣傳》。 ①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三。 ②夏燮：《明通鑑》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見。孝宗不由嘆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②這次談話之後，在朝中掀起了一個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運動，其結果涉及的不僅有反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傳奉官、控制捐納等等主張，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當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實在與劉大夏有很大關係，他把與劉大夏的談話作為了一種樂趣，經常有私下的召見。而劉大夏的直言應對，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當時人稱：「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①劉大夏、戴珊以及內閣諸臣均為正人，孝宗身邊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難以得逞。這也使弘治後期政治顯得十分謹嚴有度。 這一年冬天，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回原衛團操，引起以私役班軍為利的內臣不滿，於是有人製造流言蜚語，貼於宮門，誣陷劉大夏。孝宗對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來劉大夏，告訴他：「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隨後又問：「兵餉何以常乏？」劉大夏正想趁此機會削去鎮守太監，於是回答說：「臣無暇及他鎮，即臣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孝宗當然明白劉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自從李廣畏罪自殺，查出文武大臣行賄冊籍，中有「黃米」、「白米」之記，實乃黃金、白銀，孝宗便知內臣貪弊之甚。而劉大夏提及鎮守太監一事，也使他想到宮中弊端，於是又向劉大夏說道：「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劉大夏遂將光祿日辦之煩費，損民財，生弊端，復虧上帝好生之德悉陳於前。此後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給事中、御史清理裁革，歲省光祿寺金錢八十餘萬。②但是內臣們從此對劉大夏心懷忌恨，這便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筆。 孝宗是一位急於求治的皇帝，他認為自己的付出應該得到回報，尤其是他身體狀況不大好的時候，這種心情就表現得更加突出。 對於宦官的限制，執之最厲者並不止劉大夏。謝遷亦曾言內府宦官索賄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約時，謝遷道：「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蘇。」①由此諸內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劉大夏雖非閣臣，孝宗對他的倚靠則不僅限於兵部，至有密帖之諭。 大約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後，孝宗一次單獨召見劉大夏時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罷行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劉大夏卻認為此舉不妥。「不敢。」劉大夏叩首道。「何？」孝宗頗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顯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劉大夏認為這種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三。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焦竑：《玉堂叢語》卷四《獻替》。 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②。劉大夏無疑是正確的，孝宗不得不為之嘆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實現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說應該可以有所成效，事實上卻與希望相去甚遠，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劉大夏和戴珊這兩位最為信重的大臣問及此事：「聞今軍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急切之情，溢於言表。「求治亦難太急。」劉大夏勸道：「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義，必求其當而行之，久自太平。」③這是很籠統的回答，因為在那種情況下，誰都無法知道怎樣去實現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許那永遠就是人們不懈追求的畫餅而已。 孝宗也始終相信著劉大夏的這種回答。他同時深信像劉大夏這樣廉正無私的官員，是幫助他實現治世的關鍵。 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孝宗召見劉大夏和戴珊面議政事後，讓人拿來兩錠銀子，說道：「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大臣杜門，是為了防止朝覲述職官員行賄，但對劉、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動情說道：「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一面將銀錠分送二人：「小佐爾廉。」並且囑咐他們：「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①這時的劉大夏仍然沒有擺脫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們愈感到難相匹比，也就會愈加挑剔。孝宗則愈加給予保護。 而此時，劉大夏與戴珊畢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歸鄉，孝宗沒有準許，他於是求劉大夏幫助請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沒有準許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實病。」劉大夏受朋友之託，只得代為申解。 孝宗看著眼前兩位老臣，心情頗不平靜。「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說著，他不禁淚珠滾落。劉大夏與戴珊伏地而泣，再也無話可說。兩人在出宮路上默然良久，最終是戴珊開口道：「死此官矣。」②這已經是孝宗朝最後的四五個月。這位多病的皇帝與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蹣跚中掙扎著。 ②鄭曉：《今言》，第130頁。 ③焦竑：《玉堂叢語》卷三《召對》。 ①焦竑：《玉堂叢語》卷三《召對》。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節興革與法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歲的孝宗與世長辭。他在彌留之際給太子的最後囑咐，是「法祖用賢」。 後人給予孝宗頗高的評價，許多史家將弘治朝看作是「中興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則是「中興令主」。這些稱譽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點，也正是以孝宗與周圍臣僚組成的群體，一個明君賢臣的群體。這便是孝宗遺囑中所說的用賢。有這樣的明君，又有如此眾多的賢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來應當是可求實現的，但是他為什麼最終仍是遺憾而去呢？所謂的「中興」，其實質又究竟如何呢？這還須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談起。 明朝經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後，到正統漸入中衰。北方對蒙古族各部逐漸失去控制，到「土木之變」後，更由相持轉而採取退守；朝廷內則出現宦官專權，朝政廢怠，吏治日趨敗壞；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土地兼併造成農民失業流亡，起義時有發生，社會機體的各個環節都開始出現問題。在這江河日下的變化中，明朝的社會也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與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稱作積弊，然而事實卻並不那麼簡單。大約天順間，一個名叫葉盛的官員被留宿在翰林檢討錢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個名叫張士謙的官員應約前來，隨後又來了一位相士。相士對張士謙端詳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氣力」。張士謙大笑道：「吾永樂中為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向壯，有志文翰，晝夜為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詩，則可得一贄見帨帕。向非吾弟貿易以資我，我何以至今日耶！」葉盛將此記下，並評說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然，此莫可曉也。」①事變，即指「土木之變」。由此而觀之，到景泰、天順間，風氣頗有所變。永、宣之世，文翰無杯茶之謝，清要之職的官員，若無經商之兄弟資助，便難存活，這種情況在天順後則十分罕見了。宣德中還有人上書請增文官俸祿，以免其貧飢窘迫之狀，這情況到天順後亦不再得見。 從明朝全國情形來看，自從宣德中屢次減蘇松等地重賦，正統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國家賦稅雖然銳減，民間卻得少蘇，社會生活也從此變得豐富起來。 到成化年間，國勢雖不見稍有好轉，官民對於奢富的追求則日見迫切，官員固然以多種手段以補俸祿之入，民間棄本逐末，以經商致富者也是與日俱增，富裕起來的官民送銀錢於寺觀，祈報行禮。時人亦慨嘆之為「時變」。那時代確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張苗傾盡貲財上獻，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為太常寺次職，六品。張苗得此官已是憑藉張敏蔭襲，但他居然能夠傾貲打通關節，驟升三品，這已絕非吏制之正途。一時間士大夫與雜流混於朝廷內外，風氣大變。明朝人記述當時情形時說道：①葉盛：《水東日記》卷一《翰林文字潤筆》。 ②鄭曉：《今言》，第135頁。 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①這當然是一種混亂。但是若從另一角度來看，其所亂的還是舊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與各種雜流共處於官場，人們漸漸要對此習以為常了。這也是權勢與金錢的一種結合，這時的官員不再需要兄弟經商的資助，而經商的兄弟也想出貲過一過官癮了。 這些變化首先發端於憲宗時，以中旨授傳奉官，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隨後又開設皇莊。有的官員批評他：「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②上行下效，自憲宗時籠田產以自私，戚畹、中貴及豪強之家紛紛占據閒曠之地，日久閒曠之地既盡，便漸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宮中寵信萬貴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後寵幸，至於東廠外又設西廠，士大夫、官吏、軍民盡在其偵刺之列。但是與歷朝情況所不同之處在於，這種極端專制的特務機構，並非出於憲宗本人專制統治的需要，而主要出於宦官們的弄權，東、西廠的所為，憲宗往往並不知曉。 說來憲宗倒是個處世比較寬厚的皇帝。汪直雖然專橫，小中官阿丑卻能譎諫其間。他於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謾罵。旁邊有人言：「駕至。」他卻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慌忙走避，邊道：「今人但知汪太監也。」有時他也扮作汪直的樣子，手執兩柄大鉞在憲宗面前舞動。旁邊人問：「如何？」則稱：「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答道：「王越、陳鉞也。」①王越、陳鉞是汪直依靠的兩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頗遭時論所譏。其實王越在當時確屬少有的軍事人才，不拘小節，性格豪縱，用財若流水。據說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數人樂奏侍宴，王越竟將其樂妓乞歸。一夕大雪，他圍爐飲酒，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偵察回，陳敵情。話未說完，王越大喜，親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彈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賜。待到小校陳述敵情畢，王越更喜，指妓中絕麗者，對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謝過。王越卻大笑，並以此女相賜。②這雖然出於王越的性格與作風，卻也是當時官吏生活之寫照，追求奢靡已為時尚。《明史》中說：「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死，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③傳統道德觀念這時似乎不再能像過去那樣有力量了，像萬安這樣道貌岸然的內閣首輔，居然不斷向皇帝進獻房中術，並以此固寵，這也堪稱亘古未見的奇聞。 陝西巡撫鄭時劾論太監梁芳被貶黜，陝民哭送，消息傳到憲宗耳中，他頗感後悔，特斥傳奉官十人，系獄六人，下詔命以後傳旨授官必復奏。成化後期，內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銀俱盡，憲宗對梁芳與韋興說道：「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韋興不敢回話，梁芳辯解道：「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憲宗聽罷很不高興，只說道：「吾不汝暇，後之人將與汝計①鄭曉：《今言》，第135頁。 ②夏燮：《明通鑑》卷二九，英宗天順八年冬十月。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傳》。 ③《明史》卷一七一《王越傳》。 矣。」④後之人，便是當時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後便開始著力於改變這種混亂。 其實在孝宗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舊政發展下去。這在當時也並非不可，因為成化之政雖多弊端，而國無大亂，史稱其時為太平，惟其不擾民生之故。二是改變成化舊政，革除弊端。當時的種種歷史機緣，使孝宗採取了後一條路。 對於孝宗的做法，史書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稱之為「銳意興革」，或稱之為「法祖用賢」。這兩句話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點，因此所謂弘治中興，其實質也正在於此。孝宗和他身邊一批賢臣的動機自然是興利除弊，但是他們所認為的弊端，不僅包括穢濁的朝政，實際也涉及到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如前所述，孝宗本人與身邊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傳統道德規範的人，他們想要改變弊政的辦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尋祖制。但是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一味去追尋祖制，必然是強令這些變化回歸到舊有的軌道上去。 孝宗的用賢是頗著於史冊的，誠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細看看這支賢臣隊伍時，就不難發現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隊伍。 第一位被啟用的大臣是吏部尚書王恕。他被啟用時已經七十二歲。兵部尚書馬文升當時六十二歲。禮部尚書丘濬七十歲，弘治四年（1491）他入閣時已七十四歲。弘治十五年（1502）劉大夏任兵部尚書時六十七歲，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歲。內閣的幾名成員相對要年輕一些，成化朝保留下來的內閣首輔劉吉六十一歲，徐溥六十歲，劉健五十五歲，李東陽於弘治八年（1495）入閣時四十九歲。就當時任官年齡來看，他們都屬於老臣之列了。這便是當時用賢的原則。 孝宗曾經對劉大夏與戴珊說過：「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留。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二司官，先當以此輩黜陟停當。爾珊更慎擇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為文具也。」①這意見無疑是對的，慎選巡按御史，才能保證朝廷政令行之於基層。那麼到底選什麼樣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對此弘治帝與劉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談話。 「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問。「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劉大夏回答。「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為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孝宗更強調巡按的人選，「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②選老成有識量者，目的在於求得辦事的穩妥。這與明初設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劉大夏所稱「無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設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輕進士，敢言敢為，則有輕躁之嫌。用老成之人，與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④《明史》卷三○四《梁芳傳》。 ①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四。 ②《治世余聞》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來，社會已隱然欲變，孝宗的興利革弊，已必然涉及這些變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識量之臣，則更將對這些變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與用賢在這裡巧妙地統一了起來。 既然要法祖，就必須追尋已近蕩然的祖制，於是在孝宗與諸老臣們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個整理和總結開國以來典章制度的高潮。 明代的官書修纂，除去歷朝實錄外，所修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國初，以修纂史鑑書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統志為主；三是中葉，以修纂典章制度書籍為主；四是後期，以修纂改訂製度書籍為主。 從這四種不同類型修纂情況不難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訓戒為目的；前期的修纂則以成就為目的；中葉，也即弘治時期，則主要是為總結與追尋舊制，以整頓為目的；後期已無法控制社會改變，加之嘉靖、萬曆亦有變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變更，目的亦在變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書籍主要有《問刑條例》和《大明會典》，此外並有在日本發現的《皇明條法事類纂》等。 孝宗在《御製明會典序》中寫道：我聖祖宗百有餘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萬世者，會粹無遺矣。特命工鋟梓，以頒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遷於異說，不急於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諸凡舉措，無巨細精粗，咸當平理而得其宜，積之既深，持之既久，則我國家博厚高明之業，雍熙泰和之治，可以並唐虞，軼三代，而垂之無窮，必將有賴於是焉。①《大明會典》開局於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書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條法事類纂》中所記止於弘治九年。 《大明會典》本於洪武中所修《諸司職掌》，其意還在追尋舊典，會輯於一，以便遵循。儘管時代已過百年，儘管一切都有所變化，過去的典章已不適用於此時，但是沒有人能夠去批評這種做法，因為這是出於明君和賢臣。傳統道德觀念在這裡再次產生了作用，正人所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沒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戶部尚書葉淇上奏：「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①葉淇的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鹽法的變化，故史稱之為「葉淇變法」。這是順應當時形勢之舉。明初的鹽法規定，商人行鹽，須運粟於邊塞衛所，領取鹽引，再赴各鹽場守支食鹽，分別行銷。這是明朝廷解決邊地供給的補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權相勾結，把持鹽場存積鹽，造成鹽法破壞，鹽利多為權貴、太監等侵占，形成勢力龐大的官商集團，一般商人無力相抗。權貴肆占存積鹽，使常股鹽日減，一般商人運糧換取鹽引後，支不到鹽，只能長期守支，陷入困境。於是一些鹽商向任戶部尚書的葉淇進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②隨著①《明史》卷八○《食貨四》。 ②夏燮：《明通鑑》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經濟的發展，改納銀糧換引為納銀，是大勢所趨。依靠商人運糧來解決邊儲只是權宜之計，何況其數量本來就十分有限，無法解決邊儲之需。改納銀中鹽代表了大多數鹽商的要求，也使他們在行鹽過程中減少了權勢官商限制的環節，其中雖有弊端，卻是時勢所迫，亦不失為救弊之策。 但是，這種因時順勢的變化卻招來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議。居然有人批評說，這是因為葉淇系淮安（今屬江蘇）人，鹽商皆其親舊，為保護鹽商利益而為。 這實在是無稽之談。明朝鹽商，非僅淮商，況且當時行鹽主要靠鹽商，但由於權勢把持，則鹽法不行，地方私鹽泛濫，國家無利。即使保護鹽商利益，實際上也便是維持正常行鹽，保護一般商人利益，總比聽任權勢官商肆意營私要強。幸得葉淇其人頗有情操之名，史稱：「淇居戶部六年，直亮有執，能為國家惜財用。」①以其如此，尚有毀譽之辭，足見當時變革之艱難。似乎只有一切恢復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時勢已然變化。 後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這中間的問題，說道：「葉淇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以致邊儲日匱。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屯政不修，而不盡關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家乞中，而不關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為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計其越場支鹽，不限年次。於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閼不行。夫商人輓輸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及既得鹽，復為奏乞鹽所壅閼而不獲速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誰應哉！淇中報中之急，乃為更制以利商，商利則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①這是當人們經歷了明清後期商品經濟衝擊以後的認識。但葉淇在當時，他卻不得不乞休歸鄉。 歷史就是這樣，當人們看到時弊流行時，他們往往會回想起過去的美好時光，卻不大肯去冒風險在未來中探尋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實在太少了。當正人君子們圍繞在弘治帝周圍時，像葉淇這樣敢於變革的君子實在是寥如晨星。 這便是弘治中興的基點。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興之世卻帶有著濃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為如此，弘治中興也就必然有明顯的局限性和階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圍大臣出現變化，這中興也便結束了。 孝宗死後，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劉瑾，弘治舊臣受到排斥，內閣僅李東陽未去職。李東陽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舊有傳統，凡是劉瑾改變的舊制，他儘量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法司欲以新例處理案事，他以「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②為由，從中阻止。另一方面，由於他年齡相對較輕，較其他老臣能夠順應時代變化，他罷政居家時，請他撰寫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潤筆，頗資家用。據說一次夫人給他備好紙墨，他卻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於是東陽乃欣然命筆。這很有些桑悅、唐寅之類才子的味道，他已經很自然地適應了①《明史》卷一八五《葉淇傳》。 ①夏燮：《明通鑑》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論曰。 ②《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這種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興的影子已蕩然無存，一切都開始走上了混亂無序，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