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十五章于謙

于謙是明代一位傑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詠石灰》為題的詩，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詩中表述的那樣，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節巡撫二省，聲著朝野 于謙（1398—1457），字廷益，號節庵，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時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習讀八股制藝，還努力研討古今治亂興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歲入府學為諸生。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三歲時考中進士，原為會試第一名，卻因「策語傷時」被置於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監察御史，至湖廣執行公務。他深入瑤民居住區進行調查，揭發官軍濫殺無辜，初步顯示了他那廉正的風骨。 于謙相貌英偉，善談吐，聲音宏亮，每次奏對，極有條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漢王朱高煦在山東樂安發動叛亂，宣宗御駕親征。高煦兵敗投降，跪於軍前。于謙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歷數高煦之罪行。高煦渾身戰慄，頓首稱：「臣罪萬死！」宣宗對於謙的表現十分滿意，賞賜與諸大臣相同。當時，顧佐為都察院都御史，嚴明廉直，對諸御史管理極嚴，唯獨看重於謙，認為于謙的才能比自己強。 宣德五年（1430），明廷設立巡撫。宣宗親點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謙從七品升至三品，這是對於謙的極大信任。于謙也不負重望，足跡遍歷所部，延訪父老，視察政事的利弊興革，一年之間，連續數次上疏，興利除弊。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也都極看重於謙，對於謙的論奏朝上夕准，使于謙盡展所長，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于謙不同於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總是千方百計地為民解除痛苦。他創行平糶條例、義倉、平準倉、惠民藥局，無償貸給貧民大量糧食，加築黃河堤岸，允許百姓到巡撫衙門申訴冤枉，並以其精幹才能迅速解決問題。為了加強邊防，他建議加設御史，巡按大同，並將被軍官霸占的官府空閒土地奪回，改作屯田，以資邊用。 于謙任兩省巡撫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擁戴之如同父母，呼之為「於龍圖」，二省流行著一首長達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謠，歌頌「天遣恩官拯二方」。貪官污吏聽到于謙的名字則膽破心寒，就連盜賊響馬也為之避匿。 正統七年（1442），張太后病逝。此後「三楊」也相繼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漸專權。他廣收官員們賄賂，可是于謙每次入京，從不送禮，更不去拜見王振。有人勸他送些禮給京中權貴，哪怕是帶些合薌（線香）、蘑菇、裹頭（手帕）也行，于謙則舉起大袖笑道：「帶有清風！」隨後，他又寫詩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①一時傳為佳話。但這卻引起了某些權貴的不滿。正統十一年（1446），于謙入京奏事，薦舉參政王來、孫原貞可任河南、山西巡撫。王振遂藉機誣衊于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②，應下法司論斬。河南、山西兩省百姓聞知，紛紛入京上書，請求釋放于謙。王振迫於壓力，將于謙釋放，但將他降為大理寺少卿。兩省百姓恐怕繼任者是個貪官污吏，又集合一萬多人伏闕上書，要求于謙仍任兩省巡撫，身在兩省的宗室周王、晉王也提出相同的①《于忠肅集拾遺·入京詩》。 ②《明史》卷一七○《于謙傳》，本文下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請求。王振無奈，只得將于謙官復原職。 正統十三年（1448），明朝邊防日益吃緊，兵部事務日加繁忙，于謙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節挺身於危難之中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挾明英宗親征瓦剌。朝中大臣雖然極力反對，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領臨時調集的大軍匆忙出征了。當時于謙被命留守京師，代兵部尚書鄺埜管理兵部事務，輔佐留守的■王朱祁鈺。 八月中旬，英宗率領的出征隊伍全軍覆滅於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虜。敗報傳到明廷，立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八月十八日，孫太后命郕王監國，召集群臣商議對策。侍講徐珵首先出來，倡議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覷，無人敢言戰守。這時候，于謙挺身而出，厲聲斥責徐珵，一語喚醒了滿朝文武大臣，得到孫太后、郕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擊瓦剌、保衛北京、捍衛明朝的重任交給於謙。于謙也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盡心竭力，迅速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實北京地區的防禦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挾英宗率瓦剌大軍再次大舉南犯，兵臨北京城下。于謙面對強敵，毫無所懼，沉著冷靜，指揮若定，有勇有謀，與敵軍激戰五晝夜，終於打敗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轉危為安。 明廷獲勝後，論功行賞，于謙功勞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石亨則被封為武清侯，其餘文臣武將也有升賞。面對封賞，于謙卻誠心辭讓，他說：「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國家的安危。他把勝利歸功於將士們，自己卻開始考慮如何去加強北邊的防務了。 于謙首先加強京師的防衛力量。他調遼東和宣府的部分兵馬入京，調名將楊洪和守居庸關有功的羅通回京，操練京軍。然後，他放眼全國，派僉都御史蕭啟等鎮守保定、河間、真定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疇去南直隸整頓江南江北衛所軍，招徠流民進行屯種，薦左都督朱謙代楊洪鎮守宣府，王竑守居庸關，派顧興祖、劉安、劉聚等修筑北邊關塞要隘。 當時，投降瓦剌的太監喜寧和降軍小田兒屢次導引也先南下侵擾，甚至建議也先擁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與景帝對抗，或奪取山東臨清，截斷漕運，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謙對此深惡痛絕，密令大同將領擒住喜寧，授計兵部侍郎王偉誘斬小田兒於陽和城外，並力勸景帝殺掉喜寧。 面對也先的騷擾，于謙從容鎮定，運籌帷幄，多次擊敗敵人。於是，也先改變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講和。大同參將許貴將此事報告給了朝廷後，明廷發生動搖。于謙堅決主張採取強硬態度，反對議和。他說：「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隨後，他又移檄切責許貴。從此，邊將人人只知戰守，沒有再敢主張講和的了。 于謙對也先的誘降、脅和、反間等種種陰謀詭計，一一予以擊破，捍衛了明朝。瓦剌軍則因屢次失敗，死傷人數不斷增加，厭戰情緒日益滋長，也先與脫脫不花、阿剌知院之間也因分贓不均而導致原有的矛盾不斷加深。也先見明朝無機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來議和，表示也先願歸還上皇議和。明朝大臣對此反應很熱烈，紛紛要求景帝派使臣迎還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願迎請英宗，對群臣說：「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于謙則從容回答說：「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聽到于謙的話，景帝才放下心來，顧而改容道：「從汝，從汝。」不久，英宗終於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對此仍深懷戒心，將英宗軟禁在皇城內的南宮中。 第三節改革軍制 于謙對當時的形勢並未掉以輕心，他擔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雖還，國恥未雪」，「和議難恃」，要求不要懈怠。他還提出一系列措施，繼續強化國防。一方面，加強宣府、大同、遼東及北京附近的防務，增加軍馬，修繕城堡關隘，收復獨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肅軍紀，嚴懲犯法的石亨、郭亨、楊俊等軍官。同時，他還對與軍事有關的馬政、陣法、戰車、軍器、軍功制度等進行改革，採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對明軍主力——京營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從京營中選出十萬人，編成十營操練，稱作團營。次年，他將團營增加到十五萬人。未選入團營的軍士仍歸三大營，稱為「老家」。團營十營中，每營一萬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稱坐營都督）統帥，其下有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領隊官一百五十人、管隊三百人。十團營設一名總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擔任，受兵部尚書于謙節制，景帝又派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為監軍。于謙規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將官，都要親到教場操練陣法武器，下級軍官必須熟悉軍士及衛所番號。遇有戰事，京軍出征，各級將領隨隊而行，不再另派將領。經此整頓，京軍改變了兵將不相習、互不統屬的舊弊，戰鬥力大大提高，也節省出大量軍餉，有明京營軍制至此發生很大的變化。 經過數年的整頓，明朝的國防力量大大加強，勝利地擊退瓦剌的侵擾，邊境上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軍失敗後，也先的威望大損，但他卻日益驕橫，逼死脫脫不花，於景泰五年（1454）自立為可汗，虐待蒙古諸部。不久阿剌襲擊也先，也先敗走，為其部下所殺，蒙古又陷入分崩離析之中。 第四節「一腔熱血，竟灑何地！」 明廷擊敗瓦剌軍，于謙立下了蓋世功勳，但他卻口不言功。儘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拚命抹殺他的功績。例如，羅通受于謙薦舉守居庸關，立下了功勞，卻陰詆于謙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①這當然與事實不符。 景帝並沒有為這些惡毒的攻擊所動，反而更信任於謙，對他的建議無不依從，每用一人，必密訪于謙，徵求其意見，于謙也每每據實相告，無所隱諱，不避嫌怨。于謙一直有痰疾，當他因勞累而疾發時，景帝便派太監興安、舒良輪番去探望，聽說他所服用的藥不好時，便詔令上方制賜，甚至專門為他備下飯菜，還親自到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有人說景帝寵謙太過，興安等說道：「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今朝廷何處更得此人？」一句話說出了朝廷對於謙的倚仗。御史顧躭等彈劾于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這雖遭到于謙和戶部尚書金濂的駁斥，但卻仍不斷有人雞蛋裡挑骨頭，這不能不讓人懷疑這些御史背後有人主使。 于謙性格非常剛直，輕視諸選耎大臣、勛舊貴戚，因此遭到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對。每遇事不如意，于謙就拊胸嘆道：「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對官場惡氣、士大夫們的自私自利、妒賢忌才、爭權奪利、貪婪無恥等醜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鈺是個心胸狹隘的人，他當了皇帝後，便盼望帝位能傳給親生兒子朱見濟，但他無法自己提出更換太子，孫太后和大臣們也不會答應這麼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終於想出了收買大臣的「妙計」：賜給內閣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白金各五十兩，白銀百兩，並升了他們及都御史楊善、王文的官職。不久，廣西土官黃竑犯法當死，他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請求更換太子。景帝正發愁無人提此建議，覽奏大悅，說道：「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禮部會同群臣集議。陳循等很快簽字畫押，並迫使吏部尚書王直、于謙、御史左鼎等人簽了名，終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廢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做太子，大臣們也因此被加官晉級，拿雙份俸祿。對此，群臣按慣例推辭，唯于謙再三辭讓，這引起了景帝的不滿，景帝因此逐漸疏遠了于謙，始終未讓于謙進入內閣。 當時，徐有貞因倡議南遷受到于謙的斥責，始終痛恨于謙。總兵官石亨功勞不如于謙，卻被封侯，因而內心有愧，便上疏舉薦于謙長子于冕，遭到于謙的痛斥：「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石亨面對於謙的正氣的批評，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謙來。同時，石亨掌京營兵，屢欲興風作浪，卻因於謙而不能得逞，對於謙痛恨之情與日俱增。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謙。群小很快勾結在一起，日夜籌謀算計于謙。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貞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擁英宗復位，即日於朝班中逮捕了于謙和王文，並以「意欲」迎立外藩為帝的罪名傅會成獄，誣判二人謀逆，處以極刑。法司對二人嚴刑拷打，王文極力進行辯解，于謙卻笑道：「亨等意耳，辯何益？」當案件提交給英宗時，英宗尚感猶豫，說：「于謙實有功。」徐有貞馬上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①《明史》卷一六○《羅通傳》。 二十二日，于謙、王文同日被殺。在籍沒于謙家產時，未發現他家中有什麼值錢之物，只有正室關鎖甚固。打開看時，裡面除去景帝所賜的莽衣、劍器，別無他物。 據說于謙被殺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人們對明廷這種恩將仇報的做法非常憤慨，用不同的方式來紀念于謙。曹吉祥部下指揮朵兒拿酒到于謙被殺之地，慟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冒死收殮于謙，裴太監秘密護送于謙少子逃往河南。天順三年（1459），于謙之婿、千戶朱驥扶送于謙靈柩回到故鄉，葬於西湖三台山麓。 于謙死後，繼任的兵部尚書陳汝言攀附石亨，貪污納賄，使于謙整頓國防之前功俱廢，英宗則憂形於色。後來西北有警，恭順侯吳瑾對英宗說：「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英宗聽罷，默默無語。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鄉的于冕，上疏為父訟冤，明憲宗這才親自為于謙昭雪，將崇文門內西裱褙胡同的于謙故宅，改為「忠節祠」，遣官祭奠英魂。憲宗親自撰寫誥語：「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群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弘治二年（1489），明廷贈于謙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從此于謙與岳飛並臥於風光秀麗的西子湖畔，後人才有「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