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十四章明英宗
明英宗前後在位二十二年，兩次登臨大位。他在位之日明帝國正從繁榮走向衰落，成為明朝歷史上由強而弱的轉折點。
第一節「委政閣臣」，綱紀未弛
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的長子。關於他的親生母親，史家們向來說法不同。有人說是宣宗貴妃孫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說孫氏「無子，陰取宮人子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傳》則認為：「英宗生母，人卒無知之者。」由於皇后胡氏多病無子，明宣宗寵愛貴妃孫氏，更寵愛這個小孩。他出生不久，於宣德三年（1428）二月初三日賜名祁鎮，又賜璽書。三天後，二月初六日冊立為皇太子。在明代皇太子正位東宮的年齡中，他是最小的一個。朱祁鎮正位東宮剛剛過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詔廢皇后胡氏，改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遺詔命皇太子繼位。是月初十日，朱祁鎮第一次登上皇位。改元正統。初登皇位時才九歲，實際年齡為七周歲又兩個月，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已整整六十七個年頭。洪武、永樂二朝的繁榮強盛、聲威遠播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爾後洪熙、宣德兩朝相繼嗣位守業，雖號稱「仁宣致治」，或雲「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實，已是弊病滋生，危機四伏。進入正統朝，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不少問題陸續發生。從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實質上是前幾朝留下的後遺症。這些問題的出現，說明明朝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和威脅，正處於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遺詔，凡是朝廷大政奏請太皇太后張氏（明仁宗誠孝皇后）而後行。張氏，永樂二年（1404）封為皇太子妃，歷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經驗豐富，而且深識大體，嚴於律己，不許其族人干預國事，對他們的任用亦嚴加限制。宣宗逝世時，諸大臣以新主年幼，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張氏以「不能破壞祖宗成法」堅決拒絕，而命令諸大臣齊心協力，認真輔導皇上向學勤政。她又特令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五位大臣入朝。當面對英宗說：「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英宗當即應聲受命①。這五人，都是幾朝元老，是當時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太皇太后張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閣臣」。這在當時主幼無知的特殊情況下，是一項及時而又必要的決策。
經濟是基礎。要管好國家，首先必須抓好經濟，重視國計民生，盡力開源節流，減少百姓負擔，以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英宗即位後很快在這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罷諸司冗費，節省朝廷開支。三月，釋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罷山陵夫役一萬七千人，又放庫役二千六百四十餘人；減行在光祿寺料米粟九萬二千餘石，他物減少不等，一方面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一方面減少了國家的經濟負擔。
正統元年（1436）正月，楊士奇等上疏：「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偶有阻窒，則糧餉不充，實非終久之策。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之外，余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閒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英宗以為有理，很是重視，立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詔髮禁軍三萬到京畿地區屯田①。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來，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開局還算順利。但對他來說，當務之急無疑是學習治國的基本知識。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對英宗進行啟迪教育的重要性。楊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請開經筵，請皇上讀書學習。而後又進言：皇帝的學習，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請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並請慎擇「學議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為講官。二月二十日，行在禮部遵旨進呈經筵禮儀。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明代的「經筵定儀注自此始」。經筵官任命以後，按照規定的時間，三月初九日開始第一次御經筵。此後，遂以為常。經筵每月舉行三次，故又稱「經筵月講」。月講之外，還有日講。月講和日講的內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先講《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等經傳，然後再讀史書。它們之間的區別只在於：經筵月講每月只三日；日講則不拘日期，禮儀也比較簡單。
這一時期，還在一些方面進行立法定製。
在學校教育方面，開始設立提學道，專門督責學校。明代學校之盛，為「唐、宋以來所不及」，南北兩京設有國子監（國學、太學），地方有府州縣學，王所有武學。後因管理不力，教學質量下降，問題急待解決。正統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奏言：近來生員學藝疏淺，宜令布、按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英宗納其言，下詔曰：「南北兩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設提學道，專理學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南北兩京以御史為提學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僉事為之。著為令。」是為明代設立提督學政之始。提學官的設立對於加強學校管理，提高教學質量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賦稅制度方面，始定田賦折銀解入北京內承運庫。明代田賦以銀代輸，始於洪武，稱為「折色」。當時所折之銀俱送南京。正統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疏曰：北京行在各衛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亦以為言。英宗問行在戶部尚書胡■，胡■對曰：稅糧（田賦）折銀徵收，民以為便。遂仿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自起運、兌軍之外，皆糧四石折銀一兩，解入北京，以為永例①。東南稅糧除起運、兌軍之外，折銀徵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內府，目的是為了保障皇室的高額消費，這個制度的出現，反映了皇室對歲供不足的擔心，所以才強制作出這個規定。但它也在客觀上有利於減輕稅糧轉運之苦，有利於保證農時，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同時擴大了折色份額，擴大了貨幣流通，有利於繁榮商品經濟。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淵、行在戶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前去督理兩淮、長蘆、浙江鹽課，並命內官同往。明代欽差巡鹽之制，亦自此時開始。
①夏燮：《明通鑑》卷二二。
①參《明史》卷七八《食貨二》、卷七九《食貨三》。
總之，就全局而言，這一階段由於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張輔和「三楊」
等五大臣的合力輔政，由於宦官「王振尚未橫」，各級政權機構的運作還比較有章法，全國各地的秩序也相對穩定。《明史·英宗紀》稱：「英宗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楊、胡■、張輔，皆累朝勛舊，受遺輔政，綱紀未弛。」這主要是指其即位迄正統二年這段時間，此後情況就大為不同了。
第二節朝政漸亂，宦寺擅權
正統二年（1437）以後，隨著太皇太后張氏和楊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宦官勢力的膨脹，加上邊境日益多事，綱紀遂日趨紊亂。
先是，明英宗命宦官王振掌司禮監。這是導致正統朝綱紀紊亂的一個重要根源。
明代宦官組織，主要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合稱「二十四衙門」。司禮監，為二十四衙門的首席衙門、一切宦官組織的首腦部、明代全國特務機構最高指揮機關。它不僅可以直接控制內廷、「東廠」，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閣部，以及「錦衣衛」。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產物，宦官組織是封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明太祖在世時，雖然從洪武八年（1375）起，曾先後派宦官參與某些經濟（如茶馬貿易、覆核關稅等）、軍事（如閱視軍隊等）活動，但他鑒於歷代宦寺為禍之教訓，一直嚴格限制宦官的人數、職銜、品級、冠服，禁止各部門與宦官公文往來，並特鑄一「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三尺大鐵牌，置立於宮門，警告內官們時加注意。建文帝嗣位，對宦官的約束益為嚴厲。可是到了明成祖即位以後，情況就發生了大變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①。及明宣宗即位，又專設「內書堂」，命教官教習宦者，使之通曉文墨，且遂為定製。
進入正統朝，宦官的勢力進一步滲透到各個領域，各個部門。明代宦官還操縱大臣任免、參與司法、提督鹽課、總督京營、充總兵官；有正式監軍職銜；宦官世襲，及其弟侄封爵、蔭官等等，都是從明英宗時代開始的。王振占據司禮監之後，權勢大得很。不少文武大臣都懼怕他，畏禍者爭附之，阿諛奉承，賄賂財物，有人還對他自稱「孝孫」②。公侯勛戚至呼他為「翁父」，連明英宗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為「先生」。於是王振氣焰也就漸漸囂張起來，膽子越來越大，行為益為放肆。正統元年，楊士奇年七十二，楊榮六十六，楊溥六十五。「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①公開以年老威逼他們去位。其時，王振為使朝臣全都懾於他的淫威，甚至常常引導明英宗用重典治臣下。那些好事的言官們亦紛紛爭承王振的旨意，不斷利用大臣們的某些過失，上疏大肆攻擊，自公、侯、駙馬、伯以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彈劾的，直至枷刑、下獄、謫戍等等，殆無虛日。
正統二年（1437）正月，由於王振得意忘形，對內閣大臣商議的大政，「輒施可否」，隨意取捨，違背了太皇太后張氏還政內閣的命令，張氏怒極，欲誅王振。因明英宗跪地求情，諸大臣亦請予免死，才饒了他一命。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斂戢，而骨子裡並沒有改變。五月，以邊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書王驥經理甘肅軍務，刑部尚書魏源經理大同。九月，命將鎮守獨石。內部環境和外部形勢逐步緊張起來。
正統三年（1438）三月，京師多次發生地震，陝西大飢。六月，麓川宣①《明史》卷三○四《宦官傳》。
②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周文襄》。
①《明史》卷一四八《馬愉傳》。
慰使思任發起兵叛亂。明英宗命軍出征，屢戰而不能平息。翌年三月，明英宗命增兵赴援，調湖廣官軍三萬餘人、貴州一萬人、四川八千人入滇，合力進剿，結果還是師出無功。五月，復命右都督沐昂為征南將軍，充總兵官，率軍進討思任發。從此開始，連兵十載，增兵加餉，先後徵發夫役近五十萬，雲、貴兩省將士多亡，衛所空虛，田園荒蕪，民困至極，「西南騷動」。西南反叛未平，北方邊患又起。
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稱太師，北方各部皆歸其所有，於是「其勢益橫，邊境自此多事矣」①，從而構成了對明皇朝的嚴重威脅。
從正統五年（1440）開始，由於太皇太后張氏和「三楊」相繼離世，明英宗漸漸親近宦寺，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為之大變。
正統五年七月，楊榮在還朝途中病逝。楊士奇等年老不能視事，充位而已。
正統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顧朝廷罷兵之議，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宦官曹吉祥監軍，調集各路兵馬十五萬，大舉進兵麓川。翰林院侍讀劉球上疏，請止麓川之役，加強對北方瓦剌的防禦。疏上，而明英宗不用。
正統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逝世。張氏在世，委任五大臣，政在台閣」。及張氏一死，明英宗完全受制於王振，楊士奇等人雖仍掛名列位，但對王振只能「拱手唯命，莫如之何」。或謂「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十二月，王振毀去明太祖所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之大鐵牌，自是益無所忌憚，為所欲為，擅權亂政。
正統八年（1443）五月二十五日，雷擊奉天殿鴟吻，以為不祥之兆，明英宗下詔輟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劉球針對王振專權恣橫，應詔上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二曰親政務以攬乾綱；三曰任大臣以崇國體；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五曰嚴考核以肅吏治；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七曰罷營作以蘇民勞；八曰寬逋賦以恤民窮；九曰息征討以重民命；十曰飭武備以防外患①。劉球前次上疏已引起王振的痛恨。這次疏入，他益惡之，大怒不止。六月初三日，將劉球拋入監獄，十二日夜令人殺之。
正統九年三月，楊士奇病故。至此，「三楊」已失東、西二楊，「南楊」楊溥年邁而孤立。王振更加無所顧忌，威勢日重，自都憲以下，見之皆下跪。北邊瓦剌也先，亦已實力大增，又置甘肅行省名號。明英宗面臨內外交困局面。
①夏燮：《明通鑑》卷二二。
①《明英宗實錄》卷一○五；《明經世文編》卷三一；《明史》卷一六二《劉球傳》。
第三節「土木之變」，英宗被俘
正統十年，也先舉兵侵哈密，圍其城，殺首領，劫男女，掠財物。邊將知其必為大患，屢次奏報，而明英宗終不省悟。
正統十一年三月，浙江礦工葉宗留髮動起義，自稱「大王」。明英宗令閩、浙、贛三省聯合出兵鎮壓。七月，楊溥去世。張輔、胡■均年屆七十二，身體衰老，難有作為。
正統十三年，瓦剌遣使二千人貢馬，而號稱三千。王振怒其詐，令禮部核實，沒有如數給賞。也先對此大為不滿，以明廷「賞不如例」，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伺機大舉進犯。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十一日，也先率部進犯大同。明軍右參將吳浩在貓兒莊迎戰，兵敗身亡。明英宗命重兵把守陽和口。是時，形勢危急，邊報每日數十至。王振遂導上統軍親征。兵部侍郎于謙等上疏力勸，明英宗不聽。七月十五日，下詔親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鈺居守北京。十六日，明英宗統帥官軍五十萬，自京出發。英國公張輔等文武大臣從行。張輔衰老，「不使預軍政」，「默默不敢言」①。大軍出發之後，前方頻頻傳來敗報，「伏屍蔽野，眾心為寒」，加之風雨交加，眾皆危懼，軍紀大壞。群臣再三勸明英宗停止前行，而王振一心誘上冒進。八月初一日至大同。十四日，明英宗至土木，距懷來城二十里，遭到瓦剌也先的四面伏擊，明軍五十萬人，居然不堪敵騎一擊，全軍覆沒。明英宗被圍不得出，下馬據地而坐，遂被俘。史稱「土木之變」（又稱「土木之戰」）。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虜，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恥辱。明英宗終於自己吞下了寵信王振所結出的苦果。因為明英宗是皇帝，當然要避諱，不能說他是為瓦剌所俘，在漠北過著俘虜生活，於是就找到一個託詞，說他是到漠北狩獵，而美其名曰「北狩」。
是役，明軍精銳死傷數十萬，文武大臣死者張輔等五十餘人。王振也在亂陣中被打死。
明朝經此巨變，將士無敢再戰，社會風氣日壞，國力大降。一般認為土木之敗，是明朝由強變弱的分界線。
明英宗被俘，一時國中無主，人心不安。也先口頭上聲稱要送明英宗回京，實際上是準備大舉進攻。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孫氏命郕王朱祁鈺監國，並召集朝臣議戰守。時京師老弱兵馬不滿十萬。侍講徐珵（徐有貞）主張棄城逃跑，遷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謙力挽狂瀾，堅決反對，誓與京城共存亡，發動軍民保衛北京，由此也得罪了徐有貞等人。八月二十一日，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八月二十五日，命都督石亨總督京營，暫時渡過了危機。
九月初六日，郕王朱祁鈺即皇帝位，尊明英宗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以翌年為景泰元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在明朝滿足了也先的各種要求之後，在漠北整整過了一年俘虜生活的明英宗被送回北京。景泰皇帝令其哥哥、太上皇帝入居南城（南宮），實際是將其軟禁。
明英宗在南宮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連做夢都想再登大寶，奪回失去的威風和權力。在南宮過了六年又五個月的「幽閉」式生活之後，他終於實現了①《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
這個多年的夢想。
第四節南宮復辟，重登帝位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潛入南宮，奪門擁明英宗出宮，復辟帝位。史稱「南宮復辟」，或稱「奪門之變」。五天後，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第二次即皇帝位，建元天順，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
第二天，亦即天順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明英宗在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操縱下，聽信讒言，顛倒是非，殺害功臣于謙。這是他的又一個過失。之後，明英宗又在石、徐、曹等人的指使下，將一批大臣或殺或罷；同時以奪門之功對另一批人加官晉爵，委以要職，進為公、侯、伯之類，連官舍旂軍晉級者也有三千餘人。
天順元年（1457）二月初一日，明英宗下詔廢除景泰皇帝，仍稱郕王，遷居西內。十九日，郕王朱祁鈺病死（一說為明英宗派人殺死）。同月，命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三月，復立皇長子朱見深為皇太子。
十月，詔復王振官職，刻木為像，招魂祭葬，立祠祀於智化寺，賜額曰「旌忠」①。王振擅權亂政，又導帝親征釀成土木之禍。明英宗以王振為「功臣」，對他一直念念不忘，迷信至深，可以說達到「頑固不化」的地步。明英宗復辟之初，對徐有貞、石亨和曹吉祥恩寵無比，視為心腹，言聽計從。徐、石、曹等人，分據要害，操生殺之大權，處處以「功臣」自居，驕縱恣甚，不可一世。他們之間也爭鬥不休，互相整來整去。這時明英宗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俘虜生活、南城苦度，漸漸成熟起來，看到石、徐、曹等人的所作所為，終於慢慢地意識到：這幫「功臣」原是奸詐險惡之徒，不可久留。於是便採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們，徐有貞首先失寵，多次被捕下獄。
天順三年（1459）八月，明英宗經調查取證，證實石亨的侄子定遠伯石彪謀鎮大同，居心叵測，將其逮下詔獄，抄沒家產，又捕其黨七十六人。十月，石亨因招權納賄，肆行無忌，被罷官閒住，不准入朝。同時下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二字，凡以此冒功得官者，許自首更正。一時因「奪門」功被罷者四千餘人。
天順四年（1460）正月，逮石亨入詔獄，抄家沒產。三月，石亨死於獄中，石彪斬首示眾。同月，經吏部考察，晉布政使蕭晅為禮部尚書。又以閣臣李賢力薦，起「執法不撓」之致仕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三月，明英宗以耿九疇和軒輗二人「廉正不易得」，分別召為南京刑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
朝局治亂在用人，皇權基礎是經濟。明英宗在處置用人行政的時候，也沒有忘記關注賦役問題。
同年四月，派遣內臣盧永等人，分別往浙江、雲南、福建、四川督責銀課，閩、浙兩省課額，大略如舊；雲南征銀十萬餘兩，四川一萬三千餘兩。新舊總計十八萬三千餘兩。五月，免去浙江等處被災秋糧，罷中官督蘇、杭織造。六月，免除湖廣被災稅糧。七月，令征全國逃亡工匠三萬八千四百餘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名，由吏部遣官二十餘人分往各地督捕。
為了鞏固皇權，這時明英宗又進一步加緊整頓內部，消除隱患。
司禮監太監兼總督京營三大營的曹吉祥，原與石亨狼狽為奸，及石亨失敗，他預感到自己亦將遭到滅頂之災，於是鋌而走險，大肆搜羅親信，結為死黨，陰謀發動叛變。經過多次策劃之後，定於天順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清晨正式起事，由曹吉祥的養子曹欽自外擁兵入宮，廢除明英宗，曹吉祥以禁兵為內應。結果謀定而事泄。七月初一日夜，明英宗得到奏報，急令將曹吉祥關閉於內廷；皇城及京城九門俱不准開啟。曹欽知事敗露，狗急跳牆，於夜半時分馳往各處，殺害大臣多人。然後率兵攻東、西長安門，縱火毀門，因火勢兇猛而不得入，遂退守他處負隅頑抗。經一番惡戰之後，曹欽走投無路，投井死，其家大小均被誅。
七月初五日，磔曹吉祥於市，滅其族。初八日，再磔曹黨湯序等人，皆籍其家。
七月十二日，列曹、石諸人罪狀，詔示天下。「曹石之變」至此結束。
十一月二十日，明英宗在文華殿召見閣臣李賢，曰：「曹吉祥非無功，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若輩如何，一旦得志，卻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是以每日視朝，朝母后畢即親政務，覽章奏。至於飲食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李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明英宗曰：「願卿勉輔朕躬，君臣一德。」①天順六年（1462）四月，詔免河南、開封諸府去年被災稅糧二十八萬四千餘石。七月，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天順七年七月，免陝西被災稅糧九十一萬石。
天順八年正月初二日，明英宗患病，初六日，命皇太子在文華殿視事。
十六日，病情加劇，交代後事，命草遺詔。
翌日，復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終年三十八歲。五月，葬於裕陵。
①夏燮：《明通鑑》卷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