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十一章明宣宗

仁宗朱高熾的治國，不到一年時間便因突然病故而結束。這給明初守成治國的過程帶來了一些必然的變化，本來很可能出現的「洪熙之治」，卻不得不延長到了宣德時代。 第一節宣德初政 宣宗朱瞻基（1398—1435）登極之初，立足未穩的文官政治面臨著一次考驗。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從他少年時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寵愛和培養。 永樂七年（1409）春天，朱棣奪位後第一次返回舊藩北京，年僅十二三歲的朱瞻基即受命從行。次年朱棣親自率師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儼然有些監國的樣子。永樂九年（1411），朱瞻基被立為皇太孫，從而確立了他的儲君地位。 朱棣對於這個長孫確是獨有所鍾。永樂十一年（1413）的端午節宮中射柳時，朱瞻基也再次給祖父臉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僅屢射屢中，而且當祖父當眾說了上聯：「萬方玉帛風雲會」時，便立即叩頭對道：「一統山河日月明。」①他既有著祖父的英武，又具備了父親的睿智，難怪朱棣每每對人說：「此他日太平天子也。」②所謂的「太平天子」，絕非仁宗那樣的仁德之君，他對仁宗那種儒生氣甚至感到厭惡，因此幾乎釀成漢王奪嫡。在這關頭倒是朱瞻基幫了父親的忙。他對叔父覬覦儲位的企圖，從來都是針鋒相對。一次謁陵途中，當時身為太子的朱高熾因身體肥胖，行走不便，靠著兩名內侍攙扶，還是滑了一跤。漢王朱高煦在旁說道：「前人把滑，後人知警。」話音未落，身後有人應道：「更有後人知警。」③說這話的便是皇太孫朱瞻基，漢王高煦不由回顧失色。朱瞻基並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裡。永樂十二年（1414），成祖第二次親自率師北征時，朱瞻基便隨同出征了。在忽蘭忽失溫激戰中，他在宦官李謙引導下追敵至九龍口，遭到瓦剌騎兵圍攻，幾乎發生危險。在朱瞻基成長過程中，不僅有寵愛與驕縱，同時也有鍛煉與拼爭。這一切當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孫培養成同自己一樣的追求文治武功的開拓之君。 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時，太子朱瞻基還在南京，他是因為南京屢次發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速趕回北京。漢王朱高煦本來圖謀於途中設伏邀擊，因為朱瞻基行動迅速而未得逞。他們叔侄之間的鬥爭從此便真正拉開了序幕。 這場鬥爭給文官們幫了不小的忙。漢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當初參與「靖難」的軍人集團。這種歷史造成的結果使得朱瞻基從登極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當初仁宗身邊的一批文臣。 歷史有時往往就這樣巧妙而奇特，這一切都仿佛在重現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時候是朱棣依靠軍人集團從侄兒朱允炆手中奪得皇位，此刻輪到了漢王朱高煦和侄兒朱瞻基。朱高煦終於決心仿效父親來第二次「靖難」。朱瞻基是洪熙元年（1425）六月登極的。七月，朱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這實際上是對朝廷的試探。儘管所陳並非如意，朱瞻基還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志，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①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宣宗擊射》。 ②《明史》卷九《宣宗紀》。 ③葉盛：《水東日記》卷七《後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①朱瞻基顧謂群臣的這番話不無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撫。但身處局內的朱高煦卻毫無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里漢王朱高煦派人入京進獻元宵燈。有人告訴朱瞻基：「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②朱瞻基對此豈無所知，他不過採取後發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誠以待而靜觀其變。他在這方面的克制力達到了令人驚嘆的程度。漢王府索要駱駝，立即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還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這些做法與朱瞻基性格頗有些不符，顯然是他周圍文臣們起了作用。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官集團已經在永樂、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邊逐漸形成了。 朱高煦的準備則極不順利。八月初，他命親信枚青秘密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結果反被張輔執送朝廷。再約山東都指揮使靳榮於濟南反叛相應，又被山東布、按二司官覺察預防，謀不得發。朝中舊功臣既無人內應，地方官員又不肯從亂，朱高煦陷於孤立之中。在樂安家中居喪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連忙換裝改名，間道入京告變。 倘若朱高煦稍有頭腦，他應該明顯感覺到形勢對於自己的不利，但他卻不顧一切地舉起了反叛的旗幟。八月初一，朱高煦在樂安授官命將，建立五軍。五天後，便遣百戶陳剛入京進疏，並且致書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給文臣誥敕封贈，並指夏原吉等為「奸臣」，終於重演「靖難」舊劇。 直到這時候朱瞻基才臨朝宣布命將出征，他確實做到了仁至義盡。起初決定派陽武侯薛祿將兵征討，但是第二天夜裡召集群臣計議時，大學士楊榮卻提出了反對意見。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①他一句話把人們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場奪位的災難之中。「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②楊榮十分明確地提出要朱瞻基親征。朱瞻基沒有說話，沉默片刻後，他用徵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鑑，不可失也。」③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④楊榮和夏原吉都親身經歷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場「靖難」之役。儘管此刻與當初形勢截然不同，他們還是希望萬無一失，而惟恐重現那幕歷史慘劇。這也代表了大多數文臣的主張。 文臣們的勸說使朱瞻基終於下定了親征的決心。武臣中的張輔曾經主動請命出征，應該說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態。這場鬥爭最終是以朱瞻基親征與朱高煦的失敗宣告結束。這是仁宗之治的勝利，也是文臣治國的勝利。師還，楊榮以決策功，受到賞賜，得賜銀章五，褒獎甚至。夏原吉也被賚予加等，得賜閽者三人。另一位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則因在這次出征時反對襲執趙王，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明史》卷一四八《楊榮傳》。 ③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④《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徹底孤立了漢王朱高煦，楊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賞賜。 仁宗身邊那批有為的文官，重又聚集於朱瞻基的周圍並為其所倚靠。 這一年十月，曾因氣死仁宗而入獄的翰林侍讀李時勉被復官。史書記述了這有趣的一幕。 當時有人對朱瞻基說起李時勉得罪先帝的情況，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使者去後，他愈想愈氣，又令王指揮前去將李時勉綁赴西市斬首，不必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使者正巧帶李時勉由端東門入，沒有碰上。朱瞻基見到李時勉，罵道：「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李時勉叩頭道：「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聽了這兩件事，朱瞻基怒氣稍解。李時勉說了六事便說不下去了。讓他接著說完，他回答說：「臣惶懼不能悉記。」這時朱瞻基已怒氣全消。「是第難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時勉答道。朱瞻基不由嘆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時勉已經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揮去獄中提人不到回來復命時，李時勉已冠帶立於階前。①李時勉的復職表現了朱瞻基的寬容大度。李時她雖然不屬於當時文官集團中的代表人物，但卻是當時較有影響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會得到文臣的普遍歡迎。 四個月以後，有五名文臣在文華殿得到皇帝賜予的范銀圖書。他們是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蹇義得到的是「忠厚寬弘」，夏原吉為「含弘貞靖」，楊士奇「清方貞靖」，楊榮「方正剛直」，胡■「清和恭靖」。後來又有一位內閣學士楊溥。這便是史稱的「蹇、夏」、「三楊」。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經歷了長期政務鍛煉的文官群體。蹇義掌吏部，夏原吉掌戶部，「三楊」掌內閣，胡■掌禮部。他們在繼承和推行洪熙、宣德兩朝仁政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礎。 永樂後期，由於皇權專制過於強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顧客觀條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在仁宗短暫的一年間根本無法解決，這任務也便落到宣宗頭上。當時主要問題是財政的困難。北征、遷都、營建、下西洋寶船、朝貢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內屬後的交阯布政使司，這一切都花費了大量資財。為了這樣龐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賦役征輸，結果又造成對生產的破壞，社會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狀態之中。 仁宗即位後，停止了北征、營建和西洋寶船。這些緊縮開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後，在解決了漢王對皇位的威脅後，繼續推行了這種緊縮開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舉動便是放棄交阯。 自永樂五年（1407）安南內屬改設為交阯布政使司後，幾乎沒有過一天平靜。出征安南的明軍撤離僅一年，當地便發生了動亂。永樂六年（1408）八月，簡定、鄧悉、阮帥等出攻盤灘、咸子關，扼三江府往來之路，慈廉、威蠻、上洪、大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起響應。當地明軍鎮壓不力，只得調發雲、貴、川三都司及成都三護衛軍，由西平侯沐晟掛征夷將軍印率師征討。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敗生厥江，參贊軍務的兵部尚書劉儁突圍不成，自經而死，交阯都司呂毅、參政劉顯同時戰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啟用當初平定安南的主帥張輔。十一月，張輔擒獲簡定報捷，隨後即受命班師。當時成祖正著力於北征，交阯不再成為重點。因此當退據乂安的陳季擴派人入朝求封時，成祖援例詔陳季擴為交阯布政使，並分授其部屬都指揮、參政、副使等官。這與陳季擴求封安南國王的願望大相徑庭，結果一紙詔書反而成為交阯新戰亂的導火線。永樂九年（1411），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張輔率軍前往交阯。張輔到達交阯後，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明軍逐漸控制了局面，但是陳季擴仍然堅持了兩年多，直至永樂十二年（1414）初，阮帥被擒，陳季擴敗退寮國，於蒙冊被明軍俘獲，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憑藉武力征服對交阯進行的統治，很難穩定持久。永樂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起兵於蘭山，交阯再次動亂起來。史書往往將交阯的動亂原因歸咎於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馬騏的過失。當初甚至成祖也曾這樣認為，因此在鎮壓之後，他便注意實行撫綏安輯。但是，不管是武力還是撫治，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動亂始終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決策的一大失誤，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經營的重點應放在北方，卻沒有決心從交阯撤足。永樂十四年（1416）以後，他已決定北遷國都，對交阯更無暇顧及，只能被動維持，交阯成為明朝的一大包袱。 當這個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時候，他曾經進一步採取撫綏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無作用，黎利拒絕受官，交阯戰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榮昌伯陳智為征彝副將軍，征討黎利。這種反覆撫綏、征剿，征剿、撫綏，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希望，也不知何時是個盡頭。對此幾乎人人皆知，卻無一人敢於出來進言。當初解縉因為反對用兵交阯觸怒成祖而被讒殺，人們記憶猶新。 陳智出征失利的敗報送到朝中時，已經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與此同時，他似乎已經開始重新考慮如何處理交阯問題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和楊榮。宣宗諭旨督責陳智等人兵敗的第二天，便在文華殿中秘密召見了二楊。「昨諭榮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帶含混地說道：「昔在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法所必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之朕心未嘗忘。」 「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誥敕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惓惓，在於興滅繼絕。」二楊回答得可謂婉轉得體，放棄交阯，復立安南，不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聖志。 「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聖語，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與朕合，三二年內，朕必行之。」①這次談話便是宣宗放棄交阯的前奏。這次談話後不久，一天退罷朝，宣宗又在文華殿召見了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他首次直接談到了放棄交阯：「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彝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弒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及復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①這一次又談到了《祖訓》，可見宣宗確實反覆考慮了，因為他不僅要說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說服自己。但是對於蹇義和夏原吉來說，這實在太突然了，他們一時還無法接受這一現實。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這大約並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楊士奇和楊榮，問道：「卿兩人云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②宣宗點了點頭。這番對話目的在於說服蹇、夏二人。像放棄交阯這樣的大事必須得到蹇、夏為首的主要大臣的支持，這當然還需要時間。但是事情發展得比宣宗預料要快些，就在宣德二年（1427）即發生了王通與黎利私下立壇為盟之事。王通初至交阯，曾大敗黎利，但不久黎利勢力復興，朝廷再命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調軍征討。柳升勇而寡謀，沐晟怯而無能。明軍於倒馬坡中伏，沐晟坐視不救，柳升全軍覆沒。王通得知柳升敗報，更無心再戰，遂與黎利立壇為盟，宣布退師。 十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這次上表人的名義卻不是黎利，而是一個所謂的安南國王陳氏三世嫡孫陳暠。陳表中寫道：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弒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寮國，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眾雲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王子陳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①表中所言頗令人感到蹊蹺。宣宗看過後，交給英國公張輔。 「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張輔是當年平定安南的主帥，自然依舊主戰，「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②蹇義、夏原吉支持張輔建議，反對放棄交阯。自永樂中黎利反叛朝廷，二十年間未聞有陳氏後人之說，此時突然冒出陳暠，當然是黎利詭妄之談，但是楊士奇和楊榮卻寧願以假作真，趁機放棄交阯。 「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以兵，臣不忍聞。」 談到了國家狀況及其當務之策：「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成祖）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廑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①這是二楊與宣宗多次談話的總結，是考慮已久的計劃，宣宗認為沒有必要再作討論。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第二天，向群臣出示交阯奏表的同時，宣布息兵養民，放棄交阯。 明宣宗終於邁出了這艱難而關鍵的一步，經過仁宗、宣宗兩代人的努力，明朝開始擺脫了開國以來，特別是永樂以來形成的種種財賦重負，真正走上了息兵養民的道路。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第二節寬鬆與務實 宣德三年（1428）暮春三月，明宣宗在宮苑中召見了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八位要臣，但這並非議政，而是一欽賜的春遊。群臣們隨從宣宗乘馬登山周覽，又泛舟於太液池水之上，望著四周一片盎然春色，君臣們賦詩賡和，融融之意，似乎也如這春色一般，由儒臣們的心頭延展開去。上有勵精圖治之君，下有同心輔政之臣，一片祥和寬鬆，使人感到太平盛世之將臨，同時人們也不得不對宣宗的治民方針感到驚異。像放棄交阯這樣的大事，天下多有辱沒之感，他卻在楊士奇、楊榮等人支持下辦到了。史書中說：「自交阯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饋餉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預焉。至是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為賊所殺者不可勝計。天下舉疾通（王通）棄地殃民，而上不怒也。」②這在太祖、成祖時是不可想像的，而仁宗又似乏此膽量。宣宗之所以能夠放棄交阯，顯然是放棄了那種專制君主的尊嚴，轉而追求一種安定太平和官民的稱頌，這一棄一求，也就成為宣德中寬鬆政治的基點。如果將其與仁宗的仁治相比較的話，宣德之治在文官治國制度上比洪熙時更為突出，政出內閣已經成為無法改變的現實。 宣德五年（1430）的清明節，宣宗奉皇太后謁祭了天壽山的長、獻二陵。這位年輕的皇帝沒有乘坐御輦，他英姿勃勃地騎在馬上，親自為皇太后的鳳輦開道。這一次人們都瞻仰到了皇帝的風采。經過清河橋的時候，宣宗又下馬為太后扶輦，道路兩旁跪滿了黎民百姓，叩拜山呼，聲震郊野。太后望著宣宗說道：「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①這種現實中的說教，更容易打動宣宗的心，他切實感到了安民的重要。謁陵返回途中，他饒有興致地來到田間，向春耕的農夫詢問起稼穡之事，並且取過犁來試著推了幾下。儘管只是幾下，宣宗卻已經感到十分吃力了。他回顧侍臣們說道：「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②這件事對宣宗的觸動頗大，回宮後他再次對身邊大臣談及此事：「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之艱難，吏治之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③宣宗果然將與農人的談話記錄成文，題名曰《耕夫記》。 庚戌春暮，謁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②夏燮：《明通鑑》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①《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誠孝張皇后傳》。 ②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 ③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 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嘆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①大概是耕夫對於縣官的那番談話對宣宗起了一定作用，兩個月後，他下詔追奪贓吏誥敕，並且著為令，定為制度。隨後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書中說：「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②於是尚書蹇義、胡■，大學士楊士奇等首薦禮部儀制司郎中況鍾，詔任蘇州知府，同時被薦的有戶部郎中羅以禮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趙豫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為常州知府，戶部員外郎邵■為武昌知府，刑部員外郎馬儀為杭州知府，陳本深為吉安知府，御史陳鼎為建昌知府，何文淵為溫州知府。九人後來皆有治績，而以況鍾最為著名。 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趙新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右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為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曹弘為刑部右侍郎，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總督稅糧。」①趙新巡撫江西，趙倫巡撫浙江，吳政巡撫湖廣（今湖南、湖北），于謙巡撫河南、山西，曹弘巡撫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周忱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由此開始了各省專設巡撫的制度。宣宗在給他們的敕諭中寫道：今命爾往總督稅糧，務區畫得宜，使人不勞困，輸不後斯。尤須撫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訴訟，重則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究治，輕則量情責罰或付郡縣治之。若有包攬侵欺及盜賣者，審問明白，解迭京師。敢有沮撓糧事者，皆具實奏聞。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爾須公正廉潔，勤謹詳明，夙夜無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欽哉。②這些派往各省的巡撫，與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們帶去了宣宗敕諭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們去實現一種祥和、寬鬆、安定、富裕的局面。這些巡撫與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遠非一般地方官員所能相比，而其中最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況鍾了。他們出任的蘇、松一帶是當時經濟問題最為突出的地區，也是文人士大夫最為集中的地區。 當時江南一帶情況十分特殊，這裡素稱富庶，但又是賦役最重的地區，這種情況完全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記載：「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商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這是明初的政治報復與嚴猛之治的產物。到成祖時還在繼續著這種政策。例如建文遺臣高翔，為監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卻「喪服入見，語不遜」，被族誅，其先冢被掘，親黨戍邊。「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目的是「令世①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 ②《明史》卷一六一《況鍾傳》。 ①《明宣宗實錄》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②《明宣宗實錄》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①《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世罵翔也」②。不過高翔乃陝西朝邑（治今大荔東）人，並非蘇、松人，且成祖時的這種加稅，只是個別現象，不致形成整個地區性的問題，但其起因與性質則同樣是出於嚴猛與專制。也正因為如此，以後隨著政治上的逐漸寬鬆，這種人為造成的重賦，也必須給予解決了。 「蘇、常諸府稅糧，自洪、永以來，逋多待免。大戶及巾靴游談之士，例不納糧，納糧無贈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擾不定。」③結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僅蘇州一府拖欠的稅糧就多達八百萬石，相當於正常全國歲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財政收入，主要仰仗於江南，這種財政混亂勢必造成國民兩竭。因此從宣德初年起，便屢詔減蘇、松重賦。到周忱、況鍾就任後，與當時全國上下寬鬆形勢相一致，他們開始著手從根本上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 周忱不負宣宗之選，來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嘗去趨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①周忱巡撫江南，最主要的任務是為國家理財，但他不為多收而橫徵暴斂，而是以寬紓民力去解脫困境。所以《明史》指出：「當時言理財者，無出忱右。其以愛民為本。」②而就任蘇州知府的況鍾，則「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③。在安民求治的原則下，他們確實作出了成績。 他們首先著手解決的便是賦稅不均的問題。當時蘇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個重要原因是富戶不肯交納賦稅之外的加耗部分，這部分加耗就只好攤派到一般農戶身上。結果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針對這種情況，周忱創立了「平米法」，讓人戶按照納稅多少平均分擔增耗，又請工部頒發鐵斛，讓各縣依式製造，革除了各糧區糧長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糧區設糧長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戶部辦理公文，然後再送北京戶部，往返費用均由民戶分擔。周忱將各糧區糧長改為只設一人，各糧區輪流赴南京，交由有關部門上送北京，從而減輕了民戶的負擔。 賦稅不均的問題解決後，周忱和況鍾又開始著手解決賦稅過重的問題。 此前雖然有過多次免徵的詔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詔減官田租賦，但是並沒有成為定製，周忱於是與況鍾商議，把調查的情況匯集起來，計算了一個月，將蘇州府官田租減去七十二萬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減征，史稱：「民始少蘇。」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後下詔命各府州縣以官鈔平糴，防止糧價暴跌，以備災年賑貸，結果僅蘇州一府便糴米二十九萬石。當時規定，凡蘇、松等地轉輸南京戶部的稅糧，每石加收運費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給，每石加船價一斗，其餘五斗由府縣集中起來，共得四十多萬石，加上原來平糴的二十九萬石，僅蘇州府便得七十餘萬石，遂建倉收貯，名曰「濟農倉」。明朝人對這種「濟農倉」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②《明史》卷一四一《高翔傳》。 ③萬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額賦》。 ①焦竑：《玉堂叢語》卷一。 ②《明史》卷一五三《周忱傳》。 ③《明史》卷一六一《況鍾傳》。 嘗言文襄公（周忱）為侍郎巡撫十九年，為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①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與洪武、永樂時重科征，重蠲賑有所不同，那是國富民窮的時代，而此時則是藏富於民。這種根本性的政策變化正是宣德間全國政治走向寬鬆的具體體現。這在周忱一段談話中說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嚴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寬鬆為主，有人問他道：「大人為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周忱答道：「胡卿敕書，令其祛除民害，我敕書只今撫安軍民，朝廷委任不同。」②所謂「委任不同」則正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江南各府首先成為這種變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③。應該說這也是他為治的指導思想，簡繁政，去苛政，改嚴政，行仁政，作為守成之君，這也是一種改革。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宣德致治」過程中相反相成的實際效果。以寬鬆求治，結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嚴，結果是民安亂少，難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說道：「國家創業垂統，貴以仁厚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幾長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①①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三四《顧東江雜記》。 ②焦竑：《玉堂叢語》卷二。 ③查繼佐：《罪惟錄》卷三二《宣德逸紀》。 ①查繼佐：《罪惟錄》卷三二《宣德逸紀》。 第三節任人唯賢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後將仁宗安葬的同月，陳山被擢升為戶部侍郎，張瑛為禮部侍郎，戴綸為兵部侍郎，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藺從善、王讓為翰林侍講。這些人都是宣宗為太子時的東宮舊僚，因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晉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長懋被命出為鬱林知州。 太子即位，隨從的官僚升遷，這幾乎是歷朝之慣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得到升遷的東宮舊僚後來卻湮然無聲息了。甚至在史冊中都難尋其跡。只有戴綸和林長懋得以傳列《明史》，但他們的不幸結局，又絕無絲毫承恩舊人的樣子。戴綸與林長懋因為在宣宗為太孫時，「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游畋」②，反對習武事。戴綸並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滿。結果在加恩官僚時，林長懋被以自南京來得稍晚，出為鬱林知州。戴綸雖擢為兵部侍郎，又因諫獵忤旨，被命外出參贊交阯軍務。不久，兩人都以怨望罪入錦衣衛獄。戴綸因再觸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沒，林長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時才被釋復官，仍任鬱林知州。但是在宣宗為太孫、太子時的舊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聲，史稱戴綸「為人剛嚴，累進直言」；稱林長懋「有惠政」①，死後州人立廟為祀。其餘諸人中，陳山、張瑛雖以舊恩入內閣，均不稱職，出為地方官。 這種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將官僚楊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學士相比，實在相去太遠了。雖然形式相仿，結果卻全然不同。這起初也許並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於兩批官僚的差異。 仁宗為太子時的那批官僚實在太強了，而且他們中有些人還曾受命輔導當時為太孫的宣宗。蹇義、楊榮、楊士奇、楊溥、黃淮、金問、金幼孜、胡廣、胡儼，還有燕邸舊人金忠、姚廣孝和為此致禍的解縉及李至剛，這些人也是成祖時所倚重之臣。宣宗為太子時的官僚與之相比，頓時黯然失色。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繼續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們實際上大都是成祖時的要臣，所謂三朝元老。在繼業守成方面，他們堪稱經驗豐富。使用這批官員的結果不僅維持了政治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而且在宣宗身邊形成了一個權威性的皇權機構，從而保證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漢王朱高煦謀反時，宣宗召集群臣計議，是楊榮首請親征。待到凱旋時，侍郎陳山迎謁於獻縣（今屬河北）單家橋，上言漢、趙二王沆瀣一氣，請宣宗乘勢襲彰德（今河南安陽）執趙王。楊榮支持陳山的主張，但遭到楊士奇的反對。 楊溥、蹇義、夏原吉俱支持楊士奇，陳山此時卻杳無聲息了。宣宗起初是傾向於陳山的，他甚至讓門衛將楊士奇和楊溥攔阻在外不見。後來蹇義、夏原吉也都反對加兵趙王，宣宗才開始再度考慮楊士奇的話，加上當時聽到不少有關趙王的議論，他只好召見楊士奇。楊士奇於是安排賜趙王璽書，並以群臣彈劾趙王奏章一起發使送至趙王，趙王當即上表謝罪，獻出護衛，以示無貳，言者始息。史稱「帝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①。襲趙之議起自陳山②《明史》卷一六二《戴綸傳附林長懋傳》。 ①《明史》卷一六二《戴綸傳附林長懋傳》。 ①《明史》卷一四八《楊士奇傳》。 而持之於楊榮，宣宗不怪楊榮而怪陳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陳山處事的不實。從這件事爭執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楊」為代表的朝廷官員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群體。 有這樣一個群體在身邊，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處理便有了較為可靠的倚賴，但是其中的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都已年邁，在處理日常事務時已經表現出力不從心，宣宗盡可依靠他們顧問機務，卻不宜依靠他們擔任各部事務。宣德三年（1408），他特地給這四位元老大臣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官祿悉如舊。」②這很像是一種過渡性的辦法，由這些顧問老臣幫助決定大政，而從朝廷到各地，選拔一批幹練的人才，也便成了當務之急。蹇義輟部務後，吏部尚書以詹事郭璡充任。但郭璡望輕，又政歸內閣，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聽由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御史、知縣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薦舉，要職選擢，皆不關吏部，終宣宗之世，這種情況無所改變。 但是，宣德三年（1428）畢竟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儘管元老們還在幕後控制著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首腦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於元老的退離，造成了官員的空缺。史稱：「初，兩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蹇義等薦九人。」③從史書記載來看，當時薦授的官員主要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員。被薦授京職的有鄭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戶部右侍郎。傅啟讓，授大理寺少卿。顧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黃宗載，授南京吏部尚書。這些都是後來頗有政聲的官員，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後，提拔的淺資官員更多。這些新任官員與蹇、夏、三楊等元老相結合，形成了一種人才濟濟的局面。《明史》中曾贊詡道：國家盛時，士大夫多以廉節自重，豈刻意勵行，好為矯飾名譽哉。亦其澹嗜欲，恥營競，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際，懲吏道貪墨，登進公廉剛正之士。宗載佐銓衡，顧佐掌邦憲，風紀為之一清。段民、吳訥、魏驥、魯穆皭然秉羔羊素絲之節。軒、耿、孔昭矯厲絕俗，物不能幹。章敞、徐琦、劉戩律己嚴正，異域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①這裡所說「懲吏道貪墨」，系指都御史劉觀等人。劉觀貪墨的敗露，主要還靠楊士奇等元老的干預。劉觀罷免後，楊士奇、楊榮同薦顧佐，於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視事，即奏黜嚴暟、楊居正等二十人，謫遼東各衛為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②一方面是罷去貪墨不職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後進人才，新老結合的政體為宣德致治創造了人事條件。吳訥進南京僉都御史，再進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0）以後，章敞於六年擢禮部侍郎，徐琦於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疇、軒輗晚出，於宣德六年始任給事中、御史，黃孔昭等天順後進士，實與仁、宣治世不與。而《明史》贊文所云，蓋指開官②《明宣宗實錄》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③《明史》卷一五七《鄭辰傳》。 ①《明史》卷一五八「贊曰」。 ②《明史》卷一五八《顧佐傳》。 員之風氣。如魯穆為官剛正，民呼「魯鐵面」。楊榮當國，家人犯法，魯穆治之不少貸。楊榮以此顧謂其賢，薦之於朝，後擢任右僉都御史。這又是一個生動的事例，一代官員風氣的樹立，又有賴於元老們的支持，這正是仁、宣時代人才輩出的關鍵所在。 宣德五年，蹇義、胡■、楊士奇等元老們先後推薦了況鍾等九位知府，又薦舉了周忱、于謙等六位巡撫。這樣，從中朝到外省府縣，由元老們以任人為賢為原則選任的官員，構成了當時官員隊伍的骨幹，從而使人們感到了一種人才濟濟的局面。 明朝人對宣德間的吏部是十分讚許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說蹇義，「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純樸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吏治，龐厚可觀」。又說郭璡，「公秉衡十四年，務采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①。 這當然與宣宗本人有很大關係，他在對儒臣們談到致治在於用人時曾說：「《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為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①這段頗為辯證的談話體現了宣宗用人的原則。他在選用官員時依靠蹇、夏、三楊等元老推薦，說明他態度的慎重；但他又不聽元老的安排，郭璡的選任，雖有楊士奇等人反對，他仍然堅持使用，並擢為吏部尚書，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開拓精神。 對於薦選官員中的草率不經，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謝瑤在薦賢時將其人姓名寫錯，宣宗對吏部說道：「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將其謫為交阯大蠻縣知縣。②這種認真的態度無疑為官員們敲了一次警鐘，一個人才濟濟的宣德治世，就這樣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來臨了。 ①焦竑：《玉堂叢語》卷三《寵遇》。 ①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九。 ②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九。 第四節守成之君 明朝自太祖建國，成祖奪位，前後五十多年，作為創業之世，雖嫌長了一些，卻實在如此。本來太祖三十年治國，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難」，內戰紛起，骨肉相殘，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統治地位。於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頭上。 永樂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剛剛登極的仁宗便在宮中召見了侍臣。「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他把自己明確說成了守成之主。「後世為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為鑑戒。」他接著又說道：「朕十餘歲侍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於閒暇時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①命司禮監重新刊刻《祖訓》，並頒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還在於加強對藩王們的控制。但是他同時講到了一個問題，即守成的原則問題。仁宗的守成原則是「動法祖宗，斯鮮過舉」。 五年以後，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齋宮中對大學士楊士奇也談到了守成的問題。 「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這樣講是不過分的。因為仁宗雖然也力圖於守成中有所作為，但他畢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幾年，與群臣計議國事，確實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則上與仁宗又不盡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樣去強調敬天法祖。 「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無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②宣宗的這番話很有意思，後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說先王之制是可以改變的。世無定法，關鍵在於守成之君的作為。這比起仁宗一味主張動法祖宗要進了一大步，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誠然，洪武、永樂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書上稱：「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①但那是個國富民窮的時代。巨大的收入難於應付更大的支出。史書中亦稱：「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國臣封賞，分封諸藩，增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部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萬計，皆取給戶曹。」並有成祖五次親征蒙古，以致「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②。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領在於減少這類大規模的開支。仁宗首先罷西洋寶船，並罷迤西市馬及雲南、①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八。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①《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②《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傳》。 交阯的採辦。宣宗二年，又放棄交阯。這些舉措對於改變永樂後期經濟困難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並未能根本解決財政的艱難。 宣宗即位的前幾年，他將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將退的形勢下，積極選拔新人，努力創造一個人才濟濟的局面，終於形成了一個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輕的初仕官吏組成的梯隊形官吏體系，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於是從宣德五年（1430）起，他開始實行一套恢復經濟的措施。 這一中心工作的轉變，大約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罷左都御史劉觀，以顧佐代。那也是為了解決官吏的貪濁之風。顧佐任都御史後，風憲部門得到整肅，吏治逐漸走上了正軌。 這是人事安排的關鍵一步，第二年十月，張瑛、陳山被調離內閣，張瑛出任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則專職教授小太監讀書。張、陳是宣宗為太子時東宮舊僚，這次被排斥出參預機務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於陳山「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又「於諸司徵求不厭」。「瑛行事亦類山」①。這種索賄行為與當時的反貪頗不相宜，於是又引出主張罪廢趙王的往事。張瑛、陳山調離內閣，意味著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從宣德五年（1430）五月起，宣宗開始著手經濟的整頓。這一年的兩次任免，目的都是為了財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區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財賦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謙等為巡撫，分治各省。 當時凡屬理財方面的上報，宣宗都給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資、胡■這樣老資格大臣出面反對時，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氣的切責。 這種強有力的支持，給理財官員們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許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這裡老天也幫了一點忙，宣德七年（1432）江南大豐收，周忱和況鍾等人設置的濟農倉獲得大量存貯，以後數年間，「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②。財賦的充盈，使地方上諸事得以並舉，「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樑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餉過客，無稍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①。此事頗遭朝中物議，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據史書所載，巡撫河南、山西的于謙，亦著力於發展當地經濟，墾田植樹，兩省各積穀數百萬，對缺食下戶隨分支給，老疾貧困無力償貸，則予蠲免。至正統初，山東、陝西大飢，流民入河南達二十萬，全憑地方所積，發倉賑給，成效甚著。 然而，史書中卻亦有不同記述。 宣德五年（1430）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為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帝與尚書胡■言「計臣壅遏膏澤」，然不深罪也。②周忱奏請松江府上海縣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明史》卷一五三《周忱傳》。 ①《明史》卷一五三《周忱傳》。 ②《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月。宣宗得奏後，命戶部會官議，太子太師郭資、戶部尚書胡■於是奏言：「其欲減官田古額，依民田科收。緣自洪武初至今，籍冊已定，征輸有常。忱欲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宣宗對郭資等人所奏並不滿意：「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止，何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議。」③顯然，宣宗是傾向於周忱的，只是迫於朝議，難於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張去辦。大約半年前，廣平、大名一帶因水澇無收，宣宗命戶部蠲免田稅，當時他曾與侍臣談起這個問題。 「水旱災傷，世恆有之。..畢竟君道當修，其在己，不可委之於天。」 「亦貴國家素有備。」侍臣答道。這是太祖太宗時的舊方針，「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是宣宗卻認為：「國家有備，猶不若百姓有備。」①這也便與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區別。主張百姓有備，是明確的富民政策。與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斂，再於凶年蠲賑，不若藏之於民，用之於民。可惜的是，宣宗在這方面還沒有足夠的決心，而戶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員，還因循於永樂間的舊方針，難於一時改變。這一點從全國稅糧徵收可以得到明顯的反映。 明代歷朝全國田賦實收平均數額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為100） 宣德年間的賦額，雖比永樂年間有明顯減少，但仍高於洪武朝。賦額真正銳減是在正統間，以往的學者都認為這是因為徵稅田地失額所致，其實並非如此。而是因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張，直到正統元年（1436）才得以實施。「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①因為實際上宣德中的減額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豐收暫時擴大開來，並未能根本解決重賦的壓力。史書在談到正統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時稱：「蓋宣德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蘇。」②有些學者認為這裡的宣德末應為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撫江南之時，然而《明史·食貨志》中卻明確記述了周忱與況鍾計減蘇糧之後，周忱請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賦的詔書難於實施，宣宗也慨嘆：「計臣壅遏膏澤。」而後才又談到宣德末年逋糧之事，這顯然說的決非宣德五年（1430）間的事情。 到這時候我們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決了洪武建國以來一直困擾未決的藩王問題、文官治國問題、財政負擔過重問題、交阯問題等等，從而使國家政治由開創轉向了守成；它還力圖解決藏富於民的問題，邁出了艱難的一步，為正統後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條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於漢文景、唐貞觀，它並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長治之始，或者說它結束了洪、永的開國，開啟了以後二百餘年致治之世。這便是有些史家說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①這是否也正是史家們不稱之為「仁宣之治」，而稱之為「仁宣致治」的原因呢？①《明宣宗實錄》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實錄》卷一一七，永樂九年七月戊子。①《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②《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