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十二章周忱況鍾

第一節周忱 周忱（1381—1453），字恂如，號雙崖。江西吉水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選庶吉士。自請進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等。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雖有經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遷。夏原吉知之，永樂二十二年（1424）薦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1430），又經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的賞識，被薦為工部左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 周忱巡撫江南的一個重要使命是整頓江南稅糧。江南田賦重，賦稅拖欠，百姓生活艱難。周忱到任後，深入民間，調查研究。他不帶任何隨從，向農夫村婦詳細詢問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麼，原因在哪裡，希望如何處置。時間長了，百姓有什麼心裡話都願意向他傾訴，彼此相處如家人父子。他對下級也比較寬和，有好多事情主動同他們商量，向他們請教。對有才幹的官員，則放手提拔使用。如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經濟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賦，是明代經濟財政中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沉重的負擔，迫使農民大批逃亡，國家稅源減少，拖欠嚴重。蘇州府，從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糧三百九十二萬石；松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徵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宣德五年（1430），松江額定徵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四十三萬九千石，實征六萬六千石，只徵得百分之十五。實在如有人所說：「只負重稅之名，而無征輸之實。」①從朱元璋時候起就一直頒布減輕稅額的詔令，但多數情況是朝令夕改，言而無信。因為江南是朝廷的財賦重地，承擔著官僚、勛貴的巨額俸祿支應。到宣德年間，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宣德五年（1430）宣宗再次下詔減輕官田稅額，而戶部考慮到支出的困難，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頓田賦。周忱拉皇帝詔書作大旗，抵制戶部的壓力，與蘇州知府況鍾等經過一個多月的籌算，對各府的稅糧都作了認真調整，僅蘇州府即減七十二萬石（《明史·食貨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稅率，如，當時一種田稱古額官田，稅額特別重，耕種者無力負擔，周忱請求依民田起科。太師郭資和戶部尚書胡■便彈奏他「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要求給以懲治。宣宗雖然批評了郭資、胡■，但也沒有答應周忱的請求。朝廷不願承受更多的「損失」。周忱便把思路轉到以靈活的政策辦法促進賦役改革和均平負擔上來。 田糧運輸的改革。糧食的運輸征解是田賦制度中一個十分困難與棘手的問題。當時江南田糧運送北京，有軍運，有民運。民運中，運夫百姓的負擔相當沉重，「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復經年，失農業。」周忱與漕運總督陳瑄商議，將江南漕糧兌給漕軍運輸，具體辦法是：民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然後由漕軍運至通州。每正糧一石民運至①顧炎武：《日知錄》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②《明史》卷七八《食貨志》。 淮安，加耗糧五斗，運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衛所官軍就附近倉廒直接運輸，另加給過江米二斗，鋪墊蘆席費五合。這個辦法，農民既省費用又便利，漕軍也得到了實惠。 運輸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沒、腐爛等都會有消耗。所以田糧正項之外，耗米徵收是一大負擔，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問題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獨責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①。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宣德八年（1433），周忱創「平米法」。平米，指正額與耗米兩項而言。其辦法是：「官民田皆畫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計輸將遠近之費為支撥。支撥之餘者存積縣倉，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益多，減加耗為五斗。」②在平米法的基礎上，又建立「濟農倉」。濟農倉米的來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撥後存留的余米，此外，還有豐收年發官鈔所糴儲存的糧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節省的耗米。據周忱於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蘇、松、常三府歲遠南京倉米一百萬石，以為北京武職之俸。每石外加盤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獨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六十萬石。」③又據《明史·周忱傳》，這個就支辦法規定，給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價米一斗。所節餘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縣份還有向富人勸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絕戶田租等。濟農倉除去用於賑貸貧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計口而給食者，於是取之；江河之運不幸遭風濤亡失者，得以假借」①。「買辦納官絲絹，修理舍、廨、廟、學，攢造文冊及水旱祈禱」等都隨時支用。這種把田賦的徵收與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辦法，實際上開了賦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賦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開創意義。周忱亦以善理財賦著稱，如《明史·周忱傳》指出：「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 正統初年，由於寶鈔的貶值和銅幣的窳敗，銀貨幣以其不可阻擋之勢流通開來。連國家與皇帝的權威也不得不屈服於它的勢炎。於是江南四百萬石漕糧也折征為一百萬兩白銀。這就是金花銀的出現。田賦實物稅糧改折為白銀，對納稅者免除了運輸等盤費與麻煩，就是改折為布、絹等「折色」物品，也比繳納「本色」糧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儘可能爭取繳納「折色」，同時，利用米糧、布絹、白銀作為調節賦稅負擔的槓桿。「忱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②松江為明代棉紡織中心。洪武時已有以布折賦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請恢復松江、常州部分秋糧折布繳納。 明代有按田糧隨征馬草的稅目。馬草運輸比糧食尤難。周忱奏請每束折銀三分，繳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購買。公私皆便。洪武間，因為北方地曠人稀，便於江浙蘇、松等處按田糧僉派人夫到鳳陽等地養馬走遞，充當驛夫。正統間，周忱奏請以秋糧帶徵耗米，易銀交付北方有關地區，從而減輕了江南馬夫的負擔。 ①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②萬曆《嘉定縣誌·田賦》。 ③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武進縣誌》。 ①萬曆《嘉定縣誌·田賦》。 ②《明史》卷一五三《周忱傳》。 正統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視淮安、揚州鹽務，以整理那裡的鹽課拖欠。 周忱命蘇州等府撥余米一二萬石至揚州鹽場，抵作田賦，而令灶丁納鹽支米。當時米貴鹽賤，饒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觸及了地方豪強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正統七年（1442），豪強尹崇禮攻擊他「多征耗米」。九年給事中李素等彈劾周忱「妄意變革，專擅科斂」。景泰元年（1450），當國難當頭之際，應天府豪民彭守學又攻擊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擊他「變賣銀兩，假公花銷，任其所為，不可勝計」。戶部竟奏請「分往各處查究追征」①。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余米為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飢，道饉相望，課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②景泰四年（1453）十月卒。終年七十三。卒諡文襄。著作有《雙崖集》。 ①《明英宗實錄》景泰「附錄」九。 ②《明史》卷一五三《周忱傳》。 第二節況鍾 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經科舉，由吏員升任官員而成政績者，況鍾可謂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況鍾（1384—1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貧寒，其父仲謙為生活計，送給黃氏收為養子。七歲時，母親去世，無限悲痛。於是，刻志於學。由於他資性穎異，且勤於學，「長而淹貫經史，其為文簡要不煩，兼工行楷諸書，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視勢利聲華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嚴，習知理義，處事明敏」。在靖安縣衙任掾時，職內事務，處理快捷，深得知縣俞益的賞識，稱讚他幹練通敏，廉介無私。 明太祖為保證封建官吏的銓選與任用，推行三途並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樂十二年（1414），況鍾吏期已滿九年，按例應允給赴京考職。其時禮部尚書呂震與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薦，歷陳況鐘的賢能。恰巧，呂震將扈從朱棣北巡，需簡選屬員，與況鍾交談，大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識優長，錄為六品禮部儀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見。從此況鍾更加勤於職守，凡冊立后妃、東宮、藩王、帝女下嫁、朝覲貢舉等重大典禮，皆動無遺漏，得到朝官的賞識。永樂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況鍾以禮部屬員扈從。由於北京初建，四夷朝貢、會試、北征諸事項，都在北京舉行。其中諸如祭告、慶賞、封策禮文等，均屬儀制司的職掌，況鍾籌劃安排得當，深受賞識，「簡繁輕重，悉中事宜。」（《況太守集》卷一《太守列傳編年卷上》）二十一年（1423）況鍾九年考滿，例升員外郎，又因其賢勞著稱加一等，超升禮部儀制司郎中。宣德四年（1429），況鍾向皇帝陳明因由，請求恢復況姓，得到允准，頒給改姓誥命。 宣德五年（1430），延臣會議，提出江南賦稅徵收困難問題，談及「天下九大郡，繁難治，蘇州尤甚，稅糧甲於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歲不能如額數，而流亡倍多。」於是，皇帝朱瞻基詔令六部、都察院，各保舉「廉能有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禮部尚書胡■、吏部尚書蹇義交章推薦況鍾，其時首輔楊士奇「尤秉知人鑒，凡所識拔，悉為名臣，然性嚴不輕於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況鍾為蘇州知府，「賜敕書，假便宜從事，章奏得徑達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況太守集》卷一《太守列傳編年卷上》） 況鍾出身於吏員，深知吏治中的積弊，認為法不立則吏奸難除；亦知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為難治。況鍾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環立請判牒，況鍾假裝木訥，不懂諸務，隨群吏之意。群吏異常高興，認為太守糊塗可欺。三天之後，況鍾召群吏責問：「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即捶殺數人，將貪虐庸懦的僚屬全部斥退。從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稱況鍾為「況青天」。 蘇州因元末為張士誠之地，為張氏據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後，為泄其憤，而將蘇州租賦加重，致使百姓難以承受。至仁、宣時逋賦數額巨大，賦稅舊制難行。宣德五年（1430）春，曾下寬恤詔，減免租稅。儘管如此，至況鍾到任，蘇州一府拖欠賦稅已達四年。況鍾請求「量折以鈔，為部議所格」。於是又上書指出：「近奉詔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③本文主要依據《明史》卷一六一《況鍾傳》，以及《況太守集》卷一《太守列傳編年卷上》、卷二《太守列傳編年卷中》、卷四《張太史贈太守況鍾前傳》，凡引上文，不另作注。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征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幾經曲折和努力，終於得到皇帝的批准，按照況鍾所奏，予以免除。 況鍾在蘇州知府任上，多次請求減免蘇松重賦，都與巡撫周忱的支持分不開。其時，二人悉心計劃，奏免七十餘萬石。凡周忱所行的善政，況鍾在蘇州都悉心玉成。他所積濟農倉粟每年多達數十萬石，除賑濟災荒外，還代民間支付雜辦徭役及拖欠的租糧。曾置善惡二簿，以行懲勸；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入為奸；置綱運簿，防止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止非理需求。總之，其為官理事，纖悉周密；興利除害，不遺餘力。以致「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蘇州以富麗聞名，宮中宦官購買花木、禽魚、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紛紛前來。郡佐以下，稍有異詞，輒遭辱罵，甚至被綁被打。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而況鍾對此，待之以禮，從不屈膝；且戒屬僚，勿賂一錢。致使往來蘇州的京官宦豎，懼怕敬畏，不敢胡作非為。 況鍾雖是吏員出身，但對教育特別重視，對文儒皆予厚待。凡單門寒士，多有賑濟。其中有一個叫鄒亮的書生，曾遞詩給況鍾，況鍾很為賞識，準備推薦為官，同時卻收到詆毀鄒亮的匿名信。況鍾說：「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即保舉，上奏朝廷，授予吏、刑二部司務，後遷御史，「整飭舉劾，俱得其當」，著聲於朝。 蘇州民間素有好訴訟之習，無論大小事件，都動輒赴京告狀。由於蘇州屬直隸府，上無布政司、按察司的設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牽引多件，株連數十數百。無辜之人受誣解送，農耕經年拋荒。對此，況鐘上書奏請，遇有告狀之事，由巡撫審理判處。於是，「刁風頓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當御史巡按到府，府官過於卑屈，御史肆其貪侮。況鍾奏定「相見禮儀，而憲綱始肅」。 況鍾任蘇州知府，事事根據朝廷法令辦事，又處處照顧到百姓的艱難困苦，深得百姓愛戴和擁護。宣德六年（1431）三月，繼母去世，況鍾奏聞朝廷，回家守孝。百姓挽留，不得遂願。時過不久，「秋糧應減者，倍加收斂，奸吏舞法，故弊叢生」。百姓更加思念況鍾，作歌唱道：「況太守，民父母。眾懷思，因去後。願復來，養田叟。」還有一歌唱道：「郡中齊說使君賢，只剪輕蒲為作鞭。兵杖不煩森畫戟，歌謠曾唱是青天。」吁嗟之聲，溢於衢巷。於是，御史、府同知等，據縣民三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名告詞，奏請奪情起復。於是奉皇帝聖旨，召況鍾由家鄉徑回蘇州知府任上。正統五年（1440），況鍾九年職滿。同年十月循例備由赴部候升，而「餞送者數百里不絕，況鍾作詩慰勞。入京召見，獎勵倍至。」蘇州耆民張翰等一萬八千人聯名上疏挽留，其中說「尹蘇仍非公不可」。最後皇帝下達聖旨：「既有軍民人等保留，著復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次年正月，又降聖旨：「升按察使正三品職俸，署蘇州府事。」（《況太守集》卷二《太守列傳編年卷中》）這是自明皇朝建國以來七十餘年所沒有的規格和禮遇。由此可見況鍾政績的卓著和品德的高尚。 正統七年（1441）十二月，況鍾卒於蘇州知府任上，年六十。況鍾去世之日，郡民罷市，如哭私親，蘇州七縣紳耆人等，俱奔赴哭奠，就連鄰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絡繹不絕地前來弔喪。次年春的歸柩之日，傾城出送，白衣白帽，兩岸夾舟，奠別出蘇州之境，還有奔程路祭的，略不斷絕。朝廷贈正議大夫資治卿。祀名宦祠，准許城邑建祠以祀，春秋官為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