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一章　農學和農業技術

明代前期農業生產有迅速的恢復和發展。據《明史·食貨志》記述：「洪、永、熙、宣之際（1368—1435），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劭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中期以後，商品經濟的興旺發達，影響到農業生產中的作物栽培比重，特別是經濟作物的栽培面積顯著增加，有的地區甚至出現某些經濟作物集中經營的趨勢。如江南松江，「官、民、軍灶墾田幾二百萬畝，大半種棉，當不止百萬畝」①。泉州一帶則「園有荔枝、龍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附山之民，墾闢磽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②。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促使農業科學技術也有了相應的進展。 ①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木棉》。 ②何喬遠：《閩書·風俗》。 第一節　農具和農田水利 明代，農業生產工具的類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經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所能達到的高度。新出現或有所改進的農業生產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農具人力「代耕架」的應用。它大致創始於唐代，到明代有較大的發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總督陝西，遇連年旱災，耕牛嚴重缺乏，農業生產進行困難，於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觀索玩，量為增損，易其機發」，製成五種「木牛」，分別稱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這些耕具適應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條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畝。使用後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機巧，用力且均，易於舉止」①。繼後，嘉靖二十三年（1544）歐陽必進在鄖陽府（今湖北鄖縣一帶）也組織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遺制，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賴焉」②。可惜兩者的書、圖和耕法都沒有流傳下來。天啟年間（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並撰有《代耕圖說》及附圖。從《代耕圖說》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兩頭分別設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裝一轆轤，在轆轤中段纏以繩索，索中間結一小鐵環，環與犁上曳鉤，連脫自如。轆轤兩頭安裝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動。三人合作，田地兩頭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則使一來一往。屈大均說：「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①。「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槓桿原理，從現代機械角度看，它們雖有些簡單笨拙，但在耕地機械上畢竟是一大進步。代耕架暫可解決耕畜缺乏的問題，然而，使用時人的體力消耗較大，且易損壞，用途單一，製造費用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農經濟條件下不可能大規模推廣使用。此外，如灌溉農具撥車和風力水車，稻穀脫粒農具稻床等，也是這一時期新出現的或在以前基礎上加以改進的農用機具。 ①順治《延慶州志·藝文志》；李衍：《木牛圖序》。 ②同治《鄖陽府志》。 ①屈大均：《廣東新語》。 明代的農田水利工程以民間修建和小型為主。比較重要的技術成就是海塘修築技術逐漸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鹽、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為石塘。塘面不同於宋代的斜直方式，而採用了階梯形。海寧地段不僅有強潮侵襲衝擊，且土質為粉砂土，塘基的修築和塘壩的保護都較困難。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築成石塘，但還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櫃修築。嘉靖時的黃光昇，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海塘工程專家。他不僅主持修築了設計合理、堅厚穩固的魚鱗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論上也很有建樹。到清康熙、乾隆年間，「魚鱗塘」發展成結構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塊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牽制，條石間用糯米汁石灰漿灌砌，並在合縫處用油灰抿實，再用鐵鋦、鐵錠嵌扣起來，使之更加堅固不易沖壞，從而使沿海農田有了更為可靠的保障。明清兩代還出現了不少專門探討海塘問題的論著，如黃光昇《築塘說》、仇俊卿《海塘錄》和清初陳訏的《寧鹽二邑修塘議》①等。它們從取材、土墉疊砌、程式、驗土、層疊、打樁、坡陀等方面總結了海塘的修築經驗。 徐光啟《農政全書》中的《旱田用水疏》，從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來考慮各種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學的原理。具體為：（1）用水之源，即對山泉和地下噴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對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瀦，即對湖、盪、沼、澤等積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濱地區江、河出口處以及海中島嶼、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瀦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開鑿水井或修築池塘、水庫以蓄積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穌會士還帶進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學知識。萬曆四十年（1612）徐光啟與義大利人熊三拔合譯《泰西水法》。全書共六卷，《農政全書》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講龍尾車，這是用於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講玉衡車和恆升車，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講水庫；卷四水法附余，介紹尋泉鑿井的方法。 ①乾隆《海鹽縣續圖經》。 第二節　對耕作技術的認識和提高 隨著精耕細作傳統技術的發展，明代人們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已明確認識到「人力足以勝天」；並具體化為「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矣」①。 從漢《氾勝之書》講耕作以來，都以「時宜」、「地宜」為基本依據，雖闡述這些原則時也常和作物聯繫，但明確提出「物宜」也作為耕作基本原則的，則自《農說》開始。這是一大發展。關於合「天時」，《農說》指出，整地要根據一定的土溫和土壤濕度進行，如「冬耕宜早，春耕宜遲」；播種和收穫則要「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合「地脈」，主要表現在土壤耕作上，《農說》明確指出：「農家栽禾啟土，九寸為深，三寸為淺」；耕地深淺應隨原隰土質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但一般應以深耕為佳。對耕地要求耕透耕熟，力求平整，為的是消滅兩犁犁底之間所形成的隔條，以利於根群發展，避免造成「縮科」生長停滯的毛病。關於「物性」的理解範圍比前兩者還廣，如把種子和幼苗看作母子關係，「祖氣不足，母胎有虧」②，說明對選種留種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又如除草原則，在以前「鋤早鋤小鋤了」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到在雜草未出土以前就應予以消滅，可達到「用力少而成功多」③的效果，還認識到不同品種對環境適應能力不同，選用對自然災害抵抗力強的作物品種，在生產上具有巨大意義。《農政全書·樹藝》提到：「下田種稗，遇水澇，不滅頂不壞，滅頂不逾時不壞」；該書還指出：「若將吉貝地種薯，十之一二，雖風潮不損，此種撲地成蔓，風無所施其威也」；「至於蝗蝻為害，草木無遺..惟有薯根在地，薦食不及，縱令莖葉皆盡，尚能發生，不妨收入」。 明代繼承並發展了元代的反對「風土不宜」論。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列舉了一些外來作物引進我國以及南方作物移栽北方的成功事實來駁斥「風土」不宜，指出：「古來蔬菜，如頗陵（菠菜）、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姜、荸薺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元人稱關、陝而外，諸郡土地不宜吉貝，識者非之，今之藝吉貝者，所在而是焉」。由此進而指出：「凡地所無，皆是昔無此種，或有之而偶絕，果若盡力種藝，殆無不可宜者。」徐光啟不僅從理論上來認識「風土」問題，而且還探索了「風土馴化」的方法，說明除精細地採用栽培技術外，還可用選擇的方法來提高作物的適應能力。為了打破作物栽培的風土界限，徐光啟多方進行試驗，「購得諸種，即手自樹藝，試有成效，乃①馬一龍：《農說》。 ②馬一龍：《農說》。 ③馬一龍：《農說》。 廣播之」①。 ①《農政全書》卷二九《樹藝》。 第三節　施肥和改良土壤技術的發展 明代已把積肥列為農家的頭等大事，並認為一切殘渣廢物都是好肥料。 如《月令廣義》指出：「田家首務，在於積糞。積糞之方不一，自人糞、六畜糞及塵埃糞、雜物浸漬臭泥及各草木葉皆是糞也。」廣泛使用無機肥料是明代的一大特點，《月令廣義》提到：「種茄子時，初見根處，掏硫磺一錢，以泥培之，結子多而倍大」。「山陰會稽有田，灌鹽滷或壅鹽草灰，不然不茂」。開始把硫磺、砒、黑礬、滷水等用作肥料。綠肥和農產品加工的副產品也是當時的主要肥料，其中有棉籽餅、脂麻餅、豆餅、桕餅、麻餅、楂餅，還有酒糟、糖渣、豆渣、果子油渣、青靛渣、小麻油渣等。製造堆肥的方法多種多樣，如袁黃《寶坻勸農書》記載：「有踏糞法、有窖糞法、有蒸糞法、有釀糞法、有煨糞法、有煮糞法..」 明代繼宋、元之後在施肥方面已具有較系統的經驗和理解。首先，認識到肥料是決定作物產量的重要因素，從而概括出了「惜糞如惜金」，「糞田勝如買田」的農諺。第二，《農政全書》指出舉凡落葉腐草、溝泥和豆苗綠肥等皆能做肥料，改良土質，並有利於作物根系的生長，從而加強作物抗風兼耐水、旱的能力。並特彆強調施用生泥對於冷漿田的好處。這是明人的又一寶貴見解。第三，袁黃《寶坻勸農書》指出，對不同土壤要用不同肥料來加以改良，如用灰和浮沙改良緊土，用河泥改良緩土，用焚草和石灰改良寒土等等。第四，《寶坻勸農書》還指出，基肥能改良土壤，追肥有滋苗的作用，說：「化土則用糞於先，而瘠者以肥；滋苗則用糞於後，徒使苗枝暢茂而實不繁。」第五，認識到施肥量「多寡量田肥瘠」①；施肥還必須與深耕相結合，以避免肥料集中於土表而遭致流失或引起作物徒長②。 除施肥改土的方法外，還有通過耕作來改良土壤。在明代值得注意的，一是鹽鹼地的改良和利用。在我國歷史上早就不乏化斥鹵為良田的事例，但到明代以後，生齒日繁，農民千方百計地找地種，鹽鹼地改良利用的意義就不同於過去了。如位於海河流域的曲周縣農民為了求生，總結了多年探索的經驗，採取了一些辦法來改良和利用鹽鹼地：（1）趕鹽，在有水利條件的地方，用水沖刷，把鹽趕走；（2）壓鹽，在田裡打圍埝，蓄存雨水，用來壓鹽下沉；（3）躲鹽，通過耕作，切斷土壤毛細管作用，減少蒸發，並施用有機肥來改善土壤結構，設法儘可能避開鹽鹼之害①；（4）挑溝築岸，用造田來改良利用濱海鹽鹼地②。還有就是分布在以今蘭州為中心的隴中地區的石砂田，也源於明代。它是一種獨特的改良利用土地的創造。砂田建設，①《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木棉》。 ②王象晉：《群芳譜》。 ①同治《曲周縣誌》。 ②袁黃：《寶坻勸農書》。 是先將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實，然後在土面上鋪上粗砂石和卵石或片石的混合體。每鋪一次可有效利用三十年左右。以後再重新起砂、鋪砂，實行更新。因砂石覆蓋具有增溫、保墒、保土、壓鹼的綜合性能③，所以砂田產量超過一般田地百分之十至五十。 ③李鳳岐、張波：《隴中砂田之探討》，《中國農史》1982年1期。 第四節　新作物的引種和良種選育 明代中後期從海外引進了番薯、玉米、馬鈴薯三種糧食作物和花生、菸草兩種經濟作物。經過多年的傳播，這些都逐漸成為我國廣泛栽培的重要作物。 1.番薯。異名很多，以番薯和山芋兩名比較普遍。《閩小記》記載，番薯「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據《金薯傳習錄》記載，福建長樂商人陳振龍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從菲律賓帶回薯蔓，在家鄉試種，次年由福建巡按金學曾加以推廣。據《東莞縣誌》和《電白縣誌》記載，大致在此同時，廣東也從越南引進種薯。番薯引進一二十年後就已在閩、粵部分地區普遍栽培，並在救荒中起了一定作用。徐光啟是最早把番薯從嶺南引種到長江流域來種植的人，並著有《甘薯疏》。黃河流域大約是在十八世紀前期從福建和長江流域引種的。 2.玉米。最早提到玉米的是田藝蘅的《留青日札》（1573），說它「舊名番麥」，「稈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須如紅絨，其實如黃實，大而瑩白，花開於頂，實結於節，真異谷也。吾鄉（指杭州）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玉米在我國廣泛種植大約是十七世紀中後期開始的，主要種在山區。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已相當普遍。《植物名實圖考》稱：「陝、蜀、黔、湖皆曰包穀，山氓恃以為命，大河南北皆曰玉露秫秫。」 3.馬鈴薯，也叫洋芋、土豆、山藥蛋。約在十七世紀前期傳入中國。1650年荷蘭人斯特勒伊斯（HenryStruys）訪問台灣，曾見到栽培的馬鈴薯，稱之為「荷蘭豆」①。內地栽培馬鈴薯大約在十七世紀後期，清康熙《松谿縣志》記載：「馬鈴薯，..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鈴子，色黑而圓，味苦甘。」根據《植物名實圖考》和其他文獻的記載，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我國西南的雲、貴、川和西北的山、陝都已廣泛種植馬鈴薯。 4.花生。過去一般人認為我國花生是直接或間接從南美洲傳來的①。最早記載花生的是江蘇太湖地區的一些著作，如嘉靖《常熟縣誌》、萬曆《嘉定縣誌》和蘇州人黃省曾寫的《種芋法》。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大粒花生品種引種於上海和山東蓬萊②。由於它的產量較高，逐漸代替了小粒種的地位。5.菸草，也叫「淡巴菰」。十六世紀中後期到十七世紀前期由兩路傳入我國。南線，自菲律賓傳入。《景岳全書》記述：「菸草自古未聞，近自我明萬曆時，出於閩廣之間，自後吳、楚地土皆種植之，..今則西南一方，無分老幼，朝夕不能間矣。」此外，還有自呂宋先傳入澳門，再經台灣，於①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①經考古發掘，在距今約五千年前的浙江吳興錢山漾和江西修水山背遺址，都出土過碳化花生米。但對此有不同看法，故尚須進一步研究。 ②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 十七世紀初進到內地③，以及自南洋或越南傳入廣東④。另一路北線，也在明末由朝鮮引進我國東北。《露書》記載：「［菸草］關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菸草傳入我國，很快傳遍大江南北。十八世紀末，全國各省已遍植菸草了。 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期，是我國選種技術發展的新階段。宋應星《天工開物·乃粒》所說「種性隨水土而分」，這一關於作物品種產生變異的論斷是符合科學原理的。 穀類作物的選株、選穗和混合繁殖相結合的方法，奠基於六世紀以前，而到明代就更完善普及了。如耿蔭樓《國脈民天》講到「必先仔細擇種」，然後選取條件特別好的田地，加倍上糞，播種株行距「比別地又須寬數寸」；中耕除草俱「加數倍」，並及時灌水，收穫的種子要特別注意保藏「曬種」。這是當時留種地的種植技術要求。再從這樣的種子田挑選「上」、「極大者」作為第二年留種地的種子，照樣繁殖。「如此三年三番後，則谷大如黍矣..其妙難言」。耿蔭樓把這套辦法稱為「養種之法」。稍後《知本提綱·農則》進一步指出選擇種子田固然不應瘠薄，但也不可太肥，必須多上底糞；在管理上要加強中耕培土，按期澆灌；成熟時繼續穗選；收穫後再行粒選。反映出混合選種在我國傳承愈久，愈臻完善。 單科選擇、系統繁殖的方法在生產實踐上可能早已有之，但最早的文獻記載見於清康熙的《幾暇格物編》，其一是關於從「豐澤園」中單株選育出「御稻米」的經過；另一是記述「白粟」的選育情況。這兩個優異品種，都是選取了與眾不同的「一科」，單獨繁殖，「生生不已」形成的。「御稻米」曾被「頒其種於江、浙織造，令民種之」。以後還推廣到浙、皖、贛，蘇北等地種植。 由於傳統選種技術的發展，培育新品種的進度加快，因此這一時期作物品種相當豐富。如《天工開物》記述黍、稷、粱、粟的名稱很多。尤其是稻的品種特別多，質性有粘、不粘的；生育期長短有「五十日早」、「六十日稻」、「七十日即獲」和「二百日方收穫」者等；形狀有長芒、短芒、長粒、尖粒、圓頂、扁面的；米色有雪白、牙黃、大赤、半紫、雜黑不一；有品質特別好的「香稻米」，還有「深水稻」、「鹹水稻」等等。水稻品種的多種多樣和適應性較強，有利於種植品種的搭配，也為改進種植制度提供了條件。 ③黃先誠：《論嗜好品類作物——菸》，《西北農學》1963年。 ④《本草綱目拾遺》卷二「菸草火」。 第五節　棉花栽培技術的進步 元代時棉花栽培地區日漸擴大，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又大力提倡植棉。由於生產上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所以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對棉花栽培技術作出了比較突出的系統性總結，為一巨大成就。《農政全書·蠶桑廣類》用四句話十四個字扼要地概括了棉花栽培的六個主要環節：「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干，稀科，肥壅。」①精揀核就是精選種子，不僅要「歲歲擇種」，並要求做到年前選種和播種前選種。年前選種是指棉花成熟之際，到田間實地選擇，其方法除王禎《農書》提出的選留初花以後、近霜以前這段時間裡成熟的花以外，又強調要「取其高大繁實者，特留作種」②，「旋熟旋摘」。播種前選種，用水選，將浮於水面的不良種子去掉，並結合手捻「遇殼軟而仁不滿」③的一併淘汰，從而進一步精選。更重要的是確定了以「棉重」（指從籽棉所得到的皮棉的分量多）作為衡量品種好壞的標準。據《農政全書》介紹，當時江南農家已百分之九十選用了優良棉種。 早下種明代特彆強調要早播種，「凡種植以早為良，吾吳濱海，多患風潮，若比常時先種十許日，到八月潮信，有旁根成實數顆，即小收矣」④。《農政全書》還指出，所謂早播的時期也須隨各地緯度不同、天氣冷熱相差懸殊而有所不同，如長江下游地區一般以清明至穀雨之間為合適。 深根明代人認為棉花根系入土不深是遭凍害的原因。對使棉花根系深入土中也採取了幾項措施：一是「擇秧」，棉種好，根系生長力就強；二是「稀」植，「密則無處行根，根不遠，不遠亦不深」；三是「厚壅」，多施肥料，「少壅」，再加上棉種不良，「兩者皆無力可生根」；四是要「穴種」覆土，不能撒播，「漫種浮露，根不入土」；五是整地要好，「皆令地虛，苗得深遠行根，便能寒，且能風雨旱，亦深耕之義耳」①。 短干就是對棉株要進行整枝摘心。此項技術元代已開始運用。明代時認識更為深刻。《農政全書》就講到：「苗高二尺，打去沖天心者，令旁生枝，則子繁也；旁枝尺半，亦打去心者，勿令交枝相揉，傷花實也。」整枝摘心時間要「視苗遲早」，靈活掌握；摘心時「不宜雨暗，恐聾灌而多空條；最宜清明，庶旺相而生」②。 ①此句按上海古箱出版社1979年版的《農政全書校注》，斷為「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干，稀科肥壅」。今從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中國農學史》（初稿）下冊之說。 ②《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木棉》。 ③《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木棉》。 ④《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木棉》。 ①《農政全書·蠶桑廣類》。 ②《農政全書·蠶桑廣類》。 稀科《農政全書》特彆強調要「稀科」，說「棉之於長數尺，枝間數尺，子百顆，畝收二、三石，其本性也。今人密植少收，皆其夭閼不遂者耳」。還進一步指出密植之害處，「玄扈先生曰，棉花密植者有四害：苗長不作蓓蕾，花開不作子，一也；開花結子，雨後郁烝，一時墮落，二也；行根淺近，不能風與旱，三也；結子暗蛀，四也」。 肥壅明代人很強調給棉花多施肥料，並採取「早種」、「稀科」和「肥壅」相結合的綜合技術措施來求得棉花單位面積的豐產。《農政全書》指出：「若依吾法，歲歲擇種，取其高大繁實者，特留作種，淘汰擇取精核，又早種，科間三尺，科用糞數升，而遇豐年，豈不遍地花王哉，即欠歲亦數倍恆時矣。」 第六節　大田作物的無性繁殖技術 無性繁殖技術在我國原以果樹花卉為最早。到明代，又開始應用到大田作物，如番薯、苧麻和甘蔗等。 在番薯引進我國三百多年的歷史中，其無性繁殖技術，除藤蔓扦插外，還創造了從種薯育苗結合扦插到溫床育苗的技術。據文獻記載，番薯主要有四種育苗繁殖方法，其扦插法也有四種。 番薯育苗的方式：一是露地自然育苗，其法是設有「養苗地」，「春分後取薯種斜插町內」①，等半月發芽後「蔓長一丈或五、六尺，割七、八寸為一莖，勿割盡，留半寸許，當割後復發，生生不息」。此即現今常用的冷床育苗法。這種方法，操作簡單，是引種番薯後最早採用的育苗法之一。其次是越冬老蔓育苗，「若養蔓作苗，須用稍長尺許（老蔓），密密豎栽，如養蔥韭法，畏霜畏寒，冬月以土蓋之。亦有取近根老蔓，陰乾收溫暖處，次年亦萌發」②。此法經濟簡便，可節省大量種薯，但運用過久會使番薯品質和產量下降。這也是最早採用的一種育苗方法。三是切塊直播育苗，此法以《農政全書》記載最早，春分後在大田內直接將種薯切塊下種，「每株相去數尺，俟蔓生盛長，剪其莖另插他處」。剪時留近根藤蔓，長約二尺，使其再生，然後於蔓節著土生根之處，壅土剪斷，使各成單株，以彌補大田稀植之缺陷。徐光啟認為這是「最要法」。第四是催芽畦種育苗，此法記載首見於《齊民四術》：「擇［番薯］肥好者掘干土坑藏之，覆以草，穀雨後取出，四面皆生芽一、二分許，摘芽種畦內。蔓生，以竹或柴緣之。及夏至，剪取蔓枝，每一葉下截過節為苗，栽之溝塍。」 關於插蔓技術，與現今方法名稱相對照則有「斜插法」：「栽莖：使牛耕町，寬二尺許，高五六寸，將莖斜插町心，約以七分在町內，三分在町外。..每莖相去一尺余」①；「直插法」：「俟蔓生既盛，苗長一丈，留二尺作老根，余剪三葉為一段，插入土中，每栽苗相去一尺，大約二分入土，一分在外，即又生薯」②；「波狀插法」：「待苗盛枝繁，枝長三尺以上者剪下，去其嫩頭數寸，兩端埋入土各三、四寸，中以土■壓之，數日延蔓矣」③；「船底插法」：「取所采之苗，插其半於土，斜插之如船底之狀，或豎插亦可，每苗相離七寸。日日灌水，大雨則否」④。 明代以來種苧麻，初次種植用種子，以後多用無性繁殖法。其中尤以分①金學曾輯：《金薯傳習錄》「海外新傳七則」。 ②金學曾輯：《金薯傳習錄》「海外新傳七則」。 ①《金薯傳習錄》「海外新傳七則」。 ②王象晉：《群芳譜》。 ③《農政全書·樹藝》。 ④《農話》。 根繁殖的應用最為廣泛，也有採用壓條法和分株法的。 《農政全書·蠶桑廣類》介紹：「苧，初種用子。一種之後，宿根自生。數年之後，根多糾結，即須分栽耳」；《菽園雜記》指出插根分栽以「取當年旁生根為佳」。分根繁殖的優點是簡單易行。關於壓條法，與「壓條栽桑」類似，「今年壓條，來年成苧」，此法雖速效，但管理費工，不是繁殖苧麻之主要方法。至於「分株法」，《三農記》提到：「拔取新科移栽，則本科長茂」，但分株搬運不便，在實際中運用也有一定困難。 甘蔗最通常用的是側芽繁殖法。此法文獻記載首見於宋應星《天工開物·甘嗜》：「凡種獲蔗，冬初霜將至，將蔗砍伐去杪與根，埋藏土內，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明，即開出，去外殼，砍斷約五、六寸長，以兩個節為率，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頭尾相枕，若魚鱗然，而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難發」。 第七節　園藝、植桑養蠶和畜牧獸醫技術 明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大小城鎮的紛紛興起和擴大，刺激了園藝業的發展，促進了栽培技術的提高。果樹栽培種類和品種增加，《農政全書》所著錄的果樹種類達四十種，較元代《農桑輯要》和王禎《農書》所著錄的二十餘種大大增加。又如北方梨產區的主栽品種萊陽梨和秋白梨，以及上海水蜜桃都是在明代選育出來的。繁殖栽培技術在許多方面比起以前也有不少提高。果樹嫁接法，宋、元時期已達到六種之多，果木生產中常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已具備。到明代又出現了「匕頭接」和「寄枝」兩種嫁接方法。「匕頭接」就是根接，「寄枝」就是靠接。根接的出現，說明從過去相同器官之間的嫁接發展到了不同器官之間的嫁接；而靠接的出現則為那些嫁接不易成活的植物提供了比較可靠的無性繁殖措施。 果樹修剪，如葡萄的夏季修剪是在明代開始出現的①。葡萄於漢代引種到我國，在南北朝時採用了棚架栽培和埋土防寒技術①；唐代開始應用扦插繁殖技術②，到明代又創造了夏季修剪技術，葡萄栽培的基本技術至此已相當完善。南方常綠果樹預防冬季寒害和果樹休眠期灌溉的一些措施都是明代開始採用的。 如《農政全書·樹藝》記述：「此樹（柑、桔）極畏寒，宜於西北種竹，以蔽風寒；又須常年搭棚，以護霜雪，霜降搭棚，穀雨卸卻。」 臘前灌溉，在冬春雨雪較少的北方地區和山地果園現今仍然採用。明代還出現了和現代滴灌原理相同的「滴灌」技術。《群芳譜》針對無花果的需水特性說：「結實後不宜缺水，常置瓶其側，出以細霤，日夜不絕，果大如甌。」珠江三角洲的農民，在明、清之際「棄田以為基，以樹果木」③，創造了果基魚塘的栽培方法：把窪地或水田深挖成魚塘，用挖出的泥土墊高成「基」，在「基」上種植果樹，在池塘里養魚，使這一河網地區成為我國香蕉、荔枝、菠蘿等亞熱帶果樹的重要產區。 明代蔬菜種類的變化主要表現在白菜、蘿蔔開始成為主要的栽培菜蔬；再就是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下半葉，南瓜、辣椒、番茄、馬鈴薯、菜豆等南美原產的蔬菜④以及球莖甘藍引種到我國。栽培技術的改進有下列幾方面：（l）豆芽菜的生產，不僅用大豆而且開始用綠豆。《種樹書》記載：「豆芽菜：揀綠豆，水浸二宿。候脹，以新水淘，控干。用蘆席灑濕襯地，①鄺璠：《便民圖纂》；徐光啟：《農政全書·樹藝》。 ①《齊民要術·種桃第三十四》。 ②段成式：《酉陽雜俎》。 ③屈大均：《廣東新語》。 ④南瓜最早見於《本草綱目》；辣椒最早見於高謙《草花譜》；番茄最早見於《群芳譜》；馬鈴薯最早見於康熙年間纂修的福建《松谿縣志》；菜豆最早見於《三農記》。 摻豆於上，以濕草荐覆之，其芽自長。大豆芽同此」①。這裡也是「豆芽菜」名稱的最早記載。豆芽菜的生產不外三個原則：不見風日，供應適量水分和保持一定的溫度。第一點古代人還不可能作出「為什麼」的解釋；關於水分問題，明中葉以後的書里才明確提出在生產過程中要「日以水噴之」，「一日二次灑水」；對於溫度，南宋時只是利用太陽的熱能，明代則進而知道「春冬置坑旁近火處，夏季不必」②。育苗移栽，在明代已是蔬菜栽培中普遍採用的方法。《便民圖纂》記述了四十餘種蔬菜的栽培，其中半數以上採用育苗移栽的方法。明中葉以後的著作中還出現了一些關於應用火室、火炕生產黃瓜、韭黃等蔬菜的比較具體的記載，雖然對火室、火炕的構造仍缺乏具體描述，但從所記內容可推知已接近解放前後北京郊區的土溫室。③桑樹栽培技術的提高，表現在杭嘉湖地區優良桑品種的形成和增多，如萬曆《崇德縣誌》記載有十二種，明末清初又增加到了十八九種。實際上三吳農家沿用的自育桑種更多。明代多用埋條和壓條法繁殖桑苗，杭嘉湖地區桑樹栽培密度一般已達到每畝二百株左右。栽植和剪定形式也有了很大改變，如採用「年年攔頭」的夏伐剪定，樹勢只養成一定高度，給壓條帶來許多方便。明代人把如何管理好桑樹，總結為「非朝稽暮剔，則蠹不去；非旬鋤月壅，則色不肥」④。由於在桑樹管理上狠下功夫，當時桑葉產量較高，民間流行「舉手不見天，一畝采三千（斤）」的農諺。據明代有人估計，當時上等桑田產葉二千斤，中等一千六百斤，次等的也有一千斤左右①。對桑樹萎縮病和病毒病有了比較科學的認識，《沈氏農書》說：「設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愛惜，使其纏染，皆緣剪時刀上傳過。凡桑一癃，再無醫法，斷不可留者」。「癃桑」即為患有病毒病的桑株，有強烈的傳染性，為害桑樹嚴重。在當時對這種病害即有所認識是難能可貴的。 浴種是製備繭種的重要技術措施，最初其意義偏重在卵面清洗和相應起到消毒功效；到了宋、元時逐漸由消毒發展到和選種相結合，明、清時則成為保存良種淘汰病弱卵的重要手段。據《天工開物》記載，嘉、湖二郡浴種的方法有三，即天露浴、石灰浴和鹽滷浴。對雜交優勢的認識是明代蠶業科學的重大成就，《天工開物·乃服》：「今寒家有將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種，一異也。」所謂早雄配晚雌，就是用一化性的雄蛾與二化性的雌蛾相雜交，通過人工選擇培育出新的良種。「又一種不忌泥塗葉者，名為賤蠶，得絲偏多」。「賤蠶」是在不良環境條件下產生的抗逆性強的品種，這種品種在不良環境條件下，相對說產絲量偏多些。又說：「若將白雄配黃雌，則其①據《農政全書·樹藝》。 ②高濂：《遵生八箋》。 ③參見《學圃雜疏》、《群芳譜》。 ④汪曰楨《湖蠶述》輯引明閔光德《東林山志》。 ①徐獻忠：《吳興掌故集》；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六。 嗣變成褐繭。」 明代，我國家畜家禽已有相當多的著名品種，如馬，北方和西北有蒙古馬和與之有血緣關係的西寧馬、伊犁馬、三河馬、焉耆馬等；西南則有四川建昌馬、雲南烏蒙馬和貴州的水西馬。牛有秦川牛、南陽牛。羊有湖羊、洮羊、蒙古羊、同羊、封羊等。生長於嶺南的豬「自易極肥」，陸川豬據《本草綱目》記載「大者可至二三百斤」。這個豬種骨質細緻，易熟易肥，耐粗飼，繁殖力高，抗病力強，十八世紀傳入英國，與當地約克夏地方品種雜育成大約克夏豬。雞有遼陽雞、矮雞、泰和雞、長鳴雞、壽光雞、九斤黃、狼山雞。鴨有番鴨、北京鴨和淮鴨。 在家畜家禽飼養方面，有幾種家禽的肥育法是很有特色的：（1）棧雞易肥法。《臞仙神隱書》記載：以油和面擀成指尖大塊，日與十數食之，並將土硫黃研細，用餞許與硬飯拌而餵之，數日即肥。（2）棧鵝易肥法。與棧雞相似，不同者在於須用磚蓋成小屋放鵝在內，勿令轉側，門以木棒簽定，只令出頭吃食。日餵三、四次，夜多與食，勿令住口，只如此五日必肥。（3）填鴨法。《滇游日記》記載其法：「將食之前二十一日，白米作飯以鹽花和之成團，作棗核狀，每日減去一團，至期宰食，其味鮮嫩無比。」 獸醫學發展的特點：隆慶以前，以繼承為主並有所發展，出現大量新的獸醫學論著，如《元亨療馬集》引用的三十四種獸醫專著，絕大部分為明代作品。萬曆年間則以總結提高為主，出現了療馬、療牛的經典性獸醫著作《馬書》和《牛書》。天啟以後，馬病治療學停滯不前，但對牛病、豬病的診斷治療有較大發展，有《養耕集》、《抱犢集》、《牛醫金鑒》、《牛經切要》和《豬經大全》等書問世。獸醫的出色成就表現在色脈診斷、望形察色以及系統理論應用於醫療實踐，並與辨證施治緊密結合。如喻本元等撰寫的馬病治療各論，羅列七十二種常見的難治重大病症，稱為「七十二大症」，對每一病症都指出病因和病機，對症候群的特點也有詳盡描述，特別是症狀相同時能指出其相互區別的要點，其在馬病治療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①。 《三才圖會》將漁具分為網、罾、釣、竹器四大類，繪圖精緻真切。很多漁具至今仍在沿用。明代還發明了滾釣捕鱘的釣具，小者二三百斤，大者一二千斤均可捕獲。在錢塘江富陽一帶，夜間漁船吹螺，「魚喜螺聲，聞聲躍出受捕」。這是以聲誘魚的一種方法。淡水養魚有了更大發展，黃省曾《養魚經》和《農政全書·牧養》等從魚苗孵化、採集，一直到魚飼養的各個階段，如魚池的建造、放養密度、搭配比例、餌料、分魚轉塘、施肥，以及魚病和桑基魚塘綜合經營等都有詳細敘述。 ①梁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農業出版社1988年版。 第八節　農書 近人王毓瑚著《中國農學書錄》，著錄之明代農書共有一百三十多種。 其種類有農業總論、作物（茶附）、耕作及土壤、農具、氣候和氣象、蟲害、園藝總論、蔬菜和野菜（菌附）、果樹、花卉、蠶桑、畜牧、獸醫、水產等。雖然數量不少，但質量較高的，不過十來種。①徐光啟編撰的《農政全書》，是明代農學的最大成就，也是我國古代農書的集大成之作。全書約七十餘萬字，引用文獻二百多種。徐光啟在世時這部巨著的規模大致已定，但沒有真正完成。身後，存留手稿由陳子龍約集一些人編定，刻印成書。全書分為十二月：（1）農本（經史典故、諸家雜論、國朝重農考）；（2）田制（井田考和《王禎農書》中的各種田製圖）；（3）農事（營治、開墾、授時、占候）；（4）水利（水利工程、農田水利、《泰西水法》）；（5）農器；（6）樹藝（穀物、蔬菜、果樹）；（7）蠶桑；（8）蠶桑廣類（木棉、苧麻）；（9）種植（經濟作物）；（10）牧養；（11）製造（食品、房屋）；（12）荒政（備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譜》）。《農政全書》與以前所有農書的最大不同之點在於它著重而系統地論述了屯墾、水利和備荒三項；另外，還吸取了傳教士帶來的一些西方科學知識；分析整理了自己調查所得和科學試驗的材料。 《元亨療馬牛駝經全集》為明代兩位民間獸醫喻仁（字本元）、喻傑（字本亨）所編撰。此書是喻氏兄弟收集歷史上已有的知識，吸取當時民間獸醫的經驗，加上自己的醫療實踐體會，系統地總結匯編定型的。《療馬集》幾乎全部使用了《司牧安驥集》和《司牧安驥方》的材料；此外，《齊民要術》和《四時纂要》中的醫方，也有一些收錄在《療馬集》和《療牛集》里。書中記有相法、針灸法、外治法、內服藥方等，並有一套仿自「金元四大家」的醫病理論。此外還將相法、針穴和症狀，繪製成圖；又將病因、症狀、治法、養護之主要內容編成「歌」或「頌」，這樣更便於群眾記憶運用。 還有兩本地方性小農書寫得比較有特色。一是馬一龍的《農說》，這是中國古代農書中較少見的一本理論性專著。該書試圖從理論上來分析和總結水稻的耕作技術，如深耕與根群之間的關係、施肥與地力的關係、密植與土壤肥瘠的關係、中耕與除草的關係、留種與豐產的關係等等。特別是把「陰陽」等概念與氣溫、水分、日照、地溫、濕度、營養生長和生殖生長等結合起來，強調陰陽要和諧，強調農業生產要「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其農業生產指導思想是「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矣！」另一本書是明末漣川沈氏撰《沈氏農書》。全書分為逐月事宜、運田地法、蠶務和家常日用四部分。「運田地法」為全書主要部分，敘述各種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桑樹的栽培技術。該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末地主階級對於農場土地的精打細算的經營方式和明末太湖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水平。 ①石聲漢：《中國古代農書評述》，農業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