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十章　明朝的對外關係與中西文化交流

明朝的對外政策確立於洪武、永樂兩朝，以後被長期沿襲下來。在明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多年間，雖然不同時期在具體內容上有些變化，但其指導思想和主要方針並無多大變化。 明太祖在位期間，對周圍鄰國採取睦鄰友好政策，不斷派遣使臣，廣加招徠，力圖建立起正常的友好關係。但出於鞏固內部統治和防禦北元再起的考慮，又厲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貿易，也禁止外國商人來中國經商，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被長期保持不變。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上講，明朝的對外政策又趨於保守和內向①，在與外國的聯繫方面，又多處於被動的地位②。永樂時，一方面繼續實行海禁，另一方面又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並出現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明中期以後，海禁時緊時松，中國海商和倭寇相勾結，出現了嘉靖年間的倭患。隆慶以後，部分地開放海禁，私人海外貿易得以迅速發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與此同時，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西方殖民者陸續來到中國沿海，這給中國帶來了機會，使中國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與西方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①，但也蘊藏著危機。 ①張維華主編：《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頁。②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頁。①毛佩琦等：《中國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頁。 第一節　與朝鮮的關係 明朝與朝鮮基本上保持著往來聘使的關係，萬曆年間的援朝抗倭，明軍兩次出兵，與朝鮮軍民並肩作戰，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也在兩國關係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明末，隨著女真族在東北的崛起，兩國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明初的交往明初朝鮮稱高麗，國王為王顓。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即位，朱元璋即遣使持書前往高麗諭告。次年，高麗國王顓也遣使上表慶賀明朝開國，井請封號。朱元璋應其之請，於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誥，封王顓為高麗國王，從而確立了兩國的宗藩關係，「自是貢獻數至，元旦及聖節皆遣使朝賀，歲以為常」②。是年，明朝開科取士，詔准高麗等國「行修經明之士，..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③。這一年，高麗參加會試的有三人，其中金濤及第，授東昌府安丘縣丞，後因不通漢語，回到高麗。洪武五年高麗派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南京國子監留學，途中因遇海難，溺死三十九人。「帝憫之，遣元樞密使延安答里往諭入貢毋數」④。 洪武七年（1374）高麗國王顓為權相李仁人所弒，李仁人擁立權臣辛肫之子辛禑為王，遣使來明入貢，明太祖卻而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見辛禑地位日益穩固，才不得不正視既成事實，加給辛禑高麗國王封號，並追諡王顓為恭愍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高麗東北面都指揮使李成桂發動兵變，除李仁人，囚禁了國王辛禑，十月辛禑讓位於子昌。次年，李成桂廢辛昌，擁立王顓之後王瑤（恭讓王）。洪武二十四年王瑤讓位於李成桂，改國號為朝鮮，「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①。二十六年，李成桂遣使來明，貢馬九千八百餘匹，明太祖回賜紵絲綿布等近二萬匹。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體弱，遜位於次子芳果（定宗），兩年後芳果亦因病讓位於五子芳遠（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鮮太宗遣使朝貢。永樂五年（1407）朝鮮十四歲的世子提得到明朝允准，作為進表使率各級官員五十餘人，至明京師南京。次年正月到達南京，進貢馬匹金銀器物。成祖數次召見，厚加賞賜，「賜織金文綺。②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一《朝鮮》。 ③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一《朝鮮》。 ④《明史》卷三二○《朝鮮傳》。 ①《明史》卷三二○《朝鮮傳》。 及歸，帝親制詩賜之」②。永樂十六年朝鮮太宗李芳遠以年老遜位，廢世子禔，傳位於第三子祹。明成祖遣使赴朝，封為朝鮮國王。時明「已遷北都，朝鮮益近，而事大之禮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也」③。 萬曆年間援朝抗倭日本戰國群雄，經過近百年的戰爭，到十六世紀末期，豐臣秀吉陸續削平了其他封建諸侯，統一了日本。萬曆十三年（1585），日本天皇任命他為「關白」（攝政），又兼太政大臣。這時日本社會隨著莊園經濟的瓦解，商業資本發展迅速。統一後的日本商人積極要求開闢海外市場，豐臣秀吉為了滿足他們的貪慾，策劃侵略鄰國朝鮮。 萬曆二十年（1592）初，豐臣秀吉正式發布命令，出征朝鮮。侵朝日軍共計十八萬餘人，舟師數百艘，分為九軍，四月十二日在朝鮮釜山登陸，分兵北犯。「時朝鮮承平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①。日軍迅速占領王京（漢城），進而攻占平壤。在三個月時間裡，日軍幾乎占領了朝鮮全國。朝鮮國王李昖逃到義州（今遼寧義縣），遣使向明朝告急，請求出兵援助。 明朝得報，遂派副總兵祖承訓、遼東遊擊史儒率軍三千餘去朝鮮作戰，結果明軍全軍覆沒，史儒戰死，祖承訓隻身逃回。敗報傳來，明朝大為震動。神宗即命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略，以提督陝西總兵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部署軍事，前往支援。次年一月，抵達平壤城外。平壤東南臨江，西枕山陡立，迤北牡丹台高聳，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築設炮台。李如松指揮攻城，城上日軍炮矢如雨。李如松坐騎被擊斃，仍換馬再戰。部將吳惟中被鉛丸擊中，也仍奮呼督戰。經過激烈戰鬥，明軍大敗日軍，史稱「平壤大捷」。收復平壤後，明軍與朝軍乘勝追擊，相繼收復了開城、漢城等地。日軍連戰皆敗，傷亡慘重，退到釜山一帶。於是漢江以南千有餘里的朝鮮故土都被收復。然而在援朝抗倭戰爭即將取得完全勝利之際，明朝兵部尚書石星卻力主與日和議罷兵，豐臣秀吉以和議為緩兵之計，不僅留駐釜山的日軍始終未撤，而且暗中加緊準備，企圖捲土重來。萬曆二十五年（1597）二月，豐臣秀吉又調集十四萬大軍，再次侵入朝鮮。 明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為總督，僉都御史楊鎬為經略，麻貴為提督，再次赴朝抗倭。在朝鮮軍隊的密切配合下，連敗日軍。次年七月豐臣秀吉死去，日軍人心動搖。明軍乘勢加緊發動進攻。日軍企圖從海上逃走，副總兵鄧子龍和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統率水軍邀擊於釜山南海，大敗日軍。鄧子龍年逾七十，意氣風發，直前奮擊，日軍死傷無算。朝鮮李舜臣也曾在日軍第一次②《明史》卷三二○《朝鮮傳》。 ③《明史》卷三二○《朝鮮傳》。 ①《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鮮》。 侵朝時，多次打敗日軍。在這次海戰中，鄧子龍和李舜臣都壯烈戰死。這次海戰，取得了抗倭戰爭的最後勝利。 萬曆年間的援朝御倭戰爭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擴張的氣焰，維護了朝鮮的獨立和明朝邊境的安全，但同時也應看到，戰爭極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國力，加劇了明朝的財政虧空，削弱了明朝在東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因此，正如《明史·朝鮮傳》所言：「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屬國迄無勝算。」 女真與朝鮮的關係萬曆末女真族在東北崛起，努爾哈赤所向披靡，攻占了明朝遼東大片土地，建立後金政權，企圖問鼎中原。自努爾哈赤興起後，由於朝鮮地勢重要，後金和明朝都竭力結好朝鮮。後金的目的是要切斷朝鮮與明朝的來往，以消除後顧之憂。而明朝的意圖則是要聯絡朝鮮，牽制後金，使明軍與「麗（朝鮮）兵聲勢相依，與登萊音息相通，斯於援助有濟」①。儘管後金百般離間朝鮮和明朝的關係，但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原因，朝鮮仍和明朝合作。皇太極上台後，為了緩解三面（朝鮮、蒙古、明朝）受敵的境況，以爭取時間，儲備力量，進取中原，於是他不斷向明朝廷提出議和。崇禎四年（1631）至五年，是皇太極議和活動最頻繁的時期，他向明廷「上疏稱臣，求款再四」②，而且要朝鮮出面，「紹介其間」，轉奏明廷，「以表其誠悃」③。儘管如此，掠奪明朝和朝鮮的軍事行動卻並未停止。 天啟七年（1627，後金天聰元年）二月，皇太極不宣而戰，派遣阿敏等人統率三萬多八旗兵進入朝鮮，連陷義州、定州等地。朝鮮國王李倧逃往江華島，派使者前往阿敏駐地求和。朝鮮政府在後金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被迫簽訂「江都和約」，這個和約基本上割斷了朝鮮和明朝的聯繫。 崇禎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極以朝鮮「助明害我」為藉口，第二次對朝用兵。皇太極率十萬大軍渡過鴨綠江，直指朝鮮京城。次年一月，後金兵圍攻京城，朝鮮國王李倧退守南漢山城，後金兵又將該城包圍，迫使朝鮮國王投降，簽訂城下之盟。朝鮮斷絕和明朝的一切來往，向清稱臣納貢，變為清控制下的藩屬。至此，明朝與朝鮮結束了往來聘使的關係。①《明熹宗實錄》卷十三，天啟元年八月庚午。 ②周文郁：《邊事小紀》卷三《朝鮮國咨三》。 ③《朝鮮李朝實錄》仁祖卷二八。 第二節　與安南的關係 安南古稱交阯，自漢至唐為中國屬郡，五代時獨立成國，一直和中國保持著藩屬關係。元朝時，安南國王陳氏受封世為國王。明代除永樂至宣德間有戰事發生外，雙方一直保持著睦鄰友好關係。 用兵安南和交阯明初，朱元璋即遣使告諭安南，並因其請，封授安南國王陳日煃，建立了明與安南的宗藩關係。洪武末年，安南國相黎季犛擅權，逐殺陳氏，獨攬朝政，立其子黎蒼為皇帝，自稱太上皇，改姓胡氏。黎蒼改名胡■。成祖即位，胡■遣使奉表朝賀，並求封號，詐稱陳氏宗嗣已絕，「支庶淪滅，無可紹承」①。成祖不明安南內情，遂於永樂元年（1403）由十一月封胡■為安南國王。胡■受封不久，前安南國王之孫陳天平從寮國至南京，陳訴黎氏篡逐真相，請求明朝出兵征討黎氏。永樂三年成祖遣使前往安南查問內情，黎蒼遂遣使「入朝謝罪」，並且「請迎（陳）天平歸，奉為主」。第二年，成祖派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嵒領兵五千護送。黎蒼卻設「伏兵邀殺天平，（黃）中等敗還」，成祖大怒，「決意討之」②。 其實安南為當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廣西思明府（今廣西寧明）的祿州、西平州等地，還侵雲南的寧遠州，黎氏不甘心僅封為王，這為成祖所不能容忍①。因此，成祖為安定南方，阻止安南向外擴張，發大兵征安南。 永樂四年（1406）七月，明成祖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鎮守雲南的西平侯沐晟及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調兵八十萬，兵分數路出征安南。京畿及荊、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巴蜀、建昌、雲南、貴州兵出雲南蒙自，兩路齊頭並進。十月，朱能病死於龍州，張輔受命代將其軍。明朝傳檄，歷數黎氏父子二十大罪，並表明，這次出兵意在恢復陳氏子孫的王位。安南傾巢而動，全線布兵堵截，號稱二百萬。張輔等攻下多邦城，進克東都。次年三月，張輔、沐晟追擊黎氏父子於富良江中，斬首數萬，奪船三百艘。黎季犛、黎蒼先後被俘，安南盡平。 明成祖敗黎氏後，在安南依內地各省建置，改安南為交阯，設置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命呂毅為指揮使，黃中為副，黃福為布政使兼按察使。下設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正式將安南變成明朝的一個省。 ①《明太宗實錄》卷十九，永樂元年四月丁未朔。 ②《明史》卷三二一《安南傳》。 ①參見毛佩琦：《明成祖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頁。棄交阯後與安南之關係成祖發兵征安南和交阯布政司的設立，是違背安南人民的意願的，所以激起了安南的反明鬥爭。永樂六年（1408）八月，安南陳氏舊官簡定起兵反明，稱日南王，紀元興慶。成祖得報，再命張輔領兵二十萬出征。永樂七年簡定稱上皇，立陳氏後裔陳季擴為大越皇帝，紀元重光。張輔兵至安定，簡定兵敗被擒，押解至京師處死。永樂八年十二月，陳季擴遣使請降，明成祖不復王封，而以陳季擴為交阯布政使，季擴拒不受命。永樂九年張輔、沐晟再次出兵征安南，安南繼續抵抗。戰爭延續三年，至永樂十二年交阯重新平定。張輔受命鎮守交阯。永樂十四年（1416）冬，張輔在安南已逾十年，奉召還京。次年正月，交阯清化府巡檢官黎利乘機起事反明，明軍極力鎮壓。洪熙時明軍將領不和，屢次失敗。 宣宗即位，安南反明鬥爭規模仍很大。後來黎利謊稱在寮國訪得陳氏之後陳暠物故，並請明朝對他冊封。明朝遂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不久，黎利即正式稱王，向明朝朝貢不絕。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正式冊封黎利之子黎麟為安南國王。兩國之間又恢復了正常的友好關係。 第三節　與日本的關係 明初中日兩國的交往 中日兩國的友好交往由來已久，唯元世祖發舟師東侵日本，覆沒海中，所以終元之世，日本與中國不再通使。明朝建立後，朱元璋為了修復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遂於洪武二年（1369）遣行人楊載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萊州府同知趙秩赴日，詳細解釋了明朝的睦鄰政策。日本國王良懷知道明朝與元不同，遂於第二年遣使奉表貢馬，並送還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國人七十餘人，洪武四年十月抵明都南京。明太祖宴賞使臣，並命僧人祖闡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國，回賜良懷文綺紗羅。 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關係有所疏遠，雖然仍把日本列為不征國之一，但互相間使臣往來絕少。胡惟庸案後，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①。自此以後，終洪武朝日本貢使未再來中國。明成祖即位後，於永樂元年（1403）即派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將行，日本使臣已至寧波，十月到達南京。明朝優禮相待，對使臣所帶貨物，包括違禁的兵器之類，均准按時價出售，並遣使隨日本來使回訪。此後兩國又恢復了貢使往來。 明初，在寧波設市舶司，日本商人須持明朝發給的「勘合」（即憑證） 貿易。永樂初，成祖定議日本十年一貢，人不過二百，船限兩艘。但實際上日本來中國貿易的人和船舶，都超過規定的數目，並且攜帶的私物也特別多，甚至超過貢物十倍。宣德初年改為人不過三百，船不過三艘。即使這樣，仍不能滿足日本的需要。 明初的倭寇明初，日本一些在國內失意的土豪與浪人，在中國沿海地區，武裝走私，搶掠商民。當時稱為「倭寇」。終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問題，尤其是嘉靖年間，「倭患」成為舉國震動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時期的倭寇問題有著不同的特點，性質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從遼東經山東、浙江到廣東漫長的海岸線上，「島寇倭夷，在在出沒」②，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率領衛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數百人，但倭寇仍時出剽掠。於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強海防，築城列寨，增置衛所，添造戰船。洪武朝先後在遼東到廣東沿海①《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 ②《明史》卷九一《兵志》。 設置五十餘衛，計有士兵二十餘萬。每百戶設一戰船，千戶所十船，每衛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軍五十名①。 永樂時，成祖一面與日本修好，同時仍加強沿海防禦。永樂九年（1411）正月，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于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總兵劉榮（劉江）領導軍民在遼東望海堝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抗倭戰役。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遼東，登岸後直奔望海堝。望海堝，位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距金州城七十餘里，是遼東沿海的要塞，地勢高廣，可駐兵千餘。劉榮任遼東總兵後，築石堡，置煙墩瞭望。一日，二千餘倭寇乘船前來，劉榮自煙墩得報，命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戶江隆率壯士「潛繞賊船，截其歸路」。倭寇到堝下，劉榮舉旗鳴炮，伏兵奮勇殺敵，倭寇大敗，死者枕藉。望海堝之役，明軍「生擒數百，斬首千餘」②。倭寇受此沉重打擊，不再敢大規模侵擾。 嘉靖時的「倭患」 倭寇對中國沿海的侵擾，到嘉靖時又猖獗起來。明朝中期以後，國勢日益衰落，尤其到嘉靖時，海防廢壞，倭寇「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①，倭患日益嚴重。嘉靖二年（1523）四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宋素卿原是寧波人，後來投奔日本。他賄賂明市舶太監，得先查閱瑞佐貨物，市舶司設宴時也使瑞佐上坐。宗設不平，襲殺瑞佐，並俘獲了明軍的指揮官袁璉，都指揮劉錦亦戰死海上。嘉靖帝聞訊大怒，聽從了夏言的建議，認為「倭患起於市舶，遂置之」②。於是，撤銷了市舶司，海禁更加嚴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巨商和海盜便和倭寇相勾結，亦商亦盜，兼行劫掠。這也是嘉靖時期倭患嚴重的主要原因和突出特點。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命巡撫贛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朱紈到任後雷厲風行，著力整頓了海防，「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③，處死李光頭等走私海商及海盜九十餘人，震動一時。閩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擊朱紈，朱紈憤而自殺。明朝也罷設提督海防軍務的巡撫御史或巡視大臣。於是海防更加空虛，海盜與倭寇的活動也更加猖獗了。 ①《續文獻通考》卷一三二《兵考》。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 ①《明史》卷二○五《朱紈傳》。 ②《明史》卷二○五《朱紈傳》。 ③《明史》卷二○五《朱紈傳》。 面對倭寇的侵擾，明朝不得不再設巡視大臣。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後，在浙、閩沿海地區逮捕沿海各地作為內線的猾民，倭寇因而「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嚮往」④，其在海中的船隻，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藥，往往自行遁走。王忬又巡視諸未築牆的府、州、縣，建城三十餘處。但不久他便被調任大同巡撫。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解部務，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①。同年秋，又改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總督軍務討賊，解兵部事②。張經是福建侯官人，曾總督兩廣軍務，為當地少數民族擁戴。他受此重任，「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③。 當時倭寇二萬盤踞在華亭（松江）柘林川沙窪。張經選將練兵，籌劃搗毀倭寇的巢穴。次年陸續調集兩廣土司兵，分配給總兵官俞大猷、參將湯克寬和游擊鄒繼芳等，俟永順、保靖苗兵到達後，即展開決戰。可在此時，工部右侍郎趙文華又受命到浙江祭告海神，以鎮倭寇，兼督察沿海軍務，使問題變得複雜起來。 趙文華來到東南，即催促張經出兵，張經自以為地位比文華高，「心輕之」④，不予理會。趙文華極不滿意，竟密疏誣告張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倭飽颺，剿余寇報功，宜亟治」⑤。世宗得疏大怒，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詔令逮治張經。 然而就在此時，永順、保靖苗民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興，張經派參將盧鏜從水陸兩路進攻，大敗倭寇於石塘灣。倭寇行至王江涇，張經又令永順、保靖土兵夾擊，斬首二千級，倭寇大敗。余寇奔竄柘林，縱火焚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而逃。張經指揮作戰，取得王江涇大捷，一時稱為自有倭患以來「為戰功第一」⑥。 王江涇大捷後，世宗命將張經逮解進京，這年十月，將張經斬首。與此同時，世宗以趙文華督察軍務，賜鑄關防。趙文華自此「出總督上，益恣行無忌」①。張經死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得趙文華薦引，巡撫浙江，又晉為總督，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六年，胡宗④《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 ①談遷：《國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②談遷：《國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③《明史》卷三○八《嚴嵩傳》附《趙文華傳》。 ④《明史》卷三○八《嚴嵩傳》附《趙文華傳》。 ⑤《明史》卷二○五《張經傳》。 ⑥《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 ①《明史》卷三○八《嚴嵩傳》附《趙文華傳》。 憲雖然誘殺了海盜徐海、汪直等人，沿海屢獲勝利，但「新倭復大至」②，對閩、浙沿海地區侵擾如故。 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繼光受命任參將，守台州、金華、嚴州三郡，負責御倭事宜。戚繼光到浙江後，請求在義烏招募農民和礦夫，組織、訓練新軍，得到朝廷恩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他親自來到義烏，招募了三千人，制定紀律，嚴格訓練。戚繼光還創造了「鴛鴦陣」的戰術，將盾牌、狼筅、長槍、叉、鈀、棍、刀等長短武器聯合使用，各盡所能，密切配合。經過兩個月的訓練，戚繼光招募的這支軍隊就成為戰鬥力很強的精銳部隊，開赴抗倭戰場。由於這支隊伍英勇善戰，屢立戰功，被譽為「戚家軍」。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掠浙東桃渚、圻頭。戚繼光率部急趨寧海，扼桃渚，在龍山大敗倭寇。倭寇逃遁，乘虛襲擊台州，戚繼光回軍與戰，也大獲全勝。戚繼光先後九戰九捷，俘馘一千餘。此後，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在寧波、溫州一帶大敗倭寇，浙東的倭患遂告平息。 嘉靖四十一年（1562）福建成為倭患的中心，福建明軍連連告急。戚繼光被調入閩，在橫嶼、福清、興化等地又獲全勝，班師回浙。戚繼光還浙後，又有大批新倭來福建。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調俞大猷往剿，任命俞大猷為鎮守福建總兵官，以戚繼光為副，領兵剿倭。次年四月，戚繼光至閩，與劉顯、俞大猷分三路進攻平海，戚繼光所率戚家軍首先登上敵壘，劉、俞部相繼突入，斬首二千二百，戚繼光以軍功升都督同知，世襲千戶，並代俞大猷為總兵官。次年春，戚繼光相繼敗倭於仙遊城下、同安王倉坪等地，斬獲頗多，余倭掠漁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廣東總兵俞大猷在提督兩廣兼理巡撫吳桂芳的支持下，與其他將領先後擊敗倭寇于海豐等地，廣東倭患也得到解除。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但抗倭戰爭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①。為了御倭，明朝幾乎帑藏空虛，不得不在江南實行加派，全國各地精兵良將也被調往東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於倭寇的侵擾，明朝東南沿海富庶之區，人民的生命財產，農工商業生產，都遭受了極其嚴重的破壞。」②通過這場戰爭，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開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鑒於嘉靖時「倭亂」的教訓，到隆慶時開始部分開放海禁。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 ①王世貞：《倭志》。 ②郝毓楠：《明代倭變端委考》，《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 第四節　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明朝初期，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最為密切。太祖在位時，琉球、暹羅、占城、爪哇諸國先後遣使入貢。成祖即位，多次遣使到各國招徠，宦官鄭和幾次出使，尤為一時盛舉。 鄭和下西洋「西洋」在明代是指婆羅洲（今文萊）以西地區，以東稱東洋。鄭和出使所經地區多是東南亞各國。永樂年間，對外交往有所高漲。成祖即位後，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維持明朝在這些地區的地位，宣揚國威，不斷遣使四出，這時湧現出許多著名的使者，鄭和是其中的佼佼者。 鄭和本姓馬，雲南昆陽州（今雲南晉寧）人。洪武時入官，初在燕王藩邸任職，後隨朱棣起兵有功，擢升為太監，賜姓鄭，俗稱「三保太監」。鄭和出身穆斯林世家，又信佛教，東南亞各國人民多信佛教，穆斯林也很多。而且鄭和通曉諸國文化習俗，又知兵習戰，能武能文，自是恰當人選。鄭和出使這些地區，特別有利於發展與這些國家間的友好關係。 永樂三年（1405）六月，鄭和與副使王景弘奉命出使。鄭和船隊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福建五虎門出海，到達占城（今越南南部）。經南海入西洋，途經爪哇、暹羅、蘇門答剌、阿魯、舊港、滿剌加，經錫蘭到達印度半島的南端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回航。永樂九年九月返回南京。鄭和這一次航行共有船隻六十二艘，船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每船可容千餘人。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具有當時最先進的航海設備。永樂五年、七年鄭和又兩次出使，他積累了更豐富的航海經驗。 永樂十年（1412）十一月，鄭和受命遠航阿拉伯和東非一帶，作第四次遠航。次年冬出發，到永樂十三年七月返回，歷時一年八個月左右。這次出使到了波斯灣口的忽魯謨斯（今屬伊朗），接著又到了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剌撒、阿丹（亞丁），又到了紅海東岸的聖地天方（麥加）。同時，鄭和使團還沿非洲東海岸南下，依次到了木骨都束、卜剌哇（今屬索馬利亞）、麻林（今肯尼亞馬林迪）等地。與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友好關係。接著，鄭和在永樂十五年冬至永樂十七年七月、永樂十九年冬至二十年八月，又進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出使。 鄭和數次出使西洋，雖然意在宣揚國威，開拓朝貢貿易，發展對外友好關係，但畢竟開支浩繁，所以屢屢遭到臣下的反對。明成祖一死，繼位的仁宗便聽從了夏原吉的建議，「罷西洋取寶船」。西洋寶船的罷設，其原因似乎不僅限於此。明朝經過洪武、永樂兩朝的開創，其國力強盛，已非昔比，若單從財力上講，此時應具備更充足的物質條件。但其關鍵在於，隨著明初國內統治的逐漸鞏固和對外的開拓，明朝也正面臨著一個時期的重大轉折。到仁、宣時，仁宗、宣宗二帝無論從閱歷還是本人能力講，都遠遜於太祖、成祖二帝，而且由於社會的穩定，使他們無力也無心向外開拓發展，他們意在如何守住大明的江山。所以這次罷設後，直到宣德五年（1430）六月，宣宗「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命鄭和組織第七次出使。這次出使從宣德六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七月，歷時一年七個月，歷經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雖然如此，但這次出使規模和影響卻遠非前六次可比。在這次出使前，鄭和在太倉劉家港天妃宮立《通番事跡記》碑，後在福建長樂也立碑勒銘，歷記以前數次下西洋的始末，保存了極其珍貴的史料。之後，明朝政府再未進行過類似大規模的出使活動。 鄭和的出使遠航，在古代中國對外關係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見的壯舉，它增強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同時，以鄭和為首的官兵數萬人，遠航海域，作出了重大貢獻。使團隨行人員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鞏珍著《西洋番國志》，分別記錄了航行諸國的見聞。《鄭和航海圖》和鄭和的《針位編》，也是遠洋航行的寶貴資料。與東南亞各國之關係明朝初期，東南亞各國不時入貢，關係極為密切。洪武時規定，琉球、占城等國來朝就「任其時至」①，不作限制。另外，明政府還設置市舶司負責中外貿易事宜。洪武三年（1370）在寧波、泉州、廣州分別設置，並規定「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②。洪武七年一度罷設，由沿海地方長官負責。永樂元年（1403）又依洪武初制設市舶提舉司，「尋命太監提舉市舶」③。 永樂年間，東南亞各國不斷遣使和商隊來中國。據統計，永樂二年（1404）暹羅、日本、琉球、中山來了兩次。永樂三年，暹羅、琉球、山南、山北來了兩次，琉球、中山來了三次①。鄭和下西洋以後，來中國的更多。如鄭和第一次出使於永樂五年回國，「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羅、日本、別失八里、阿魯、撒馬爾罕、蘇門答剌、滿剌加、小葛蘭入貢」②。除少數的幾個國家外，大多數國家使節的來訪都與鄭和的出使有關。許多外國使節就搭乘鄭和的船隻來中國。永樂十七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國時，就帶回了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貢使。永樂二十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國時，隨鄭①《明史》卷八一《食貨志》。 ②《明史》卷八一《食貨志》。 ③《明史》卷五五《職官志》。 ①《明史》卷六《成祖紀二》。 ②《明史》卷六《成祖紀二》。 和來中國朝貢的共十六國，各國「悉遣使」，「貢方物」③。這在中外關係史上，不能不說是極大的盛事。 在鄭和下西洋期間，除了一些王子、王妃外，共有四個國家的國王八次來華訪問。這也是以前朝代所不曾見過的。 一是滿剌加。永樂九年（1411），滿剌加王拜里迷蘇剌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受到明皇朝熱烈而隆重的歡迎。永樂十七年，繼位的新王又率領妻子和陪臣來中國謝恩。其子繼位後，於永樂二十二年和宣德八年（1433）又兩次來華，其中最後一次在明朝的南北兩京逗留了一年半時間，直到宣德十年四月，明朝才派船送其回國。從永樂九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二年間，滿剌加王三人四次來華。 二是蘇祿。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國王、西王、峒王同時來朝。他們「各率其屬及隨從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奉金縷表來朝貢，且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④。原來蘇祿並不在朝貢國之列，這次以如此規格的朝貢使團來華，使明朝廷感到驚訝和高興，認為蘇祿三王「傾國來歸，鱗次闕下，亦向化之篤也」①。明成祖親自設宴款待，並根據蘇祿國王的要求，為他們加封，賜誥命及襲衣、冠服、印章、鞍馬、儀仗。明朝為蘇祿國王加封，實際上就是承認了蘇祿為獨立國家和蘇祿國王的地位②。但在他們回國途經德州時，東王巴都葛叭哈因病去世，即葬在德州。東王眷屬和陪臣守靈者，大都長期住在中國，其子孫長期享受「廩糧」、「布鈔」等，受到諸多優待。明中期以後，因各種原因，兩國官方較少往來。 三是浡泥（今加里曼丹島）。永樂六年（1408）八月，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領妻子弟妹等家屬及親戚、陪臣等一百五十餘人來明朝京師，奉表朝貢。明成祖在奉天殿召見，親與交談，在華蓋殿和奉天門，接連設宴款待，並命大臣一人在館舍陪侍，賜予儀仗及金銀絲絹等器，甚為豐厚。但麻那惹加那乃不幸於十月間病死南京會同館，明成祖為此「輟朝三日」，命厚葬於安德門西，建陵樹碑，諡恭順王，並「命有司歲於春秋用少牢祭之」③。永樂十年襲封的國王遐旺帶領母親和妻子再次來朝，明成祖對他的饋贈也十分優厚。 四是古麻剌朗（即麻剌，今屬菲律賓）。永樂十八年（1420）十月，國王剌義亦敦奔率妻子陪臣來朝，第二年至福建，國王因病而死。明成祖聞訊非常悲痛，「命有司治墳塋，葬以王禮」④。 ③《明太宗實錄》卷二五○，永樂二十年八月壬寅。 ④《明太宗實錄》卷一九二，永樂十五年八月甲申朔。 ①張燮：《東西洋考》卷五。 ②朱亞非：《從蘇祿國王來華看明朝與蘇祿關係》，《明代中外關係史研究》，濟南出版社1993年版。③《明太宗實錄》卷八四，永樂六年冬十月乙亥朔。 ④《明太宗實錄》卷二三六，永樂十九年夏四月丙辰。 第五節　與帖木兒帝國的關係 明朝建立之初，在中亞地區興起了帖木兒帝國。十三世紀時，隨著蒙古人征服區域的擴大，曾形成窩闊台、察合台、伊利和欽察四個汗國。後來，封地較小的窩闊台併入察合台。十四世紀初，察合台分裂為東、西二部，相互間不斷發生戰爭。1370年，帖木兒奪得西察合台的統治權，占有西部廣大地區，成為中亞盛國，被稱為帖木兒王國。明太祖在位期間，兩國即有使臣來往。明成祖先後親征韃靼、瓦剌，但對帖木兒王國遣使修好，使臣和商旅往來不絕。 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在位初期，對東方的明朝納貢修好。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帖木兒首次遣使到明朝，貢馬十五匹，駱駝兩頭。朱元璋賜宴款待其使臣，並賜其白銀十八錠。自此以後，帖木兒每年都遣使貢馬、駝和其他方物。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貢馬二百，並攜帶表文，盛稱朱元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鹹得其濟」①。此後，帖木兒的使臣每年都來，有時一年兩次，貢馬上千匹。帖木兒王國輸入中國的主要是馬匹，其次是駱駝、玉石及刀劍等物。中國與之交換的貨物主要是絲綢、瓷器等。除了官方的朝貢貿易外，民間的貿易和交往也頻繁起來。 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派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率將士一千五百餘人，赴帖木兒都城撒馬兒罕，竟被帖木兒扣留。當時帖木兒在西方戰勝奧斯曼帝國，俘虜奧斯曼的國王，名震中亞，便準備對明朝用兵。永樂初，成祖曾遣使往諭，並責備帖木兒不來中國朝貢之過。帖木兒揚言要征服明朝。永樂二年（1404），帖木兒領兵八十萬東來攻明。明朝廷聞訊後，敕諭甘肅總兵官宋晟準備迎戰。但次年春初，帖木兒在中途病死，大軍返回。 帖木兒死後，貴族間又掀起爭奪王位的內戰，其孫哈里承襲王位。哈里不想和明朝交惡，就在永樂五年（1407）派使臣送傅安等人回國，恢復和明朝的友好關係。明成祖對其使臣盛情款待，賞賚甚厚，並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兒，又賜新王哈里以銀幣，以後其貢使往來不斷。如永樂六年，明成祖派遣傅安再為使臣，赴哈烈地區，與帖木兒第四子沙哈魯通好。沙哈魯也遣使隨傅安來明朝貢。永樂十二年，成祖命吏部員外郎陳誠同宦官李達出使帖木兒帝國，次年哈里又遣使隨陳誠等入貢。 明代與帖木兒帝國的關係，除洪武末年至永樂初曾一度緊張以外，一直①《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撒馬兒罕》。 到萬曆年間，都是和睦相處的。據《明實錄》等書記載：自洪武年間至萬曆九年（1581），帖木兒朝貢使團至明首都多達五十餘次，明政府從洪武至天順年間也至少有十一次正式遣使撒馬兒罕。另外，雙方貿易往來自洪武至萬曆，也始終沒有間斷。但從明初起，帖木兒的使者每次入京，都要採購大批絲織品而歸，然而從帖木兒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馬、獅子、鸚鵡等禽獸和玉石，除了馬以外，其他的東西對中國並無多少經濟效益。對此，明朝官員也從經濟利益出發多次展開討論，但明政府為鞏固和帖木兒的關係卻並不計較經濟得失。明朝廷之所以如此，主要還是從周邊形勢來考慮。蒙古族在明代是北部邊防的主要威脅，而帖木兒無論在地緣還是血緣上均與蒙古族接近，因此明政府在積極防範蒙古各部的同時，需要和帖木兒保持較好的關係①。所以，明在與帖木兒的交往中所求的並不在經濟的得失，而在於政治上的得益。 陳誠出使西域陳誠（1365—1457），字子魯，號竹山，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陳誠奉命第一次出使「西域」，赴撒里畏兀兒建置安定等衛。永樂年間先後四次奉命出使中亞一帶。永樂十一年（1413）九月，宦官李達、陳誠率使團離京，次年正月從肅州衛出發，出嘉峪關西行。直至永樂十三年十月回到北京。這次西使，他們訪問了撒馬兒罕、哈烈、達失乾等地。每到一地，他們首先交上璽書，接著獻給當地國王文綺、紗羅、布帛等物。陳誠一行回國時，撒馬爾罕遣使來中國朝貢。次年，使臣回國，成祖派陳誠、魯安隨行。中亞各國盛情接待了他們一行，帖木兒帝國國王沙哈魯盛情款待，並遣使護送陳誠回國。永樂十六年四月陳誠回到北京，五月，成祖下令：「升行在吏部郎中陳誠為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嘉其奉使哈烈之勞也。」①永樂十六年十月至永樂十八年（1420）十一月，陳誠又奉命出使中亞。永樂二十二年四月至十一月，再次奉命出使，中途召回。永樂年間四次出使，其主要使命均與帖木兒帝國有關。明成祖一再遣使西域，與帖木兒王國修好，從而穩定了西部邊陲。 陳誠第一次出使時，將行程和沿途見聞寫成《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前者為西使的日程記錄，後者則是對所歷各處山川形勢、風俗人情的考察。尤其是《西域番國志》分地記載，共錄西域諸國十八處城鎮，內容極為豐富，其後明人凡涉西域之書，幾乎都曾取資於此書。此書成為研究中亞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的寶貴資料。 ①朱亞非：《略論明朝與撒馬爾罕的關係》，《明代中外關係史研究》，濟南出版社1993年版。①《明太宗實錄》卷二○○，永樂十六年五月庚申。 第六節　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的入侵 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西歐進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歐洲各國為了積累資本，迫切要求發展海外貿易，東方世界成了重要目標。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開闢後，葡萄牙人便來到南洋群島一帶，繼之首先和中國發生了關係。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緊隨其後，亦紛紛來到東方。 葡萄牙占澳門葡萄牙人於明正德九年（1514）首先抵達廣州沿海的屯門島。次年，葡駐滿剌加總督派遣菲萊斯特羅正式出使中國，開始了葡官方與明朝的正式交往。 正德十二年（1517），葡駐滿剌加總督派安特拉德和皮萊資等人率船隊駛抵廣州，廣州地方官員以其素不通中國，拒絕葡人登岸。後來他們強行駛入中國內河，進入廣州城。廣州總督陳金不敢擅自做主，便奏請朝廷定奪。正德十五年皮萊資到南京，覲見了南巡的明武宗，要求與中國通商，未被獲准。嘉靖初，世宗命葡使回廣州聽候處置，皮萊資被繫於廣州監獄，嘉靖三年（1524）五月死於廣州。 葡人來中國，主要目的是要發展和中國的貿易，而明朝則一直推行海禁政策，對朝貢以外的私人海外貿易一概禁止。中、葡之間的這種矛盾，就決定了衝突勢所難免。 正德十六年（1521），以御史邱道隆、何鰲力奏，明朝下令將占據屯門（今廣東深圳蛇口）的葡人驅逐。明軍在汪鋐的帶領下，進占屯門，葡人寡不敵眾，戰死甚多，有些被明軍俘虜，葡人乘夜遁去。嘉靖二年（1523）初，葡萄牙船隻五艘來廣州，請求通商，遭到拒絕。葡人遂轉攻廣東新會，又遭備倭指揮柯榮的打擊，俘虜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繳獲船隻兩艘，並奪回被葡人掠去的中國男女十多人。這兩次衝突後，葡人在廣東不能得逞，遂轉向閩、浙一帶，並與沿海海商勾結。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撫朱紈派都指揮盧鏜率兵進攻寧波附近的雙嶼，將葡人全部驅逐。次年，朱紈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喬率兵進攻福建的浯嶼（今金門），也大獲全勝。 葡萄牙人雖一再被明軍所驅逐，但在中國沿海占據一個通商據點的念頭始終沒有放棄。位於珠江口邊的澳門成了他們覬覦的目標。 澳門原屬香山縣，故又稱香山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商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賄，託言貨船遇到大風浪，打濕了貨物，請求在澳門晾曬。陰謀得逞後，便打算長久居留下去。他們在澳門修築房屋，擴充居地，建造炮台，並設官治理。到萬曆時，葡人繼續在澳門擴展其勢力，來澳門者多至萬餘人。神宗即位後，即向澳門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稅。每年可得稅銀二萬餘兩。葡人居住澳門，每年賄贈明朝官吏銀五百兩，其後轉歸官府。明朝因有利可得，遂聽任澳門被葡人獨占。但明廷對在澳門的葡人卻一直戒備森嚴，因此終明之世，澳門未出現大的混亂局面。 西班牙迫害華僑西班牙人緊隨葡萄牙人之後來到中國沿海。隆慶五年（1571），西班牙人以武力征服了呂宋，並以呂宋為基地，與中國進行交往。 萬曆二年（1574）冬，中國海盜頭目林鳳率戰艦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士卒二千人南下呂宋，與西班牙人發生武裝衝突。當時明朝對海外情勢所知甚少，海禁政策也一直未徹底廢除。明朝命廣東提督殷正茂和福建巡撫劉堯誨剋期剿除，於是福建巡撫劉堯誨為徹底剿除林鳳，派把總王望高率領戰船兩艘前往呂宋，約西班牙人出兵夾擊。林鳳勢不可支，率餘部遁去。萬曆四年明朝准予漳州合法請引的船隻，往呂宋商販，於是兩國有了貿易上的往來。 與此同時，因呂宋資源豐富，且有金礦，比較容易開發。但西班牙人少，當地土人又不習耕作，所以西班牙占領呂宋後，極力招徠華人。明朝後期，中國沿海人民前往呂宋墾殖、採礦或從事其他手工業生產，人數越來越多。另外，西班牙人為了得到中國的商品，促進呂宋的繁榮，他們特地在馬尼拉附近為中國商人建立了一個絲綢市場，即華僑所說的「澗內」。不少華僑在澗內長期住了下來，很快達到萬餘人。他們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但卻引起了殖民者的疑懼。於是有了西班牙人對華僑的迫害和華僑的英勇反抗。 萬曆二十一年（1593）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役使華僑遠征摩鹿加島。摩鹿加島古稱美洛居，以盛產香料聞名，故又稱香料島。最初被葡萄牙人占領，後來荷蘭與葡人爭奪香料產地，荷人將葡人驅逐，占據了該島。當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合併，葡人遂向呂宋西班牙人乞援。西班牙新任駐呂宋總督達斯麻雷那斯企圖以此為藉口，將摩鹿加島置於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達斯麻雷那斯遂遣戰艦百餘艘，載西班牙軍士七百人，士兵銃手四百人，弓箭槍手一千人，組成遠征軍。另外，西班牙人又在呂宋徵發華人二百五十名隨征。西班牙人視華僑如奴僕，「日夜駕船，稍倦輒箠之；或刺殺，苦毒備嘗」①。於是華僑潘和五率領華僑在海上起義，殺死了西班牙總督達斯麻雷那斯，以及許多西班牙士兵，西班牙人倉猝不知所措，紛紛跳海逃生，許多人淹死海中。潘和五等人駕船離去，迷路到了安南。 萬曆二十五年（1597），西班牙殖民當局突然下令驅逐大量華僑出境。 萬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對呂宋華僑進行了第一次大屠殺，死難華僑達二萬五千人。這次事件的導火線是所謂的「採金案」。萬曆三十年，自稱「善望氣」的張嶷奏言，呂宋機易山產金銀，每年可採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①張燮：《東西洋考》卷五《呂宋》。 於是福建稅璫高宷派海澄縣丞王時和、百戶於一成偕張嶷前往呂宋勘驗。因事屬虛妄，當然只能無功而返。西班牙人因此事而懷疑中國有異謀，懷疑明朝將派兵奪占呂宋，故對華僑嚴加防範，將華僑家中的鐵器全部收繳。並揚言，如中國派兵來犯，就先把華僑全部殺掉，華僑因而驚恐不安，便在城外設防自衛。西班牙人認為華僑要大舉反叛，遂派軍隊前往攻殺。華僑奮起反抗，但因多是商人，不習攻戰，組織得也不好，因此許多華僑被殺戮，其中以漳、泉人為多。 於是不少華人紛紛返回家鄉。華人離開後，西班牙人貿易收入銳減，於是又招撫流離的閩商前往呂宋。與此同時，明朝也遣商往諭西班牙人「無開事端」①，不要再殺害華人。萬曆三十三年以後，逃離呂宋的華人又陸續返回。但到崇禎十二年（1639），呂宋華人又遭到一次屠殺，被害者高達二萬二千人②。 荷蘭侵占台灣荷蘭，明代史籍稱之為紅毛夷或紅毛番。它來東方較葡、西二國要晚。 萬曆二十九年（1601），荷蘭武裝船隊到達澳門，請求准予貿易，葡萄牙人嚴加戒備，不許登陸。明朝駐廣東稅使為平息爭端，召荷人首領入城遊覽。荷人在澳門一個月，毫無所獲，怏怏而去。這是荷蘭與中國第一次發生關係。萬曆三十一年（1603），荷蘭軍艦駛抵澳門，劫奪葡萄牙一艘商船。萬曆三十三年荷蘭軍隊再次來到澳門，終因葡人防守堅固，荷人只好無功而還。此後，荷蘭人又多次進犯澳門，均未得逞。 荷蘭人在廣東一無所獲，便想在福建沿海奪占一個通商據點。澎湖離福建很近，又是海上交通要道，荷蘭人打算扼此咽喉水域，阻絕別國船隻往來，獨占與中國的貿易之利。 萬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蘭軍艦駛抵澎湖，他們伐木建屋，想長期占領此地。福建地方官派人往諭，令其撤離。荷人向福建稅使高宷行賄，遷延不去。福建沿海的一些私商也紛紛前往澎湖，與荷人進行貿易。明朝的一些官員力請剿除。於是總兵施德政派兵嚴守要塞，令材官沈有容率兵往諭，令其退兵。同時施德政下令嚴守海岸，斷絕海上接濟之路，又聲言預作火攻，荷人終於離去。這次占領澎湖，前後約五個月。 天啟二年（1622），荷蘭派遣雷伊爾斯蘇恩率艦船來華，其目的是奪占澳門或澎湖。因在澳門無機可乘，便駛往澎湖。荷蘭人一面以澎湖為據點，修築城堡，並和海寇勾結，互相接濟，一面又往福建瀕海地區進犯。天啟三①張燮：《東西洋考》卷五《呂宋》。 ②張維華主編：《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2頁；邱炫煜：《明帝國與南海諸蕃國關係的演變》，台北蘭台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2頁。年，南居益代替商周祚為福建巡撫，力主將荷人驅逐。天啟四年二月，南居益遣將奪占了鎮海港。南居益見荷蘭人仍無退意，便令漳州和泉州發兵接應，調大兵圍擊。荷蘭人雖武器精良，但終因寡不敵眾，且補給困難，感到難以固守，遂遣使請求緩攻，最後表示願毀城撤退。這年八月，荷蘭船十三艘遁去。 荷蘭人從澎湖撤走後，便占領了台灣南部，他們修築城堡，加強防務。 陸續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灣城，荷名熱蘭遮城）、赤嵌城（今台南，荷名普羅文查）。與此同時，他們還建學校，設醫院，招民屯墾，並以此為基地，與中國、日本進行貿易。天啟六年（1626），西班牙人為了與荷蘭人相抗衡，侵占了台灣北部的雞籠（基隆）和淡水。崇禎十五年（1642）荷蘭人驅逐了西班牙人，將台灣全部占為己有。 第七節　傳教士來華與中西文化交流 耶穌會士來華 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殖民者的東來，傳教士的足跡也開始進入東方。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之後，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僅有的幾個舊教國家與羅馬教會形成舊教同盟，並於1540年成立了耶穌會，致力於復興羅馬教廷勢力，於是耶穌會努力向海外發展。 耶穌會士來華始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這年八月，耶穌會士沙勿略經過一番奔波，來到廣州沿海的上川島，打算尋找機會進入廣東傳教，但明朝海禁甚嚴，他無法登陸，不久即病逝於島上。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占據澳門後，耶穌會士隨之而來，澳門不僅成為商業貿易的基地，還是歐洲傳教士來華傳教的前站①。 萬曆二年（1574），耶穌會士范禮安等四十一人來到澳門，企圖進入內地傳教，未獲批准。但他在澳門經過一番調查，認為到中國傳教，要適應中國的習慣，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萬曆七年，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來澳門，學習中文，次年去廣州，向兩廣總督饋贈禮物。萬曆十年，他又獲准到肇慶傳教，十六年回國。義大利另一傳教士利瑪竇曾同羅明堅在肇慶傳教，苦學漢文。他認識到「到中國來傳教決不是強大的艦隊，聲勢浩大的軍隊，或是其他人類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傳揚聖道，總得憑書籍才行」②。萬曆十七年，利瑪竇移居韶州，開始使用知識傳教。以後他又到過南京、北京與南昌等地。他在中國傳教適應中國的國情並能迎合各階層的愛好，因而受到禮遇。萬曆二十九年（1601），他偕同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再次到達北京，得到明神宗的賞識，賜留居北京傳教。萬曆三十八年病死北京。利瑪竇在中國二十八年，研習中國儒學，與明朝官員和士大夫交往，先後撰寫、翻譯天文、數學、地理、語言、美術、音樂等方面的著述多種，為在中國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作出了貢獻。 利瑪竇死後，義大利傳教士龍華民接替他在中國傳教。龍華民不善於與士大夫交往，但卻致力於在普通群眾中發展教徒。萬曆時先後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如龐迪我、畢方濟、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等都堅持利瑪竇的傳教思想，將傳教與傳播科學知識結合起來，將天主教義與中國儒學思想融合起來，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這一時期，教徒人數大增。據樊洪業統計，萬曆十七年（1589）教徒人數有八十人，到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去世，已有二千五百人，萬曆四十五年中國教徒達到一萬三千人①。明朝末年，發①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頁。②裴化行：《利瑪竇司鐸與中國當代社會》第二冊，第216頁。 ①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頁。展到三萬八千餘人②。 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傳教相比，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傳播更快。明末清初，出現了大量的學術著作，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一些西方科學技術也開始在國內傳播並開始初步實踐。如在天文曆法方面：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幫助徐光啟、李之藻等人修改曆法，完成了《崇禎曆書》，這是當時較準確的曆法。明代曆法，兼用大統、回回曆，但預測天象謬誤時有發生，從明中期起，不斷有人倡議改歷，均未能實行。利瑪竇來華後，他在傳教期間也注意到了中國急需改革曆法，就廣泛向中國官吏、學者介紹西方天文曆法的先進。他在李之藻等中國學者的幫助下，先後譯著西方歷算書籍多種，如《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乾坤體義》。之後來華的耶穌會士如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等人多通曉西方天文曆法，一時在中國士大夫中造成很大影響。崇禎二年（1629）在徐光啟、李之藻的堅持下，明朝設西方曆局（簡稱西局）修歷，並吸收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進局工作。次年五月鄧玉函卒，又征傳教士湯若望、羅雅各入局譯書、演算，督修曆法。西局設立前後達十四年，成就可觀，崇禎皇帝將幾次進呈的曆書共一百三十五卷賜名為《崇禎曆書》，明季改歷工作基本完成。傳教士在華期間，還更新了中國的天文儀器，製成渾儀、天球、地球、日晷等多種天文儀器。湯若望還帶來了西方望遠鏡，並撰《遠鏡圖說》加以介紹。與此同時，他們還與中國天文學家一起編撰了一大批天文曆法書籍，如湯若望與徐光啟、李之藻等合作編成的《西洋曆法新書》受到學界重視，「言歷者莫不舉為俎豆」①。 在數學方面：來華傳教士大多精通西方數學，利瑪竇數學造詣較深，是介紹西方數學的第一個傳教士。他介紹到中國的第一本數學著作是《幾何原本》，此書自萬曆年間刊行起，至清代多次出版，影響極大。繼利瑪竇之後，其他傳教士也不斷介紹西方數學，涉及幾何學、三角學、算學等方面的內容。在地理學方面：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圖》成為第一部讓中國人了解世界地理的較為準確的地圖。他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地球為圓形，地球有南北二極，以及赤道、經緯度、五大洲等地理知識，在當時影響極大，然而，其中也有很多謬誤。再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分敘五洲各國，詳細記載了當時各國風土地理知識，開闊了國人對邊界地理認識的視野。 在物理、機械學方面：西方物理學在明末開始傳入中國。湯若望的《遠鏡圖說》，介紹望遠鏡的製法及其原理，如凸鏡凹鏡的配合，光線折射反射原理等。瑞士人鄧玉函與儒生王徵共譯《遠西奇器圖說》和王徵撰《諸器圖②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頁。①《清史稿》卷二九三《疇人傳（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 說》論述了各種機械的製造方法，也對許多機械原理作了介紹。義大利人熊三拔與徐光啟合譯《泰西水法》一書，介紹了西方的農田水利，講述了水利知識及水利器械的構造、圖式和原理。 在兵器製造方面：徐光啟曾向利瑪竇學習西洋火器的製法，萬曆四十七年（1619）因遼事緊急，徐光啟受命練兵，有意購西炮，募炮手以佐教演。天啟二年（1622）外患日亟，徐光啟上練兵制器之疏，「力請多鑄西洋火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①。於是明朝令傳教士羅如望、陽瑪諾、龍華民等製造銃炮。崇禎時還設鑄炮廠。崇禎九年（1636）湯若望製成戰炮二十門，又令再鑄五百門。隨著火器的製造，介紹西方火器的書籍也有刊印。由湯若望口授、焦勖筆譯的《火攻挈要》（又稱《則克錄》）介紹了火器的製造方法及使用火器的基本原理、西銃的一些知識。 此外，傳教士還將醫學、建築、音樂、繪畫、語言、哲學等方面的知識傳入中國。與此同時，他們也將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介紹到西方，在西方社會也引起很大影響②。 西學的輸入，對於突破中國專制制度下封閉的文化狀態，開闊人們的視野，客觀上起到一定積極的作用，當然，西方傳教士傳播的科技知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傳教士們來中國的目的是傳播宗教，傳播科學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加以使用，因而他們傳播的知識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對於當時歐洲先進的科學成果如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偉大成就不能也不敢毫無保留地介紹過來，因而這也影響了西學在中國的深入和傳播，再加上當時中國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和閉塞的小農經濟，也使中國社會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吸收和推廣受到局限，因而傳教士所傳播的科學知識，除了天文曆法和武器製造因統治者的需要稍有發展外，其餘的或曇花一現，或稍起波瀾，但不久就湮沒無聞了。儘管如此，但這畢竟使中西之間在科技領域有較大規模的溝通，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①《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啟傳》。 ②參考張維華主編：《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中《西學東漸及其影響》一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朱亞非：《利瑪竇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明代中外關係研究》，濟南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