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三章　明朝的中衰

從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即位開始，明朝經歷了景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的統治，約一百四十年。這一時期，明皇朝由盛而衰，皇帝信任宦官，政局經常出現動盪；土地兼併日益加劇，財政危機不斷加深，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規模不斷擴大；蒙古族的瓦剌、韃靼部不斷騷擾，對西北邊防構成極大威脅；東南沿海倭寇不斷侵擾，由於政治腐朽，使倭患日益嚴重。 明英宗即位時只有九歲，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統十四年（1449）在懷來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於兵部侍郎于謙等堅決承擔了保衛北京的責任，打敗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荊關，保衛了京師的安全，並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復位後，繼續寵信宦官，並殺害於謙。英宗死後，繼位的子孫也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政治經濟狀況並無好轉。 由於朝廷的揮霍浪費，軍費開支的增多，皇族、宦官及一些有權有勢的地主對土地的大量侵占，英宗以後逐漸增大了財政危機。明廷把這種危機轉嫁到農民身上，對農民的剝削壓榨加重，農民在遭受到無法忍受的壓榨時，只有紛紛起義。財政危機和農民起義規模之大，反映了明代中衰的兩個根本的問題。 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財政危機達到了極尖銳的地步，入不敷出，朝廷浪費很大，世宗又好興土木，崇奉道教，正賦所入不夠，就以各種名目搜刮人民，加深了農民對朝廷的不滿。穆宗、神宗時雖有張居正針對當時的迫切的財政危機採取了各種措施，清丈全國土地，推行一條鞭法，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終不能防止官府各種臨時加派。張居正採取的各種措施，使明廷的腐朽政治有所改變，但也與當權人物的利益有很大牴觸，不能推行下去。1582年張居正去世，明朝統治的腐朽沒落再也無法逆轉。 第一節　正統至天順年間的政治 「土木之敗」英宗被俘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病死於乾清宮，終年三十八歲。皇太子朱祁鎮即位，是為英宗，年號正統。 英宗即位時年僅九歲，遵遺詔，凡朝廷大政均奏請太皇太后張氏（仁宗誠孝皇后）而後行。張氏推心任能，委政閣臣，以先朝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輔政，囑咐英宗，遇事行動要與他們商議，「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因此，正統初年，「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綱紀未弛」①。然而，隨著張氏與楊榮、楊士奇等大臣先後去世與致仕，明英宗漸漸信用宦官王振，以致開啟了明皇朝宦官擅權亂政的先例，並直接導致了「土木之變」的慘敗。 正統年間，發生了兩件軍政大事：一是平定麓川宣慰司反叛的戰事；二是瓦剌南侵，與明軍在土木堡大戰，英宗被俘。 麓川之役發生於正統二年（1437），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先後攻打「孟定、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自立頭目」，「勢甚猖獗」①，黔國公沐晟奏請發兵征討。正統三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僉事張榮往雲南，協同鎮南將軍沐晟等率兵進討。由於沐晟屢次不准出戰，方政獨率麾下出戰，先勝後敗，沐晟怒其不聽節制，不發援兵，致方政全軍覆沒。沐晟後亦懼罪暴卒。 正統四年（1439）五月，任右都督沐昂為征南將軍，充總兵官，徵兵十二萬人，討思任發。十一月，沐昂率師「討平師宗叛蠻」。思任發致書雲南總兵官，表示願向朝廷進貢謝罪。然而，明朝廷卻拒絕了思任發的求和，於六年正月，由兵部尚書王驥督軍十五萬，再興麓川之師。十五萬軍隊歷時一年多，搗毀思任發的老寨，思任發逃竄緬甸。七年，思任發子思機發「帥餘眾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②。時「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驥可屬，思大舉」③。於是，王驥三征麓川，「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麓川戰事延至正統十四年方始告竣，歷時十二年。明朝廷長期以來將大部兵力投入麓川之役，而拒不採納刑部侍郎何文淵、侍講劉球的「罷麓川兵，專備西北」的正確建議，以致忽略了西北邊防，坐大瓦剌勢力，貽患無窮。 早在正統十年（1445），瓦剌也先就發兵攻打哈密衛，明朝廷只顧南邊①《明史》卷九《英宗紀》。 ①《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麓川》。 ②《明史》卷一七一《王驥傳》。 ③《明史》卷一七一《王驥傳》。 戰事，對哈密衛忠順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聞，坐失西域要道哈密衛。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衛，並要求大同鎮守太監郭敬供應糧食，英宗與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見，毋予糧」，並不發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繼掃除了明朝西邊和東邊的屏蔽，接下來，便毫不客氣地大舉入攻內地。 對於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統六年（1441），劉球曾建言罷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①，宜加強北邊防務。但王振以其語刺己，把劉球逮下詔獄，令指揮馬順殺害並肢解了劉球。正統十年，兵部尚書鄺埜建議增兵大同，巡視西北邊務，而英宗、王振只熱衷於麓川兵事，對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勢則視而不見。 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貢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也先大怒，藉口明使曾許嫁公主，使貢馬送聘，朝廷答詔「無許姻意」②，遂於是年七月，大舉進攻遼東、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親自率兵進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沒。敗報傳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動英宗親征瓦剌。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等「伏闕懇留」，而英宗與王振執意不聽。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監金英輔郕王朱祁鈺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謙留京代理部務，以太監王振、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焚、戶部尚書王佐等隨從，親率五十萬大軍匆匆忙忙向西北進發。十八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殭屍滿路」①。八月初一日，英宗大軍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誘明軍深入，王振以為瓦剌畏懼而退兵，堅持要進兵北行。鄺埜、王佐等見勢不好，力諫迴鑾，王振不聽。後太監郭敬將瓦剌的實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懼，下令班師。王振是蔚州人，開始準備從紫荊關走，到蔚州後請英宗駕幸其第，後又怕大隊人馬損壞鄉里莊稼，所以行進四十里又改道東行。明軍迂迴改道，當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騎兵已大批趕到。十三日，英宗大軍至土木堡，離懷來城僅二十里，「眾欲入保懷來」，而王振以輜重未至，堅持留駐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軍逼近明軍，占據水源。也先從麻谷口發動進攻，都指揮郭懋與瓦剌激戰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與明軍講和。王振見使者來議和，急令移營就水，明軍剛移動三四里，瓦剌騎兵遂四面圍攻上來，「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明軍「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數十萬」。張輔、鄺埜、王佐等數百名大臣勇將戰死，護衛將軍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說：「吾為天下誅此賊！」最後，自己也英勇戰死。英宗在混戰中突圍不成，下馬盤膝而坐，①《明史》卷一七○《劉球傳》。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變》。 ①《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變》。 遂為瓦剌所俘。 土木堡慘敗，明朝皇帝被俘，五十萬精銳盡失，二十餘萬騾馬、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從此明軍元氣大傷，也先則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統天下。 景帝即位與北京保衛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傳至京城，朝廷內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於朝」①，侍講徐珵甚至提出南遷京師的逃跑主張，兵部侍郎于謙挺身出來反對，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②于謙堅決抗戰的主張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一批官員的支持，太監金英將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孫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二十一日，升任於謙為兵部尚書，把備戰禦敵的重任交付給了于謙。 二十三日，郕王臨朝主政，群臣請族誅王振以安人心，王振黨羽錦衣衛指揮馬順當堂叱罵群臣，憤怒的人們再也忍耐不住，當堂擊斃馬順，又打死王振同黨宦官毛貴、王長隨。面對血淋淋的場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宮去，于謙「排眾直前」，攔住郕王，請其宣布「順等罪當死」，廷擊馬順的官員俱不論罪；並將王振侄兒王山縛至刑場凌遲處死，王振家族無少長皆斬。清除王振餘黨，順應了民心，穩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齊心，共同禦敵。九月初，群臣請皇太后立郕王為帝，以安人心，孫太后准議，郕王卻驚讓再三，于謙坦蕩地對郕王說：「臣等誠愛國家，非為私計。王乃受命。」③九月初六，朱祁鈺即位，是為景帝，年號景泰，遙尊英宗為太上皇。 于謙受命於危難之際，《明史·于謙傳》稱：「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勛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于謙增兵調援，運糧、運兵械入京，積極做好戰備。同時，還薦舉了一批有軍事才幹的將領守衛重要關隘，並請景帝獎勵鎮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氣。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舉進攻紫荊關、古北口，進逼北京。初九日，瓦刺軍在叛降宦官喜寧的引導下，繞小路越過山嶺，攻破了紫荊關。十一日，瓦刺大軍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為「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①。也先聽從喜寧的建議，用議和迎駕之計來試探明軍的虛實，遭到景帝和于謙的嚴辭拒絕，詭計落空。十三日，①《明史》卷十《英宗前紀》。 ②《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③《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①《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瓦刺從德勝門展開進攻，明軍事先已有準備，埋設了伏軍，瓦刺軍大敗，也先之弟「鐵元帥」平章孛羅卯那孩也在此戰中被火炮擊斃。瓦刺軍還在西直門和彰義門發動了進攻。在西直門，明軍守將都督孫鏜率軍迎戰，城上發火炮助戰，孫鏜失利，背靠城池拚死力戰，後有二路援兵適時趕到，瓦刺三面受敵，被迫退卻。在彰義門，副都督武興率兵迎戰，瓦刺軍前鋒失敗稍退，明軍陣中有數百騎想要爭功，躍進出陣，擾亂了陣形，瓦刺軍乘機反攻，明軍敗退，武興中箭死。瓦刺軍追至土城，遭到當地居民的阻遏，隨後，明援軍趕到，瓦刺軍倉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軍將趕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敵，退路被斷，遂焚毀了明朝皇帝的陵寢殿，退出塞外。北京保衛戰獲得了勝利，明皇朝度過了一次嚴重的危機。 英宗復辟也先進攻北京城失敗，想要奪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裡的王牌——英宗朱祁鎮也就失去了利用價值，無奈之下，於景泰元年（1450）六月，遣使與明朝議和，表示願送回英宗。景帝慮及皇位不保，不願接回英宗，在於謙的勸說下，最後應允講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讀商輅率一轎二馬將朱祁鎮迎回北京，進東安門，舉行授受帝位儀式後，即將朱祁鎮送進南宮禁錮起來。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請復立英宗之子沂王為皇太子，景帝遲遲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議事情，石亨見景帝病勢沉重，遂與同黨都督張、太監曹吉祥謀議，與其復位東宮，還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①。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貞（即徐珵）家裡密謀行動計劃。十六日夜，徐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石亨、張 、曹吉祥等會合，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直奔南宮。宮門上鎖砸不開，徐有貞命軍士懸巨木撞門毀牆，撞開門牆後，即扶朱祁鎮登輦，入東華門，至奉天殿升座，英宗復辟。此次事件史稱「奪門之變」。 英宗復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鎡、商輅等下獄治罪。石亨、徐有貞等誣陷于謙、王文等謀立藩王，議罪處斬。徐有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詞地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①功高蓋世、愛國忘身的于謙，最後卻成了宮廷政變的犧牲品。 英宗大封「奪門」有功之臣，徐有貞先以原官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後又升任兵部尚書，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為忠國公；曹吉祥提升為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張封為太平侯。 ①《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五《南宮復辟》。 ①《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徐有貞入閣以後，得到英宗的寵信，獨攬內閣事權。同黨石亨、曹吉祥漸生不滿，兩人聯合起來，離間英宗與徐有貞的關係，並暗中使人彈劾徐有貞專擅威權，結果，才當了六個月閣老的徐有貞被逮下錦衣衛大獄，謫戍雲南金齒，直到天順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蘇州。 然而，英宗對曹、石兩人也心懷不滿，一是兩人劣跡昭著，強奪民田、冒功貪賞、納賄賣官；二是除掉徐有貞後，兩人依恃兵權，專橫跋扈，使英宗感到難以控制。吏部尚書李賢為英宗出主意，讓他獨斷乾綱，將權力收歸己有。天順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鎮守石彪（石亨侄子）還京，石彪指使千戶楊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這使英宗更加懷疑石亨叔侄心懷不軌，便立即派人將石彪逮捕入獄，後又將石亨下錦衣衛獄。次年二月，石亨死獄中，石彪等被處死。石亨門下冒「奪門」之功得官者四千餘人悉被罷黜。看到石亨的結局，曹吉祥、曹欽叔侄寢坐難安了。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密謀在天順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欽擁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為內應，廢除英宗。當天夜裡，都指揮馬亮從曹欽處逃出，到朝房告發曹吉祥謀反情況，正在值夜的恭順侯吳瑾、統率西征軍的懷寧伯孫鏜急書：「曹欽反」，投入長安門，宮內立即逮捕曹吉祥。曹欽失去內應，進不了宮門，在東西長安門縱火焚燒，並殺死殺傷了東西朝房的官員，孫鏜急召西征軍二千餘人鎮壓，戰亂很快被平息，曹欽兵敗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後被凌遲處死。史稱這次事件為「曹石之變」。 天順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終年三十八歲。 第二節　成化至正德年間的政治 憲宗怠政，汪直掌西廠 天順八年（1464），十八歲的太子朱見深奉詔即位，是為明憲宗，詔改翌年為成化元年。 憲宗剛即位，就發生了都指揮使門達結納東宮內侍王綸，密謀由翰林侍讀學士錢溥取代李賢輔政之事。門達在英宗晚年深得寵信，而李賢時為內閣首輔，對門達統率的錦衣衛官校「恣橫為劇患，賢累請禁止，帝召達誡諭之」①。門達因此銜恨入骨，設計構陷李賢，事情敗露，英宗也未處置門達。英宗病重，門達蓄意勾結王綸，欲除掉李賢。他們的陰謀被朝臣揭發，憲宗大怒，結果王綸被斬，錢溥被貶，門達因他罪並發，「論斬系獄，沒其資巨萬」②。而與此同時，李賢則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憲宗十分倚重李賢，李賢也「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①。但李賢輔政不久，即於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憲宗平反了于謙的冤獄。次年二月，受于謙案牽連被貶逐的官員商輅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閣」。商輅上疏辭官，憲宗挽留說：「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②其時，為憲宗所倚重的閣臣還有孜孜奉國數十年、「持正存大體」的彭時。彭時在成化七年上疏勸誡憲宗不要迷惑佛事，浪費錢財；針對憲宗時形成的傳奉官制度，提出「傳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偽」；針對憲宗荒疏朝政的情況，提出要「延見大臣議政事」③。彭時的上疏都是切中時弊的，然而荒怠的憲宗已聽不進忠言。 憲宗不是一個勵精圖治、有所作為的皇帝。史稱：「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戚貴畹，上下壅隔。」④憲宗寵幸萬貴妃，進而又寵信萬安。萬貴妃原為孫太后宮女，後入侍憲宗於東宮，因其「機警，善迎帝意」，故深得憲宗寵幸。皇后吳氏僅因杖責萬貴妃而被憲宗廢去，打入冷宮。憲宗出遊，萬貴妃戎服前驅，侍從在側。宮中宦官用事，亦要見萬貴妃顏色行事，「一忤意，立見斥逐」⑤。萬貴妃以父兄為錦衣衛指揮使，偵伺百官，統領詔獄，控制朝官，並通過閣臣萬安，與內閣時通聲氣，把持朝政。翰林學士萬安於成化五年入閣，他通過各種關係，與萬貴妃敘上族譜，①《明史》卷一七六《李賢傳》。 ②《明史》卷三○七《門達傳》。 ①《明史》卷一七六《李賢傳》。 ②《明史》卷一七六《彭時傳》。 ③《明史》卷一七六《彭時傳》。 ④《明通■》卷三三。 ⑤《明史》卷一一三《萬貴妃傳》。 自稱子侄，以此博得憲宗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東廠之外又開設了西廠，以太監汪直掌西廠。汪直是大藤峽瑤人，朝廷鎮壓瑤民起義時被俘入宮，初為萬貴妃昭德宮內使。因汪直「年少黠譎，上寵之」①。西廠剛一開張，便羅織了數起大獄，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寧衛指揮楊曄（已故少師楊榮曾孫）被錦衣衛百官韋瑛告發，汪直聽說其有「家資巨萬」，便不分青紅皂白，將他逮入獄中拷問至死。西廠設立僅四月，閣臣商輅即連連上疏請罷西廠，「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②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商輅，輅反問道：「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汪）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輒收捕。諸近侍，（汪）直輒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③懷恩將商輅的話如實上奏，憲宗無奈，只得令罷去西廠，罪責汪直，謫韋瑛戍宣府。然而，罷西廠僅一月，御史戴縉、王億別有用心地倡言恢復西廠，憲宗本來是不得已而罷西廠，此時便乘機恢復西廠，仍用汪直掌西廠。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員屢諫不聽，均遭排斥，相繼致仕離開朝廷。而與此相反，阿諛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遷，戴縉為尚寶司少卿，後又擢升僉都御史；王億擢為湖廣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學院事，陳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一時間，汪直勢傾天下，其奉詔巡邊，「各邊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④。兵部侍郎馬文升因對汪直「不為禮」，又輕視陳鉞，遂被汪直陷害戍邊。汪直「年少喜兵」，在遼東殺害海西諸部入貢人員，「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①，回京後，憲宗給汪直記上大功，並加其俸祿，令其監督二十團營。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彈劾汪直、陳鉞等隱瞞軍情，坐失戰機，結果反被汪直等誣陷，下錦衣衛獄，戍遼東。 汪直把持西廠五年，作惡多端，後因與東廠太監尚銘爭權，尚銘在憲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狀，加之萬貴妃、萬安、李孜省等的嫉惡，科道也交章論奏西廠苛察，汪直遂失勢。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責「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里。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東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②。憲宗遂降汪直為奉御，遞逐其黨王越、戴縉、陳鉞①《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③《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④《明史》卷三○四《汪直傳》。 ①《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等。 成化後期，憲宗好方術，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③，被授為通政使。太監梁芳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④。梁芳先後引進了李孜省、僧繼曉，進獻方術與符籙。憲宗從迷信方術漸至寵信方士，李孜省、僧繼曉、梁芳等逐漸得干預政事。大學士萬安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爭獻房中術以固寵。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萬貴妃病死。八月，憲宗病死，年四十一。 孝宗求治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詔即位，是為明孝宗，詔改翌年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宮廷生活備受磨難。其母紀淑妃，原為「蠻土官女」，俘入宮中後，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內藏」①。憲宗偶至內藏，因紀氏應對稱旨，遂得幸。萬貴妃得知此事後，處心積慮要除掉紀氏，在宮女和太監的同情維護下，紀氏病居西內，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歲時，因悼恭太子病死，憲宗為老而無子而悲嘆，太監張敏才將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為太子。紀氏被封為紀淑妃，移居永壽宮，不久，在宮中暴薨。太監張敏也因懼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後，千方百計尋找外家故人，並為其母立廟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輒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經歷對孝宗影響很深。史稱：孝宗恭仁儉樸，能虛心納諫，而絕少「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②的惡習，這種個性的形成大概與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經歷有一定的關係。 弘治年間最為史家稱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況。確實，弘治一朝任用了許多忠直有才幹的名臣，如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而一般情況下，孝宗也能虛心聽取大臣的正確意見，對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進。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時期「海內乂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①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僅五天，即斥責左通政李孜省、太監梁芳、萬貴妃弟錦衣衛指揮萬喜等，並謫發戍邊。其後又罷斥了大學士萬安。與此同時，孝宗則召進了一批在成化年間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③《明史》卷三○七《李孜省傳》。 ④《明史》卷三○四《梁芳傳》。 ①《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紀太后傳》②《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⑥《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為吏部尚書。王恕系正統十三年進士，成化年間官南京兵部尚書，歷來以讜言忠直聞於朝。當時曾有歌謠稱讚王恕忠直敢諫：「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②宦官懷恩亦由衷地稱讚王恕：「天下忠義，斯人而已！」③王恕在成化年間屢遭宦官構陷，「帝亦銜恕數直言」④，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對起用傳奉官事上疏極諫，遭致憲宗不滿，遂離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⑤。而在弘治年間，孝宗對王恕委以重任，倚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後，「不避權貴，請謁路絕」⑥，對當時的官場風氣起了很大的整肅作用。王恕對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議，也多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書直到弘治六年，因與丘濬發生矛盾而辭官。 弘治二年（1489），孝宗又擢任馬文升為兵部尚書。馬文升是景泰二年進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陳鉞陷害入獄，謫戌重慶衛。汪直敗後，馬文升復官，成化二十一年召為兵部尚書，後又受李孜省排陷，調為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在弘治時期任兵部尚書達十三年之久，後又代屠滽為兵部尚書直至正德年間。史稱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盡心戍務，於屯田、馬政、邊備、守御，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即非職守，亦言無不盡」①。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②。劉大夏是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年間任福建右參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詔獄，後得懷恩力救，杖二十而釋放。劉大夏就任兵部尚書後，明孝宗見了他問道：「朕素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過了兩天，孝宗又問劉大夏：「征斂俱有當，何至今獨言民窮財盡也？③」劉大夏答道：我在兩廣時，見廣西征鐸木，廣東市香藥，所費皆以萬計。於是，孝宗下令取消這些奢侈的征取，並下令天下「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④。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虛心納諫，這是弘治政治比較突出的一點。 在明中後期，如孝宗那樣始終「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⑤的皇帝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無怪乎史家將其與漢文帝、宋仁宗並稱。而孝宗一朝，由於政治清明，相對而言，社會矛盾也相對得到緩和，其時農民起義也較前朝後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時期畢竟處於明中後期階段，前幾朝積累下來的問題已嚴重地顯現出來。如這時，明初②④⑤《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③《明史》卷三○四《懷恩傳》。 ①《明史》卷一八二《馬文升傳》。 ②③⑤《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④《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 建立的戶口賦役制度已遭受嚴重破壞，世家豪族的大肆兼併土地導致國家控制的田地賦稅大量流失，財政匱乏，兵餉不繼，宦官監軍及濫封傳奉官的問題，都對弘治政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弘治時期，土地兼併趨勢嚴重，皇親國戚占田請田動輒千頃，甚至連宦官也占據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張皇后之兄壽寧侯「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並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糧二分」①。因戶部尚書周經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稅的要求，但千餘頃民田後來仍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發生了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間民田已大部成為貴戚的莊田，以致戶部侍郎何進與巡撫高銓前往勘察時，河間人民「冤聲撼野，至擁州縣吏不得行」②。十八年，又有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的奏疏。雖然對於臣下的意見，孝宗大都予以採納，對這些奪田占田事件作了處理，但同時，孝宗本人又不斷地封賜貴戚勛舊以大量的田地。這種矛盾的做法無疑又加劇了土地兼併的趨勢。 土地兼併的加劇，國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減少，勢必導致國家賦稅收入減少。弘治時期的財政已相當匱乏，以致「邊圉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③。軍費不足、荒歉救濟竟然要通過濫收生員入監的辦法來解決，財政狀況之拮据可見一斑。弘治十七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奉使出行，路經天津，適遇旱災，一路上，只見「挽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飢已至於此。..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①。弘治時期財政匱乏的狀況及其導致原因，李東陽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詳盡的分析，孝宗看了頗為嘉嘆，將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後期，財政狀況江河日下，這是歷朝積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企圖在不變更「祖宗成憲定規」的前提下改變這種狀況，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憲宗成化末年，宮中傳奉官達干餘人，孝宗即位後即淘汰了大部分傳奉官，但由於孝宗囿於祖制，不能下決心革除舊弊，到弘治末年，傳奉官又增至八百餘人。對宦官監軍的問題，兵部尚書劉大夏曾向孝宗指出，由於監軍宦官貪污納賄，剋扣兵餉而導致兵餉常乏，孝宗則認為「第祖宗來設此輩已①《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③《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久，安能遽削之」②。孝宗有心求治，也能聽取臣下的意見，但他因循守舊，只能在陳規舊制的桎梏下修修補補，不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時期的政治經濟狀況並無大的改觀。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臨死前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讓他們盡心輔佐太子。 武宗荒嬉孝宗去世後，十五歲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詔改翌年為正德元年（1506）。 年少的武宗「好逸樂」，「好騎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時稱之為「八黨」。劉瑾等經常以「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①，武宗則樂此不疲。顧命大臣劉健、謝遷、李東陽以及戶部尚書韓文等連疏請誅「八黨」，但劉瑾等八人在武宗面前跪地哭訴，稱司禮監太監王岳勾結閣臣欲加害他們，武宗不辨是非，反令劉健、謝遷致仕，將王岳逐之南京，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 武宗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而劉瑾則日益誘導武宗戲玩娛樂。劉瑾往往「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②。 給事中呂翀、劉菃，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六科給事中戴銑，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挽留劉健等輔臣，劉瑾即矯旨派遣緹騎將他們逮系錦衣衛獄，責以廷杖，除名為民。左都御史張敷華、工部尚書楊守隨上言「八黨」罔上誣下，也被劉瑾革去官職。前朝老臣馬文升、劉大夏也都被迫致仕。正德二年（1507）三月，劉瑾矯詔公布「奸黨榜」，將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三名反對「八黨」擅權的大臣列為奸黨，並令群臣跪在金水橋南聽其宣誡。 與此同時，劉瑾不失時機地把同黨親信安插在重要職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二年三月，又令內閣撰敕擴大鎮守太監的權力，使他們的地位悉如巡撫、都御史，刑名政事都有權干預。同年四月，河南鈞州人劉宇通過焦芳的關係，厚賄劉瑾以萬金，劉瑾大喜，因而把劉宇提拔為兵部尚書。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劉瑾推薦了陝西同鄉張綵，張綵得到劉瑾的賞識，很快晉升為吏部尚書，後又入閣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一時間，劉瑾勢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勛戚以下，不敢與之抗禮，所上章奏，都先具紅揭投給劉瑾，號稱「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稱「白本」。章奏中皆稱劉太監而不稱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寫了劉瑾的名字，劉瑾當堂高聲怒罵，嚇得都御史屠滽率屬下跪謝，方才作罷。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時，在丹墀發現一封狀告劉瑾的匿名信，劉瑾大怒，當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門下，進行詰責，直至第二天才予釋放。其時正值酷暑，有的官員竟至熱渴而死。劉瑾還在東、西廠之外，另設內行廠，自己親自掌管。內行廠較東、西廠更為酷烈，「屢起大獄，冤號相屬」，「一家有犯，鄰里皆坐」①，使得道路惶懼，人不自安。 劉瑾當政，賄賂公行，「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②。給事中周鑰勘事歸，因無計籌措錢款納賄而被迫自殺。劉瑾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③。及至正德五年劉瑾獲罪抄家時，抄出財物竟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等等。劉瑾在短短的五年內，即搜括了如此巨大的財富，可見其貪得無厭、貪賄索賄到了何等瘋狂的程度。 對於劉瑾的擅權亂政，武宗不聞不問，整日沉湎於玩樂之中，他在西華門別築宮殿，造密室於兩廂，稱為「豹房」、「新宅」，每日遊樂其中。皇帝的荒嬉無度、宦官的恣意枉為，致使原已危機四伏的社會經濟不斷惡化，階級矛盾不斷激化，農民起義接連不斷。 正德五年（1510），劉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周東為了向劉瑾獻賄，度田時以五十畝為一頃，多征畝銀，並「征馬屯租甚急，敲扑慘酷」①，激起戍卒將士的憤怨。藩王寧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機起兵反叛，爭奪皇位。他設計襲殺了周東、總兵姜漢等，頒布「清君側」的檄文，指斥劉瑾內外交結，圖謀不軌。陝西守臣將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劉瑾匿而不報。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涇陽伯神英為總兵，太監張永監軍，率軍西討安化王。大軍至寧夏，安化王已被寧夏遊擊將軍仇鉞設計擒獲。西討途中，提督楊一清乘機聯絡張永扳倒劉瑾。八月，張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武宗獻俘，並呈上安化王討劉瑾的檄文，揭發劉瑾意圖謀反。武宗途命連夜逮捕劉瑾。武宗「親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等違禁物」②，不禁勃然大怒說：奴才果然要造反！於是將劉瑾下獄審訊，六科彈劾劉瑾罪行三十餘條，將劉瑾凌遲處死，榜示天下。 ①《明通鑑》卷四二。 ②《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③《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①《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②《明史》卷一九八《楊一清傳》。 劉瑾雖誅，但明武宗聲色犬馬之所好卻無絲毫改變。劉瑾之後，他又寵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揮僉事，以勇武著稱。在幸臣錢寧的引見下，江彬得到了武宗的賞識。一天，武宗在搏虎時，錢寧畏縮不前，江彬卻衝上去為武宗解了圍，武宗由是日益寵信江彬。 在江彬的誘導下，武宗屢屢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顧大臣們的反對，一連四次出巡。出巡宣府時，江彬為武宗建鎮國府第，並將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運送到這裡。江彬還隨從武宗夜入民宅，索取婦女。武宗在外樂不思蜀，出巡的時間一次比一次長，第四次出巡，時間長達半年。 武宗的荒疏朝政，縱樂無度，頻頻出巡，使得早已覬覦皇位的藩王江西寧王朱宸濠伺機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農民起義就蜂擁而起，朝廷派兵鎮壓，屢平屢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舉起反叛的旗幟，襲殺不依附於己的地方官，集兵六萬。七月初一日，朱宸濠親率大隊人馬，「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經過安慶時，安慶知府張文錦等令軍士登城大罵，朱宸濠便急攻安慶。當時，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剛剛將圍剿了一年的農民起義軍鎮壓下去，得到寧王叛亂的消息，馬上組織兵力攻打寧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慶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圍的消息，馬上丟下安慶回援南昌。二十四日，與王守仁部相遇於黃家渡，激戰三天，朱宸濠大敗，妃嬪多投水死，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寧王之亂，給了原本就想尋找機會出巡江南的武宗以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於是，武宗不聽群臣的諫阻，於當年八月親自率軍平叛。軍到涿州，傳來王守仁平叛的捷報。大學士梁儲請武宗回駕，武宗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駕，不必進京。武宗一路上遊山玩水，捕魚捉鳥，尋歡作樂，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報捷。八月，武宗在南京，設廣場，身著戎服，「設大纛，環以諸軍」①，令釋放朱宸濠等，然後與侍從等再行擒獲，作凱旋狀。武宗北返途中，照樣玩樂不輟，九月，至清江浦，在積水潭捕魚時舟覆入水，被侍從救出後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於豹房，年三十一。 ①《明通鑑》卷四九。 第三節　嘉靖年間及萬曆初年的政治大禮議的風波 武宗死後無子，皇太后張氏（孝宗後）命太監張永、谷大用與內閣大臣商議後，以憲宗之孫、孝宗親弟興獻王長子朱厚熜繼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寶座，是為明世宗，詔改翌年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繼大統，史稱其「多謀」而「剛愎」。確實，年僅十五歲的明世宗，絕非是不諳世事、任人擺布的少年天子，從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顯示出君臨天下的威勢。四月二十二日，當明世宗來到京城外的行殿時，在即位禮儀上便與內廷和內閣發生了爭執。禮部官員具議請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禮，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世宗則認為自己是來繼承皇位的，應從大明門入宮在奉天殿即位，拒絕行皇太子即位禮。內閣首輔楊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②。最後，內廷與內閣只得讓步。第一次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權威壓倒了內廷與內閣。 內閣首輔楊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內總攬了朝政。在這段時間內，楊廷和做了幾件為世人所稱道的事：（1）頒布武宗遺詔，罷威武營團練諸軍，革皇店，遣還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等，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止京師不急工務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後，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他自知「天下惡之」，在反與不反之間正自猶豫。楊廷和適時提醒皇太后發布懿旨，謀劃捕捉江彬，為天下除去一大禍患。（3）草擬世宗登極詔書。登極詔書長達八千多言，對時事多有興革，如詔復武宗朝因忠直敢諫而去任降調的官員，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十四萬多人，減漕糧一百五十三萬餘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鎮守官科斂財物等。登極詔書的頒布，不僅使「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①。無疑，楊廷和所做的這幾件事都是順應民心、有利於鞏固明皇朝統治的，因此，楊廷和在朝廷內外獲得了極大的聲望。聲望加上權位資歷，使楊廷和在朝中的勢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與羽翼未豐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與楊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禮儀上已顯現出來，以後在議定世宗生父興獻王主祀稱號的問題上進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後，令禮官集議興獻王主祀稱號。禮部尚書毛澄請示楊廷和以後，會同公卿台諫六十餘名官員上疏：以世宗為入繼之君，應效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世宗閱疏，惱火地說：「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②毛澄等仍堅持前議，楊廷和也親自上言要皇帝服從禮部之議。明世宗堅決不從。此時，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①《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疏》，提出與楊廷和不同的「繼統不繼嗣」的論說，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興，即將楊廷和召來，宣布要「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楊廷和也不肯讓步，「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①，並公開聲稱：在這個問題上，「異議者即奸諛當誅」②。到了十月間，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敕下禮部，稱奉慈聖皇太后懿旨，「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後」③。明世宗暫時接受了這個妥協的結果。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應「循名考實，稱孝宗為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④。這項提議當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時的明世宗還是有所顧忌地說：「此關係天理綱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議可否？」⑤群官議論的結果，有二百五十餘名官員不同意改稱名號，認為「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⑥。只有少數幾個人附和桂萼的提議。三年春正月，屢與世宗意見不合的楊廷和再次提出辭官，世宗終於不再表示挽留，並斥責他「因辭歸咎，非大臣道」⑦。與此同時，世宗下令調張璁、桂萼等赴京集議。二百多名朝官仍堅持原議，不肯退讓。明世宗非常惱怒，曾當面指斥內閣大學士毛紀說：「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⑦毛紀等聽後惶懼而退。 明世宗將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對看作是無君的舉動，而迂腐守。至武宗時，鎮守太監的權力大肆擴張，與巡撫、都御史相侔，有權干預刑名政事了。鎮守太監，多有貪污納賄、剋扣兵餉、延誤軍機、交結內宦等不法行狀。張璁任首輔期間，裁撤鎮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錦衣衛官五百人，並以京師親軍改屬兵部。以後，又陸續裁革了浙江、兩廣、湖廣、福建的鎮守太監及一些地區的分守太監。這些大刀闊斧的裁革，極大地打擊了宦官勢力。史稱：世宗「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①。 新政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清查勛戚強占的莊田，歸田於民。自憲宗成化以來，諸王勛戚依仗權勢侵占民田之事，屢見史載。即使政治較為清明的弘治時期，孝宗張皇后的父兄也一再強占河間民田千餘頃，甚至連宮廷內宦也強占了大量民田。勛戚豪族的大肆兼併田地，勢必導致國家所掌握的額田大量減少和賦稅的相應減少。嘉靖時，天下額田已減少一大半，國家的稅收財政①《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③《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④《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⑤《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⑥《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⑦《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①《明史》卷三○四。 已無以為繼。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諭戶部清查莊田，對強占民田者，俱還原主。嘉靖十年，世宗聽取了戶部的建議，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場湖陂荒地為名強占的民田。此後，又進一步下令，只准許王府留用封國之初所請莊田，此外，不得議留。這些清查莊田、還田於民的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抑制土地兼併的趨勢，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已很緊張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嘉靖時期，在一些地區不同程度地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桂萼在入參機務期間，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編審徭役。世宗批准施行。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歸里而未能進一步展開。而桂萼所開創的將稅糧與徭役各審定交銀若干，統一徵收，以求均平的「一條編法」的改革效果是顯著的，為後世的賦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鑑。 明世宗對外戚世襲封爵的制度作了變革，並成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獻夫奏稱：洪熙以來，始封外戚，其後一門數貴，傳襲不已。建議自現在始，已封爵的令終其身，不得再承襲。今後皇親駙馬，亦不得夤緣請封。這項制度經世宗裁定後成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蔣太后及陳皇后家亦不准承襲世爵。 明世宗所採取的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勛貴勢力的發展上頗有成效，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清查莊田，還田於民，對賦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併的發展，增加國家賦稅收入，均平人民的負擔，是利國利民的措施，然而，這些改革僅是在局部範圍內，且「數行數止」①，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開，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②。財政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世宗崇道與嚴嵩攬權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毀京師諸淫祠，並沒收了在正德年間賞賚無算的大能仁寺僧齊瑞竹的資財，毀損了玄明宮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監崔文等人的誘導下，開始崇信道教方術，在宮中到處建醮，日事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後期愈益崇信，幾乎到了執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被征入京。他在宮中禱雪應驗，世宗因之寵信不疑，封其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並遣緹騎四十人供灑掃，賜田三十頃，免其賦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為禮部尚書。十八年，邵元節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節死後，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寵信。世宗先封其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後世宗得病，既而痊癒，世宗認為這是陶仲文祈禱之功，故授其為少保、禮部尚書，後又加授太傅，食一①《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②《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品俸。數年之內，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見道人術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與之截然不同的是諫官的命運。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監國，以便自己去靜修煉道。太僕卿楊最上疏反對，「帝覽之大怒，逮系鎮撫司考訊，久之死獄中」①。二十年正月，御史楊爵上疏請禁除邪佞之術，「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系之」②。自此以後，延臣再也不敢諫阻，神仙禱祀之風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後，「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③。當時閣臣袁煒、嚴訥、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詞而入閣，時人譏之為「青詞宰相」④。其實，「青詞宰相」遠不止這幾位，他如顧鼎臣、夏言、嚴嵩、徐階也都以善撰青詞而得到世宗的青睞。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宮內發生了一起宮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點被勒死。此後，世宗便「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見」。 世宗對道士方術長期寵信不衰，但對內閣首輔卻時時防範，權勢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內閣首輔，就如走馬燈似地不斷更換，即使寵信如張璁、夏言，也「罷相者屢矣」。閣臣方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①。嘉靖朝任首輔時間最長的是嚴嵩，這與嚴嵩「一意媚上」，善於見風使舵，善於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關係。嚴嵩也是兩度為首輔。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當時嚴嵩勾結給事中王交、王堯彈劾首輔翟鑾，翟鑾被削職為民，而嚴嵩得以繼任首輔。但嚴嵩任首輔後，「事取獨斷，不相關白」，「吏部尚書許贊、禮部尚書張璧同入閣，皆不預票擬事，政事一歸嵩」②。嚴嵩任首輔僅一年，「帝微覺嵩橫」③，於是又復用夏言。夏言復任首輔，盛氣陵嵩，頗斥逐其黨，嵩不能救。嚴嵩暗中勾結被夏言處罰的官吏，並收買宮中太監，而夏言則視太監為奴僕。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屢屢失意，而嚴嵩則能及時得到情報，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態，討得世宗的歡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計劃收復河套一事上違忤了世宗旨意，嚴嵩終於抓住機會，設計誣陷夏言，夏言被殺。嚴嵩第二次任首輔長達十四年之久。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④。明世宗為防①《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明史》卷一九三《顧鼎臣傳》。 ④《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①《明史》卷一九六《方獻夫傳》。 ②《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③《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④《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止大權旁落，也偶爾「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但嚴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⑤。嚴嵩柄政時間久了，植黨營私，排斥異己，對彈劾自己的官員必欲置之死地，製造了不少冤獄；而其貪污納賄、賣官鬻爵、廣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惡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世宗向他問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藍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①。御史鄒應龍在閣臣徐階的支持下，上疏極論嚴嵩父子不法之事。對嚴嵩久握權柄、遍植黨羽早已心懷不滿的世宗，遂藉此令嚴嵩致仕。嚴嵩致仕後，世宗還一度「追念其贊玄功」，要徐階等效法嚴嵩，助其崇道「同輔立修」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病死，其子朱載堉繼位，是為明穆宗，改翌年為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於玩樂揮霍，使嘉靖以來「帑藏匱竭」的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會政治經濟已到了不改革則無以為繼的地步。 張居正改革穆宗於隆慶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鈞即位，是為明神宗，詔改翌年為萬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個十歲的孩子，政務由穆宗陳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貴妃主持。穆宗去世後，閣臣張居正與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相結納，馮保素與首輔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訴說高拱擅權不可容，於是太后下旨，將高拱逐出朝堂，由張居正接任首輔。陳皇后與李貴妃「內任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③。 張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權勢的首輔，當時閣臣呂調陽、張四維皆「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李貴妃在訓責神宗時，則往往說：「使張先生聞，奈何！」神宗聽了很害怕。當張居正父喪歸鄉時，朝廷大事專門派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①。張居正還朝，一路上，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設宴款待。史稱：「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②張居正在萬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說是權侔帝王了。正是憑藉著這樣的權勢，張居正雷厲風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對明皇朝的舊政積弊進⑤《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①《明史》卷三○七《藍道行傳》。 ②《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③《明史》卷三○五《馮保傳》。 ①《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②《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 1.整頓吏治。為了改變「貪官為害」、「驅民為盜」、吏治腐敗的局面，改變因循敷衍、沒有實效的官場惡習，張居正創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績。「考成法」規定評判官吏政績好壞的標準以「安靜宜民者」為上，「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級考核，撫按以上述標準考核屬吏，吏部以之考核撫按一級，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撫按不能悉心甄別、如實考核，則撫按為不稱職，吏部應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實處理，則吏部為不稱職，朝廷宜秉公處置。逐級考核之外，還有隨事考成的制度，即規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門之間來往公文、傳達處理均根據「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③。如有延誤者，各級官吏都有責舉報。如此月考、歲考，建立了嚴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紀綱法度莫不修明」④。張居正據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懶無能的官吏，獎勵提拔了廉能有才幹的官吏。考成法的實施也在組織制度上保證了其他各項改革措施的順利推行。 2.經濟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賦。為了增加田賦收入，緩解財政危機，張居正不得不接二連三地下令清理積欠的租賦。萬曆元年，詔令「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①，第二年又規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帶徵三分。次年又規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②。張居正將之列為官吏考成的一項內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轉了明皇朝財政窘迫的困境。至萬曆四年，「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④。（2）清丈田地。為了解決長期遺留的「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⑤的社會矛盾，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下令在全國清丈田地，並嚴令強宗豪民不得撓法，否則嚴懲不貸。萬曆九年丈量完竣，計田地的總額比弘治時期多三百萬頃。這個數字中雖有個別官吏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況，但清查出來的田地大部分是強宗豪民的田地則是毫無疑問的。史稱清丈以後「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報」⑥。（3）賦役制度的改革。一條鞭法的賦役改革，嘉靖年間，在張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區推行過，但「數行數止，③《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④《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①《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②《明史》卷二二九《傅應禎傳》。 ③《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④《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⑥《明史》卷七七《食貨一》。 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⑦。萬曆九年，張居正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改革。一條鞭法的內容為：將賦役以及土貢方物等雜征皆合併為一項，一律征銀，按人丁和田畝分攤；賦役額數以州縣為單位，原有賦役額不准減少；賦役額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一條鞭法統一了賦役，簡化了徵收項目和手續，減少了中間環節，便於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漏稅和官吏貪污的弊病，減輕了貧窮小民的負擔，保證了朝廷的田賦收入。史稱：「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①。 3.整飭邊防。鑒於明中期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守備單弱」 的狀況，張居正竭力整飭邊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幹的將領守御邊疆。如用名將李成梁鎮遼，小王子部眾十餘萬數次入寇遼左，均被李成梁力戰擊敗。戚繼光鎮薊門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②。史稱，由於張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飭邊防，故使這一時期「邊境晏然」。 此外，張居正在整理驛遞、裁汰冗官、整理學校方面多所改革。 張居正是一個務實的改革家，他的許多改革政策都是針對明皇朝歷代積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於吏治有了很大改變，號令一下，「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③；財政虧空變得綽有剩餘；從「邊事久廢」基本達到「邊境晏然」。然而在張居正去世後，由於改革觸及了一些權貴的利益，遭致他們的怨恨和非議，也由於其生前「威柄之操，幾于震主，卒致禍發身後」④。萬曆十一年（1583）三月，張居正去世後九個月，明神宗下詔追誇張居正的官秩，並抄了他的家。張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東流。直到崇禎年間，後人又重新給了張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評價：「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①⑦《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①《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②《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 ③《明史》卷一三《張居正傳》。 ④《明史》卷一三《張居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