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十八章　阿尼哥　朱思本賈魯

第一節　阿尼哥 來自尼波羅的優秀工藝師阿尼哥（Anigo，1244—1306）①，尼波羅國（今尼泊爾）人，為王室後裔②。其祖名密迪邇，父名臘可納。阿尼哥自幼誦習佛書，並通梵文。有從事畫塑業的同學讀《尺寸經》，他一聽即能默記，稍長大後，就善於畫塑和鑄金為像。尼波羅國曾屬於吐蕃王國，九世紀瑪剌（Malla）王朝建立後，仍與吐蕃保持著密切的往來。其國人擅長建築、雕塑、繪畫等工藝。中統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黃金塔於吐蕃，以尼波羅國多良工，發詔書徵召，其國搜羅得80人應徵，令推一人為領隊，阿尼哥自清任之，時年僅17歲。遂率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請歸，八思巴奇其才，勸其入朝，乃為之祝髮，收為弟子，授以秘典，並薦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問以「汝來何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詔構塔於吐蕃者二載，見彼土兵難，願至尊安戢之，特為蒼生來耳。」又問其能，答曰：「臣以心為師，粗知繪塑鑄鏤。」元世祖遂命他修補一尊針灸銅人像，系窩闊台時王檝出使南宋時所得獻進者，關膈脈絡皆備，但年久損壞，諸匠皆不敢承命修補，阿尼哥請試為之，於至元二年（1265）補成，令諸匠折服，嘆為天巧。此後凡大寺廟建塔、造像及重要畫塑、鑄鏤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諸色人匠總管府，下統梵像局等18個司局，授阿尼哥為總管①。時其妻尚留本國，察必皇后遣人賜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攜黃金500兩乘驛往召之來京。至元十五年，詔命阿尼哥還俗，授光祿大夫、大司徒，兼領將作院；以宋景獻太子孫女妻之，並賜景獻太子所有之府庫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聖壽萬安寺塔成，賜京畿良田萬五千畝、農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萬聖佑國寺，皇太后闊闊真賜銀萬兩，並賜貴戚女為妻。次年，崇真萬壽宮建成，詔為其設位置像②。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病卒於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涼國公，諡敏慧。 建築工藝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絕人，凡塔廟之建築，像設之鑄鏤、雕塑或繪織以及其餘器①藏文《漢藏史集》載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三本傳謂「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其義不詳。達斯《藏英辭典》有Par-bu一詞，據Schmidt《藏德辭典和藏文文法》，同於梵文patra，意為圖畫，繪畫，未知是否即此。 ②程鉅夫：《涼國敏慧公神道碑》，《雪樓集》卷七。以下未注出處者皆本於此碑。①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諸色人匠總管」，據《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諸色人匠總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屬11司局，除鑄瀉等銅局置於至元十年外，其他10局亦皆置於十二年。頗疑阿尼哥初授者僅為鑄瀉等銅局官，兩年後立諸色人匠總管府，始授總管。 ②崇真萬壽宮係為張留孫所建江南龍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觀，建成於元貞二年，見《元一統志》（輯本）卷一。阿尼哥像，見程鉅夫《題涼國敏慧公畫像》，《雪樓集》卷二五。 物之鑄造刻鏤，無不精湛。仕元四十餘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兩座，道宮一座，像設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園之「凌空」玉塔、大聖壽萬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護國仁王寺之莊嚴佛像，涿州護國寺及所塑摩訶葛剌（大黑天神）主從之像，大都東花園寺所鑄丈六金身佛像，聖壽萬寧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薩及所鑄五方如來，大都和上都國學文廟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織像，真金和其長妃闊闊真之織像等。此外還先後鑄成內廷之大鵬金翅雕和尚醞巨瓮；製造了鑌鐵自運法輪，元世祖行幸時用於前導；又創渾天儀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對中國藝術的主要貢獻，其一為創作、傳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護國仁王寺時，漢族巧匠劉元被召參加塑造佛像，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為絕藝，成為僅次其師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藝家，這種造像式樣也日益盛行。其二設計建造了尼泊爾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現存元大都西城大聖壽萬安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建於至元八年，高50.9米，磚造，塔基上建二重複合式方形折角須彌座，其上為覆蓮承托之圓瓶形碩大塔身，塔頸作圓錐形相輪狀，頂端華蓋直徑9.9米，其周邊懸掛36個銅質透雕之流蘇和風鈴，其上之塔頂為一銅質小塔（原為一寶瓶）。因塔座、塔身通體用石灰粉妝，故俗稱「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長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臘，任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 第二節　朱思本 遁世入道 朱思本（1273—？），字本初，號貞一，江西臨川（今撫州）人。生於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舉入仕，任淮陰縣令。父不仕。入元後，家庭開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撫州被元軍占領。宋亡之痛，籠罩著朱思本一家，長輩們抱著與新皇朝不合作的態度，堅決不仕元。長輩們厭世遁跡、薄視名利的處世心態，對年幼的朱思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年不滿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饒）龍虎山學道。龍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張天師起即據此山傳教。元平江南時，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應召入覲，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領江南道教。後其徒張留孫留大都，建崇真宮於兩京，專掌祠事，並被授為玄教宗師。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吳全節至大都，協助留孫處理教務。是時，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後的十餘年間，一直潛心學道，以其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在龍虎山的地位不斷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師張留孫命，離龍虎山去大都，成為留孫、全節的得力助手。這時，朱思本卻留下了這樣的詩句：「胡為舍此去，乃與塵俗縈，人生有行役，豈必皆蠅營。」（《貞一齋詩文稿·發山中》）看來他早就下決心，不做蠅營狗苟般的人，更無意去追求權勢。然而他卻利用這一機會，考察「山川風俗，民生休戚，時政得失，雨潮風雹，昆蟲鱗介之變，草木之異」①，在科學上做出一番事業來。 遊歷考察二十年朱思本遊歷考察各地先後達20年之久。這期間主要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大德三年（1299）離開龍虎山北上，「登會稽，泛洞庭，縱游荊、襄，流覽淮、泗，歷韓、魏、齊、魯之郊，結輒燕、趙，而京都實在焉」（《貞一齋詩文稿·輿地圖自序》）；第二階段，從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詔代祀名山大川時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於桐柏，又南至於祝融，至於海」。這20年間，除了在大都一段時間外，他的足跡遍及今華北、華東、中南地區，真可謂「跋涉數千裡間」。 第一階段從龍虎山出發北上大都的過程中，這位久居深山、脫離群眾的道士，真正接觸到社會，對「人生休戚，時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間，江浙一帶經常遭遇大水，災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勝計。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災的悲慘情景，他在《廟山九日》中寫道：「良田沒巨浸，魚鱉為鮮食；壯健多流亡，老羸轉溝洫」；在《東吳行》中寫道：「今歲東吳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間陰氣凝，十旬風雨韜陽精。吳江浙水不復辨，仿佛蓬萊眼中見；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襲下，不知奪去了多少勞苦大眾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飄零」；「流屍日夜下，水氣為之腥」（《御河》）。大水之後，揚州一帶又發生旱、蝗等災和瘟疫。他在《廣陵行》中寫道：「去年春旱天無雷，種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萬里良田俱草萊。」「今春雨滑動犁鋤，忍飢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蟲①許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無遺余。捕蝗作食已雲惡，疫癘無端扇余瘧；死亡枕藉無人收，賴有王宮為掩骼。」 難能可貴的是，朱思本從江浙的大水和揚州的旱蝗中悟出了這是與封建官府的殘暴統治分不開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劇蝗螟」；在《南昌道中》寫道：「見說田家更憔悴，催科隨處吏成群。」他還巧妙地把「廟堂」與「縣胥里正」加以區別開來，以達到痛斥貪官污吏的目的：「廟堂賑濟頒良策，宣閫愛民心甚力；縣胥里正肆奸欺，遠者那能沾帝澤。」（《廣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災後，能否完成數以百萬計的海運糧，朱思本深表擔憂：「東南千萬斛，歲漕輸上國；今茲民力竭，何以繼供億。」（《廟山九日》）表達了詩人對元廷不顧民力衰竭、橫徵暴斂的不滿。 大德十一年（1307），吳全節被授為玄教嗣師。作為吳全節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隨從吳全節祭祀五嶽四瀆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鐵穆耳病死後，元武宗海山奪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當時朱思本的詩作已在大都知識界中流傳，其才能李孟必有所聞。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拜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選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賞朱思本的才學，曾勸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謝絕了。許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記述了這段事跡，並加以評論說：「夫昔秋谷李公當國，一見本初，即勸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歿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燁燁可觀，不獨詩岩文而已。秋谷之長於觀人，當益信於世也。」可見朱思本「厭世溷濁」的心態始終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謝絕了李孟勸他返儒入仕之後，開始了長達10年之久的考察活動。他週遊各地，名義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時也負有中朝大夫「每囑以質諸藩府，博採群言，隨地為圖」的任務。這一任務正與他試圖重繪新圖以糾正前人地圖的錯誤的想法相合。經過10年的努力，他終於繪成「長廣七尺」的《輿地圖》，後刻石於上清之三華院。可惜此圖已失傳，幸明代羅洪先所繪《廣輿圖》還保存了此圖的概貌。 《輿地圖》的繪製為了完成《輿地圖》這一艱巨任務，朱思本在實地考察、搜集資料、製圖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實地考察。他在《輿地圖自序》中說：每到一地，「往往訊遺黎，尋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實，驗諸滏陽、安陸石刻《禹跡圖》、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圖》」。他的考察是嚴格的科學實踐，首先是「訊」，即向當地父老鄉親詢問古蹟、口碑；其次是「尋」，即尋找遺蹟、遺址；三是「考」即考證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實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誤；五是「驗」，即根據自己的考核來驗古地圖所載是否相符。為了取得科學的結論，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為其同時代的文人虞集所稱道：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園學古錄》卷四六《貞一稿序》） 通過實地考察，對前人所作進行核對，他發現「前人所作，殊多乖謬」，因而進一步增強了他重新繪製地圖的決心，「思構為圖正之」。 二是廣泛吸收有關地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於從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價值成果。在《自序》中他歷舉參考過的地理著作有《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誌》、《元豐九域志》等。當時正值《元一統志》編成。該書初由札馬魯丁、虞應龍於至元三十一年（1294）編成，後由孛蘭兮、岳鉉等據新編的《雲南圖志》、《甘肅圖志》、《遼陽圖志》等增補，於大德七年（1303）成書，凡1300卷。該志所引資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於《輿地勝記》和宋、元舊志，江以北大半取材於《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和金元舊志，雲、甘、遼則據新志。因此，《元一統志》是匯集當時地理學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國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隨地為圖」的任務，因而得以隨時「質諸藩府」，查看當地政府部門所藏地理資料和地方檔案、方誌資料等，當然也可以利用剛剛新編成的《元一統志》。有了這些條件，《輿地圖》的繪製就具備了更充實的基礎。 朱思本不滿足於漢文資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數民族地理著作。例如，為了弄清黃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詳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譯藏文圖書中關於河源的記載，《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錄，自發源地火敦腦兒至漢地，有較細記載，是黃河上游所經之地的寶貴資料。據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譯家。為了編繪較精確的《輿地圖》，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遺餘力的。 三是重振「計里畫方」的繪圖方法。我國地圖製作的畫方之法，始於魏晉。地理學家裴秀創造了「製圖六體」法：即「分率」（比例縮尺）、「准望」（方位）、「道里」（實際里數）、「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與實際里數的關係）。裴秀的《禹貢地域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書鈔》卷九六）。可知即以計里畫方繪製的。此法到唐貞元年間得到賈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輿地圖自序》中提到的《禹跡圖》，為偽齊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從圖中的唐代地名和繪圖情況來判斷，很可能是據賈耽《海內華夷圖》中的禹貢九州部分繪成的，所用的畫方繪法，註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見計里畫方法並未中斷。朱思本在裴秀、賈耽的基礎上重振此繪圖法，所繪《輿地圖》比前代更為精細詳盡，圖畫上的山川湖泊、城鎮區域註記也大大增加，因此對計里畫方的精確度要求更高。這種計里畫方法經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兩代又開始盛行。直到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入西方的繪圖法後，更科學的經緯度才開始逐漸代替計里畫方法。 形實可據，「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間地理學家羅洪先有志重繪天下輿圖，經過反覆比較之後，發現朱思本《輿地圖》是他見到的地圖中最正確、最可靠的地圖，於是以朱圖為基礎，加以增補擴大，名為《廣輿圖》。他說：嘗遍觀天下圖籍，雖極詳盡，其疏密失准，遠近錯誤，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圖，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於是悉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於數十。（《廣輿圖序》）霍冀在評價根據《輿地圖》擴大而成的《廣輿圖》時，特彆強調了計里畫方的優越性：計里畫方者所以較遠量邇，經延緯袤，區別域聚，分拆疏數，河山繡錯，疆里井分，如鳥麗網而其目自張，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雖有沿革轉相易移，而犬牙所會，交統互制，天下之勢儘是矣！（《廣輿圖敘》） 朱思本對自己的《輿地圖》也作有實事求是的估價。他雖然週遊了全國許多地方，但實際上也只是到今天的華北、華東、中南地區，在當時的條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東北、西南各邊遠地區。所以對自己考察過的地方，他滿有把握地說：「其間河山繡錯，城連徑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對自己沒有去過的「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番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遼絕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必可信，故於斯類，姑用闕如」。這種科學態度堪稱我國古代科學家的典範。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離開大都到江西玉隆宮。這時吳全節已嗣為玄教大宗師。泰定年間，吳全節曾召朱思本去大都，顯然有意讓思本成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無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數年後重返江西玉隆宮，在那裡過著隱居生活。約於元順帝元統、至元年間病逝。 第三節　賈魯 難得的工程技術人才 賈魯（1297—1353），字友恆，河東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讀經書，謀略過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間，兩度以明經考試名列鄉貢前茅。泰定初年，授為東平路儒學教授，後歷任憲史、行省掾等吏職，升為潞城縣尹。元順帝至正年間，起用為太醫院都事。中書右丞相脫脫主修遼、金、宋三史，召賈魯為《宋史》撰修官。修成後，他出任燕南山東道宣撫使的幕僚。 賈魯有擔任地方官的經歷，對民情及社會弊端相當了解，也有志於改革時弊。當他因出色的政績而被選為中書省檢校官後，即上書數萬言，指出由於管理不善，糧倉數以萬斛計的官糧遭到損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後來在擔任工部郎中期間，又逐步積累了工程建設的實際經驗，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種種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議改革天下營造百工。可見，賈魯是既有書本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難得的工程技術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蘭考東北）。沿黃河的州縣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台、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巨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均遭嚴重水災。大水吞沒了黃河兩岸的農田莊稼，淹死、餓死、病死的人民「不可勝數」。大批背井離鄉的流民，棄兒鬻女、剝樹食皮、死屍遍野，處境十分悲慘。大水繼續北漫，大有威脅會通運河漕運和衝垮山東鹽場之勢，元順帝不得不徵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賈魯被任命為行都水監，籌備治河事宜。 賈魯上任後，以治河之事為己任。他沿著黃河屢次泛濫的中下游地段，進行實地考察，往返達數千里，仔細測量地形，繪製地圖，終於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後，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議修筑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支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賈魯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針對現實問題而提出的。 第一條，「修筑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此方案顯然是針對元政府軟弱的財力，以保住眼前漕運和鹽場的安全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實省，然而山東境內的積水並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古代魯西南一帶有許多湖泊，由於千百年來黃河一直是從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長期淤積，幾成平地。特別是金代初黃河改道後，原來湖泊低洼之地漸成墾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綿亘一百餘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縮小。這時的黃河北河地域內已經不再存在一個巨大的水系調節庫。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時，北溢的河水，在沛縣一帶形成巨泊，說明河水北溢後，運河和大清河（今黃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運河的沛縣周國地區，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積越來越大，受災地區越來越廣。所以，筑北堤只能暫時阻止河水繼續灌入運河。如果黃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築的北堤仍有被衝決的危險，那時的災情就更難控制了。 第二條，「疏塞並舉，挽河支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這是當時歷史條件和科學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黃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決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結束。如將黃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數倍，而是幾十倍，費時不是數月，而是幾十年的問題。南行雖然存在類似問題，但在當時情況下，淮河的泄洪能力顯然比大清河強。元代黃河幾次大決，問題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間南北擺動。如能抓住這一要害，在這一範圍內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積于山東的洪水改歸黃河，又能立即確保運河和鹽場的安全。賈魯治河的指導思想就是如此。 當時賈魯的方案卻未被接受。不久，他調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運使。 賈魯是很有抱負的，每擔任一項職務，就會對所管轄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議。在右司郎中任內，他提出「時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運使後，把在考察黃河時得到的第一手資料，以「漕運二十事」提供給元廷。 疏塞並舉復故道至正九年（1349）閏七月，脫脫再次出任中書右丞相。這時黃河的災情日益嚴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東壽張東），泛入運河，蔓延到濟南、河間一帶，漕運和鹽場均受到嚴重威脅。大都河間鹽運司和山東鹽運司所屬運河兩岸的鹽場，在全國製鹽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鹽場被水沖壞，元朝的財政危機將急劇上升。再加上黃河決堤四五年來，以流民為主的農民起義一年比一年增多。脫脫深感問題嚴重，所以抓緊治河大事，展開討論，以求最佳方案。賈魯以都漕運使的身分，參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討論會，並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來。與會者眾說紛紜，提出了種種方案，賈魯堅定地認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當，害不能已。」脫脫力排眾議，當機立斷，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賈魯一切準備就緒。治河即將開工之際，工部尚書成遵、大司農禿魯等「力陳不可」，堅決反對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難成；（2）害怕「盜賊」與挑河夫結夥起義。脫脫不為所動，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脫脫任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萬，廬州等處駐軍二萬開始治河，於四月二十二日開工，七月完成疏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並開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畢，諸埽堵堤建成，整個工程計一百九十天。 賈魯治河的方案採取疏塞並舉、先疏後塞。整個工程分為三段：第一為疏浚故河，第二為堵塞黃河故道下的上段各決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為堵塞白茅決口。有關工程概況及技術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從黃陵崗到哈只口的黃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楊青村的減水河。由於河道的情況有高有低、有寬有狹，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賈魯指出：「疏浚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辟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御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至正河防記》）具體施工是從白茅口南二里的黃陵崗向東開始的，「辟生地（開新河）十里」，到達南白茅，又開河十里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從劉莊至專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從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從黃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這段幹流工程共長一百八十二里。為防止以後堵口合龍後水勢的狂怒，特浚凹里村減水河：從凹里村向西開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別不同情況拓寬舊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張贊店，從張贊店到楊青村墾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這段減水河共長九十八里五十四步。兩者全長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強。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築堤埽。至正四年河決後，黃河故道兩岸已是千瘡百孔，為使回河故道後不致出現決溢險情，賈魯在疏浚了故道和開鑿減水河的同時或以後①，先後築塞了專固缺口和凹里減水河豁口處，從哈只口至徐州三百餘里，修缺口一百零七處。同時，又興兩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勢低洼，修築護岸堤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補築舊堤，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賢村等處，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長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縷水月堤，長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決口，黃河勒回故道。這是決定治河成敗的關鍵一役。八月二十九日開始向疏浚完畢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賈魯考慮到決口勢大，又正值秋漲汛期，故在口門側的北岸築剌水堤二道，總長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減弱口門溜勢。又築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黃陵北岸者，總長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門西側岸上築土堤伸入水中，修疊埽台，系龍尾埽，直抵龍口；黃陵南岸總長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築得較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而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記》）在此關鍵時刻，賈魯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賈魯採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綆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綆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錨於上流邦錘之水中。又以竹綆絕長七八百尺者，系兩岸大橛上，每綆或錘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余，名曰水簾桅。..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船沉後，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後功。..舶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至正河防記》）。由於用船堤障水，加長了挑水的長度，減輕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對龍口的威脅。但由於水勢過大，堵口合龍極其驚險，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時，「用工尤艱」。「薄龍口，喧猛疾，勢撼埽基」，將大埽沖裂衝陷，「觀者股弁，眾議騰沸，以為難合」。這時，賈魯「神色不動，①塞口工程西起凹里減水河，東至徐州，大體應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畢，據《庚申外史》記：「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趙君用等）佯為挑河夫，日夜倉皇投徐州城。」可見當時徐州附近正在進行塞口工程。 機解捷出」，命十餘萬人扎幫、運埽、疊埽，終於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龍口堵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至正河防記》）。賈魯在堵口技術上的重大創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個治河工程耗資是相當可觀的。據統計，所用木樁大者二萬七千根，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根，藁秸蒲葦雜草七百三十三萬五千餘束，竹竿六十二萬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繩索五萬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餘葦席、竹篾、鐵纜、鐵錨、大釘等等物資不計其數。總計用去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工程如此浩大，這在我國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見的。賈魯在總結前人治河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結合起來，把洶湧泛濫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證了漕運和鹽場的安全，使黃河下游獲得了相對的穩定。這一業績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雖然竣工了，災情嚴重的北河在農民起義打擊下的元朝政權再也沒有力量繼續治理，致使決溢接踵而來。因此，賈魯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結束後，賈魯以功拜中書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隨從脫脫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殺，趙君用，彭早住率餘眾奔濠州。是年冬，賈魯奉命與總兵月哥察兒圍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於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