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七章　鈔法

第一節　初期鈔法與地方貨幣 元朝沿襲金代鈔法並進一步完備，是中國古代紙幣制度最盛行時期。元廷統一發行紙幣（通稱「鈔」），不限年月，全國通行；元代大部分時期，不鑄造銅錢並禁止行用前代銅錢，除少數地區外，鈔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貨幣。 中國紙幣制度淵源於唐代的「飛錢」，創始於北宋四川民間發行的「交子」。四川交子不久收歸政府發行，並逐漸擴大流通於陝西、河東等地區，北宋末改稱「錢引」。南宋時，除四川錢引（後改稱「會子」）外，又發行了東南會子、湖北會子、兩淮交子等，各有規定流通地域。四川交子（錢引）每二周年發行一界，後界發行後，前界即不再行用，以舊換新；後來行用年限延長到四年、六年（即二界、三界並用）；到南宋中後期，先後改為三年一界、十年一界，最後不再立限，永遠行用。東南會子初不定界別，後定為三年一界，不久也延長行用期限到六年、九年（二界、三界並用），最後取消了期限。金海陵王貞元年間，仿宋交子之法立鈔引法（鈔法），發行交鈔；初定行用期限為七年，後取消期限，只規定以昏爛之鈔兌換新鈔。宣宗時改變鈔為貞祐寶券，後又發行貞祐通寶。宋、金紙幣面值均為貫、文（錢幣單位），自200文至10貫十餘種。宋交、會以舊換新，扣納紙墨費每貫30文；金交鈔昏新兌換，工墨費15文。以上是宋、金紙幣制度的大略。宋、金紙幣均與錢並行流通。這個時期，銀被作為貨幣手段也逐漸盛行。 紙幣制度實行後，因朝廷濫發，軍國經費皆賴以支用，出多入少，以致嚴重貶值，宋、金均同，而以金朝末年為甚，「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間不肯用鈔，但以銀市易。 蒙古初無貨幣，只以羊馬及其他畜產品進行物物交換。征服中原、西域後，獲得大量金銀，遂主要以銀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徵收中原差發、稅課亦以銀為主。但紙幣在中原行用已久，成為主要貨幣，雖弊病不絕，仍便於貿易流通，不可缺少。太祖末年（1227），博州（今山東聊城）地方長官何實遂以絲為本發行會子（絲會）在本境行用，「民獲貿遷之利」（《元史·何實傳》）。太宗八年（1236），漢人於元奏行交鈔，遂下詔印造發行，並採納耶律楚材的意見，鑒於金末鈔法之弊，發行額不超過萬錠（50萬貫）。當時「法度未一」，除大汗詔命發行的交鈔外，「諸路各行交鈔，或同見銀（以銀為本位），或同絲絹（以絲為本位）」，於本境行用，大體二、三年一更換①。憲宗元年（1251），真定路總管史楫奏太后批准（真定路為太后封邑），立銀鈔相權法，「度低昂而為重輕」，真定銀鈔得以「變澀滯為通①吳澄：《劉宣行狀》，《吳文正公文集》卷四三；王惲：《史楫神道碑》，《秋澗集》卷五四。便」，並奉太后旨擴大流通於燕、趙、唐、鄧間。同年，劉肅任邢州安撫使，亦發行紙幣以通民間貿易。三年，忽必烈受京兆分地，於京兆立交鈔提舉司，「印鈔以佐經用」（《元史·世祖本紀一》）。這些也都屬於地方性貨幣。 第二節　鈔法的整備與中統元寶交鈔的頒行 世祖中統元年（1260）七月，為了革除諸路行用鈔法之弊，詔統一印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規定銀50兩易絲鈔一千兩①。但通行交鈔（絲鈔）大概並未廣為流通。同年十月，就改印造發行中統元寶交鈔（簡稱中統鈔），以銀為本，面額分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貫文、二貫文十等，仍依宋、金舊制以錢數（貫、文）為單位。當時久已盛行用銀為價值尺度，故官私皆習慣以銀單位稱鈔一貫為一兩，100文為一錢，10文為一分，50貫為一錠。法定銀、鈔比價為中統鈔兩貫同白銀一兩。同時又以文綾織造中統銀貨，分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五等，每兩同白銀一兩。但中統銀貨並未行用，而以中統鈔為唯一法定通貨。中統元年鈔法由燕京行中書省主持制訂、實行，主其事者為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世祖親信謀士、掌書記劉秉忠亦贊行鈔法。具體籌劃者有左房省掾楊湜、交鈔提舉司張介、王渙等人，燕京行中書省置交鈔提舉司為主管鈔政機關。中統二年立中書省左三部（吏、戶、禮）、右三部（兵、刑、工），由左三部領鈔法，以交鈔提舉王渙為左三部郎中；至元元年（1264）分立六部，鈔法歸戶部兼領，仍以郎中提舉交鈔事。三年，立制國用使司總領財政，制府與戶部沒有隸屬關係，而鈔法在其總領範圍內，乃別立諸路交鈔都提舉司，獨立於戶部；七年，罷制府，立尚書省總領六部，諸路交鈔都提舉司也於次年復歸戶部兼領。至元二十四年，因發行至元通行寶鈔，改交鈔提舉司為諸路寶鈔都提舉司，仍隸戶部。除都省（戶部）所領交鈔（都）提舉司外，還先後設置過陝西四川西夏中興等路交鈔提舉司、江南四省交鈔提舉司，分管地方鈔政，並曾置畏兀兒境內交鈔提舉司，皆非常設。鈔的印造，中統元年燕京行中書省交鈔提舉司下設有印造局，後改印造庫（中統四年）、印造寶鈔庫（至元二十四年）。至元十三年，因臨時需要大幅度增加發行量，於濟南宣慰司下設印鈔局，於大名置行戶部，掌印造，次年皆罷。印鈔初用木版，從至元十三年起改鑄銅版；鈔版每年更新，並毀去舊版。置元寶總庫（又稱元寶交鈔庫），掌料鈔（新鈔）收藏和關支；至元二十四年改稱寶鈔總庫。燕京和各路置交鈔庫（又稱行用交鈔庫），為兌換機關。中統末至至元初，禁民間私下買賣金銀，必須赴官庫兌換，乃於燕京和各路置平準庫，大抵即原行用鈔庫立平準之法，合稱平準行用交鈔庫，掌金銀與鈔兌換業務並昏鈔新鈔兌換；其未置平準者只稱行用庫。大德八年（1304），開金銀私易之禁，許民間從便買賣，遂革去平準之名①。 中統元寶鈔法大略為：（1）不限年月，諸路通行，不堪行用的昏爛鈔①「千」疑為「百」之誤，見吳晗《元代之鈔法》。 ①《元典章》卷二一《倉庫·把壇庫子》；《至順鎮江志》卷十三《公廨·行用交鈔庫》。可持赴官庫倒換新鈔，每貫收工墨費30文；（2）料鈔發到各鈔庫，隨同發下相應數目的鈔本銀以為權衡，諸人持銀易鈔或持鈔易銀，即便依數支發，除收取工墨費外不得剋扣遲滯；各鈔庫換到白銀立簿登記，即儲庫作為鈔本；（3）一切科差、課稅皆以鈔為準，並行收受；街市買賣金銀絲絹糧斛等一切諸物亦皆用鈔，按法定銀、鈔比價行用；（4）各鈔庫倒下昏鈔，當即蓋上毀鈔印、點數記錄封存，每季一次解赴中書省或各行省的燒鈔庫，由省官、監察官監督燒毀（後許非直隸省或行省的各路鈔庫倒到昏鈔，就便在其所隸各道由宣慰司、按察司官監督燒毀）；（5）阻滯鈔法者論罪，對印造行用偽鈔規定了嚴厲的斷罪條例，初定凡造偽鈔，堪行用者為首處死，為從杖斷，不堪行用者為首流遠；至元十五年加重處罰，不分首從、堪用不堪用，一律處死，知情分買使用者、鄰首知情不報者，亦依情節輕重杖斷；挑鈔（挖補鈔值貫文，改小為大，如100文改為500文，一貫改二貫之類）者亦依重輕杖斷；（6）自中統鈔發行，各路原行用舊鈔一律停止使用，民間持有者許赴鈔庫兌換。 中統鈔發行的初期十餘年間，印造數有限制，每年常在八萬錠左右，多不過十餘萬錠，少則二萬餘錠；所印料鈔儲於總庫，只是發下各鈔庫兌換金銀、昏鈔，一切經費不許借支；國用支出限在稅賦所入額內，量入為出；各鈔庫所積銀本充實，子母相權，兌換流暢，稍有壅滯，即出銀收鈔，使民無疑惑；一切科差、課稅收納及民間一切買賣專用鈔，而鈔少難得，遂「視鈔重於金銀」，因此鈔重物輕，幣值穩定，「公私貴賤，愛之如重寶，行之如流水」，「略無凝滯」①。至元十一年，印數開始增加，十三年，猛增至一百四十一萬餘錠，其後每年大多在一百萬錠上下，二十三年又增一倍，達二百一十八萬餘錠。增印的起因是由於攻宋兵興，軍費增加，以及在新占領的南宋舊境推行鈔法的需要。十三年滅宋後，即行鈔法於江南，以中統鈔易宋會子（中統一貫准宋會50貫），並廢宋銅錢，禁止行用。 行用地區擴大，自然需要大幅度增加中統鈔發行量。若能信守原行鈔法，注意權衡，量入為出，亦不致敗壞。但以阿合馬為首的當政者自至元十三年後，將各路平準行用庫所儲原發本銀及兌換到金銀逐次盡數起移到大都以邀功，敗壞了銀鈔母子相權之法。使民間無從兌換，成為無本虛鈔，大失民信；又不計出納多寡，印數沒有限制，「一切支度，雖千萬錠，一於新印料鈔內支發」①，「每一支貼至有十餘萬錠者」②，大大超歲入之數。於是民間無本虛鈔日益多而日益輕，物價因而騰貴。此外，政府鈔法部門帶頭輕視鈔幣而重物重銀，鈔庫官吏乘機圖謀私利，如加價預先定買物品，妄增金銀價格收買金銀；又私下倒換，多取工墨錢以圖利，而民間持昏鈔到庫卻不能①胡祗遹：《寶鈔法》，《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王惲《論鈔法》，《秋澗集》卷九。 ②吳澄：《劉宣行狀》。 即時兌換，勒索添搭工墨才肯接受；更有鈔庫不按實際情況，限定每日倒換昏鈔數目，甚至閉庫不換，民間昏鈔日多，買賣凝滯。如此推波助瀾，使得鈔益輕而物益重，鈔值大貶。至元十八年王惲上書中說：「如今用一貫才當往日一百（文）」③，物價騰貴達十倍，鈔的信用大失，以致「諸人交易文契不以鈔為則，止寫諸物，不書價值」④。 自鈔法漸壞，朝野內外多有議拯救之方者。少數人主張開銅錢之禁，恢復前代錢法，與鈔並行。多數人則認為鈔法獨行實便，不宜雜以其他貨幣。他們提出的拯救之方大抵為：仍發銀本到各鈔庫以安民心；出金銀收鈔，使流通鈔數少而復重；量入為出，不濫支用（如劉宣建議歲支宜限在每年差稅收入鈔數的五、七成）；以及昏、新鈔及時兌換以便行用等。至元十九年，中書省奏准頒行《整治鈔法條畫》，大略為：（1）重申原來的兌換金銀比價（銀每兩入庫價鈔一貫950文，出庫價2貫；金每兩入庫價鈔14貫800文，出庫價15貫）；（2）昏、新鈔兌換每兩仍收工墨30文，庫吏人等不得習蹬、多取工墨或私下添搭倒換，違者依數斷罪；（3）嚴禁私下買賣金銀及官吏將鈔庫兌換到金銀不行登記私下添價倒出，或假冒姓名用鈔換出添價轉賣，違者治罪。但是，對於保持鈔庫銀本以信兌換、限制印造量和經費支用等根本問題，卻沒有採取切實措施。事實上，各鈔庫金銀多已起移，有去無回，仍然是以鈔易鈔；鈔的印造數在至元二十、二十一兩年略有減少（年六十多萬錠）後，二十二、二十三年又陡增兩倍以上；鹽、茶引價格及米粟官定折價從至元十三年前後起，又逐次提高了好幾倍，等於官方宣布中統鈔的貶值。所以，《整治鈔法條畫》規定的金銀鈔兌換及其比價，完全是不能實現的空文，鈔法敗壞、物價踴貴的情況未能制止，甚至更加嚴重。如至元二十二年鹽每引官價鈔15貫（至元十九年前為9貫），「官豪詭名圖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80貫」（《元史·盧世榮傳》）。鈔既虛，金銀私相買賣及官吏恃勢倒買倒賣也難以禁止。時右丞盧世榮主持財政，奉旨整治鈔法，率性解除金銀私易之禁，許民從便交易（實際上取消不切實際的官定平準比價），並採取增加歲課及官營酒、市舶、鐵器，立常平鹽局，實常平倉糧等辦法平抑物價以救鈔虛，但未見成效，鈔愈虛，物愈貴。 ③王惲：《論鈔法》。 ④胡祗遹：《巡按即事口號》，《紫山大全集》卷七。 第三節　鈔法改革與至元寶鈔 至元二十三年，江南名士葉李被徵召至大都。葉李獻議改行至元鈔法，謂以一抵中統鈔五，造鈔之費不增而可獲五倍之利，並進鈔樣，遂詔命諸臣議更鈔事。二十四年閏二月，召集廷臣議論鈔法，決定採納葉李之議。同月，立尚書省綜理財政，以桑哥為尚書平章政事，葉李為尚書左丞，二人皆力主更鈔者。三月，尚書省奏准印造發行「至元通行寶鈔」（簡稱至元鈔），面額分二貫、一貫、500文、3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10文、5文共11等，頒布行用條畫，大略為：（1）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貫，中統鈔通行如故，公私通用；新舊鈔母子相權，民間持中統鈔赴庫倒換至元鈔，以一折五，並收工墨每貫30文，依數收換；（2）諸路仍置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平準鈔法，銀一兩入庫（買入）價至元鈔二貫，出庫（賣出）價二貫50文，金一兩入庫價至元鈔20貫，出庫價20貫500文；仍禁金銀私相買賣，違者金銀價值沒官，並依數決杖有差；（3）包銀及諸色課稅並依舊額收納中統鈔，願納至元鈔以一當五；鹽引則新舊各半收納（每引價中統鈔20貫，納中統10貫，至元2貫）；（4）街市買賣諸物如用中統鈔只依舊價發賣，不得疑惑陡添價值；質典田宅等交易文契並以鈔為則，不得書寫斛粟絲綿諸物；（5）鈔庫官吏及收差辦課人員在兌換、收納中不得遲滯或刁蹬多取，阻抑鈔法；委各處管民長官每半月一次計點鈔庫見存金、銀、鈔，若有挪用規取利息（如借貸、做買賣）者斷罪；各路提調官吏不得赴庫收買金銀及多兌料鈔。至元鈔法所定金、銀與鈔比價，正式由官方宣布了中統鈔貶值為原值的五分之一（以銀兌換價為準，每兩由2貫提為10貫；按金價則貶至六七分之一）。雖然官定的金銀兌換價提高幅度仍低於實際的物價漲幅，但大體比較接近，有可能藉以恢復正常的兌換和鈔法運轉。 至元鈔發行後，即銷毀中統鈔版，從至元二十五年起停止印造中統鈔。 至元鈔法規定至元鈔、中統鈔並行流通，政府原打算通過課稅收納中統鈔將其盡數回收。當時行中統鈔已近三十年，印造極多，至「省官皆不知其數」（《元史·世祖本紀》），民間流通量大，難以急收，於是二十六年閏十月桑哥奏請「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料鈔，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元史·世祖本紀》）。實際上未能盡收，中統鈔繼續行用，公私均仍習用中統鈔數為準計值。 至元鈔頒行的最初三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印數分別為100萬、92萬、178萬餘錠，數目相當大，當是出於兌換回收中統鈔的需要。行用「未及期年，已覺滯澀」（吳澄：《劉宣行狀》），諸臣多有言新鈔不便者，關鍵仍在於能否保持金銀作本稱提和不濫支用，二十五年，世祖召桑哥面諭：「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貴者信，汝無以紙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元史·桑哥傳》）尚書省遵旨咨各行省，「鈔本根底，休交（教）動者」①。二十七年，桑哥又奏請將各路平準庫兌換到的金銀起運大都；次年，桑哥誅，尚書省罷，中書省遂奏請依原頒鈔法將金銀留存各路鈔庫做鈔本，除已運大都者外，未運者不再起運。世祖准奏①。至元三十一年，各路平準鈔庫所貯銀計有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兩（《元史·成宗本紀》），金數不詳。大抵在至元鈔頒行的初期六七年內，各鈔庫存有一定數量金銀作本以為權衡，金銀與鈔的兌換制度基本上能夠實行。至元鈔的印造數得到控制，從至元二十七年起降為50萬錠，三十年再降為26萬錠，三十一年19萬錠。鈔值在至元二十四年調整以後，基本上保持穩定，物價漲幅不大。但是，這個時期國家經費支出相當大，「歲入恆不償所出」，以至元二十五年計之，「不足者余百萬錠」，尚書省以鉤考各省財谷征斂所得補之；次年，桑哥以此法難以再用，遂奏准用提高鹽、茶引價（鹽每引由中統鈔39貫提為一錠，茶每引由5貫提為10貫）及增加酒醋稅額辦法來解決國用支出。二十九年十月，丞相完澤奏：「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八萬八千三百五錠，..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元史·世祖紀十四》）。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就隱伏著鈔法再次敗壞的危機。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以諸王駙馬朝會，加賜金、銀甚多（金一加四為五，銀一加二為三），並增其江南分地戶鈔歲賜（每戶500文增為2貫）。六月，中書省奏：「朝會賜與之外，余鈔止有27萬錠。凡請錢糧者，乞量給之。」但金、銀、鈔賜與仍不絕。八月，詔諸路平準交鈔庫所貯銀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兩，只留十九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為鈔母，余悉運至大都（《元史·成宗本紀一》）這就使鈔庫平準機能大大削弱，「金銀有入而無出」，兌換制度又遭破壞②。十一月，中書省又奏：「國賦歲有常數..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余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其他支用又三十餘萬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就是說，當年稅賦（按規定在六月至十一月徵收）收入之鈔也已被使用去三分之二以上，所余之鈔很難維持到來年稅賦徵收之時。元貞二年（1296）二月，中書省又奏：「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勛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而「繼請者尚多」，仍需支賜，世祖時代府庫所積既被花用殆盡，又入不敷出，結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動用鈔本（庫存料鈔）了。大德二年（1298）二月，成宗命中書省報告金、銀、鈔幣歲入和賜與及其他一切支出之數，右丞相完澤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三年正月，中書省又奏：「比年公帑所費，動輒巨萬，歲入之數，不支半歲，自余皆借及鈔本。臣恐理財失宜，鈔法亦①《元典章》卷二○《鈔本休擅支動》。 ①《元典章》卷二○《存留鈔本》。 ②劉塤：《隱居通議》卷三一。 壞。」成宗命「自今一切賜與皆勿奏」（以上均見《元史·成宗本紀》），賞賜有所節制，並停罷了海外戰爭的準備。但財政虧空已很嚴重，做佛事、營建、中買珠寶等項冗費遠較世祖時增多，仍不得不藉助於增印紙幣支用，至元鈔年印造數大德三年大幅度回升至九十三萬餘錠，六年又增至二百萬錠。實際上不能兌換的無本虛鈔再度泛濫，物價踴貴。大德七年鄭介夫上《太平策》，謂其時「鈔價賤，物價貴，昔值一錢，今值一兩」，漲幅達十倍①。這雖然是誇大之辭，但鈔值大貶確是事實。據記載，大德末銀的時價每兩為中統鈔20貫②，比至元二十四年官定比價又高一倍。官府收課的銀折價也定為1∶20①。民間製造偽鈔的犯罪活動日益猖獗，按鄭介夫較誇張的說法，「今天下真偽之鈔幾若相半」，因用本少而獲利大，「立法雖嚴，終莫能戢」，這也加重了鈔法的敗壞。由於「金銀有入而無出」，鈔庫無本稱提，加以鈔日益輕，金銀與鈔的兌換實際上陷於停滯，大德八年，乾脆解除了金銀私下買賣的禁令，各平準行用庫皆取消平準，只稱行用庫。 ①《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 ②《元典章》卷四三《殺死二人燒埋銀》記大德十年事；又Wassaf書記銀一balish（錠）當鈔20balish，所反映的正是成宗末年情況，見頁43。 ①《元典章》卷二二《銀中鹽引》。 第四節　至大變鈔及其失敗 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諸王朝會，依成宗例增賜金銀。武宗原在漠北守邊，其皇位系通過政變而得，對諸王、勛戚、軍帥更加濫行賞賜以博取擁戴。八月，中書省奏：「以朝會應賜者，為鈔總三百五十萬錠，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猶百八十萬。兩都所儲已虛。」九月，又奏：「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萬錠。自陛下即位以來，已支四百二十萬錠，又應求而未支者一百萬錠。」至大元年（1308）二月，中書省臣以賞賜等所用帑藏已空，至預賣鹽引以補之，而一切經費尚需用鈔820餘萬錠，乃奏稱：「臣等固知鈔法非輕，曷敢輒動，然計無所出，今乞權支鈔本七百一十餘萬錠，以周急用。」（《元史·武宗紀》）據次年三月中書省報告，至大元年適逢歲儉，稅賦收入不到原額一半，而全年支出鈔又達1000萬錠。連續兩年開支如此浩大，朝廷無計可施，只得動用巨額鈔本，這就勢必大大加劇了大德年間開始的通貨膨脹，諸物踴貴，鈔虛數倍①。從元年十一月起，中書省就一再以「國用不給」告急，財政危機十分嚴重。 大德十一年末，就有人提出改行銀鈔、銅錢，中書省及樞密院、御史台、集賢、翰林諸臣集議，以為不便。至大二年七月，樂實（曾任山東宣慰使）奏言鈔法大壞，宜變更鈔法，並圖新鈔式以進，又奏請設立尚書省主持新政。其議得到權臣脫虎脫、三寶奴等的支持，被採納。八月，詔立尚書省，以脫虎脫為右丞相，擢樂實與三寶奴並為尚書平章政事。九月，決定改造新鈔，稱「至大銀鈔」，下詔頒行。詔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寶，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墮，亦既更張，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復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乃遵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並禁之。..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內盡數赴庫倒換。茶、鹽、酒醋、商稅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二厘共十三等，以便民用。」（《元史·武宗紀》）遂罷中統鈔，只以至大銀鈔與至元鈔母子相權行用，並再次禁止金銀私相買賣。詔書所定金、銀與至大、至元鈔兌換比價，宣布了將至無鈔貶值60％（由2貫同銀一兩貶為5貫同銀一兩），中統鈔隨之貶值（25貫同銀一兩）。三年，印造至大銀鈔145萬餘錠。自大德年間至元鈔法漸壞，朝野頗多主張恢復前代錢法，以錢、鈔相權並用。至大二年九月下詔頒行銀鈔後，又下《行銅錢詔》（見《元文類》卷九），並命於大都立資國院為主管機關，置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川漢泉貨監六，各處產銅之地置提舉司十九。御史台奏言：銀鈔初行，又兼①蘇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行銅錢，慮有相妨；拘刷民間銅器甚急，弗便。詔命與省臣複議。三年正月，遂定行錢法，立資國院及諸處泉貨監、提舉司。鑄造銅錢兩種，小者稱「至大通寶」，面文為漢字楷書，一文准至大銀鈔一厘；大者稱「大元通寶」，面文為八思巴字，一文准至大通寶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①。二月，尚書省奏：今既行至大銀鈔，乞以至元鈔輸萬億庫收藏，銷毀其板，只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為便，詔從之。遂罷印至元鈔。八月，以行用銅錢詔諭中外。 變更鈔法和行用銅錢造成貨幣制度的更大紛亂和對人民更多的掠奪。當時中統、至元二鈔行用已久，發行量甚大，武宗即位後又濫支鈔本，達一千多萬錠（《元史·武宗紀》至大二年九月），鈔虛物貴已甚，卻仍未能從節用著手，只圖以倍數更大的新鈔貶抑、取代舊鈔，並增加課稅②，來挽救鈔法。在議更鈔法時，就有人提出：「今鈔已虛數倍，若復抑之，則鈔虛而物愈貴，非法之善也。」③果然，至大銀鈔頒行後，因倍數太多（比至元鈔高五倍，比中統高二十五倍），輕重失宜，鈔幣信用益虛，物價更加騰踴④，如成宗初年至元鈔2錢可買鹽4斤，此時因鹽課提高，至元鈔貶值，還不夠買一斤⑤。銅錢則「鼓鑄弗給」，乃許新錢與前代舊錢並用，朝廷所發新、舊錢尚有數，而民間收藏者多至不可勝計，新舊錢恣用，實壅害鈔法。 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仁宗以皇太子身份行旨，罷尚書省，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三月，仁宗即位。四月，下詔廢至大銀鈔、銅錢，仍專用中統、至元二鈔。詔書條畫大略為：（1）停止印造至大銀鈔，已發至各處的料鈔即日封存，民間行使者聽赴行用庫倒換，或預買次年鹽引、交納諸色課程，以便回收；（2）恢複印造中統鈔，與至元鈔並行，凡官司出納、百姓交易，並以中統鈔數為準計算；（3）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錢在詔書到後即日封存，民間持有者限五十日內赴行用鈔庫倒換，前代舊錢一律停止使用；（4）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並行革罷，其錢貨點數收貯；（5）申嚴懲治偽造、挑補寶鈔條例；（6）金銀私易權宜開禁，許從便買賣，仍禁商舶收買下番。詔書中沒有再定金銀與鈔兌換比價，因為已不禁民間私相買賣。據皇慶元年（1312）中書省奏事，鹽課中收銀部分（十分之一）的官定折價，每錠銀折中統鈔25錠①，與行至大鈔時所定比價一樣。 ①《元史·食貨志·鈔法》；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②如鹽課價鈔元貞二年已提到每引中統鈔六十五貫，至大二年改為至大銀鈔四兩，折中統鈔一百貫。見《元典章》卷二二《鹽袋每引四百斤》。 ③蘇天爵：《高昉神道碑》。 ④《農田余話》上；《三場文選對策》六。 ⑤《元典章》卷二二《鹽袋每引四百斤》。 ①《元典章》卷二二《銀中鹽引》。 至大銀鈔只行用了一年多，銅錢行用則只有幾個月，自仁宗以後，就專用中統、至元二鈔。中統鈔自至元二十五年即停止印造，因鈔值愈輕而印造本大，雖法定與至元鈔並用，卻未再印造，原行者亦漸次昏爛收換殆盡，主要行用至元鈔；至大四年恢複印中統鈔以後每年一般只印造10萬錠，仍以發行至元鈔為主。至元鈔印造數從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1311—1314）每年都在200萬錠或更多些。數量這樣大，一方面固然有兌換回收至大錢、鈔的需要，但主要原因是當時帑藏已耗費殆盡，而賞賜、營建、佛事、軍需以及官爵泛濫等種種經費開支仍然十分龐大，如至大四年十二月中書平章政事李孟所奏：「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周給。」（《元史·仁宗本紀一》）虧空如此，安能不多印鈔支用。仁宗雖有志更新，「然財散不可復收，弊久未能損革」，鈔法之弊未見改善①。延祐元年（1314）因經用不給，中書省集諸老商議，皆謂若動鈔本，則鈔法愈虛，乃主張預買山東、河間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以補足當年用度，又建議經理江南田糧，查括其隱漏頃畝以增賦，奏准施行。同年，又因給軍錢物不敷，將鹽引價由每引中統鈔2錠增為3錠②，通過這些措施增加了歲入，避免了動支鈔本。同時仁宗在改革舊弊、撙節經費方面也頗有成效，財政情況有所好轉。二年，以平章李孟分領鈔法。這一年，至元鈔印造數降為100萬錠；三年至五年，再降到40萬錠或略多。印造和支用得到控制，鈔值相對穩定了，銀鈔折價每兩保持在中統25貫③，民間物價比至大時還有所下降④。 延祐六七年，至元鈔年印數陡增至148萬錠。延祐七年末官定鹽課銀折價曾上升為每錠准中統鈔40錠⑤，按此衡量，鈔值下跌了百分之三七·五，但時間不長，其後，年印鈔數又逐年減少，泰定二至四年（1324—1327）均為40錠。天曆元年（1328）十一月，中書省奏稱，因當年罷印鈔本，擬次年印造至元鈔119萬餘錠，中統鈔4萬錠；監察御史奏：「戶部鈔法，歲會其數，易故以新，期於流通，不出其數。邇者倒剌沙以上都經費不足，令有司刻板印鈔，今事已定，宜急收毀。」二年十二月，定次年（至順元年，1330）「造至元鈔45萬錠，中統鈔5萬錠，如歲例」。似以延祐中期和泰定間的年印數為常額，但至順二、三年造「歲額鈔本」至元鈔分別為89萬和99萬餘錠（《元史·文宗紀》），可見實際上沒有確定的「歲例」，大抵不超過百萬錠即屬不逾常數。大約在至治三年，官定銀鈔折價就回復到每錠銀折中①陸文圭：延祐元年鄉試策《流民貪吏鹽鈔法四弊》，《牆東類稿》卷四。②《元典章》二二，《鹽價每引三定》。 ③《元典章新集》《鹽價》。 ④據《元典章》卷二二《犯界食余鹽貨》，延祐四、五年，中統鈔一貫可買鹽一斤四兩至二斤。⑤《元典章新集》《至治元年鹽引十分中收一分銀》；《元史·食貨志·鹽法》。統鈔25錠，直到至順年間沒有變化①。總的說來，從延祐到至順年間，鈔值沒有大幅度的波動。 ①許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十一月辛卯日下記：「諸鹽課鈔以十分之一折收銀，銀每錠折鈔二十五錠」；《至順鎮江志》卷六《包銀》條所記折價同。 第五節　至正變鈔與鈔法的崩潰 元順帝時期的印鈔數記載缺略。從元統元年到至正十年變更鈔法以前的18年（1333—1350）中，僅《元史·順帝紀》記有三年的印鈔數，即至元二年（1336）十一月壬申日下記：「印造至元三年鈔本一百五十萬錠」，至元四年正月癸亥日下記：「印造鈔本一百二十萬錠」，以及至正元年（1341）二月「印造至元鈔九十九萬錠，中統鈔一萬錠」。同書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詔權止今年印鈔」、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庫至元、中統鈔二百八十二萬二千四百八十八錠，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鈔本」的記載，據此推測，沒有記載的其他年份當是照常印鈔的。元統年間，蘇天爵在《災異建白十事》①中論及鈔法，謂所印鈔已逾定額數倍，鈔日益虛，物日益重，因此主張行銅錢法與鈔相權。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議政事時又提出「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的建議②。據至正六年的物價資料，銀每兩為鈔30貫，金每兩鈔6錠③，比至順時高百分之二十。這說明，自順帝即位以來，鈔虛物貴的情況日益突出，鈔法之弊又成為一大問題。 當時，元朝政治已十分腐敗。至正四年的黃河決口造成中下游「方數千里」嚴重受災，隨後又連年水旱，使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各處饑民、流民不時起事，國家稅賦收入減少，而經費開支卻愈益浩大。九年，脫脫復任中書右丞相，亟欲有所作為，而如何解決財政困窘便是一大難題。在這種背景下，變更鈔法之議又被提了出來。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議變更鈔法。武祺前曾進言：「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鈔本倒易昏鈔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元史·食貨志一》）遂准其言，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武祺之言並不符合世祖以來鈔法的實際情況。考中統鈔法初行，曾規定「總庫印到料鈔，除支備隨路庫司關用外，一切經費雖緩急不許動支借貸」（王惲《中堂事記》），最初十餘年遵行惟謹，軍國經費皆於差發課內支使，不輕易動用總庫料鈔，故鈔幣發行有節，信用甚高，流通亦暢。後當權者不計出入，一切經費隨意支用新印料鈔，以致濫印濫支，造成通貨膨脹。這是世祖後期以來歷次鈔法敗壞的重要原因，所以議者多反對動用鈔本。為了反駁這種意見，武祺還特著《寶鈔通考》一書（今不存，《四庫總目提要》政書類存目有概略介紹），「歷考中統以後八十餘年鈔法」，大旨是申述其流轉鈔多則鈔法通、少則鈔法壞的顯然是極為片面的觀點。據此書所載統計數字，數十年中總印鈔5905萬餘錠，總支（投放）①《滋溪文稿》卷二六。 ②黃溍：《揭傒斯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六。 ③杉村勇造：《元公牘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 5620餘萬錠，總燒（昏鈔）3600萬餘錠，則除庫存280餘萬錠料鈔外，尚有約2000餘萬錠在行用中，怎麼能說「流轉者少」？顯然，由於當時財政困窘，當政者想採取至元中阿合馬的做法，直接動用總庫印到料鈔支發一切經費而不必受歲入的限制，武祺遂曲為之說以迎合其意。但一味依賴動用鈔本無異於飲鴆止渴，必然導致鈔法愈壞，於是又提出變更鈔法的主張。 其年十月，吏部尚書偰哲篤也建議變更鈔法。他們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鈔並鑄至正銅錢，錢鈔兼行，以交鈔為母，一貫權銅錢一千文，而錢為子；新鈔、舊鈔、至正錢、歷代銅錢通用。詔命中書省、御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集議。由於變鈔符合丞相脫脫之意，眾皆唯唯，不敢出一語，獨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表示反對，監察御史秉承當權者之意劾呂思誠狂妄。遂定變鈔之議，奏准頒詔實行。其法為：（1）發行至正印造中統交鈔（據現存實物，其正面鈔名仍為「中統元寶交鈔」，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寶交鈔」字樣及交叉錢貫圖形），一貫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2）鑄造「至正通寶」錢（據現存實物，正面文為漢字楷書，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地干紀年；又有折二、當三、當五、當十等大錢，背面有八思巴字及漢字數碼），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3）至元寶鈔通行如故。遂置諸路寶泉都提舉司於大都（取代原諸路寶鈔都提舉司），下屬有鼓鑄局、永利庫，掌鼓鑄至正銅錢、印造交鈔。十一年十月，又置寶泉提舉司於河南行省及濟南、冀寧（太原）等處，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各一所①。 變更鈔法後鈔的印造數，僅《元史·順帝本紀》載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十萬錠」，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諸郡軍儲供餉繁浩，命戶部印造明年鈔本六百萬錠給之」，顯然是記載有闕。至正鈔、錢法實行不久，果如呂思誠所料，因新舊鈔、錢兼行，有輕重、虛實之殊，造成了貨幣流通的混亂。時人王禕作《泉貨議》云：「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②據葉子奇《草木子》載，至正印造中統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澀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這裡指出了至正鈔法敗壞的兩個原因：一是所用料紙極差，「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一是多印濫支，鈔值大貶。由於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戰事頻繁，軍費激增，而大片地區淪為爭戰之地或落入農民軍之手，使政府稅賦收入銳減，惟賴多印鈔幣以給之，又需要廣糴糧米諸物供給京①參見《元史》的《順帝紀》、《食貨志》、《百官志》。 ②《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師，還有奢侈的宮廷消費，賞賜諸王貴族和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等，各項經費均極浩大，動輒十、百萬錠，是以「鈔幣倍出，物重鈔輕」①。虛鈔泛濫，鈔值隨貶，所規定的一貫鈔權銅錢一千文，一開始就是不能兌現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貫只值錢14文②。時人孔齊《至正直記》卷一歷述鈔法崩壞過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癸巳又艱澀；至於乙未，將絕於用。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糜不爛之說。觀言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美貌也。畫者，如畫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糜不爛，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絕不用，交易惟用錢耳。」可見至正鈔法甫行二、三年即澀滯不通，才七年竟化為無用之廢紙。《元史·食貨志》對至正鈔法有一段很精當的概括：「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勝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實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鈔法，就這樣先於元朝的滅亡而滅亡了。 ①朱德潤：《送張德平序》，《存復齋文集》。 ②周霆震：《紀事》，《石初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