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十三章　中外關係

第一節　高麗 十世紀初，新羅王朝衰微，朝鮮半島又分裂為三國。918年，後高句麗將領王建推翻其王自立，建國號高麗，定都松岳（開城），先後並、滅新羅和後百濟，完成統一。王氏高麗典章制度皆仿唐朝，與宋、遼、金朝都有頻繁交往。到第23代高麗王王■（高宗，1213—1259年在位）時，蒙古興起於中國北方。 1216年，東京（遼陽）一帶的反蒙契丹貴族金山等率部竄入高麗，攻城奪地，四處寇掠。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叛人為名遣哈真、札剌率軍進入高麗。王■命其樞密院使趙沖等領兵與蒙古軍共滅契丹寇，遂與蒙古相約「兩國永為兄弟」，每年遣使通貢。①但此後蒙古統治者連年遣使到高麗索取貢物，誅求無厭。如1221年使者著古與奉皇太弟斡赤斤命至高麗，索貢獺皮一萬領，細綢三千匹，細苧二千匹，綿一萬斤，墨一千隻，筆百管，紙十萬張，以及其他諸物②。蒙古使者驕橫貪婪，任意要索「撒花」，激起高麗人的憤怒。1225年，著古與在索貢歸國途中被人殺死，兩國關係隨之斷絕。 1231年，窩闊台命撒禮塔統兵侵入高麗，其麟州都領洪福源降，導蒙古軍攻陷此境四十餘城，進圍王京。蒙古使者持詔入城，詰責高麗殺使之事，令其投降①；又索取「好金銀、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貢物，並命送王公大臣之子女來獻。王■遣弟侹至蒙古帥營請降，以大量金、銀、衣、馬、器皿為獻，撒禮塔許之，乃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72人於其境②，1232年初，班師還。二月，蒙使都旦（契丹人）至王京，聲稱來「都統高麗國事」，竟欲入居王宮。因蒙古屢逼納貢和進送王公貴人子女，■遣使奉表入朝，並致書撒禮塔申述難以應辦的原因，撒禮塔怒拘使者，其逃回者遂傳言蒙古將再舉入侵③。七月，■依從權臣崔■的決策遷都江華島，遣人往北境諸城殺達魯花赤，令人民入山下海躲避，對蒙古採取了抵抗的態度。八月，撒禮塔奉旨再征高麗，洪福源收北境州縣遺民來附，遂長驅直入王京，遣使到江華島詰責高麗王抗命遷都，令其出陸。撒禮塔領兵繼續南下攻掠各地，拔南京（今漢城），十二月，進至處仁城，被守城者射死。蒙軍遭到高麗軍民的抗擊，又失主帥，①《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十一月答蒙古官人書；卷一○三《趙沖傳》、《金就礪傳》。②同上卷二二《高宗世家》。 ①窩闊台詔書全文載《高麗史》卷二三，為硬譯白話文體。 ②72名達魯花赤的配置情況不明，當是置於所攻取之北境諸城。參見箭內亘：《蒙古之高麗經略》《（蒙古史研究》頁471）。 ③見《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九月、十一月答蒙古官人書。不得不撤回，留福源屯西京（平壤）。1233年，窩闊台詔諭王■，數其拒命、殺使、遷都、不上民數等五「罪」④，高麗不理，仍乘勢出兵收復西京等地，洪福源領降民逃居遼、沈間。1235年，窩闊台遣唐古與洪福源等領兵入高麗，自此連續多年抄掠各地。1239年，召還唐古軍，詔命王■入朝，■遣王族佺代他赴蒙古朝見。1241年，■又以王族綧稱己子，與貴族子弟10人入質於蒙古（綧後居遼東，領高麗降民）。其後雙方使節仍頻頻往來，基本上保持了和平關係。 1247年，貴由以高麗「歲貢不入」為由又遣軍入侵，次年還。1253年，蒙哥以諸王也古統兵大舉入侵高麗，迫令王■出陸迎降，■不得已派次子淐入朝。蒙哥仍不滿意，1254年初，召還也古，以札剌兒帶為征東元帥代之。這一年，蒙古軍在高麗肆行殺掠，「所擄男女，無慮二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為煨燼」①。此後札剌兒帶軍連年留屯高麗，多次出兵攻掠其南境各地和進逼江華島對岸，堅持以國王出陸迎降和派王太子入朝為退兵條件。高麗朝中意見不一，遷延至1258年，數代專攬國政的權臣崔氏被推翻，才決定遣太子倎入朝。1259年，倎赴四川軍前朝見，至六盤山，聞蒙哥死而止。忽必烈由鄂州北上，倎迎謁於汴梁，隨從同往開平。1260年二月，高麗來報老王已故（王■死於上年六月），趙良弼和廉希憲都建議宜立■為王，遣送還國，彼必感恩臣服，是可以不煩兵而得其國②。忽必烈納其言，立即派兵護送王■回國繼位，令他「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永為東藩」，並宣布對以前反抗過蒙古的高麗官吏、軍民，「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忽必烈即位後，又傳旨允准王倎的請求：撤回留屯其境的蒙古軍和送還被擄的高麗人。並授予王僙封冊、虎符和高麗國王印。 王僙（不久改名禃，高麗元宗，1260—1274年在位）嗣位後，多次或親身入朝，或派世子愖入朝，又頻頻遣使入貢。但高麗權臣勢力仍盛，出陸還都之事一再拖延，又以戰亂之後民生凋敝為由請求暫免置驛、籍戶、出軍、輸糧等臣服國應履行的義務。忽必烈出於當時形勢需要，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給予寬容。至元六年（1269）六月，高麗權臣林衍發動政變，逼禃讓位於王弟淐。時世子愖入朝未歸，聞變，訴之於忽必烈。忽必烈命從王綧、洪茶丘（福源子）所管高麗民戶中籤軍馬三千從愖「赴其國難」，並下詔責林衍擅廢立，召其來朝；命頭輦哥國王與趙璧行省於東京，以兵壓境。十一月，林衍被迫恢復了王禃的王位，禃隨即入朝，於是蒙古軍停發。當林衍廢立時，高麗西北面兵馬使營吏崔坦聚眾起事，以誅林衍、復前王為號召，殺西京留守及州縣官，以西北境60城歸附蒙古。至元七年（1270）正月，詔改西京④《元高麗紀事》記載此詔最詳。 ①《高麗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②趙良弼的建議見《高麗史》卷二五《元宗世家》；廉希憲的建議見《元史》卷四《世祖紀》，卷一二六《廉希憲傳》，唯記於世祖即位之後則不確。 為東寧府（後改東寧路），劃慈悲嶺為界，以坦為總管，遣忙哥都為安撫高麗使率兵鎮之。禃請求歸還其地，不許。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罷東寧路，還屬高麗①。至元七年二月，禃至燕京，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保持王位，上書請下嫁公主於其世子，又主動要求派兵助其討滅權臣、還都舊京，並請置達魯花赤。忽必烈命東京行省頭輦哥國王和平章趙璧率軍護送禃還居王京，以脫朵兒為高麗國達魯花赤，至於請婚一事則待其國安定後再議。五月，禃與頭輦哥等至王京，發榜宣布還都，傳令召林衍和遷江華島吏民回京。時林衍已死，子惟茂繼掌國政，欲抗命不從，被擁護還都的朝臣所殺，於是妃嬪、官民人等相繼離島遷回王京。守備江華的「三別抄」（左、右及神義別抄。「別抄」是權臣當國時挑選驍勇之士組成的特別部隊，成立於蒙古入侵之初）力圖阻止還都，被王禃下令解散，其首領裴仲孫另立王族溫為王，率部退據珍島，成為叛軍，至元八年被蒙古和高麗軍擊破。其餘部在金通精率領下遁入耽羅島，據有其地，至元十年被平定，元置耽羅國招討司轄之（後改置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為軍民安撫司，成宗即位後，還屬高麗）。王禃還都後，即遣使為世子愖請婚，並命愖兩次入朝。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以親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王愖。不久禃死，詔遣愖歸國襲位，授「駙馬高麗國王」（後改名昛，又改名昛，高麗忠烈王，1274—1308年在位）。在他之後直到元朝末年的六代高麗王，除忠穆、忠定二王死於未成年時外，也都娶元公主（雖然都是宗王之女，但按元制亦稱公主）。通過這種政治性的婚姻聯結，元朝達到了進一步控制高麗的目的，自聯姻後未再發生重大反元事件。公主在高麗享有極高地位和很大權力，廣泛參與政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高麗王也得以憑藉駙馬身份提高在元廷和本國的地位，終元一代保持了本國的局部主權①。從至元七年王禃還都起，元朝就設置了高麗國達魯花赤常駐王京，其後又以忻都、洪茶丘領東征元帥府軍駐鎮高麗。十五年，王賰入朝，奏告元軍特別是洪茶丘部擾民亂政，請求召還，忽必烈從其請，並罷置高麗國達魯花赤。十七年，為再舉進攻日本，立行省（征東行省，又稱征日本行省），仍以高麗為基地聚兵、造船、屯糧。王賰請求授他行省丞相之職，「行省凡大小軍情公事必與我商量然後施行」，忽必烈即予允准，授為中書左丞相行征東省事。征日失敗後，行省罷。二十年，復立征東行省，仍授賰征東行省左丞相，與丞相阿塔海共同規劃再舉征日事。其後征日計劃未能實行，而征東行省建制則仍保留，成為統轄高麗的機構，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麗國王為行省丞相，得自辟僚屬；高麗原有的政權機構和各項制度也基本不變。大德三年（1299），哈散出使高麗回朝，言王昛（即王賰）不能服眾，朝廷應派官共同治理，平章暗都剌奏請增置行①參見池內宏：《高麗元宗朝的廢立事件與蒙古占領高麗西北境》，《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25年。西北境（東寧路）地還屬高麗事，見《高麗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卷一三○《崔坦傳》。①參見蕭啟慶：《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元代史新探》，頁231—262。省官，遂遣闊里吉思為征東行省平章，耶律希逸為左丞，直接參與掌管高麗政務。五年初，經王昛一再請求，罷朝廷所置官。以後沒有再改變高麗政制，元朝冊立每代高麗王時均授予征東行省丞相職銜，使自治其國，「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則儘是三韓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①。可見征東行省的性質與元朝國內地方一級政區各行省是不同的。當然，高麗對元朝仍需履行藩屬國義務如納貢、質子、置驛等，元朝統治者仍不時以種種理由干預其國政，直接或間接地壓迫和剝削高麗人民。 至大元年（1308）王昛死，世子謜（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生，蒙古名益智禮不花，高麗忠宣王）繼位，改名璋。皇慶二年（1313），璋傳位於世子燾（蒙古懿妃生，蒙古名阿剌訥忒失里，高麗忠肅王），自己則以駙馬身份留居大都，封沈王，後又將沈王封爵傳給侄子暠。王璋在大都築萬卷堂，「以書史自娛」，其府中有不少高麗文士侍從，並與趙孟頫、姚燧、閻復、元明善等元朝著名文臣常有交往。他在繼位前居元廷時曾參與擁立武宗，退位後仍不免捲入朝廷政爭，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後，被流放到吐蕃薩斯迦「學佛」，泰定帝即位後始召還。 沈王暠得寵於英宗，謀奪高麗王位，屢在元廷指控王燾，導致元朝對高麗國政的進一步干預。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黨羽柳清臣等上書中書省，請立省於高麗，比內地，元朝為了穩定東藩，未予採納①。但王燾屢受沈王之黨的攻擊和元廷的質訊，不得不於至順元年（1330）請求傳位於世子禎（蒙古名普塔失里，高麗忠惠王）。禎品行惡劣，繼位後荒淫無度，至順二年即被罷黜，其父燾復位。後至元五年（1339）燾死，禎復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陽，次年初，行至岳陽病死（或雲被毒死）。元以其子昕（亦憐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兒只，高麗忠穆王）繼為高麗王，時僅八歲。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禎庶子蚳繼位（蒙古名迷思監朵兒只，高麗忠定王）。十一年，詔廢蚳，別立禎弟祺為高麗王（改名顓，蒙古名伯顏帖木兒，高麗恭愍王）。時奇皇后之兄轍恃勢得任高麗政丞（國相），專橫跋扈，顓甚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於國內農民起義之機，誅奇轍及其黨羽，停用至正年號，並發兵攻元境，奪回雙城等地。元朝聲稱要進行討伐，又罷黜王顓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但均無力付之實施，不得不宣布恢復顓王位。從至正十九年起，紅巾軍一部由遼東多次進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顓南遷以避之。次年，高麗軍收復王京，擊潰紅巾軍，其餘部退回遼東。但王氏高麗至此也已①姚燧：《高麗沈王詩序》，《牧庵集》卷三。 ①《高麗史》卷一二五《柳清臣傳》。據《元史》卷一七八《王約傳》載，至治三年「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命中書省討論，王約言其不可，應守世祖舊制，丞相拜住稱善，遂不行。立三韓省之議當即出於柳清臣。 衰微不堪，30年後被在與紅巾軍作戰中興起而逐漸掌握大權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國與高麗的經濟、文化關係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有很大的發展。來元高麗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漢文的文人學者和高僧，他們與中國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類詩文屢見不鮮。高麗早有儒學，學者皆知孔孟之書。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學才在中國北方興盛，還未傳入高麗。高麗儒士白頤正在大都得而學之，東還後，李齊賢等首先從他師受。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以其本國著名學者安珦為提舉，珦從高麗王入朝，得朱子書，十分欽慕，晚年常掛朱子像以致敬，遂自號「晦軒」①。理學於是傳入高麗。高麗名臣李齊賢②長期在元陪侍王璋，廣泛結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學問大進，有《益齋集》傳世，被認為是高麗時代的優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詠中國歷史、景物和風俗民情的詩篇。元仁宗恢復科舉後，高麗（征東行省）依制選送士人參加會試，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職，或歸國即可憑此資歷而獲顯官；亦有舉進士者，如元統元年（1333）進士李谷御試對策「大為讀卷官所賞」，擢漢、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③。有不少入元為質子的高麗世家子弟或其他僑寓人員後來出仕於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國文化典籍輸入高麗。如延祐元年（1314）高麗王燾遣官赴元購書，得經籍10800卷而還；元仁宗又賜書籍4371冊（17000卷），皆宋秘閣所藏者①。此外，佛、道、醫、卜各類人員的交往也很多。 元與高麗的經濟交流，除數量相當大的貢賜物品外，民間貿易往來也甚為發達。元時木棉由中國傳入高麗，傳為佳話。據載，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麗人文益漸使元，取棉籽十餘枚歸，令人種植，雖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餘枚，於是年年加種，又有一胡僧教以繅織之術，於是棉花種植與棉布紡織不到十年就遍於全國②。 ①《高麗史》卷一○六《白文節傳》；卷一○五《安珦傳》。 ②《高麗史》卷一一○有其傳。 ③《元統元年進士錄》；陳旅：《送李仲父使征東省序》，《安雅堂集》卷四。《高麗史》卷一○九《李谷傳》謂其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①《高麗史》卷三七《忠肅王世家》。 ②《李朝實錄·太祖康獻大王實錄》七年六月條。 第二節　日本 日本與中國自古交往密切，儘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後官方關係衰減，但民間貿易和僧侶的往來卻更趨繁盛。南宋中葉興起的武士政權——鎌倉幕府（1186年建立）在對華貿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採取積極態度，特別是熱衷於引進中國的禪宗，日本與南宋的民間交往極其頻繁。然而由於此時中國南北分裂，而中日間的交流早已改取橫渡東海直航兩浙（主要是明州——今寧波）的南路，不再走經由朝鮮半島西岸到遼東或山東的北路③，加上日本政府對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與統治北中國的金朝幾無交往①，也沒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發生接觸。直到至元七年（1270），日相營原九成在《贈蒙古國中書省牒》中還說：「蒙古之號，於今未聞。」②蒙古前四汗時期，對馬蹄所不及的海國日本也未曾留意。至元二年（1265），高麗人趙彝向忽必烈報告說，日本與本國鄰近，漢唐以來都通使中國，可令高麗嚮導與之通使。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種天下一統、萬國來朝的功業，即於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麗王派官導送。使者至巨濟島，高麗陪送官以海上風濤險惡勸止之，遂折回。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麗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傳書，滯留太宰府達五月，被遣還。五年，忽必烈嚴令高麗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於必達」。使者抵日本對馬島，被拒，只捕得島民塔二郎、彌二郎回朝復命。忽必烈讓這兩個日本人遊覽燕京後，命高麗派使臣送其回國，並傳遞了用中書省名義寫給日本國的信。日本國相營原九成起草了復牒，但被鎌倉幕府否決，未交付來使③。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屢次拒使，詔發兵屯田於高麗「以為進取之計」，同時遣趙良弼為國信使，持國書去日本「招諭」。八年九月，使團百餘人至其國，被阻留於太宰府西守護所，不准赴京都。其官員屢次逼取國書，良弼堅持親到京都面見國王呈遞，只抄錄副本與之。日本朝廷初擬答覆，但幕府仍採取斷然拒絕態度。使團滯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護所派彌四郎等十二人同來，良弼還至高麗後命隨員送他們到大都。忽必烈與朝臣商議後決定不予接見，遣回，並命趙良弼再使日本。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領而還。 十一年初，元廷決定發兵侵日，命高麗造大戰船三百艘，「期限急迫，③關於中日航路的改變，參見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漢譯本，頁79—86；296—297。①《金史》中關於日本的記載僅見一處：「[興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砦於大舶中得日本國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糧俾還本國。」這顯然是偶然被風吹到山東沿岸的日本商船。 ②轉引自池內宏：《元寇的新研究》頁42—43。 ③參見同上書引八代國治：《關於蒙古襲來之研究》，載《史學雜誌》，1918年。疾如雷電，民甚苦之」①；立征東元帥府，以忻都、洪茶丘、劉復亨為都、副元帥，聚兵高麗，加造戰船。十月，蒙、漢軍及高麗軍共二萬五千餘人，乘大小戰船900艘發合浦（今馬山），侵襲對馬、一岐兩島後，進至博多灣，攻擊沿岸諸地；二十日，於今津等港口上陸，日本守軍進行了頑強抵抗，死傷甚重，而元軍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戰船，其夜博多灣颱風起，戰船多壞，只得倉卒撤還。此役發生在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稱為「文永之役」②。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無音訊（他們於當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鎌倉幕府殺害，四年後，逃回的高麗水手才報告了這一消息）。當時元朝正進行滅宋戰爭，經略日本事暫時擱置。十六年，盡取江南，即準備再舉征日，命高麗及江南四省造戰船，並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籌劃征日事宜，顯然意在驅使新附軍由南路進取日本。范文虎受命後，派屬下周福、欒忠與一來宋日僧同去日本傳遞詔書，同時奏請待所遣人回報日本是否從命，再決定進兵。十七年初，元廷獲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范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殺）。於是決定進行大規模侵日戰爭，特立行省專任其事，大臣阿剌罕與高麗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范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張禧參政；擬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漢、高麗軍四萬發合浦，范文虎等率新附軍十萬發江南，會師一岐島，共同進兵其國，志在必取①。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與高麗元帥金方慶率東路軍四萬多，乘戰船900艘出發，攻對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軍來會即進至筑前志賀島登陸。日本已有防備，在博多灣沿岸陣地構築工事，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與元軍激戰。元軍未能取勝，退屯鷹島，月末移軍一岐。范、李、張等率江南軍十萬，乘戰船3500艘，六月十八日由慶元（今寧波）出發，航行七晝夜抵平戶島，其先遣軍至一岐約東路軍來會。七月，兩軍主力均進泊鷹島（音譯「打可島」。或作「竹島」，系音訛致誤），行省官商議進攻太宰府，但他們果如臨行陛辭時忽必烈所擔心的那樣，相互不和，議事爭執不決，以致「逗留不進」幾一月②。八月一日，夜半「颶風大作，波濤如山」，元軍船多「縛艦為寨」，緊靠在一起，致相「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者如麻」③。忻都、茶丘、范文虎等將帥「各自擇堅好舟乘之」，棄軍自歸④。留下來①《高麗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②「文永之役」過程，參見上引池內宏書第七章。 ①忽必烈面諭征日行省諸臣云：「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可見此役旨在征服日本。據日本史料記載，侵日元軍還「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為耕作貯鋤鍬類」，顯然準備持久屯駐（參見《元寇之新研究》頁291—293）。 ②方回：《孔端卿東徵集序》，《桐江續集》卷三二。 ③蘇天爵：《贈長葛縣君張氏墓志銘》，《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軍大部分被日軍消滅，一部分被俘⑤。十四萬多元軍得歸者僅五分之一，大張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稱為「弘安之役」）以慘敗告終了。其後忽必烈又準備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舉官王君治與補陀寺僧如智持詔「宣諭」日本，洋中遇颶風吹回補陀山。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參政王積翁與如智出使日本，積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將至對馬島，被任氏所殺。兩次遣使均未達。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補陀寺學識淵博的臨濟宗高僧寧一山（一山一寧）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達太宰府，因是敵國使者，幕府執權北條貞時下令囚禁於伊豆修善寺，後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鎌倉建長寺（後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門徒眾多），尊禮有加，但對與元朝通使事則仍予拒絕①。 儘管元朝與日本交過戰，通使關係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雙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來換銅錢，元朝給予准許。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載商人、水手二千餘人至慶元，經查明確是來經商的，即許其交易而還②。從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間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侶等人員（他們大體都搭乘商船）來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還有許多年份不明或失載者③。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①，也可見幾乎年年都有日本船來。由於經營中日貿易獲利甚巨，日本幕府為了籌集建寺經費和其他目的，有時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為修建長寺、1328年為造鎌倉大佛、1341年為建天龍寺所派商船即是②。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慶元，這裡置有市舶司掌對外貿易。慶元路屬縣定海（今鎮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經檢查、抽分後即許日商登岸市④王惲：《泛海小錄》（《秋澗集》卷四十）載：「大小船艦多為波浪剪觸而碎，唯句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所記應即諸將逃歸事。 ⑤《元史·日本傳》記載後來逃歸的士卒於閶報告說，被虜者達二三萬人，押至八角島（博多），盡殺蒙、漢、高麗人，而留新附軍人為奴。但據日本史料，所俘元軍為數千人（參見《元寇之新研究》頁314）。①見明代日本僧人周鳳著《善鄰國寶記》卷上所收如智親撰之《接待庵記》。《元史》失載此次遣使。②周密：《癸辛雜識·別集》。 ③參見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89—393，《日元間商船往來一覽表》，頁422—460《入元僧一覽表》。 ①《元史》卷二一《成宗紀》。 ②《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94—400；森克己：《日宋貿易之研究》頁511—525（1948年出版）。易，一時十分繁榮：「賈區市墟，陳列分錯，咿啞爭奇，踏歌轉舞」③。此外，日本商船也時常開到福建貿易，元中葉以後似乎逐漸增多，故天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選廉吏徵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稅（《元史·文宗本紀》）。交易的商舶，中國輸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藥、經卷、書籍、繪畫、什器、綾羅錦緞以及銅錢等；從日本輸入者主要有黃金、刀劍、木材、扇子、螺鈿等。 來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禪僧為最多。禪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階級的尊崇而大為興盛，來華參禮禪學中心江南諸名剎（主要是「五山十剎」）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禪林中蔚為風氣，而商船往來頻繁，又為僧人來華提供了方便。據考，僅史冊留名的元代來華日僧就多達二百二十餘人④。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40人還國」（《元史·泰定帝本紀》），即是明證。許多日本僧長期留居中國，歷訪名山大剎或住寺進修，從高僧習禪，與文人結交，切磋文學、書畫①。他們中不少人不僅禪學精湛，文章、書畫亦佳。如古源邵元，住元20年，居少林寺甚久，其為該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現存）文筆老練，不亞漢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寧弟子）住元20年，曾拜訪趙孟頫切磋書藝，其書法筆勢雄渾，使趙為之驚嘆，而當時趙的書畫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②。同時，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請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赴日元僧和來元日僧對發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們傳入日本的不僅有大量釋藏、經史、詩文等典籍，還有中國禪林和文士的風氣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傳入的「唐式茶會」發展而來的。日本禪寺的興旺和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情促進了刻書業的發展。元後期，有大批中國雕刻工匠（主要來自閩浙）到日本從事刻版事業，京都和鎌倉「五山」以及他處禪寺刊印的書籍許多是出於他們之手。其中以莆田縣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終，特刻上一段記載祖籍及在日僑居和刻書情況的題記，甚為珍貴（此書現存東京靜嘉堂文庫）。 ③袁桷：《馬元帥防倭記》，《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④參見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89—393《日元間商船往來一覽表》，頁422—460《入元僧一覽表》。 ①虞集：《晦機禪師塔銘》，《道園學古錄》卷四九；王逢：《贈日本進上人》詩，《梧溪集》卷四。據元僧竺仙梵仙說，當他在建康（今南京）保寧寺侍從古林清茂時，住該寺的日僧就有32人（《竺仙和尚住建長寺語錄》）。 ②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圭齋集》集九。 第三節　安南、占城 秦漢以來，交趾為中國郡縣之地，唐置安南都護府治之。五代時，交趾諸姓土豪相繼稱雄自主。968年，丁部領削平諸豪，始稱帝建國，國號「大瞿越」，都華閭（今寧平）；其後李朝（1010—1225）遷都升龍（今河內），改國號「大越」。自立國以來，一直與宋朝保持朝貢關係，宋朝冊封其帝為「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南宋時改封「安南國王」，仍稱其國為交趾或安南。1257年，蒙古大帥兀良合台從雲南遣使到安南「招諭」，時安南陳朝（1225—1440）初興，國力頗盛，國主陳煚（太宗）將使者投入獄中。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軍侵入安南，陳煚撤離升龍，蒙古軍入據之，但九天後就退回。其年，煚子光昺（聖宗）繼位，派人到雲南與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訥剌丁前往諭其「內附」。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後，以孟甲、李文俊為南諭使，至安南傳詔，許其「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三年，安南使臣來貢方物並上書「乞三年一貢」，遂封光昺為安南國王，授虎符，依其請定每三年一貢之例，同時設置安南國達魯花赤，以訥剌丁充任，往來其國督察（繼任者先後有忽籠海牙、張庭珍、李元、合撒兒海牙等人）。①自此安南王依例納貢和遣使入朝，但對要求其履行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醫、工匠等人員，則託辭拒絕，並且不肯拜跪受詔。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訴達魯花赤和來使「凌轢小國」，請求免置達魯花赤。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繼位，遣使來朝。元朝因他「不請命而自立」，不予冊封，只稱為「安南世子」。次年，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至安南，令其親身「入朝請命」，日煊以體弱不堪道途艱難為辭推託。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傳旨，措辭嚴厲：「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地，以待其審處焉。」日煊仍託病不朝，只令其叔陳遺愛隨使巨入覲①。十八年，使臣還奏，忽必烈遂決意強行實施對安南的統治，置安南宣慰司，並將陳遺愛立為安南國王，命宣慰使都元帥兼達魯花赤卜顏鐵木兒帶兵護送回國。但當時元朝侵日新敗，還來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準備，宣慰司官兵被拒於境上，遺愛歸國後被害，扶植①《元史》卷二○九《安南傳》將光昺遣使上書和受封均繫於中統二年，又載賞賜及定貢例詔書於三年九月。按當時由開平通安南須出臨洮，經由吐蕃、雲南之境，「水陸萬餘里」，往返時間約需兩年上下（見許有壬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孟甲等於中統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達安南至早應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開平則當在三年秋。《元史·世祖本紀》載中統三年九月「安南國陳光昺遣使貢方物」，「授安南國王陳光昺及達魯花赤訥剌丁虎符」，應即安南使臣抵達開平以及忽必烈冊封安南國王並置達魯花赤的時間。 ①據《元史》卷一七八《梁曾傳》，柴椿等實於至元十七年赴安南，十八年回還，陳遺愛同來。傀儡國王的計劃未能實現。 忽必烈在滅南宋後，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標不僅是通市舶之利，還企圖使海外諸國臣服。占城是通海外必經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經營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諭。十六年，占城使者來進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等出使，諭其王來朝。占城國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SrijayaSinhavarmaha（ri）deva，1265—1287）遣使上表稱臣、納貢，十八年，詔封其為「占城郡王」，同時設立占城行省，以唆都為右丞，劉深為左丞，亦黑迷失為參政，準備在其境實行直接統治，並以為出征海外諸國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備供軍糧。十九年，占城王子補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三世）①執掌國政，不願屈服於元朝。元遣萬戶何子志等出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等出使馬八兒，舟經占城，皆被扣囚。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軍進征，由廣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國都之港口，今越南歸仁），依海岸屯駐。占城軍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備御。唆都屢遣人招降，都被拒絕，二十年初，令諸軍發船攻城，經激戰破之。占城王殺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憑山林險阻擊敗來攻之敵。元軍受挫，只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來大都上表，請求召回唆都軍，願歲貢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領兵北上與鎮南王軍會合攻打安南，遂離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決意發大軍征服安南、占城，命荊湖行省主管其事，將荊湖、占城二省合併為一。二十一年，以皇子鎮南王脫歡統領南征軍，聲稱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陳日煊出迎，並納糧助軍。其冬，脫歡率軍侵入安南，遭到興道王陳國峻指揮的守軍步步阻擊。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龍，陳日煊率官屬退往清化，脫歡遣軍追襲，不能及。元軍分兵攻略諸地，日煊弟陳益稷等歸降，但陳國峻及其他堅決抗元的將領聚集了更多軍兵和戰船，分屯要害之地，針對元軍勢如風火，迅猛而難持久的特點，採取避免決戰，「不求速勝」，「如圍棋然，隨時制宜」的策略，使敵陷於困疲②。唆都軍從占城進入安南，至天長（今南定），遭安南軍阻擊，未能如期與脫歡大軍會合。五月，暴雨疫作，元軍益困，安南軍乘機反攻升龍，迫使脫歡率軍撤出安南，回軍途中又遭截擊，死傷甚眾，大將李恆中箭死。唆都聞大軍已回，也向烏里（順化）撤退，被安南軍前後追堵，敗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脫歡復統大軍海、陸並進侵入安南，進至升龍，陳日煊撤往海上。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引兵退屯萬劫。由海路運糧來接濟的船隊①即因陀羅跋摩（Indravarman）六世，兩名均見占城碑刻。又，《元史》所載「占城國王保寶旦拿耶邛南拔占把地耶」，及「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吾」，似皆為此王之尊號，非其名。參見馬伯樂：《占婆史》，馮承鈞譯本，頁83—84。 ②《元史》卷十三《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條所載荊湖占城行省請求增兵的報告；《大越史記全書》卷六《陳紀》所載陳國峻論對付元軍的策略。 在綠水洋被安南軍攔截擊潰，不能達，元軍糧盡兵疲，又到處受到安南軍民的進攻，所占關隘皆失，至三月，只得全軍撤回。安南軍在白藤江布伏截擊，重創元軍，俘殺大將烏馬兒、樊楫等，行省右丞來阿八赤亦中箭死①。 安南、占城為免於再受戰禍，在元軍退後隨即遣使修好。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導致「公私煩擾，郡邑騷然」，尤其是湖廣、江西等省供應船隻、軍糧，賦役沉重，民多離散，或起義反抗②。忽必烈雖欲再次動兵，終被廷臣諫止。元成宗即位（1294）後，詔罷征南，遣李■、蕭泰登出使安南，作為和平使者受到歡迎，其國王陳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貢，恢復了傳統邦交③，自此使節往來不絕，除皇慶年間（1312—1313）發生的邊界領土爭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關係。 元代中國與安南、占城的經濟、文化交流雖然受到戰爭的不良影響，但並未中斷，戰後又有所發展。安南陳朝儒學興盛，儒士地位提高，來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們按例要拜訪翰林院，贈送一份禮品，從而與元朝文人學士結文學之交①。當時安南雖已創製了「字喃」（十三世紀初），但開科取士、著書立說仍用漢文，科舉考試也遵用元制。和宋時一樣，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學、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經》和《大藏經》。大德五年（1301），安南使者因偷畫大都宮苑圖，私購輿地圖及禁書，受到元朝的責備。安南君臣有不少漢文化水平相當高，如陳國峻，不僅是軍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詩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記》體例著《大越史記》（1272年成書，失傳）；隨陳益稷入元寓居漢陽的黎■，善作詩詞，精熟載籍，仿中國方誌體著《安南志略》，是現存其國人撰寫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選擇善文辭、通典故者擔任，以免被輕視。他們往往撰詩文記其使事、見聞，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記》，元統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國人很多，為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崖山之戰前後就有不少南宋官員避難於二國。元優人李元吉從軍入安南被俘，後在其國傳習元曲，創作「古傳戲」，將雜劇傳入安南；另一被俘從軍醫生鄒孫，傳醫術於安南，其子承父業，被越人稱為「神醫」②。安南、占城與元朝除傳統的貢賜貿易外，民間貿易也很活躍，《島夷志略》交趾、占城條記載了①《元史》卷一二九《來阿八亦傳》；《元史》卷一六六《樊楫傳》；卷二○九《安南傳》；蘇天爵：《李天佑墓碑》，《滋溪文稿》卷十八。《元史》卷一三三《昔都兒傳》亦詳記脫歡第二次侵安南之役，但誤載脫歡於五月撤兵。 ②吳澄：《劉宣行狀》，《吳文正公集》卷八八；程鉅夫：《羅壁神道碑》，《雪樓集》卷二○。③程鉅夫：《蕭泰登墓志銘》，《雪樓集》卷一六；袁桷《蕭泰登家傳》，《清容集》卷三四。①黃溍：《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贄納謁於翰林，其歸也，上介黎括以贈言為請，賦詩四韻以遺之》，《黃金華集》卷六。 ②《大越史記全書》卷七《陳紀》。 當時的「貿易之貨」和舶商販易情況。 第四節　緬、暹、羅斛、真臘緬國 緬國蒲甘王朝（1044—1287）與宋朝和大理國都有密切交往，其東北境與大理的騰衝、永昌二府接界，兩邊主要居民都是「金齒白衣」（撣，即傣族）。忽必烈滅大理後，騰衝、永昌之金齒諸部也相繼歸附。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路宣慰司因下屬於額（今盈江干崖）金齒頭人的導引，派使者乞■脫因入緬「詔諭」，但未能見到緬王，只帶了緬國使者價博同回，送到大都朝見。十年，忽必烈即遣勘馬剌失里、乞■脫因等持詔出使緬國，諭其王派子弟或貴臣來朝，結果一去不返。據緬史記載，因元朝使者入宮見緬王不肯脫靴，被殺①。 十四年，緬王（那羅提訶波蒂，1254—1287）恨干額頭人歸附元朝並導元使入境，派大將率馬、步、象軍四五萬進至干額，適大理路總管信苴日、蒙古千戶忽都駐軍南甸（今梁河），得干額頭人告急，即馳兵救援，擊退了緬軍（緬史稱此役為「納桑安之戰」，因戰地在緬邊境Ngasungan附近）。雲南行省隨即命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軍入緬，進至江頭城（今傑沙），招降其東北境三百餘寨，因天熱還師。 二十年，諸王相吾答兒、雲南行省右丞太卜、參政也罕的斤奉旨統領大軍征緬，分三道入其境，攻占了江頭城；次年初，進攻其北境重鎮太公城（今拉因公），並降服其他城寨12處，皆留軍鎮戍。緬國軍民曾奮勇抗擊元軍，斃其大將，沖潰其一部。但緬王畏敵，遣使求和，並從國都蒲甘南奔到勃生①。二十三年，元朝立緬中行省，以高昌王雪雪的斤為行省左丞相，統軍入駐緬國北境②，遣招緬使怯烈詔諭緬王入朝。二十四年，緬王北還，先至卑謬（《元史》作昔里怯答剌，為其梵名音譯），擬在此召集軍隊後回都，卻被其庶子、卑謬侯提訶都（應即《元史》之不速速古里）毒殺③，其嫡子三人及元雲南王所遣使者亦被害。時蒲甘王朝各地藩臣多割據自立，提訶都殺父後又與兄弟相攻（在攻打白古時斃命），雲南王也先帖木兒乘機率軍進征，攻陷蒲甘。元軍撤離後，緬王子嶠苴（即《元史》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回到蒲甘繼承了王位，但已無力復興業已覆亡的蒲甘王朝。他於至元二十六①哈威：《緬甸史》姚楠譯註本，頁93，115（注61），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①《元史·緬傳》僅載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請和。據緬國史料，緬王於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遣高僧信弟達巴茂克使元，說服了忽必烈下令停止向蒲甘進軍（《信弟達巴茂克碑銘》，譯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1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②《元史》卷十四《世祖紀》十一；《信弟達巴茂克碑銘》。據此碑，雪雪的斤入緬，以僧侶隨行（蓋緬人信仰佛教），入緬後駐於太公城，當即緬中行省駐地。 ③哈威：《緬甸史》頁95—96引《琉璃宮史》。 年遣使向元朝稱臣納貢，元朝在所取太公城及迤北、迤東諸寨之地設置太公、蒙憐、蒙萊、木邦等路，隸雲南行省，撤銷了緬中行省④。 元貞二年（1296），嶠苴遣子信合八的等入朝奉貢；大德元年（1297），成宗封嶠苴為「緬國王」，信合八的為「緬國世子」，並賜其木連城（叫棲南）長官阿散哥也三珠虎符，遣國信使教化迪與信合八的同入緬宣詔。阿散哥也之父原是緬國東面的撣族酋長，遷居木連城後以女嫁前緬王之子，得任叫棲長官；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乘蒲甘王朝衰亡之機盤踞有上緬「糧倉」之稱的叫棲地區，成為實力最強的藩鎮。元詔使至蒲甘，緬王嶠苴召集眾臣聽詔，阿散哥也之弟二人均抗命不至。大德二年，他們率軍進逼蒲甘，欲廢嶠苴，嶠苴命阿散哥也平息其弟之叛，未成，遂將他拘禁，但因不敵叛軍，旋即釋放。三兄弟合兵攻陷蒲甘，執嶠苴囚於木連城，另立其弟鄒聶為傀儡國王，指控嶠苴犯有劫奪登籠國送往元朝的貢品、欲殺「朝廷命官」阿散哥也等罪。三年，太公路總管給雲南行省送來有關緬國廢立事件的情報，謂阿散哥也兄弟作亂，已殺害了緬王、世子及其親屬和臣僚，在緬的國信使隨員回回、畏兀兒、漢人百餘也被害；逃到雲南的緬王子窟麻剌哥撒八也向行省申訴，請求出兵拯救。其年末，阿散哥也又攻取馬來城（今曼德勒）和阿真谷城（今新古），逼近太公城，馬來城長官（嶠苴婿）也逃入元境報告。於是元朝決定出兵討伐。四年十月，以宗王闊闊監軍，由雲南行省平章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征緬分省官統率元軍侵入緬境；十二月，圍攻木連城，守軍進行了頑強抵抗。五年二月，阿散哥也以金銀禮物遍賂省官、諸將，自辯無罪，而元軍亦懼天熱瘴發，遂於三月全軍撤回①。據緬史記載，元軍在叫棲幫助當地人民修築水利工程，開通墩兌運河，阿散哥也的贈禮乃是對他們此舉的感謝雲②。元軍退後，撣族統治者仍用受他們操縱的緬王名義按例遣使納貢，元朝也不再干預其內政，默認了他們在緬國的統治權。泰定年間（1324—1327），緬國發生內爭，國主遣使來元乞師，又請立行省於迷郎崇城（即馬來城），皆不允（《元史·泰定帝本紀》）。後至元四年（1338），元於撣族王朝都城邦牙（阿瓦附近，1312年阿散哥也之弟僧哥速建都）置「邦牙等處宣慰司」，但只是名義，至正二年（1342）即罷。 蒲甘王朝覆亡之際，下緬的八都馬（今莫塔馬）長官伐麗流兼併了白古（今勃固），建一獨立王朝，元代漢文史料稱之為登籠國（見《經世大典敘④《經世大典·敘錄》（《元文類》卷四一）載大德三年（1299）雲南行省左丞奏稱：「緬王（嶠苴）歸朝十一年，未嘗違分」，知嶠苴臣服元朝應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據《明史·地理志》，太公路置於至元二十六年；《元史·地理志》載蒙憐、蒙萊兩路置於至元二十七年，緬中行省即於其年罷（《元史·世祖紀》）。 ①以上均據《經世大典·敘錄·征伐》（《元文類》卷四一）。據緬史記載，嶠苴是被前王之妃與阿散哥也兄弟合謀騙至木連城加以囚禁，見哈威《緬甸史》，頁121引《琉璃宮史》。②參見姚楠等編《古代南洋史地叢考》，頁37。 錄》，應即緬族稱下緬孟族為Talaing的音譯，後來遷都白古，史稱白古王朝）。大德初，元朝遣使至其國，二年，國主遣舅父二人從元使奉貢入朝。據《島夷志略》記載，元代中國商船常至其國八都馬、針路（今丹老）、淡邈（今土瓦）、烏爹（即白古）等港口城市貿易，元朝貨幣中統鈔在烏爹還可以與銀錢、■子按一定比例兌換；又說其地「田沃稼茂」，「諸物皆廉」，「故販其地者十去九不還也」，說明當時有不少中國商人留居在那裡①。暹國、羅斛暹國是十三世紀前期泰族建立的國家，都城速古台（今宋家洛），即泰國歷史上的速古台王朝。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曾遣官出使其國，舟經占城被扣留，未能至。二十九年，廣東道宣慰司接到暹國王所進「金刪」（國書），即呈送大都，次年，詔遣使「招諭」暹國。三十一年，暹國王敢木丁遣使來貢，成宗即遣使臣持詔赴暹「招諭暹國王敢木丁來朝，或有故，則令其子弟或陪臣入質」①。元貞元年（1295），元詔使已出發，又有暹國使者至大都上「金字表」，請求遣使至其國（敢木丁不知道元朝已派出使臣），成宗即賜來使佩金符兼程趕上詔使同行。可見，敢木丁對與元朝交往持主動積極態度。這次通使後，暹國與元朝關係更為密切。《元史·成宗本紀》記載：大德元年四月，「賜暹國..來朝者衣服有差」；三年正月朔，「暹番..以方物來貢，賜暹番世子虎符」；五月，「海南速古台..諸番以虎、象及桫羅木舟來貢」；四年六月，「暹國..等國二十二人來朝，賜衣遣之」。本世紀初，泰國學者搜集中泰關係的漢文史料，將至元三十一年「詔招諭暹國王敢木丁來朝」和大德四年「暹國（人）來朝」誤譯為「暹國王敢木丁來朝」和「暹國王來朝」，丹隆親王將這兩條誤釋資料寫進其所著《御著泰王史——丹隆·拉查奴帕親王箋注》（1914年出版）中，並認為正可與泰史傳說中的國王帕鑾（意為「光榮的君主」）到過中國宮廷的故事相印證，因而主張敢木丁（即蘭摩堪亨）於1294年、1300年兩次訪問中國，並帶回中國陶瓷工匠，發展了泰國的陶瓷業（此據傳說的帕鑾故事）②。此說為後來許多著作採用，也受到不少學者質疑。元末人貢師泰《玩齋集》卷九《四明慈濟寺碑》中有一條與此有關的資料：泉州人楊秀「仕宋為監舶官，入國朝，嘗使暹人，以其主來朝」。有學者認為碑文中說的暹主就是敢木丁，亦即《元①蘇繼頃：《島夷志略校釋》針路、八路馬、淡邈、烏季諸條。參見陳炎《中緬文化交流兩千年》，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頁19—21。 ①《元史》卷十八《成宗紀》一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條作「必察不里城主麻木丁遣使來貢」，但下文稱「暹國王敢木丁」。必察不時（Petchapuri，今碧差汶）為暹國屬城，敢木丁即泰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國王Ramakhamheng。參見陳序經：《撣泰古史初稿》，頁158—174。 ②參見鄒啟宇：《中泰關係史上的一個疑案》，《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史》所記大德元年的「暹國來朝者」，但也有不同意見①。敢木丁是否來元尚難斷定，不過大德三年元旦成宗特賜虎符的「暹番世子」（當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很可能是本人來到了大都，故待遇優於其他來貢「諸番」。據考，敢木丁在位時間最晚可到1298年②，洛泰啟程來元應在該年五六月，或許還未繼位為王，故稱「世子」（也可能已繼位而尚未得到元朝正式「承認」）。但大德三年他就以「暹國王」名分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元史·暹傳》） 根據現存記載，成宗以後，延祐元年（1314）、六年，至治三年（1323），天曆元年（1328），元統元年（1333），暹國都遣使來元「入貢」③，實際交往可能多於此。《島夷志略》所載元代中國商船前往貿易的海外「諸番」中就有暹國。 暹國之南的羅斛國（都城華富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遣使來元「貢方物」。二十八年，「羅斛國王遣使上表，以金字書，仍貢黃金、象齒、丹頂鶴、五色鸚鵡、翠毛、犀角、篤縟、龍腦等物」。元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三年，均遣使「來朝」、「來貢」（以上均見《元史》本紀）。《島夷志略》「羅斛」條載；「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同書「暹」條亦載「穀米歲仰羅斛」）；其貨幣用■子，「每一萬准中統鈔24兩，甚便民」，可見當時元與羅斛貿易往來頻繁，中國商船至其地者多，故有中統鈔兌換當地貨幣的比率。元末，暹國衰微，至正九年（1349）被羅斛新興的阿瑜陀耶王朝（1350年建都阿瑜陀耶——今曼谷北之猶地亞，故稱）兼併，合為一國，中國史籍稱為暹羅①。 敢木丁從中國帶回陶瓷工匠之說雖未必可靠，但中國陶瓷生產技術在元代傳入暹國則應無疑問。考古學者在速古台古瓷窯遺址找到的瓷器多與河北磁州窯所出者相同，而不同於早期當地人的產品，說明當有中國陶瓷工在協助生產②。中國文化的影響還表現在速古台王朝的碑銘中使用了干支紀年和紀日。此外，周致中《異域志》說，暹羅人「名姓皆以中國儒名稱呼」，這①陳高華：《元代中泰兩國的友好關係》一文（載《光明日報》1978年4月6日《史學》）最先利用了這條資料並提出此說。鄒啟宇則認為如果敢木丁親自來朝，《元史》不可能漏載其名，故不同意此說（見上引文）。還有人認為「來朝」暹主更可能是大德三年正月朔受賜虎符的暹國「世子」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尚芳：《也談素可泰國王來訪問題》，《歷史研究》1981年第1期）。②據泰國學者對速古台城瑪哈塔寺院一塊古碑的研究，蘭摩堪亨在位時間最晚只到1298年（大德二年），則洛泰應在此年（或更早些）繼承了王位。參見鄒啟宇前引文（頁183）。③前三次見《元史》本紀，後兩次見王東《暹國回使歌序》（《皇元風雅》卷二二）。①暹國「降於羅斛」的年代僅見《島夷志略》記載。成書於元成宗時的《真臘風土記》中有「暹羅」之名，顯系元末明初人誤改。最早著錄「暹羅」之名者應為元末明初周致中的《異域志》。②陳序經：《撣泰古史初稿》，頁172；葛治倫：《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頁505。 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但也可見文化影響之深。 真臘真臘國，元代除沿用漢籍中這一舊名（又作占臘）外，還有按其自稱譯為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或澉浦只等名，明代始譯為柬埔寨。九世紀，其國統一，耶輸跋摩一世在位時（889—900），建新都耶輸馱羅補羅（即吳哥城）。真臘與宋朝多次通使，貿易往來亦甚頻繁。 《元史·世祖紀》載，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詔諭干不昔國來歸附」，所遣使臣應即同書《占城傳》所載十九年十二月在占城唆都軍中的「詔真臘國使」速魯蠻。《真臘風土記》說：「唆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萬戶、一金牌千戶同至本國，竟為拘執不返。」按唆都率軍至占城在至元十九年十一月，速魯蠻可能是適於其時奉使回程途經占城，但更可能是隨唆都軍前往，或許就是周達觀所記唆都派往真臘的使者。二十二年，真臘與占城「貢樂工十人，及藥材、鱷魚皮諸物」；二十九年，有回回商人阿里願自備船從征爪哇軍前往占城、甘不察「招諭」，詔准之，但是否到達不明。元貞元年（1295），成宗遣使「招諭」真臘，二年二月從明州啟航，七月至其國，大德元年六月返回，在真臘居留整一年。使臣隨員周達觀根據親身見聞著《真臘風土記》，對吳哥城及宮室、塔寺的宏偉建築和精美雕刻，對真臘的制度、習俗、語言文字、地理、物產、貿易以及人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作了翔實的記載，是吳哥時代柬埔寨歷史最豐富的可靠資料①。其可貴之處還在於記載了當時中國至真臘的航路、貿易和大量「唐人」寓居其國的情況，列出真臘人喜愛的中國貨物有金銀，五色輕縑帛，真州之錫鑞，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瓷器，明州之席以及水銀、紙管、麻布、雨傘等等，可見元代與真臘貿易的繁盛。 此後元與真臘的官方交往見於記載者有延祐七年（1320）元遣馬扎蠻等使真臘等國取馴象，天曆三年（1329）真臘國「來貢羅香木及象、豹、白猿」（《元史》本紀）。實際上當不止於此。《島夷志略》記述作者隨商船所歷諸國，對真臘記載尤詳，說明民間貿易是一直持續不斷的。 ①近代學者對吳哥城的考古研究證明周達觀的記載準確真實，參見夏鼐：《真臘風土記校注》。 第五節　爪哇及南海諸國 元朝通使南海諸國始於滅南宋之後①。至元十四年，元軍取福建，南宋主管市舶的蒲壽庚投降，使元朝擁有了通海外的主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以及熟悉海外交通、國情和貿易的人才。次年八月，忽必烈以大將唆都與蒲壽庚並為中書左丞，行省福建，詔命他們：「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從所欲。」（《元史·世祖紀》）十六年末，又命朝臣與唆都商議「招收海外諸番事」，並決定「詔諭海內海外諸番國主」（同上）。在此之前，唆都已派治中趙玉出使爪哇（十六年十二月還，其出使當在上年底），可能還通過蕃商向其他各國傳達了上述歡迎「來朝」和允許自由互市的旨意，於是十六、十七年相繼有馬八兒、俱蘭、爪哇等國遣使來元。十七、十八年，元朝先後派招討使速剌蠻和苫思丁等出使木剌由國（Malayu，又譯沒剌由、麻里予兒等，今蘇門答剌東部之占碑，此時為三佛齊國都所在，故即指三佛齊國），招討使楊廷璧等「招撫」海外各國，宣慰孟慶元、萬戶孫勝夫出使爪哇①，展開了頻繁的外交活動。 爪哇是當時南海的強國，杜馬班（新柯沙里）朝國王葛達那加剌在位時（1254—1292），不僅將西爪哇納入治下，還征服了馬都拉、巴厘島，並乘三佛齊（木剌由）衰落之機出兵往征，迫使其臣服。因此，元朝「招撫」海外諸國，自然要以爪哇為主要目標。忽必烈認為，只要征服了爪哇，「其餘小國即當自服」（《元史·亦黑迷失傳》）。自唆都派趙玉出使爪哇以後，元朝又多次派出使臣：至元十七年十月，「遣使諭爪哇國」；十八年十一月，「詔諭爪哇國主，使親來覲」（詔使應即宣慰孟慶元等）；二十三年七月，「遣必剌蠻等使爪哇」（並見《元史·世祖紀》）。爪哇也有使者前來，並曾進金佛塔（同上書至元十九年七月條）。但後來以右丞孟琪為詔使前往，卻被爪哇國王黥面逐回，原因可能是脅迫其親身入朝，激怒了聲威正盛的葛達那加剌②。 ①元朝通使海外的最早記錄是至元九年亦黑迷失「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奉表來朝。十二年，再使其國，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元史·亦黑迷失傳》）。八羅孛國，或以為即印度半島南端西側Malabar海岸地帶（名見馬可波羅和伊本拔圖塔行記）。但此時東南沿海港口都在南宋治下，元使何由出海？實屬可疑。 ①《元史·世祖紀》載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以奉使木剌由國速剌蠻為招討使」，十八年六月「奉使木剌由國苫思丁至占城船壞，使人來言，乞給舟糧及益兵」，疑先後所記系同一次出使。又同書載至元十九年七月「宣慰孟慶元.使爪哇回」，九月「招討使楊廷璧招撫海外，南蕃皆遣使來貢」，此兩使出使時間都應在十八年冬或更早。 ②《元史》卷二一○《爪哇傳》、卷一六二《高興傳》均未載孟琪出使年代，薩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亞史》謂葛達那加剌於1289年黥逐元使孟琪（吳世璜漢譯本頁58），未知何據。二十九年，忽必烈以爪哇辱逐詔使為由，遣史弼、高興、亦黑迷失（皆授福建行省平章）率軍士二萬，海船五百艘往征（後實際出征軍僅五千）。十二月，由泉州啟航，三十年二月，抵爪哇北岸之杜並足（今廚閩），馬步軍登岸陸行，水軍仍乘舟進，規定在八節澗（今泗水南）會師，蓋因其地上接杜馬班，下通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這時，爪哇杜馬班朝已於上年（1292）被其葛郎（諫義里）地方長官哈只葛當（即查耶卡旺，1222年亡於杜馬班朝的諫義里王室後裔）攻滅，葛達那加剌被殺，其婿土罕必喏耶避居麻喏巴歇（今惹班），收集舊部與葛郎對抗。元軍至爪哇，土罕必喏耶即遣其宰相獻戶籍、地圖迎降。三月一日，元軍會師八節澗，於此立營，留部分兵力鎮海口，然後進兵。土罕必闍耶遣人報告元軍統帥說葛郎軍來攻其地，請求救援，史弼等即率軍赴麻喏巴歇，擊退葛郎軍。隨即分兵三路與土罕必闍耶之軍一同進攻葛郎都城答哈，哈只葛當抵抗失敗，被迫出陣①。四月，土罕必闍耶請求回麻喏巴歇取所藏珍寶入朝貢獻，史弼、亦黑迷失輕信其言許之，只派二部將帶二百兵丁護送。道中，土罕必闍耶突然襲殺元將卒，並糾集軍隊夾路攻擊從答哈城班師的元軍②。元軍且戰且行三百里退到海口，慌忙登舟回國。元朝遠征爪哇之役，損兵折將三千餘，以失敗告終。忽必烈對「爪哇得而復失」很不甘心，竟準備出兵十萬再征，稱「此事猶癢在心」③，可見其征服欲望多麼強烈。 爪哇之役曾一度影響了中國與海外各國的貿易往來，如至元二十九年因準備出征，「暫禁兩湖、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元史·世祖紀》）。戰後，取消了禁海令，傳統關係很快恢復正常。據《元史》本紀，元貞元年（1295）到至順三年（1332）的38年中，爪哇（土罕必闍耶建立的麻喏巴歇朝）遣使來元達11次，此後則僅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次，應是順帝朝本紀記載缺略。至大元年（1308）元朝還遣使臣不達達思送爪哇使歸國，致和元年（1328）元帝特詔「優護」爪哇國王扎牙納哥。爪哇史料也記載，麻喏巴歇高級將領阿迪查哇爾曼曾兩次出訪中國①，當即《元史》所載泰定二年（1325）和至順三年來元的爪哇國臣昔剌僧迦里也（僧迦剌）。延祐年間（1314—1320），元朝國師曾「附市舶往闍婆國覓藏」②。元時，泉州等①對哈只葛當的處置有四種不同記載。《元史·爪哇傳》謂其出降後，元軍統帥「撫諭令還」；《史弼傳》則謂「並取其妻子官屬以歸」；《高興傳》載元軍遭土罕必闍耶攻擊後，「遂誅哈只葛當父子以歸」；爪哇史書《巴拉拉端》說他被關在戎牙路獄中，寫了一首詩，然後死去。事實當是，元軍從答哈班師時收他及其妻子，俘虜帶走，關押於戎牙路，不久就死於獄中。 ②土罕必闍耶為何與幫助過他的元軍反目為仇？《元史》只說他「既降復叛」，《巴拉拉端》說是因為元軍要把葛達那加剌的公主作為戰利品帶回中國（見前揭《印度尼西亞史》頁63—64）。③許有壬：《劉國傑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①前揭《印度尼西亞史》頁70。 ②《江蘇金石志》卷二○，《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 地商人經常到爪哇貿易，獲利甚大，爪哇商船也往來中國、印度貿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就是在泉州乘爪哇商船西還的③。 元朝與其他南海國家和地區也先後通使。至元十八年（1281）楊庭璧第二次出使俱藍（詳後），次年，其歸途順訪蘇木都剌（今蘇門答臘北部東側八昔河一帶）、那旺（與蘇木都剌相鄰，今實格里，或謂即《元史》另見之馬答國）等國，蘇木都剌王土漢八的歡迎元使到來，遣其臣哈散、速里蠻入朝，那旺王忙昂比也遣使從庭璧來元。同年，元又遣阿耽招徠法里剌（又譯別里剌、法而剌，今蘇門答臘北部東側蘭沙西北）、阿魯（今蘇門答臘東岸巴魯蒙河口）等國。二十一年，福建行省遣使者八合魯思招徠南巫里（又譯南無力，今蘇門答臘西北端哥打拉夜[大亞齊]）、法里剌等四國，均各遣使「以方物奉表來貢」，元朝「封法里剌王為郡王，佩虎符」。二十三年，南巫里、那旺、蘇木都剌、丁呵兒（今馬來半島東側丁加奴）、急蘭亦帶（又譯吉蘭丹，在丁呵兒北）等十國「各遣子弟上表來覲，仍貢方物」（以上均見《元史·世祖紀》）。二十九年，亦黑迷失出征爪哇途中，遣郝成、劉淵招撫南巫里、蘇木都剌、法里剌、木剌由、毯陽（今蘇門答臘東側塔米陽河一帶）等國，皆遣使來元，因暫時禁海，其使者留居大都年余，至三十一年遣還。元貞元年（1295），毯陽、法里剌、阿魯三國酋長各遣兄或弟「奉金表來覲」（以上見《元史·成宗紀》、《亦里迷失傳》）。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遣宣撫使楊祥等入琉求（我國台灣）時，曾有軍船到過三嶼（今菲律賓呂宋島），當地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次年，忽必烈打算遣使招三嶼，未成行。當時，三嶼人經常到泉州貿易，其男子往往在泉州傾資文身，回國後大受尊重，「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島夷志略》「三島」條）。至大元年（1308），元朝還派使者米楫出使蘇魯國（今菲律賓蘇祿群島）。 元朝與南海諸國的通使、通商較南宋有更大發展，《大德南海志》和《島夷志略》著錄了相當多前代未見記載的國家和地區，足證交往的範圍更廣泛。在前書中，將南海諸「蕃國」分為「小東洋」（指菲律賓群島及加里曼丹島）、「大東洋」（指爪哇及其以東諸島）、「小西洋」（指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幾個區域，顯然是以南海航路為中軸來劃分的。這也說明元人的海外地理知識有了很大進步。 ③《馬可波羅行記》頁368；《伊本拔圖塔行記》，《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2卷，頁510。 第六節　印度、僧伽剌 元代前期，印度北部處於德里算端國（1206年建立）突厥-穆斯林諸王朝統治之下，南部則並存著若干大小不等的印度教王國。到十四世紀初葉，南印諸王國先後被德里算端國征服，成為其直轄省份或附屬國。 1222年初，成吉思汗遣軍追擊逃入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蘭丁及其部屬，攻掠了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區。太宗、憲宗時期，先後派遣蒙格禿、斡忽禿兒、答亦兒、撒里等率軍征印度和怯失迷兒，多次侵入木爾坦、拉合爾和怯失迷兒等地①。其後，察合台汗國和伊利汗國都與德里算端國屢有接觸，從1279年至1329年，有八次蒙古軍侵入印度北部的記錄，而元朝則主要通過海路與印度半島南端的馬八兒、俱藍交往。馬八兒（Ma』abar），阿拉伯語意為「渡口」，指由印度渡到斯里蘭卡島之處，即半島南端東側的海岸地帶，為潘底亞王國（Pandya，都城馬杜賴）之境。十三世紀初，潘底亞復興，擺脫了注輦王國的統治，至中葉，兼併了注輦國大部地區，領土擴展到佩內爾河，成為南印度強國之一。俱藍（又譯俱喃、閣藍、故藍，今奎隆）位於印度半島南端西側馬拉巴海岸，為喀拉拉王國（Kerala，十三世紀初從注輦王國統治下獨立）的中心，唐以來一直是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海港。《元史·馬八兒傳》說：「海外諸蕃國，唯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應是指其在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而言。下面將元朝與馬八兒（潘底亞王國）、俱藍以及僧伽剌國（又譯新合剌的音，今斯里蘭卡）使節往來的有關記載，列一年表（未注出處者皆見《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馬八兒遣使來獻珍物。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庭璧至俱藍，其國主令其弟書回回字表文交庭璧轉進，表示明年將遣使入貢。馬八兒遣使上表，貢寶物、犀、象。以哈撒兒海牙為俱藍國宣慰使，與庭璧同往其國，「詔諭俱藍國，使來歸附」。 十八年——哈撒兒海牙、楊庭璧於正月由泉州出航，三月至僧伽剌，因阻風改航至馬八兒登岸，欲借道由陸路達俱藍，馬八兒以路不通為辭（據其宰相不阿里私下向元使報告，其時馬八兒正準備與俱藍交戰），遂還。遣俺都剌出使馬八兒，楊庭璧再使俱藍。 十九年——庭璧至俱藍，國主迎受詔書，遣其臣祝阿里沙忙裡八的奉表入貢；寓居其國的也里可溫首領兀咱兒撒里馬、木速蠻首領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來進貢；因事適在俱藍的蘇木達國①宰相那裡八合剌攤赤代其主打古兒遣使進表和貢品。馬八兒國遣使以金葉書及土物來貢。 ①《元史》卷三《憲宗紀》；《史集》漢譯本第1卷，頁177—178，第2卷，頁60；第3卷，頁19；波義耳：《術茲札尼〈納失里編年史〉所見阿富汗和印度的蒙古統帥》，見其論文集《蒙古世界帝國》Ⅸ。①伯希和以為蘇木達即《元史》另見之「須門那」，今印度邁索爾邦哈里比德，見《馬可波羅行記注》頁830。 二十年——以楊庭璧為宣慰使，出使俱藍等國；以金符賜俱藍王瓦你。 馬八兒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亦黑迷失出使僧伽剌國，觀佛缽舍利。馬八兒遣使貢珍珠等。 二十二年——遣馬速忽、阿里往馬八兒求奇寶。 二十三年——馬八兒、須門那（蘇木達）、僧急里（僧伽剌）等國各遣子弟來朝貢。 二十四年——馬八兒遣使進方物，有奇獸一。俱藍遣使不六溫乃等來朝。亦黑迷失出使馬八兒取佛缽舍利。次年至，得其良醫善藥，馬八兒亦遣使來朝。 二十六年——馬八兒進花驢二。 二十七年——遣桑吉剌失等往馬八兒訪求方伎士。 二十八年——馬八兒遣使進花牛等。俱藍遣馬不剌罕丁進金書、寶塔、番布、藥物等。遣禮部尚書阿里伯、侍郎別帖木兒、亦列失金出使馬八兒，其宰相不阿里率百人隨元使入朝，願歸附，遂寓居泉州不返，後成宗特授中書左丞商議福建行省事①。遣禮部尚書鐵里、侍郎阿老瓦丁、不剌出使俱藍。遣左吉出使僧伽剌。 二十九年——僧伽剌遣使入覲。 三十年——遣兵部侍郎忽魯禿花等使俱藍、僧伽剌、可兒納答三國，賜僧伽剌酋長三珠虎符。 三十一年——遣禿古鐵木兒等使俱藍。卜阿里使馬八兒還。 元貞二年（1296）——遣岳樂也奴等使馬八兒。 大德元年（1297）——賜馬八兒國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馬八兒國主昔剌木丁遣其臣愛思丁來貢方物。 馬八兒於1311年被德里算端國兼併，置為一省，任命穆斯林長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來貢」的昔剌木丁應是德里算端所任命的馬八兒省長，而非「國主」。十四世紀初葉，德里算端國通過多次軍事征服，將南印度完全置於統治之下；到中葉，其國衰亂，馬八兒以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長官或印度王公紛紛叛亂自立。印度半島的戰亂和政局變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後元朝與這個地區使節往來驟減的一個原因，但數十年中見於《元史》記載者只是延①《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載馬八兒國王子孛哈里因與其王有隙，奔於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麗蔡氏賜之為妻。按劉敏中《景義公不阿里神道碑》載，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馬斯喀特東Kalhat）人，父寓居西洋國（指馬八兒），得國王寵信，使與諸弟齒，掌國政。不阿里繼父職，仰慕中國，主動遣使入貢，並有意歸附，至元二十八年遂棄妻子產業，攜部屬百人隨元使來朝，世祖賜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為中書左丞商議福建行省事。此不阿里即《高麗史》所載之孛哈里，《元史·馬八兒傳》之宰相不阿里。參見陳高華：《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里來華新考》，《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祐元年一次，與以前連年不斷的頻繁交往相對照，殊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伊本·拔圖塔行記》就記載了一次不見於漢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年，中國皇帝（元順帝）派了一個使團到印度，向德里算端（MuhammadTughluq）贈送奴婢100名，錦緞500匹，以及麝香、珠袍、寶劍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l地方（今謨拉達巴德西南桑巴爾）一座以前中國人常往朝拜，後被算端軍隊破壞的佛寺。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圖塔率使團（隨同中國使臣）回訪，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00名，精布（bairam）、絲料（juz）各100匹，盛飾高馬100匹回贈中國皇帝。使臣船隻在古里（今喀拉拉邦科澤科德）港口準備出航時突遭暴風浪，禮品盡沒，隨員失散，中國使臣改從俱藍搭乘本國商船回國，而拔圖塔不敢回德里報告，輾轉去了許多地方，三年後才從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經蘇木都剌來到泉州，幸遇前中國使臣為他證明身份，地方官奏報朝廷，獲准赴大都朝見，不久仍由海路西還。 元代中國與印度、僧伽剌的貿易十分繁盛。忽必烈時期連年不斷的使節往來，有不少名義上是政治關係（如所謂「入貢」、「獻方物」之類），實際上是貿易活動。此外還有史冊未載的官、私貿易往來。馬八兒宰相馬因的曾對元使楊庭璧等說：「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元史·馬八兒傳》）《馬可波羅行記》載，「蠻子」（中國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載貨物至俱藍、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納諾爾西北）等地，可獲巨利；馬八兒地區出產的精貨香料，也大半運往「蠻子」地方銷售。《元史·食貨志》載，元貞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俱南（俱藍）、梵答剌亦納（在科譯科德北）三蕃國交易」，可見這三個地方是當時中國商人常往之處。元中葉以後中印間通使漸稀，而貿易往來則仍很活躍。據《島夷志略》和《伊本·拔圖塔行記》所載元代後期情況，俱藍、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納、馬八兒、沙里八丹（今泰米爾納德邦訥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圖塔所記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國商船前往貿易，1342年伊本·拔圖塔在古里時就見到港中停泊的中國船隻多達13艘。通使和貿易關係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還遣使赴印度「訪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馬八兒「得良醫善藥」，元成宗下詔給派去專為「取藥物者」授會同館使、副職銜（《元史·成宗本紀》），可見對引進印度醫藥十分重視。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過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關係，唐以後隨著佛教在印度的逐漸消亡而日趨沉寂，但並沒有斷絕，特別是西藏地區與被稱為「印度佛教最後據點」的波羅王朝（八至十二世紀。統有比哈爾和孟加拉地區）的佛教關係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來到中國，其中事跡較詳者為那摩與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濕彌羅（怯失迷兒）人，棄家隱居大雪山下修頭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約在1235年與兄斡脫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禮敬。那摩曾勸大汗頒行寬宥詔書，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後，封他為國師，命掌全國佛教，1253年奉旨南來中原，駐燕京，修復了多處殘毀佛寺。當時中原佛、道爭執，那摩與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禪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偽經詆毀佛教和侵占佛寺諸事，並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開平舉行的佛道大辯論。忽必烈與蒙哥不和，那摩勸導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調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①。指空（蘇那的沙野），據稱是「中印土王舍城剎底里孫」（指出身剎帝利種姓）②，如果他活到128歲的說法可信，應生於1236年。八歲入那蘭陀寺為僧，十九歲南往楞伽國（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奧旨，並遊歷南印度各地多年。後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訶班特達，同來大都；居未久，西遊安西王府，輾轉入蜀坐禪三年。繼走羅羅斯地界，至雲南昆明，嘗坐夏龍泉寺，書梵字般若經。又游湖廣，貴州元帥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諸洞蠻俱來請受戒，但不容於湖廣行省參政，遂前往進謁皇帝，經廬山至揚州，守臣以舟送於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見帝，旋即東遊高麗，參禮金剛山，高麗王及眾官勸請稍留，乃出《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三卷傳授其僧俗人眾。奉旨還大都，天曆元年（1328），文宗命與眾僧講法內庭，受到眾僧的窘辱排擠，後眾僧犯罪或誅或斥，指空聲名遂大顯。元順帝對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華閣問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③。指空久留大都，「相傳能前知，號為300歲，人敬之如神」④。在印度本國佛教殆已滅絕的元代，上述兩位印僧先後在中國竟大受尊禮，不能不說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還有一位中國僧人赴印遊歷：忽必烈時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貝多葉經及佛如來鐵缽獻帝，詔安置玉石佛於萬壽山供養，以七寶函貯貝葉經「嚴加信仰」，以佛缽「鎮庫藏」①。 ①《大朝國師南無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龍興寺功德記》，《常山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鐵哥傳》。參見陳得芝《元代內地藏僧事輯》，《中華國學》創刊號，香港，1989年。②危素：《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危太僕集》卷十。 ③李穡：《梵僧指空禪師傳考》，《大正大藏經》史傳部三；上揭危素文。④宋濂：《寂照圓明大禪師璧峰金公設利塔碑》《宋學士文集·鑾坡後集》卷五。①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 第七節　非洲、阿拉伯半島 元代，中國與非洲、阿拉伯半島許多國家或地區都有交往，見於記載者有北非的密昔兒（埃及）②、麻加里（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東非的弼琶羅（柏培拉）、馬合答束（摩加迪沙）、層拔（桑給巴爾及相鄰東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島的默茄（又稱「天房」、「天堂」，即麥加）、啞靼（亞丁）、瓮蠻（阿曼）等③。 當時非洲最強大的國家是馬木魯克王朝（1252—1517）統治下的埃及。 1260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敘利亞後，遣使招降埃及，馬木魯克算端忽禿思殺使者，出兵擊敗蒙古軍於阿音扎魯特（耶路撒冷北），乘勢奪取了敘利亞。此後，埃及與伊利汗國不斷發生衝突，馬木魯克統治者利用伊利汗與皈依伊斯蘭教的欽察汗的矛盾，與欽察汗國結盟，使節往來，關係很密切。伊利汗國的蒙古官員和軍隊也有不少因內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過各種交往，埃及人對元朝和各汗國情況有了相當了解，在當時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豐富的記載（參見本書《國外資料》章）。元代來中國的回回人數以萬計，其中也有埃及人。據伊本·拔圖塔記載，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蠻·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諸子承父業，這一家在城內建設了居住區和禮拜寺，可見是經濟勢力很大的回回家族①。 宋代中國與東非地區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行記》在講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長期被誤認為馬達加斯加）②一節中說，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該地諸島調查種種奇聞異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島人扣留，於是大汗又派人傳旨命其釋放使者；使者回國向大汗報告了諸島情況，並呈獻了帶回來的長達90掌幅的異鳥之羽和重達14磅的野豬巨齒。馬可波羅說他在元廷曾親見這些珍物並作了測量，所述之事是真實的。據此則忽必烈曾兩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帶。雖然漢文史料未載這兩次遣使事，但有一條重要史料可以證明元朝確實派使臣到非洲地區。《經世大典·站赤》載：[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杭州路在城驛近承接使臣答術丁等，②973年埃及法蒂瑪王朝遷都於新建之開羅城。阿拉伯語為Misral-Qahirah，意為「得勝者之城」，埃及遂被稱為Misr。宋代漢文文獻譯為勿斯里，元代譯為密昔兒或密乞兒、米西兒。③《大德南海志》載：「廣為蕃舶湊集之所，..島夷諸國名不可殫，前《志》所載者四十餘。聖朝奄有四海..其來者視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羅，層拔、啞靼、瓮蠻皆見所載「諸蕃國」中。或謂同書之「黑加魯」，黑為嘿之訛，即宋人《諸蕃志》、《事林廣記》之默伽臘，《島夷志略》之哩伽塔，為Maghrib譯名，若是則與麻加里一名重複。層拔即《島夷志略》之層搖（拔之訛）羅。馬合答束名見《經世大典·站赤》。 ①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496—497。 ②《馬可波羅行記》穆勒、伯希和英譯本，頁431；伯希和：《馬可波羅行記注》，頁779—781。欽齎聖旨懸帶虎符，前往馬合答束番國征取獅豹等物，往回應付二年分例..；又愛祖丁等使四起，正從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應付三年分例。」①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淵《島夷志略後序》稱其所載諸蕃國地理風物「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其層搖（拔）羅條的記述較《諸蕃志》更為準確，並謂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販於其地者，若有穀米與之交易，其利甚溥」，說明元代中國商船到達桑給巴爾一帶東非沿岸地區貿易是確切無疑的。近百年來在這些地區不斷發現數量甚多的中國錢幣（主要為宋錢）②和瓷器等遺物，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早在唐宋時代，中國人對北非西部即馬格里布的情況就有所了解③，但中國與該地區有交往的明確記載則出現於元代。大約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作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來到了中國。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當地官員的款待，並獲准遊歷了廣州，其後奉旨北上大都朝見。途經Kanjanfu（建昌府？）時，他見到了在這一帶回回人中享有盛譽的大法學家、摩洛哥休達市人吉窪木丁（Kiwamal-Din），原來就是他在印度已認識的布思里（al-Bushri）。此人曾隨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學識，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圖塔的推薦，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執意來中國，終於獲得成功，既顯且富，擁有男奴、女婢各50名，他向伊本·拔圖塔贈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禮物④。次年，伊本·拔圖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還本國。後來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記》中，詳細報導了他在中國的經歷和見聞，尤其著重描述了泉州、廣州、杭州和大都的情況。據他說，當時中國的瓷器遠銷印度及其他海外國家，並轉銷到了摩洛哥①。這部《行記》對摩洛哥人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國無疑起了極大的作用。 元代中國的回回人極多，按照伊斯蘭教徒遵奉的五行儀（』ibā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須到麥加朝聖，而後可稱「哈只」。《島夷志略》「天堂」（即麥加）條說：「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雲南是元代回回人較多的地區，赴麥加朝聖者當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鄭和的父親名叫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麥加朝聖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的經商和朝聖活動無疑促進了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交往。亞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島與印度、中國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薩珊王朝統治時期①《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②元滅宋後即罷用銅錢，有元一代僅至大、至正兩次短暫鑄錢並許與舊錢通用。經營海外貿易的商人多攜銅錢（主要是宋錢）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詔「禁齎金銀銅錢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紀》）；三十年制訂的《市舶則法》又規定「金銀銅錢..並不許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見私販銅錢者未絕。③《通典》所錄杜環《經行記》中的摩鄰國，有人認為即指馬格里布，但尚難肯定。《嶺外代答》中的木蘭皮國即1056—1147年統治該地區的Murabit王朝，《諸蕃志》的「默伽獵國」即Maghrib，已成定論。④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494—495。 ①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478。 其地被稱為Samran（即賈耽《入四夷道里》所載之「三蘭」），十世紀以後乃全用Aden一名，漢文史籍最早著錄此名者就是《大德南海志》，譯作啞靼。 第八節　歐洲 元人把歐洲國家泛稱為拂郎國（又作佛郎、富浪），系來自阿拉伯人對歐洲國家和人民的稱呼Farang（源於法蘭克一名）。東歐諸國則另有斡羅思（俄羅斯）、孛烈兀（波蘭）、馬札兒（匈牙利）等譯名。 1238年法國和英國國王收到敘利亞亦思馬因人（伊斯蘭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聯合對付蒙古的入侵，並報告了來勢兇猛的蒙古人情況。但這個信息完全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直到1241年，蒙古軍大舉侵入波蘭、匈牙利，才使歐洲各國無比驚駭，開始籌劃對策。1245年3月，教皇英諾森四世選派方濟各會教士普蘭諾·卡爾平尼（義大利人）和勞倫斯（葡萄牙人）分別率領使團去蒙古，傳遞他寫給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勞倫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勸請皈依基督教，普蘭諾·卡爾平尼送的信上還譴責了蒙古對基督教國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況及其意圖。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會議商討對策，估計蒙古還會再來進攻，呼籲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強防備。次年7月，普蘭諾·卡爾平尼使團到達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參加了貴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後兩次被召見報告其使命。11月，丞相鎮海和八剌交給他們貴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詔書，並逐字翻譯讓他們用拉丁文作了記錄，還交給他們一份此詔的薩拉森文譯本，以便教皇能找到人來解讀原信。於是普蘭諾·卡爾平尼一行啟程回國，1247年秋到達里昂，向教皇詳細報告了出使經過和所了解到的蒙古情況。貴由汗答教皇詔的波斯文（即所謂薩拉森文）本於1920年在梵蒂岡檔案中發現，上鈐有蒙文貴由汗璽，內容是反駁教皇的指責，聲稱他以長生天之命消滅違抗者和征服世界，命令教皇及諸國王降服①。關於勞倫斯的出使情況，史籍缺載。 在普蘭諾·卡爾平尼回到里昂之前，英諾森四世又派遣多明我會教士阿塞林、西門等持「致蒙古皇帝及人民書」（內容與前使所持者相同）出使。阿塞林一行於1247年5月到達蒙古西征軍統帥拜住的營地——裏海西、阿拉斯河中游北的阿蘭之地，由於拒絕向拜住行跪禮，幾被殺害，幸大汗詔使野里知吉帶的到來才得以免死。7月，拜住讓他們帶著給教皇的覆信返回，並派兩名使者（艾別和薛里吉思）和他們同往。次年，蒙古使者抵達義大利見了教皇，得到了教皇的覆信後回還①。 野里知吉帶被貴由汗任命為西征軍最高統帥。1248年5月，他派使者大衛和馬可持書信往見法國國王聖路易（路易九世），以大汗名義諭告：蒙古將一視同仁保護拉丁、希臘、亞美尼亞等各族各派基督教徒。12月，聖路易在賽普勒斯（當時他正率領十字軍東征）接見了蒙古使者，據大衛告知，大汗及其母都是基督教徒，這使他大受鼓舞，次年初，即派多明我會教士安德①伯希和：《蒙古人與教廷》第一章（頁4—28）對普蘭諾·卡爾平尼出使和貴由汗信作了縝密研究。①關於阿塞林等出使的研究，見伯希和上揭書第二章II，頁66以下。 魯率使團攜其書信和豐厚禮物隨來使前往蒙古汗廷，意欲通過宗教關係結盟。時貴由汗已死，攝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葉迷立（今新疆額敏）斡耳朵接見了安德魯一行，但只把他們視為來朝貢的使者，她給法王的覆信也只是命其必須每年進貢，才能獲得和平，否則將被消滅。1251年4月，安德魯等回到聖路易駐地凱撒里亞（今耶路撒冷西北地中海岸）復命②。這次遣使的外交目的雖然沒有達到，但獲得許多有價值的蒙古情報，加以當時盛傳拔都之子撒里答是個基督教徒③，於是聖路易決定利用這個關係再次派人進入蒙古轄境。1253年初，方濟各會教士法國人盧勃魯克奉命以單純傳教士的身分前往撒里答處，隨行者有教士、教會執事和譯員各一人，聖路易讓他帶給撒里答的信只是證明其身分，請求准許留在蒙古境內傳教，實際上交待的任務是探明各方面情況，隨時詳細報告。盧勃魯克一行從地中海東岸先至君士坦丁堡，渡過裏海，到達頓河下游撒里答營帳，撒里答命其往見拔都（駐伏爾加河下游薩萊城），拔都派人送他們去和林朝見大汗蒙哥。其年底，到達和林南大汗冬營地。次年4月，隨蒙哥至和林城。蒙哥多次召見盧勃魯克詢問來使目的和彼國情況，他堅持自己不是法國國王的使者，只為傳教而來。在蒙古汗廷期間，他曾奉命為皇家祈天祝壽，並參加了一次宗教辯論。8月，啟程回國，蒙哥交給他一封致法國國王信帶回。 此後，教廷和歐洲國家主要是與伊利汗國交往。王惲《中堂事記》載，中統二年（1261）五月，有「發郎國遣人來獻卉服諸物。其使自本土達上都已逾三年..途有二海，一則逾月，一則期月可渡，其舡艘大可載五十百人。其所獻盞斝，蓋海鳥大卵分而為之，酌以瓊醑即溫。..上嘉其遠來，回賜金帛甚渥」（《秋澗集》卷八一）。所載顯然是歐洲來的「使者」，但卻不見於歐洲史料，或許只是民間商人，因沒有留下旅行記錄而湮沒無聞。元朝設有通往伊利汗國、欽察汗國直到其最西境的驛路，中國與歐洲的交通比其他歷史時期要便利得多。據十四世紀上半葉的義大利商人帕戈羅提說，當時從亞速海東岸的塔納到中國，一路上無論晝夜都十分安全①。帕戈羅提長期受僱為英國王家所屬佛羅倫斯巴爾底公司代理人，他根據商人的報告寫成《諸國志和商務指南》，書中較詳細記載了通往中國的途程（塔納—阿斯特拉罕—薩萊—玉龍傑赤—訛答剌—阿力麻里—甘州—杭州—大都）及各地交易的商品、價格等，可見元代歐洲商人來往中國者為數頗多。元人朱思本說：「西海（地中海）雖遠在數萬里外，而驛使賈胡時或至焉。」（《貞一齋稿》卷一，《北海釋》）只是他們大多數未能留名史冊，而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因有旅行記傳世，成為婦孺皆知的世界歷史名人。 ②格魯塞上揭書頁422；柔克義：《盧勃魯克東遊記譯註》導論，頁27—30。③教皇英諾森四世從一位撒里答處來的祭司約翰口中獲悉此事，遂於1254年致信撒里答祝賀他皈依基督教（見柔克義上揭書頁48注②）。聖路易在東方應有機會更早得到這個情報。①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292。 馬可波羅之父尼哥羅、叔馬菲奧一同經營東方貿易，曾居欽察汗國都城薩萊一年，又到不花剌居住了三年，之後隨旭烈兀所遣入朝使者同來中國，大約在1265年到達上都。忽必烈向他們詢問了歐洲各國情況，決定派一位使臣出使羅馬教廷，命尼哥羅兄弟隨行。途中，使臣因病留下，將國書委託尼哥羅兄弟遞送。他們於1269年抵達地中海東岸的基督教中心地阿克爾，時教皇已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1271年，他們帶了十七歲的馬可波羅再到阿克爾謁見新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回中國復命，教皇派遣二名教士持其致大汗信同來，後來二教士畏難不行，將教皇信件委付尼哥羅代為呈遞。父子叔侄三人由陸路東行，1275年到達上都，從此留居中國達十七年。據馬可波羅自述，他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曾奉使雲南、江南以及海外馬八兒等國，並在揚州做過三年官。他們離開中國的時間應是1291年初，隨同伊利汗阿魯渾派來元朝選妃的使臣兀魯歹等，護送選定的新王妃闊闊真由泉州乘船去波斯①。完成使命後，他們於1295年回到故鄉威尼斯。馬可波羅只是元代來中國的無數西域商人之一，他有可能如其自述所說曾充任過朝廷使者或某種官吏（元朝任用西域商人不乏其例），但主要活動應是經商，或許是充當以官錢營運的「斡脫」，因而能成為百萬富翁。有幸傳名後世的另一位元代來華歐洲商人是盧科隆戈（Lucolongo）人彼得，他是至元末與教皇使節約翰·孟特戈維諾一起到達中國的，因在大都購地捐助建立教堂，孟特戈維諾在寫給教友的信中提到了他。 馬可波羅所述忽必烈派其父、叔出使羅馬教廷一事，不見於元朝和教會史籍記載，教廷檔案中也沒有發現忽必烈讓他們帶給教皇的信。不過，在伊利汗阿魯渾1285年寫給教皇的信中提到，大汗忽必烈「已向神聖的主和父教皇送了禮物，現在又誠心誠意想送教皇法服和香」①。似乎在此之前忽必烈與羅馬教廷確有過使節交往。此外，據這封信說，法服和香是大汗給愛薛帶到伊利汗國的，阿魯渾汗再派愛薛參加出使教廷，將此作為大汗禮物送給教皇；大汗還詔諭伊利汗要善待和保護基督教徒。但愛薛1285年到波斯，1287年就回到元廷，回程走了兩年（事詳本書《愛薛傳》），所以實際上不可能去過教廷；教皇有沒有收到大汗贈送的法服和香也不得而知。 1287年，阿魯渾汗派遣聶思脫里教會巡視總監列班掃馬出使拜占廷、羅馬教廷、法、英等國，謀求歐洲基督教國家協助他奪取「聖地」耶路撒冷。列班掃馬告訴教皇尼古拉四世說，忽必烈大汗「對羅馬教廷和拉丁民族懷有熱愛之情」，並代表阿魯渾汗請求教皇派幾名教士前往蒙古宮廷①。於是，1289年7月，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學識淵博並已在伊利汗國傳教多年剛剛返①參見楊志玖：《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文史雜誌》1卷第12期，1941年；柯立夫：《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資料及其到達波斯的波斯文資料》，《哈佛亞洲研究雜誌》36，1976年。①穆勒：《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郝鎮華漢譯本，頁123。此信保存在梵蒂岡教廷檔案中。①《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頁192引錄的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大汗信（梵蒂岡教廷檔案）。回教廷的方濟各會教士義大利人約翰·孟特戈維諾率領傳道團，持其致忽必烈大汗和阿魯渾汗的書信前往東方。他們先住在伊利汗國都城桃里寺（Tabriz=Tauris），1291年，孟特戈維諾與同事尼古拉和商人彼得結伴東行，取道忽里模子由海路至印度馬八兒，留居年余（尼古拉在此去世），大約1293年由此乘船至中國，1294年到達大都②。這時忽必烈已死，孟特戈維諾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信件，獲准留在大都從事宗教活動，作為教皇的使節受到優待。據他後來寫給教友的信中說，他結識了王侯闊里吉思（即汪古部駙馬高唐王），得到許多贈予，還說服此王改宗了羅馬正教。但他遭到聶思脫里派的攻擊和誣陷（說他殺害了真正的教皇使者而冒充使者），因而常被審訊，歷五年之久始得昭雪。1299年他在大都建了一所教堂，1303年有科隆省日耳曼人阿諾德來到大都協助他工作，1305年大商人彼得（即與他同來中國者）捐資購地又新建了一所教堂。他學會了韃靼人的語言文字，將《新約》和《讚美詩》譯出，並繪製了聖經圖畫六幅，加上拉丁、突厥（？）、波斯文註解以便傳教，還收養幼童40名教以拉丁文和禮拜儀式，先後接受他洗禮者達6000人（按：主要是入居中國的阿速人）。1305年他托從中國回去的威尼斯商人帶信給教友報告其經歷，請求轉達教廷，請教皇派德才兼備的教士前來協助他。1306年，他又發去一封信，是由在東方傳教的同會教士托連蒂諾人托馬斯（他很可能來過中國）轉達教廷的①。 1307年，教皇克力門獲悉孟特戈維諾的傳教業績，即任命他為汗八里（大都）及東方總主教，授以統管這一新大教區和任命主教之權，遣方濟各會教士安德魯（義大利佩魯賈人）等七人（其中一人未行）持其諭令和致大汗信前來大都。他們途經北印度，似曾逗留多時，有三人病故，安德魯、帕列格里諾（義大利卡斯特洛人）、熱拉德三人到達大都，時間大約是1313年或稍後②。元代漢文史料中有一則關於仁宗年間歐洲使節來華的記載當與上述諸教士的到來有關。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五《異域說》記道，至正七年他寓居鎮江時，常州達魯花赤岳忽難和平陽同知散竺台來訪，「自言在延祐年間（1314—1320）忝宿衛近侍時，有佛■國使來，備言其域當日沒之地，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余..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所謂佛■國使很可能就是指教皇派來的安德魯等人。據教會史籍記載，1312年教皇又②孟特戈維諾在馬八兒給教友寫了一封信（1292或1293年），講到從忽里模子到馬八兒的航程（見玉爾前揭書頁209—218）。他於1305年從大都發給教友的信中說在馬八兒住了十三個月，並謂到大都已十二年（同上書頁197—203）。 ①玉爾前揭書頁169—170，頁61；穆勒前揭書頁208。 ②安德魯寫給教友的信中講到其到達大都的年代，諸手稿皆作1318年，但這個年代有誤，因信中說他在大都住了五年，於帕列格里諾死（1322年）前四年遷到泉州。穆勒據此訂正為1313年（見前揭書，頁222，注①）。 派托馬斯、吉洛姆和彼得（佛羅倫薩人）三名教士來中國，1318年帕列格里諾寫給教友信中提到這位彼得已在大都③。安德魯寫給教友的信中說，教士們都得到皇帝賜給的一份「阿拉發」（阿拉伯語』alafah，意為口糧），即元朝供應使臣人等的津貼（祗應）；皇帝准許各種人信仰自由，因此他們可以自由地傳教。孟特戈維諾得到新來教友的協助，更積極擴展傳教事業，在著名的國際貿易港口城市泉州設立了教區，派熱拉德去擔任主教，寓居泉州的一位亞美尼亞富婦捐資興建一座教堂。熱拉德死，又派帕列格里諾繼任，1318年，他從泉州致信教友，說還有三位教友在這裡與他共事。不久安德魯也遷居泉州，並於1322年帕烈格里諾死後繼任主教，1326年他從泉州致信教友，說他用所得津貼又興建了一座教堂。據1946年在泉州發現的安德魯墓碑（拉丁文，碑文末所刻年份為M..XII）①，他應是死於1332年，葬在泉州。元代來往或寓居泉州的歐洲人為數不少，上述帕烈格里諾信中提到在這裡的拉丁人，安德魯信中提到有熱那亞商人。據元順帝時來華的教皇特使馬黎諾里記載，泉州有小教友會教堂三所，還建有浴室和貨棧供商人之用②。 大約1322—1328年間，又有義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弗留里省波爾德諾內人）由印度航海來中國，至廣州，繼而北上，遊歷了泉州、福州、杭州、金陵（南京）、揚州、臨清等地，到達大都，留居三年後西行，歷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縣）、甘肅、吐蕃（疑僅到過今青海境）等地區，約於1330年春回到本國。 元朝後期與羅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在歐洲和中國的史料中都留下了記載。後至元二年（1336），元順帝派遣一個使團持詔出使教廷。瓦丁《方濟各會年鑑》著錄有這道詔書，文為：長生天氣力里、眾皇帝之皇帝聖旨：七海之外、日落之地，拂郎國基督教徒之主教皇閣下：朕遣使臣拂郎人安德魯及隨行十五人往貴國以開闢兩國經常互派使節之途徑，並仰教皇為朕祝福，在祈禱中常念及朕，仰接待朕之侍臣、基督之子阿速人。再者，朕使節歸時，允其帶回西方良馬及珍奇之物。 兔兒年六月三日寫於汗八里同時，大都阿速人福定（知樞密院事）、者燕不花（同知樞院事）、香山（左阿速衛都指揮使）等也上書教皇，謂教皇之賢能使者約翰（孟特戈維諾）長期教導我等信仰天主，今約翰已去世八年，遂無導師指教，懇求教皇③玉爾前揭書頁171（據瓦丁《聖方濟各會年鑑》）；道森：《出使蒙古記》，頁233。①見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頁29—30，圖版75。 ②見玉爾前揭書頁355。 速派一德劭學富的使者前來，並乞請教皇依皇帝之要求經常通使①。使團於1338年抵達當時教皇駐地阿維尼翁（法國南部），受到隆重接待，並遊歷各地。教皇本篤派遣方濟各會教士佛羅倫薩人約翰·馬黎諾里率領一數十人的使團，攜其致元朝皇帝和欽察汗月即別的國書及諸多禮物赴元報聘，於同年12月從阿維尼翁出發，在那頗利和元朝來使會合，取道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境（經薩萊、阿力麻里等城，還在阿力麻里建了一座教堂）東行，至正二年（1342）七月抵達上都。馬黎諾里使團所獻禮物中有一匹駿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二寸），身純黑，後二蹄白，「金轡重勒」，「曲項昂首，神俊超逸」。元順帝大喜，稱為「天馬」，令在廷文臣賦詩作畫，於是「拂郎國貢天馬」成為鬨動一時的大事①。馬黎諾里使團32人留居大都達三年，受到優厚款待，後順帝回贈厚禮，並發給三年路途津貼遣還，1346年由泉州乘船回國，1353年到達阿維尼翁復命。 據西史記載，早在1333年，教皇似已獲悉孟特戈維諾去世，放任命方濟各會教士尼古拉為汗八里總主教，率20名教士東來，但他們途中留居於阿力麻里，沒有到大都，教皇曾致信察合台汗國敞失汗感謝其對諸教士的優待。尼古拉死於1338年。大約1340年，主教理察等七人在阿力麻里被害②。此外，還有一位德國教士於1330年之前在中國某地傳教。教會史書還記載有一位泉州主教於1362年在某地被害③。 元代中歐交往的頻繁，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中國印刷術和火藥武器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傳入歐洲的。盧勃魯克、馬可波羅、鄂多立克、馬黎諾里諸人的旅行記以及眾多來華教士的報告，大大增進了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從此他們確切地知道古來所傳的「絲國」、「秦國」，就是北稱「契丹」、南稱「蠻子」，人口、城池眾多、物產豐富、農工商發達的中國。附表:①元順帝詔書及福定等上教皇書皆見瓦丁《方濟各會年鑑》著錄，此據穆勒：《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漢譯本，頁283—284，玉爾前揭書頁314—316。 ①《元史》卷四○《順帝紀》；揭傒斯：《天馬贊》，《揭傒斯集》卷十四；周伯琦：《天馬行應製作》，《近光集》；歐陽玄：《天馬頌》，《圭齋集》卷一；吳師道：《天馬贊》，《禮部集》卷十一等。畫家周朗所作《天馬圖》，藏於內府，歷代相傳，清初耶穌會士宋君榮（Gaubil）還見過此畫，後下落不明（見伯希和：《唐元時代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年）。 ②穆勒前揭書頁224注⑨；玉爾前揭書頁338（《馬黎諾里東遊回憶錄》）。③穆勒前揭書頁222，225注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