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十一章　文化的發展

元代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史學等文化領域，既有承上啟下的特點，又有許多創造性；而元代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在文化發展上又充分體現了多元性。 第一節　哲學思想 理學的繼承和傳播 理學始於北宋周敦頤，中經程顥、程頤，集大成於南宋朱熹，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理學是在儒家經學、道教與佛教相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理學家們把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三綱五常加以理論化系統化，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規律，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理，他們使三綱五常上升到世界本體的高度，這在儒學的理論思維上，形成了一套比漢唐儒學更加成熟的唯心主義體系。理學日益成為維護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宋史·道學傳》）。蒙古貴族占領北方地區後，面臨著如何來統治這個原來是封建機制運轉下的高度發達的農業社會的問題。在耶律楚材、楊惟中、姚樞等儒士的幫助下，蒙古統治者逐漸懂得了利用儒學思想的重要性。在金和南宋對峙時期，「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理學著作在北方流傳不多。太宗七年（1235），蒙古軍隊占領德安（今湖北安陸），楊惟中、姚樞等從俘虜中挑出江漢先生趙復，請到燕京，建太極書院，請他講授其中。趙復以其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選取遺書八千餘卷，又著《傳道圖》、《伊洛發揮》等書，對程朱理學的書目、宗旨、師承關係作了全面介紹。姚樞、楊惟中等從其學，竇默、郝經、許衡、劉因等也因讀了這些書尊信理學。故全祖望說：「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許衡）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①南方的理學家都是朱熹、陸九淵的繼承者。朱熹的弟子黃干門下有金華、江右兩支：金華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許謙等人，入元後多隱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饒魯及其再傳弟子吳澄。而陸學人物則以陳苑、趙偕、鄭玉為代表。 元代理學家中，其政治態度與理學的特點不完全相同。許衡、郝經、竇默等積極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學上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奧。劉因、吳澄、許謙等人閉門冥索，高蹈不仕，理學學說趨於幽玄。陸學人物多屏跡山野，不改陸學「自識本心」的宗旨。這些理學家中，以許衡、劉因、吳澄最有影響，稱為元代三大「學者」，許衡、劉因被稱為「元之所以藉以立國者也」②。 元代理學雖然繼承了宋代理學的基本原則，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首先，從朱陸之爭趨於朱陸「和會」。南宋時朱、陸兩派就如何獲得天理的方法開展過爭論，從「鵝湖之會」到「無極而太極」之爭，始終無法調和。入①《宋元學案》卷九○《魯齋學案》。 ②《宋元學案》卷九○《靜修學案》。 元後，朱、陸對立的氣氛消失，元代朱學系統的人物，為了更好地推行理學，遂避繁就簡，紛紛兼取陸學直識本心的簡易方法。如許衡自問自答地說：「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①這裡所謂的「天地」是指宇宙本體，亦即天理。而「心與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廣大」②，故「心之所存者理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③。這與陸九淵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個道理。吳澄雖然認為由於人的氣質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惡，而接近朱熹的見解，但在如何去惡從善、恢復天地之性上，並沒有沿著朱熹格物窮理的方法，而是直接從自身去發現善端，擴充善端。他說：「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當用功其性，以著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今不就身上實學..非善學也」④。這種所謂「得吾之性」，「就身上實學」，是吸取程顥的「識仁」到陸九淵的自識本心的方法。他反過來批評朱熹格物窮理的「道問學」是「偏於言語訓釋之末」的煩瑣。陸學人物在堅持自求本心的同時，也吸取朱學一些內容。如由宋入元的鄭玉，就大談所謂「即氣以明理」，「即理以明氣」，和所謂「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於理氣之外哉」⑤。明顯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氣觀。 總而言之，元代理學家中除一部分堅持朱、陸學統的門徒外，多數朱學和陸學的人物，如許衡、吳澄、劉因、鄭玉、史豪卿、徐霖、胡長孺、許謙等，總結了南宋時朱、陸之爭的教訓，認為朱學過於「支離」，而陸學過於「空談」，各走極端，這種學統難以為繼，他們主張打破門戶之見，兼取各家之長，如朱學的篤實「下學」工夫，陸學「簡易」本心論，互相補充。這種「和會」趨向，正是明代王學的先聲。所以元代理學實為宋明理學的過渡環節。 第二，許衡的治生論具有進步意義。 許衡提出「治生最高為先務」思想，重視民生日用。他認為，理學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則，道不是「高遠難行」，應當接近「眾人」，他把「民生日用」的「鹽米細事」視為道和義。他說：「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之義，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①這就使過去空談性命的理學與實際有所接觸，對吃飯穿衣有所重視。許衡進一步提出了「治生」，論。「（許衡）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①許衡：《語錄》下，《許文正公遺書》卷三。 ②許衡：《中庸直解》，《許文正公遺書》卷五。 ③許衡：《語錄》下，《許文正公遺書》卷二。 ④吳澄：《答人問性理》，《吳文正公遺書》卷二。 ⑤《宋元學案》卷九二《草廬學案》。 ①許衡：《語錄》上，《許文正公遺書》卷一。 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②。許衡以滿足人的「生理」即物質生活前提來談「治生」，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慾」的思想不盡一致。朱熹說為學之道首先在於正人心、明天理，而許衡認為「治生最為先務」，把「旁求妄進」、「作官嗜利」的原因，歸之於「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謂利慾昏弊的結果。許衡的治生論，為明清時代進步思想家所繼承和發展。 第三，劉因的「返求六經」和「古無經史之分」的經學思想，是明清經學思想的濫觴。 劉因認為六經是理學之根本。他說：「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疏釋，便讀（宋）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①。他經過「推索究竟」之後，指出理學出自漢唐訓詁，訓詁又本於六經，故六經為根本。唐代韓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學家們，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架於六經之上，視為理學主要經典。他們只就四書矜談妙語，空談心性，幾與佛道相比。劉因認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要返溯六經，這是博與約的關係，不先求六經之博，而先求語、孟之約，是顛倒了關係。「世人往往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乃）聖賢之成終者」，「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乎！」②劉因的返求六經的思想，在當時不失為一種比較清新的思想。劉因還認為六經中的一些經就是歷史。認為「古無經史之分，詩、書、禮、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為經也」③。這無異是把儒家一直奉為傳世的經典，貶為普通的歷史記錄，剝落了經典的神聖意義。這些言論，對明代的王陽明「經史無異」、李贄「經史相為表里」，乃至清代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是有一定影響的。 還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理學成為官學始自元代。早在趙復北傳理學之時，忽必烈曾在「潛邸」分別召見過趙復、竇默。忽必烈「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元史·竇默傳》）。許衡等人則以程、朱之書「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元史·許衡傳》）。到仁宗時正式制定科舉條格，「專立德行明經科。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註解為主」①。蘇天爵說：「迨仁廟（仁宗）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②鄭士范：《許魯齋先生年譜》。 ①劉因：《敘學》，《靜修集》卷一。 ②劉因：《敘學》，《靜修集》卷一。 ③劉因：《敘學》，《靜修集》卷一。 ①《通制條格》卷五《學令·科舉》。 學異說，悉罷黜之。」②由於把朱熹的《四書集注》定為官本，理學成為官學，勢必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讀書、講學之風，上自帝王貴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風氣大盛。真金太子、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英宗碩德八剌、文宗圖帖睦爾、順帝妥歡貼睦爾都有較深的儒學修養。他們還提倡蒙古、色目貴族子弟研習漢文化。元代少數民族中儒家學者甚多，著名的有党項人高智耀，畏兀兒人廉希憲，康里人不忽木，欽察人泰不華，回回人伯顏師聖、瞻思，汪古人馬祖常等。 「異端」思想和無神論思想元代著名「異端」思想家鄧牧（1247—1306），字牧心，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南宋亡後，他懷著極為悲憤的心情四出漫遊，決心不仕，晚年隱居餘杭大滌山中的洞霄宮。他自稱「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他的哲學思想在《伯牙琴》中得到了充分表露。 鄧牧的宇宙觀與理學不同，他在《伯牙琴·昊天閣記》中說：「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為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為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為人。其兩間莫不存主宰者焉。」「主宰者」是誰？鄧牧認為既不是「無極」，也不是「理」，而是「玉皇上帝陛下」。他強烈反對元朝之統治，以無情抨擊「君」和「吏」發泄自己的感情。他認為皇帝是「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的最大的掠奪者和剝削者，官吏是「與虎豹蛇虺均為民害」。他幻想重新出現「天下無樂乎為君」的堯舜社會，這個社會「君民間相安無事」，「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①。既無盜賊，又無戰爭，人人自食其力。這種虛無飄渺的空想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他對專制主義的批判則孕育著古代民主思想的精華。 元末武進（今江蘇常州）人謝應芳，字子蘭，他是一位致力於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所著《辨惑編》共分死生、疾癘、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覡、卜筮、治喪、擇葬、相法、祿命、方位、時日、異端十五目，這十五項都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動，他「引古人事跡及先儒議論，一一條析而辨之」。他認為人有病「務求醫藥，不事祈禱」，不要信鬼神，反對淫祀；他反對迷信風俗，對喪葬流行大作佛事、擇葬惑於風水之說，一一指出其弊端，斥巫覡、卜筮為妖妄，對於相法、祿命、陰陽五行三術，以及方位、時日等忌諱迷信也一概加以反對；至於佛、道宗教，他一概斥之為「異端」，「古之為異端邪說者眾矣，若老莊仙佛之流，自秦漢以來惑世尤甚！」謝應芳生活於十四世紀科學水平不發達的時代，面對宮廷、②蘇天爵：《伊洛淵源錄序》，《滋溪文稿》卷五。 ①見《伯牙琴》中的《君道》、《吏道》篇。 民間廣泛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動，敢於著書立說，公開鼓吹無神論，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第二節　文學藝術 元曲 元代戲曲藝術有很大發展，元曲是元代具有創造性的文藝品種之一。元曲包括散曲和戲曲（雜劇和南戲），而雜劇以其藝術上的創造性、內容上的現實性，成為這個時代文學藝術的代表。 一、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數兩種體裁。小令源於唐末五代。通常以一隻曲子為一首，相當於一首單調的詞，但可以將這隻曲子再重複一遍，也可採用「帶過曲」的方式，即續寫一二個宮調相同而音律銜接的曲調。每句用韻，並加襯字，形成腔格固定、表達自由的特色。由不同曲牌同一宮調的若干支小曲聯綴成套，稱為套數或散套。散曲共有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黃鐘宮；大石調、小石調、南平調、般涉調、歇指調、商角調、雙調、商調、角調、宮調、越調①。散曲曲調來源很廣泛，有來自民間的「里巷之曲」，又有北方、西域少數民族的「胡夷之曲」。明人徐渭云：「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春，壯偉狠戾。武夫上馬之歌，流入中原，遂為民間之日用。」（徐渭《南詞敘錄》）明人王世貞則云：「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者，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王世貞《曲藻序》）可見，元散曲是繼承宋金人詞，吸引民間俗曲和少數民族樂曲而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新體文藝。 元人楊朝英編《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和《陽春白雪》，選錄元人散曲，傳世至今。明人朱權編《太和正音譜》，收錄元散曲家187人，另有「詞林英傑」150人，除董解元為金人外，共336人。前期曲家有關漢卿、馬致遠、張養浩、盧摯、王和卿等人，後期曲家有劉致、張可久、喬吉等人。元代少數民族曲家人才輩出，見於記載的有畏兀兒人貫雲石、全子仁，回回人馬九皋（馬昂夫、薛昂夫）、薩都剌、丁野夫、蘭楚芳、賽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雲石等，女真人奧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魯威、楊訥等。其中不忽木之詞，朱權評為如「閒雲出岫」，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而貫雲石尤以散曲聞名，《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收其作品甚多，其號酸齋，與號甜齋的曲家徐再思齊名。後人將他們的作品合輯為《酸甜樂府》。朱權評其詞如「天馬脫羈」，姚桐壽稱其「所制樂府散套，駿逸為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姚桐壽《樂郊私語》）。 二、戲劇元代戲劇包括雜劇和南戲兩大系統。 ①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論》。 雜劇是我國歷代歌舞藝術、講唱伎藝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新的戲曲形式。 我國戲劇產生於唐代。自宋開始，一些大城市就曾建立勾欄、瓦舍，許多民間藝人在裡面進行說唱表演。金中都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學的繼承和發展。元雜劇是在金院本和諸宮調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元雜劇把歌曲、賓白、舞蹈動作融合在一起，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的戲劇藝術。它以（唱）為主，唱詞由同一宮調的套曲組成，句尾入韻，並有科（動作）、白（念白）相配合表述劇情。每一齣劇通常分為四折，劇前或兩折之間可加「楔子」。演出時由一個演員（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員只作配合的科白。雜劇初盛于山西、河北，大都（今北京）是前期雜劇創作和演出的中心。玉京書會等是大都創作劇本和唱本的團體。據《錄鬼簿》、《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等書記載，元代雜劇作家約有二百多人，劇目六百餘種，現在一百五十餘種。最著名的劇作家是關漢卿，他被譽為「編修師首」、「雜劇班頭」，自稱「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通五音，六音滑熟」（關漢卿《石伏志》）。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選序》中說他「躬戰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他共創作了63個雜劇劇本，現存曲目俱全的12個，科目殘闕的3個。其中《竇娥冤》、《單刀會》、《拜月亭》等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王實甫的《西廂記》，《錄鬼簿》中稱之為「天下奪魁」。馬致遠的《漢宮秋》、白樸的《牆頭馬上》、鄭光祖的《倩女離魂》、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等，都是這個時代的名劇。關、馬、鄭、白，明代以後被譽為「元曲四大家」。元代還湧現了不少成就卓著的少數民族雜劇家，女真人李直夫（蒲察李五）編有《虎頭牌》等12種，蒙古人楊訥編有《劉行首》等18種，回回人丁野夫編有《賞西湖》等5種。也有反映少數民族社會生活的劇本，如吳昌齡等編有《老回回探狐洞》等多種。著名雜劇演員有朱簾秀等，回回女演員米里哈歌喉清婉，亦負盛名。南戲又稱「戲文」，原是浙江溫州一帶的地方劇，宋徽宗宣和年間開始流行，到南宋時已很興盛。明祝允明說：「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祝允明《猥談》）入元後，「南戲」被當作「亡國之音」而遭受歧視。元中期後，由於雜劇轉衰，南戲得到發展。南戲也由唱詞和科諢組成。唱詞多采自宋詞和里巷歌謠，其曲調除民間曲調外，還有大曲、曲破、佛曲、舞隊、影戲、鼓板、唱賺等，但不限宮調，不限折數，一劇演唱也不限一人，比較自由靈活。同時，它的聲腔也有了發展，「腔有數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有崑山、海鹽、餘姚、杭州、弋陽」。崑山腔是元末形成的，「善發南曲之奧」的崑山人顧堅起了很大作用（魏良輔《南詞引正》）。海鹽腔的首創者是畏兀兒人貫雲石，「今世俗所謂海鹽腔，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①。 現存宋元南戲劇本殘本十餘種，見於記載的存目約170種。南戲作家也①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一。 有書會，如溫州有九山書會，平江（今蘇州）有敬先書會、九山書會等，杭州有古杭書會等。高則誠的《琵琶記》在藝術上有一定成就；《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被稱為「四大傳奇」。 詩詞和民歌元代詩詞。後人評論說：「元詩尤繁富觀，諸作者多宗溫（庭筠）、李（商隱），間學長吉（李賀），其病為纖濃，為繁縟。」「元詩矯宋流弊，而失於多學晚唐，..然其佳者則婉轉惆悵，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麗，慮周藻密而不涉於粗疏，意深韻遠而不失之徑直」①。 元初詩壇，北方以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等為代表，風格淳樸；南方如方回，宗江西詩法，戴表元力主變宋代靜細清新句法。 元代中期進入了元詩的繁榮時期。「大德延祐間，松雪（趙孟頫之號） 爾雅風流，實為倡始」②。繼而虞集、楊載、范亨、揭傒斯，號稱「詩歌四大家」。他們的作品講究典雅清麗，內容多為應酬閒逸之作，比較空泛。這一時期，回回人馬九皋、薩都剌的詩頗負盛名。尤其是薩都剌的詩，敢於觸及時事，表露自己內心的愛憎，如南坡之變、天曆之戰、明宗暴卒、黃河決堤、農民起義等等，均有詩篇反映，《鬻女謠》、《江南怨》、《征婦怨》等深刻暴露了官府的腐敗和民眾的苦況。薩都剌的現實主義詩風為元代詩壇帶來了新的風氣，其後出現了許多現實主義的詩人和作品。薩都剌亦善詞，他的兩首寄調《滿江紅》的詞——《登石頭城》和《金陵懷古》就是豪邁而帶感慨，抒情而又寫景的好作品。 元朝後期的詩壇以楊維楨最著名，其詩號稱「鐵崖體」，其七古歌行追求新異，竹枝詞清新通俗。作品中不乏現實主義作品，如反映鹽民悲慘生活和揭露鹽商驕奢淫逸的《鹽商行》等，又有諷刺張士誠一夥新生地主分子的不少詩篇。王冕的詩也有不少揭露元末社會矛盾的，如《傷亭戶》、《江南婦》等。哈剌魯人乃賢、回回人丁鶴年等也有許多很好的詩篇。民歌。元代民歌豐富多彩，流傳至今的有一百多首。民歌的作者大多沒有留下姓氏，但他們仇視封建壓迫的心情十分強烈，對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卻加以同情和讚頌。元代勞動人民創作的民歌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寶貴財富。 貪官污吏是人民最直接的掠奪者和壓迫者。元代民歌中相當一部分是諷刺貪官污吏的。按元朝慣例，廉訪司官員巡視州縣時用金鼓迎送，其音節是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盜也用金鼓，其音節是一聲鼓一聲鑼。由於官吏「贓污狼藉」，在老白姓看來官與盜一個樣。有民歌云：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①顧奎光：《元詩選序》，《元詩選》卷首。 ②陶瀚、陶玉禾：《元詩總論》，《元詩選》卷首。 金鼓看來都一樣，迎人與賊不爭多。有些民歌把矛頭直指當時的最高當權者。後至元初「太師丞相伯顏專權蠹政，貪惡無比」。其侄脫脫髮動政變，將伯顏貶到南恩州（今廣東陽江），途至南昌卒，寄棺驛舍，有人題詩於壁云：百千萬錠猶嫌少，垛積金銀北斗邊。 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將些子到黃泉。脫脫上台後，力圖通過「更化」政策挽救時局，但社會矛盾已無法緩和，農民起義即將爆發。浙江溫台地區流行一首民謠稱：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在廣大群眾看來，脫脫主持的「開河」、「變鈔」，是元末農民起義的導火線。在一首《醉太平小令》說「開河變鈔禍根源」；另一首詩則說：「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①。民歌也是起義軍用來動員群眾的工具。眾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就是韓山童、劉福通等農民領袖散布的。起義爆發後，人民群眾則通過民歌來表達他們對起義軍的熱愛。至正十五年（1356）松江流行的一首民歌極其生動地描繪了起義軍占領松江時人民群眾歡欣鼓舞的心情：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裡無一人，紅軍府上坐。②書畫元代沒有畫院，畫家多是士人，因而擺脫了南宋畫院形式主義的習氣，逐漸形成寫意的畫風。寫意，這是畫家通過自己的作品來抒寫孤傲清高的情趣。開一代風氣的大畫家趙孟頫就主張「不求形似」③。元末畫家倪瓚在自題畫墨竹中說：「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④這種寫胸中逸氣而不求形似的風格，正是元代繪畫的特徵。趙孟頫是元代書畫的巨匠。元代陶宗儀稱：「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⑤他提倡人物畫要繼承唐人技法，山水畫要學五代人董源、巨然。他作畫精於山水、木石、花竹、人馬，並以書法筆調寫竹，用「飛石」法畫①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談藪篇》。 ②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七《譏伯顏太師》。 ③黃溥：《閒中古今錄》。 ①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談藪篇》。 ②陶宗儀：《輟耕錄》卷九《松江官號》。 ③湯垕：《畫鑒》，引趙孟頫《〈人馬圖〉跋》。 ④倪瓚：《跋畫竹》，《清宓閣全集》卷九。 ⑤陶宗儀：《輟耕錄》卷七《趙魏公書畫》。 石，自成清腴華潤的風格。他的書法用筆圓轉流美，骨力秀勁，世稱「趙體」，「篆、籀、分、錄、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元史·趙孟頫傳》）。他的書畫對當時和後世影響很大。 回回人高克恭也是元代負有盛名的畫家。他學畫「始師二米（米芾、米友仁），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噴浪，灘頭水口，洪瑣潑染，作者鮮及」①。時人將他與趙孟頫並提，有「近代丹青誰最豪，南有趙魏北有高」②之說。 在趙孟頫、高克恭之後，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稱「元四家」。黃公望善畫山水，設色以淺絳居多，氣勢雄偉。吳鎮善畫山水竹木，筆力勁爽，墨氣淋漓，能畫出山川林木崢嶸郁茂景氣。倪瓚之畫常有很多題跋，抒發畫家的胸中逸氣。王蒙為趙孟頫之甥，山水畫融各家之長而獨創一格。此外，錢選善人物花鳥，任仁發善人物鞍馬，王冕善梅竹，著有《梅譜》一卷。書法與趙孟頫齊名的是康里人巎巎，「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元史·巎巎傳》）。畏兀兒人邊魯、的顏不花，回回人丁野夫、薩都剌亦善畫。畏兀兒貫雲石、邊魯、沙剌班、盛熙明善書法，盛熙明有《書法考》八卷；回回人瞻思、賽景初，欽察人泰不華善書法。 元代壁畫藝術成就很高。除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元代壁畫外，北方許多古寺里還留有不少遺蹟。山西洪洞縣廣勝寺明應王殿元代雜劇演出壁畫，為人們提供了十分生動的雜劇演出情況和舞台設計、服飾等珍貴資料。山西永濟縣永樂宮壁畫是中國和世界繪畫史上罕見的巨製，其中三清殿《朝元圖》一套朝謁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壁畫，全部構圖計人物286個，每一人像高達2米以上，在形象造型和構圖設計上都達到了相當卓越的水平，勾線勁緊有力而又宛轉自如，流動飄蕩而又嚴謹含蓄，繪畫技法極為精湛成熟。 ①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五。 ②張羽：《臨房山小幅感而作》，《靜居集》卷三。 第三節　史學《元朝秘史》的修撰 《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Mongqol-unNihuchaTobchiyan，即蒙古秘史）。它是蒙古族的第一部歷史、文學巨著。原文是畏兀兒體蒙古文，作者佚名。書後說「鼠兒年七月..寫畢」，從書中內容看，當成書於十三世紀中期。 《元朝秘史》根據古代蒙古族的民間世代傳說，生動地記載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世譜系、蒙古社會生活、階級狀況，突出描寫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艱難經歷和在逆境中的奮鬥、蒙古國家的建立及其南侵西征的過程，以及窩闊台汗繼位後的事跡。內容涉及到當時蒙古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組織、政治軍事制度、部落戰爭、社會意識等各個方面，是研究早期蒙古歷史、文學最重要的典籍。 「脫卜察安」（又譯「脫卜赤顏」）是藏於宮廷的「秘文」，「非可令外人傳者」（《元史·虞集傳》）。到元世祖時始立翰林學士院兼國史院，負責修撰各朝實錄，而「脫卜察安」的修撰可能更為機密，且窩闊台汗之後仍有續修。文宗時曾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將所謂妥歡貼睦爾非明宗之子事「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元史·虞集傳》），至順三年（1332）五月，又「命朵末續為《蒙古脫卜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元史·文宗紀五》）。現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四夷館的漢文本，用漢字音寫蒙古語原文，逐詞傍注漢譯，並分段作了節譯，題名《元朝秘史》。漢譯部分只是《脫卜察安》的一部分。《脫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遼、金、宋三史的纂修世祖中統二年（1261），王鶚請修遼、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後又詔史天澤監修。南宋亡後，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間也曾詔修三史。但終因義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順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書右丞相脫脫修三史，任三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張起岩、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為《遼史》總裁官，鐵木兒塔識、太平、張起岩、歐陽玄、揭傒斯、李好文、楊宗瑞、王沂為《金史》、《宋史》總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時起修，四年三月完成《遼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學家共同勞動的結晶。都總裁脫脫雖未親自寫史，但他在組織寫作班子、撥江南原南宋學田作修史經費、確定三史各為正統的原則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後，遼、金、宋三史誰為「正統」問題一直爭論不休，有的主張遼、金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史；有的主張以宋為世紀，遼、金作載記；又有人主張宋、金都不是正統。「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權衡《庚申外史》）這一決定確定了平等對待三史的基本原則，它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統屬的歷史狀況，也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具有進步意義。三史的具體工作，以歐陽玄出力最多，他從選擇史官、匯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親撰論、贊、表、奏等，貢獻最多。康里人鐵木兒塔識，擔任三史總裁官，「多所協贊」；修史官中有畏兀兒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漢名劉伯溫），哈剌魯人伯顏，唐兀人斡玉倫徒、余闕，欽察人泰不華等少數民族史家，這是二十四史編撰隊伍中所僅見的。 三史按歷代正史體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遼史》有《營衛志》為各史所無，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戶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組織等史料；《遼史》又有《部族表》，將與遼有關的周邊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況列入年表中，這是創舉；《金史》本紀第一卷《世紀》，記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為《世紀補》，記追尊諸帝，也有其特點。遼、金二史各附有《國語解》一卷，將契丹、女真兩族有關的官制、人事、物產、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稱，加以注釋。《國語解》不僅是閱讀遼、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據。三史在編纂方法、史料取捨上也存在不少問題，如一人兩傳、紀傳不符、譯名不一、各史互異、傳聞之誤等，《宋史》則顯得繁蕪，其卷帙浩繁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學著作元代私家史學著作十分豐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蘇天爵的《國朝名臣事略》最為著名。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天台（今屬浙江）人。南宋亡後，他隱居山中，繼續《資治通鑑》的注釋工作。 從南宋寶祐丙辰（1256）開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於是書」，以《資治通鑑音義》、《釋文》各本乖異，刊正《廣注》97卷，著《論》10卷，臨安失陷後，書稿散失。在隱居期間「復購得他本為之詮，始以考異及所詮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還之，著《辨誤》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胡三省的注釋具有極高的學術水平，同時又充滿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對故國的哀痛，隱晦曲折地或借古諷今地抨擊元朝的統治。 馬端臨（1254—1323），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馬廷鸞之子，宋亡後隱居不仕。由於唐杜佑的《通典》門類分得過寬，且只寫到天寶年間。他花了20年功夫著成《文獻通考》348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門，即：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祀、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其中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門為《通典》所無，其餘十九門則在《通典》基礎上離析其門類，加以充實而成。凡天寶以前史實作拾遺補缺，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續編。「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俾宜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名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本當者，研讀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馬端臨《文獻通考序》）可見他在史料甄別、取捨上十分嚴肅，而且對許多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文獻通考》是《通典》的進一步豐富和擴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國歷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蘇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曆間完成《國朝名臣事略》15卷。他根據諸家文集中有關元朝開國功臣、文臣、武將、學者的碑文、墓誌、行狀、家傳及其他材料，編成木華黎、耶律楚材等47人的事略。其編纂方法頗為創新，將上述資料按年按事選輯，分段註明出處，取詳去簡，刪除重複及蕪詞，使之完整成傳。每傳前有提要，概述傳主氏族、籍貫、簡歷、年歲等，傳主先祖事跡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書可補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該書取材有據，引文達一百三十餘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價值。蘇天爵還編有《元文類》70卷，收錄元代名家詩、文八百餘篇。 譯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躍的時代。在人們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語言進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視雙語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數民族本民族語言不致「斷絕」；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數民族儘量掌握漢語，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更好地處理日常事務。 元朝政府於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頒行之後，在諸路置蒙古字學。八年，立京師蒙古國子學，從隨朝官員、怯薛台、蒙古漢人官員家，選子弟俊秀者入學。命翰林院譯《通鑑節要》為蒙古字習學。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過回回譯史的中書省右丞麥術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這時一二個人好生的理會得存，我則些少理會得。咱每後底這文書莫不則那般斷絕了去也麼？教學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①《通制條格》卷五《亦思替非文書》。 回回國子監學，從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選取生員。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監學培養了大量政府部門中的譯史，為各族之間溝通語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統治者也非常重視蒙古、色目人掌握漢語。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學，真金太子問其讀何書，阿八赤以蒙古書對，真金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監。」（《元史·裕宗傳》）順帝子愛獻識理達臘初學畏兀體蒙古字，後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經訓義》、《大寶龜鑑》等漢文書，他善書法，也善詩。 為適應各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湧現了一批文字學家和翻譯家。 汪古人馬祖常將《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翻譯為蒙古文（《元史·馬祖常傳》）。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國歷史典故，曾譯《貞觀政要》、《帝范》為蒙古文，又譯蒙古文《脫卜赤顏》為《聖武開天紀》、《太宗平金始末》為漢文（《元史·察罕傳》）。漢人鮑信卿是著名的蒙文專家，元貞初曾選編史傳中的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為《雜目》，又編蒙古、畏兀兒語法為《貫通集》、《聯珠集》、《選玉集》等①。 ①王禕：《鮑信卿傳》，《王忠文公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