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八章　從變通祖述到粉飾文治

第一節　皇慶延祐間漢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奮清宮」、「文參定策」的功跡，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為皇太子，面授金寶，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予玉冊，並約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①。以後，武宗漸萌改儲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體不適，委託三寶奴召集親信議更改儲副事宜。三寶奴以叔侄相授難以憑信為理由，主張重立海山長子和世㻋為儲君。這時，早已受答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拉攏的康里脫脫慨然以「三宮協和」為己任，竭力反對違背前約，遂罷議。次年正月，武宗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終於熬過四年潛龍蟄居的艱難時日，順利繼位，是為仁宗。 仁宗長年生活在漢地。從十歲左右起，就與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師儒李孟輔導下學習儒學。海山鎮北以後，李孟更成為仁宗早年朝夕不離的導師。大德年間起跟隨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漢人儒士如陳顥、王結等人外，還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們大多數也都對漢文化和儒學有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冊立為皇太子以後，新入東宮的侍巨大多數是漢人，當時已以文名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歲高齡起為太子賓客。在這種崇文右儒的風氣激盪下，仁宗的漢文化素養應明顯地高於在他之前的元代諸帝。書法至少從兩宋以來就被視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養之一，仁宗有「御書除官制」傳世，似是最早掌握了書法技藝的元朝皇帝。①作為這樣一個文化背景與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將武宗的施政方針完全否定。武宗死後兩天，他就下令罷尚書省，「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元史·文宗紀一》）。又過了四天，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尚書省主要官員五人。尚書省的理財措施大多被漢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漢人對誅殺西域人三寶奴最感痛快。當時人作詩誌喜，有「受盡君恩弄盡權，富傾御府貴熏天」，「富①閻復：《皇太子冊文》，《元文類》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脫脫傳》。①袁桷：《仁廟御書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當時人的看法，「帝王德業雖不系乎書，然寸心之微，眾欲攻之。不惑聲色，則荒游畋。萬機之暇，誠絕眾欲。深宮靜己，寓意於書。心正筆正，出治之源於是乎清矣」。足見書法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萬乘之君正心誠意所必需的一種基本修養。見許有壬；《恭題伯顏奎章閣記賜本》，《至正集》卷七一。據傳，南宋第二帝孝宗，以書法優秀才被高宗選為帝位繼承人。是知將書法看成培養帝德的基本訓練在當時是何等流行的觀點。貴轉頭成鬼撲，奸諛到死帶奴顏」等句，其矛頭都針對著三寶奴②。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詔中宣布：「除樞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韌設，並多餘員數，非世祖皇帝之制者，從省台分揀，減並降罷」①。翌月，又下詔廢至大銀鈔和至大銅錢，恢復中統鈔的發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為核心的全部措置，幾乎在兩三個月內被掃蕩乾淨。仁宗初執國政，確實取得了「風動天下」的表面效果②。 自從忽必烈之後，元朝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憲為標榜。被仁宗斥為「輒意變更」祖制的至大年間鈔幣改革，在實行當初也曾被說成是「乃循舊典」的行動。仁宗對武宗朝政的批評，集中在變易至元、大德之政這一點上。實際上，儘管武宗時期選法混亂、機構膨脹，干擾了官僚政治的有效運轉和正常機能，但在其他方面，它並沒有觸動忽必烈遺規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帶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圖改變忽必烈漢、蒙、回回法相參用的統治體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過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漢化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們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譴責，且多被美化成為「興滯補闕」的創設。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主要圍繞兩個側重點開展。一是力圖抑制諸王貴戚們基於草原分封制而獲得的權益，進一步加強皇權；二是想用儒術澄清吏治，強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運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詔罷諸王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令所隸千戶鞠問。皇慶二年（1313）四月，廢除諸王份地達魯花赤由封主自辟的舊制，以流官任之；諸王位下所辟降為副達魯花赤。有鑒於武宗以鎮北親王的軍權奪取帝位，仁宗遂命駙馬丑漢出總北軍，加封為安遠王；對居庸關的軍事守備亦顯著加強。這些措施，應當含有暗中防範業已鎮北多年的晉王勢力坐大的用心。至於澄清吏治的關鍵環節，則是嚴禁近侍干政，整頓選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詔諭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輒以文記傳旨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紀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內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階。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晉官止於從七品。也就在這一年，元朝舉行了實行科舉制度後的第一次鄉試。與他之前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傾向可以說是至為鮮明。 自從十三世紀三十年代元朝滅金，迄於仁宗復科，科舉取士制度在中原②劉壎：《三寶奴伏誅》，《水雲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寶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①劉敏中：《皇慶改元歲奏議》，《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詔載《元文類》卷九，其文稍異於《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所載。惟二者均未錄詔書所附條畫。因此上引條款僅見於劉敏中奏議。②《元史》卷一七六《劉正傳》。 漢地停廢幾達一個世紀（河北、山東從十三世紀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舉）；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後廢科亦已三十餘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級軍政官員率多出自勛貴子弟，即所謂「方今出宰大蕃、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①；中下級官員，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員晉升，「中土之才躋是者十八九」②。從忽必烈時代開始，雖然歷朝幾次議行科舉，但它總是被視為不急之務。中原傳統的封建官僚體制向來靠儒學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數幾家漢人世侯的後人外，大多數是蒙古、色目人；而選拔吏員的實際標準，經常是「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①。所以隨著政紀日漸廢弛，拔擢儒士以補「季勞用人」的積弊，在漢人儒生乃至部分漢化的蒙古、色目官員中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話題。仁宗個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這種觀點的強烈影響。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紀一》）至大四年七月，詔「勿限資級」，拔擢儒生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及儒學提舉等文職，「雖白身亦用之」。皇慶二年十一月，以行科舉詔頒布天下。每三年開試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道。按右、左兩榜分別取錄「國族暨諸部」和漢、南人士子。考試科目分經義疑、古賦詔誥章表、時務策論三門。「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蘊；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復策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②。元朝科舉取士的規模相當有限，對於改變當時的官僚構成並沒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舉制度在廢止數十年之後被仁宗恢復，對整個社會都發生震動性的效果。尤其是處於壓抑狀態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運將興」的標誌。因此，在他們的感覺中，延祐復科「如陽春布獲陰崖冰谷，荄粒無不翹達」③。科舉考試一以程朱理學對儒學經典闡釋為判卷標準，也推動了理學在全國範圍內的傳播普及。 在整頓吏治方面的另一項努力，是編纂有關國家政製法程的各部類單行法，總成一書。元朝行政立法，長期根據因時立制、臨事制宜的原則，用條格、斷例等形式個別頒布。各級政府機構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難決，則搜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比擬施行」①。隨日積月累，針對各種具體問題頒發的格例越來越多，於是出現新舊相悖、冗雜重出的現象，致使行政紊亂，極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譎行私的便利。仁宗時始對現行格例加以類集折衷、整理增刪，以期統一法制。延祐三年夏，書成，分「制詔」、①劉岳申：《送吳澄赴國子祭酒序》，《申齋集》卷一。 ②陶安：《送馬師魯引》，《陶學士集》卷十五。 ①楊維楨：《送范致道序》，《東維子文集》卷五。 ②鄭玉：《送唐仲實赴鄉試序》，《師山集》卷三。 ③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①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元文類》卷三六。同卷有馬祖常《風憲宏綱序》。此書所載系御史台「訓辭」。或以為是即成書於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誤。 「條格」、「斷例」、「別類」四部分。是書編成後，又命朝臣審定，雖然終仁宗之世未及頒行，但它卻為英宗朝頒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礎。 後期的政治弊端皇慶、延祐之初漢法的再推行，從一開始就處在答己太后集團的掣肘之下。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鐵木迭兒，武宗初任宣徽使時就與答己關係非同尋常。至大元年，鐵木迭兒被外調江西、雲南。後來他擅自「離職赴闕」，偷偷回到了答己身邊，最後以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從興聖宮降懿旨，搶先召鐵木迭兒回京，並用為中書右丞相。這年春天，答己以「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元史·仁宗紀一》）。太后這種縱情私慾、濁亂朝政的行為，用儒家學說關於端坐宮闈、「母儀天下」的規範來衡量，相差實在太多。她與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間的潛在對立，毫無疑問是存在的。 仁宗對答己母后的態度頗有微妙之處。他對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懷有不滿。延祐元年敕內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當針對內降旨除授而發。皇慶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去職」。是年十二月，以歸葬父母規避鐵木迭兒的李孟還朝，仁宗立即以中書平章政事之職復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鐵木迭兒復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雖仍拜為中書平章，但似乎只是為了以中書執政地位主持策試進士的科舉考試，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於無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蕭拜住為中書右丞，尋昇平章政事，期以牽制鐵木迭兒①。中書省內這種變動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後之間對官僚中樞的暗中爭奪。 漢族文人多把仁宗對答己的曲意退讓奉承為「孝養順承，惟恐不至」，稱讚他「視虞舜而不愧」②。但是，除了仁宗個性的孝順以外，促成帝後之間妥協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實際是他一意改變叔侄相繼的先約，要把皇位傳給自己兒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經猶疑之後，終於下決心採取行動，遂封武宗長子和世㻋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隨周王道經陝西、四川之雲南就藩。和世㻋到陛前入辭，賴伯鐵木兒向仁宗力諫，方得「留燕餞而後行。道途委積，百爾所須皆為之豫備」③。和世㻋行至陝西，遂利用關中駐軍發動兵變，分軍攻潼關、河中府。已而以內部不和退兵；①《元史》卷二○五《鐵木迭兒傳》；卷一七五《李孟傳》。皇慶二年正月鐵木迭兒從中書去職，據黃溍《伯帖木兒家傳》，是傳主向太后叩頭力陳的結果。見《黃金華集》卷四三。②蘇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許有壬：《慶雲賦》，《至正集》卷一。③黃溍：《伯帖木兒家傳》，《黃金華集》卷四三○。 和世㻋「盤桓屯難，草行露宿」，狼狽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後王①。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並於次年閏正月詔告天下。漢文記載，都將仁宗脅迫和世㻋離京就藩、改立己子為皇太子的行為歸咎於答己集團，或雲「興聖諸臣定謀禁中」，或雲「丞相鐵木迭而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無論如何，仁宗改儲的意圖亟須母后的贊同，而且事實上也獲得了答己太后這一方的支持。他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價。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河南、江南等地實施的「經理法」，由於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敗。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趨於消極，轉而向後黨妥協。 延祐經理本來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是要通過核實田土占有狀況來甄別隱佔，考較田糧。延祐元年冬，遣張驢等人分道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糧，「詔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②。由於當時各地吏治腐敗，「郡縣並緣以厲民」，因此「經理考核多失其實」③。奉行過當的結果，「自實土田」演變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毀民廬，「夷墓揚骨」以虛張頃畝。延祐經理的慘烈，於「贛為甚，寧都又甚」④。二年四月，蔡五九在寧都州起兵反元，進圍州城，燒四關，轉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兩省元軍合剿下失敗。由於怨言騰沸，仁宗被迫下詔，凡在三省經理中查出的漏隱田土，免徵租稅三年。五年，又下詔罷河南新括民田，依舊例輸稅。江西部分地區，後來亦因民眾反抗而免徵新稅。儘管這次經理所確定的土田畝積，在很多地方還是被登入籍冊，作為後來的徵稅依據，但延祐經理在當時人們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間的一項重大劣政。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的綜合影響，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種一新政治的銳氣，到延祐二、三年間逐漸悄然退失。他本是一個好酒之徒①，又頗為迷信②。這時他的個性更在內心矛盾的浸逼下變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會「嘗朝仁宗皇帝別殿。見近臣疾超[趨？]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無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戶。久之，復手命闔戶。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蕭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憂形於色，左右望走。然回會色不變。彼望走者皆內愧於心者也。回會自信①許有壬：《晉寧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②李存：《送李總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③危素：《餘姚州經界圖記》，《危太朴文續集》卷一；黃溍：《倪淵墓志銘》，《黃金華集》卷三二。④劉岳申：《孫正臣墓志銘》，《申齋集》卷九。 ①仁宗在東宮為皇太子時，蕭奭曾上《酒誥》。「蓋當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公首以是訓陳之」。見蘇天爵：《蕭奭墓志銘》，《滋溪文稿》卷八。 ②「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之乙酉景命也」。按仁宗生於酉年，屬雞，故有是禁。見楊瑀：《山居新話》。 無愧，朕亦信之。』」③仁宗對近臣的猜忌或不實，但他所謂「端居深念，憂形於色」，確實是發自內心的自言。在這種心態下，原先頒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諸王、駙馬、功臣分地，仍舊制自辟達魯花赤。諸王的濫封濫賞又逐漸開始。延祐五年，禮部奉旨鑄三公等印竟達二十六顆。早在延祐三年編定的制詔格例匯集，延宕多年不克頒行，也反映了仁宗後期政府工作效能的疲軟。 在帝後矛盾緩和的同時，省台衝突又顯得激烈起來。延祐四年六月，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以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為首，參劾中書省右丞相鐵木迭兒受上都民張弼賄賂六萬貫，強使上都留守賀勝釋其毆人至死罪行，並盜視國史、占奪晉王田產、受伊利汗合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等事。仁宗聞奏，震怒於宮廷，「擊碎太師印，散諸左右」①。鐵木迭兒懼，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無法捕拿。仁宗為此不樂者數日。此案最後以鐵木迭兒罷相了結。但是，鐵木迭兒居家未逾年，又起為太子太師。可見最高統治層內部一旦互相妥協，以台臣為代表的朝廷輿情即使再有聲勢，亦不能真正匡救時弊。仁宗晚年倦於政事，關心碩德八剌的順利繼統甚乎其他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已為碩德八剌置四宿衛。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間隸於仁宗的東宮衛軍左衛率府（後改中翊府，又改御臨親軍、羽林親軍）萬人隸皇太子碩德八剌。甫逾月，又以由者連怯耶兒（譯言黃羊川）萬戶府等軍人組編的右衛率府（延祐五年建）隸東宮。八月、十月復以授皇太子玉冊、郊祀詔天下。應是在此前後，仁宗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氣說：「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善乎！」②這些異乎尋常的舉動，表明仁宗迫切地希望碩德八剌能平穩地繼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這一天。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年三十六歲。碩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繼承皇位。少年氣盛的英宗，在太皇太后和她的幸臣鐵木迭兒死後，力圖一伸平生抱負，厲行新政，終因果於刑戮，使朝內外保守勢力普遍產生怨懼心理，遂招致權臣弒宮的歷史悲劇。 第二節　至治新政和南坡之變 至治新政 元英宗自出生以後，便一直在他父親仁宗的身邊長大。他所接受的儒③劉岳申：《回會墓志銘》，《申齋集》卷八。此時蕭拜住已為平章政事，故當為延祐三年六月以後的事情。 ①危素：《月魯帖木而行狀》，《危太朴文續集》卷七。 ②危素：《月魯帖木而行狀》，《危太朴文續集》卷七。 家的說教相比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所以頗思大有為於天下。但他又是元代唯一的一個在臨朝執政前未經過任何困厄磨礪的皇帝。他要實現自己的志向，主觀條件並不很有利，客觀上的阻力和障礙也相當大。仁宗一死，答己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宮，把被罷了相的鐵木迭兒重新調入中書省，出任右丞相。鐵木迭兒復相後，「睚眥必報」，對從前彈劾過他的人肆行威福，予以打擊①。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樣的既有聲望又足可信賴的潛邸侍臣班子，這時候差不多處於孤立無援、「孑然宮中」的境地②。所能託付者，一個是與他同樣迂闊而不諳世故的年輕宰相拜住，另一個則是暗藏禍心的妻舅鐵失③。至治新政在這樣的形勢下開場，即使沒有鐵失弒宮的突發事件，其結局也是可以想像的。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22）秋，從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兩個不同政治派別的施政傾向及其互相衝突。仁宗死後第三天，英宗尚在「素服寢於地，日歠一粥」的居喪期間，答己便故伎重演，搶先命鐵木迭兒為右丞相。翌月，鐵木迭兒即與內朝相為表里，奪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國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趙世延到京，並以違太后旨之罪殺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中書省平章蕭拜住。與此同時，與答己集團關係密切的黑驢、木八刺、趙世榮等人則相繼從外省調入中書任職。這樣，仁宗時期曾與答己和鐵木迭兒相對抗的漢法派中堅分子，在英宗即位之前就遭到了答己的清洗，倖免於禍的漢人儒士，也在淫威懾逼之下箝口搖手，不敢再多出議論。答己還想進一步擴大清洗的範圍，通過徽政院使向英宗「請更朝官」。英宗顯然不滿太皇太后的作為，回答說：「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於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紀一》）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於大都。此後，在有關朝廷中樞機構的人事安排問題上，帝、後雙方長期爭持不下。鐵木迭兒以趙世延嘗劾其奸，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並究省台諸臣。英宗不允，私下對近臣說：「頃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元史·英宗紀一》）鐵木迭兒又以和市織幣薄惡，請免右丞高昉，英宗還是不允。時而仍有後黨得逞的跡象。最早揭發張弼案的上都留守賀勝，即於英宗繼位以後兩個月，被後黨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詔」罪棄市。英宗的態度，有時也很強硬。賀勝坐棄市的同月，有告嶺北平章阿散（原中書左丞相）、新任中書平章黑驢、徽政使失列門等謀廢立，英宗不待鞠狀，命悉誅之。他估計此案很可能與答己有關，所以急忙將案犯誅殺了事，一則除去太皇太后的幾名心①蘇天爵：《馬祖常墓志銘》，《滋溪文稿》卷九。 ②許有壬：《糾鎖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③許有壬在泰定朝所上《惡黨論罪》中稱鐵失「妹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情過骨肉」。見《至正集》卷七六；屠寄：《蒙兀兒史記》卷十九《速可八剌傳》，卷一五三《氏族表》。腹，二則也阻止了案犯旁牽蔓引，致使帝、後矛盾進一步表面化。 儘管有後黨的在在牽制，英宗登基之後，還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動作，求收速效以逞快一時。他下詔由吏入官，秩止從七品，恢復了仁宗時曾經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規定；命京師勢家與民均役；課回回散居郡縣者，戶歲輸包銀二兩；罷僧、工、伶濫爵及建寺，豢獸之費，禁僧人馳驛；禁獻珠寶；此外還有一大批官僚機構被壓低品秩，有的乾脆被撤罷；為了增加收入，又增兩淮、荊湖、江南東西道田賦，斗加二升。但是這些措置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沒有問題的。據《元史》本紀，延祐七年六月「罷徽政院」。半個多月之後，又有罷章慶司、延福司、群牧監的記錄。章慶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屬司署。如果撤銷徽政院的前令能夠順利實施，就不會再下詔罷章慶等司。這第二次詔令是否落實也有疑問。據《元史·百官志五》，章慶司、群牧監與徽政院的其他許多所屬機構一樣，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銷的。看來英宗的詔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內都不克實行。關於罷建寺之費等規定，更被他本人熱衷營造的行為所破壞。延祐七年十一月，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別視孔子廟有加」。這應是在全國範圍修建帝師寺的開始①。這一時期的其他營建項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勞役巨」的地步②。至治二年（1323）八九月，權臣鐵木迭兒和太皇太后答己相繼死去。英宗感受到的政治壓力頓時減輕，他推進新政的決心也大為加強。十月，英宗擢升木華黎後人拜住為中書右丞相，虛左丞相之位而不拜，以示對拜住信任之專；次年五月又以鐵失獨署御史大夫事，與專任拜住用意相同。這時兩人還已分別兼領左、右欽察衛和宗仁衛事，以及左、右阿速衛和中翊衛事。軍政權力的高度集中也隱約反映出，英宗身邊堪受信用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自十月以後，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大量起用漢族官僚和士人，張珪、王結、王約、吳險等人都被召超擢。「士大夫遭迸棄者，咸以所長收敘；文學之士，則待以不次之除」。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見；時虞集方省墓吳中，使至，乃受命趨朝①。可見當時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2.推行「津助賦役法」，即在各地確定一部分田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在蘇湖地區，「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助」。此處所謂「入官」，僅指在各義上被徵用為官田，實際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當差役的各人戶，歸他們經營（自種或招佃），以①據吳澄：《撫州路帝師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師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頒特旨。聖心眷注，俾加隆於文廟，不與其餘不急造作同」。則此命初頒，似在仁宗時。見《吳文正公集》卷二六。但元代大量記載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師殿、寺，乃在英宗時。參見柳貫：《溫州新建帝師殿碑》，《柳待制集》卷九，劉鶚：《重修帝師殿記》，《惟實集》卷二。 ②吳師道：《至治四御史詩，成憲甫廉使征賦》，《吳正傳集》卷十。 ①黃溍：《拜住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四；《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其收入作為當役補貼②。3.至治三年正月，詔令朝臣聽讀審議仁宗時編纂的累朝格例，並將延祐二年以來新頒格例類集增補入內。二月，遂定名《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所收斷例、條格、詔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是書條格和斷例部分的篇目和編排，分別依照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義》。《大元通制》中的許多條款，在形式上雖然屬於臨事制宜的個別指令或紀錄公文，但它們作為單行法，對處理類似事務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志》是具有法典性質和權威的官方政書，對於統一元朝的政製法程起了積極的作用，也體現了元廷通過頒布法典來加強它作為一個中原王朝的正統形象的用心。4.清算太后集團遺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後甫兩月，英宗再次發出「罷世祖以後冗置官」的詔令。翌日，即罷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機構，答己死後撤罷徽政院本來理屬當然，但在當時情況下，減罷「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元史·張珪傳》），這一行動難免帶有雷厲風行、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與此同時，拜住把原先受鐵木迭兒壓制而未加追究的「誑取官幣」案重新提出來，遂誅殺當時尚在世的鐵木迭兒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劉夔、囊加台，仆鐵木迭兒父祖碑，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他的另一個兒子鎖南也被黜職。 所謂誑取官幣案的緣起是，浙民吳機（一作吳機孫）以賄交權貴，謂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朝。司徒劉夔上其事，又與鐵木迭兒、鐵失等相串通，奏賜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卻暗中瓜分了這筆巨款。朝廷命官「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恆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①。這件事經本道廉訪司聞台，被鐵木迭兒、鐵失等阻撓，不上聞。一兩年之後，台臣復鞠之，遂以田歸原主，劉夔、八里吉思等坐死，余者論罪有差，惟鐵失以親聯天家而獲特赦①。但他從此疑懼日甚，終於在半年後手弒英宗於南坡行帳。 南坡事變英宗對鐵失的寵信，似乎並未因他涉及誑取官幣案而馬上改變。以鐵失獨署御史大夫事，就發表在事後兩個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由於拜住等人將鐵木迭兒的「過惡」反覆陳奏，英宗對這個死去已近一年的權臣的憎惡，竟急劇加深而不能自抑。他的怒火開始發②《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卷一八五《干文傳傳》。鄭元祐論元末助役田說：「二十年間，田貿易主屢遷，而役悉仍舊，殊為民病」。助役田被當役戶作為私產變賣，表明「津助賦役法」確曾在各地推行。見《元童遺愛碑》，《僑吳集》卷十一。惟碑文說徵發助役因比例為「畝什抽一」，似不可信。①劉基：《宋文瓚政績記》，《誠意伯文集》卷六。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傳》。按八里吉思之名見黃溍《拜住神道碑》，《元史·拜住傳》作八剌吉思。《元史·英宗本紀》寫作宣政院傳八思吉思，此名中前一個「思」當為「里」之訛。泄到被視為鐵木迭兒「奸黨」的那些朝臣，包括先已宣布赦免不究的鐵失身上。此時恰逢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寧。「懼誅者」於是唆使番僧建言作佛事禳災，希冀作佛事而獲得大赦。但拜住卻聲色俱厲地責備番僧：「爾等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鐵失等人把拜住的話理解為英宗又要懲治「有罪」的暗示。「聞之益懼，乃生異謀」（《元史·拜住傳》）。八月，英宗在從上都南還途中駐蹕南坡。鐵失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先殺拜住，又入行幄刺殺英宗。自答己死後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復遭中止。從表面上看來，南坡之變完全是一次難以事先預料的突發性事件。但它的發生，又與英宗的個人性格以及當時的蒙古—回回貴族與漢法派之間的鬥爭形勢，具有某種程度的必然聯繫。雖然漢族文人經常喜歡按照儒家觀念將元英宗的形象理想化，英宗的個人性格卻絕非如此單純。或許恰恰是由於長期受太皇太后的壓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熱衷於表現天子的威嚴。史稱「英宗臨朝，威嚴若神；廷臣懍懍畏懼」①；又稱當時「禁衛周密，非元勛貴戚，不得入見」②。但是在「威嚴若神」的虛名下處處受制於答己，反過來更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結果只好遷怒於臣下。因此，英宗朝「大臣動遭譴責」③，與以前諸朝講求「惟和」，對臣下寬縱有餘的政風完全不同。另一種發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殺人收場。時人記載一個被冤殺的藝人史騾兒云：「至治間蒙上幸。上使酒縱威福，無敢諫者。一日御紫檀殿飲，命騾弦而歌之。騾以『殿前歡』曲應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殺之。後問騾，不在。悔曰：『騾以酒諷我也。』」④英宗曾為憲台諫修壽安山佛寺而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竄成珪、李謙亨，引起轟動朝野的「四御史」之獄。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來的事情。延祐七年七月，「回回太醫進藥曰打里牙，給鈔十五萬貫」；十二月，「修秘密佛事於延春閣」（《元史·英宗紀一》）。按打里牙為波斯語taryak的音寫，譯言鴉片；元末宮廷曾流行男女雙修、恣情房中的「秘密佛法」，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傳佛教的這一套教理當時業已傳入元廷。那末，英宗這種狂暴多變的習性，是否與他可能服用鴉片或者縱情聲色的放蕩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英宗這種個性，使他難以在自己身邊聚集起真正積極維護新政的政治勢力，同時卻把越來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敵一邊。答己、鐵木迭兒死後，他不但沒有利用時機示以寬恕，爭取緩解與太后集團黨羽的關係，而後再伺機各個擊破，反而自以為對立面已經瓦解，因此繼續對他們任情用法。鐵失敢以臣子弒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諸王勛貴已經對英宗產生普遍①蘇天爵：《董守簡墓志銘》，《滋溪文稿》卷十二。 ②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③黃溍：《答失蠻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四。 ④王逢：《史騾兒引》，《梧溪集》卷四。 的怨忿。南坡之變發生時，「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這條材料生動地說明，英宗當時已經何等孤立①。因此，即使他不死於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種程度，也是容樂觀的。 ①《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元史·英宗紀》有兩年未提到朝廷對諸王頒發歲賜之事。如果這不是因疏忽而失載，則是英宗對待宗親勛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證。 第三節　晉邸繼統與兩都之戰 晉邸繼統 自從忽必烈建國以後，元朝雖然一直沒有放棄「王政」（即宗王出鎮制）與「省政」（即行中書省制）並用的制度，但是由於國家行政職能現在主要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來實現的，蒙古諸王對日常行政事務的干預，畢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過當大汗去世，需要選舉和擁戴新汗的時候，他們仍然擁有不可忽視的傳統權力，特別是在先帝沒有按漢制冊立皇太子時，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餘年，與接近權力中心的蒙古諸王中大部分人的關係都已相當疏遠。當鐵失與他們秘密串聯的時候，他們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後擁戴真金長子甘麻剌的次子、鎮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孫鐵木兒作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間，鐵失決計以孤注一擲的刺殺行動來中止英宗對他的追究和誅罰，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營，將謀逆計劃密告晉王和他的親信倒剌沙，並相約「事成，推大王為皇帝」。也孫鐵木兒立即囚禁來使，遣人往上都告變；未至，南坡之變發生。不久，諸王按梯不花、前太師月赤察兒（曾佐甘麻剌鎮邊）之子淇陽王也先帖木兒奉皇帝璽綬至漠北。九月，也孫鐵木兒在「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的情形下，於克魯倫河畔即大汗位，後人多以泰定帝稱之。帝位異常順利地從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轉到他的長子甘剌麻系，既是因為晉邸具有「宗盟之長」的地位並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為傾向於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諸王大臣」，對於仁宗和英宗以犧牲他們的既得利益來推行漢法的政策深為不滿。除此以外，也孫鐵木兒個人歷武、仁、英三朝，「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貴族中的口碑應當也比較好。 也孫鐵木兒對南坡之變的直接參與者，採取了相當策略的作法。與即位詔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惡中除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不赦外，其餘如謀反、大逆、奴婢殺主等罪概赦不問①。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為不容的謀反、大逆，和最為蒙古人所見惡的奴婢殺主。這些罪名歷來與殺祖父母、父母等一樣，「自世祖皇帝時分，不揀那個赦里不曾放來」②。泰定帝的詔赦別出心裁，顯然意在寬慰鐵失等人。因為當時乘輿尚在數千里外，「各賊雄據兩都，或握兵權，或操省印，或在憲台，布滿要地，號令百姓」，因此「故以寬恩而釋其疑，使惡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①。最初發表的①許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②《元典章》卷三《聖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書省奏議。該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實行大赦，曾宣布連十惡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後，中書省以上引奏文入聞，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惡不在赦免之列。 ①許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樞官員中，即包括謀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鐵木兒（任中書右丞相）、鐵失（知樞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帳誅也先鐵木兒、鐵失弟鎖南、英宗宿衛士禿滿等，以原左丞相、晉邸舊臣旭邁傑為右丞相，並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務。這時候，鐵失還在大都以執國命的重臣自居，與泰定帝派來的使節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廟。據云，在儀式進行過程中，「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蓋攝祭官鐵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皆弒君之元惡也」②。旭邁傑等到達大都後，又按泰定帝已頒旨誅殺鐵失、赤斤鐵木兒等人，並戮其子孫，籍其家產。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邊抵達大都。這時逆臣中的首惡差不多已都誅殺。對其他案犯，大概原來都有從寬之意。比如鐵木迭兒次子鎖南，因「親與謀逆」斷杖決。但是制命甫下，「物議喧騰」，最後也被定為死罪，同時處死的還不止他一人③。不過這次事件牽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黨脅從者眾，何可盡誅」（《元史·張珪傳》）。尤其是對於與謀的諸王，最後都以流遠處置，一個沒有殺。 也孫鐵木兒是在元朝最高統治集團剛經歷了一次大變故之後的困難形勢下君臨天下的。仁、英兩朝漢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漢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種政治勢力的不滿。泰定年間又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年代。西北連年雨雹、地震，其影響達於荊湖北部地區，東南從浙東到蘇北沿岸不斷發生海溢，華北則時而雨雹山崩，時而旱蝗。也孫鐵木兒先立年號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來求穩定。 為了彌平內部瘡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將英宗朝被流徙遠地及遣還原籍的「諸王官屬」二十四人調回京師，前朝被冤殺和流遠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還錄用，已死者追加贈封。被遠徙的諸王，也都獲赦還部。宗王圖帖睦爾（即日後的文宗）、阿木哥分別從海南和大同召還京師；同時，他又將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㻋（即日後的明宗）之妃。遼王脫脫在英宗末年矯旨擅殺宗親不花即里等百餘人；台丞奏請治罪，但最終被泰定帝寬宥，受厚賜後放還遼東。這個時期，出鎮內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買奴為宣靜王鎮益都，以寬徹不花為威順王鎮湖廣，以闊闊不花為靖安王鎮陝西等。按時人理解，「王皇子視封建，置行中書省、廉訪司視中國」①，宗王出鎮被視為一種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內地擴大這種制度，實際上是以損害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為代價而增加諸王的權益。 在財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財。儘管漢族儒臣對「時相多西域人」頗為反感②，但是他們畢竟在災變連年的情況下大體維持了經②陶宗儀：《輟耕錄》卷二《賊臣攝祭》。按也先鐵木兒已在漠北被泰定帝處決，未與大都告廟事。③《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許有壬：《糾鎖南狀》，《至正集》卷七六。①劉岳申：《雲南中慶路儒學新制禮器記》，《申齋集》卷六。 ②蘇天爵：《孛術魯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濟的穩定。這時繼續採用南糧北運的辦法來平抑京畿物價，穩定民間市場。泰定三年海運糧總數達三百三十七萬石，實到三百三十五萬石，是為元代抵京海運糧的最高紀錄①。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過壓低鈔幣發行額來抽緊銀根，控制物價上漲。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為政府財政狀況惡化，突然增加鈔幣發行額來彌補收支虧負，結果引起又一次通貨膨脹。這次漲風一直延續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繼續實行顯著減少印鈔數的措施，結果物價逐漸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還低於騰貴前的價格水平。為增加政府收入，這時還實行入粟拜官的制度。鹽引的官定價格，仁宗初年漲到一百五十兩鈔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鈔一百二十五兩，到四年後的天曆年間才恢復舊價。舊史家評定泰定年間是「天下無事」的「治平」時期，從經濟方面來說是很允當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時，泰定帝實際上也敏銳地意識到，儒臣和一般漢族民眾的感情態度，對於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漢人儒臣對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當時一種很普遍的情緒。張養浩這樣描寫他回憶起英宗「御容」時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間，凜凜丰儀肅九關。回首橋山淚成血，逢君不忍問龍顏。」②泰定帝作為一個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個人背景的君主，要在這樣的氣氛當中取得朝中漢人的擁護，是很不容易的。儘管他不太聽得進漢人儒臣的各種建言，但在表面上對他們仍相當尊重。張珪有病，詔常見免拜跪，並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英宗留下的舊臣王約等人，泰定間仍以「三老」受到尊禮，奉詔商議中書省事。自世祖以來，太廟歲僅一祀；英宗復古制，一歲四祭。時太常院臣請裁擇，泰定帝說：「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簡其禮，命仍四祭。」不過廟祀儀式十分繁瑣複雜，尤其是夏、秋兩祭，英宗時尚沿用原先為孟冬卜日大祭而設計製作的法服，「被服袷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氣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學元英宗親祀，宣稱「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①。科舉取士這時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對，「惴惴幾墜」，但泰定帝終於還是保留了被漢人看重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的這項制度②。由名儒向皇帝進講帝王之道的作法，則在泰定元年發展成正式的經筵制度，「始以省、①天曆二年運糧352萬石，惟至者僅334萬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糧數。 ②張養浩：《贈李秘監至治間畫御容》，《歸田類稿》卷二○。 ①《元史》卷二九、三○《泰定帝紀》一、二。柳貫：《請添造單羅法服狀》，《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貫所記為攝禮儀的狀況。天子新祀，當亦如此。 ②據許有壬：《送馮照磨序》，此事發生在泰定帝即位當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傳》提到宰執有停科舉廟享、只存冬祭之儀，繫於泰定二年記事後。但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為是對泰定二年前有關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經筵事，而設其屬焉」③。以吳澄、鄧文原、虞集、王結等名士擔任進講官，執經以從。 然而，虛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當國得君」的大臣，多是與漢文化隔膜頗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間省台衝突又一次趨於尖銳。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贓墨敗，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誣以「罔上」，欲置台臣於重辟，以泄私憾。張起岩三上奏章抗辯，「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中書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廟至今為憲台奪官者」④。這個時期的省台衝突，依然曲折地反映著蒙古回回勢力與漢法派之間的鬥爭。與他們在仁宗和英宗時期高漲的情緒相比，漢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終懷有難以言狀的受挫感，大多數人的政治態度都相當消極。 兩都之戰真正對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項中原王朝制度，是冊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冊封皇后八不罕氏同時，立年幼的長子阿剌吉八為皇太子，並命朝臣攝祭太廟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詔下，改當年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於上都。半個月後，阿剌吉八便以儲君名義，與皇太后聯名降旨諭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個時間問題。但到八月初，燕鐵木兒搶先在大都發動政變，兩都之間爭奪帝位的鬥爭很快演變為遍及北部中國的內戰。 燕鐵木兒是元武宗漠北舊部中最受寵信的武將床兀兒之子。武宗奪得帝位之後，床兀兒繼續在嶺北帶兵，燕鐵木兒則以宿衛身份隨駕南下。仁宗朝，燕鐵木兒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到泰定朝更兼僉樞密院事。這時候，仁、英宗兩朝大受削弱的武宗舊人的子女中，漸生用世之志者絕不僅燕鐵木兒一人。虞集提到哈剌拔都兒說，其先人在武宗朝當政之日，哈剌拔都兒「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①。他們所謂「報國家」，實際上就是抱著「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觀念②，要把帝位奪還海山系。致和元年，泰定帝以染疾罷獵，不久即赴上都度夏。這時，留守大都的燕鐵木兒不僅直接掌握著左衛親軍以及由其同族統率的欽察衛侍衛親軍，而且身居「總環衛事」的要職，有權調度拱衛京畿的其他宿衛部隊。他與隨駕北巡的同黨相約，一旦泰定帝去世，就在上都和大都同時行動，用政變方式迎立武宗後人即位。泰定帝死後，上都③許有壬：《赦賜經筵題名碑》，《至正集》卷四四。 ④《元史》卷一八二《張起岩傳》、《宋本傳》。 ①虞集：《跋哈剌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制》，《道園學古錄》卷十。 ②語見《元史》卷三一《明宗紀》。 局面迅速被擁立皇太子的倒剌沙控制，燕鐵木兒同黨在上都發難的計劃沒有實現①。但在大都，政變行動按原計劃順利實施。 八月四日黎明，燕鐵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忽必烈子奧魯赤後人）集大都百官於興聖宮，兵皆露刃。燕鐵木兒號於眾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乃手縛平章烏伯都剌等數人，眾皆潰散。於是燕鐵木兒與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宣言遣使迎武宗太子入京，封府庫，拘百司印，分處腹心，調宿衛軍嚴守皇宮和京畿諸要害；燕鐵木兒自居禁中，夜則更遷無定所。未幾，又命人分別詐稱圖帖睦爾及和世㻋的赴都使臣，揚言兩太子已先後啟程，「旦夕即至」。大都形勢基本被他左右，「中外乃安」②。 泰定帝病死時，武宗長子和世㻋仍羈留在察合台後王封地。雖然燕鐵木兒「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但他是否真心希望和世㻋入居帝位，實際上很難說。他曾緊急任命過一批宿衛軍官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眾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③。可見從一開始，燕鐵木兒便屬意於武宗次子、這時剛移藩江陵的懷王圖帖睦爾。政變當日奉命南迎圖帖睦兒的明理董阿等人，雖然遲至八月中旬方至江陵，但先行的報訊急使八月六日已馳驛到達圖帖睦爾處。十四日，亦即明理董阿等人抵江陵次日，圖帖睦兒立刻從藩府北上，經河南汴梁，由伯顏扈從，於二十七日趕到大都。差不多與圖帖睦兒抵京同時，上都方面兵分四路，實施對大都的軍事行動。梁王王禪、諸王失剌、諸王也速帖木兒分別領軍直逼居庸關、古北口和遼東遷民鎮（今山海關）；湘寧王八剌失里等則繞道山西，再向東回攻紫荊口，同時可能還帶有與擁護上都的陝西軍隊互相接應的意圖；遼王脫脫、左丞相倒剌沙等人仍留守上都。這種對拱衛大都的長城諸關隘實施同時突破、然後從四面包圍大都的戰略，確實嚴重地威脅著防守兵力十分有限的大都集團。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長城一線東西千餘里的上都軍隊，如果各自為戰，互相間缺少配合和精確呼應，那麼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對優勢的大都軍各個擊破，從而使全線攻勢陷於瓦解。 燕鐵木兒似乎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除了分出一部分兵力把守長城各關以外，他把最能作戰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直接指揮之下，採用迅速轉移奔襲的方式，往返轉戰於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戰略要地。九月初，大都主力先出師居庸關，擊敗關外的王禪，迫使他稍事後退。三日，遼東軍破遷民鎮後由東向西挺進。燕鐵木兒立即從居庸關星夜趕赴三河、薊州（今北京市薊縣）一線進行攔截。王禪見大都軍主力東去，又整軍來攻，於十六日破居庸關。燕①上都發難稍晚於大都，事未果行而謀先泄。倒剌沙殺諸王禿滿、宗正札魯忽赤闊闊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場未遂政變。 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紀》；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③《元史》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鐵木兒聞訊，遂留脫脫木兒屯薊州堵擊遼東軍，自率主力西返。二十日，他與王禪先頭部隊遭遇於榆河流域，遂為爭奪橫跨榆河的紅橋發生激烈的交戰，王禪部退至榆林河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凌晨，兩軍在紅橋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河北昌平東北）日夜激戰，王禪指揮失當，連續兩夜被燕鐵木兒用計驚擾，在黑暗中自相攻斗，又遭到燕鐵木兒的掩殺，終於全軍潰敗。居庸關方面的戰事平息。 二十六日，上都兵破古北口。燕鐵木兒立即乘白浮決勝之威，倍道兼行，在白浮山以東百餘里的石槽堵截由古北口西南行的上都軍，大獲全勝。上都官兵降者萬餘人，殘部北逃，被燕鐵木兒前鋒逐出古北口。 古北口解危前後，在薊州阻擊遼東軍的脫脫木兒以兵力單薄戰敗。二十八日，上都軍進據通州（今北京通縣），逼近大都。但這支遼東軍在通州逗留不進竟長達兩天之久，遂使燕鐵木兒得以從古北口率師南救，於十一日黃昏趕到通州。遼東軍被燕鐵木兒奇襲敗績，放棄通州。十月五日，它在後撤到通州東南的棗林獲得後續部隊增援，又與追軍激戰至晚，仍敗績，被迫從古北口退至長城以北。燕鐵木兒遣偏師尾追未及。 取道山西迂迴包抄大都的西路軍，在燕鐵木兒赴援通州同時，於十月一日攻破紫荊關，五日，游騎進逼大都南城。燕鐵木兒留下部分軍隊防衛古北口，自己再次領軍晝夜兼程，循北山而西。六日，大都方面月初從通州遣往紫荊關增援的四千精兵趕到良鄉南，與上都軍激戰，忽剌台受創。翌日，燕鐵木兒又自率主力趨近良鄉，西路上都軍聞風潰散，紫荊關復安。從山西分兵南攻冀寧（今山西太原）的湘寧王八剌失里這時已克服該城，但是因為圍攻大都的四路軍隊中已有兩路完全潰敗，退至古北口外的遼東軍這時也已喪盡原先的銳氣，湘寧王孤軍深入，既難以進一步擴大戰果，更不可能直接影響千里之外的大都戰局，所以攻占冀寧對上都方面來說至多只是一枝無果之花。十月十一日，退出長城的遼東軍經過整頓，再次破古北口南進。燕鐵木兒遂由大都領軍往迎，在檀州（今北京密雲）南與上都軍會戰，再潰之。至是，上都方面出攻大都的四路軍隊全部瓦解。 隨著上都方面的軍事行動漸次受挫，駐牧遼東的東道諸王中一部分起先居於觀望立場的人，逐漸倒向大都方面。屯防遼東的東路蒙古軍元帥府元帥不花帖木兒是燕鐵木兒的叔父①，他在策反東道諸王方面應當起了一定的作用。齊王月魯帖木兒（合撒兒後王）、不花帖木兒聚集的若干左手諸王及其將領，進圍上都。這時候上都兵力差不多已完全消耗在分道南攻的戰事中，遼王脫脫等勉強整軍出城應戰，兵敗；脫脫被斬殺於陣前，梁王王禪脫遁。倒剌沙被迫奉皇帝寶璽出降（不久即被誅殺），阿剌吉八失蹤。 兩都之戰雖然只是蒙古、色目高級貴族集團之間的一場內爭，但是由於①東路蒙古軍元帥府於至順元年（1330）六月改為東路欽察軍萬戶府。據是，則這支駐軍或以欽察族人為主幹。 他們掌握著中央政府和各行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控制權，所以還是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內訌的旋渦。當時各行省的傾向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類如河南、江西、湖廣等省，被堅決支持大都的官員或諸王所控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蔑兒乞氏伯顏，十五歲即入藩邸為武宗侍臣。武宗即位後成為政府中樞的軍政要員。但他自仁宗朝起就差不多一直外放，所擔任的雖然也是行台長官、方面大員等要職，畢竟失去了在朝官「密近天光」的優越地位。燕鐵木兒發難大都後，受命南迎圖帖睦爾的特使明理董阿道過河南時，以所謀密告伯顏。伯顏當即表示：「此（指圖帖睦爾）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為己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明理董阿遂拘執行省平章曲烈、右丞別鐵木兒，伯顏「集行屬明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廩、府庫、谷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資，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輸止之以給其費」（《元史·伯顏傳》）。可見大都方面通過伯顏，不僅調動了河南，甚至還調動了東南地區的經濟資源來支持對上都的戰爭。伯顏本人在圖帖睦爾赴大都途經河南時，親自勒兵扈從北行。在此之前，他已以「權署官攝其事」的方式，將親信安排到各郡縣，牢牢控制了河南局勢。到九月底、十月初，河南更成為抵拒響應上都的陝西軍隊東指京畿的重要屏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鐵木兒補化、鎮武昌的威順王寬徹不花可能早與圖帖睦爾有密切交往，所以也在燕鐵木兒發難之初即擁護大都。江西行省亦因兩平章傾向燕鐵木兒而成為大都集團的積極支持者。 另一類行省則對兩都之爭持消極觀望的立場。大都傳檄各地時，江浙行省平章換住、高昉等態度曖昧，燕鐵木兒原擬「鎖系行省宰臣」，後來因為擔心民心震駭，易生他變，遂改為「給官舸」召省臣五人入京，另任親信明理董阿為江浙平章；高昉在赴都途中受驚而死①。上都方面也遣人從海上到杭州活動，雖然被行省當局戮於市，但仍不免「人心洶懼」，可見局勢並不穩定②。由於明理董阿的監臨，江浙行省始終沒有公開稱兵，而在大都從該地徵調軍隊和物資時，它也還是基本服從的①。這與大都政權採取了儘可能不激發新對抗的正確策略，當有一定的關係。甘肅行省亦因省臣分裂為支持大都、上都的兩派，互相僵持而反側不安。直到兩都之戰結束，當地局勢才漸次明朗。四川和雲南的情形可能更特殊。西省宰臣雖然都無疑站立在武宗系一邊，但他們都欲擁立武宗長子和世㻋為帝，而對燕鐵木兒集團偏向圖帖睦爾的種種跡象極其敏感和警惕。所以兩都之戰進行過程中，四川和雲南對①黃溍：《史惟良神道碑》，《黃金華集》；蘇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②釋大：《送張子安序》，《蒲室集》卷七。 ①據大：《送張子安序》，當時江浙行省因為「北方用兵」而「供給繁劇」。從江浙調軍往援潼關，未至而復遣還的記錄，見《元史》卷三二《文宗紀》一。 大都集團的觀望多於支持。圖帖睦爾即位以後，兩省先後起兵失敗。實際上他們都是站在和世㻋一邊反對圖帖睦爾—燕鐵木兒集團的。 最後一個類型如陝西、遼東等省，是上都集團的堅決支持者。遼東行省的軍隊，是圍攻大都的主力部隊之一，已見前述。陝西行省駐軍差不多與上都軍同時採取行動。其中路於九月二十五日入潼關，進據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西）。北路於九月末從大慶關渡黃河，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河東郡縣守官多棄城而走。惟是後兩路軍隊進展遲緩。北路在十月十五日方至晉寧（今山西臨汾），雖與自北而南的湘寧王八剌失里互為呼應，但這時京畿地區的戰事業已結束，陝西軍繼續東進，其勢不過強弩之末而已。十月下旬，北路軍以餘勇進至潞州（今山西長治），此後軍心懈怠，終在十一月初投降。中路軍的情況亦相類似。它在十月末破虎牢關（在今河南滎陽和鞏縣之間），十一月上旬進逼汴梁（今河南開封）。這時全國局勢已基本穩定。大都政權乃遣使傳檄，放散陝西軍以示寬宥。屯於汴梁至虎牢關一線的陝西中路軍聞詔，「各已駭悟」（《元史·阿禮海牙傳》），終而從汴梁撤軍返陝。陝西南路軍出兵更晚，於十月中旬末取武關，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間向南攻占鄧州、襄陽。是軍亦於十一月中旬末奉大都詔命罷兵撤還。兩都之戰的餘燼至是始告熄滅。 燕鐵木兒憑藉他出色的政治謀略和卓越的軍事才幹，將帝位奪歸海山系後，海山長子和世㻋及次子圖帖睦爾之間爭奪皇位的暗鬥便立即突現出來。燕鐵木兒既然居功自傲、一心以專任獨署的權臣自期，就必定要從鞏固自己權勢的角度出發竭力干預新君人選。於是與南坡之變同樣驚駭朝野的血腥殺戮事件，再一次在元朝宮廷發生。 第四節　明文之爭和至順年間的「文治」 明文之爭燕鐵木兒自大都發難之初，即屬意於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為帝位繼承人。雖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長子和世㻋於北邊，後來又矯稱和世㻋使者南來，「雲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轅，旦夕即至矣」，但兩都之戰結束前，大都政權並沒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約過和世㻋南還。當時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鐵木兒的這種作法，很難用兩京道路不通來解釋，應當別有用心。圖帖睦爾到達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鐵木兒即以「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為諫，示意圖帖睦爾搶先即位。五天之後，圖帖睦爾在大都稱帝，以當年為天曆元年，同時宣布「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元史·明宗紀》）。 上都克復後，圖帖睦爾迫於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聖兄、謙居儲貳」 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㻋。寄居於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㻋，這時剛滿三十歲。根據叔侄相繼原則，他本應是仁宗的帝位繼承人，卻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兩朝加強漢法而引起的草原貴族的不滿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們要把和世㻋推上大汗寶座的政治動機。所以當大都使者抵臨時，「朔漠諸王皆勸帝（按指和世㻋）南還京師」。和世㻋在一片擁戴聲中，飄然啟程，於天曆元年（1328）底東至金山。嶺北行省平章潑皮、出鎮北邊的武寧王徹徹禿相繼西馳奉迎。和世㻋已完全陶醉在這番太平景象中。天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沒有告知圖帖睦爾的情況下，僅僅經過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場的其他漠北諸王、大臣合議，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㻋似乎過高地估計了漠北輿情在決定嗣君人選方面的影響力。他一心以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肅清宮闈」之後從漠北南返即位的歷史故事，卻忘記了武宗作為總兵北邊的統帥，是以三萬精兵相扈從的強大武力為後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㻋並沒有直接控制強大的軍隊，只有貼身衛士一千八百多人①；察合台後王燕只吉台雖然與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見有重兵隨行①。和世㻋欲憑極其有限的政治資源，去染指大都集團幾經①天曆二年八月，「賜明宗北來衛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鈔五十錠，怯薛官十二人各鈔二百錠」。《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 ①天曆二年三月，和世㻋在從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說：「諸王察阿台今亦從朕遠來」。九月，文宗「賜武寧王徹徹禿金百兩，鈔幣有差」。徹徹禿當時尚在京師，與他一起受賜賞的「西域諸王燕只吉台」，應當就是扈從和世㻋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後王燕只吉台。見《元史》卷三一《明宗紀》，卷三三《文宗紀》二。又據《元史》卷一三九《乃蠻台傳》，傳主曾奉命送太宗舊鑄皇兄之寶於浴血奮戰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來就不容樂觀。但他對此毫不經心，任情舉措，終於導致殺身之禍。 四月，攜帶玉璽北迎和世㻋的燕鐵木兒一行至行在入覲。這個左右大都局勢的蓋世功臣，現在要當面試探一下新君對他的態度。和世㻋雖然宣布「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對燕鐵木兒「仍命為中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答剌罕、太平王並如故」，但是卻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權，沒有將圖帖睦爾原授的知樞密院事一職重新委任給他②。與和世㻋一同流亡的孛羅和哈兒禿兒，則分別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和中書平章政事。五月，複選用潛邸舊臣及扈從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顯，如果和世㻋臨朝，燕鐵木兒很難會有君恩獨厚的寵遇；隨明宗入京的新貴必定要來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爭得的勝利成果，甚至逐漸將他排擠到權力集團中的次要地位。這是他不能接受的。對圖帖睦爾來說，一經即位為帝，原先的「固讓之心」也逐漸銷蝕。可是因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㻋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離開大都。僅僅十幾天以後，圖帖睦爾又下令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冊、玉寶。次年正月，和世㻋的使者抵達大都。圖帖睦爾在明知大兄已決意南歸的情況下，仍搶先完成以冊命皇后告於南郊、太廟，以及在大明殿冊封皇后的一系列儀式。當時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詔天下，讓位於大兄。今立後，是與詔自相違也。」圖帖睦爾聞奏，「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後聞之，亦有金幣之賜」①；惟冊後典禮仍照行不誤。不過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圖帖睦爾自大都北行、親迎和世㻋的前後，他還是準備恪守讓位諾言的。出發後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財賦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隸詹事院」（《元史·文宗紀二》）。這個機構初建於元朝滅宋之後，掌宋謝太后、福王獻納產業及賈似道等人田地所納賦稅，原隸屬皇后中宮，於大德八年（1304）罷廢。圖帖睦爾在此時恢復江淮財賦府的建制，並將它改隸東宮官署詹事院，顯然是為自己日後以皇太子身分控制這筆重要的財產資源預作準備②。 圖帖睦爾用了一個多月，才走完從大都到上都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趨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張北縣境，是為大都至上都驛路的大拐角處，武宗時建行宮於茲，故名中都），與和世㻋會面。八月一日，和世㻋抵達旺忽察都。次日，圖帖睦爾見大兄於行宮。和世㻋設宴待察合台後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當為天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後不久的事。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紀》。據燕帖木兒碑傳，和世㻋對他的委命，還包括統帥左、右及龍翊衛欽察軍的大都督之職。 ①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②圖帖木兒出發前一日，和世㻋立他為皇太子的詔命才抵達大都。復冒江浙財賦都總管府，應在茲後才決定，所以圖帖木兒才會在路上倉促發表。 皇弟及諸王、大臣。兄弟歡合的場面前後未滿五天，和世㻋即於八月六日「暴崩」。圖帖睦爾「入臨哭盡哀。鐵燕木兒以明宗後之命，奉皇帝寶授於帝」，遂簇擁圖帖睦爾疾驅還上都，一路上「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胃繞幄殿巡護」③。八月十五日，圖帖睦爾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為文宗。 明宗和世㻋在天曆之變中暴卒的詳情，可能已永遠成為歷史的秘密。和世㻋之子妥歡貼睦爾親政後，為撤文宗廟主詔告天下曰：「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①按也里牙為仁宗朝權臣鐵木迭兒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國公，後因贓被黜。天曆初，他與妻弟鎖住等投靠大都集團，復被起用為太醫院使。和世㻋即位後，為報復鐵木迭兒離間宗室、脅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鎖住等人於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為擔心株連，遂受人唆使，利用職權向和世㻋進毒。至順元年（1330），也里牙得復秦國公爵位，其姻親鎖住亦再仕為將作使，應即文宗對他們參與謀殺和世㻋的獎賞。但同年七月，鎖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錄、祭北斗、咒咀」伏誅，與之有牽連的明宗舊人索羅等亦一起被殺。屠寄認為，「也里牙景教徒，必無造符錄、祭北斗事..蓋不便論其本辠，虛構獄辭，以飾觀聽耳」②。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殺人滅口的行動。燕鐵木兒則應是旺忽察都事變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闕略，只有存疑。 至順年間的「文治」 文宗的漢文化修養超過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書法，「落筆過人，得唐太宗晉祠碑風，遂益超詣」③。他還會作畫，所繪「萬歲山畫」草圖，「意匠、經營、格法，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①。他曾經轉輾流落於江南、海南和荊湖，對當時民情也應有相當的了解。不過，文宗卻處在一個很難有所作為的時代。天曆年間連續兩次重大的變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層人心離散。兩都戰後遭籍沒財產的官員貴族在百人以上；對隔絕在圍城中的上都官員，後來雖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職不復任用②。明宗被弒，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③，有諸王、高級官員甚至西域名僧參與的③《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①《元史》卷四○《順帝紀》三。月魯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紀》分別作玥璐不花、野里牙。②《蒙兀兒史記》卷一一七《也里牙傳》。 ③許有壬：《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至正集》卷七。 ①釋大：《恭題文宗帝御畫萬歲山畫》，《蒲室集》卷十三；《輟耕錄》卷二六《文宗能畫》。②黃溍：《史惟良神道碑》，《黃金華集》卷十三。 ③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謀不軌」案接連發生，有的逕以「明宗太子」為號召。天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舉兵，實際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㻋一死，文宗擔心原已詔赦的囊加台復舉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輿，坐大不道棄市」④。雲南行省丞相也兒吉尼是武宗舊臣乞台普濟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鎮北。天曆元年文宗即位後，兩次召也兒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邊反對武宗後人；抗命不至，當是出於效忠和世㻋的立場。二年三月，也兒吉尼大概猶疑動搖，想要投奔文宗，故被雲南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歸途中曾「賜駙馬脫必兒鈔千錠，往雲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後，雲南諸王禿堅等才最後改變觀望態度，於至順元年正月公開稱兵⑤。戰火瀰漫整個滇東北，元廷先後調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陝西、朵甘思、朵思麻等處軍隊，歷時年余，方始平亂。自忽必烈朝以來，蒙古高層內部的躁動不穩，以文宗朝為甚。所以陳思謙在至順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結人心」；虞集為殿試擬制策，亦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①。 可是文宗在天曆之變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樣採取超脫立場，通過「誅逆」來收攏人心。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鐵木兒，不惜進一步養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至順之年，詔燕鐵木兒「宜專獨運，以重秉鈞。..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元史·燕鐵木兒傳》）。所謂「時省台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元史·虞集傳》），其實不過是以這個頗具才幹的獨夫為核心的同氣相求的權力小集團。文宗為曲意交好燕鐵木兒，竟聽憑他取泰定帝妃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將自己的兒子寄養於燕鐵木兒家，又以燕鐵木兒子為己子。由這班社會基礎異常狹隘的「同功一體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興盛。 社會經濟也在這時遇到較為嚴重的困難。天曆時，關陝地區「饑饉疾疫，民之流離死傷者十已七八」②。江西和嶺南等地，則連年低溫。「天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於是吾鄉老者久不見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識者。明年大雪加凍，大江有絕流者，小江可步，又百歲老人所未曾見者。今年（按指至順元年）六月多雨恆寒，雖百歲老人未之聞也。」「兩年之雪，大興所無。去年之凍，中州不啻過也；六月之寒，則近開平矣。有自五嶺來者，皆雲連歲多雪」①。江浙的海運糧也連續幾年因民飢而不克征滿舊額，④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學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⑤天曆二年十月，文宗詔：「雲南、八番為囊加台所詿誤，反側未安者，並貰其罪。」可見雲南稱兵雖晚，舉事原因則與四川囊加台同。 ①《元史》卷一八四《陳思謙傳》；卷一八一《虞集傳》。 ②同恕：《西亭記》，《榘庵集》卷三。 ①劉岳申：《送蕭太玉教授循州序》，《申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廣等省分漕米「以紓江浙民力」，可見災情同樣不輕。由於政治和經濟環境的限制，文宗臨朝四年間，只好專心著意，以追求振興文治的表面效果為滿足。通過建立奎章閣學士院和修撰《經世大典》，他將當時幾乎所有的名儒都籠絡在自己周圍，用虛崇文儒的手段來收攬漢地民心。 奎章閣是元代大都皇宮內收藏文物書畫、圖書寶玩的殿閣，在興聖殿西廊。天曆二年，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於此，設大學士、侍書學士、承旨學士、供奉學士等職。文宗的意圖，是欲藉此標榜自己以儒治國。他曾詔諭奎章閣諸學士說：「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元史·文宗紀三》）。學士院還專設授經郎二人，為蒙古貴族子弟傳授經學。但是這種聊備顧問式的問對，「無益時政」，討論率多不切近務，事實上文宗也不准許他們議論時政，明白宣布：「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責也」（《元史·虞集傳》）。因此奎章閣學士院雖有為朝廷以儒治國張本的虛名，實際上卻變成聚集名人學士，入侍燕閒，觀覽經書，鑑賞文物的場所。奎章閣諸臣的真正身份，其實並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團，不過是一批才識超詣的「文學之士」而已②。 奎章閣學士院建立的當年，即受命與翰林國史院官一起，采輯本朝典故，准唐宋會要，纂修《經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專屬奎章閣學士院，燕鐵木兒為國史例監修。至順二年五月書成，凡君事四篇（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賦典（戶部典志）、禮典（禮部典志）、政典（軍事方面的典志）、憲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總共880卷。分別節錄中央、地方官府的有關文件於各篇目之下，但刪去吏牘繁詞，由蒙文文書譯為漢語者，多重加潤色，由直譯體改為漢文文言。通過纂修這樣一部大規模的官頒政書，來強化「示治平之永則」①的正統形象。 史載文宗在建康（今江蘇南京）作藩王時，「日以酒韜晦」②。他死於至順三年八月，年僅二十九歲，「隱虧天倫」的負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應是損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權臣燕鐵木兒也因縱慾過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為天曆之變的慣性所推動，繼續遵循原來的軌道行進六七年之久。長期積聚的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更為廣泛普遍的社會對抗，促使元代社會進入它的後期。 ②《元史》卷一八二《謝端傳》。 ①《經世大典序錄》，《元文類》卷四○。 ②大：《王可毅歷仕記》，《蒲室集》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