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七章　成宗「守成」與武宗時朝政的衰弛

第一節　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國策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依漢制冊立真金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去世，以後沒有再立皇太子。不過，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命真金幼子鐵穆耳撫軍漠北，行前以皇太子舊印授之，使其位居於數年前即已出鎮嶺北的兄長甘麻剌之上。忽必烈逝世之前，又遣內侍諭真金遺孀，向她推薦張留孫，謂「張上卿朕舊臣，必能善事太子」①。看來忽必烈確實有意要讓鐵穆耳繼承帝位。但由於沒有經過立詔建儲的法定手續，即使從漢制的角度說來，鐵穆耳的嗣君地位也不是必定無疑的。而若按照蒙古舊制，大汗去世後，則當由皇后臨朝攝政，再擇期舉行忽里台大會，由宗室勛舊「協謀推戴」新汗登位。在這個過程中，皇后的個人意志就很可能在新君人選問題上發生重要影響。至元後期，繼察必以後被立為皇后的南必，權勢日大，經常干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後奏事焉」（《元史·后妃傳》）。南必有一子，名鐵蔑赤；世祖的其他兒子，當時活著的也還有好幾個人。忽必烈死後，鐵穆耳能否順利地入繼大統，困難是很大的。 世祖病危之前，顯然已意識到身後帝位繼承問題上的層層陰霾。三十年十二月，他驛召待命大同的伯顏回朝。看來他決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顧命大臣宣布遺詔的故事，來實現自己的意志。這時的中書右丞相完澤雖然曾任詹事府首任長官，是真金舊人，但他是一個典型的圓滑世故的官僚，很難期望會有剛毅果敢的作為；而伯顏是平宋戰爭的主帥，這時又以知樞密院事掌天下兵權，所以最終被忽必烈選為「揚命群王」的代言人①。三十一年正月，伯顏抵達大都。自是他與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便始終不離世祖左右。十天後世祖病死，二人遂以顧命大巨的身份控制朝廷，由伯顏「總百官以定國論」②；由不忽木主持引樞北葬等治喪事宜。現存史料完全沒有提到南必皇后在這一時期的行動。但這時發生的傳國玉璽事件表明，南必似乎並不甘心束手就範。她與顧命大臣之間可能經歷了一場心照不宣的激烈較量。 至元三十一年年初，木華黎後人持一玉石求售，經鑑定竟是秦以來歷代相傳、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璽文的傳國玉璽。因此，在世祖「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速由台諫耳目之①袁桷：《張留孫家傳》，《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①②元明善：《伯顏碑》，《元文類》卷二四。 司，直達於皇太妃（按指真金妃）御前」③。這件事，很可能是伯顏及其支持者們精心安排的，藉此把帝位將歸於真金系的定策搶先昭示天下，以正視聽；同時也可以預防南必通過扣留世祖御印來干預選君。此後兩個多月，伯顏執朝政，「守正體」一如平日，等待鐵穆耳從北邊南返。 四月初，鐵穆耳和隨同出征的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趕回漠南。玉昔帖木兒立即成為臨時執政集團最核心的成員之一。右丞相完澤不得預議機密，只好結托真金妃打聽消息。真金妃召伯顏、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兒探問，卻受到玉昔帖木兒的一頓搶白①。這時候，與鐵穆耳競爭帝位的最強有力的對手，應是他的胞兄、真金長子、出鎮嶺北的晉王甘麻剌②。玉昔帖木兒先發制人，在宗親合議前私下逼迫甘麻剌說：「宮車晏駕，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甘剌麻雖然勉強表態：「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但他內心終究仍有些不服。後來經真金妃提議，命兄弟兩人當眾比賽誦讀祖宗寶訓，優勝者為大汗。甘麻剌因口吃，競賽失敗。至此，親王間猶有違言者。「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慄，趨殿下拜。」鐵穆耳終得以繼位為帝，由真金妃親手授以新發現的傳國玉璽，並於四月十六日正式登基，是為成宗。也直到這時，他的擁立者們才如釋大負。玉昔帖木兒說：「大事既定，吾死且無憾。」伯顏則表示只願「與諸王飲於宮前，余非所知也」。南必皇后也參加了上都選汗大會。她與顧命大臣的衝突，尚未發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後來一直受後代祭祀。朝會結束後甘麻剌返回漠北晉邸，潔實彌爾奉太后命送他就國。一路上，潔實彌爾「亹亹俱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遠范，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監者。顯宗然之，賜衣一。公還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處吾兄弟之間』。」①這段史料表明，鐵穆耳和甘麻剌確因汗位之爭曾有不快，這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秘密。 成宗即位後起用的軍國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後期政府的原班人員②，這就從人事方面保證了按世祖遺規實施「持盈守成」的國策③。成宗一朝③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六《傳國璽》。 ①據《元史》卷一三○《不忽木傳》，真金妃召三人問事是在世祖彌留之際。玉昔帖木兒答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為之。臣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惟據玉昔帖木兒碑傳，他隨鐵穆耳鎮北，直到「鼎湖上仙」，才「奉鑾馭而南」。因此真金妃召問三人之事，只能發生在鐵穆耳南還之後。見閻復：《玉昔帖木兒耳碑》，《元文類》卷二三。 ②甘麻剌究竟是否與鐵穆耳同出一母，史文頗有含糊之處。見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元史論叢》第3輯，1986年。 ①吳澄：《潔實彌爾神道碑》，《吳文正公集》卷三二。 ②顧命大臣伯顏和不忽木受完澤忌恨，似未重用。玉昔帖木兒仍守漠北。其他朝臣，則大多為世祖末年擇定人選。 守成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對內外都強調寬宥「惟和」④。即位翌月，成宗即決定罷征安南，將年前被忽必烈拘留的安南國陪臣陶子奇釋放回國，遣使持詔撫慰；同時將至元三十年任命的安南行省平章劉國傑改授為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大德二年（1298），臣下用兵日本的建議亦被成宗拒絕。在西域方面，元軍防線到大德中葉也稍事退縮，從火州撤至哈密，以期減少西北藩王對嶺北的侵擾。在此前後，廣西洞寨騷亂，帥臣建言征討，樞密院已奏准發兵，廷議後仍追回成命，遣人招諭。元貞、大德中葉以前，從江南海運漕糧入京，每年僅四十萬石到七八十萬石不等，當時漕運能力已達每年百萬石以上。漕糧減額北運的主要原因，是「京畿所儲充足」。可見中原農業經濟當時相對穩定。在南方，自平宋以後，一時間新政未孚，「如大病始愈，必有餘疾，此才已而彼又見」⑤；「新官蒞任，數有重難之役，並緣侵漁豪橫吞噬之徒，又乘間而出，短於支拄者，率身隕家毀」。直到元貞、大德年間，這裡的局勢才逐步澄清，「世道清平，人獲休息」①。完澤為相，雖然尚苟且而不圖進取，但在當時情況下，他凡事「處之以安靜」，畢竟還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時人稱讚最初舉薦完澤的燕公楠「一薦完澤，天下享和平清靜之樂餘十五年」②。由是可見元貞大德的「守成」政治在當時人心目中的估價。 第二節　元貞大德間的朝政和社會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勢，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爭和社會對抗。在成宗從世祖手裡接過來的中書省班底里，首相完澤「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諉，得過且過；其他成員則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財家。至元時期的回回名臣賽典赤之孫伯顏，世祖末年起入為中書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並被賜予其祖父的舊稱，所以史料中亦多稱之為賽典赤。阿合馬餘黨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進入中書省。成宗即位後，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機會將他參罷，但結果他仍在中書省臣庇護下「執政如故」。中書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雖然是漢人，卻有一個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國朝旨，學西域法」，「錢穀出入高下，若指諸掌」①。③「持盈守成」之語，見張伯淳：《大德四年賀正表》，《養蒙集》卷一。④「惟和」之語，見張伯淳：《大德改元賀表》，《養蒙集》卷一。 ⑤許有壬：《劉國傑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①吳澄：《游應斗墓表》，《吳文正公集》卷三六。 ②程鉅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樓集》卷二一。按完澤在世祖後期已出任中書右丞相，故此處謂天下清靜「餘十五年」。 ①袁桷：《梁德珪行狀》，《清容居士集》卷三二。關於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勢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見楊漢人儒臣在當時多諱言財利事，對這些理財大臣視若仇讎，遂利用御史台執掌風紀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貴巨大職莫之與抗」的特殊地位②，不斷尋找機會參劾「時宰」，由此引起中書省臣的忌恨。省官與言官的衝突在成宗一朝至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兩個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無逾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元史·成宗紀一》）另一名台官則聲稱：「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伯顏及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相之」③。這些議論當然引起了中書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張留孫家傳》載，「成宗新嗣位，時宰不快於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讓責中丞崔公彧」。據《元史》，此事起於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詣架閣庫，取崔彧舊上奏章告於成宗御前，說他「私黨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澤等鞫問。崔彧大懼，遂靠張留孫引薦，疏通完澤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④。侍御史萬僧顯然是在「時宰」唆使下告發崔彧的。從完澤周旋彌縫於兩造之間看，此處的「時宰」當指賽、梁等輩理財大臣而言。在處置省官與台官之間矛盾衝突的問題上，成宗恪守世祖遺規，即倚重省官理財，同時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後來那種誅殺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終沒有發生。成宗對西南邊區的平定大德中葉，隨著守成政治稍見成效，成宗漸起開邊之心。大德二年（1298），緬國撣族勢力日益強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領下攻入緬都蒲甘，翌年殺緬王及世子宗室等百餘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貢入朝，向元政府報告廢黜緬王的原因。但忠於緬王的地方官員和出逃的緬王王子，都向元朝告發阿散哥也兄弟在稱亂過程中渺視元朝對緬國的宗主權。大德四年（1300），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廢立元朝冊立的國王，命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左丞忙兀都魯迷失等率軍一萬二千，取道永昌騰衝，於十月間入緬作戰，宗王闊闊受命隨行監軍，「以鎮兵威」。十二月中，元軍圍阿散哥也所守之木連城（緬名Myin-saing）。元軍圍攻木連城達兩個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從攻的雲南行省參知政事高阿康（雲南土官，又名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萬戶章吉察兒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賄賂，以「天熱瘴發」為理由，擅自引兵撤圍班師。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論》，北京，1985。 ②吳師道：《上趙侍御書》，《吳正傳集》卷十一。 ③黃溍：《徐毅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七。 ④袁桷：《張留孫家傳》，《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禮傳》。等實際上「皆受賊賂」，因此制止不力，也隨後撤軍①。據緬甸史書則記載，元軍入緬期間，曾在叫棲地方幫助當地居民興修水利工程，並開鑿了一條叫作撴兌（Thintwe）的運河。阿散哥也持金銀禮物饋贈元軍，是對元軍出力建設水利的答謝②。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闕請罪。元成宗殺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認了撣族頭領推翻蒲甘緬族王朝、統治緬國的事實。 蒲甘王朝的撣族舉事時，曾與八百媳婦相通。元西南邊境小騷亂時起時絕。廷議征緬前後，出鎮雲南的梁王「請自討賊」，要求出兵八百媳婦。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荊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及合剌帶並中書右丞行雲南省事，率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江浙五省軍二萬人趨赴雲南，與在雲南、四川徵調的軍隊會合，出征八百媳婦①。這次軍事行動在朝中引起很大的爭執。中書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則以「今其過惡未著，師出無名；暑天瘴癘，山路險遠，征行之苦，轉輸之勞，奚啻動百萬眾」為諫。久戌南方的宿將劉國傑提出，若發兵征南，「必先積糧思、播、順元」②。但成宗一意孤行，堅持原議。結果，為向劉深供給饋餉，引起荊湖全省騷然。「溪洞險惡，無木牛流馬可運。率一斗粟數十倍其費始達」③。深軍行至順元（治今貴州貴陽），葛蠻（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濟、水西（今貴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節乘劉深軍沿途騷擾、民怨沸騰的時機舉兵起事，烏撒（治今貴州威寧）、烏蒙（治今雲南昭通）、東川（治今雲南會澤）、芒部（治今雲南鎮雄）、武定、威楚（治今雲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區群起響應，西南震動。劉深軍被阻絕於深山霧谷之中，突圍後被迫放棄西進，中途折回。沿路「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才十一二」④。成宗在朝臣堅請下誅劉深，改用劉國傑平定西南各族。臨行之前，成宗命劉國傑署狀，若不克成功，將籍其家①。是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際，蛇節被俘殺，宋隆濟亦在此後不久被殺，西南地區才漸次安定。平定西北邊境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繼承了至元後期收縮畏兀兒地區的元軍防線、騰出力量確保嶺北的政策。元貞年間，元軍曾力圖維持在畏兀兒地區與海都、都哇對峙的態勢，在天山南、北分別立曲先塔林都元帥府（當設治於塔里木河①《經世大典序錄·征伐·緬國》，《元文類》卷四七；《元史》卷二一○《緬國傳》。②哈威：《緬甸史》，姚楠譯頁122，北京，1957，姚楠編譯：《古代南洋史地叢考》，頁37。①《經世大典敘錄·招捕·八百媳婦》。 ②吳澄：《董士選神道碑》，《吳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鉅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樓集》卷二一。③吳澄：《李世安墓志銘》，《吳文正公集》卷四二。 ④劉敏中：《哈剌哈孫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①許有壬：《劉國傑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流域的庫車城，故名）、北庭都元帥府，分別節度西域駐軍。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緊逼之下，元軍已東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線，而將東至火州的畏兀兒之地完全放棄了。但對嶺北，元廷絲毫無放鬆之意。成宗從北邊回朝繼位後，任命叔父寧遠王闊闊出鎮北總軍。元貞、大德之際，元軍在加強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時，從嶺北逾金山，溯亦馬兒河（今鄂畢河上游）出攻八鄰之地。這次行動，很可能帶有聯合欽察汗東支，挾制海都、都哇的性質②。大德二年冬，闊闊出疏於戒備，遭都哇偷襲兵敗。成宗婿闊里吉斯馬仆被俘處死。都哇獲勝後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總北邊。五年秋，元軍與海都、都哇會戰於金山附近的鐵堅古山。元軍先敗海都。都哇後至，兩軍再戰。雙方互有勝負，但都受到重創。海都、都哇在會戰中負傷，前者不久即死去。 鐵堅古山之戰對於元與西北宗藩的關係有決定性的影響。海都死後次年，即大德七年（1303），都哇扶立察八兒為窩闊台兀魯思汗。都哇即於同年「先眾請和」。接著，他以元廷支持為後盾，向察八兒要求歸還海都從察合台汗國奪去的草地，並脅迫他與元廷約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兒約和使臣到達元廷。接著，他們又聯合遣使到伊利汗、欽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乾草原會見欽察汗脫脫的使臣，元與西北諸兀魯思之間的約和至此完成。自從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位以來，元朝西北邊境的戰火終於基本平息①。 成宗後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發生的另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是漕運兩萬戶朱清、張瑄之獄，受該案牽連的八名中書執政官同時被罷免。自從至元二十年海運漕糧的航線創通之後，南漕米由海路達於大沽、遼陽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開口待哺以仰海運」的形勢②。創通海路的朱清、張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勢力浸大。他們結交權貴，廣治田宅，很快成為江南屈指可數的大富貴，同時也招致了不少政敵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斷地有人告發朱、張。成宗元貞元年，又有「飛書」言朱、張「有異圖者」。朝廷照例釋而不問。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張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詰問之，獄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後懼受辱自殺，張瑄被處死。 朱、張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難弄清。據王逢《張孝子詩序》，當時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魯罕主朝政，「樞密斷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誣，後信，輒收之（按指朱、張）。丞相完澤奉先帝遺詔諍莫解」。按元史本紀，成宗在大德②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綱》（博士論文，南京，1984），列印稿頁254至259。①參見《察合台汗國史綱》，頁271至279。 ②鄭元祐：《邊公遺愛碑》，《僑吳集》卷十一。 六年二月「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可見病得不輕。卜魯罕殺張瑄父子，或即發生在這時①。朱、張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結。大德七年正月，朱、張家屬被遣發京師。應當是在審理兩家妻子的過程中，中書省宰執受朱、張賄賂之事案發。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罷免中書平章伯顏（賽典赤）、梁德珪、段貞、阿里渾撒里，右丞八都馬辛，左丞月古不花，參政迷而火者和張斯立八人。首相完澤也遭到受賄的指控。雖然成宗對他釋而不問，但對完澤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澤死於是年閏五月，上距成宗罷相不到半年，距離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婦總帥劉深受誅不到三個月。他的死，當與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內心憂懼有關。 根據梁德珪的行狀傳記，罷相一事，乃卜魯罕皇后乘成宗臥疾時所為②。與梁德珪同時受黜的八都馬辛、伯顏等人，都是卜魯罕黨羽，是成宗死後力圖支持卜魯罕攝政的核心人物。他們之被罷黜，不大可能是出於卜魯罕的制命。一日罷八相，差不多等於中書省的大清洗，事關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於輕易處置的。這件事只能是成宗聖心獨斷的結果。袁桷所言，不過是為傳主飾諱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麼因素，促成了元成宗這一異乎尋常的激烈舉動？因為缺乏充分記載，現在難以詳細了解。但是強調寬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漸釀成綱紀鬆弛、政事懈怠，「實惠不及於民」的積弊①，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將賽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財政策與阿合馬、桑哥等劣跡相提並論。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書省臣後聲稱：「自阿合馬、桑哥、賽、梁輩相繼秉政貳拾余載，輕用官爵，重貪財貨，濫放冗員，沮壞選法。奸邪得位，遂為天下無窮之害。」②差不多與此同時，劉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異口同聲地說：「至元乙亥（1275）之後，老奸巨蠹，繼踵用事..即今吏弊連根株、民病成膏肓，實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③。賽、梁的理財措施，似乎遠遠沒有到阿合馬、桑哥時刻剝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澤的姑息縱容之下，元貞、大德年間「惟和」政治的效果，確實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壞。一方面是選法紊亂，職官員額迅速膨脹。僅徽政院除官，一兩年內即多達一千五百人④；另一方面則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務壅滯，乃至民間對官吏執行上司政令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諷⑤。國庫用度不支，則靠挪用鈔本來填補缺①《梧溪集》卷四下。或以為朱、張死於大德七年。此說亦無確證。據《元史》本紀，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張「妻子」、「家屬」，並不是他們本人。 ②袁桷：《梁德珪行狀》，《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①見鄭介夫奏議（即著名的《太平金鏡策》），《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②《通制條格》卷六《保舉》。 ③劉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④蘇天爵：《李守中墓志銘》，《滋溪文稿》卷十一。 ⑤鄭介夫奏議，《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 額，導致鈔法逐漸進入慢性危機。成宗本人頗為迷信，大德中葉「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⑥，可能也促使他下決心釐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見」，詔遣使臣循行諸道，宣撫天下⑦。朱、張賄賂權貴一事恰巧在這時案發，於是引發出成宗對中書省進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後期「朝廷更政」的一個標誌①。主持「更政」的首相，則是曾以中書左丞相職位輔助過完澤的哈剌哈孫。哈剌哈孫晉位右丞相以後，精選州郡守令，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不過「更政」的實際成效並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罷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復入中書。成宗晚年疾病連歲，「權移中闈。群邪交扇，勢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孫）以身維之，奸不得逞，事無以撓」②。哈剌哈孫能做到的，不過是維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壞而已。 ⑥《元史》卷二○《成宗紀》三。 ⑦鄭元祐：《岳鉉神道碑》，《僑吳集》卷十二。按鄭氏誤系與遣宣撫使事於大德五年，此從《元史》本紀。 ①袁桷：《王構行狀》，《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②《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孫傳》；劉敏中：《哈剌哈孫碑》，《中庵集》卷四。 第三節　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機和至大「惟新」 皇位之爭元成宗有數子，唯德壽太子為卜魯罕皇后所出③。大德九年（1305）六月，成宗在病中冊立德壽為皇太子。甫半年，德壽先於成宗死去，無後。卜魯罕皇后為此痛心疾首地問帝師膽巴說：「我夫婦以師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護耶？」④嗣後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生前未再立皇太子。由於缺乏明確的法定繼承人，更加激發起汗位覬覦者之間的激烈角逐。 成宗後卜魯罕在大德後期干政多年，與中書省、樞密院裡的許多回回大臣深相結納。他們與皈依伊斯蘭教的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難答之間，也有不同尋常的關係；後來的仁宗甚至宣稱阿難答與成宗後有私通情節。因此卜魯罕打算內而操縱朝議，外而倚重阿難答手中的兵權，臨朝稱制，並起用阿難答輔國。而阿難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孫的身份爭奪皇位。雙方為了共同對付出鎮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而結為聯盟，被當時的漢人儒巨稱為「回邪譸張，勢挾中闈」①。為了試探輿情，卜魯罕等人幾次召集館閣會議。朝中漢人儒臣大多對回回勢力集團存有戒心，所以往往持冷淡態度。暢師文在朝議時「■言：『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眾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視事。何瑋也以「此非臣敢知「為辭抵制與議。「丞相阿忽■變色，以則天為言。公曰：『彼有廬陵王，何可同也。』」②爭奪皇位的另一方，是海山兄弟。海山長年總兵北邊，在大德年間與西北藩王的幾次硬仗中戰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孫，頗得在漠北作戰過的諸王將領的擁護；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則雅重儒術，從成宗朝起就在身邊聚集起一批漢人士大夫或傾心漢文化的蒙古、色目侍臣，被中原和南方漢族士人看成振興文運的希望所在。卜魯罕顯然早就對海山母子染指皇位存有戒備。大德九年十月，她以中宮秉政，出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於懷州，企圖通過割斷他們與朝廷中樞的聯繫來限制其行動①。 ③《貴顯世系》謂成宗四子；《史集·鐵穆耳合罕本紀》提到其中兩個，且明言唯德壽太子出於卜魯罕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謂德壽為弘吉剌氏失憐答里所出。惟傳文中「大德三年十月，立為後。生皇子德壽，早薨」一語，當系衍文。失憐答里死於鐵穆耳即位前，大德三年立為皇后者，實卜魯罕。見傳記校勘記8；陳得芝：《鐵穆耳合罕本紀》漢譯文，《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輯。④楊瑀：《山居新話》卷一。 ①劉敏中：《哈剌哈孫碑》，《中庵集》卷四。 ②許有壬：《暢師文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九；程鉅夫：《何瑋神道碑》，《雪樓集》卷八。①大德九年十月正是德壽太子病篤之時。卜魯罕在這時逼答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出京，可能就是為了按照蒙古舊俗，大汗死後，例應由皇后攝政，主持召開選立新汗的忽里台大會。但卜魯罕企圖控制朝議以遂其私的行動表明，元皇朝確立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體制，已在相當程度上腐蝕了漠北舊制。處於皇權制約的官僚中樞的權力，在皇權暫時中斷的情形下非但沒有消失或弱化，反而對整個政治結構具有了更關鍵的影響力。最終掌握著這種影響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孫，多年以來一直處於若明若暗地與卜魯罕相對立的地位，現在成為阻止卜魯罕得逞的重要因素②。成宗死後，哈剌哈孫立即秘密地遣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懷州的答己及愛育黎拔力八達。這時卜魯罕已下密制切斷通往漠北的驛路。受哈剌哈孫之命北趨報訊的康里脫脫，通過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馳驛文書的日期，使先於卜魯罕下諭之日，遂得乘驛馬往海山處告警。自是，哈剌哈孫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病臥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元史·哈剌哈孫傳》）。既「稱病」而又「臥闕下」，一方面可以沮泥卜魯罕動員行政中樞的權力資源發號施令、籌劃臨朝稱制的計劃，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團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書省。哈剌哈孫的行動取得了掌御印的典瑞院太監董士恭的全力支持。史稱成宗死後，「親王有覬覦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①。哈剌哈孫等人堅持在中書省守值凡三月，「未嘗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擊的時機成熟。 戍守和林的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後，曾準備立即離開大軍回朝。後因乞台普濟以漠南事宜「難以遙度」為勸，遂暫時緩行，以觀局勢②。大德十一年，率軍自金山前線東返的海山抵達和林，召集嶺北諸王勛戚大會，誅殺與阿難答通謀的合赤溫後王也只里，與會宗親大臣合辭勸進。海山這時已獲悉答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先至大都，決計在和林窺視動向，「俟宗親畢會，議之」。 他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因此對於帝位，志在必得而不稍疑③。與卜魯罕、阿難答和海山相比，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最初行動顯得最為遲疑不決。他的漢預先斷絕其干預嗣君人選的可能性。據瓦薩夫書，成宗曾欲按蒙古舊俗納寡嫂答己為妻，遭卜魯罕反對。則她驅答己母子至懷州，也可能與此事有關。又據黃溍《柏鐵木兒家傳》，答己母子還一度由懷州徙雲中。但其他文獻未見有相關記載，尚待深考。見《黃金華集》卷四三。 ②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輯。①黃溍：《董士恭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六。董士恭原任典瑞院少監。大德十一年，中書省欲超升其位下者為太監，成宗不允，命擢董士恭為太監。中書省的原議，或與卜魯罕集團加緊控制內廷的策劃有關。 ②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海山部下都力主以武力為後盾強奪汗位。床兀兒很早就對海山發誓：「臣先父士土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戰無不克。殿下亟宜歸定大計，以副天下之望。」見虞集《句容郡王世跡碑》，《元文類》卷二六。 族侍臣們儘管從中原王朝立嫡立長的皇統觀念出發，把阿難答稱為「庶子」、「支子」，但即使作為真金嫡傳、「裕皇賢孫」，「次序居長」者也應是海山④。如按蒙古傳統，則新君當選又必持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援，這也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根本缺少的。只是由於不甘心等卜魯罕「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而使母子束手就擒的命運，他才在接到哈剌哈孫的密報後，幾經猶豫，勉強赴都。大德十一年二月下旬，答己母子回到大都。愛育黎拔力八達立即派李孟裝扮成醫生，入皇宮探視稱病堅臥的哈剌哈孫，取得秘密聯繫。卜魯罕這時已定於三月初三御殿聽政，並謀以偽賀愛育黎拔力八達生日拘禁答己母子。直到這時，愛育黎拔力八達仍意存觀望，在幻想等海山帶兵到京再行舉事。李孟等人反覆以「得時弗為」、「臨機不斷」將遺禍天下勸諫，愛育黎拔力八達遂同意「以卜決之」。李孟唆使卜者但言以禎吉，愛育黎拔力八達這才決意行動，乃在阿難答發難前一天「振袖而起」，從大都郊外寓所秘密馳入禁中。哈剌哈孫詐稱海山遣使至京，約阿難答、卜魯罕、阿忽台等入朝議事，遂將他們全部拘捕。愛育黎拔力八達以實力最弱的一方而得以「廓清宮闕」，關鍵在於他取得了朝廷官僚中樞的支持和配合。 原來以清君側的名義「入造內庭」的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旦清除卜魯罕集團之後，禁不住對近在手邊的皇位產生垂涎之心。站在他一邊的諸王闊闊出、牙忽都等人都進言：「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即大位。」他的師儒李孟亦「嘗勸皇弟（按指愛育黎拔力八達）以自取」①。頗不安份於枯坐內宮的答己太后，深知愛育黎拔力八達「天性孝友」，比海山更易於受她控制，所以也傾向於讓前者踐帝位。這時答己托陰陽家推算，言「重光（指至元十八辛巳年，海山生年）大荒落有災，旃蒙（指愛育黎拔力八達出生的至元二十二乙酉年）作噩長久」，遣近臣往諭海山，試探他的反應。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來這樣一套星命休咎的說教，立即命馳抵不久的脫脫疾還京師，表示自己已決意繼承帝位，並將陰陽家所傳譴責為「近日任事之臣」動搖大本的「奸謀」。接著海山本人親率大軍，分三道南下①。 面臨海山強大的軍事威懾，答己母子及大都諸臣被迫改變原來的想法，向武宗明確表示宗王大臣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會答己、愛育黎拔力八達於上都，在忽里台大會上就任新汗，是為武宗。 至大「惟新」 ④《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脫脫傳》。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諸子中，年歲最長者為阿木哥。但他不是答剌麻八剌正妃答己所出，故以答己長子海山為「大太子」。 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卷一七五《李孟傳》。 ①《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脫脫傳》。 武宗自幼由党項人乞台普濟撫育，元貞、大德初雖一度受李孟輔導，卻很快就奉命戍北，「捍禦邊陲，勤勞十年」。他入繼大位以後，朝廷中樞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從征的蒙古、色目將領中挑選。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孫最初仍留任中書右丞相，但兩個月以後就被改調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②。這班新君臣似乎已感悟到，大德後期以來元代社會所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正在逐步惡化，所以他們要調整成宗的「重簡守成」國策。武宗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個字來概括，即在政治上強調對貴族官僚「溥從寬大」，專從濫封泛賞的角度去加倍發揮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經濟上則恢復忽必烈立尚書省綜理財用的措施，「誕布惟新之令」③。兩方面的選擇，同樣深刻地反應出海山君臣對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對諸王勛戚行朝會賞賜，武宗不但堅持按成宗稱汗時賞額銳增的先例發放，而且對先前會於和林時「已蒙賜與者」，也重複頒發，結果給者未及半而兩京府儲已虛。其後，請賞者仍絡繹不絕；財賦不支，只好用濫封爵位的辦法作為補償。世祖時非嫡系子孫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時其例遂大破，晉封一字王多達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寧王闊闊出是世祖直系後人外，其他十數人如越王禿剌、豳王出伯、定王藥木忽兒、壽王乃蠻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駙馬也封了一字王。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負責大臣的員額，這時候也比前朝大增。樞密院從世祖朝六員、成宗朝十三員激增至三十二員①。還有更多的「遙授」職銜。當時人記載說，「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數」②。宿衛馬謀沙以「角斗屢勝」，即遙授平章政事③。這種情況並不是個別的，「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參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技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之輕，無甚今日」④。選法的混亂必然會促成吏治的紊亂。朝廷制詔變更不常，「甚則朝出而夕改，於事甫行而止者隨至」⑤。地方官吏往往擅自離職，營幹私事。雲南行省丞相鐵木迭兒私離職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貸免復職。朝中正在討論的未決事宜，也經常泄露到民間。甚至「詔②據《元史》本傳，哈剌哈孫罷相原因是因為他反對禿剌以皇室疏屬晉封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禿剌讒譖所致。事實上，哈剌哈孫傾向儒學，很可能在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協謀挫敗卜魯罕集團後，同李孟等人一起參與過謀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為帝的密議，因此海山對他不甚信任。據《元史》卷一三六《拜住傳》，英宗時初修的《仁宗實錄》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右丞相哈剌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剌勇決」。實錄所據，當即武宗時已刪定的內府秘乘。由此亦可見海山的態度。 ③語見《至大改元詔》，《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 ①《元史新講》第3冊，頁349至354。 ②揭傒斯：《送程叔永南歸序》，《揭傒斯集》卷八。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 ④張養浩：《上時政書》，《歸田類稿》卷二。 ⑤張養浩：《上時政書》，《歸田類稿》卷二。 稿未脫，而奸民已復群然誦之」⑥。 在經濟方面的「惟新」政策，醞釀了兩年之久方始出台。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詔立尚書省，以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立省政，俾其自舉官屬，並鑄尚書省印。因為遭到御史台的反對，這項詔令似乎沒有實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來一直在急速上漲的物價仍無止息跡象，至元鈔貶值發展到很難收拾的地步。武宗這才決心專任尚書省整頓財用，時在至大二年（1309）八月。最初由中書右丞相乞台普濟兼任尚書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脫虎脫出任此職，與三寶奴、樂實等人一起受信用之專，主持財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詔行「至大銀鈔」，以新幣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按官方原定的兌換價格，以至元鈔二貫准花銀入庫價一兩、赤金入庫價一錢；因此新幣的發行，實際上是通過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鈔貶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貨膨脹的患害轉嫁到私人用戶身上。新鈔行用後，面額一貫的中統鈔只抵至大銀鈔一兩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實嚴重不符，因此頒行至大銀鈔同時，廢中統鈔，限一百日內赴庫倒換。至大銀鈔的面額，有以文、十文、百文、兩計者，共十三等①。以文為單位的通貨作為小額輔幣在民間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為廣泛，但厘鈔因為流通過於頻繁，最易昏爛，既不便於民，印刷和發行也不經濟。大概就是出於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決定行用銅錢，發行「至大通寶」，其一文准至大銀鈔一厘，並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在幣制改革的敏感時期，以行用信譽穩定的金屬輔幣來平抑小額零售商業領域內物價的過份波動，應當是一項具有積極意義的經濟措施。 自從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張瑄創通漕糧北運的海路以後，七八年之內，從江南海運到北方的漕糧就由不到十萬石劇增至一百五十萬石。大德後期，海運糧更達到一百七八十萬石。至大二年尚書省理財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運糧數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運出二百四十六萬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石；三年運出二百九十二萬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石。海漕的運輸成本比陸運節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節省十之五六①。海漕糧主要來源於南方官田歲入（部分出自分賜給諸王貴戚的賞田，由政府以鈔「酬值」）。對京畿地區糧食供應的明顯增加，使政府能夠通過控制糧價保持市面的基本穩定，從而緩解幣制改革對社會發生的衝擊。 尚書省其他的理財政策，包括增加鹽引價格（每引增至大銀鈔四兩，按至元鈔計，每引比元貞年間增加七貫）；開酒禁，立酒課提舉司；增加江南⑥張養浩：《上時政書》，《歸田類稿》卷二。 ①《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厘定為十三等」。據此，其面額等次應為一兩、二兩；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①「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道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見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三四，《漕輓之宜》下。 富戶高收入稅；凡收入五萬石糧食以上者，每石輸二升於官；追征各地逋欠錢糧；拘收外任官職田，改頒祿米，以「拘田之米」補京畿米粟不足②。這些做法，與至元時期尚書省的舉措頗為相似，卻不如那時偏激。 尚書省臣執政的重點，是通過各種途徑開闢財源，以增加國入。這一點與儒家傳統中占統治地位的只注重節流的觀點正好相悖。儒臣們主張興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啟，以其一啟而不可復塞也」①。因此他們從尚書省初建，就一直通過各種方式批評和阻撓這些理財措施的實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於大都，年三十一歲。愛育黎拔力八達以武宗冊立的儲君身份入主朝政，罷尚書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廢止。 成宗、武宗兩代，元朝統治大體上是在忽必烈時期奠定的漢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種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實現的。當時和後世的儒臣文人忌惡武宗信任的斂財之臣，斷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間「稍有變更」。實際上，武宗的尚書省幾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間尚書省的各種措施，執行時還溫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實還是力圖在不改動前代制度體系的基礎上，去緩和逐漸加劇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武宗以後，元代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跡②。證明他們的漢文化素養與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從愛育黎拔力八達開始，元代政治中進一步漢化的趨勢明顯增強，它最初似乎表現出可能衝破前代體系格局中漢、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從而使制度一新的跡象；但隨著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反覆較量，最後演變為一系列粉飾文治的行動。中元歷史的下一個階段，就是遵循著這樣的線索發展的。 ②至大時對外任官改頒祿米的標準，遠低於各品秩的官員原來獲得的職田租額，並且阻斷了他們對職田租戶的額外勒索。這一措施因損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對。見沈仁國：《元代的俸祿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輯合刊本，1989—1990年。 ①許有壬：《謹正堂記》，《至正集》卷三六。 ②據《經世大典·敘錄·御書》，真金嘗有臨帖字跡「藏之東觀，以示子孫。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賜群臣。傳至欽天德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則辭章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順帝書法亦精，詳下文。參見《元文類》卷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