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六章　元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時期的元代社會

第一節　忽必烈建國及其與阿里不哥的爭位戰爭 1260年初，從蒙、宋前線匆匆北返的忽必烈抵達燕京。他在燕京附近駐紮了將近三個月。蒙哥汗親征時留鎮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誘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範，再名正言順地登上大汗寶座。忽必烈則清楚地意識到，在阿里不哥鞭長莫及的情況下，自己在控制和調動進入漢地的蒙古軍及漢軍方面擁有莫大的優勢與便利。因此他不肯輕易離開經營有年的中原而貿然北上。雙方間使臣往返，交涉不斷，矛盾日趨激化①。1260年4月中，忽必烈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脫里赤，先發制人，在新築成不久的開平城宣布即大汗位。 擁戴忽必烈最積極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孫子、在東道諸侯中居長的塔察兒。他曾因攻宋無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嚴厲訓斥②。早在事態還相當微妙時，忽必烈就派廉希憲到軍前結歡於塔察兒，相約「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為他人所先」。這為日後由塔察兒「率先」，從而誘逼在場的其他宗室「相繼勸進」安排了最關鍵的一著①。合辭推戴的諸王，還包括移相哥（合撒兒子）、忽剌忽兒（合赤溫孫）、合丹（窩闊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孫）等。一度滯留於漢地軍中的蒙哥子阿速台這時已北投阿里不哥，沒有與會。 踐祚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詔》頒行天下。詔書明確宣布：「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權參用中原王朝的傳統體制以改變「文治多缺」局面的決心。又次月，復以建元中統詔天下，更明確地強調新政權之為中朝正統、「天下一家」的地位②。 建國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機構，是統轄中原漢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統、趙璧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但這時候的「中書省」似乎還不像是國家正式的中樞機構，建制也極不完備。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屬的各路宣撫司則漸次創置；不久就進一步完善為十路宣撫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撫司的官員，大多是漢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數是漢化程①②《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頁249—253、247。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廉氏《家傳》；元明善：《廉希憲神道碑》，《元文類》卷六五。 ②《元史》卷四《世祖紀》。 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憲、賽典赤等。中統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為燕京行中書省，王文統、趙璧並以中書省平章領行省事，它實際上承擔了當時朝廷臨時行政中樞的職能。中統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書省的名義頒布的③。 與此同時，忽必烈又毫不遲疑地著手徵調和組編忠於他個人的精銳部隊，用以保衛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開平一線心腹地區。由於蒙哥的怯薛大軍在扶柩北歸後大都滯留於漠北，忽必烈便在潛邸宿衛的基礎上迅速擴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隊①。此外他還多次徵集各地兵員，很快組建起拱衛京畿的侍衛親軍。統領侍衛親軍的，是多年跟隨他出生入死的親信董文炳等將領。立國之初，「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紀一》）。為防範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諸路市馬萬匹送開平府」，「詔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撫司運米十萬石」至漠南沿線，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緣、伺機渡漠遠征的戰前部署。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統頭兩年對南宋的背約行為也採取極為克制的態度。他雖在蒙宋交界線「置江淮、江漢兩大都督，東則李璮，開府益都；西則史權，開府鄧州，與宋揚州、襄陽兩別帥犄角」②。但他的意圖只在鎮邊，並不急於攻宋。國信使郝經被拘，不過遣官詰問而已；宋私商違禁越境買賣，「詔宥之，還其貨，聽榷場貿易」；甚至當南邊將士求戰心切，「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時，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紙詔文，虛稱當待「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藉以慰撫軍心。 忽必烈在漠南搶先即位，完全打亂了阿里不哥的預謀。後者只得匆匆於1260年夏季，在駐夏據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諸王宗戚，舉行大會，並在會上被擁立為大汗①。出席大會的，有察合台子哈剌旭烈的寡妻兀魯忽乃妃子、察合台孫阿魯忽、窩闊台孫覩爾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朮赤孫忽里迷失和合剌察兒、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龍答失、塔察兒子乃馬台、別勒古台之子等。這樣就出現了兩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響的東道諸王似乎很少，但他從西道諸王那裡獲得的支持，又要多於忽必烈。儘管當時正在經營西亞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國伏爾加河流域的拔都後王別兒哥，態度都不無曖昧之處，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兒③王惲：《中堂事記》中，《秋澗集》卷八一。 ①據《元史》卷五《世祖紀》，中統三年十月，「命百家奴所將質子軍入侍。..命不里剌所統固安、平灤質子軍自益都徙還故里」。這些由質子軍組成的怯薛部隊，當是在圍攻李璮時被派出去的。怯薛軍能遠離大汗出征，證明它在當時已有相當規模。 ②姚燧：《孫顯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①拉施都丁說忽必烈即位於是年夏季中期，不確；但他說阿里不哥在其阿勒泰夏營地稱汗，則與《元史·世祖紀》謂四月「阿里不哥潛號於和林城西按坦河」相合。很可能他是在自己的夏營地得到忽必烈稱汗的消息，只好於匆忙中就地舉行大會以應變。 子藥木忽兒，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別兒哥沖制的錢幣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欽察汗國在阿里不哥失敗前一直認為只有後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古大汗的統系②。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態度對忽必烈頗為不利。為改變此種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後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長兄）急馳西北，企圖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魯思的政局，使之與中原漢地勢力為犄角，拑制漠北。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經河西時為阿里不哥的軍隊截留，察合台兀魯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魯忽之手。不久，阿魯忽和旭烈兀漸與阿里不哥生隙。忽必烈抓住時機，以明確承認二者在各自勢力範圍內的既有權益為條件，爭取他們對自己的支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馬木魯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當歸旭烈兀統治守衛，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則由阿魯忽鎮守①。至此，除朮赤後王早已分治於欽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區、波斯和呼羅珊也正式從大汗直接領有的國土中分立出來，成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國。建國次年，忽必烈與西道諸王的關係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對付阿里不哥。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兩路，大舉南下。東路軍由旭烈兀子藥木忽兒、朮赤後王合剌察兒統率，自和林逾漠南進。西路軍由阿蘭答兒統領，直指六盤山，意在接應從四川前線退屯該地的蒙哥攻宋主力，這支軍隊在蒙哥死後曾歸阿速台節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後，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將渾都海和哈剌不華手裡。阿里不哥的左路軍以宗王為帥，而且直接威脅漢地政治經濟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親自領軍逆之，而以移相哥、納鄰合丹（當為合赤溫孫）為其前部。移相哥軍擊潰藥木忽兒和合剌察兒，阿里不哥難以繼續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繼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幹道，順利進至和林②。其時約在當年初冬。當時和林城的殘破或許相當嚴重，所以到達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營地，以為短期休整③。阿里不哥生恐忽必烈乘勝追擊，乃遣使假意求宥，並稱待馬力稍復，再赴闕謝罪。忽必烈深以漢地政局為念，遂留移相哥鎮漠北，自己冒嚴寒逾漠南返。南指六盤山的西路軍雖為偏師，但它牽動川蜀關陝，使那裡本已化險為夷的形勢又緊張起來。原來早在廉希憲受命宣撫京兆、四川時，屯兵觀望於六盤山的渾都海就企圖聯絡阿里不哥遣往關中的劉太平、霍魯懷及川蜀軍中親阿里不哥的將領發難。廉希憲當機立斷，捕殺劉太平、霍魯懷，以處於弱勢的秦鞏世侯汪家的軍隊拒阻渾都海，「但張聲勢，使不得東」。渾都海果然中計，「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採取了「重裝北歸，以應和②參見傑克遜：《蒙古帝國的瓦解》，《中亞雜誌》卷22，1978年；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頁61—62。①《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頁255—256。 ②關於帖里幹道，參見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輯，1977年。 ③《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頁254。 林」的下策。關陝之危竟得安然解脫①。可是當阿蘭答兒提兵與北歸途中的渾都海會師之後，這支軍隊重又折返東向，並派人約結隴蜀諸將，一時「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棄兩川、退守興元之議②。兩軍兵鋒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這時候，忽必烈增派的諸王合丹（窩闊台子）、哈必赤（合撒兒子）等率師與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阿蘭答兒、渾都海被擒殺。關隴遂安。 中統二年二月，詔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撫使北上開平，會議軍國大政。 三月末，燕京省官畢集開平。本年夏季，除檢核錢穀、充實省部、擢用輔弼外，朝廷還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體的行政條款，行政中樞既經調整擴充，更明確地分為兩個班子，以史天澤、張文謙等人留中，王文統、廉希憲等行省事於燕。秋，又置大司農官，並置十道勸農使司，「為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裡，諭以安輯，教之樹藝」③。 潰敗遠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氣稍有規復，又舉兵東來。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偽稱率眾來歸，使移相哥疏於防備，因而突襲成功。移相哥大軍潰散，和林城再次失守。十月，忽必烈率諸路漢軍與蒙古諸王所部再度北征。兩軍相遇於昔木土腦兒之西①，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軍隊潰敗撤兵。待阿速台率領的後繼部隊趕到，阿里不哥回軍再戰。其右翼被擊敗，左、中兩翼與忽必烈軍鏖戰至夜仍不分勝負。自是雙方引軍後退，相峙於大磧南緣。是年冬末，忽必烈師還，「詔撤所在戍兵，放民間新簽軍」（《元史·世祖紀一》）。形勢似乎緩和下來。1262年，據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糧餉不繼，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魯思的阿魯忽又拒絕聽命，截留他徵集的貨物，因此憤而移兵西討阿魯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揮兵西指，和林終將不守，所以臨行指令和林城諸長老，許其舉城歸降忽必烈軍。阿里不哥西徙後，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戰而收復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擊敗阿魯忽後駐營於阿力麻里。他肆行殺掠，伊犁河流域為之殘破不堪。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飢，軍心愈亦渙散。阿里不哥計出無奈，被迫向忽必烈輸誠。長達五年的汗位糾紛由此結束。這次紛爭，客觀上為蒙古軍事貴族中主張「祖述變通」以「補偏救弊」的一派把統治中心從磧北移至漠南，從而更加便利於他們採納漢法，加強對中原的統治，提供了一個適逢其時的契機。 ①《元史》卷一二六《廉希憲傳》；卷一五九《商挺傳》。 ②《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家傳》。 ③虞集：《趙思恭神道碑》，《道園學古錄》卷四二。 ①昔木土腦兒，耶律鑄作析木台，見《雙漢醉隱集》卷二《析木台》詩自注。拉施都丁作Shimultainawur。是為蒙語Shimughultainaur的音譯，意謂有蚋的湖。箭內亘將它與張穆《蒙古遊牧記》中著錄的阿巴噶納左旗境內之蘇而祿都相勘同，見箭內氏：《蒙古史研究》，頁599。 第二節　李璮之亂與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制度的完善 李璮之亂 據拉施都丁說，1262年，當阿里不哥出和林西討阿魯忽後，忽必烈曾親率部隊進至和林。正值此時，漢地變起，他被迫疾馳南返。拉施都丁所謂漢地變起，無疑是指中統三年二月爆發的李璮之亂①。忽必烈親征一事，漢文史籍無可印證。但這世侯稱反已成為遠較阿里不哥之亂更直接影響到漢地政局的頭等大事，則至為明顯。李璮是當時漢地實力最強大的世侯，自其父以來統治山東東部達三十餘年。他長期利用地處蒙宋之間的特殊位置和與蒙古皇族的特殊關係（娶塔察兒之妹為次妻），培植和擴展自家勢力。忽必烈即位後，他仍藉口防備南宋，「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善益兵計」。他朝覲不至，歲賦不輸，私市軍馬，擅發會子，反狀日益明顯②。當時，由於北邊戰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對李璮採取姑息的策略。中統三年初，乘朝廷與阿里不哥戰爭之機，李璮密令納為質子的李彥簡竊歸，隨即殲漣、海三城蒙古戍兵稱反，獻城於宋，勒兵趨益都。駐益都的原宣撫副使王磐出奔濟南。益都陷。李彥簡逃離闕下時，李璮反跡已暴露無遺，忽必烈因而問計於姚樞。姚樞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疲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忽必烈問：「若是賊將何出？」樞對：「出下策。」①因此李璮一發難，忽必烈在部署討伐用兵時，即詔令濟南路萬戶張宏修城備戰。很可能這道詔令未到濟南，李璮已兵臨城下。張宏所部「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只好偕同祖父濟南公張榮脫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兩天以後發布的另一道詔令，命諸王合必赤總督諸軍討璮。張宏於是為合必赤前導，調頭回兵濟南。從山東、河南、河北諸路調集的漢軍，畢會濟南地區。不久又詔命史天澤專征，節度諸將。大軍先樹柵鑿塹，圍濟南城，繼而又築環城六十里圍之，李璮自是不復得出②。 李璮起兵前曾與其他世侯有所聯絡，滿以為這些對蒙古統治同樣心懷不滿的軍閥會響應他。結果卻是應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澤、嚴忠范等都服從忽必烈的調遣來進攻他。其實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間早已結成了俱榮俱損的利益關係；而忽必烈又與以前諸汗不同，頗得中原人心，並且依託漢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戰勝了漠北阿里不哥勢力，進一步把漢人世侯籠絡到①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吏忽必烈汗紀譯釋》，《清華學報》第14卷第1期。②張起岩：《張宏行狀》記張宏條上李偰「逆跡等十事」，見《元文類》卷五○。①姚燧：《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②張起岩：《張宏行狀》，《元文類》卷五○；《元史》卷五《世祖紀》二。自己周圍。他們既已在新政權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麼肯輕易冒險稱叛？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後立即獻漣、海諸城於宋，表示歸順。宋將夏貴應李璮之請，由蒙宋邊境向北推進，占領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軍約由海路繞過山東半島，在濱州海灘登陸，克利津等縣，轉戰至滄州③。但是，北進宋軍隨即遭到蒙古軍和漢軍合力堵擊，被迫節節南退。進至濱州、滄州等地的宋軍亦因勢單力薄難以有所作為。這樣，困守濟南的李璮所部五六萬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斃的孤軍境地。 濟南圍城之役，始於中統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個月，城中糧草難以為繼，最後至於「人將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渙散。李璮自知大勢已去。「分付眾人出，各討路去」。自己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淺不死，被攻入城內的大軍擒獲，旋即被史天澤等擅殺於軍前。明日，「天澤等引軍東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開門降」。 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措施對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發生表明，自金末以來盡專中原兵民之權的大小世侯，無疑是新王朝有效地鞏固和強化自身統治的極大障礙。雖然公開稱叛的只有李璮和個別響應者，但曾與李璮互相交通、非議朝政的諸侯為數並不少。為「潛銷諸侯之橫」以除後患，忽必烈當機立斷，以「懲青徐之亂」為由，採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勢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實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長官集軍、民之權於一身。 中統三年十二月，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元史·世祖紀二》）。至是，諸路軍民總管，正式轉變為只理民政的官職即路總管。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張氏等，都一度被削去軍權，保留的都是文職。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罷各地管民官世襲，立遷轉法，收世侯符節，易地為官；死後，其子孫按蔭敘法授官而不再承襲父職。 三、對一家有數人居於要職的漢地世侯，規定兵民之權不可聚於一門，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制下，史天澤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朝廷宣稱這是「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①。 四、中統四年五月，立樞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樞密事，統一調度侍衛親軍和各地的蒙古、漢軍萬戶。由是確立了千戶、萬戶——統軍司（分立於河南、山東）或元帥府（立於東西兩川等地，後亦改為統軍司）——樞密院的指揮系統，把軍權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僅較為有效地抑制了漢地世侯的割據勢力，同時也③《元史》卷一四八《嚴忠嗣傳》；卷一四七《張宏略傳》；卷五《世祖紀》二。①《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傳》；卷一五五《史天澤傳》；卷一四七《張弘略傳》。在行政和軍事兩大系統內，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各主要環節基本上得以互相銜接，整合為一體。在這樣的基礎上，中統後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傳統模式進一步完善新政權的步伐。中統四年升開平府為上都。至元元年下詔，按前年議定給官員俸祿，頒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同年，改燕京為中都，定中外百官儀從，設翰林院。二年，依詔命省并州縣，共省並地方建制二百二十餘處。三年，正式實施對京、府、州、縣、司官吏頒給官俸職田的制度②。四年，始於中都東北營建新都城。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國初以來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國號詔頒天下。九年，改中都為大都，確定以大都為國家首都。從此，中書省、御史台、樞密院均置於大都，省台大員隨皇帝巡幸上都時，則置分省、分台於彼。兩都畿輔，成為國家的「腹里」之地。忽必烈明確宣布：「山以南，國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傳》），以之與「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內地」兩相對照①。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觀念，與乃父乃祖相比已經發生了多麼深刻的變化。 在北方的封建統治秩序漸趨穩定的同時，攻取南宋逐漸被提上元朝政權的議事日程。 ②《元史》卷六《世祖紀》三。又據《元史》卷九六《食貨志》四，最初議定「祿科之制」，事在中統元年、二年。 ①袁桷：《華嚴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節　南宋的滅亡與江南的統一 1259年末，忽必烈與賈似道在鄂州訂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賈似道向宋廷隱瞞了議和、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上功，謊稱「諸路大捷」、「江漢肅清」。之後，長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對來自北邊的嚴重威脅置若罔聞，「從容如常時」②，仍然沉溺於窮奢極欲之中，南宋政權的腐敗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賈似道擅權無上，集百官議事時居然厲聲斥問他們：「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時人至有「輦轂誰知有趙皇，宮廷也只說平章」之譏③。被譽為「真將才」的劉整受統帥呂文德、俞興忌惡構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盡得國事虛實」。甚至當襄陽已下，元軍「旦暮斧斤不絕，整兵練眾，意在渡江」之時，宋朝的方面大員中仍有人認定「漁舟如葉，江濤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長江天塹」④。朝廷大權掌握在這樣一班將相手中，遂使宋朝愛國軍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戰終於不能挽回亡國的命運。 劉整降蒙後向忽必烈建議：「攻宋方略宜先從襄陽。」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術、劉整督軍，攻宋軍重鎮襄陽，「張平宋本」。元軍於漢水東岩的鹿門山和白河口等築堡，以逼襄樊。由於守城之戰素為宋所擅長，元軍意在以長圍久困克復之，故於同年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就便供給襄樊前線。六年，命史天澤至前線經畫。史天澤用張弘范建言，「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元史·張弘范傳》）。七年，又築實心台於漢水中流，置弩炮於其上，與夾江堡相應；繼而復築圍城，完全切斷了救援襄陽的陸路。同時，由劉整選卒七萬，日練水軍，以濟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敗。八年，宋將范文虎率舟師十萬來援，至鹿門山大敗，船艦百餘及輜重全部落入元軍之手。九年，宋將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統張順、張貴自襄陽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圍，接應襄陽。張順、張貴先後戰死，襄樊之圍仍不得解。是年，元軍對樊城實施攻堅戰。 襄陽和樊城隔漢水南北相望。宋人列木植江中，貫以鐵索，上造浮橋，互相應援。冬，元軍斷木沉索，焚毀浮橋，絕兩城間的聯絡，並用回回炮猛擊樊城。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襄陽守將呂文煥見大勢已去，即向元軍投降。到這時為止，宋軍苦守襄陽首尾達六年。時論對呂文煥出降雖有「須知李陵生，何若張巡死」的批評，但對他兵盡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舉仍寄於同情之心。汪元量在《湖山類稿》的《醉歌》中唱道：「呂將軍在守襄陽，襄陽十年鐵脊樑。望斷援兵無消息，聲聲罵殺賈平章。」 攻克襄樊之後，阿術奉命移軍略淮東，游弋揚州城下。直到這時候，忽必烈仍未最後下定一舉滅宋的決心。十一年元月，阿術入覲，堅請興師平江②語見王應麟向朝廷的上言，見《宋史》卷四三八本傳。 ③《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傳》；劉壎：《賈似道》，《水雲村泯稿》卷四。④吳萊：《張定傳》，《吳淵穎集》卷七。 南。詔令相臣會議，史天澤也力主平宋。在幾經猶豫以後，忽必烈終於接納了阿術、劉整等人的建言。他遣使潛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饒）龍虎山問天命於張天師，當即在此前後①。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調兵數十萬，以伯顏、史天澤（尋以疾還）、阿術、呂文煥行省荊湖，由江漢圖宋；以合答、劉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為行樞密院），駐紮正陽，「南逼江，斷其東西沖」；以淮東地區地元軍授大將察罕統一節度，配合攻宋，構成三路進兵態勢，而以伯顏一軍為主攻。七月，伯顏等將領陛辭，忽必烈叮囑他要效法曹彬，「不殺」而取江南。九月，伯顏親自領軍，自襄陽沿漢水趨郢（今湖北鍾祥），揭開大舉滅宋的戰幕。 時宋軍在郢州聚重兵十萬，夾漢水而城，鐵索橫江，阻遏元軍水師。伯顏棄城不攻，由藤湖繞過郢州，復舟行漢水，長趨直入，於十二月抵達漢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船萬艘列置江中，戍重兵於江北重鎮漢陽軍、陽邏堡，與江南鄂州互為應援，力圖阻攔元軍從這裡入江東下。伯顏麾軍佯攻漢陽，揚言將由漢口入江，同時暗遣別騎倍道襲取沙蕪，計成。元軍遂從漢水下游開壩導水，接通淪河下游水域，使舟師得以由此進入大江。而後又佯攻陽邏堡，別遣精兵溯流西，屯於青山磯對岸；至夜，搶渡大江，占青山磯，起浮橋引大軍絕江而南。夏貴聞元軍渡江，大驚，引麾下三百艘遁還廬州（今安徽合肥）。元軍克陽邏堡，南宋江漢守軍士氣瓦解，漢陽、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陸）相繼投降。 是年底，伯顏留阿里海牙兵四萬於鄂，以規取荊湖，自己與阿術領兵沿江東下。次年三月，阿里海牙於洞庭湖口擊潰宋高世傑軍；四月，攻取江陵，荊湖北部州縣多降。阿里海牙的這一勝利，完全解除了伯顏「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①的後顧之憂。忽必烈對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顏南征後「使久不至」，竟命楊恭懿入殿卜吉凶；濟江下鄂之捷聞，仍未完全消釋其疑慮。他夜召姚樞入內，說道：「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江，無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直至阿里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說：「東南之勢定矣」②，乃敢在京師排宴誌慶。 伯顏與阿術自鄂州順流而東，仍以呂文煥為前軍。宋沿江將帥多為呂氏舊部、門生，每不戰而降。十二年二月初，元軍進至安慶，在這裡與從正陽南下的董文炳會師，又進至池州（治今安徽貴池）。南宋自鄂州失守，闔朝震驚。賈似道迫於太學生及群臣的輿論壓力，只好親自都督諸路軍馬，集諸①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朴文續集》卷一。又據鄭元祐《遂昌雜錄》，潛往龍虎山者，為「伯顏丞相先鋒」尤宣撫，其人「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信於世祖皇帝雲」。①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②姚燧：《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歐陽玄：《阿里海牙新廟碑》，《圭齋集》卷九。路軍十三萬，上表出師。他與夏貴會師江上，復進至蕪湖。這時候，他還想以歲納幣與元軍議和，遭到伯顏拒絕。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顏自池州向東推進，與宋軍遇於丁家洲。伯顏部騎兵沿大江兩岸掩殺，舉巨炮猛轟宋軍，阿術則驅船艦突入宋水師。宋前軍孫虎臣戰線動搖。夏貴見狀不戰而走，以扁舟掠賈似道船，對他喊道：「彼眾我寡，勢不支矣！」賈似道驚慌失措，下令退師。宋軍全線潰敗，軍資器械全為元軍所獲。伯顏軍進至建康（今南京），不戰而降鎮江，時近暑夏，遂遵旨駐兵建康、鎮江休整。五月，伯顏奉召赴闕議事，攻宋戰爭稍有間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趙晉、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等陳舟師於鎮江水面，邀元軍會戰。宋水師「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每十船為一舫，連以鐵鎖，以示必死。時伯顏北覲未歸，元軍由阿術指揮，分兵逆戰。元軍以火延燒宋師篷檣，宋軍大潰，董文炳軍追張世傑至海。自此戰後，宋人基本上失去與元軍正面交戰的能力。江北揚、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雖都嬰城固拒達數月，卻已無法阻止元軍南進的破竹之勢。 八月，伯顏還軍前。十一月，伯顏以阿術駐瓜洲絕揚州之援，餘部分軍三道發動總攻。右路以步騎自建康趨廣德軍四安鎮，由獨松關（在今浙江舊餘杭西北九十里）包抄臨安；左路以董文炳、范文虎率水軍從京口循大江蹈海，繞行入杭州灣；伯顏自率中路水陸諸軍，沿運河，歷常州、無錫、平江（治今江蘇蘇州）、嘉興，趨臨安。無軍強克常州後實行屠城，「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①。自元軍下建康，宋廷「舉朝相顧失色」，「台諫哭聲震天」②。大臣們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為之蕭然」。賈似道被罷黜後，宋廷以王瀹、陳宜中為相，並都督諸路軍馬。尋復以二相論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夢炎與陳宜中。陳宜中當危難之秋，竟「以王師務宜持重」為辭，拒絕文天祥、張世傑以勤王之師與敵決戰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晉用降元將領呂文煥的侄子呂師孟（呂文德子）為兵部侍郎，以求和議。這時候，陳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幾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顏軍前，乞求罷兵，表示願意稱侄，如不許，稱侄孫亦可，再不許，甚至只求封一小國。但這時元軍滅宋之意已決，不許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軍畢會於臨安府郊外。張世傑、文天祥堅請三宮入海，願率眾背城一戰。陳宜中沮之，說太皇太后謝氏獻傳國玉璽及降表於伯顏軍前。當夜，陳宜中便遁溫州。張世傑眼看臨安不守，亦在此時移師定海（今浙江鎮海），抗命拒元。宋度宗子益王趙昰和廣王趙昺在廷臣保護下潛出臨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趨婺州（治今浙江金華），經溫州，由陳宜中等相擁入閩。是月，阿里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長沙），招降湖南①危素：《昭先小錄序》，《危太朴集》卷七。 ②王義山：《徐卿孫事狀》，《稼村類稿》卷二八。 諸郡。元廷詔阿術所部李恆從遜都台趨江右，立都元帥府於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經略江西。這樣就使元軍從荊湖至浙東，完全連成一片。 二月，伯顏遣官入臨安視事，籍府庫，收百官符印，遣散禁軍。三月，伯顏入臨安，依旨押送全太后與宋少帝趙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領行省事，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謝太后因疾暫留南方，後來也被押到大都。趙先受封為瀛國公，後入吐蕃學佛，號合尊大師，一號木波講師，英宗時被毒死；全太后則入庵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陸秀夫、張世傑、陳宜中等擁益王昺為帝，進廣王昺2為衛王。臨安投降前使於伯顏軍前遂被羈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脫，這時也輾轉來投趙昰。流亡小朝廷力圖憑藉福建，規復兩浙和贛南。江西、兩浙地區聞閩廷頒詔，亦「在在起應，蜂屯蟻附」①。秋，張世傑以十萬大軍攻建昌（今江西南城），敗績。文天祥先開府南劍（今福建南平），至冬，遂引軍西趨，次汀州（今福建長汀），遣軍攻寧都、雩都（今江西於都）等地。這時候，元大軍沿處州（今浙江麗水）、建寧（今福建建甌）、邵武一線由浙東入閩，張世傑、陳宜中等卻不敢組織抵抗，奉趙昰及衛王昺從福州蹈海至泉州。時宋軍尚有17萬人，並民兵30萬、淮兵萬人。宋軍因徵用船隻與閩廣招撫使蒲壽庚衝突，蒲叛宋降元，二王又從泉州逃到潮州海面飄泊。不久移至甲子門（在潮、惠二州交界處海岸）。 至元十四年正月，江西元軍入閩趨汀州。文天祥退至漳州界內，移入梅州（今梅縣）。五月，他逾大庚嶺復入贛南，連破諸邑，勢稍振；八月，文天祥被元將李恆襲破於興國，損軍20萬，妻妾子女亦被元軍追獲；是冬，轉戰至南嶺屯戍。元軍下汀州後，進兵廣東，二月，復取廣州。四月，南宋小朝廷輾轉移駐官富場（今深圳西南）。秋，元軍一路由塔出統率，自江西再逾大庾嶺入廣東；一路由唆都統率，自泉州之西攻入廣東，小朝廷移至廣州灣內的秀山，尋又出逃到井澳（即今澳門以南諸小島所在洋面），遇風舟敗，軍士死過半。繼而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島以東海域），欲直航占城，由陳宜中扁舟先往聯絡，而大隊未行。次年春，往駐洲島（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趙昰死於洲，張世傑、陸秀夫等擁八歲的衛王趙昺為帝。六月，張世傑率軍收復雷州（今廣東海康），失敗，乃奉帝昺移師至廣州灣內新會南百里洋面上的崖山，扼險自固。張世傑餘部尚有士卒萬人，舟八百餘艘。在此前後，文天祥至州府東南海濱的乾溪山（船澳），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再次請入朝，仍不許。他只好在潮、惠一帶領殘軍堅持抗元。 元廷在至元十五年五月末獲知趙昰死而趙昺立。六月，張弘范、李恆率水陸軍二萬赴閩廣滅宋殘部。元軍由贛南出兵入廣。是年冬，張弘范至潮陽，前軍擊潰自潮陽走海豐的文天祥軍，擒文天祥。這時候元軍已從宋降卒口中①姚燧：《虎益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 確知趙昺在崖山。至元十六年正月，張弘范大軍由海路自潮陽港徑往崖山，途中命囚系隨軍的文天祥修書招張世傑，文天祥乃書《過零丁洋》詩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張弘范、李恆兩軍會合後，對宋崖山水師發起總攻，激戰經日，宋兵全軍潰敗。陸秀夫杖劍趣妻子入海，隨即負幼帝昺自沉；張世傑率十六艦趁夜間突出重圍，欲奔交趾再圖恢復，途中遇颶風艦敗，溺死於海。 臨安降元後，淮東、四川許多地方仍堅持抗戰。守衛揚州的李庭芝拒絕遵從太后命他歸降的旨意，聲言奉命守城而未聞有奉命投降者。但不久，揚、泰諸州相繼失陷；四川瀘州、重慶及東川諸州於至元十四年末十五年初亦被元軍占領。十六年初，堅持抗戰三十多年的合州也被迫投降。南宋版圖至此全為元有。 第四節　西北邊地的爭奪與北方、東北邊疆的鞏固 西北邊地的爭奪 中統、至元初期，元朝西北邊地的形勢，經歷了幾度急劇而複雜的變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爭，極大地便利了察合台兀魯思勢力的迅速擴張。阿里不哥在委命阿魯忽為察合台兀魯思汗的同時，把統轄西至阿姆河東岸的西域綠洲城邦的權力授給了阿魯忽；原來由大汗派駐該地區的官員和軍隊，現在也都改屬阿魯忽。不久，當阿魯忽改換門庭，歸命於忽必烈時，後者又重申了阿魯忽業已在手的上述既得權益①。阿魯忽在解除了阿里不哥的威脅後，即乘朮赤後王與旭烈兀之間發生戰爭的時機，出兵占領和劫掠阿姆河中游屬於朮赤後王的重鎮訛打剌。接著，他又借大汗在不花剌括戶的機會，殘殺朮赤後王在該城的五千屬民，霸占了他們的財產和妻女②。這就迫使朮赤後王別兒哥決定支持正在向他求援的窩闊台後王海都，與阿魯忽相抗。海都是窩闊台子合失的兒子，或許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唯一不喝酒（包括馬奶子酒）的成員①。蒙哥汗奪得汗位的時候，窩闊台系諸王勢力遭到嚴重的打擊。他們在阿勒台山外的份地，被分割為若干小塊，分授給未參與反對蒙哥的窩闊台子孫們。海都也在這時候徙封海押立（在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塔迪庫爾干東北），開始暗暗地重集自己的兵力。中統末年，海都利用朮赤後王與察合台兀魯思之間的矛盾，依靠別兒哥的支持起而反抗阿魯忽。汗位危機平息以後，忽必烈意圖收回對阿勒台以西的控制權。恰在這時，海都的勢力發展起來，而且與朮赤後王結為聯盟，這不能不引起忽必烈對西北局勢的關注。至元初，忽必烈把自己相信的察合台諸王八剌派往察合台兀魯思，企望通過他加強大汗對西北政局的控制。他還遣鐵連出使欽察之地，力圖離間朮赤後王與海都的關係。至元三年（1266）六月，又任命皇子那木罕為北平王，至漠北鎮守，增強對阿里不哥系諸王的監視彈壓，同時也為從蒙古高原出兵西北邊地作好了軍事準備。在這個時期，忽必烈還一再詔命海都馳驛入覲。鑒於窩闊台系諸王遭受蒙哥清洗報復的教訓，海都對忽必烈的朝覲之命充滿疑慮，因此託辭不至。很難說他對祖父曾據有的大汗寶座有多少覬覦之心，但他堅持自己作為窩闊台後王有權控制一塊相對獨立的分地，聲明將①參見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綱》，博士論文，南京，1984，頁117至120。這個時期畏兀兒的歸屬頗不易確言，大概處於相對中立的狀況，無論忽必烈和阿魯忽、阿里不哥都未能有效地控制它。見安部健夫：《西畏兀兒國史的研究》，頁70。 ②見巴托爾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頁490至516，225。 ①巴托爾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頁491。 在自己「所至之處」服從大汗②。忽必烈與海都在互相猜忌之中日趨敵對。至元五年，海都一部游弋東趨，入嶺北，馳突蒙哥子玉龍答失所統巴鄰部眾③。這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但馬上被駐紮在蒙古高原的忽必烈軍隊視為海都稱叛的信號。於是漠北元軍出兵，「逆敗之於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則又遠遁二千餘里，上令勿追」①。直到這時，海都似乎還力圖避免與忽必烈軍正面開戰，因此才會從阿力麻里西撤。 海都的西奔，引起了當時的察合台兀魯思汗八剌的疑懼。八剌深恐海都就此西渡錫爾河，奪取河中，因此急忙出兵攔截，兩軍在錫爾河畔相遇，發生大戰。八剌先勝，海都在獲得朮赤後王的援兵後再度出戰，大敗八剌。八剌軍退至河中，預備整軍再戰。 為了避免河中城郭地區遭到更大破壞，海都遣合丹（窩闊台子）的兒子欽察去與八剌約和。1269年春，朮赤兀魯思、察合台兀魯思和窩闊台兀魯思三方會盟於塔剌思河。三方議定：互結為「安答」；河中地區三分之二劃歸八剌，剩下三分之一屬於海都和蒙哥帖木兒；諸王各自退回山地和草原，不得進入城郭地區，不在農耕地上放牧牲畜，也不向城郭居民濫行徵發；農耕定居區域的管理仍由麻速忽負責；為了增加八剌的牧場、土地和軍隊，將由海都派兵，援助八剌西越阿姆河去侵奪伊利汗阿八哈的疆域。翌年開春，八剌便從河中西攻呼羅珊。伊利汗阿八哈在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附近設計大敗八剌軍。八剌敗退河中，不久死去。察合台孫聶古伯（撒里班之子）被海都立為察合台兀魯思的新汗，察合台兀魯思淪為海都的附庸。海都取得對突厥斯坦和河中的支配權後，對元朝的態度逐漸強硬起來，開始了與元朝在天山南北兩路直接對峙和爭奪的階段。 至元八年，忽必烈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於阿力麻里。十年，那木罕趁察合台汗聶古伯與海都不睦，往征之。聶古伯死，不花帖木兒（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之子）繼位為察合台汗，尋亦死。八剌之子都哇遂立。此兩汗均由海都援立。十一年，元廷置畏兀兒斷事官；增斡端、鴉兒看（今新疆莎車）水驛，並「詔安慰斡端、鴉兒看、合失合兒等城」（《元史·世祖紀五》）。十二年正月，詔追拘海都、都哇金、銀符凡三十四道。 拘收牌符更加激化了雙方的衝突。大約十二年夏季，窩闊台系諸王禾忽（貴由子）沿塔里木沙磧南緣進至蒲昌海（即羅布諾爾，在今羅布泊西）一帶，斷元朝通向巴達黑傷山地的驛路①。 ②《馬可波羅行記》，伯希和、穆勒英譯本，頁447。 ③《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頁26。巴鄰一名，英譯本寫作Narin。 ①《元史》卷六三，《西北地附錄》原文作「世祖逆敗之於北庭」。忽必烈親征，於其他有關史料無征，率領這支軍隊的，應當是北平王那木罕。「北庭」此指嶺北。 ①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廷派往巴達黑傷采玉者「道經沙州，值火忽叛」，不克西行。見《元史》卷九《世祖紀》六。 都哇和他弟弟不思麻率兵圍攻別失八里，應當也在這時候；他們很可能是與禾忽分道征進，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沙漠北緣東襲，然後越過天山直至別失八里城，並一度攻占此城。是後不久，畏兀兒亦都護就從殘破的別失八里南徙，移治於哈剌火州（在今新疆吐魯番以東）②。針對海都、都哇東進的形勢，元廷派昔班出使海都，諭之罷兵。十二年七月，又詔安童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鎮邊。海都被昔班說動，「退軍置驛」；而這時安童已經率部「先克火和大王部曲，盡獲其輜重」（《元史·昔班傳》）。 北方的平定那木罕所部，除斡赤斤曾孫札剌忽、闊列堅孫兀魯歹以外全部是拖雷系諸王的軍隊，包括對忽必烈奪取汗位心懷不滿的昔里吉（蒙哥子）、藥木忽兒和明理帖木兒（均為阿里不哥子）等等。至元十三年，那木罕所部脫帖木兒（拖雷孫，歲哥都子）先叛，繼又誘引昔里吉、藥木忽兒等實行兵變。叛王們推昔里吉為大汗，械繫那木罕、闊闊出（忽必烈庶子）和安童，分別把他們送到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和海都處，並欲與二王結盟以抗元朝。可是海都除了乘元軍前線大本營瓦解、叛師東移的機會奪得阿力麻里空城外，並不熱心於與這位新「大汗」配合行動。昔里吉於當年冬天興師東逾阿勒台山，回到拖雷系諸王份地所在的嶺北地區。途中他們又與另一支叛王撒里蠻（蒙哥孫、玉龍答失子）的部眾相合併。這以後幾年裡，元朝在北線的戰事，主要是在嶺北地區展開的。 至元十四年春，叛軍從他們的吉利吉思、謙州大本營南進，結集在和林北面鄂爾渾河、土拉河一帶。夏，漠南元軍擊潰駐牧應昌的翁吉剌貴族只兒瓦台響應昔里吉的叛亂後，絕漠增援和林地區。七月，伯顏奉詔統領嶺北諸軍平叛。元軍在土拉河、鄂爾渾河連勝叛軍。昔里吉等敗退吉利吉思。至元十五年，元軍在唐麓嶺（今唐努山）以南巡弋，逐漸形成對吉利吉思的軍事包圍。十六、十七兩年，雙方不斷交戰，元軍一度進至位於叛王巢穴的謙河（今葉尼塞河上源）、兀速水（今葉尼塞河上游支流烏斯河流域）一帶。這②據危素《忻都公神道碑》：「親王都瓦、不思麻□，[阿台不花]從亦都護火赤哈兒宣力靖難，已而北廷多故，我弗安，仍遷國火州。」見《隴右金石錄》卷五，原文所缺，或為「叛」字。又據《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魯傳》，傳主之裔月兒思蠻襲獨山城（今新疆奇台，在別失八里之東）都督兼達魯花赤。「後因軍帥札忽兒台據別失八里，盡室徙平涼」。柯紹忞以為札忽兒台為都哇暫據別失八里時的守帥，安部健夫是之。都哇陷別失八里的年代，正當那木罕駐軍阿力麻里，都哇不大可能沿天山北麓進征，只能由南麓繞行。由高昌女僧舍藍藍八歲（至元十三年）時發生「海都之叛，國人南徙」，可以推知都哇東趨，與禾忽的行動大致同時。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舍藍藍八哈石傳》；《畏吾兒國史的研究》頁93至94；《新元史》卷一三六《哈剌亦哈赤北魯傳》。 時叛軍已失去繼續作戰的能力。連叛王中最號強盛的脫帖木兒，亦「以兵屢動而弗戰，士馬離散，眾皆怨忿」①。於是叛王之間發生了內訌。昔里吉和撒里蠻互相攻殺。至元十九年，他們先後赴闕謝罪，長達七年的昔里吉之亂遂告結束。至元十七年，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病死。翌年，脫脫蒙哥繼位為金帳汗，將被拘質的那木罕遣回②。十九年，昔里吉亂平。元廷因改封北平王那木罕為北安王。看來那木罕東歸以後，主要駐紮在嶺北。突厥斯坦方向的經略，大約在這前後已由察合台諸王阿只吉負責③。嶺北局勢漸趨平靜，嶺西地區卻又在醞釀一場新的戰爭。至元十五年以後，元政府不斷向別失八里增兵，力圖收復天山南路諸城。海都也逐步改變已恪守多年的擁兵觀望立場。至元十七年，禾忽子禿古滅襲攻哈剌火州，劫掠附近地區。八年，劉恩率元軍擊敗海都部將，進據斡端；翌年又擊退前來攻城的海都系諸王。二十年，海都遣八把率眾三萬攻斡端，劉恩以眾寡不敵，破圍退師。元軍雖然丟失了斡端，但從二十一年元朝的「游擊軍」曾進至可失哈兒一帶的事實判斷，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庫車）這時仍被元軍控制著①。 可能就是在收復斡端之後，海都再次向元廷表示願意和解，遣回了拘禁於窩闊台兀魯思的安童和石天麟②。二十一年三月，那木罕、安童相繼回到漠南。但元朝不甘心輕易放棄天山南路。海都方面未獲得預期反應。二十二年，都哇、不思麻領兵十二萬，擊敗諸王阿只吉，進圍畏兀兒亦都護所駐之哈剌火州。圍城之戰持續六個月。城中食盡。火赤哈兒亦都護獻女求和。都哇解去③。元廷遂派伯顏西巡，取代阿只吉，負責別失八里軍事。二十三年，海都以偏師襲阿勒台山地區，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東進，在馬納思河（今瑪納斯河）與元軍交戰，擊潰元軍，掩殺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兒亦都護火赤哈兒這時屯駐於哈密力，戰死。此後亦都護移治甘肅永昌。海都不久退回。元①黃溍：《劉國傑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②據志費尼書，忙哥帖木兒於1280年7月施行刺穿喉部瘡癤的手術，不久死去。他的弟弟脫脫蒙哥於1281年8月即位。他釋放那木罕，當在此之後。見施普勒：《金帳汗國史》頁62至63。至元十七、八年，《元史》有頒賜那木罕「所部」及「位下」的記載，應與這時尚被拘禁的那木罕無涉。③至元十八年四月，因阿只吉請，置太和嶺至別失八里新驛三十。太和嶺即今恆山，在山西北部，正是察合台王封地所在。是知上述驛站，是出鎮突厥斯坦的阿只吉為加強自己與封地的聯繫而要求開設的。至元二十二年初，又請准在別失八里設驛，以便行客往來。見《元史》卷十一《世祖紀》八，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錄」；《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①至元十九年，詔戍別失八里的綦公直分軍戍曲先。而進至可失哈爾的兀渾察「游擊軍」可能就是從戍曲先的部隊中調撥的。見《元史》卷十二《世祖紀》九；卷一二六《綦公直傳》。②據《元史》卷一五三《石天麟傳》，天麟被長期拘禁在海都處，漸與其用事臣相親，「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逆順禍福之現，海都聞之悔悟」。石天麟自1256年北使，被拘28年始得釋，是恰在至元二十年。③見虞集：《高昌王世勛碑》，《元文類》卷二六。漢文碑傳，多系此事於至元十二年。但多學者認為它應發生在二十二年，似是。 軍重戍於畏兀兒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二十四年，西北相對平靜，但東北地區爆發了斡赤斤後王乃顏的叛亂。 東北邊疆的鞏固斡赤斤份地，位於以哈剌哈河流域為中心的蒙古高原極東地區，這就極便於斡赤斤向哈剌溫山以東今松嫩流域擴展自己的勢力。窩闊台時期，斡赤斤鎮守遼東，反映出他的份地擴至哈剌溫山東面的事實已為大汗所承認①。蒙哥死後，斡赤斤孫塔察兒以率先推戴忽必烈建功，因此獲得忽必烈的恩寵。塔察兒一家在遼東的勢力，日漸坐大。他甚至派人到高麗「收拾民戶」②。 塔察兒孫乃顏為斡赤斤後王時，建於今通肯河支流畢剌河源以西的乃顏城（在今黑龍江拜泉縣以南中興鎮東南），應為斡赤斤家族在哈剌溫山以東份地的統治中心③。忽必烈開府金蓮川以後，原來駐牧於開平附近的札剌亦兒、兀魯等部被移至遼西一線④。以後五部成為從東北部護衛兩都的重要力量。至元三年二月，調整遼東建制，立東京、廣寧、懿州、開元、恤品、合懶、婆娑等路宣撫司。不久又設行省統遼東諸路。至元十五年，復改為宣慰司。至元後期，乃顏反狀日益明顯；二十三年，以宣慰司「望輕」，重建行省於遼東，先治東京（今遼寧遼陽），尋徙治威平（在今遼寧開原縣）。遼東設省雖不到半年就被撤銷了，仍然成為催發乃顏之亂的直接原因之一。二十四年四月，乃顏聯合哈撒兒後王勢都兒、合赤溫系諸王哈丹禿魯乾等，舉兵稱亂。叛軍的活動，東線從水達達地直指遼河流域，西面一度達克魯倫、土拉二河。元朝如不能迅速控制事態發展，就很可能會形成東、西道諸王夾攻嶺北、連兵南下的危險局勢。因此，乃顏發難次月，忽必烈就親自率師北征。元軍偏師沿哈剌溫山東側北進；忽必烈所部由應昌（舊城在今達爾泊西南）出，緣哈剌溫山西側東北行；戍守杭海嶺（今杭愛山）的土土哈則奉命①蒙古宗王的份地與宗王出鎮之地並不相互等同。但宗王出鎮地區，一般都是份地所在的那個地區。②《高麗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③中央民族學院：《東北地區資料匯編》頁215。據《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五「歲賜」，至元十三年已有乃顏城。是乃顏之為斡赤斤後王，或當在此之前。④《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為札剌部、兀魯郡王營幕地」。木華黎孫速渾察1239年嗣位為國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兒查禿置營，見《元史》卷一一九本傳。是處應即蒙古時期札剌亦兒駐地的中心。又木華犁曾孫碩德在忽必烈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見黃溍：《別里哥帖爾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史文也談到元代中葉木華黎後人「還鎮遼西」（《彭群墓志銘》，《危太朴文集》續集卷一）。是知札剌兒部在中統末年已移牧於遼西。兀魯部當如之。忙兀部的祖墓地在「檀州西北太行山」（見姚燧：《博羅歡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四）。可見其早期牧地靠近札剌兒、兀魯部，後來大概也與二部一起東徙了。 疾馳東趨，渡土拉河，逆克魯倫河而上，肅清沿途叛軍。 六月，忽必烈「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塔不帶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忽必烈貿然乘象臨陣。「意其望見御駕，即就降」。但叛軍強弓勁射，悉力攻象輿。忽必烈被迫下輿御馬，以漢軍前列步戰。塔不帶懼中伏引退，被元軍掩殺，大敗而去①。元軍進至哈爾哈河，占領了乃顏的斡耳朵。這時，乃顏屯兵於今哈拉哈河與其支流諾木爾金河交匯處之東的三角地帶不里古都伯塔哈（蒙語b.rgüt-tüboltagha的音譯，意為有鷹的山）。元軍由玉昔帖木兒率領，與乃顏決戰於此，當時，「卯烏溫都間，天日為晝冥。殭屍四十里，流血原野腥」②。乃顏軍敗出逃，被元軍追獲於失列河流域。忽必烈下令將他處死。玉昔帖木兒逾哈剌溫山北端的蒙可山，追乃顏殘部至那兀江（今嫩江），師還。乃顏敗死後，哈丹禿魯乾和其他東道叛王仍不斷起兵作亂，並兩次進入高麗騷擾。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顏餘部的叛亂，中央政府對遼東地區的統治由此獲得鞏固。 忽必烈親征乃顏的那年，元朝西線寧靜無事。但在次年即至元二十五年，海都方面又拉開戰幕。這次他們的兵鋒直逼嶺北。二十六年，元朝嶺北駐軍在皇孫甘麻剌統率下，與海都、都哇會戰於杭海山，元軍戰敗東撤。海都軍跟蹤追擊，和林宣慰使、同知、副使等皆叛應之，海都占領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歲高齡親征，從海都手中奪回和林，命伯顏鎮守之。時斷時續的嶺北爭奪戰，前後進行了五年。二十九年，元將土土哈逐敵直至阿勒台山。嶺北局勢基本穩定下來。 元朝在西北的軍事行動，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屢屢引發海都為維護西北宗王的勢力範圍而起兵稱亂。為削弱元廷對西北的軍事壓力，海都一再進攻嶺北。而當戰火燒到嶺北的時候，要同時維持遠離中原根據地的西域和嶺北這兩個地區的戰事，對忽必烈來說確實有些力不從心。嶺北是「祖宗根本之地」。保住嶺北對保持號令諸藩兀魯思的大汗地位至關緊要。為了集中力量確保嶺北，元廷被迫收縮它在西北方向的戰線。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撤出斡端。自此別失八里從元朝在西北地區的統治中心變為西北前沿的邊城。忽必烈死後，元朝雖曾再度在曲先設置都元帥府，但不久就連同別失八里、哈剌火州一起被察合台兀魯思占有，至是，元朝勢力基本上退出中亞。從此元與西北諸藩也大體相安無事。 ①《元史》卷十四《世祖紀》十一；鄭元祐：《岳鉉行狀》，《僑吳集》卷十二。②王惲：《東征詩》，《秋澗集》卷五。卯烏溫都，蒙語mau』ündür的音寫，譯言歹山嶺。 第五節　元朝前期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統治秩序的穩定 社會經濟的恢復 忽必烈時代，蒙古統治集團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戰爭破壞因而日益減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的方針獲得部分實施①。在中原漢地，元政府也採取一些相應措施來扭轉長期戰亂所造成的殘破局面。元朝社會經濟由戰時的衰敝狀態漸臻恢復乃至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恢復乃至發展，在全國各地區呈現出頗為明顯的不平衡性。黃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來迭經殘破，中統、至元之初，山東又「中更叛亂」，因而「多曠土」。至元中，立司農司，分道設勸農使，負責在各地促進墾殖。這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獲得了較好的恢復和一定的發展。「民間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②。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東西淮之地，是宋元長期對抗作戰的地區，戰爭破壞相當嚴重，土曠民寡。元政府以免稅優惠吸引鼓勵百姓到那裡耕植，同時在兩淮地區經營屯田。時人稱「屯田之利，無過兩淮」③。這一地區農業經濟的恢復，從此後二十餘年之間地價的迅速上漲也可以看得相當清楚①。不過，在忽必烈時期，這裡的生產，顯然還沒有恢復到黃河流域那樣的水平。宋元之間長期爭奪的又一地區四川，入元版圖時，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戶口凋零，生意蕭條。直到中元，仍「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②。其經濟的恢復，與兩淮、襄漢地區相比更為緩慢。 元朝對於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隨殺戮與破壞。阿里海牙經略兩湖，留下不少殘酷殺戮的記錄；伯顏大軍在長江下游，也一度由於「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③。江西閩浙一帶，亦因元軍「左翦左攘，數年未平」，迭經戰爭殘破。但是總的說來，元軍在滅宋過程中的破壞行動，還是受到相當程度的節制。尤其是臨安降附以後，南宋朝廷下詔，亟謂「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詔書到日，其各歸附，庶幾生民免遭荼毒」④。於是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風出降。因此，在農業生產的基礎原來就比較好的南方各地，當時的社會經濟基本上被①語見《元史》卷八《世祖紀》五。 ②王磐：《農桑輯要序》，《農桑輯要》卷首。 ③《元史》卷一○○《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傳》。 ①「河南民疏土曠，田價至弱。雖有質鬻而契券，闊略鹵莽，逮今民日生集，從蓁灌莽，盡化膏沃，價倍十百。」見孛術魯翀：《知許州劉侯民愛銘》，《元文類》卷十七。 ②揭傒斯：《彭州學記》，《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傳》，《清容居士集》卷三四。③姚燧：《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④劉一清：《錢塘遺事》卷八，「京城歸附」條。 維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害。忽必烈時期，在江南推廣棉花種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會經濟與南宋時期相比，也有一些進步和發展。 相對而言，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在元代前期表現出長足的進步，雲南的農業、水利和蠶桑，這一時期都有很大的發展；南詔以來流行於該地的「儒釋文化」逐漸向內地的封建漢文化靠攏。漠北地區的富實繁榮，也遠較其他時代為甚。當然這種富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結果。誠如虞集所說：「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為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①。 統治秩序的穩定元朝前期的社會經濟恢復，為元政府強化自己的統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元王朝的統治秩序由是進一步獲得確立與穩定。 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和上都所在的腹里，是元王朝立國的根本之地。這個地區是蒙古、探馬赤軍的鎮守重點。淮河以南廣大地區，主要由漢軍、新附軍戍守，亦摻以蒙古探馬赤軍，以相互制衡。其中臨江沿淮之地，是聯結位於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經濟重心的關鍵地帶，因此是南方戍守的重點。元人所謂「各路設總管府以治民，萬戶府以治軍」②。就這個地區而言，大致是不錯的。軍隊多駐紮在城市近郊。各地城池的防禦工事、城門都被拆毀，以防被人利用來扼險固守，對抗政府。大運河的貫通和海運的開闢，則從經濟上使北方和南方緊密地聯合在一起。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行政控制，至元二十年前後，元廷改變了過去以行某處省事系銜派往地方行使中書省職權的作法，將行省從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轉變為最高一級的常設地方行政機構。元朝的行省，經過至元二十七年的調整，基本形成定製。中書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區劃，則為路、府、州、縣。各地都有一些諸王勛戚的封地。除衣食租稅外，封主對這些地方行政事務還擁有一定的干預權。 社會的基層行政設施，在城關為坊、隅，在農村為鄉、都。在構成一鄉或一都的各自然村中，還建立了「社」的組織，以勸農桑。 蒙古統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的作法，分全國居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蒙古人為「國族」。色目人在當時是指唐兀人、畏兀兒人及其以西諸族出身的人們。漢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內的漢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雲南兩省人口，以及高麗人等。南人又稱蠻子，指江浙、江西、湖廣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兩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迄今所知，元朝政府並沒為四等人的劃分頒布過專門①虞集：《送蘇子寧北行詩序》，《道園學古錄》卷五。 ②鄭玉：《珊竹公遺愛碑銘》，《師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卻反映在有關他們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權利和義務方面的諸多不平等規定中。忽必烈在位時期，這種民族分化政策已經基本形成，其後構成元王朝統治秩序的一個很大特點。 另一個特點，是儒生在參預國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時那種優越的地位。直至中統、至元之初。儒學在北方，仍由於歷經事變、喪亂而不甚發達，連《資治通鑑》也是很難見到的書籍①。而這時候理學在南宋已經相當盛行了。南北的統一，為儒學發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學著作之流入北方，達到「捆載」而至的地步①。「北方賢士大夫官轍南邁者，往往嗜古績學，考索研稽，唯恐未逮」②。但是，儒學在元代以前早成為入仕從政所需要的專業訓練。對大多數人來說，讀書是為了做官。而元朝統治者卻選擇由吏入仕的途徑解決中低級官僚的來源問題；江南平服後，甚至公開拍賣官職，以至「南方郡縣官屬，指缺願去者，半為販繒屠狗之流、貪污糧糟之輩」③。這就斷絕了普天下讀書人由儒學進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們當中「有去以技術鳴者，有去而買賈取贏者，有去而結綬於刀筆、輦金於縱橫者」。當然也總有一些迂腐夫子，「獨匡坐蓬蒿環堵之中，憒然而已」④。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圖通過「遊學」，結交名門，求得一官半職。尤其是南方讀書人，「南士志於名爵者率往求乎北」⑤。但他們當中大多數只能失望而歸。元人徐明善曾記載他與一位失意於求進的學者之間的對話說：「問其來幾時，曰『久矣』。問其謁中州名士賢大夫，曰『遍矣』。問其遇合何如，曰『故吾爾』。噫！豈不命也。」⑥儒生處在這樣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賦稅方面優遇儒戶的規定經常不得貫徹，他們的社會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損害，以至當日戲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謔語。學而優則仕的途徑不能暢通，也是元朝吏治從建國伊始就相當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統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會關係基礎之上建立起來。蒙古、色目貴族通過賜田、戰爭掠奪以及強占兼併等手段，成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漢人和南人中的官僚、軍閥，也依附新朝政治勢力擴大自己的封建權益。南方有許多大地主，雖經改朝移代，其經濟利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害。也有一些人，還乘「江山易主」的機會，投機發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戶。這些地主豪強，與當地官員和軍隊長官結為親戚友好，「通家往來」，①鄭元祐記岳鉉事跡，謂「有以《資治通鑑》示者，公見大喜，即手鈔成帙，晝夜伏讀」。其時當在中統、至元初葉。見《岳鉉行狀》，《僑吳集》卷十二。 ①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 ②鄭元祐：《呂氏春秋序》，《僑吳集》卷八。 ③程文海：《吏治五事·取會江南士籍》，《雪樓集》卷十。 ④徐明善：《耐閒說》，《芳谷集》卷三。 ⑤陶安：《送易生序》，《陶學士集》卷十二。 ⑥徐明善：《送黃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壓貧弱人戶。蒙古軍和漢軍軍戶，占有四頃免徵賦稅的「贍軍地」。蒙古軍戶所占有的這部分地產，主要來自政府分給他們的荒閒無主地。他們自己並不直接從事農作，而將這些農田出租給漢族佃戶，或者由依附於他們的驅戶及「種田戶計」耕作。大量蒙古軍戶由此轉化為中小封建地主。不過由於不善經營，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喪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農業生產的直接承擔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農以及私有土地和國有土地上的佃農。元代存在著數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稱為奴婢、驅口或奴隸。在滅宋過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無少長悉為人所俘獲。流離播遷之餘，可矜可哀，益不勝道」①。掠民為驅的現象發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許奴婢驅口的買賣，並從中抽取稅收。北方城鎮，多有人市，「等級其坐，貿易甚盛」②。奴婢驅口對本使有極強的人身依附的關係。使用於農業勞作的驅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個體經濟。另外還有許多不事生產的家內奴婢，其中一部分跟著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時人說「生子侄幸而天稟俊秀，不入於工商必入於胥吏，不入於胥吏必入為奴隸」①。 忽必烈在位三十餘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須使百姓安居樂業，才能鞏固自身的統治。滅亡南宋以後，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於南方各地的正額賦稅，較之宋代，有所減輕②。但由於吏治不清，至元中葉以後又進行對外戰爭，使兵役和徭役異常繁重，再加上經濟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區生產關係未曾因為改朝換代的動盪而獲得適當的調整，以及歷次「鉤考」的負擔最終被轉嫁到社會直接生產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會狀況和階級關係一直存在著若干緊張因素。至元中葉以後，南方相繼發生了多起規模較大的起義。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陳吊眼、畲族女豪傑許夫人及黃華先後起義，他們或與南宋殘部相聯合，或用南宋年號，這些鬥爭多少是在恢復宋朝的政治口號下開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發生的起義二百餘起，其中以廣東爆發的歐南喜、黎德起義規模最大。其兵眾達二十萬，有艦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鍾明亮的舉事。他擁眾十萬，「聲搖數郡，江南、閩、廣交病焉」③。起義持續五年之久，才最終失敗。二十六年，江南發生的起義達四百餘處。二十九年，廣西僮族土官黃聖許起兵反元。這個時期發生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許多起義，反映出元朝統治之深入邊徼之地，是伴隨著沉重的民族壓迫和剝削而實現的。元人姚燧記述曾參與鎮壓這個起義的一位將領的史跡，說他自宋亡於南海之後，「與反虜劇賊戰，未嘗①同恕：《張彥諶墓志銘》，《榘庵集》卷九。 ②鄭思肖：《心史》卷下。 ①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②見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頁125。 ③劉璜：《李參政平寇碑》，乾隆《南豐縣誌》卷三四。 歲釋介冑」④。可見元朝前期各地變亂之多。這一時期江南人民起義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忽必烈連年用兵海外（關於忽必烈時期的海外侵略戰爭，參見本書有關中外關係章的專章），徭役異常沉重，民不能堪。不過這些起義，大多局限於較小的地域範圍，互相之間也很少呼應聯繫，因此往往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被元政府鎮壓下去。這時的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總的說來，並沒有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 ④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節　「義利」之爭與厲行「漢法」派的受挫 阿合馬當政與「義利」之爭 蒙古國初建於漠北草原時期，部眾兵牧合一，分屬於大汗各支宗王領有，僅置千戶、百戶管領，由扎魯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罰賦斂，史稱「官制簡古」。蒙古進入中原漢地等農耕城郭區域之後，僅僅依靠如此「簡古」的官制，無法維持有效的統治。於是，在蒙古體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規範領域內，被征服地區的傳統制度漸次恢復，並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舊制結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一代新制。上述過程，在中原漢地，約始於十三世紀三四十年代；而中統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速實現並臻於基本完成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忽必烈對以其「藩府舊臣」為主體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這些儒臣，就其學術風氣而言，可以分為兩派，即保守宋金傳注及文學遺風的東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學的理學派。 如果說，在中統、至元前期，漢法的實行，只是填補蒙古舊制無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綱紀粗立、朝廷粗安」之後進一步厲行漢法，其主要內容就變為在觀念層次上對控制著國家機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統治者施行「漢化」，以及進一步改革既定體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為首的蒙古統治集團對此並無迫切之感。現在國家的財政問題更吸引著他的注意力。但他與朝廷儒臣之間，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這種分歧與民族防範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了忽必烈對儒臣和漢人的疏遠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統年間，由於李璮之亂牽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統，使忽必烈極為震動，以至他對許多藩府舊臣和漢人軍閥產生很大的猜忌。平滅李璮之亂後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強中央集權的意義，同時也是出於對漢人的防範之心。王文統被殺後，忽必烈轉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宮帳侍巨阿合馬，把他「超擢」為中書平章政事。此後，他由制國用使而平章尚書省事，又在尚書省併入中書省時奪得中書政柄，逐步因「理財」得寵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馬當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財措施主要是整頓和增加鹽、茶、商、酒醋等課稅收入；經營鼓鑄，官為局賣；對各地帳籍進行「理算」，追征欺隱、逋欠財賦。他在國家多事、急需用錢的情況下，在社會經濟能承受的範圍內保證了國家的必要收入。鹽引發售價，阿合馬任前為鈔十四貫，至元八年上漲三貫。十三年滅宋，因兩淮、兩浙鹽產豐饒，鹽引價復降為鈔九貫。阿合馬當政時期，鈔幣的發行也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統鈔年發行量從未超過四十萬錠。十三年以後，因交鈔發行地域擴大到原南宋版圖，故有一年達到一百四十萬錠；其餘幾年，也不過八十至一百萬錠。通貨膨脹在這時尚處於溫和階段①。阿合馬在理財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終與他和他的黨羽貪橫不法的罪惡相併行。阿合馬一家「盡處要津」。凡向他獻美女的，都能獲得高官厚祿。滅宋後，更發展到公開販賣南方官職，名曰「海放」。理算的對象，本當是侵吞中飽的貪官和隱產逃賦的富豪，這時則或因奉行過當，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間，招致人怨。阿合馬在任期間，色目富商的權勢也有很大發展。儒臣面對上述情勢，竭力強調儒家學說關於「節用」與「愛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②。他們在指責阿合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貪不法時，全然否定了當時增加國庫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諱言財利事」（《元史·盧世榮傳》）。這樣，他們在將「義」與「利」的對立絕對化的同時，把自己置於忽必烈增加財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對立面，迫使後者進一步倒向阿合馬等理財派。至元中葉以後，隨著藩府舊臣的日漸凋零和被調離忽必烈左右，朝中漢人儒臣的勢力便越來越小。 由於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遠，一部分漢人儒臣轉而依靠從小受儒學薰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繼承問題上與那木罕發生矛盾③。為了實現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負，他與漢人儒臣緊緊地站在同一陣線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馬被刺，正好為真金推行自己的漢法主張提供了一個機會。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動身赴上都度暑以後，益都義士王著與高和尚等人，與元廷內一批高級官僚互為呼應，以真金之名，率人進入大都，擊殺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馬。王著旋被處死。消息傳出，大都城中貧民皆爭相酤酒，歌飲相慶，燕京酒市三日俱空。這時在已參決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書省被改組，由蒙古元勛後裔和禮霍孫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對和禮霍孫說：「汝任中書，誠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苟或沮撓，我當力持之。」他又對這時入朝任事的漢人儒臣們說：「汝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盡平生所學力行之。」（《元史·裕宗傳》） 和禮霍孫的為政重點，在清除阿合馬黨羽，改革吏治，汰廢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馬當政時增設的許多理財機構。這個階段，真金「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聞之即日奏罷」（《元史·裕宗傳》）。但是和禮霍孫當政短短兩年多，國家收入便發生了很大的問題。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發行的交鈔分別高達三百萬錠。表明由於國家財政陷入崩潰，迫使政府靠多印鈔票來平衡收支。二十①參見李則芬：《元史新講》第二冊，頁551至552；第五冊，頁108—112。②《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許文正公》引《歲略考》。 ③拉施都丁說，忽必烈在考慮汗位繼承人時，一度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釋放回來後，對真金被定為汗位繼承人的既成事實十分不滿。據姚燧《白棟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棟曾為真金講《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真金聽完這段敘述春秋時鄭莊公與共叔段爭國的故事後對人說：「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見真金、那木罕兄弟間在汗位繼承上確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罷和禮霍孫等人，以這時由北南歸的安童為相，用桑哥推薦的漢人盧世榮（一名盧懋①）主持財政。 據《元史·裕宗傳》，盧世榮以言利進身，「太子意深非之」。盧世榮本人曾向忽必烈訴說：「臣之行事，多為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實懼焉」，並懇請丞相安童和忽必烈為他撐腰。這些跡象表明，真金集團對於盧世榮曾多有制肘之處，而安童作為蒙古大臣，對盧世榮的態度也頗為曖昧。因此，盧世榮理財不過閱四月。當他受到言臣參劾，並在追查中又進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調兵馬、紊亂選法等問題後，很快被忽必烈罷職，尋被誅殺。盧世榮的失敗，在於他身處尖銳的高層鬥爭中而沒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漢法」派受挫與桑哥理財在盧世榮罷廢以後，無論是太子真金還是右丞相安童，面對通貨膨脹、「百物愈貴」，依然一籌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統以來首次物價大漲的時期。 早在盧世榮在位時，御史台曾有人上書忽必烈，謂天子春秋日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真金聽說此事後深為忌諱，授意御史台截留這份奏書未發。這件事被當時在職的阿合馬黨羽答即古阿散獲悉，遂乘間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歡於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過於有人算計他的寶座。忽必烈聞訊，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懼」。事情雖因安童等人從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憂懼中死去。他所網羅的一批漢人儒臣，當然也不再會得到深忌於心的忽必烈的信重。這時候，忽必烈身邊，幾乎已經沒有受倚重的漢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為挽救財政的惡化，忽必烈復置尚書省，以藏人桑哥為平章政事，主持財政，並將六部及天下行省從中書省劃歸尚書省統轄。桑哥執政後，發行至元鈔以救鈔制之混亂，開浚會通河以利漕糧北運，增加鹽茶酒醋的稅額，遍行鉤考追征逋負偷漏。到任三年後，元政府印鈔（至元鈔）數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萬錠左右，他的理財措施在穩定國家財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時規定的總稅額，此後維持數十年之久，說明沒有過分超出當時社會所能承受的範圍。忽必烈在重用理財之臣時，對他們的專權黷貨並非無所察覺。就在桑哥上台後不久，忽必烈在對安童的談話中，說到「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自朕決」，辭意未免有悵然之感。不久，他就詔命南人程鉅夫到江南訪求「好秀才」。此後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於憲台或者翰苑。置漢人儒臣於風紀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議論之，遂成為有元①見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圭齋集》卷十一。 「家法」①。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贓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漢、南人朝臣的強烈批評，而且他的財富和權勢也使一部分蒙古勛貴對他忌惡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誅殺桑哥以慰撫天下。下詔誅死之前，忽必烈還向他問治理國政的人選②。可見，忽必烈雖殺了他，仍不無惋惜。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被誅後，元廷廢尚書省，政歸中書。忽必烈中年以後因患足疾，經常臥榻辦公③。此時他力不從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進取的意志，遇事往往遲疑反覆。晚年他主要憑藉政治經驗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漢、南人朝臣之間互為制約，保持平衡，以此維持朝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病死，時年八十歲。他的廟號為世祖，蒙古語稱作薛禪（sechen，譯言賢明）合汗。 ①吳澄：《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吳文正公集》卷十四。 ②見沈衛榮：《所收「桑哥傳」譯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輯。③「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臥畫可。公（按指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據傳文言。他經常「日雞一鳴而跽，燭入而出」。見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