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六章　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節　蒙元史研究的新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史學工作者積極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努力運用科學的歷史觀來研究歷史，蒙元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一學科的主要領頭學者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楊志玖等繼續在高等學校從事研究和教學，在培養人才和組織、指導研究工作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後來在蒙元史領域最活躍的一批學者多出於他們門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項目在他們主持下已著手進行，如《元史》的校點，元朝斷代史的編撰，域外史料的翻譯等。這個階段的重要學者還有餘元庵、蔡美彪、劉榮峻、賈敬顏、方齡貴等。余元庵於1949年發表《元朝秘史遠箭近箭官號新釋》、《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討》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傳》和《內蒙古歷史概要》。蔡美彪參與范文瀾主持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編寫，著重研究遼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漢、蒙文碑刻，出版了與羅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和他整理考釋的《元代白話碑集錄》，並發表多篇研究元代戲曲史的論文。此後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獻的考釋和蒙元制度、文化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劉榮峻以多年精力譯出符拉基米爾佐夫的經典名著《蒙古社會制度史》，原著廣博精深，譯者下了很大功夫，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準確的譯本。賈敬顏擅長考證和文獻研究，發表多篇考釋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論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歷史文化萃要》一書中），並完成了《聖武親征錄》的校注。方齡貴在考釋元雜劇中的蒙古語詞和搜集、研究雲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貢獻，其所編《元朝秘史通檢》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書。一批共和國建立後培養的年輕學者也相繼發表論文，並在老一輩學者指導下參與研究工作。 這個階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元末農民戰爭及與之相關的元代社會矛盾問題，古代蒙古社會性質問題，人物評價問題（主要是對成吉思汗的評價）。三個方面都發表了不少論文，大部分出自年輕學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論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資料充實、論證精細的專題研究。幾項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項目均已在進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組承擔的《中國通史》和歷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擔的《中國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承擔的《元朝史》專著等。 「文革」開始，正常的學術活動基本停頓，僅有個別項目在幾年後恢復工作，《元史》的校點和《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就是在那時的政治運動夾縫中進行的。十年動亂結束後，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大量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繼發表。研究領域大大擴展，不再局限於農民起義、社會性質、人物評價幾個課題。嚴謹治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得到發揚，注重廣泛收集資料，進行詳盡的考釋辨析，作深入的創造性的專題研究，不務空言。有更多的學者善於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國文字史料與漢文史料相互考訂、補充，這是我國蒙元史研究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隨著研究工作的蓬勃開展，研究隊伍不斷擴大，湧現了一批基礎紮實、學風端正的新一代年輕學者（多數是「文革」後培養的博士、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南開大學歷史系等單位都擁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1979和1980年，在翁獨健、韓儒林等倡導下先後成立了兩個主要蒙元史研究學術團體——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會刊《元史論叢》和《蒙古史研究》，集中發表較高質量的專題論文，並出版報道國內外研究情況的《通訊》。兩個學會都召開了多次學術討論會，並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對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這首先應歸功於其開創者姚從吾。姚氏早期弟子、畢業於北京大學的著名蒙古族學者札奇斯欽，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國之前任教於台灣大學。他著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與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論叢》（上下冊）、《蒙古的社會與文化》，並與姚從吾合作完成《漢字音譯蒙文蒙古秘史譯釋》，在元代蒙藏關係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貢獻。同時有另兩位學者成果也很豐富：孫克寬主要研究漢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續及其影響，著有《元代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元代漢文化的活動》以及有關南北道教、儒學等方面的數十篇論文；袁國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習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與大陸情況相似，進入六十年代以後，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學者相繼崛起，他們中許多位出於姚從吾門下。有些人後來雖寓居海外，仍經常回島內講學、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蕭啟慶成就最為顯著。 蒙元史是一門世界性學科。由於涉及多種語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樣性等特殊困難，過去我國學人以此為專業者較少，研究者人數和許多方面研究成績反不如外國。建國以來，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發展，基本上改變了這種落後狀態，不僅成果數量居各國之冠，總體學術水平也已進入世界前列。李治安、王曉欣所編《元史學概說》一書（1989）對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詳細評述，本章僅擇要介紹，略加補充。 第二節　史料整理與研究 漢文史料 數百年來，學者們對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訂工作。由翁獨健主持，主要由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鄰真等多位學者承擔的《元史》點校本，不僅總結了前輩學者的成果，還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數以千計的校勘條文，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據此本編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儘可能地勘同辨異，甚便讀者。《元史》漏誤甚多，訂正補缺不是點校本的任務，翁獨健提出「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個史實訂誤」。這個工作更艱巨，需要做大量細緻的研究，近年來許多專題研究實際上都是圍繞這個目標進行的。 翁獨健還提出「進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務，如《元典章》的整理，《經世大典》的輯佚，專題史料的輯錄，碑刻資料的匯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與翻譯等。這些工作都已陸續有了成果。專題資料輯錄方面最豐富，出版有陳高華的《元代畫家史料》，楊訥、陳高華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匯編》，楊訥的《元代白蓮教資料匯編》，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黃時鑒的《元代法律資料輯存》等。元代史籍的點校也出了很多種，如《通制條格》（黃時鑒）、《吏學指南（外三種）》（楊訥）、《廟學典禮》（王廷）、《秘書監志》《高榮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訂湖山類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詩文集。趙萬里的《大元一統志》輯本和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的《析津志輯佚》部分恢復了久已散佚的這兩種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釋是更艱苦的研究工作，先後出有向達的《西遊錄校注》（未完本）、蘇繼頃的《島夷志略校釋》、夏鼐的《真臘風土記校注》、陸峻岭的《異域志校注》、賈敬顏的《聖武親征錄校注》、蕭啟慶的《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箋證》、繆啟愉的《元刻農桑輯要校釋》等。碑刻資料的輯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話碑集錄》。這裡所謂「白話」，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語結構，用當時的口語、俗語將蒙文文件直譯為漢文，元代史料（特別是《元典章》）中此類文體的公文非常多，較難理解。亦鄰真撰《元代硬譯公牘文體》，從蒙文語法結構和某些特殊用語的蒙漢文對應上作了闡釋，為閱讀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類是史書：出了7種《元朝秘史》的新譯（或加注釋）、復原本，其中謝再善漢譯本（1956）系據達木丁蘇隆新蒙文本譯出；姚從吾、札奇斯欽譯註本（1960—1961）據漢字音寫蒙文重譯，姚氏還發表了多篇考釋文章；亦鄰真的畏兀兒字復原本加有簡要的注釋（蒙文），並附有一篇關於版本、文獻及復原方法的詳細導言。其他蒙文史書，有留金鎖翻譯的《十善福白史》，朱風、賈敬顏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等。另一類是碑刻、文書資料：元代使用兩種蒙古文字，都留有遺物。道布彙輯了一部《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匯編》（1983），收集文獻22件，附有新蒙文轉譯和簡要說明。八思巴字蒙文資料比較豐富，蔡美彪做了許多搜集、研究工作，發表《元代圓碑兩種之考釋》，《涇州水泉寺碑譯釋》，《河東延祚寺碑譯釋》，《元代開化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圖彙輯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1991），收集碑刻、文書達40件，並撰寫了《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復原與考釋》等多篇譯釋；他與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對新近出土的同一塊碑上所刻的憲宗九年、中統二年、至元五年、皇慶元年四道聖旨（前三道為回鶻式蒙文，後一道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詳細的語言和歷史的研究譯註。亦鄰真《讀1276年龍門禹王廟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釋中討論了若干古蒙古語語法問題，對鮑培的譯註作了訂正。 藏文史料藏學家東嘎·洛桑赤列利用十餘種刊、寫本進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紅史》的校注本，根據西藏檔案館藏寫本增補了國外刊本所無的四十多頁，尤有價值；其注釋參閱了多種藏文史料，註明出處，便於查檢。此書已由陳慶英、周潤年譯為漢文。整理出版或譯成漢文的其他藏文史籍還有《青史》、《漢藏史集》（有陳慶英漢譯本）、《智者喜宴》、《薩迦世系》、《朗氏宗譜》、《佛教史大寶藏論》（即《布頓佛教史》、郭和卿漢譯本）、《西藏王臣記》（郭和卿漢譯本）、《新紅史》（黃顥漢文譯註）、《蒙古佛教史》（陳慶，英、烏力吉據藏、蒙文兩種本子合譯）等。藏學家王堯發表《山東長清靈岩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對這通在內地發現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兒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兒文（回鶻文）碑刻、文書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馮家升發表《元代畏兀兒文契約二種》和《回鶻文斌通（善斌）賣身契約三種》二文，是我國學者在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後，耿世民對多種文書、碑刻作了研究，相繼發表《幾件回鶻文文書譯釋》、《回鶻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劉迎勝、卡哈爾進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勛碑，發表了新的校勘和譯註。在中國各地還發現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發現者最多。五十年代吳文良曾編有《泉州宗教石刻》一書，1984年又出版了陳達生編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收集各類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銘，有圖版、原文及漢、英譯文。 域外史料在翁獨健的倡導和組織下，域外史料的翻譯取得很大成績。與《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濟據英譯本譯出，後者由余大鈞、周建奇據俄譯本譯出，均經翁獨健審校。這兩種具有相當高水平的漢譯本的出版，實現了史學界多年的願望，對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還有不少。韓、翁、邵等前輩學者曾提出，要創造條件，積極開展直接用這些史料原文與漢、蒙文史料互校互證，並出版從原文翻譯過來的本子。現在已經有一些學者具備了這個條件，正陸續出成果，如劉迎勝研究察合台汗國史的多篇論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資料，華濤將札馬勒·哈兒昔的《蘇拉赫辭典補編》的阿拉伯原文節錄本譯為漢文，馬金鵬據阿拉伯文本譯出《伊本巴圖泰行記》。其他文字史料的譯本還有何高濟譯的《海屯行記·鄂多立克東行錄》（據英譯本），呂浦譯、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記》（含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及孟特戈維諾等信件，據道森編英譯本），耿升、何高濟譯的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據英、法文譯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語種很多，要全面翻譯過來還有很大距離，不僅需要懂這些語文，還要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訓練，個別譯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為專業知識不足之故。 第三節　通論性著作和工具書的編撰 一般中國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較薄弱，這主要是因為元史難點多，若非專家執筆，難免左支右絀。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寫的《中國通史》第七冊和由陳高華執筆的《中國史稿》第五冊元史部分則以嶄新面貌呈現於讀者之前。兩書都是建立在堅實的專門研究基礎上的綜合貫通著作，各有特點。《通史》篇幅較大，故許多方面能展開論述，尤其對元代各項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邊疆各民族（特別是蒙古、藏族），都有詳細、精闢的考述。《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簡約明快為特點，精擇典型史料講清史實，闡明論點，其社會經濟一章為作者最專長領域，尤顯精采。兩書都有不少獨到見解。韓儒林主編，陳得芝、邱樹森、丁國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冊）是一部較大型的斷代史專著，對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論述，其特點一是能廣泛吸收國內外重要研究成果，並註明有關論著所在，便於讀者作進一步研究時查閱，這是綜合性著作應該做到的；二是在若干方面有較深入的研究，引證中外史料較為豐富，並對許多名物制度和史實作了必要的考證，能就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本書被認為「大體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元史研究水平」。此外，邱樹森、黃時鑒分別出版了簡明的《元朝史話》。台灣李則芬出了一部四冊的《元史新講》。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元史》分冊（韓儒林主編，1985） 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遼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編，1986）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書。兩書都是我國元史專業研究者的集體工作成果。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條，包括人物、制度、經濟、文化、中外關係、史籍各方面，釋文較詳，並有一條元朝史總述，可作為研究元史的入門書。後者條目3000條，包羅甚全，釋文簡明準確，知識量相當大。此外，陸峻岭編的《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周清澍編的《元人文集版本目錄》，方齡貴編的《元朝秘史通檢》，都是很有用的工具書。 第四節　政治史研究 歷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研究成吉思汗的論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韓儒林、楊志玖、亦鄰真、周良霄所撰諸文。他們都深入論析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國家的歷史背景及其對蒙古民族形成與發展的貢獻，並探討了蒙古統治者進行征服戰爭的原因和影響，在指出征服戰爭給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帶來危害的同時，從歷史發展角度作了分析，認為蒙古滅夏、滅金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統一和進一步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西征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邵循正、周清澍分別著文考證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證據考定為1162年，否定了1155年或1167年之說。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陸峻岭、何高濟合撰的《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爭》和楊志玖、劉迎勝關於「定宗征拔都」記載的闡釋，都結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後蒙古統治集團圍繞汗位爭奪不斷發生的或明或暗的鬥爭。蔡美彪《脫列哥那後史事考辨》據漢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應是太宗六皇后，訂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后說，並論析了她與耶律楚材、鎮海等大臣的關係和在蒙古國政務中的作用。對失吉忽禿忽、鎮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學者作了專題研究，尤以對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較深入，有韓儒林、余大鈞所撰論文和黃時鑒寫的傳記。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詳細考述了開國功臣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後裔的政治地位，並列有相當完備的世系、仕進等表。蒙金戰爭時期，中原各地出現了一批地方武裝頭目，蒙古統治者在他們歸降後即命為世襲管領本境軍民長官，形成類似藩鎮的大小「世侯。到何之撰《關於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分地區考察了地方武裝勢力的興起、歸向和在蒙古統治下的地位與作用。孫克寬分別論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張氏三家事跡。 忽必烈及其在位時代向來是蒙元史研究的重點。總論其一生功業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論忽必烈》和《忽必烈》傳記（1986）。專題的研究涉及許多方面。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對其藩府侍臣、謀士班子的集結過程和不同類型作了細緻分析。這些人物多是後來輔佐他立國中原，「遵用漢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劉秉忠、廉希憲、郝經等都有學者寫過專論。陳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鬥爭》，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與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漢地控制權和統治方針上的矛盾與分歧，以及因此引發的阿蘭答兒鉤考事件。白鋼、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鬥爭，都認為獲得漢族地主階級支持，依託中原雄厚的人力、財力優勢，是他得以戰勝阿里不哥的主要原因。關於李璮叛亂事件，孫克寬、周良霄等作了專題研究，周撰《李璮之亂與元初政治》指出這一事件對忽必烈政策的變化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從此懷疑漢人的忠誠而轉向重用西域人。其他中外學者也多持這一看法。關於忽必烈與海都、都哇的戰爭，劉迎勝發表多篇論文，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記載相比勘，對史事作了詳細考述。關於以乃顏為首的東道諸王之亂，主要有姚大力、葉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證戰事地理尤詳。有關忽必烈行「漢法」的論文很多，以姚從吾的研究最為詳盡。論者多充分肯定行「漢法」的進步作用，同時也指出其局限性（為維護蒙古貴族特殊權益保存了許多蒙古舊制），白鋼《關於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歷史考察》一文尤其強調後一方面。對其重用阿合馬等「聚斂之臣」理財，多數學者仍持傳統的批判態度，認為阻抑了漢法，加重了剝削。蕭啟慶著《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勢的原因、漢人的態度和對元代政治的影響。丁國范、黃時鑒先後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為代表的漢法派與權臣阿合馬的鬥爭。 有關蒙夏、蒙金、蒙（元）宋戰爭的研究，以後者成果最豐富，先後出了三部著作：陳世松、匡裕徹、朱清華、李鵬貴合著的《宋元戰爭史》（1988），李天鳴的《宋元戰史》（台灣，1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關係史》（1992）。專題研究比較重要的有陳高華的《早期宋蒙關係與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關係》。 元中期政治史的專題研究不多。蕭功秦《論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和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對忽必烈以後統治上層各派勢力爭奪皇位的鬥爭作了系統考察，都認為蒙古忽里台選汗舊制的保留是造成紛爭不斷的重要原因。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和匡裕徹《拜住及其新政》圍繞英宗與丞相拜住被殺事件考察了行漢法與反漢法派的鬥爭。有關元後期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社會矛盾和農民戰爭，論著甚多，討論的問題有元代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何者為主，以及相關的元末農民戰爭性質問題，紅巾軍與白蓮教、明教的關係，朱元璋政權性質的轉化等等。近十年來，研究更深化，注重史實的考證和專題論析。重要論文有楊訥的《「扶箕詩」不是農民軍的口號》、《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論》、《元代的白蓮教》，邱樹森的《元末紅巾軍的政權建設》、《韓山童、劉福通首義潁州考》、《彭瑩玉事跡考略》，韓志遠的《白鹿莊起義說辨偽》等。楊訥考證紅巾軍領導者為白蓮教徒，「明王出世」的宣傳和「大明」國號均出自白蓮教經典，與明教無關，訂正了前人誤說。四川發現的明玉珍墓「玄宮之碑」提供了一些新史料，與史籍記載有異，胡昭曦、劉孔伏撰文作了研究。邱樹森著《妥歡貼睦爾傳》（1991），全面論述了元順帝生平及元後期史事。 政治、軍事制度研究。李涵《蒙古前期的斷事官、必闍赤和燕京行省》論證斷事官（扎魯忽赤）是蒙古國政務主管，燕京行省是由此發展來的統治漢地的政務機構；必闍赤本怯薛中主文書者，太宗時因承擔征賦任務而分化出來，成為政務機構「中書省」。前此札奇斯欽曾撰文分論扎魯忽赤與尚書省、必闍赤與中書省的關係，立論相近。另一篇重要論文為姚大力的《從大斷事官制到中書省：論元初中樞機構的體制演變》，認為忽必烈即位後建立的中書省，乃是從以斷事官及其輔佐必闍赤構成行政中樞的蒙古舊制向中原王朝體制（直接仿自金尚書省制）的實質性轉變，儘管仍保留有某些蒙古成分。關於其他朝廷機構，有李涵、楊果對樞密院的研究，郝時遠對御史台監察制度的研究，達力扎布對宣徽院的研究，張帆對翰林國史院的研究等。台灣學者楊國藩所著《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全面論述了省、部、台、院等各種機構及忽里台、內廷會議、朝議等各類政事制度。關於行省制度，有台灣學者丁昆健、袁國藩的概述性論著。王廷《元代行政地理研究》考述了腹里（中書省直轄）、遼陽、陝西、四川、江西、江浙諸省沿革。楊訥的《元代農村社制研究》和台灣王民信的《元朝的錄事司考》是兩篇研究下層地方制度較深入的論文。 實行投下分封制是元朝的一大特點，周良霄《元代分封制度初探》和台灣洪金富的《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對此作了總體研究。周文認為太宗分封中原州邑民戶後實行投下五戶絲製，對蒙古舊制而言是進步，但對中原則是歷史的倒退。洪文認為分封制是「蒙古人的公產私產觀念在國家組織形態上的反映」，太宗以後的投下食邑化政策並未能貫徹，元代投下始終與州縣制並存，沒有完全中央集權化。李治安的專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對草原兀魯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屬人口、宗王出鎮制度等問題作了全面的詳盡論析，有不少獨到見解。陳得芝《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也討論了成吉思汗的子弟分封與功臣千戶分授，認為兩者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才是封主，後者則是地方長官。 元代官員的選用，要害之職多授予有「根腳」的勛貴之家，一般官員則以吏出身者為多。許凡《論元代的吏員出職制度》及其所著《元代吏制研究》對吏員的類別、等級、職能和升遷規定作了詳細論述。元太宗時曾舉行過一次儒士選試，其後直到仁宗時才正式恢復科舉取士制度，楊樹藩有一篇總述的論文《元代科舉制度》。姚大力撰《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時代背景》更深入探討了科舉長期停罷及延祐初恢復的原因，元代科舉的作用及其局限等問題，並對一些史實作了考證。 怯薛制是蒙元軍政體制的核心，蕭啟慶的《元代宿衛制度》作了總體研究，尤詳於世祖即位後的演變及其政治上（決策中的作用和出任官職）、經濟上的特權。葉新民《關於元代的四怯薛》主要是考訂四怯薛長的承襲世系和輪值日期。關於蒙元初期的軍事組織，史衛民撰有《元秘史九十五千戶考》和《蒙古國時期左右翼千戶沿襲歸屬考》，前文認為成吉思汗初組千戶當如《元史·朮赤台傳》所載只有65個，後文主要考證木華黎所統攻金軍隊的組成。他的另兩篇論文對元代侍衛親軍的組織、職能、建置沿革作了系統研究。姚家積《元代的「驅軍」與軍驅》認為衛軍中的色目諸衛主要是由放免色目俘奴組成。學界對探馬赤軍的意義、組成、職能等問題曾有各種不同闡釋，楊志玖撰《元代的探馬赤軍》和《再探》、《三探》諸文進行深入探討，賈敬顏、黃時鑒亦著文討論，這是元代軍制研究進展最大的一個課題。唐長孺、李涵合撰《金元之際七萬戶》，論述蒙古滅金前後漢軍諸萬戶的設置；黃時鑒、王廷先後撰文討論其設置的時間、數目等問題，互有歧見。蕭啟慶《元代的鎮戍制度》就此制建立原因、鎮戍軍的分布、統轄系統和軍士輪戍製作了全面論述。陳高華《論元代的軍戶》考述了軍戶的種類、來源、賦役義務、輪換制與奧魯制。賈敬顏《奧魯制度與遊牧民族》認為此制源於遊牧民的社會組織。 元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重要論文有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和黃時鑒《考辨》。姚文從元初對金泰和律的沿用、改造和廢除考察了元刑法體系形成的三個階段，並揭示了其包含漢、蒙、回多元因素的特點；黃文不同意元代無成律的通行說法，論證《大元通制》就是一部完整系統的法典，基本精神和模式都是承襲唐律而來的。 第五節　經濟史研究 戶籍與賦役制度。元代戶籍分軍、民、匠、站、僧道、儒、醫等等種類，台灣學者黃清連發表兩篇論文，全面考察了諸色戶計的劃分及其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陳高華《元代戶等制略論》論證元代有戶等制度，並探討了戶等與賦役和財產的關係。他還對軍戶、站戶分別作了研究。蕭啟慶《元代的儒戶》詳細考述其設立經過、數目、權利與義務以及出路問題，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優於軍站民匠，所謂「九儒十丐」並非事實。李景林《元代的工匠》討論了匠戶的來源和地位。元代戶口資料極不完備，邱樹森、王廷合撰的《元代戶口問題芻議》推斷最高時當達1900萬戶，近9000萬口。還有學者作了更高的估計。關於賦役制度，華山撰有《元代賦役制度考略》，文中對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有關部分提出商榷。陳高華的《元代稅糧制度初探》就此項主要賦稅的演變作專題深入研究，訂正了《元史·食貨志》記載的多處疏誤，考明北方丁稅、地稅是以不同戶計為徵收對象，即民戶納丁稅，僧道站匠驗畝納地稅，全科戶每丁所納粟應為二石而非三石，並討論了江南田賦（兩稅）的一些問題。他還對《食貨志》失載的役法與和雇和買分別作了考述。多數學者論述投下五戶絲賦制，均以王惲《中堂事記》為依據，認為每五戶納絲額由一斤增為二斤始於中統元年，但郝經的《河東罪言》已講到每五戶納絲二斤，陳得芝《蒙元史讀書札記》指出郝經這篇奏議應作於憲宗五年，五戶絲增額當在憲宗時。關於課稅，陳高華的《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和高榮盛的《元代的茶葉生產和茶政》分別研究了鹽、茶的生產、流通和鹽課、茶課徵收辦法及課額的變化。 土地制度與租佃關係。經濟史家梁方仲撰有《元代的土地制度》，總論各種土地占有狀況，認為官田比前代增加，農民失去土地，對地主階級的依附加強了。韓國磐《試論金元官田的增多》得出相同結論。高榮盛《元代江南官田芻議》具體分析了江南地區官田的種類、數量和租率，估計三行省共達20萬頃以上。孟繁清《元代的學田》論述學田的設置、租佃關係和賦役，以及寺院、地主對學田的爭奪。李景林研究了寺院土地占有狀況。郭慶昌、馬明達、王廷、周繼中等先後對屯田作專題研究，討論了屯田的分布、來源、種類、經營方式、屯戶義務等問題。羅賢佑《元朝蒙古貴族的莊田》對此類莊田的來源（賜田、投獻與侵奪）、管理（各地「田賦總管府」和莊官）作了論述。施一揆《元代的地契》介紹泉州丁氏族譜中發現的8件土地買賣文書，考釋了元代田宅買賣過程。陳高華《元代土地買賣的過程和文契》利用更多文書資料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劉和惠《元代徽州地契》刊布了安徽博物館的13件藏品並作了分析。 農業、手工業生產。多數學者認為蒙元前期農業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世祖時逐漸恢復和發展。師道剛等所撰《從三部農書看元朝的農業生產》論證元代農業確有長足進步，工具的改進尤為顯著。史學通、周謙、洪用斌對元代棉花生產與棉紡業地域的擴展和技術的進步都有詳細論述。與農業相關的元代水利建設，金曰壽發表過一篇總述文章。邱樹森《元代河患與賈魯治河》專論元末黃河的治理，對賈魯的治河思想、方法、工程技術作了論析。梁方仲《元代中國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根據對八個手工業部門生產力的考察，認為比宋代有所發展，有力反駁了倒退說。鄭天挺《關於徐一夔》考定此文所記為元末杭州絲織業僱傭勞動情況，是研究元代民間手工業的重要資料。馮家升《我國紡織家黃道婆對棉紡業的偉大貢獻》詳細論述了元代棉紡工具與技術的重大進步。劉新園、白彬發表多篇論文，對瓷器生產，特別是景德鎮青花瓷器的官局經營管理、生產技術和圖畫風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範金民《元代江南絲織業述論》認為元代江南蠶絲生產有了新發展，民間絲綢業已普遍化，設在建康、鎮江、杭州、蘇州的官營織局規模甚大，產量、質量都很高。 商業、都市與交通。元代全國統一，國內貿易有很大發展，但除幾部綜合性著作外，尚無深入的專題研究。海外貿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陳高華、吳泰合著《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對市舶制度、官本船貿易、舶商經營方式、輸出入商品以及貿易關係的國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論述。關於都市的專題研究，主要有陳高華著《元大都》，他與史衛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賈洲傑《元上都的經濟與居民生活》和葉新民論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潘念慈《關於元代的驛傳》對驛傳制度作了全面概述。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主要考述連結中原與漠北的帖里干、木鄰兩條站道，並論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周清澍《蒙元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對通西域諸驛路有更詳細的考述。李逸友據亦集乃古城發現的文書，對另一條通往西北的重要驛路「納鄰道」作了考述。郭毅生研究了遼陽行省驛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廣行省驛道，蔡志純、洛桑群覺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區設置的驛道。開通南北大運河和開創江浙至直沽的海運是元代的兩大建樹，賴家度《元代河漕和海運》對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運航路考》和高榮盛《元代海運試析》是兩篇較深入的研究論文。高文論述海運興衰的全過程，對管理機構、海運船與船戶有較詳細論述。陳得芝《論元代海外交通的發展》從港口增加、交通範圍擴大和航海知識進步三方面作了分析，並據《元秘書監志》的記載說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圖說知識。 第六節　思想文化史研究 哲學思想。唐宇元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學家許衡、劉因、吳澄的思想和朱學、陸學合流問題，其分撰的《宋明理學史》上卷第三編《元代理學》集中了這些研究成果。陳高華的《陸學在元代》著重討論了朱陸合流問題。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詳細論析了程朱學說的北傳及其與蒙古統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關係。蕭功秦《元代理學散論》從理學的「適應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時代的社會政治作用。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繼愈最先著文表彰《長期被埋沒的民主思想家鄧牧》；容肇祖撰《劉基的哲學思想及其社會政治觀點》，認為其世界觀基本上是樸素唯物主義，僅有時表現出神秘主義傾向。邱樹森撰《鄧牧和他的》、《劉基和他的》，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孫克寬發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時代的各派道教。郭旃《金元之際的全真道》深入論析了邱處機及其門人投機的政治態度和在戰亂時局下的特殊作用，並涉及元初的佛道之爭。陳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補》利用新資料詳細考述了此派盛衰歷史及其思想理論。扎奇斯欽《十三世紀蒙古君長與漢地佛道兩教》詳細論述了蒙古諸汗與佛道關係的演變，認為蒙古人基於薩滿教泛神觀念，採納各種宗教為汗祈天祝壽；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為他們與吐蕃人在文化類型上的相近。陳高華《元代佛教與元代社會》對佛教各派的消長、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組織有全面論述。陳得芝《論元代的「詩禪三隱」》考述江南禪僧圓至、本誠、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對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現象作了分析。劉迎勝《元代西北地區的佛教》利用畏兀兒文書和中外資料論證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區仍有相當勢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楊訥的長篇論文《元代的白蓮教》，對這一源於淨土宗的佛教宗派的產生、教義、傳播、組織及其與官方和農民起義的關係諸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並非民間秘密宗教，亦未與明教合流。丁國范《元代的白雲宗》論述了另一非正統佛教宗派。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這一課題主要研究成果，在總論元朝對基督教（也里可溫）的政策和管理之後，按地區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動。劉迎勝《蒙元時代中亞的聶思脫里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兒、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況作了考述。楊志玖《元代中國伊斯蘭教派試析》指出當時中國穆斯林中有大量什葉派，蘇菲派也很盛行。陳達生《泉州伊斯蘭教派與元末亦思巴奚戰亂性質試探》據對碑刻、方誌、族譜資料的分析，認為此次戰亂是泉州穆斯林遜尼派與什葉派爭奪市舶權的鬥爭。劉迎勝對泉州元清淨寺碑所記伊斯蘭教諸職名作了考釋。 教育。元代各類學校數量甚多，有關資料相當豐富，但學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學田等問題，對教育本身的專題研究很不足。關於書院的論文稍多，王廷《元代書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詳細論述了書院的類型、分布、數量、學田、課程，以及山長的任命等問題。馬明達對「三皇廟學」——醫學教育作了研究。 史學。官修宋遼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學著作，有關三史的論著很多。 從元代史學成就角度討論的主要有劉鳳翥、李錫厚合撰的《元修宋遼金三史再評價》和邱樹森的《脫脫和遼宋金三史》。前文認為元人摒棄大漢族正統觀念，為遼金兩朝單獨修史，較完整地保存了遼、金原始史料，使後人得以全面了解當時的中國歷史。許多學者對馬端臨《文獻通考》和胡三省《資治通鑑注》的思想和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評論。 文學藝術的研究，重點為元曲，論著甚多，其次為書畫、詩文。科學技術方面，以有關天文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為多，其次為農書與農業技術、數學、水利等。這裡不再一一介紹。 第七節　民族和邊區史研究 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課題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會性質、蒙古國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區等方面。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通過文獻資料的考訂和語言的比較研究，論證構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韋—韃靼人，他們屬於古東胡諸後裔的一支。作者還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紀「尼魯溫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認為這些「氏族」實質上是草原貴族通過擄掠別部人口編成的比鄰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經瓦解了。同作者《關於十至十二世紀的孛斡勒》一文論證孛斡勒（漢譯「奴婢」）是遊牧經濟中的早期農奴，而非奴隸；「斡脫古·孛斡勒」一詞，在蒙漢文合璧《竹溫台碑》中對應於漢文「元勛世臣」，是升入貴族階層者的美稱（原意為「老奴婢」）。六十年代曾對蒙古建國前後的社會性質問題進行過熱烈討論，多數研究者主張建國前處於父權制氏族公社階段，建國後直接過渡到封建制。後來，高文德在專著《蒙古奴隸制研究》中提出蒙古從十世紀開始形成奴隸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統一的奴隸制國家。但研究者對此尚有不同意見。關於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論文《汪古部事輯》四篇，分別考察了其族源、統治家族世系等，認為此部應源於回鶻；陳得芝《十三世紀前的克烈王國》探討了蒙古建國前漠北最強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歷史活動，認為此部與唐中葉遷入漠北的「九姓韃靼」有淵源關係；此外，姚從吾《說元秘史中的蔑兒乞》，札奇斯欽《說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積《蒙古人是何時到達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與特薩禪》等文，都分別對各部族作了較深入研究。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論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陳得芝的《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對元代蒙古地區的政治史和軍事、行政機構的設置作了系統考述。同作者還有《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元稱海城考》、《元察罕腦兒行宮今地考》等歷史地理考證文章；其《元外剌部釋迦院碑札記》考徵了立碑人八立托駙馬和外剌部居地，並對中原佛教在蒙古的傳播作了考察。 韓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諸部的歷史。杜榮坤、白翠琴《試論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紀政治經濟的變化》論述了此部歸附蒙古後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轉化。過去論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認為採取抵制態度。蕭啟慶先後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及其續篇《再探》和《論元代蒙古人的漢化》三文，搜集大量資料，詳盡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別是入居內地者研習漢文化的背景與原因及其漢學造詣，所列蒙古儒者、文學家、書畫家達百人以上，並對蒙古人在觀念、禮俗方面吸取漢文化的情況作了考察，證明熟諳漢學的蒙古人為數甚多，旦有與日俱增趨勢，有力地糾正了前人舊說。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績十分突出。1959年韓儒林發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統治西藏地方的》，對統轄吐蕃地區的宣政院、分鎮吐蕃的親王奧魯赤家族和烏思藏十三萬戶名稱與方位作了系統考述，為此後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後，周清澍撰《庫騰汗——蒙藏關係最早的溝通者》，論述了闊端與西藏首領的關係。陳得芝《元代烏思藏宣慰司的設置年代》討論了世祖以烏思藏賜八思巴為「供養」的時間、烏思藏行政機構的建置和薩迦本欽的職名等問題。同作者還撰有《元代內地藏僧事輯》，對膽巴、沙羅巴、輦真吃剌思等人事跡作了考述。陳慶英精通藏文，除譯出《紅史》、《漢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還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蘭王》、與史衛民合撰的《蒙哥汗時期的蒙藏關係》、與王輔仁合著的《蒙藏民族關係史略》、《元代烏思藏本欽紀略》等，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發明。藏族學者仁慶扎西發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據《漢藏史集》的記載考證桑哥為藏族噶瑪洛部人，並對他的政績作了肯定的評價；此外他還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與吐蕃的關係》等近十篇論文（均收入《仁慶扎西藏學研究文集》，1989）。沈衛榮專事元代藏族史研究，連續發表《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行政體制研究》、《略論元與元以前的沙魯派》、《元代西藏佛學大師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論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建立》等多篇論文，成績引人注目。著名藏學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發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傳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對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與元廷的關係有詳盡的考述，在總體研究上迄今還沒有人能超過。 西北地區各族史研究畏兀兒等族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也有顯著進展。程溯洛《宋元時期高昌回鶻初期農業封建社會的若干特徵》和張承志《元代畏兀兒內部狀況》利用畏兀兒文文書與其他史料相參證，考述了畏兀兒地區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關係。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維吾爾人對祖國文史的貢獻》敘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兒文人事跡。張氏《關於阿力麻里、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查及探討》對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統治西北地區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耿世民、張廣達合撰的《唆里迷考》據一份新出土的回鶻（畏兀兒）文文獻，結合穆斯林史料及漢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確知方位的「唆里迷」實即焉耆的另一個名稱。劉迎勝《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證了該地方位和元朝於此設置元帥府的意義。有關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論文有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陸峻岭、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里人》，陳高華《元代的哈剌魯人》，華濤《穆斯林哈剌魯人、阿兒渾人早期史研究》，白鋼、史金波《論元代党項人在河西的活動》和史金波《蒙元時期党項上層人物的活動》等。劉迎勝著重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參證，對察合台汗國史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發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國》、《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國》、《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係》、《察合台汗國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等十餘篇論文，填補了我國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東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東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遼陽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極東北三族雜考》和楊保隆的《淺談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別對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作了論述。關於西南各族，方國瑜《元代雲南行省傣族史料編年》利用大量方誌及土官族譜資料以補正史，對史事、地理多有精當的考訂，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雲南土官制度》認為元朝統治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這一制度對促進國家統一和這些地區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杜玉亭、陳呂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遷》以充分論據否定了這一誤說。杜氏所著《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較全面搜集了有關史料，考訂亦多新見；其《忽必烈與雲南》對元朝設立雲南行省和實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評價。羅賢佑《略論元朝與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關係》較全面地討論了元朝統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齡貴近撰《大理五華樓元碑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雲南元碑資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將這些珍貴資料匯編為一冊，並發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釋。 回族史研究楊志玖除論文集《元史三論》所收十餘篇有關論文外，近年續有新作，並正在收其研究成果匯總、擴充為《元代回族史稿》一書，緒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第二章《回回人的東來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雜誌上連續刊載。白壽彝主編的《回族人物誌》（元代卷）收集回族史專家撰寫的重要回回人傳記二十多篇，考說詳明，並附原始資料。賽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別是雲南的治理上起過重大作用，其後人也一直居於高位，所以有關的論文很多。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也討論了賽典赤早年事跡以及《元典章》所載「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文件等問題。劉迎勝發表有《13—18世紀回回世俗文化綜考》、《與中國穆斯林醫學》、《與研究》等文。有關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較多，此不贅述。 第八節　中外關係史研究 周一良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專家分國撰寫，其中中緬、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國與越南柬埔寨寮國、中國與阿拉伯諸篇對元代都有較多敘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專題研究情況簡單介紹如下。 元與日本、高麗關係王啟宗撰有《元軍第二次征日考》和《元軍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勢的分析》二文；余又蓀撰有《元代之中日貿易》；陳有和撰文討論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歷史影響》，認為導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發、孫國珍分別對元代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論述；陳高華《十四世紀來中國的日本僧人》從詩文集中輯錄了二十多名來華日僧資料，很有參考價值。蕭啟慶《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全面考述了聯姻的背景、實行情況及其對高麗的影響，認為它是蒙元強權政治的產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強對高麗的控制；郝時遠撰有《蒙古東征高麗概述》；朴真奭《元與高麗的科技交流》敘述了棉花、火藥、印刷術傳入高麗及其影響。 元與東南亞諸國關係吳紫金《元代我國與印尼的友好關係》敘述了成宗至順帝朝12次爪哇來使情況及中國移民對印尼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陳高華《元代中泰兩國的友好關係》引用《玩齋集》中的《四明慈濟寺碑》一段記載證明泰國史家關於暹王坤蘭甘亨（敢木丁）曾訪問元朝的說法是可信的；鄒啟宇、尚芳分別撰文進行討論尚文認為來訪者當是敢木丁之子。凌純聲《元代在緬設置緬中行省考》是一篇較深入的專題研究；高榮盛《元代中緬關係略述》，對元緬戰爭經過、入緬道路和設官置府作了進一步考察。吳景宏發表了長篇論文《元代中菲關係之探討》。 元與印度、伊朗、阿拉伯關係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首先揭出了《東國通鑑》（實本於《高麗史》） 中一段關於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記載，陳高華從《中庵集》中發現了此人的更詳細資料《景義公不阿里神道碑》，證實和補充了《高麗史》的記載（見所撰《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里來元新考》）；劉迎勝進一步考證此不阿里之祖貫「西域哈剌哈底」即《馬可波羅行記》所載之c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灣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並論述了當時中國、印度、波斯灣間的交往（見所撰《從看南印度與元朝及波斯灣的交通》）。元與波斯關係，劉迎勝撰有《旭烈兀時代漢地與波斯使臣往來考略》；任榮康的《元初的元伊聯盟與中亞交通》考述了元與伊利汗國的關係和往來交通路線。元與阿拉伯的關係，在多篇通論歷史上中阿關係的文章中都有論述，其中以納忠《中世紀中國與阿拉伯的友好關係》較詳；葉文程《宋元時期泉州港與阿拉伯的友好往來》主要根據新發現的海船等考古資料作了研究。李希義撰文介紹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來元經歷及其行記；沈福偉發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淵週遊非洲的歷史意義》，認為元人所繪世界地圖上非洲圖形之準確與此有關。但此說依據不足。 元與歐洲的關係余大鈞所撰《最早來到蒙古高原的羅馬教皇使節普蘭·迦兒賓和他所寫的》，對此次使節及其奉使報告書的版本、內容作了詳細介紹。羅賢佑撰有《元代義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陳得芝《元代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歐關係，提到元人朱德潤《存復齋文集》所載延祐間「佛林國使來」，認為可與西史所載羅馬教皇遣教士安德魯等來大都協助孟特戈維諾傳教一事相印證。馬可波羅研究最為學者所重視，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諸家論文三十餘篇，匯編成《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大體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狀況。楊志玖繼發現《經世大典》的有關重要資料之後，又撰寫了多篇論文，進一步研究馬可波羅在中國的種種經歷，有力駁斥了認為馬可波羅未至中國的說法（諸文均收入《元史三論》）。黃時鑒《關於馬可波羅的三個年代問題》考證了其離華、抵波斯和在威尼斯與熱那亞戰爭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幾個地名》認為Tingiu應為通州，Vuguen應為侯官。陳得芝《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證其由大都前往雲南和到揚州、鎮江、泉州的經行路線與年代，認為他只走過這兩條驛路，行記中的南京、襄陽兩地顯為插敘，並未親至。蔡美彪《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期間習用波斯語文，他不是作為色目官員，而是作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國各地以至南海諸國從事商業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