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後元史研究的進步

第一節　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洪鈞、柯劭忞、屠寄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進了一大步，但他們受時代和自身條件的局限，語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與當時外國東方學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顯然落後了一段距離。其著述的內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舊史學的窠臼。民國初年以來，在西方漢學的影響下，研究元史的學者遂另闢蹊徑，採用新方法進行專題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數百年來補綴或重修《元史》的老路。開闢新路徑的是史學大師王國維（1877—1927）、陳垣（1880—1971）和陳寅恪（1890—1969）。他們都通曉外文，兼精中西之學；他們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標誌著我國這一學科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王國維1898至1900年在滬工作期間入東文學社攻習英、日文和哲學等科，是為「治新學之始」。1901年以老師藤田豐八和羅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學，旋因病歸。他初治西洋哲學，1906年後改治文學史，尤傾心於古典戲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戲曲考》（1912）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書中對元雜劇和南戲的淵源、時代與作者、結構、文采等諸方面作了精闢的考述，也可以說是他有關元史的第一部論著。1911年他隨羅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回國），自此轉向經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輿地之學的餘緒，王國維也十分重視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於利用考古發現新資料，借鑑外國東方學家成果，運用嚴密的科學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過了前輩。他還將徐松、文廷式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元《經世大典》遺文《大元馬政記》等六種（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書監志》（11卷）抄本編刊入《廣倉學宭叢書》（1916）。1925年王國維受聘為清華研究院導師後，專注於蒙元史研究，短短兩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論文有《韃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黑東子室韋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記》等，還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譜》以及多種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韃靼考》依據對宋遼金和蒙古史籍記載的對比分析與地理考證，精闢地論證了遼金史所載之「阻卜」即是韃靼。《萌古考》一文廣泛搜集漢、蒙文和域外史料，對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國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歷史活動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韋）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額爾古納河，《金史》於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諱，而所征之廣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實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車子室韋考》論證此為室韋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韋，並考述了此部於唐末葉南遷的史實。金朝為防禦北方諸遊牧屬部而修築的界壕邊堡曾在蒙金關係和蒙古興起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區的重要歷史遺蹟。《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築過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線邊堡軍鎮和部族的地理方位，為後來的考古和歷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文獻。《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考證此名應即金朝的乣軍，列舉大量資料對金元之際乣軍的情況和「乣」字的讀音作了縝密的分析，把這個問題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 王國維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用很多精力從事校勘、注釋，完成了《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聖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劉祁北使記注》、《劉郁西使記校注》等多種，不僅為後學者提供了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對諸書所載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風俗等都有精闢的考釋。如考定《蒙韃備錄》作者應為趙珙而非原題之孟珙，《親征錄》載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遊記》所載宣差阿里鮮即札八兒火者之誤，考證魚兒灤即達里泊，渾獨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魯哈河東）應即遼代之鎮州可敦城，以及關於窩魯朵城（古回鶻城，即哈剌八剌哈孫）、鱉思馬（別失八里）城及其東之三小城、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遊記》之大石林牙）的考證等等，精采之處不一而足。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上述論文同為對元史研究的重大貢獻。此外，他還有二十多種有關蒙元史的未完成遺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過早淹沒了這位曠世學術巨子，其嘉惠於後學者必將更多。①陳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學根柢，1913年入京從政後，利用北京藏書豐富的條件，閱讀益廣，且見政局日益混亂，乃漸潛心於治學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國學導師和京師圖書館館長後，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學工作。1917年，他準備撰著一部中國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課題便是當時國人還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溫①，完成了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里可溫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廣泛搜集有關漢文資料，分1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確指出也里可溫是「元時基督教之通稱」。文章發表後，當即受到中外學界的重視。此後，他在宗教史、元史、歷史年代學、校勘學等方面連續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1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華化考》，1931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補》和《校補釋例》，1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1929）、《馬定先生在內蒙發見之殘碑》（英文，1938）等。長達十萬言的《華化考》，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筆記、碑刻等書近200種，「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陳寅恪序中語），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讀的參考書。《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漢字音寫及漢譯年代，以細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譯音用字規律，是《秘史》①參見余大鈞：《從王國維的蒙古史研究論王國維學術研究的基本特點》，《內蒙古大學紀念校慶二十五周年學術論文集》。 ①國外學者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對此也先後作過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獻。他以1925年從清宮發現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補錯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計達一萬二千多條，其校勘極為精細，為研究者提供了這部重要史料的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獻、碑刻資料，對金元之際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當時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影響。 陳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學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學著稱的陳寶箴），1910年起留學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哈佛大學等歐美著名學府達十餘年，專攻比較語言學和佛學；1925年起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文史哲三系教授，並曾兼職於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後一直執教於中山大學。他通曉梵文、中亞古文字和多種東西方語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學、古代語言與文學等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論文作於1930至1931年，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以蒙、滿、漢文諸本對校，旁徵博引大量漢、藏、蒙文資料相考證，純熟運用審音勘同方法考釋，甚多發明。其中《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靈州，Temegetu為榆林，Irghai為寧夏（今銀川），訂正了前人的誤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歷史傳說的演變及其來源，揭示出其「逐層向上增建之歷史」的實質。此外，他的《元代漢人譯名考》（1929）一文，根據《至元譯語》所載，並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漢文資料為證，充分證明元代蒙古人稱漢人為「札忽歹」。陳寅恪的蒙元史著述雖少，但已足以作為我國蒙元史研究開始進入以直接利用多種文字史料和運用新方法為特徵的新時期的標誌。 同時代學者張星烺（1888—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他曾留學美國、德國。1913年開始翻譯玉爾的英文譯註本《馬可波羅行記》，1923年發表了《導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譯本第一冊（原書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後未再續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據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譯本重譯的行記全文（書名《馬哥孛羅遊記》）。還撰有《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的記載》（載《燕京學報》，1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匯編》6冊（1930），分載歷代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伊朗、中亞、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較大比例。此書漢文資料搜羅甚廣，外國資料則主要取材於玉爾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年戈狄埃增訂本）等書，玉爾書中所輯資料及其考釋大部分都被譯出編入，甚便讀者，唯考證頗多失當。岑仲勉（1886—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學的影響，從事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札記》、《再談欽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馮承鈞（1887—1946）從二十年代起致力於法國漢學家著作的翻譯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譯名家專著、論文近百種（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為多），多是學術價值很高、專業性極強的研究文獻。其譯名和考證文字的準確譯述需要有多方面豐富的專業知識，決非譯書匠所能辦到。可以說，他的譯著（還加有不少補充、訂正）本身就是一種專門家的研究工作，對我國學術的進步貢獻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譯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年）、沙海昂譯註本《馬可波羅行記》（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魯賽《極東史》中的蒙古部分（譯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兒帝國》等。此外還翻譯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與教廷》。他自己編著的蒙元史書有《元代白話碑》和《成吉思汗傳》，並發表有《遼金北邊部族考》、《元代的幾個南家台》、《評元秘史譯字用音考》等論文。所譯論文後匯編為《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冊，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論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 第二節　姚從吾、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貢獻 王國維、陳垣、陳寅恪三位大師的研究範圍都很廣，蒙元史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從事的時間都不長。在他們奠定的基礎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傑出學者，把我國的蒙元史學科推進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對以後的蒙元史學界影響最大者有姚從吾（1894—1970）、韓儒林（1903—1983）、翁獨健（1906—1986）和邵循正（1909—1972）等。姚從吾於1922至1934年留德期間（除1929至1931年在波恩大學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學），曾從漢學家傅朗克、蒙古學家海尼士等學習，並鑽研名史家蘭克等人的著作，深受蘭克治史方法的影響。此時他就開始了蒙元史研究，譯出柯勞斯的《蒙古史發凡》（載《輔仁學志》，1929），撰《金元兩代史源的研究》（載AsiaMajor，1933）。歸國後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1949年後執教於台灣大學，並創辦遼金元史研究室，開創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貢獻甚大。他畢生鍥而不捨地在遼金元史的廣闊領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遼金元史講義·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專題論文數十篇（收入1959年自編之《東北史論叢》及後來門人所編《全集》第五、六、七集）。專題論文研究的課題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如《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說元朝秘史中的篾兒干》，《舊元史中達魯花赤初期本義為「宣差」說》，《說蒙古秘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等多篇；一類是蒙古統治中原的政策演變和漢人的因應態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處機及此事對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元好問上耶律楚材書與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他與札奇斯欽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這是第一部我國學者據漢字音寫蒙文譯成漢文的全譯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還出版了《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並收入《全集》）。無論《講義》或專題論文，都貫穿著他重視史料批判的治學方法，從文獻資料的分析入手，與史事的考述緊密結合起來，列舉多證以闡明一事一理，頭緒清楚。他對歷史上中原漢文化與邊疆民族文化的文匯融合有獨到見解，提出「國史擴大綿延觀」①，這與他兼治遼金元三史顯然有很大關係。 韓儒林在北京大學就讀時，得到陳垣、陳寅恪教授的指點，開始研讀外①參見蕭啟慶：《姚從吾教授對遼金元史研究的貢獻》，《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 國東方學家的著作，深為他們用比較語言方法考釋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年赴歐留學，先後就讀於比利時魯文大學、巴黎大學和柏林大學，從伯希和、海尼士等進修蒙古史、中亞史，並學習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種語言文字。其間，他著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諸碑，相繼完成了《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譯釋和《暾欲谷碑》的翻譯。1936年回國，先後任教於輔仁大學、燕京大學、華西大學、中央大學（1949年改南京大學）。1940至1943年間，在抗戰後方的艱難條件下，發表學術論文達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文章。他在1940年寫的《元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稱有待考證者甚多。洪鈞、柯劭忞、屠寄諸家雖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編元史，使元史學面目一新，但他們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從西方學者的譯文和著述中轉譯而來。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與音點最易訛錯，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漢文史料）與之比勘，則各類名稱很難定其寫讀。西人譯文中未經考訂隨意譯寫的錯誤很多，依賴重譯必然跟著出錯（還加上原譯不誤而譯人不懂專業致誤者）。因此他主張「必須閱讀史料所在之原文，與漢文史料作比較之研究」，相互訂正、發明，始可掃除洪鈞以來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謬誤。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記二則》（《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雪尼惕與合卜禿兒合思的譯名）等篇就是採用《史集》波斯原文與漢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從歷史學和語言學兩方面進行考釋，訂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許多訛誤。關於十三翼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記載遠詳於漢文史料，但貝勒津、哀德蠻之刊、譯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誤，洪鈞重譯舛誤更多，韓文據波、漢、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號源於柔然而為突厥人襲用，考證蒙古答剌罕之號最初系授予對大汗及其子孫有救命之恩者，並考察了其享有的種種特權，以及元、明、清時期的演變。《蒙古的名稱》一文將唐代以來此名的二十多種異譯分為五組，分析了不同譯寫的音值及其語言來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據女真語譯寫來的。《愛薛之再探討》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認而被忽視的《牧庵集》中愛薛一家追封制，將四庫館臣改譯的名字一一復原，據以考證其世系行實，發覆補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證之精當多類此。五十年代以後，韓儒林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培養人才和科研組織工作，1956年創立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並開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創辦了《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發起組織了中國元史研究會，並任會長。期間仍著述不輟，先後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關於西北民族史中的審音勘同》多篇論文，主持了《中國歷史地圖集》蒙古地區圖幅的編繪和兩卷本《元朝史》的編纂。1982年出版了自編論文集《穹廬集》；1988年出版了由其門人整理的《韓儒林文集》。 翁獨健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時即受洪業、陳垣教授的影響開始研究元史，1932年完成學士論文《元田制考》；繼入同校研究院，1935年提交畢業論文《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官司和法律考》，對前代著述中的疏誤補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學留學，1938年以《愛薛傳研究》獲哈佛博士學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愛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響，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此後他轉到巴黎大學，就教於伯希和，進一步學習了從事蒙元史研究必須的各種語言文字和方法。1939年回國，先後任教於雲南大學、燕京大學。這期間，他發表的重要論文有：《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通過縝密的考證，訂正柯劭忞、屠寄二書謬誤達十餘處；《斡脫雜考》，對元代史料中所見「斡脫」一詞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數情況下用於譯寫Ordu（斡耳朵）和Otok（又譯月脫，意為進酒，元代漢譯「喝盞」）外，斡脫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詞源於突厥語Ortaq（意為合夥），所謂「斡脫錢」即斡脫們營運的官本錢債，從而糾正了洪鈞以來諸家以斡脫為猶太的誤解；《元典章譯語集釋》，列舉職官制度譯名33個，考釋了達魯花赤、札魯忽赤、怯里馬赤、必闍赤、怯薛等名稱；《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考察了從成吉思汗建國至元朝滅亡的法典編纂和頒行過程及其歷史背景。解放後，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長，兼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歷史系領導工作，晚年發起成立中國蒙古史學會和元史研究會，並被選為會長、副會長，為培養人才、組織和指導我國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由他主持並親自參與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種，其中影響最大者當推《元史》的點校、《蒙古族簡史》的編寫和波斯史料的漢譯。 邵循正在清華大學研究院攻讀近代史時，受陳寅恪指教和影響開始鑽研蒙元史。1934年赴歐留學，先在巴黎法蘭西學院、東方語言學院從伯希和專攻蒙古史，並學習波斯文及其他東方語文，繼轉入柏林大學繼續研究。1936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1952年轉入北京大學。留學期間，他就著手搜集和研讀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國後不久即發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chet刊本）、《貴顯世系》（寫本）原文與《元史》比勘，互證互補，是為繼陳寅恪之後我國學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論文。另一篇論文《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係》也是用波斯文與漢文史料比較研究的方法寫成。其後他從事於《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據Blochet刊本）的翻譯和注釋，1947年在《清華學報》發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其餘《蒙哥汗紀》、《忽必烈汗紀》（下）和《鐵木耳合罕本紀》的譯釋生前未曾刊布，後由其門人整理這部分殘稿收入《邵循正歷史論文集》。《譯釋》諸篇以漢文和其他文字史料與波斯原文對勘，訂正了原文中許多譯名的訛誤，使得各種文字史料得以互證互補；並旁徵博引闡釋涉及的種種名物制度，多有卓見，表現了深厚的歷史學和語言學功底。此外，他在多年從事蒙元史教學和研究中還有不少創見，惜多未成文。1982年《元史論叢》第一輯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寫的四篇論文一併發表，其中《元代的文學與社會》和《蒙古的名稱與淵源》曾在報刊上登載過，《語言與歷史：附論馬可波羅遊記的史料價值》和《釋natigainacigai》是未刊手稿。在這些文章中，他以豐富的歷史學和語言學知識對許多譯名作了精當考釋。五十年代以後他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但也講授蒙元史並指導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晚年參與並指導《元史》的點校，作出了貢獻。韓、翁、邵三位學者有許多共同點：都是在陳垣、陳寅恪等先生影響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國深造，而且均曾受業於伯希和；都通曉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善於借鑑國外東西方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別是歷史語言比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種文字史料進行比勘，著重名物制度的考證，糾正洪鈞、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謬誤。他們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後我國蒙元史學科發展的主導傾向。同時代的另一些學者則注意於元代政治、社會和經濟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 第三節　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 蒙思明於1936年發表《元代的階級制度》一文，1938年以《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為題作為《燕京學報專號》刊行。這是我國學者詳細研究元代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的第一部著作，資料之豐富，論析之全面，都遠超過箭內亘的《元代社會三階級》。作者利用的各類史籍達二百多種，其中僅文集就有六七十部，就一項專題研究而言，搜集之廣，為前所未見。全書分五部分，分別論述了宋、金社會原有之階級（作者將地主與貧民稱為「經濟階級」），元代的種族四等制（作者將此稱為「種族階級」），兩種階級系統之衝突及其混合，混合後元代社會階級之實況，元末革命及元代階級制度之崩潰。作者認為階級形態之決定力實為經濟關係，故元代之種族階級制日漸被經濟勢力「潛移」，但終未能根本破壞。雖然所用「種族階級」、「經濟階級」二名未必妥當，但建立這一觀點的論述是有說服力的。《實況》是本書主體部分，分為貴族官僚僧侶地主富商聯合組成之上層階級、各種戶計之中間階級、奴隸與佃戶組成之下層階級三類。1962年作者在此書重版的前言中對這種劃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過此書是以例證資料豐富見長，分析欠當並不影響它的參考價值。這篇前言還對元史上的一些問題發表了新的看法，如認為元代階級的矛盾與民族矛盾基本一致，不能說那一種是主要矛盾。 吳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譽，其有關元史的著述都是與明朝的興起相聯繫的元末農民起義及其歷史背景——元代社會、政治狀況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研究。1936年他連續發表了《元代之社會》、《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元明兩代之匠戶》三文，1939年發表《投下考》。1941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提出大明國號出於明教（摩尼教）之說。他認為元末紅軍宣傳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經》，韓林兒既稱小明王，則韓山童必自稱大明王，其徒眾亦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紅軍，為迎合民心，故用「明」為國號。此說曾長期為史學界所採納，影響頗大，近年才受到質疑。1946年，又發表《元史·食貨志·鈔法補》。以上諸文皆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二卷（1986）。其名著《朱元璋傳》對元末社會與農民起義也有詳細論述。 其他不同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也撰寫了許多有價值的蒙元史論文。唐長孺著有《巴而術阿而的惕斤傳譯證》、《蔑兒乞破滅年次考證》、《蒙古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等，後文對前四汗時期中書省和燕京行尚書省的職掌、官稱作了考證，指出太宗時的所謂中書省、尚書省「實為漢人習慣上之稱謂。中書為治漢回文書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必闍赤；尚書省為治漢地財賦及刑政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札魯火赤」。這無疑是確切不易之論。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陝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元初行省因事而設，置罷分合無常，治所屢易，名稱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誤。譚文搜集紀傳及其他資料加以考定，理清了兩省建置變易的年代和名稱。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達達路和開元路》，訂正了《元史》所載「合蘭府水達達路」之誤，考述了兩路的設置年代的轄境。三十年代，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受到重視，這與當時進行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有關。除上述蒙思明、吳晗的著作外，陶希聖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猶太人的高利貸與頭口搜索》（按：作者誤以「斡脫」為猶太）、《元代佛寺田園及商店》、《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等文，鞠清遠撰有《元代的寺產》、《元代系官匠戶研究》及補篇等。全漢升所撰《元代的紙幣》一文，以豐富的資料論析了鈔法的演變和崩壞，有較高參考價值。 楊志玖於三十年代末開始從事元史研究。其時他先後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當研究生，師從向達、姚從吾，選擇了元代回回人作為研究課題，寫成論文《元世祖時代漢法與回回法之衝突》（未刊），並相繼發表《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賽典赤贍思丁生年問題》、《元代回漢通婚常例》等文。據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於民間對回鶻的諧音俗稱，十三世紀前期的漢文文獻里，它與回鶻（回紇）同被用於泛稱西域民族，這是因為回鶻西遷的地域很廣，而且在人種、語言上與中亞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別。隨著西域各地人大量東來，人們知道了回鶻人與其西面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須加以分別，於是至遲在元世祖時期的公文詔令中，就很明確地用回回專稱伊斯蘭教徒，而稱回鶻人則用新譯名（畏兀兒或畏吾兒）取代這一唐時的舊譯，從此確定下來。不過文人筆下仍常混用舊名，所以《元史》中還能見到稱回回人為回鶻（回紇）的情況。在搜集回回人資料時，他發現了《經世大典·站赤》著錄的一個文件，記載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魯渾大王處事，三人的名字與《馬可波羅行記》所述同行西還的阿魯渾汗三使者完全一樣；同時，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魯渾遣使來元求婚於故妃親族，使者帶回闊闊真公主及大汗禮物的記載。他將新發現的史料與西方史料相參證，推斷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應為1291年初，撰寫了《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發表在1941年的《文史雜誌》上。此文的意義不僅在於上述準確的考證，更在於證明了馬可波羅的記載及其經歷的真實性。四十年代他發表的重要論文還有《新元史阿剌淺傳證誤》。五十年代以來，他主要在元回回人問題、馬可波羅問題、探馬赤軍問題三個方面作了研究，發表論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論文集《元史三論》，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側面對元史上的若干問題作了研究，如王崇武關於朱元璋和元末紅巾軍的幾篇論文，劉銘恕關於色目人的起源、戶口青冊等問題的論文，以及文獻學家、科技史家、文學史家所寫的各方面專題論文，都有一定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