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四章　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

第一節　明代的元史著述 據《明史·藝文志》和《千頃堂書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種，但多半不傳。洪武初年設局纂修的《元史》由於倉促成書，缺漏、謬誤甚多，刊行後不久，曾參與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補遺》12卷，惜其書佚。洪武二十三年，解縉因代人草疏為被處死的李善長訟冤而遭解職，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後解縉致書董倫言及此事，謂「《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①。據此知解縉曾奉旨改修《元史》並已進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沒有完成，其稿亦失傳。永樂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續編》16卷，據稱他「以《元史》詳於世祖以前攻戰之事，而略於成宗以下治平之跡，順帝時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綜其要」②。其書用編年體，全仿《通鑑綱目》體裁，大書提要，小字分注，間附議論，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實際上是續明初陳桱的《通鑑續編》，不能稱續《元史》。資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議論每多迂腐，價值不高。現存有永樂間刊本及諸抄本，四庫全書本。成化間商輅等編《續資治通鑑綱目》，元代部分即以此書為本。其後，薛應旂、王宗沐各編有《宋元資治通鑑》，所采之書甚少，尤略於遼、金、元，僅備一體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質》、周復浚《元史弼違》等書，皆無足取。唯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立題頗當，能綜括有元一代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為初學者有用的參考書；取材雖大體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補充，如《治河》篇全文收錄了歐陽玄的《至正河防記》，《律令之定》篇摘錄了鄭介夫的奏議。此外，馮從吾著《元儒考略》4卷，以《元史·儒學傳》為主，兼采志乘資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學術專史梗概，有一定參考價值，清初全祖望續纂《宋元學案》時當利用了此書。王光魯編《元史備忘錄》，分譜系、氏族（轉錄自《輟耕錄》）、諸臣、重名、俚名諸篇。其「諸臣」篇將《元史》所載蒙古、色目重要人物（雜入耶律楚材等數名漢人）按仕歷時間先後編為名單，分列於諸帝之下（自「太祖諸臣」至「順帝諸臣」），再分為創業、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類，名下各略舉主要事跡。這種分類方法後為清代史家採用。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頗多，此書「重名」篇一一輯出，註明其身份，為清代汪輝祖編《三史同名錄》所取法。 總的說來，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為《元史》是本朝太祖詔修的官史，明人雖然不甚滿意，也不敢多加非議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難有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②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創新。入清以後，學者不再有此顧忌，對《元史》的闕失作了嚴厲批判。中國傳統史學最重綜紀一代的「正史」，紕漏百出的《元史》實在不饜人望，於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為史學家們努力的主要目標。 第二節　清中葉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類編》 康熙間，邵遠平著成《元史類編》42卷（1699年進呈）。邵遠平，康熙三年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參與纂修《一統志》。其高祖邵經邦於明嘉靖間著有《宏簡錄》一書，本意欲續鄭樵《通志》，而僅編成唐、宋、遼、金諸朝紀、傳，遠平繼高祖之業續編了元代紀、傳，故又稱《續宏簡錄》。其書以《元史》為基礎改編，自謂曾兼采《元文類》、《經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補其缺遺。卷一至十為本紀，卷十一至四二為列傳，無表、志，凡天文、地理、律歷制度和詔令按年編入諸帝本紀，故本紀特詳；列傳仿王光魯《元史備忘錄》之例分類，並增補了十餘人，其中有趙天麟、鄭介夫傳，分別收錄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內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語考訂異同。不過，邵氏並沒有全面搜羅史料，當時能見到的資料而他沒有見到的還有很多，其著書目的也僅在於續「祖錄」，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此外，清初學者孫承澤編有一部《元朝典故編年考》（10卷），將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編次，除《元史》外，還採取文集、說部資料作了補充，其第九卷收錄了12卷本《秘史》的末兩卷（續集）總譯，指出這是蒙古人所編記，可「補正史之所不載」。 錢大昕對元史學的貢獻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構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學派代表人物、史學大師錢大昕。本書第十卷別有傳。他學識淵博，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樹，對史學的貢獻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為突出。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史料的發掘，多種重要元史史料的價值都是經他慧眼發現、表章而顯於世。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沒有受到史家的足夠重視，乾隆十三年（1748）萬光泰曾據總譯改編成《元秘史略》2卷，卻謂其「文不雅馴，好述委瑣之事」，將大量重要記載視為「荒誕」而刪略。錢大昕得到了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秘史》抄本（洪業推測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見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據以補正《元史》，屢屢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載得其實，「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跡，其必於此書折其衷歟。」對其重大史料價值作了高度評價。後他又得見明刻12卷本，著錄於《元史·藝文志》，並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內廷秘笈《脫必赤顏》之說。《長春真人西遊記》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鮮。錢大昕在蘇州擔任紫陽書院院長（1788—1804）期間，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觀閱讀《道藏》，發現了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來抄出，並寫了一篇跋，指出其「於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考證者」，從此這部長久湮沒無聞的子部附庸之書才一躍成為史部的要籍，先後有著名學者徐松、程同文、沈垚、洪鈞、王國維等作了考釋。《元典章》作為元政府的文書匯集，史料價值之高無與倫比，而四庫館臣竟謂其「多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浮詞妨要者十之七八，又體例瞀亂，漫無端緒..不足以資考證」，乃僅存目而不予收錄，可見時人對其重要性並無充分認識。錢大昕早已留意此書，從友人處得到一抄本後，即作跋紹介，特引其中一「俗語」（硬譯體）公文以證明其價值。據日人島田翰《訪余錄》記載，1905—1906年他到江浙一帶訪書，曾見到有錢大昕疏注的《元典章》抄本，這些疏注寫在書的「行間欄上」，「多未發之秘」，可見錢氏對《元典章》曾做過仔細研究，惜此本今已失傳①。此外，經他表彰而得到史家重視的還有《聖武親征錄》等史籍。廣泛搜羅金石文字資料是錢大昕在發掘元史史料方面特別值得稱道的功績。他搜集的元代金石資料達四百多件②，為其中125件撰寫了跋文，用金石文字與《元史》及其他文獻記載相參證，發現了很多可以補充或訂正《元史》的資料（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是《元史》的考訂。《二十二史考異》100卷是錢大昕的主要史學著作，也是乾嘉學派代表性的考史名著，其中考訂《元史》（卷八六——一○○）占15卷。後復得三十餘條，收入《諸史拾遺》卷五。他以多方面（音韻、金石、輿地、典制、歷算）豐富的學識對原書逐卷審核，或勘同、錄異，或糾謬、補缺，所發明者不勝枚舉。此外，他的《金石文跋尾》和另一名著《十駕齋養新錄》中，補正《元史》者也甚多。三是《元史稿》的編撰。重修一部元代信史是錢大昕的最終目標。他在《元史藝文志自記》中說，任職翰林院時，以《元史》「冗雜漏落，潦草尤甚」，擬仿范曄（著《後漢書》）、歐陽修（著《新唐書》、《新五代史》）之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第屬草，未及就緒。歸田以後，此事遂廢，唯世系表、藝文志二稿尚留篋中」。據其自編《年譜》，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補元藝文志四卷」條下其曾孫慶曾的補記：「其餘紀、傳、表、志多已脫稿，惜未編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藝文二稿繕成清本。」可見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只是沒有最後定稿，這就是道光年間其侄孫錢師璟《錢氏藝文志》所著錄的「《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處」，1905至1906年間島田翰在江浙訪書，還見到過其「殘本二十八巨冊」（缺卷首至卷二五），系「錢竹汀手稿本」。此後下落不明，「或雲..藏山東某氏家」①。傳世者只有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藝文志》（1801年刊）和《元史氏族表》（1806年刊）兩篇。元代蒙古、色目氏族「考稽尤難」，《輟耕錄》之《氏族》篇所列蒙古72種、色目31種，「見於史者僅十之三四，而譯字無正音，記載互異」，錢大昕博採正史、雜①參見方詩銘等著《錢大昕》，頁1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見《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 ①見方詩銘等著《錢大昕》頁127引范希曾《南獻遺征箋》。 史、碑刻、文集、題名錄等資料，審其異同，其蒙古諸氏族主要根據《秘史》記載厘定，由於他精音韻之學，又懂蒙語，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數準確。在《史集·部族志》傳入中國之前，能有這樣的成績誠為難得。此外，他還著有《元詩紀事》，也已失傳。 其他史家的著作同時代著名史家趙翼（1727—181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札記》36卷中，第二九、三○兩卷為元史札記。此書與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同為乾嘉史學的代表性名著，但趙氏治史方法與錢、王不同。他自謂「家少藏書，不能繁征博採以資考訂」，又認為不可據稗乘以駁正史之訛，是以「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這種以本書證本書的方法用之於漏誤特甚的《元史》，雖然也能發現一些問題（如相互歧異，記載不實等），但就考訂而言則顯然很不足。不過他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這就是善於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點，運用歸納法將有關史料綜合條貫，列舉多證加以闡明，並作出評論，所論述的都是元代「有關於治亂興衰」的大事。故錢大昕譽之為「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 同時代史家考訂《元史》者還有汪輝祖（1730—1807），所著《遼金元三史同名錄》40卷，卷十六至三五為元史（又「總錄」、「附錄」4卷收異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為主，凡紀傳表志所見同名（含異譯者）悉予收錄，按韻部編次，註明出處，並加考證。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證》50卷（1801年成書），因系盡據《元史》本書之文相互參證，故名，包括「證誤」23卷，「證遺」13卷，「證名」14卷。《元史》出於眾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審訂，自相歧異處甚多。作者對全書作了仔細校勘，凡記載歧異者辨其正誤，本篇漏略者取散見他篇資料補之，同名異譯者一一輯出（如《同名錄》例），共得三千數百條，就校勘而言比錢大昕《考異》更加完備。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證」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難免有許多失誤、漏校之處。 嘉、道之際，先後有祁韻士（1751—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諸部）、《西陲總統事略》（述新疆諸部），徐松（1781—1848）著《西域水道記》、《新疆事略》等書，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還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跋》，考訂所載金山以西地理；並擬重修元史，但未成。與徐氏同時稍晚的大學者龔自珍（1792—1841）和沈壵（1795—1840）也致力於西北史地研究。龔自珍通滿、蒙、回、藏語，曾撰《西域置行省議》，並著手編撰《蒙古圖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資料並毀於火，僅存擬進呈表和序文數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議》、《西北地名雜考》、《西遊記金山以東釋》（補徐松之未備）等文（均收入《落帆樓文集》）。他們開始擺脫乾嘉學派煩瑣考據的局限，首重於經世致用，尤為重要的是開啟了晚清學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風氣，對此後元史研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第三節　鴉片戰爭後的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邊患日益嚴重，遂有更多學者致力於邊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經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確新疆、蒙古及其相鄰境外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時代最重要，如梁啓超所說：「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與元史學相併發展，如驂之有靳，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之間競言訓詁音韻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另一方面，出於認識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國史地著作被譯成漢文者逐漸增多，中國學者從中了解到前人未詳的元代西北宗藩國的歷史，並且知道域外還有許多元史史料可補中國史料之缺，於是開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漸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魏源與《元史新編》最早利用境外資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進步思想家魏源（1794—1857）。他與龔自珍同以講求經世之學聞名，並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聖武記》中對新疆、蒙古給予了特別的重視。1841年，林則徐將自己主持譯編的《四洲志》囑託他擴充改編為《海國圖志》。在編撰此書時，他讀了許多外國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遠徼皆西北接鄂羅斯、西南連五印度，與今西洋夷接壤」（《擬進呈表》），疆域甚廣，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鑒於舊《元史》的疏漏，他在編成《海國圖志》後，就著手重修元史，「采四庫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並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訂舊史」，西域事則補充以外國書中資料，著成《元史新編》95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後其族孫魏光燾覓得原稿，托鄒代過、歐陽俌校定，到1905年才完成、刊行。其書本紀14卷，世祖以下襲用邵遠平《元史類編》；志32卷，表7卷，其中《藝文志》、《氏族表》全取錢大昕書；列傳40卷，按開國、世祖、中葉、元末四個時期人物主要事跡分類編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並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國》、《太宗憲宗平服各國》、《中統以來屢朝平服諸藩》諸傳，多敘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廣。其所補充外國資料主要在這些傳中，自謂「西北疆域，頗如指掌」，鄒代過也盛讚其「俾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墮雲霧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編跋》）。其實魏源所見外國之書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馬禮遜《外國史略》、瑪吉士《地理備考》），沒有什麼史料價值，不過他第一個突破中國史料的局限，並首創西北諸傳，其「開榛莽而啟津途」之功仍不可沒。 其他西北史地與元史學者的成就同時以精於西北史地之學著名的學者還有張穆（1805—1849）和何秋濤（1824—1862）。張穆應祁巂藻之請覆核其父祁韻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覺得應有地誌與之「相輔而行」，遂著《蒙古遊牧記》16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跡，其中涉及元代蒙古歷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闢的參證。書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濤整理、補充而成，1859年刊行。張穆還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秘史》總譯部分，與他本校勘後刊入《連筠簃叢書》，使之得以廣泛流通。何秋濤亦究心時務，以為俄羅斯地與我國北境相近，和邊防關係甚大，而未有專書論述，乃采官私載籍著《北徼匯編》，初僅6卷，後復廣泛搜羅有關俄羅斯和新疆、蒙古、東北三邊區歷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擴編為80卷，1858年進呈，咸豐帝賜名《朔方備乘》。其中與元史有關者有歷代北徼諸國、諸王、將帥傳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還在張穆協助下出了《聖武親征錄校正》。 張、何以後，清末民國初，從事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時稱「道咸時學」）的學者更多，他們中在元史方面貢獻大者有李文田、洪鈞、丁謙、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1834—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卷（據《連筠簃叢書》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釋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於所據的僅是不完全的總譯，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語言，而頗多錯誤，但在提供考證資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作為第一部《秘史》注釋①，它在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當時著名學者文廷式（1856—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為李注書增補了許多有價值的眉注。李文田編撰的其他元史書有《西遊錄注》、《聖武親征錄校正》、《和林金石錄》（據俄人拉德洛夫所編《蒙古古物圖譜》錄出）等。在他之後研究《秘史》的還有施世傑（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寶銓（著《元秘史李注補正》）、丁謙（下詳）等人。 丁謙（1843—1919）是晚清著名的輿地學者，尤精於西北歷史地理研究。自漢至唐各史之西域傳和歷代西域紀行之書他都做了考證，而特別著重於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證》（附《元史》特薛禪、曷思麥里、郭寶玉諸傳地理考證）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西遊錄》、《西使記》、《張德輝紀行》、《經世大典圖》等書的地理考證，並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記》、《元初漠北大勢論》等文。他自謂其考證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書，參互推究」，觀其所撰元史諸篇，「西史」、「西圖」資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和《中俄交界全圖》。當時我國邊疆圖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羅殆遍，又得洪鈞書譯介之外國資料相參證，因而能比前人有所進步。不過他涉及的範圍太廣，又缺乏必要的語言學修養，錯誤頗多。 ①島田翰《訪余錄》稱他曾見過黃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證》，其言似不可信。同時代對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還有沈曾植（1850—1922）和文廷式。他們都是光緒進士，長於史學，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職刑部多年，後任總理衙門章京。時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編為《蒙古古物圖譜》4冊（1892—1899年出版），駐華俄公使送了一部給總理衙門，沈曾植為其中的闕特勤碑寫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箋證》、《島夷志略廣證》（據新舊各圖及中外學者著述考證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職翰林，由編修升侍讀學士。時《永樂大典》大部分尚存，他從中抄輯出不少元代文獻，如《大元官制雜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等，後被王國維刊入《廣倉學宭叢書》中。沈、文都是維新人物，擁護變法，並曾赴日考察，學術眼界也寬。文氏在日本結識了內藤虎次郎，受其托抄錄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給他，那珂通世遂據以將漢字音譯蒙文轉譯為日文。當時研究元史諸家中還有曾廉（1857—？）。他長期在家鄉湖南邵陽教書，思想極端保守，反對戊戌變法。1902年客居貴州後從事於改編元史，著成《元書》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證》4卷。他雖取同鄉先賢魏源的《元史新編》為藍本，而宗旨卻與魏源以來諸家致力於廣搜中外史料、考訂史實以補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稱欲繼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綱常大義。其書主要依據《元史》，作了大量刪節，僅少數重要儒臣列傳及忠義、孝友、列女等傳按其編纂宗旨增補了許多內容（如忠義由85人增至160餘人，列女由107人增至160餘人），所發議論亦多迂腐。此書無論在資料上和方法上都與時代進步背道而馳，在重修元史諸書中最無價值。 第四節　清末民國初的三部元史著作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洪鈞（1839—1893），同治七年（1868）狀元，官至內閣學士，光緒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十六年歸國，遷兵部左侍郎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出使前，他已致力於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駐歐期間，乃加意搜訪外國資料。適其時歐洲蒙古史研究興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帳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蠻《史集·部族志》德文節譯本和《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華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紀》俄文譯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後出版，獲得如此豐富的珍貴資料使他欣喜異常，遂假使館譯員之助譯成中文，「愈讀西書而愈有興味」，於是在駐歐的後兩年中即肆力著述，撰為《元史譯文證補》。歸國後繼續修訂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臨終前他將已定稿的清本託付沈曾植和陸潤庠，而將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陸潤庠於光緒23年（1897）將清本刊行，目錄上分30卷，其中10卷有目無書，當在散失之稿本中。本書第一卷《太祖本紀譯證》上、下為全書主要部分，約占四分之一，正文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紀》與《成吉思汗紀》的詳細節譯，並采同書《部族志》一些資料補入，復據漢文史料及其他外國資料考釋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於正文之下。第二至二五卷（存15卷）分別為《定宗憲宗本紀補異》、《后妃公主表補輯》以及朮赤和拔都以下諸金帳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別、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對該國的征服和統治）、報達、木剌夷補傳，主要取材於多桑書，兼采中西史料補充編成，仍夾注考證文字。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卷）為《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舊唐書大食傳考證》。洪鈞本熟諳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見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繪較為精確的《亞洲俄羅斯及其鄰地》圖（他將此圖譯出改繪為《中俄交界全圖》，光緒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魚得水，故多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但他所據貝勒津俄譯《史集》有很多缺陷，其餘諸書皆後人著述，加以譯者缺乏專業修養，故錯誤不少。儘管他的域外史料譯述今天已經過時（有了更完整、更準確的譯本），其考證文字則仍具有參考價值。 《元史譯文證補》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學者眼界大開，宛若在他們面前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於是洪鈞開創的利用域外史料與漢文史料互補互證的方法成為我國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談元史者幾乎無人不稱引「西史」，大抵皆據洪書，可見影響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1848—1933），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歷任內外官職。尤喜治元史，任職翰林時，即從《永樂大典》中抄輯出很多元史資料，自此不斷搜集，博訪私家藏書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見者，復得洪鈞書及其他東西學者著述，遂決意重修元史。入民國後，更專心著述，1914年起入清史館任總纂、館長，仍繼續編撰元史，至1920年成《新元史》257卷，含本紀26卷，表7卷，志70卷，列傳154卷。次年，大總統徐世昌（柯氏同年進士）頒令列為「正史」。《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來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兒史記》，被認為是集大成之作。此書以取材廣泛、內容豐富著稱，尤其是列傳部分比舊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據《秘史》及「西書」資料增立者（如東西道諸王、初興將帥、西域諸國等傳）外，主要是採錄文集之碑傳墓誌和金石文字；諸志則采《元典章》及《經世大典》遺文作了許多補充。然而，其於舊史所增刪改動之處都不註明出處，讀者不知其所據為何，以致憚於利用，雖然後來刊行的他的遺著《新元史考證》中說明了所補資料來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彌補這一最大缺陷。所用外國資料除大部分采自洪書外，還增加了一些新譯的內容，如洪書有目無文的《部族考》篇（當據俄譯《史集·部族志》譯編，稿本佚亡），柯氏稱他「據未譯本輯補」，收入《譯史補》卷六，但他所據的並非《史集》，而是哀德蠻《不動搖的鐵木真》一書之導論（根據《史集》及其他資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譯名多有錯誤，柯氏據以補綴新史之《氏族表》，難免造成許多錯誤，所以他的新譯資料也難以完全憑信。此外，譯名混亂、考訂不審之類問題甚至比舊史還多，是以其書不足為據。 屠寄《蒙兀兒史記》屠寄（1856—1921），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龍江查辦漠河金礦，事後被留任黑龍江輿圖局總辦，主持編繪《黑龍江輿地圖》。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讀過《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這時為研究黑省（當時省境包括呼倫貝爾地區）沿革，更廣泛地搜集有關史料和諸家著述，並親率屬員進行實地測量，「測繪所及」除黑省外還旁涉奉天、吉林、內外蒙古及俄境毗連之地，因而對以前研究者不甚瞭然的蒙古初興史事及東道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認識，益感《元史》之疏漏與前人研究之不足。在編繪黑龍江輿圖的同時，研究興趣開始轉向蒙元史。二十五年，輿圖告成，並著《黑龍江水道記》等書。在此期間，還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釋》、《元秘史注》（稿本在南歸途中遭劫失落），自謂略勝前賢。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繞道蒙古南歸，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風俗。後相繼擔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奉天大學堂總教習、淳安知縣等職，公務之暇，肆力編撰《蒙兀兒史記》。1913年辭武進縣知事職，「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寢饋於蒙兀兒史者，前後凡五年」①。從1911年起，先後三次將先寫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並繼續撰寫、修訂，全書未完成而病卒。其子孝宦將已刊及未刊稿本匯總整理，於1934年刊行，共28冊，160卷，含本紀18，列傳129，表12，志1。內14卷有目無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兩篇列傳；另據屠寄後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寫成的40篇列傳未刊入②。《蒙兀兒史記》的優點，一是廣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舊史所缺內容，除對舊史紀傳表志作了很多補充外，還增立列傳四百餘人及西域諸國傳、蒙古色目氏族表。其外國資料除采洪鈞書外，還用了多桑《蒙古吏》「原書」、美國學者乞米亞可丁（JeremiahCurtin）的三部著作——《蒙古人史》、《俄國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亞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譜》、《馬可波羅行記》、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等等；二是對史料和前人著述進行了仔細考訂，擇善而從，訂正了舊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許多錯誤；三是增訂內容皆註明出處，對資料的取捨、考訂皆說明根據，使讀者得以審辨、覆核；四是統一譯名，這是治元史最難之事，屠寄所用的譯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雖不盡妥當，但頗能自成體系，其失誤之處因注有出處，亦便於讀者審訂。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國資料除洪鈞書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為他譯述多桑書）和兒子（孝實譯乞米亞可丁書，孝宦譯英人新著《史家之歷史》等）為之翻譯，這些資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於後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訛誤，而譯者又非元史專家，難免錯上加錯，故多有不確切之處。屠寄缺乏科學的語言學修養，在非漢語名詞對音勘同上錯誤頗多，如以「主因」為「朱邪」、「斡脫」即「猶太」之類。有不少考證不夠嚴謹，牽強武斷，如誤從《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來自吐蕃之說而斷定《秘史》所載騰汲思海即青海湖之類。儘管有這些不足之處（如同洪鈞一樣主要是受時代的局限所致），《蒙兀兒史記》仍是重修元史諸書中最好的一部。 ①見其子屠孝實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譜》。 ②參見余大鈞：《論屠寄的》，《元史論叢》第3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