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七章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 西方學者的早期著述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歐洲東方學初興階段。其時，法、英、意、德、荷等國都已擁有相當數量的東方文獻，一些著名大學先後開設了阿拉伯語、波斯語、漢語、土耳其語等東方語課程，創立了科學研究的條件，並出現了第一批東方學家。曾是東方歷史上最強盛、並對歐洲發生過很大直接影響的蒙古帝國的歷史，自然成為東方學家們十分注意的研究領域。法國的東方學居於領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獻寫本和漢文文獻最為豐富，東方語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紀法國產生了第一部蒙元史專門著作，這就是克魯瓦（PetisdelaCroix，1622—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偉大成吉思汗史》。克魯瓦通曉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語，曾任法國國王的土、阿語翻譯，熟悉穆斯林文獻。他根據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歐洲旅行家的行記，用十年功夫譯編成此書，分四冊，內容包括成吉思汗傳以及其繼承者（迄於十七世紀）的略傳，古代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和法規，蒙古、突厥、欽察、畏兀兒及東西方韃靼人的地理。書末附有所據穆斯林作者和歐洲旅行家著述名錄及生平簡介。此書於作者死後十五年即1710年在巴黎出版，1722年倫敦出版了英譯本。克魯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編著蒙元史的西方學者，開創之功不可磨滅。後來多桑在這方面又前進一大步，達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紀法國的漢學有很大發展，漢學家通過漢文史料的譯編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貢獻。這個時期的來華耶穌會士以法國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學術修養，熱心於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耶穌會士宋君榮（A.Gaubil，1689—1759，1722年來華）就是一位十八世紀最優秀的漢學家、科學家和歷史家，他畢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譯中國的經籍和歷史。時邵遠平《續宏簡錄》（即《元史類編》，1699年成書）新出不久，他將此書前十卷本紀譯為法文，題為《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元朝諸帝史》，1739年出版於巴黎。耶穌會士馮秉正（DeMailla，1669—1748，1702年來華）則譯《通鑑綱目》、《續通鑑綱目》為法文，編為《中國通史》13卷，1777—1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為元朝史，除據《續綱目》外，還參考了《元史》。宋、馮二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不識漢文的西方學者獲得元朝史知識和利用漢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據。 同時期，法國漢學家德基涅（deGuignes，1721—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人通史》，1756至1824年先後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為帖木兒朝史（1758）。德基涅通漢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資料，書中還對蒙古史上的重大問題如成吉思汗征服戰爭的原因和性質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見解。此書是西方學術文獻中第一部系統地研究中亞遊牧民族歷史的名著，儘管其資料和見解在今天看來多已過時，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獻中仍占有要重地位。沙皇俄國自十六世紀末越過烏拉爾山向西伯利亞進行擴張，十七世紀中葉先後侵占了額爾齊斯河至葉尼塞河及貝加爾湖東、西各部，並開始了對這些地區和蒙古地理、民族、物產的調查。十八世紀，帝俄科學院組織了大規模的西伯利亞考察。考察團成員密勒（G.F.Muller）指導史料的搜集工作，並著有《西伯利亞諸王國志》（1750年聖彼得堡出版）；菲舍爾（I.E.Fischer）根據密勒搜集的資料著《西伯利亞史》（1768年聖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書都含有衛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歷史的內容。被聘為帝俄科學院教授的德國博物學家帕拉斯（P.S.Pallas）參加了西伯利亞考察，他通過譯員的幫助收集衛拉特史料，編纂了《蒙古族歷史資料匯編》（2卷，1776、1801年聖彼得堡出版），此書曾是西方學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資料之一。俄人還在西伯利亞、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獻寫本和刻本，為以後俄國蒙古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對俄國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根據1727年簽訂的中俄「恰克圖條約」，允許俄國正教會派傳道團駐在北京，每十年輪換一批，並許派留學生來華學習。俄國早期的著名漢學家都出在這些人中，他們在蒙元史籍的翻譯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貢獻。 蒙元時代歐洲旅行家的東方行記早已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英國史家哈克魯特（R.Hakluyt，1583—1616）的名著《英語民族主要海陸路旅行與發現》（1598—1600修訂版，1625年Purchas氏增補版），就包含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記。其後又有貝熱倫（Bergeron，1634）的法譯本，彼特（PietervanderAa，1706）的德譯本及其他多種英、法、德文譯本，多是基於哈克魯特書的英譯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寫成的阿布哈齊的《突厥世系》，先後被譯成德文（1716，1780）、法文（1726）、俄文（1770）和英文（1780），此書有關蒙古早期史的記載多含傳說成分，史料價值不高，但由於是最早譯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當時很受重視。 十九世紀是東方學重大發展時期，一方面是由於科學的進步，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學體系，尤其是比較語言學對東方學的推動最大；另一方面，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政策，不僅促進了西人對東方歷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們易於獲得更豐富的東方文獻和實物資料。作為東方學若干分支（漢學、蒙古學、伊斯蘭學等）交匯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顯著進展。 法國法國學者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和德國學者克拉普羅特（M.J.Klaproth）是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東方學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資質聰慧，精通漢語，兼曉其他東方語言，23歲即著《中國語言文學評論》（1811）。1814年創設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擔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1822年創立法國亞洲學會並任其機關刊物《亞洲雜誌》（JournalAsiatique）主編。1820年出版了專著《韃靼諸語言研究》（Recherchessurleslangues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滿、蒙、維、藏諸語。 蒙元史研究方面，發表了一系列專題論文：《基督教君王特別是法國國王與蒙古皇帝的政治關係》（載《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紀韃靼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創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續宏簡錄）》（載《亞洲雜誌》，1823）；《蒙古諸王撒里答》；《蒙古將軍速不台》；《畏兀兒大臣塔塔統阿》；《韃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諸文皆載於1829年出版的論文集《NouveauxMelangesAsiatique》第2卷）。 他還將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譯為法文，1819年巴黎出版。對中國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並寫過論述薩滿教的文章。克拉普羅特的研究領域也很廣，主要有中國的佛教和滿文文學等方面。 其有關蒙元史的論著都發表在《亞洲雜誌》上（法文）：《馬可波羅所記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關於馬可波羅行記中的天德州》（1826）；《馬可波羅所記中國西部諸省地理考釋》（1828）；《關於紙幣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關元代中國的記述譯註》（1833）；《亞美尼亞王海屯行記譯註》（1833）；《十三世紀蒙古入侵谷兒只、亞美尼亞概述（亞美尼亞史料譯註）》（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羅特的著述顯示，他們已將漢文史料與波斯文、拉丁文、亞美尼亞文等各種文字史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開創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歐洲尤其法國濃厚的東方學研究風氣和巴黎圖書館豐富的東方寫本收藏還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蒙元史學者——多桑（A.C.M.d』Ohsson，1779—1851）。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亞美尼亞人，其父仕於瑞典王國，任外交官，也是歷史學家，1784年離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裡一直居住到1807年去世。多桑從小在巴黎受教育，後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後為駐巴黎（至1814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歐洲諸國語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東方文獻，具備了研究蒙元史的優越條件。在西方學者中，他第一個最全面地檢查了有關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獻，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亞美尼亞等各種文字史料，並利用了宋君榮、馮秉正翻譯的漢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於1824年，後又據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譯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譯本作了較大補充，全書於1834至1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窩闊台合罕至元順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歷世伊利汗順序）史。他把豐富的原始資料組織到系統而完整的敘述中，並標明出處，因此，長期以來此書一直是學者們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關資料（特別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參考書。多桑書無疑是十九世紀最優秀的、劃時代的綜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國東方學家巴托爾德稱譽說：「漢學家們的蒙古史著作無一能與多桑書相匹敵」，並非溢美之辭。當然，多桑不懂漢文，未能更廣泛利用漢文史料，是此書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獻不是最好的寫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譯寫也不太規範，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國清末民初學者通過這些著作接觸域外史料，譯名常因此致誤）。他沒有設立專章敘述察合台汗國和欽察汗國史，還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國史。現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經過校勘的刊本和譯本，研究者們不再取材於多桑書，但多桑書以其系統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門書。 與多桑同時的法國東方學家卡特麥爾（E.M.Quatremère，1782—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驅和典範。他先後在法蘭西學院和東方語學校擔任教授，初研究伊斯蘭埃及史，後主要從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譯，成果甚富。1836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國國家印刷局出版於巴黎，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傳」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譯註合璧本，加上一篇長達百數十頁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論文。其語言學和歷史學注釋達五百餘條，極其豐贍，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進行闡釋考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很多條注釋實際是篇幅相當長的專題研究。《漢學書志》作者戈狄埃（H.Cordier）謂，1893年曾聽說法國國家出版局準備出版此書之第二卷，但後來未見問世，可能已經散失。此外，卡特麥爾所著《馬木魯克算端史》（1837），對蒙古與埃及的關係有較詳細的論述，並將埃及史家馬克利齊《諸王國志緒言》的部分內容譯出收入書中。 一些法國學者研究蒙元時代西方使節的旅行記和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1824年，菲魯薩（M.Ferussac）繼德國學者梅納特（J.G.Meinert）刊布羅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馬黎諾里的旅行記（1820）之後，發表了研究論文《馬黎諾里行記釋》（《地理學會會刊》）。1831年，雅克（E.Jacquet）也發表《元朝與阿維尼翁教廷外交關係諸考》（《亞洲雜誌》）。他還刊布了1330年前後駐伊利汗國孫丹尼牙城主教讓·柯拉的《大汗國記》拉丁文寫本部分內容（《亞洲雜誌》，1830），後來玉爾即據此譯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這方面最好的成績是1839年出版的達維扎克（D』Avezac）用萊頓、巴黎和倫敦所藏寫本合校的卡爾平尼行記《蒙古史》，隨同刊布了其從行者本篤（Benedict）關於卡爾平尼出使的簡短報告，並譯為法文，加了很有價值的注釋，為後來的研究者所重視。東方學家都勞里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後研究了有關蒙元史的亞美尼亞文史料，前者著《亞美尼亞史家所記載的蒙古人》（《亞洲雜誌》，1858），後者著《兩位亞美尼亞史家——乞剌可思·剛札克和烏黑塔內·烏爾哈》（聖彼得堡）1870），兩書都含有《海屯行記》的法譯。德弗列麥里（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校勘、法譯本（1853—1858）使人們第一次獲睹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馬可波羅行記》當時已出了很多版本。1865年，法國漢學家頗節（G.Pauthier）又刊行一種新版本。這是首次依據巴黎帝國圖書館所藏出自馬可波羅本人贈送給謝波哇領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種抄本整理而成，除異文校勘和說明外，還加了豐贍的歷史、地理注釋，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漢文史籍資料進行考證。此書不僅在版本學上很有價值，在馬可波羅行記的史地研究上也前進了一步。但他錯誤地考證馬可波羅就是《元史》所載元世祖時的樞密副使孛羅，而且，特為加上一個漢文書名《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長期地誤導了後來的研究者，甚至附會日甚，直到1927年才由伯希和徹底糾正①。頗節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貢獻。他繼雷慕沙和賈柏蓮（德國）、施密特（俄）、偉列亞力（英國）之後，於1860年著文介紹了爪哇泗水發現的八思巴字錢幣（載《亞洲雜誌》）。1862年，他又將《元史·八思巴傳》和陶宗儀《書史會要》中有關八思巴字一節譯成法文，並通過與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對照，構擬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題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長篇文章（載《亞洲雜誌》）。這是到當時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論文。 戈狄埃（HenriCordierl849—1925）和沙畹（Ed.Chava-nnes，1865—1918）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的傑出東方學家，他們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貢獻。戈狄埃在1869至1876年以美國一商會職員身份駐上海期間開始從事東亞史地研究，1881年就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教職，後與著名荷蘭東方學家斯勒格（GustavSchlegel）一同創辦了東方學專門刊物《通報》（1890）。他著名的成績是編纂了《漢學書志》（其中著錄了迄至十九世紀末西人有關蒙元史的幾乎所有著譯書目）、《日本學書志》、《印度支那學書志》以及專著《中國及其對外關係通史》。有關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訂了玉爾的《馬可波羅書》（1903年再版本和1920年的《注釋與補遺》）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1916年再版本）。此外，他還撰有《元代中國與中亞的基督教》（《通報》，1917）等論文。漢學大師沙畹，1889①伯希和《評沙海昂譯註本》，《通報》，1927。 年起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開始從事《史記》的翻譯；1893年起就任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記》（部分）法譯外，主要集中於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記的譯註）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遼、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遼、使金行記譯釋》（原題《到遼、金的中國旅行家》，載《亞洲雜誌》，1896，1898），《居庸關刻石初釋》（《亞洲雜誌》，1894），《元代中國碑銘與官文書》（即白話聖旨碑文和文獻研究，《通報》1904、1905、1908）等。其《中國的旅行家》一書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張德輝、常德等人旅行記的簡單介紹。此外，1895年，波拿巴親王（RolandBonaparte，leprince）刊印了法國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獻（石刻、信件、錢幣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據這些材料，德維里雅（G.Deveria）撰有《蒙-漢文碑銘考釋》（《亞洲雜誌》，1896），德魯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親王所刊元代錢幣釋》（同上）等文。 1896年，列昂·加恩（LeonCahun）出了一部長達530頁的《亞洲史導論：突厥人和蒙古人，從起源到1405年》。其中199—400頁是講蒙古人和蒙古統治下的亞洲。加恩是一位作家，敘事生動，可讀性很強，但他對東方的語言和歷史卻缺乏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資料，隨意解釋並加以引申，因而錯誤很多。 俄國第九屆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1806—1821）團長雅金甫·俾丘林（ИакинфБичурин，1777—1853）是俄國漢學的奠基人，傑出的漢學家和蒙古學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廣泛研究了中國的語言、歷史和文化，並搜集了大量中國典籍。但因沉湎於研究而怠忽職守，被判流放，1826年召回任外交部譯官。他著譯甚豐，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紀至現代之衛拉特史概述》（1834）、《中亞古代各族史料匯編》（中國歷代正史中部分四裔傳的俄譯，1851）等。他將《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本紀譯為俄文，並據《通鑑綱目續編》相應部分增補，編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國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長期以此書為採用漢文資料的主要來源。此外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許多刊物上發表多篇有關蒙古史的論文。因其業績，被選為帝俄科學院通訊院士和巴黎亞洲學會會員。 同時期的俄國東方學家、科學院院士施密特（I.E.Schm-idt，1779—1847），以其對東方語言特別是蒙古語以及蒙古歷史文獻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國和英國東方學會特別名譽會員榮銜。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語語法》（1831）及《蒙德俄辭典》（1835）等。1824年，他發表了研究中亞諸族特別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學形成史的論著；同年，又將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致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兒字蒙古文）譯為德文並作了語言學評註。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譯註本，名為《東蒙古及其諸王室史》（聖彼得堡，1829），與蒙古原文對照，極便利用。這是最早的，也是極好的《蒙古源流》歐文譯本，其注釋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他還寫有譯釋1225年移相哥刻石銘文（《科學院論集》第2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稱為「方形字」。載《帝國科學院歷史學部通報》，1848）的文章。 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0—1878）被認為是俄國蒙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於1828至1832年在外貝加爾、蒙古和北京從事考察研究，為學習東方語言加入了正教會傳道團，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對蒙古語言、文學和歷史都有研究，曾編集了兩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1837）。其主要貢獻則是編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辭典》（喀山，1844—1849），這部辭典收詞完備，質量上乘，至今仍是學習古蒙文的重要工具書。他還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學史等書，惜已不存。傑出漢學家和東方語言學家瓦習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1900）是1840—1850年的北京傳道團成員。在北京十年間，他研究了漢、蒙、藏、滿諸語言和中國的儒、佛、道、伊斯蘭教史，由於通漢、藏文（這一點同時代學者中無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績尤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條、歷史和文獻》（2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績主要是將《蒙韃備錄》譯為俄文，並對蒙古古史及其與金朝關係作了詳細闡述，題名《十至十三世紀中亞東部歷史》，載於《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這個時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貢獻最大的當推漢學家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1817—1878）。他也是於1840年成為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後來擔任了兩屆傳道團團長，在北京居住了30年，對中國的語言、歷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將極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漢文史料譯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漢文總譯，題為《關於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載於《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著作集》第四卷，1866），這是《秘史》最早的歐洲文字譯本；（2）《長春真人西遊記》（同上，1868）；（3）《聖武親征錄》譯註，題為《關於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國故事》（載於《東方文集》第一集，1877）。此外，他還翻譯了張德輝應召赴漠北的《紀行》並加注釋（《帝俄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部報告書》第9-10冊，1867）。這些重要漢文史料的譯介應該大有助於歐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於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廣。而較晚的俄國東方學家布萊資奈德（E.V.Bretschneider，1833—1901）用英文發表的論著，在西方學界影響更大。布氏生於里加，1866至1883年擔任俄國駐北京使館醫生期間，研究漢學和中國植物學。時英國玉爾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馬可波羅書》新出，促使他以濃厚興趣研究中世紀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爾書未能直接利用豐富的漢文史料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關漢文史料特別是旅行記，在1874到1877年間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887年匯集並增補為兩卷本巨著《基於東亞史料的中世紀研究》。書中含有耶律楚材《西遊錄》、烏古孫仲端《北使記》、《長春真人西遊記》、《常德西使記》、《遼史·天祚帝本紀附耶律大石傳》、《元史·耶律希亮傳》等重要漢文史料的譯文及詳盡的注釋。此外，還轉譯了《史集》（據多桑書）的部分內容和亞美尼亞文史料《海屯行記》等。其注釋引用大量俄國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學考察報告以及其他學術著作，對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產進行考釋，至今仍很有參考價值。 這個時期俄國東方學家也開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1840年，喀山大學教授、德國人哀德蠻（F.Erdmann）將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譯成德文（有刪節）刊行，書名題為《古代突厥、韃靼和蒙古諸民族概況》。後來，他又根據《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紀》以及譯成俄文的有關漢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習理所譯《蒙韃備錄》等），著《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萊比錫，1862）。另一位傑出東方學家格里戈里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曉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種東方語言，在他還是彼得堡大學學生時（1834），就將帖木兒帝國歷史家宏達迷兒的《歷史概要》（波斯文）譯成俄文出版，題為《從古代至帖木兒時代的蒙古史》，並作了語言學和歷史學注釋。這部譯著作為最早譯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評價。此後格里戈里耶夫繼續從事蒙元時代史特別是金帳汗國史、中亞史和錢幣學的研究。他的論文《論遊牧民族與定居國家的關係》（1875）分析遊牧民入侵定居地區的原因，提出了遊牧經濟特殊條件下為解決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鄰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擴展的觀點，被稱為「推動論」。他還寫過一篇有關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訊（《亞洲雜誌》，1861）。 對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貢獻最大的是俄國傑出東方學家貝勒津（И.НБерезин，1818—1896）。他是哀德蠻的學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語，有可能直接從穆斯林史料入手進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績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譯本。在從事這項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預備性著作」《東方歷史家叢書》（1849—1854），並對金帳汗國史進行了研究，撰有《從可汗詔敕看金帳汗國的內部制度》（1850）以及論述蒙古對俄羅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論文《朮赤兀魯思的內部制度綱要》也是基於諸汗詔書研究而完成的一種重要著作（載《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8卷，1864）。1858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譯註本出版（《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5卷）；1861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7卷）；186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紀》從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譯註與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3卷）；1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紀》從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譯註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5卷）。作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紀》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譯本，貝勒津書的譯文在他那個時代無疑具有相當高價值，出版後數十年中一直為研究蒙元史的學者所利用。他的注釋，特別在語言學方面，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但他所根據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種抄本（即原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大大影響了其校、譯的質量。 稍後，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貢獻的俄國學者還有齊曾高曾（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1902）。他廣泛搜羅該時代阿拉伯文（主要為埃及馬木魯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關資料，輯錄、編譯為兩卷本《金帳汗國史資料匯編》。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選輯（原文和俄譯文）出版於1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兒的《全史》、烏馬里《眼歷諸國行記》、諾外利書、拔圖塔行記、埃及馬木魯克朝算端哈剌溫傳、貝巴爾思傳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為其中幾種尚無其他文字譯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選輯遲至1941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亞美尼亞親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ky）就將乞剌可思《亞美尼亞史》中所收錄的《海屯行記》譯為俄文（《西伯利亞雜誌》1822，克拉普羅特法譯本即據此轉譯）。後來，俄國學者帕特卡尼揚（K.Патка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1889）進一步研究亞美尼亞文蒙元史史料，1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譯註本也於次年出版，題為《僧侶馬迦基蒙古史》。自此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他還選輯多種亞美尼亞史家著作，譯編為兩冊《亞美尼亞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紀中，有許多俄國人深入中國蒙、藏、新疆等地區進行自然、物產、民族、歷史、語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們在蒙古搜集了不少歷史文獻，發現了多處古蹟和文物，寫下了大量旅行記和考察報告，其中不乏有關蒙元時代的歷史、地理資料。最重要的是1818年在額爾古納河支流昆兌河上游找到的1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實物資料）。1889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與元代碑刻，1890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的古城廢墟和碑刻。1892至1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圖譜》4冊，展示所發現的古蹟、文物圖片，並標明地圖位置，極為有用。以前，中外學者曾對蒙古國都位置以及相關的歷史地理問題做過許多探索，多未中鵠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遺址的發現，使元代蒙古歷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個新時代。蒙古學家波茲德聶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1920）兩次進行實地考察，1892至1893年完成了從恰克圖到北京、從科布多到庫倫的縱橫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記《蒙古與蒙古人》（2卷，1896、1898），對《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傳說均有論述。其中記錄了許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蹟和遺物。 十九世紀俄國的蒙元史研究，還應該提到畢業於喀山大學的布里亞特族學者班咱羅夫（ДоржиБанзаров，1822—1855）。在極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蠻教》（1846），《兩種中亞字母》（關於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葉卡德琳諾斯拉夫省發現之蒙古文銀牌考釋》（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稱考》與《論衛拉特與畏兀兒》，《移相哥碑銘考釋》（1851）等。他的所有論文於1955年逝世100周年時由語言學家桑熱也夫結集出版。 傑出的俄國東方學巨子巴托爾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1930），其學術生涯與法國的戈狄埃、沙畹一樣都是跨世紀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學家門下受過嚴格科學訓練。1896年他調彼得堡大學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國的形成》（授課講義）就在《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札記》第五卷刊出；同年，又發表了評論法國加恩所著《亞洲史導論》的文章，反映他在學術上已經成熟。他把蒙元時代的中亞史定為自己的重點研究課題，為此廣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數是抄本，編成《原文資料選輯》，作為其預定著作《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編，於1898年出版。1900年，其第二編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爾德治學極其嚴謹，堅持在儘可能全面搜檢史籍和嚴格審查史料的基礎上進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據，據必確切。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亞的歷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據原始資料研究蒙古時代以前的中亞史，以致這一部分竟寫到占全書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對題」（見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譯本時，書名改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書緒論部分詳細介紹史料（分「前蒙古時期」、「蒙古入侵」、「歐文著作與文獻」三部），第一章為「河中地區地理概觀」，第二章為「迄至12世紀的中亞」（從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遼與花剌子模」，第四章為「成吉思汗與蒙古人」（從蒙古建國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後附有大事年表與參考書目。1963年，莫斯科開始刊行巴爾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為第一卷首先出版，並增補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從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年的中亞史）。1968年出的英譯本第三版也據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爾德未能直接檢查和利用蒙、漢文史料，儘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種蒙、漢文史料的譯本，難免有若干不當之處，伯希和曾著《評註》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見。但除此之外，此書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說十分完美，堪稱是蒙元史和中亞史的劃時代巨著。 1898年，巴托爾德還出了一本《七河史綱》（七河地區指巴爾喀什湖以南、錫爾河上游納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紀初期，他發表了大量中亞史、伊朗史、伊斯蘭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亞史四講》、《中亞突厥史十二講》①載《通報》，1930年。馮承鈞譯為漢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編。等，都是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其他西方諸國德國學者很早就重視東方語言的研究。賈柏蓮（H.C.vonderGabelentz）在1838年發表《一個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東方藝術雜誌》第2卷1期），公布了從趙涵《石墨鐫華》中抄錄的八思巴字「重陽萬壽宮碑」，並加轉譯和注釋。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獻的文章。1840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補釋》（同上第3卷），對前文作了補充、訂正。奧地利東方學家哈默爾-普爾格施塔勒（J.F.vonHammer-Purgstall，1774—1856）曾任駐奧斯曼帝國外交官，後為宮廷官員，帝國科學院院長，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語，對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詣。1832年，帝俄科學院懸重賞向國內外學者徵求金帳汗國史著作，哈默爾於1835年以其所著《欽察之金帳汗國史》應徵，雖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評價，但卻沒有獲獎。1840年，他自己出版此書。1842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國史》。兩書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國史專著，恰與多桑書和卡特麥爾書幾乎同時問世，標誌著這個時期歐洲蒙元史研究的長足進展。他的另一貢獻是將波斯文《瓦薩甫史》第一卷譯為德文，1856年於維也納出版。 1872年，維也納大學教授沃而甫（Otto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韃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書敘事從蒙古興起至窩闊台合罕之死和拔都從中歐班師，尤詳於拔都西征之役（征服欽察、斡羅思和入侵波蘭、匈牙利等國的戰事）。其後，又有巴希菲爾德（G.Bachfeld）寫了一本小冊子《蒙古人在波蘭、西里西亞、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1889），專述1241年戰事。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1242年蒙古對中歐的入侵》（1893），可補沃而甫書之不足。 蒙元時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記也早有德文譯本，十九世紀這方面的主要成績是布列克（A.Burek）所譯，經諾依曼補充、訂正的馬可波羅行記譯註本（1845年初版，1855年補訂本）。 德國東方學家胡特（G.Huth）於1898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學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譯本，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並被廣泛利用於元代史研究。胡特將此書作者誤認為是濟美日多爾吉（濟美南喀），後人多沿其誤，直到晚近才被訂正。 這個時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貢獻的英國學者主要是亨利·玉爾（Henry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1926）。玉爾於1840至1862年在印度英軍中服役，後任總督秘書。他對東方歷史地理，特別是中世紀旅行記，有很廣泛、深入的研究，成為哈克魯特學會會員。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卷，1866），始於鄂多立克行記的研究，後擴大到其他有關中國的中世紀旅行記和地理資料。在長達253頁的「緒論」中，敘述了從上古直到十七世紀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並附錄有古希臘、羅馬及中世紀西方作者有關中國記述的摘譯。本文部分分別譯出義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東遊錄》，來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維諾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紀》有關中國的記載（主要據多桑書轉譯），十四世紀前期佛羅倫薩商社代理商帕哥羅提（Pegolotti）《諸國志》所載從塔納到中國之路及中國諸地貿易和貨物情況，教皇使者馬黎諾里的《東行回憶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旅行記的中國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紀初鄂本篤的中國行記。每篇前面都有詳細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況的說明，譯文注釋亦較詳贍。此書後經法國學者戈狄埃修訂、增補改為四卷（1913—1916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別是元代）的重要參考書。玉爾的另一名著《馬可波羅書》（1871年初版，1874年再版修訂本）是當時最權威的馬可波羅行記英文譯註本，與1818年出版的馬斯登（Marsden）英譯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別。其注釋詳明，考證頗多精當，超過了同時的頗節。此書後亦由戈狄埃修訂、增補，更趨完善（1920）。 霍渥士年輕時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後任英國下院議員，考古學會會長。他是一位人種學家和歷史學家，雖然不通漢、蒙古、波斯等東方文字，卻有志寫一部完整的蒙古史，並相信憑他的史學素養，利用轉手資料（歐洲學者著作以及所譯東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確極其廣泛地閱讀了幾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譯著，前後用數十年之功，終於寫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紀蒙古史》，第一卷為中國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為俄國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為附錄與索引（1928）。此書可以視為匯集了迄至十九世紀歐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綜合性著作，在時間和地域跨度上包羅最廣，敘述亦頗詳，重要地方註明出處，不失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參考書。但由於作者的蒙元史學術修養和語言知識不足，所用資料全出於轉手，闡述史事也多因襲前人，少有新意，從學術性方面衡量遠遜於先前的多桑書。霍渥士還發表過幾篇蒙元史論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欽察的白帳汗國》（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國牧師偉列亞力（A.Wylie）對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過一些研究。他在上海發現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將拓本寄往倫敦，並著文介紹（《漢蒙文古碑銘》，載《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部會報》，1855），其後又相繼寫了《關於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亞洲雜誌》，1862）、《論居庸關古石刻銘文》（《皇家亞洲學會雜誌》，1870）等文。他還寫了一篇關於北京元代天文儀器的文章（《第三屆國際東方學會議論文集》，1876）。這個時期，發表過有關蒙元史論著的英國學者還有奧爾良（P.J.Orle-ans《中國兩個韃靼征服者史》，1854），格倫威爾德（W.P.Gro-eneveldt《1293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國評論》，1875—1876，為《元史·爪哇傳》的英譯，1877），布舍爾（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亞洲學會雜誌》，1875）等。1881年，蘭-蒲耳（S.Lane-Poole）出了一本《不列顛博物館藏蒙古錢幣》（館藏東方錢幣目錄第六卷），緒論中敘述了蒙古歷史，特別是伊利汗國史，並公布了伊利汗國、金帳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錢幣目錄和圖版。奧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國史，發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亞洲學會雜誌》，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錢幣》（《孟加拉皇家亞洲學會雜誌》，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譯，有拉維爾弟（H.G.Raverty）的術茲札尼《納昔里史話》英譯本（《亞洲伊斯蘭諸王朝史》，1881）和羅斯（E.D.Ross）的海達兒《拉施德史》英譯本（《中亞蒙人史》，1898） 美國著名東方學家柔克義（W.W.Rockhill，1854—1914）的主要研究領域和業績雖然是在藏學方面，但他學識廣博，對宋、元時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國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1927）合作的《諸蕃志》英文譯註本十分有名。他在1900年完成的《盧勃魯克東行記》英文譯註本（含卡爾平尼行記，倫敦哈克魯特學會出版）注釋詳明，利用了大量歐洲中世紀歷史文獻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闢的考證，迄今為止仍是研究這兩種行記最好的著作。 第二節　二十世紀的蒙元史研究 本世紀初期，湧現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帶頭人，本世紀中葉許多有成就的蒙元史專家多出於他們門下。隨著學術研究的日益深入，東方學各學科析分愈細，學者們的研究領域更加專門化。但由於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廣，因而又具有多學科的特點。一方面，漢學、蒙古學、藏學、伊朗學以及歐洲中世紀史的專家都有不少與蒙古史有關的著述；另一方面，優秀的蒙元史專家也多兼通數門語言和若干學科的知識。 法國東方學大師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是本世紀蒙元史研究領域無可爭辯的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權威，這是由於他不僅漢學造詣極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學。淵博的語言和文獻學知識加上異常的天才和勤奮，使他在極廣的研究領域中幾乎無往而不獲。伯希和畢業於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曾受業於沙畹。1899年為印支古蹟調查會（不久改為河內法國遠東學校）研究人員，後任教授。其間多次來我國搜集圖書資料。1906至1908年在我國新疆、甘肅考察古蹟，從敦煌千佛洞等處劫走大量珍貴的古文書、寫本、木簡及繪畫等文物。1911年成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年起擔任《通報》主編，1935年當選為法國亞洲學會會長。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領域一直是古代中亞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階段正是蒙元時期。從本世紀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寫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論文、著作、札記和書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後陸續出版的。概括地說，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幾種重要史料展開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書名、成書年代、版本和相關的其他蒙文文獻，以及古代蒙古語、名物、制度的考訂等方面。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標題》（《通報》，1913）、《今已不發音的13、14世紀蒙文中的h字首詞》（《亞洲雜誌》，1925）、《元秘史舊蒙文中的一段訛誤》（《通報》，1930）、《闊闊·迭卜帖兒與戶口青冊》（同上）、《釋『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兩處脫漏》（《亞洲雜誌》，1940）、《忽卜赤兒》（《通報》，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銘、文書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轉寫及法譯本（譯文僅有前6卷，即第1—185節）於1949年出版。二是歐洲使臣、教士的報告和相關的東西方文獻，由此研究蒙元與羅馬教廷及歐州國家的關係和元代基督教情況。主要論著有《唐元時代中亞及遠東之基督教徒》（《通報》，1914），《蒙古人與羅馬教廷》（《東方基督教評論》，1923、1924、1928），《中亞和遠東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關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雅八剌哈與列班掃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記）。三是《馬可波羅行記》，從他學術生涯之初便開始研究此書（1904年出版的《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就有這方面內容），後期傾注大部分精力於此。1938年，他與英國東方學家穆勒（A.C.Moule）合作完成的基於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於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法—意混合語原文抄本並用多種版本校訂、增補的英文譯本（書名從Zalada本作DescriptionoftheWorld）在倫敦出版，這被公認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馬可波羅行記注釋雖未全部完成預定條目，但已形成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後由韓百詩負責整理，按字母順序排列，分兩卷出版於巴黎（NotesonMarco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書共有386條，每條均首列各種版本的異寫並考其正誤，有很多條文長達數十頁甚至百餘頁。誠如韓百詩在「前言」中所說：「這已不再是馬可波羅行記的註解，而是展現了他極其博大精深之學識的專題論文集。」四是《聖武親征錄》的譯註，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於萊頓，題為《成吉思汗征戰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於韓百詩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釋中包含有蒙古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國前漠北歷史的詳細、精闢的考證。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還有《高地亞洲》（1931），《金帳汗國史札記》（巴黎，1950），在1902年譯註本基礎上增訂的《真臘風土記》譯註本（未完成，1951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爾梅克史評註》（巴黎，1960）。他寫了大量書評，其中《評》，（《通報》，1929）、《評巴托爾德著》（同上，1930）、《評Waley英譯本》（同上，1931）、《庫蠻》（《亞洲雜誌》，1920，評班額與馬迦特合著之《東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關蒙元史的精闢考證文章。 同時代的東方學家伯勞舍（E.Blochet，1870—1937）從1895年以來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從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編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導論》（1910），並刊行了以本館所藏抄本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這個刊本儘管由於底本不佳和伯勞舍的東方語造詣不高而多有訛誤，但長期以來沒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於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長編撰綜合性著作聞名的東方學家格魯塞（R.Grou-sset，1885—1952），開始是治希臘史的，後興趣轉移到亞洲歷史文化。他知識廣博，尤善於吸收和總結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華，有機地組織到自己的綜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書往往能反映有關學科已達到的研究水平。他的這一類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國：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兒》（從匈奴到清朝平定準噶爾，主要部分為蒙古史，1939）、《蒙古帝國》（第一階段：成吉思汗建國前的蒙古、蒙古國的形成和後來的變遷，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傳》（1944）。此外，他的《遠東史》（1929）和《中國史》（1942、1943、1947）等書都含有元代史內容。 伯希和時代法國的蒙元史研究達到頂峰，此後就逐漸下降了。能繼承其事業者為數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學生韓百詩（L.Hambis，1906—1978）。上述伯希和的許多種重要遺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從1942年起在東方語言學校教授蒙古語，編有《蒙古書面語語法》（1946）；後為高等實驗研究學院教授，1965年以後為法蘭西學院教授，恢復了伯希和創立的中亞歷史文化課程，並建立了中亞研究中心（1974），從而使法國的中亞語言學、考古學研究傳統得以維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譯註（1945）和《元史卷一○八諸王表》譯註（1954），兩書對檢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歷十分有用；《馬可波羅寰宇記》法譯本（1955）與《卡爾平尼蒙古史》法譯本（與Becquet合譯，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學術水平和文筆俱佳的傳記作品；與伯希和合著的《聖武親征錄譯註》；《明代蒙古史文獻》（1971）。其重要論文有《蔑兒乞部伯顏傳初釋》（《亞洲雜誌》，1953）、《謙河札記》（同上，1956）、《關於葉尼塞河上游的三個部落：烏思、合卜合納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麗史札記》（《通報》，1957）、《關於「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國研究所論文集，1960）、《漢、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書所載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歷史》（《中亞雜誌》，1970）、《聖路易與蒙古人》（《亞洲雜誌》，1970）等多篇。 奧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學生，繼從韓百詩學習，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於近現代蒙古史和蒙古社會史。1960年，她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譯本編制了一部索引。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捲髮表《內蒙古和中國的蒙古人：目錄學基礎》，長達158頁，是當時唯一有關內蒙古的西文書目。她在1974年發表的《蒙古的漢學：蒙古人民共和國對10—14世紀中國的研究狀況》（載《宋史研究通訊》9），系統介紹了蒙古的考古、歷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時代著作。 讓·理察（JeanRichard）是中世紀史專家，他在蒙古與西方關係的研究上很有建樹，撰有《教廷與波斯蒙古人關係的起始》（《亞洲雜誌》，1949），《13、14世紀前往蒙古的使團》（《天主教使團全史》第1卷，1956），《蒙古與拂郎》（《亞洲史雜誌》，1969），《蒙古的最後通牒與偽信：西方與韃靼人的戰爭動機》（《中亞雜誌》，1973）等多篇論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來突厥學家巴津（L.Bazin）關於突厥—蒙古語的比較研究，人種學和蒙古語言學專家阿馬雍（R.Ha-mayon）關於蒙古語和習俗的研究，都有參考價值。研究敘利亞教會史的專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國時代的敘利亞基督教徒》（魯文，1975），分十章分別敘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跡，並研究了與其他宗教的關係。此書史料十分豐富，可視為伊利汗國宗教史。 前蘇聯蘇聯繼承了沙皇俄國遼闊的領土——它幾乎全部都曾處在蒙元帝國的統治之下——和與蒙古的特殊關係，因而蒙元時期史研究繼續受到重視。成就最著者除巴托爾德外，當首推傑出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1931）。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學於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是著名東方學家科特維奇、魯德涅夫和巴托爾德的學生。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倫敦搜集資料和進修，聽過伯希和的課。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學任教。曾先後多次到蒙古進行語言、民族學及歷史與考古調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調查報告和語言、民間文學方面的文章，但一開始就有志於寫蒙古人的歷史，闡述其社會制度（1910年日記語，見符拉基米爾佐娃為亡夫遺著《蒙古社會制度史》所寫的前言）。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傳》。書中充分利用了他稱之為「成吉思汗及其戰友們的..英雄史詩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種東西方史籍，資料豐富，文筆生動，是一部很好的傳記讀物，因而先後被譯成法、英、日、土、漢等多種文字。此後他陸續發表了多篇語言學、歷史學的考據文章，有關蒙元史者有《見於蒙古文獻中的帖卜一騰格里》（《蘇聯科學院報告乙輯》，1924），《關於達延汗稱號》（同上丙輯，1924），《關於在伊利汗阿魯渾詔書中見到的一個詞》（同上乙輯，1929），《蒙古語那可兒》（同上），《蒙古稱號別乞和別吉》（同上丙輯，1930）等。1925、1926年又兩次到蒙古考察，並根據文獻記載試圖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兒罕山）探尋成吉思汗的葬地（見1927年發表之《庫倫城、庫倫地區及肯特山區的民族語言調查》的「古蹟探考」一章），儘管沒有發現，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斷是非常準確的。經過長期的研究積累和深思熟慮，最後兩年他集中精力撰寫《蒙古社會制度史》，但最後一部分沒有寫完就不幸病故，這部遺著於1934年出版。作者從草原遊牧民經濟的研究出發，進而闡明蒙古社會民族結構、階級階層關係和政治組織的演變，時間跨度從十一至十八世紀初，但重點是蒙元時期。在縝密研究的基礎上，他創立了「遊牧封建制」理論。此書是他畢生研究成果的結晶，以其資料豐富、觀察敏銳、考證精細和富有創見，被公認為最優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標誌著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從經濟視點深入考察社會結構和形態的新階段。它被譯成多種外文，成為蒙元史研究者必讀之書。 蒙古學家柯津（C.A.KoзиH，1879—1956）的蒙元史研究論文有《關於蒙古諸伊利汗外交文件譯釋問題》（《蘇聯科學院通訊》，第七期，1935）、《有關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詩傳說片斷》（《列寧格勒大學學術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據《元朝秘史》漢字音寫原文，用俄文字母轉寫，並譯為俄文，於1941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寫水平不高。專門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贊諾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其代表作為《蒙古諸部習慣法》，原載《亞洲通報》51、52（1923，1924），後合刊為單行本（哈爾濱，1929）。此書收集了散見於《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馬克利齊書等各種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條文，以及後代的衛拉特法典、喀爾喀法典等資料，極便參閱。他的有關論文還有《中國法對蒙古法的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1931）、《元代的蒙古法與中國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與法律對俄國文化與法律的影響》（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爾濱法學院學報》10，1938）等篇。 蘇聯學者的蒙元時期史研究更多偏重於金帳汗國史方面，研究的問題大體承襲沙俄時代傳統，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帳汗的詔敕和錢幣、古遺址發掘、俄羅斯編年史的有關記載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對俄羅期的影響等。本世紀初期這方面的代表性學者為維謝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論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鄰薩萊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1907。古里斯坦為金帳汗國鑄造錢幣的重要地方）、《有關金帳汗頒賜俄羅斯僧侶之詔敕的一些考釋》（1909）、《金帳汗國史札記》（1916）等。革命後續有新作。沙俄時代已開始進行的金帳汗國都城薩萊（拔都薩萊與別兒哥薩萊兩城）的考古發掘，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實物資料，對文獻資料相對貧乏的金帳汗國史研究是極有力的促進。1940年，納索諾夫（A.Н.Насонов）的專著《韃靼人與俄羅斯》（蒙古統治俄羅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據俄羅斯編年史資料，並利用了譯成俄文的東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庫鮑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14世紀朮赤兀魯思形成和興盛期的歷史綱要」，題為《金帳汗國》（1937年初版，1941年再版）。雅庫鮑夫斯基先後就學於彼得堡大學歷史系（1913年畢業）和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1924年畢業），深受巴托爾德的影響。他是造詣很高的中世紀中亞史、西亞史專家和考古學家，曾主持昔格納黑、玉龍傑赤等古城的發掘。他撰寫的這兩個廢城的考古報告（分別載1929和1930年的國立物質文化研究所《通訊》和《通報》）以及《別兒哥薩萊手工業的起源問題》（同上《通訊》，1931）、《東方封建制度——金帳汗國都城別兒哥薩萊》（1932）等論著，都表現了他善於把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結合起來進行歷史研究。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他對《金帳汗國》一書作了大幅度的修訂，增加了第三篇《金帳汗國的衰亡》，1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帳汗國及其衰亡》（余大鈞漢譯本作《興衰史》）。1952年，此書獲史達林獎金。此外，他有關蒙元史的著述還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亂》（《東方研究所叢刊》，1936）、《11—13世紀蒙古史研究概述》（載《俄國東方學史綱要》，1953）等篇。 1936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制訂了一項宏偉的研究計劃——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譯註本。由傑出的伊朗學家羅馬斯凱維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組成了一個很強的班子，分工進行。在此以前出過的各種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該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堡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為底本，取倫敦、巴黎、德黑蘭、列寧格勒及東方學研究所五種抄本參校，質量自然能超過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編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據以譯成俄文。鑒於當時此書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諸汗紀除卡特麥爾刊布的旭烈兀紀外都沒有刊本，工作就先從此卷開始。由於注釋工作難度極大，準備在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另出單獨的注釋卷，原文校本和譯本都只腳註重要的異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A.A.Aлизадс）校編，經羅馬斯凱維哥審訂，交阿倫德斯（A.K.ApeHдc）譯為俄文，於1939年完成。因戰爭影響，該譯本到1946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則遲至1957年才面世（與譯本合刊）。1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譯註本分兩冊出版。第一分冊（部族志）譯者赫塔古羅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釋者謝麥諾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由斯米爾諾娃（О.И.Смирнова）譯註，漢學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參加了注釋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羅馬斯凱維哥、赫塔古羅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冊（196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紀）的俄文譯註本（譯者維爾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與潘克福合注）於196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窩闊台合罕紀部分（1980）。第一、二卷的注釋，利用了一些漢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許多名稱和語詞的解釋有參考價值，但一般都比較簡單。由於不能充分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因而有不少處採取了訛誤的寫法，可以訂正而未能訂正，譯本亦從之而誤。儘管有這些不足之處，這部集校本和譯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蘇聯學者對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貢獻。 十九世紀以來，在沙俄政府擴張政策的背景下，俄國學者不斷地深入蒙古和中亞各地進行多方面調查，出了大量對研究這些地區古代歷史也很有參考價值的調查報告（如普爾日瓦爾斯基、格魯姆格濟邁洛、彼甫佐夫、波塔寧、克列門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後，這種調查仍繼續進行。因此，他們對蒙古、中亞地區古代遺蹟和文獻的發現，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學者。對蒙元史研究來說，除上世紀末和林城的發現外，最有意義的就是1907至1909年柯茲洛夫（Л.К.Ко-лов，1863—1935）考察隊在額濟納沙漠中發現了黑水城廢墟，找到了大量珍貴的西夏及元代文書和其他遺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廢城》，1923）。1923至1926年，柯氏又率領考察隊進行了縱貫蒙古的大規模考察。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驚世界學術界的諾顏烏拉匈奴墓葬的發現外，在南杭愛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衛親軍所建之「宣威軍」城，同樣具有重大價值；對黑水城的第二次發掘也有不少新發現（有《1923—1926年蒙古旅行日記》，1949）。 1948至1949年，考古學家吉謝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1962）領導蘇蒙聯合考古隊對回紇故城哈剌·巴剌哈孫和蒙古國都和林城進行考古發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區、建築物布局，特別是萬安宮遺址情況。1957至1961年，他又率隊考察、發掘了額爾古納河西支流烏魯倫圭河北岸、希爾希爾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兌河旁的元代宮殿遺址。希爾希爾古城位於「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數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後王（齊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兌宮殿也應屬於他家。同時，蘇聯考古學者還在圖瓦自治共和國發現數處蒙元時代古城或居民點遺址，並進行了發掘，其中，烏魯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內有官衙、手工作坊、漢式房屋等遺址一百多處，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遺蹟，吉謝列夫認為應即元代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的駐所——益蘭州城；此外，克穆齊克河旁的廢墟可能與元代謙謙州有關。上述這些考古成果，由吉謝列夫主持合編為《古代蒙古城市》一書（1965），非常有用。 1953年，蘇聯出版了多卷本《蘇聯史綱》的11—13世紀卷，其中對蒙古西征有很詳細的敘述，系由中世紀史專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寫。1956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個人專著：《俄羅斯人民爭取獨立的英勇鬥爭（十三世紀）》，內容不限於蒙古征服俄羅斯，還包括中亞地區。蒙古史專家莎斯齊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紀俄蒙關係史著名，但她也從事蒙古文歷史文獻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紀蒙古編年史《沙拉圖吉（黃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57），1911年出版的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語專家）《卡爾平尼行記》和《盧勃魯克行記》俄譯本的補註本（1957），《中世紀蒙古文學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載於《韃靼、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1970），羅卜桑丹津《黃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73）等。 著名藏學家、蒙古學家列里赫（N.Roerich，1902—1960）曾就讀倫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學，師從列維、馬伯樂、米諾爾斯基諸大家，通曉梵、巴利、波斯、藏、蒙、漢等語言，從1930年滯留印度到1957年歸國，主持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的藏學研究，論著甚富，涉及蒙、藏語言、歷史、宗教諸方面。有關蒙元論文有《蒙古時代的阿蘭軍》（《著作集》，1967），《13、14世紀的蒙藏關係》（《西藏學會學報》，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後，蘇聯研究蒙元史的學者不多，其中成績最著者為蒙庫耶夫（H.Ц.MyHKyeB，1922—1986？）。他的漢文程度很高，著重利用漢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開始於鑽研兩部宋人出使蒙古的報告《黑韃事略》（載《東方學問題》1960年第五期）和《關於與——13世紀中國旅行家關於古代蒙古的記載》（載《中國——日本：歷史與語言學》，1961）。1962年，他以《有關13世紀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漢文史料的翻譯和研究》論文獲得副博士學位。其後繼續發表《13—14世紀蒙古史的主要漢文史料》（載《東方諸國的現代學》第1卷，1963）。《有關最初幾個蒙古汗的漢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譯與研究，1965），《蒙韃備錄》俄文譯註本（1975）。專題研究論文有《論13世紀前半期最初幾個蒙古汗在中國政策上的兩種傾向》（載《布里雅特綜合科學研究所集刊》第8輯，1962），《論13—14世紀蒙古牧民的經營方式》（同上第16輯，1965），《13—14世紀蒙古和中國經濟狀況問題》（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輯，1965），《黑水城發現之兩件蒙文印件殘片》（載《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著重研究元末農民起義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寫了一系列論文：《紅巾軍起義與朱元璋的興起》（《亞非人民》1961年第2期），《紅巾軍起義最初階段的郭子興—朱元璋集團》（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1963），《論14世紀中葉中國人民反對蒙古征服者的鬥爭》（載《韃靼—蒙古人在亞洲與歐洲》，1970）等。其專著有《中國的紅巾軍起義》（1971）。 克恰諾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專家，對蒙夏關係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戰爭有深入的研究，除專著《唐兀國史綱》（1968）外，還撰有《關於成吉思汗征服後唐兀人歷史命運的幾點看法》（《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輯，1965）、《蒙夏戰爭和西夏的滅亡》（《韃靼—蒙古在亞洲和歐洲》，1970）等篇論文。此外，他還著有《中關於13世紀吉利吉思移民的記載》（《吉爾吉斯共和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類1，1963），《征服世界的鐵木真的一生》（1977）。 維克托羅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著重於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歷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階級》（副博士論文，1961）、《古代蒙古遊牧民階級社會的形成》（《前資本主義歷史問題》第1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與文化淵源》（1980）。1962年，中國學者舉行成吉思汗誕生800周年學術討論會，某些蘇聯學者也有反映，發表了邁斯基寫的《論成吉思汗》（《歷史問題》196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寫的《成吉思汗及其遺產》（《蘇聯歷史》1962年第5期）等文。1970年，蘇聯出了一部名為《韃靼—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的論文集，所收論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統一蒙古國家的形成與成吉思汗》（桑達格撰），《南宋的滅亡》（斯維思托諾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國東北統治的建立》（麥里柯夫撰）、《13—14世紀中國蒙古諸汗的社會經濟政策的一些問題》（杜曼撰）等。耶果羅夫的專著《13—14世紀金帳汗國歷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國編年史及考古資料，其歷史簡述第一部分終於忙哥帖木兒，第二部分至1400年。此書主要內容是城市發展研究，分為六個時期。此外還論述了政府機構和軍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遺址的細目，極為有用。 德國十九世紀後期至本世紀初，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1927）、格魯伯（W.Grube，1895—1908）、奧托·弗蘭克（OttoFranke，1863—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標誌著德國的漢學（含滿、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格倫威德爾（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deLeCoq）在吐魯魯等地考察的豐富收穫也對德國漢學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本世紀上半葉，繼承前人事業並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貢獻的學者，首推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業于格魯伯和夏德，通漢、滿、蒙、藏語。1904年，他以博士論文《漢文版與蒙古原文的比較》奠定了後來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礎。接著，他在中國武昌、長沙擔任軍校教官共7年，並繼續其漢學研究。二十年代以後，歷任哥廷根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漢學教授。其間，除在漢語和中國古代史方面陸續有著述外，他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時代的歷史與文獻，特別是《元朝秘史》。1931年，開始著《關於的研究》。經過多年工作，完成了這項研究課題，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後出版：第一卷為《元朝秘史》漢字音寫蒙古原文的復原（1937）；第二卷為《元朝秘史詞典》（1939。每詞均列出其見於各節的不同語法形式和釋義，並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為德文譯註本（1941）。此外，還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詞彙、語法特點以及復原問題的論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還有：《成吉思汗的最後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載《大亞細亞》第9卷，1933），《蒙古統治時代中國寺廟的賦稅優惠權》（1940。其第二部分為八思巴字碑銘），《蒙古世界帝國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給法國國王腓力的信》（《東方》第2輯，1949。序論、譯寫、翻譯和注釋），《兩個王朝的滅亡：1232—1233年與1368—1370年目擊者的報告》（1969，為《錄大梁事》與《北巡私記》的摘譯，由其學生P.Olbricht編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1991）是著名蒙元史專家，三十年代就以對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為學界所推崇。他先從海尼士學習漢、蒙、滿語，1924年入法國東方語學校，次年入巴黎大學，成為伯希和的學生。在伯氏指導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為博士論文課題。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譯、注，和一篇長達99頁的論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緒論」），作為「高等中國研究所叢書」第四種在巴黎出版，伯希和為之作序。此書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優秀著作之一。1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學東亞研究所主持蒙、漢語講座，並任所長，繼續從事蒙元史研究，先後發表《蒙古大汗與佛教》（《亞洲研究》，1954），《元代中國立法中的蒙古處罰法制》（《中國——阿爾泰研究》，1961），《論中國立法的蒙古影響》（第25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論文，1963），《失吉忽禿忽》（《中亞雜誌》，1965），《關於蒙元時的「投下」一詞》（《蒙古研究論集》，1966），《室韋是蒙古人嗎？》（《漢學論集》，1966），《中國大汗宮廷的蒙古祭禮》（《蒙古研究》，1970。《元史、祭祀志》摘譯並詳細注釋），《忽必烈》（《世界史名人傳》，1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難問題》（國際阿爾泰研究學會論文，1974）等多篇論文，以及與學生合編的《元代史學術語字典》（醫學部分，1967）。80高齡時，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與事業》，於1983年出版。此書被學界推崇為迄今最優秀的一部成吉思汗傳記。 施普勒（B.Spuler）主要從事伊利汗國史和金帳汗國史研究。伊利汗國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爾）基礎上，進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體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年出版，1955年修訂再版），分別對政治史（大蒙古國前四汗及歷代伊利汗）、蒙古統治下的伊朗各大區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賦稅、外交、法律、軍事組織、公共設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闡述，徵引原始資料非常豐富，內容充實，書末附有詳細的史料和研究文獻目錄。此外還撰有一本簡略的《伊斯蘭諸國史：蒙古朝代》（1948）。金帳汗國史方面，1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帳：蒙古人在俄羅斯》專著（1965年增訂重版）。1975年，他在第14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提出題為《定居社會中的遊牧主義：金帳汗國》的論文。他的另一部對讀者十分有用的書是《蒙古史：13—14世紀東西方史料選輯》（1968年出版，1972年英譯本），分「帝國的建立」、「歐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國的蒙古諸汗」、「金帳汗國」諸類，編集了除漢文史料外的各種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還用法文寫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讀物：《歷史上的蒙古人》（1961年出版，1972年英譯本）。 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1914生）是近幾十年德國研究中國史的權威學者。他從1952年起成為慕尼黑大學教授，後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繼海尼士主持該校的漢學研究，一度出任過駐香港領事。他偏重於利用漢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豐富，涉及面很廣。主要論著有：《趙孟頫》、《桑哥》（《漢學》，1940，1942）、《阿合馬》（《東方》，1948）、《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幣與經濟：元代經濟史文獻》（1949）——主要是闡釋漢文資料，並討論了忽必烈的貨幣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貨幣改革；《拉施都丁漢學注釋》（《東方》，1951）；《蒙古諸帝能讀和寫漢文嗎？》（載《大亞細亞》新集3，1952）——引證大量元人文集資料說明元中後期的英宗、文宗、順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漢文化修養；《吐魯番發現的一件元代蒙古曆書殘片》（1964）；《蒙古帝國時代的中西交往》（載《香港分部雜誌》6，1966）；《中的非漢語名詞補註》（《中亞研究》，1970）；《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史學：歷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從部落首領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釋元代蒙文文書殘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輟，續有新作問世。著名蒙古學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國蒙古學的領頭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現代蒙文歷史、文學和宗教文獻，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1970年，出版了他和義大利藏學家圖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書，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寫，用兩章專述早期的薩滿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傳播。1982年海西希從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職位退下來後，由其學生薩加斯特（K.Sagaster）繼任。薩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關係，有關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譯註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鑒》（文載《中亞研究》4，1970），討論搠思吉斡節兒是否譯過《五護經》（載OlonUlsyn2，1973）等篇論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學者是威爾斯（M.Weiers），主要擅長蒙古歷史語言研究，六十年代以來發表多篇這方面論文。1986年出版了他主編的涵蓋史料、語言與文學、宗教、藝術和歷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歷史與文化論集》，其中他本人撰寫了蒙古語言概述（討論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語言，認為是波斯—突厥混合語），窩闊台至蒙哥時代的蒙古帝國及其與西方的關係，以及西北三汗國歷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歷史由Kampfe和Trauzettel分別撰寫；VeronikaVeit撰寫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明、清蒙古史。這三位也是波恩大學蒙元史研究的骨幹。藏學家D.Schuh撰寫了該書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很大，尤其是對元朝皇帝賜西藏詔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學是德國中亞和東亞研究的重要中心，該校突厥學和阿爾泰研究的領頭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語中的突厥語和蒙古語成分》（1963—1975）蜚聲世界。德福對阿爾泰語系諸語和波斯語都有很深造詣，因而能採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兒時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語的歷史源流。此書不僅是語言學的傑作，也是研究蒙元時代名物制度的優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極好的工具書。他對《元朝秘史》的蒙文語法也有專門研究（文載《中亞雜誌》，1955），此外還撰有《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德國東方學會學報》，113，1963）、《拉施都丁書中的蒙古人名》（《中亞雜誌》，1、4，1970）等論文。該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學生羅斯納（E.Rosner）。他在1964年以題為《元代法律中的「十惡」罪》的長篇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他對元代史漢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頗似其師。 藏學家和蒙古學家舒伯特（J，Schubert）於1950年應聘到萊比錫大學任教，1959年繼任該校東亞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學術考察，其中一項是專門尋找成吉思汗墓地，雖未達到目的，但寫成了一部對蒙古史研究很有參考價值的考察報告《不兒罕山之旅》（1963）。根據考察的收穫，他還寫了好幾篇研究的論文：《烏德犍山的觀念與位置》（《烏拉爾—阿爾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歷史性場所考》（關於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蘭的考證，載《東方學報》（華沙），30，1966），《不兒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學博物館年刊》29，1973）等。萊比錫大學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陶貝（M.Taube），著有《丹津札巴的》（1957），《的一種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譯註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學生維茨（H.P.Vietze）主要從事蒙古及阿爾泰系語言研究，編過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詞典》（1969）；海德（D.Heyde）除與其師合編《元代史學術語詞典》外，還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舉考試的鬥爭》（1972），《中國科舉取仕原則與蒙古遊牧征服者》（1968）等；巴爾克曼（U.B.Barkmann）研究從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們都是現在柏林洪堡大學的蒙元史研究骨幹。 德國學者對元代漢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組學者致力於《蒙韃備錄》與《黑勒事略》的譯註。這工作由海尼士開始，其學生等繼續進行，直到1980年才出版了P.Olbricht和E.Pins的德文譯註本，譯、注均稱上乘（羅意果著文評介，載《華裔學報》，35，1981—1980）。Olbrcht曾撰有《元代的驛傳》（1950年哥廷根大學博士論文，1954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憲宗本紀）由Aramowski譯成德文，於1976、1979年先後刊載於《中亞研究》（ZentralasiatischeStudien）上，其注釋偏重於歷史。回鶻歷史語言研究專家馮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1250年的和州回鶻王國》（1961）和《9—14世紀和州回鶻王國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鶻文文書，是目前有關元代畏兀兒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參考價值。 英國本世紀初，英國傑出伊朗學家布朗（E.G.Browne，1862—1926）計劃刊行《史集》全書。1908年，他在《皇家亞洲學會雜誌》上發表《關於拉施都丁全刊本的建議》，詳細分析了全書內容，對原書目錄進行調整，仍按其順序重新劃分卷、編、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錄設計（參見本書「史料」篇）。其刊行計劃沒有實現，但所設計分卷方法比較合理，為後來刊行和翻譯《史集》的學者所採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學史》，其第三卷《蒙古統治時代的波斯文學史》（1920），對了解這個時期的波斯文史籍極為有用。 東方學者穆勒（A.C.Moule，1873—1957）以研究中國的基督教和《馬可波羅行記》聞名。他出生於杭州，父為教士，劍橋大學畢業後再到中國任傳教士（1889—1908），回國後仍任教職，後為劍橋大學中國語文和歷史教授。從1914年起，相繼在《皇家亞洲學會雜誌》、《通報》等刊物上發表有關元代基督教（聶思脫里教、羅馬天主教）歷史文獻、遺蹟以及馬可波羅的研究論文，其中有多篇關於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出版於1930年，考述唐代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興衰，四分之三為元代東西方文獻的研究。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馬可波羅寰宇記》拉丁文匯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譯本。 著名伊朗學家米諾爾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紀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譯本和豐贍的注釋（1937年初版，1970年經博思活斯編訂再版）。原書雖然是十世紀的作品，而米氏注釋涉及的內容卻十分豐富，對研究中亞古代諸部落及歷史地理極為有用。米氏還發表過一些研究蒙元時期史的論文，如《高加索研究：阿蘭都城麥怯思和蒙古的遠征》（《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4，1952），《木克里庫爾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漢學家威萊（A.Waley）出版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英文譯註本（1931），遠勝於布萊茨奈德的舊譯；他還撰有《元朝秘史札記》（12個段落或名稱的考釋，《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漢文音寫本部分段落及有關資料的英譯和解釋）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義耳（J.A.Boyle）。1947年，他通過了由米諾爾斯基指導的研究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學位論文，1958年完成並出版了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譯註本（2卷本）。他雖不懂漢文，但能充分利用歐洲東方學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詳細、豐贍的注釋。《世界征服者史》只寫到蒙哥時代為止，波義耳認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記述窩闊台至元成宗時代歷史，內容正可補前書之未備，於是接著將《史集》的這一部分先譯成英文，題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1971年出版。不過他沒有利用此時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堡抄本，卻用了布洛曬刊本為底本，雖然他也知道這是一大缺憾，並儘量參照維爾霍夫斯基俄譯本補進了一些布氏刊本脫漏段落以圖補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評。此譯本的注釋和前書一樣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別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較簡單。此外，從五十年代以來，波義耳還發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論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營地》、《窩闊台合罕的四季行宮》、《海屯行記譯註》等等，1977年匯編為論文集《蒙古世界帝國》。波氏還是《劍橋伊朗史》第五卷《塞爾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編。波氏從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徹斯特大學任教。1963年「英國蒙古學會」成立，他當選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學家鮑登（C.R.Bawden）重點研究清蒙古歷史與文獻，著述甚豐。 他的《黃金史》（Altantob■i，小黃金史）拉丁字復原與英文譯註本（1955）也是蒙元時期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此外，還寫過《元代馬政札記》（與札奇斯欽合作，1965）及有關蒙古狩獵、禮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編譯的《出使蒙古記》，收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及其他歐洲使者的蒙古行記，以及來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編譯），譯文明白通暢，收集最全，便於利用。吉布（Gibb）將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譯為英文（未出全）。 波義耳的學生傑克遜（P.Jackson）是晚近英國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 七十年代以來，他發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專題論文，如《忽必烈登基之再探討》（《英蒙學會雜誌》第2卷第1期，1975），《馬哈木·禿忽魯統治時代（1325—1351）的蒙古人與德里蘇丹》（《中亞雜誌》，19，1975），《蒙古帝國的瓦解》（《中亞雜誌》）等。尤其最後一文，全面探討了成吉思汗家族各宗支、各汗國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內訌，通過將《史集》和《元史》的記載與埃及、亞美尼亞及其他史料進行比較研究，對許多重要史實作出新的考釋，是極見功力的佳作。最近，他在莫爾根（D.O.Morgan）合作下完成了《盧勃魯克東遊記》新的注釋譯本（1990）。莫爾根也是長於蒙古帝國史研究的學者，撰有《波斯的蒙古軍》（《伊斯蘭》，56，1979）等多篇論文；其所著《蒙古人》（1986）被認為是繼多桑之後比較成功的綜合性著作，第一篇為史料概述，第二至第七篇為蒙元史，尤其是第六篇蒙古西征、波斯的蒙古史，是他的強項，第八篇簡述元以後之蒙古。不過譯名多據波斯文轉寫，有不少錯誤。 此外，還有一位內蒙古人奧農（UrgungeOnon），是四十年代末拉鐵摩爾帶到美國去的蒙古青年之一，他與其他三個蒙古人在拉氏領導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組成一個研究組，出了一些書和文章。奧農是主要研究蒙古歷史的，後轉到英國里茲大學任教，並主持那裡的蒙古研究項目，最近出版了其《元朝秘史》的英文譯註本，名為《成吉思汗的歷史與生平》。他還是現任英國蒙古學會的副主席。 美國本世紀初，繼業已名震東方學界的柔克義之後，美國又出了一位優秀的漢學家和東方學家勞費爾（B.Laufer，1874—1934）。勞氏通漢、藏、蒙、滿、梵、波諸種東方語，其主要研究領域是中亞、西藏史及中國與伊朗關係史，但也寫過一些有關蒙古、阿爾泰語系及元代史的論文，如《不兒罕》（《美國東方學會雜誌》36，1917），《珊蠻一詞的起源》（《美國人類學家》，19，1917）。《鄂多立克到過西藏嗎？》（《通報》，1914）。這時，美國的東方學整體上還大大落後於歐洲。除勞費爾外，與蒙元史研究有關的學者值得一提的僅有做過駐俄國、波蘭等國外交官的寇爾丁（J.Curtin）。1908年，他出版了兩部書，一部名為《蒙古人：歷史》，一部名為《蒙古人在俄羅斯》，篇幅都較大，但內容一般。 著名蒙古學家拉鐵摩爾（O.Lattimore，1900—1989）二十年代開始嶄露頭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羅卜藏丹津的《黃金史》殘卷，後歸伯希和，對《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動作用。他寫了大量文章和書，主要是有關中國北部邊疆及蒙古政治、歷史和地理的，很有影響。曾將1928至1958年發表的此類文章編為《邊疆史研究》論文集（1962）。但他的論著偏在近現代，蒙元史方面只寫過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發展。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是哈佛大學的柯立夫（F.W.Cleaves）。二戰前他曾在法國從伯希和學習，並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在我國學者協助下研究《松漠紀聞》，又獲得了不少蒙漢文合璧碑銘摹本，這成為他日後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礎。從1948年起，他連續在《哈佛亞洲研究雜誌》上發表研究元代蒙漢文碑銘、伊利汗給教皇和法國國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獻的論文，還編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羅卜藏丹津《黃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他翻譯和注釋的《元史八鄰部人伯顏傳》（《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56）多達百餘頁，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論文。他研究的面很寬，著述豐富，還撰有《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史料和抵達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課題的文章。主要由於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學在五六十年代成為舉世矚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許多國外學人前往深造。柯氏積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譯本已於1982年出版，但其注釋卷尚未見問世。 馬丁（H.D.Martin）比柯氏略早。三十年代他在綏北考察，發現了元代汪古部的多處墓葬，著有《關於歸化城北聶思脫里遺蹟的初步報告》（《華裔學志》，3，1939）。其後相繼在《皇家亞洲學會雜誌》上發表《蒙古與西夏的戰爭》（1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戰爭》（1943），《蒙古的軍隊》（同年）等文。1950年，出版了專著《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華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資格的比利時蒙古學家田清波神甫（A.Mostaert，1881—1971）和蘇聯蒙古學家鮑培（N.Poppe，1897—1992）先後移居美國，對美國的蒙元史研究推動很大。田清波從1906年到鄂爾多斯傳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語及蒙古事務；後在北京天主教會工作，1948年定居華盛頓附近。數十年中，他撰寫了大量研究蒙古語言、部族和文獻的著作與論文，尤其是鄂爾多斯研究更是獨步天下。到美國後，他與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曾協助從事蒙古史籍的編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並為《黃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書撰寫了專篇緒論。他還發表有長篇的《關於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3，1950；14，1951；15，1952）等重要文章。鮑培戰前已是蘇聯的著名學者，在蒙古語言、文學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獻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49年赴美後，一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執教，吸引和帶領了一班美國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爾、克魯格等人。他繼續發表蒙古語言、文學方面的研究論文，特別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語和八思巴字文獻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貢獻，先後出版了《蒙古書面語語法》（1954），《蒙古語比較研究導論》（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1957，即1941年所出之俄文本《方體字》的英文修訂本，由其學生克魯格編譯）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遊牧民社會組織、血緣關係和封建制度等問題，五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這方面的論文。法夸爾（D.M.Farguhar）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發表過《元代的官印與花押》（《華裔學志》，25，1966），《元朝政府的結構與職能》（載蘭德彰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1981）等文。克魯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學與書志學》（《蒙古學會學報》，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譯本（1967），他的主要成績是在蒙古語言、文獻和衛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出於伯希和門下的著名中亞史專家、匈牙利人塞諾爾（DSinor），在英國劍橋大學執教十餘年後，於1962年來到美國印弟安那大學，創立了烏拉爾-阿爾泰學系和內陸亞洲研究所，使該校成為世界著名的內亞研究中心之一。塞諾爾的蒙元史著述，有關於《卡爾平尼行記》中的蒙古詞語、完者都致法王信以及蒙古與歐洲關係的研究，《論蒙古的兵法》等多篇。他編纂的《歐亞中部研究導論》（1963）文獻目錄對蒙元史研究也極為有用。移居美國的老一輩著名學者還有中國的洪煨蓮，他於1946年應聘赴哈佛大學執教，是該校深受敬重的漢學權威，他並不專門研究元史，但1951年在《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發表《元秘史流傳考》，憑其版本目錄學的深厚根柢對《秘史》與相關史料的相互關係進行縝密考察，無疑是這方面的權威之作。他的另一篇文章《錢大昕的三首元史詩》（《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1956）也觸及許多重要的元史問題。中國蒙元史專家札奇斯欽移居美國後受聘於楊伯翰大學，並繼續從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論集》中收入了他歷年發表的《元代馬政諸考》、《蒙古諸汗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國佛教與道教》等多篇重要論文。早年就移居美國的比利時神甫塞雷斯（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輩學者，他有關明初內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與蒙古的關係，以及《華夷譯語》等文獻的著述，對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參考價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學博士出身的舒爾曼（H.F.Schurm-ann），對元代經濟史有出色的研究。他將《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貨志》譯為英文，加以詳細注釋，於1956年出版。同年，發表了《13世紀的蒙古貢納制》（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發賦斂（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國、波斯和斡羅思的實踐及演變的高水平長篇論文。他還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組織問題》（第25屆國際東方學大會論文，1963）等。但此後即未見有新著述問世。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漢學家牟復禮（F.W.Mote）對中國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隱士》（Wright編《儒士》，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0），《陶宗儀生平諸考》（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紀念文集，1954）等篇。其著名論文《中國專制主義的發展：評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論》（《遠東》，3卷1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問題。 陳學霖於196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任教，是六十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史學界十分活躍的學者。其主要研究領域為金元史，著述頗豐。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劉秉忠：忽必烈朝的佛—道政治家》（《通報》，53，1967）、《緒論》（《宋史研究通訊》，10，1974）等。1978年，他參與發起召開「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思想」學術討論會，編輯了一部此次會議的論文集《元代思想與宗教》（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長篇論文《馬端臨史學思想中的「通」、「變」》。他與羅意果、蕭啟慶合編《元代人物傳》，撰寫了王鶚、楊桓、姚樞、楊維中等傳（先後刊登於《遠東史集刊》）。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傳說》（1986年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討論會論文）、《王文統「謀反」事件與元初政局》（台灣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989）等。勞延煊是1962年的哈佛大學博士，其學位論文為王惲《中堂事記》的譯註。其後又發表《元朝諸帝的季節性狩獵生活》、《金元諸帝遊獵生活行帳》（載台灣《大陸雜誌》26∶3，27∶9，1963）、《中的非漢語名詞詮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現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與生活。 近二十年來，美國湧現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竇德士（J.W.Dardess）重點研究元代中後期史，撰有《彌勒教起義的轉折與明朝的建立》（《亞洲學會雜誌》，29，1970）、《從蒙古帝國到元朝》（《華裔學志》，30，1972—1973）、《鄭氏義門：元末明初的社會組織與理學》（《哈佛亞洲研究雜誌》，34，1974）、《元後期浙江的儒學、地方改革與中央集權》（載《元代思想與宗教》，1982）等論文。其所著《征服者與儒士：元後期的政治變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1）詳細闡述了元中葉以後鐵木迭兒、燕帖木兒、伯顏、脫脫等人為首的政治集團圍繞「儒化」政策及爭奪權力展開的複雜鬥爭及其對元代政治的影響。 羅沙比（M.Rossabi）偏重於內陸亞洲史，尤其是明朝與西域關係史的研究。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發表過《忽必烈與其家族的婦女》、《元明時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載蘭德彰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1981）等論文。他參與組織1978年召開的「10—14世紀東亞多國關係」學術討論會，主編了一本此次會議的論文集《ChinaamongEqual-10至14世紀中國與其鄰國》（1983），並撰寫了「導論」。其後他把撰寫一部《忽必烈傳》作為自己的重點研究計劃，為此翻譯了《元史·世祖本紀》，並仔細搜檢《史集》、《高麗史》及其他多種文字史料：廣泛參閱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經數年努力，於1988年完成並出版了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長篇傳記。羅沙比的漢文相當好，此書在資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統治思想和政治、經濟政策的分析方面，無疑都比以前愛宕松男（1941）和李唐（1978）寫的忽必烈傳前進了一步，從歷史轉變角度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但撰寫一部完善的忽必烈傳記難度相當大，書中對發生在忽必烈朝的複雜的政治派別鬥爭和重大制度變革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陸寬田（LucKwanten）於1972年以《元代的藏蒙關係》獲南卡羅來納大學博士學位。他還先後發表過《元朝皇族的藏語名字》（《蒙古學會學報》10卷1期，1971）、《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虛構還是真實？》（《亞洲史雜誌》，8，1974）、《木華黎評傳》（《宋元研究報告》，14，1978）等文章。1979年，出版了一部大型專著《遊牧帝國：500年至1500年的中亞史》。這是自格魯塞《草原帝國》出版40年來第一部西方學者寫的同類著作，蒙元時期史是此書的重點部分。作者廣泛利用了這40年中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本書內容較前人著作顯得更為新穎。但由於涉及面很廣，作者對其中許多專門問題難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誤之處頗多。洪金富在《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81）上發表一篇書評，詳細指摘了書中主要因誤引、誤解史料（特別是漢文史料）造成的錯誤。蘭德彰（J.D.Langlois）著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他於1974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題為《蒙古統治下的金華學派》。其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亞洲研究雜誌》，48，1978），研究了虞集與元文宗的關係及其在當時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國策和經》（載《元代思想與宗教》），主要討論元代學者對傳統法律和經世治國思想的研究。 陳恆昭於1973年以《至元新格》的復原及元代法制研究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此文1979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制傳統》，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復原及其英譯。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葛德衛（D.Gedalecia）為1971年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元代理學家吳澄》。其後又發表有《吳澄理學思想中的古典主義》（《宋元研究集刊》，14，1978），《吳澄的尊德性與道問學》（載《元代思想與宗教》）等文。愛爾森（T.T.Allsen）著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時期）史的研究。1979年他在明尼蘇達大學獲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是研究蒙哥汗時代大蒙古國的政治和經濟，後經增補、修訂，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題為《蒙古帝國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國、斡羅思和伊斯蘭國家的政策》。此書分別論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權政策和手段、戶口編籍、稅收以及兵力的徵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當深度。他的語言條件很好，得以利用尚無譯本的幾種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歷史選》、《完者都史》等）和廣泛搜檢俄羅斯編年史資料。他的幾篇專題論文——《蒙古在斡羅思的括戶》（《哈佛烏克蘭研究》，5，1981）、《13世紀元朝與吐魯番畏兀兒》（羅沙比編《ChinaamongEqual》，1982）、《西征的序幕：1217年至1237年蒙古在烏拉爾—伏爾加地區的軍事經略》（1983），研究都十分精細，頗多新見。 安迪考特·韋斯特（E.EndicottWest），1982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為《元代的區域和地方政府》，198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政府》。她的其他著述還有《元代早期的決策與人事管理狀況》（「10至14世紀中國皇權統治的演變」學術會議論文，1982）、《元代中國的商人團體：斡脫》（1986年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討論會論文）等。劉元珠在哈佛大學從柯立夫攻習蒙元史，以《元史·奸臣傳》的研究獲博士學位，後在威爾斯利學院任教。撰有《虞集在元史研究中的價值》（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討論會論文，後刊於台灣《食貨月刊》16卷11、12期合刊）、《蒙元儒吏關係：延祐開科與抑吏》（《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1993）等。 日本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於十九世紀末。以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國傳統史學方法，這時開始學習西方，許多學者赴歐美考察、留學，並邀請歐洲學者來日講學，積極引進歐洲的東方學，在著名高等學府創辦史學科和研究機構。於是，出現了一批早期的新派「東洋史」學者，他們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加上傳統的漢學優勢，使日本的東方史研究獲得劃時代的進步。同時，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國東北地區的特權，加緊推行侵華政策，成立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學術調查部，招羅許多學者為之服務，對東北和蒙古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調查研究。特別是三十年代大規模侵華戰爭爆發後，適應占領和統治中國的需要，進一步加強了滿蒙史和遼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謂「異民族統治中國」的經驗）。日本對東北、華北（包括內蒙古）廣大地區的占領又使其學者有條件深入各地進行調查，獲得了更多資料。在上述歷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後來居上，迅速躍居世界前列。 著名漢學家那珂通世（1851—1908）是日本蒙元史研究的開山祖師。其友人三宅米吉也是中國史專家，通曉多種西方語文，1886年赴美、英考察，帶回很多西方書籍，對他們共同創建日本的新「東洋史學」起了重要作用。1896年那珂出任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講師，主要研究興趣轉向蒙古史。文廷式訪日，與那珂及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內藤虎次郎（1866—1934）結識，應內藤之求于歸國後將一部《元朗秘史》（顧廣圻抄本之轉抄本）寄贈之。1901年那珂得到此書，用數年之功據漢字音寫之蒙文原文譯為日文，並利用大量漢文和外文史料（主要從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及多桑《蒙古史》轉引）加以詳細注釋，1907年以《成吉思汗實錄》書名出版。其譯文較準確，注釋中對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闢考證，成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那珂通世遺書》還收入了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 內藤虎次郎的研究領域很廣，成就卓著。元史方面的著述有《蒙文元朝秘史》（目睹書譚，1902）、《蒙古開國之傳說》（1913）、《憲台通紀考證》（1917）、《地理學家朱思本》（1920）、《元末四大畫家》（1920）等篇（參見山根幸夫、大島立子編《元代史研究文獻目錄1900—1970》。以下所列日本學者著述皆見此書及野澤佳美的續編：1971—1988，不一一注出發表期刊名和出版社名）。 白鳥庫吉（1865—1942）畢業於東京大學史學科，後一直在該校任教授。1899年出席在羅馬召開的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提出著名論文《匈奴、東胡民族考》。後兩度赴歐研究並搜集圖書資料。1905年創立「亞細亞學會」（後改名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1909年出版刊物（尋定名《東洋學報》）。1908年組織了滿鐵歷史研究部，重點研究朝鮮、滿洲歷史地理。他本人的研究領域是東北亞、蒙古和西域諸族歷史、語言和文化，著述上百種。豐富的研究成果和積極的組織工作使他成為日本「東洋史」學界的領導人物。其與蒙元史有關的著述主要有：《蒙古民族的起源》（1907。此文中改變原來主張的匈奴為突厥說而提出匈奴為蒙古說）、《室韋考》（1916）、《釋中所見之蒙古語》（1929）等。他以多年之功完成的《音譯蒙文元朝秘史》在1943年出版。後人編輯了他的《全集》。 繼那珂之後，專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內亘（1875—1926）。 他畢業於東京大學史學科，繼入大學院深造，1908年加入白鳥領導的滿鐵歷史研究部，到中國東北進行實地考察和搜集資料。1914年起在東京大學任講師、教授。重點研究蒙元制度及歷史地理，主要論文有《滿洲之元代疆域》（191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會之三階級》（1916）、《蒙古國會「忽里台」考》、《元世祖與唐太宗》（1917）、《韃靼考》（191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東蒙古》（1920）、《元朝之官制與兵制》（1921）、《元朝牌符考》（1922）等，考證精審，多有創見。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論文集《蒙古史研究》（1930），至今仍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 繼白鳥之後，研究北亞、中亞諸族歷史與語言的巨擘是羽田亨（1882—1955）。他也畢業於東京大學史學科，受白鳥影響著意攻習阿爾泰系及伊朗系諸語言；繼入京都大學大學院深造，後在該校任教，做過京大總長、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羽田語言學造詣甚深，利用了當時在西域和蒙古發現的各種文字新資料，在西域文明史、東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鶻史諸方面都有開拓性研究，著述甚豐，幾可與同時的伯希和相比。其蒙元史論文有《蒙古驛傳考》（1909）、《中所見之蒙古文化》（1917）、《元朝對漢文明的態度》（1928）、《關於元朝的海青牌》（1929）、《元朝驛傳雜考》（1930）、《關於蒙古的斡脫錢》（1936）等多篇。後人編刊有《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1957）。 早期日本著名「東洋史」學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還有：藤田豐八（1869—1929），著有《島夷志略校注》（1911）、《宋元時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1916）等；桑原騭藏（1870—1931），著有《蒲壽庚事跡考》1—3（1915—1917，1935年出單行本，有陳裕菁漢譯本《蒲壽庚考》）；田中萃一郎（1869—1923），撰有《關於元代官吏的任用法》（1915），並譯多桑《蒙古史》為日文（1919，上卷；全譯本出版於1933年）；市村瓚次郎（1864—1947），撰有《金元之際的道教》（1929）、《元朝之實錄與》（1930）、《元清兩代統治中國之政策》（1939）等文；中山久四郎（1874—1961），撰有《蒙古時代之回回人考》（1915）、《與元代之關稅與貨物》（1916）、《元版18史略與其正統觀》（1938）等文；稻葉岩吉（1876—1940），撰有《元秘史漢譯年代辨疑》（1911）、《元寇之新解釋》（1938）等文；池內宏（1879—1952），發表過多篇研究元與高麗關係的高水平論文（1917—1930年間），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1931）利用大量日本史料與中國、高麗史料對勘，考說詳明，是研究蒙古侵高麗、侵日戰爭最完備的著作；他還有《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1922）、《元代之怯憐口》（1929）等文。此外，考古學家鳥居龍藏（1870—1953）對東蒙古遼金元遺址的調查，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滿鐵調查部人員關於遼金元時代東北與蒙古歷史、地理的研究，對元史研究者都有參考價值。 有高岩（1884—1968）是較早就重視元代社會、經濟和法律研究的學者，發表有研究元代海運、鈔法、奴隸、科舉、農民生活、法律特點、有關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以約會制為中心、僧侶與社會、財政經濟與社會、訴訟審判制度等十多篇論文，並撰寫《東洋中世史》（1939）元代部分。青木正兒（1887—196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斗，著述甚豐。和田清（1890—1963）是傑出的明代蒙古史專家，其著名論文如《內蒙古諸部落的起源》（1921）、《明初之經略蒙古》（1930）、《兀良合三衛研究》（1930、1932）、《北元世系考》、《擴廓帖木兒之死》（1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還撰有《元代開元路考》（1928、1933）、《元征東都元帥府考》（1936）等文。1959年出版了他的論文集《東亞史研究·蒙古篇》。著名東方學家石田干之助（1891—1974）研究領域廣泛，注重西方學者成果的介紹，元史方面也撰有《關於蒙古西征的二三疑問》（1914）、《文永之役蒙古軍所用「鐵炮」考》（1917、1918）、《關於》（1934）、《元代工藝家尼泊爾王族阿尼哥之傳記》（1941）等多篇。岩井大慧（1891—1971）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論文有《元初帝室與禪僧之關係》（1921，主要研究中觀、海雲師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對禪僧的優待）、《元代喇嘛僧與初夜權》（1932）、《元代之珊蠻教》（1935），《成吉思汗即位與巫覡》（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經濟史上之一新資料》（1936）、《元代之東西交通》（1939）等文。青山公亮（1896年生）早先研究元與日本、高麗三邊關係，三十年代後著重蒙元統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論文為《成吉思汗時代的所謂漢官（特別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機構之一考察》（1940，重點研究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著《元朝尚書省考》（1951）。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還有著名學者石浜純太郎（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記》、《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論文有《元昭宗「宣光」年號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學界湧現了一批學者，二戰以後他們繼續在這個領域努力耕耘，獲得更大成就，成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領頭人物。這一代學者總體上比前輩研究的面更廣，開闢了許多新的課題，論文和著作的數量大大增加，學術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進到新階段。 安部健夫（1903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績。1930年北平圖書館影印出版了殘存的《大元通制》「條格」部分，次年，安部在《東方學報》（京都）上發表《解說》一文，論證它是繼承「古律」（唐、宋律，特別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並指出其意義在於標誌著元朝從「蒙古至上主義」轉向「中華至上主義」的演變。1932年他又發表《與「元律」之關係》，駁正淺見倫太郎提出的《刑法志》來源為所謂「元律」的誤說。1950年，他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時任所長）組織並主持《元典章》研究班，著手對其「刑部」部分進行會讀研究，參加人員先後有岩村忍（組長）、田中謙二、山崎忠、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實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東方學報》特刊），並先後編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冊（油印）。這項工作持續到196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後五年才出版了最後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冊（岩村忍、田中謙二校定。第二冊於1972年出版）。安部發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論文還有《元代「投下」語原考》（1938）、《元代包銀制研究》（1954）、《讀札記三則》（1958）和《元代知識人與科舉》（1959）等篇，後人編刊了一部他的論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他還專長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兒國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兒史是重要組成部分。 岩村忍（1905生）前期的著述有《13世紀東西交涉史序說》（1939）、《蒙古的歐洲遠征》（1941）、《蒙古史雜考》（1943）、《馬可波羅研究》（1948）等幾本書和《拔都卒年考》（1940）、《之西征紀事》（1941）、《元朝奧魯考》（1942）等論文，著重在蒙元與西方關係的研究。1950年參加組織和領導元典章研究班，此後主要研究元代法制與經濟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賠償——燒埋銀與私和錢》（1953）、《之研究——刑罰手續》（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幾篇論文，後者有《五戶絲與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紙幣之膨脹》（1964）兩篇力作。1968年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了他的專著《蒙古社會經濟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謙二是繼青木正兒之後的著名元曲專家，在這方面都有豐富著述（主要是元雜劇的研究、譯釋）。吉川的長篇論文《元諸帝之文學》（1—5，載《東洋史研究》1943—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樂於學習漢文化並具有一定漢文水平的事實（後來德國傅海波對此作了更完備的研究）；參加《元典章》研究期間，撰有《中的漢文吏牘文體》（1954）。田中謙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後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會讀，撰有《中的蒙文直譯體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漢雙文碑刻及其他白話（主要是戲曲、小說）資料，分析與直譯文213體相對應之蒙文語法意義，對理解元代此類文獻極有幫助。後對此文作了修訂，與上述吉川文合刊，作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冊。宮崎市定是日本中國史學界的權威，研究領域極廣，著述等身。其有關元史的重要論作有《宋元之經濟狀況》（1938，《東洋文化史大系》之一節）、《宋元時代之法制與裁判機構——編成之時代、社會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職為中心之蒙漢關係——恢復科舉之意義再探》（1965）等篇，還撰寫了幾種大型中國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實造的研究領域為遼金元清北族諸朝史，特別是遼史。三十年代他曾參加內蒙古遼代遺址考古調查（後著有《遼慶陵》），找到烏丹城附近的漢—蒙文元碑（竹溫台碑和張應瑞碑），撰文作了介紹（《蒙古學》，1937）；並參與東亞研究所組織的所謂「異民族統治中國事例」的撰寫。其蒙元史論文有《元札魯忽赤考》（1930），《阿里不哥之亂——從蒙古帝國到元朝》（1955）、《蒙古族開國傳說與移居問題》（1964）、《中所見之蒙古族譜系——朵奔篾兒干與海都》（1965）等多篇。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國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冊，[金、元]，1971）。山崎忠精通蒙古語，所撰蒙元史重要論文有《別里哥文字考》（1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關保護道教之元白話碑——與八思巴字蒙古文並存之二、三資料》（1955），均載《東方學報》；還有多篇研究《華夷譯語》的論文，惜其早亡（1956），未能繼續其研究。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寫過幾篇研究馬可波羅行記的論文，後來他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1905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關蒙古史籍，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941年出版了《秘史》譯註本，並出了兩種《黃金史》譯註本（1940、1941），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則是1954年出版的總結性專著《元朝秘史的研究》。此外，還撰有關於斡脫錢、怯憐口、投下等問題的研究文章（1935—1938年），翻譯了符拉基米爾佐夫的《蒙古社會制度史》（1942）。他從國外帶回伊斯坦堡本《史集》及其他多種波斯文史籍抄本攝影，1947年撰《拉施都丁書所見民俗學資料》一文，對「金冊」、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傳說作了細緻研究。1958年，受京都大學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啟發，他與小竹文夫協同組織東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長瀨守、大藪正哉、海老澤哲雄等）開辦中國刑法志研究會，首先進行《元史·刑法志》的專門研究，1960年完成後，又接著研究《通制條格》，196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編的《通制條格研究譯註》。在此前後，還發表有《成吉思名字考》（與佐藤誠合撰，1957）、《元代東西文化交流》（1970）、《元代法制史上的「舊例」》（1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傳記（1960）。1983年出版了其論文集《蒙古史論考》。 青木富太郎（1908生）對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會形勢》（1934）、《蒙古忽里台考》（1935）、《蒙古興起時期遊牧民之掠奪》（1936）、《元初行省考》（1938、1940）、《元代的羊馬抽分》等論文和《蒙古之民族與歷史》（1941）一書，戰後發表過《古代蒙古的幼子繼承制》（1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躍》（1961）等文和《馬可波羅旅行記》日譯本（1954、1983）。 這一代日本蒙元史學者中，成果最豐碩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當推村上正二和愛宕松男。村上正二（1913生）三四十年代間就在《史學雜誌》、《東方學報》等著名刊物發表研究元代之斡脫錢、元世祖朝之財政政策、元代兵制、「投下」之意義、奧魯制度、達魯花赤、泉府司與斡脫、地稅等問題的論文十餘篇。戰後數十年來著述不輟，出了許多新成果，重要論文有《成吉思汗帝國建立之過程》（1951）、《蒙古朝治下封邑制的起源》（特別研究「莎余兒合勒」、「忽必」、「奄出」相關問題，1962）、《蒙古部族社會之珊蠻氏族》（1963）、《蒙古部族的族祖傳承》（特別研究部族制社會的構造，1964）、《蒙古帝國建立前之遊牧諸部族》（以《史集·部族志》為中心的研究，1965）、《宋金戰爭期間之太行義士》（1979、1981）等多篇，並為幾種大型世界史、亞洲史著作撰寫蒙元史部分。他的《蒙古秘史》譯註本（第1卷，1970；第2卷，1972；第3卷，1976），特點著重於史事、制度的考釋，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出版了他的自選論文集《蒙古帝國史研究》（1993），從數十篇論文中僅精選9篇收入，可見其對學術的嚴謹態度。 愛宕松男（1912生）的元史研究也是從三十年代開始，戰前先後發表有關元代之錄事司（1936）、色目人（1937）、都市制度（1938）、李璮之亂（1941，此文著重考察其政治意義——蒙古統治下的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並首先對漢人世侯問題作了研究）、海運（1942）、元朝對漢人的政策（1943）等方面論文十餘篇，出了一本忽必烈傳記（1941）。五十年代以來他的主要元史研究成果一是馬可波羅研究，發表過幾篇論文（關於在元年代、地名的考訂），出版了《馬可波羅行記》的譯本（1954、1971，名為《東方見聞錄》）；一是元代經濟史研究，重要論文有《元朝稅制考——稅糧與科差》（1965），《斡脫錢及其背景——13世紀蒙元朝銀的動向》上、下（1973），《元朝斡脫資本之進入南海貿易》（1979）等多篇。1988年出版了《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第4集（元朝史）。他還有契丹史、中國陶瓷史等方面的著作。 三十年代開始從事蒙元史研究的學者還有駒井義明，撰有《蒙古乞顏氏考》（1937）、《成吉思汗稱號考》（1940）、《起輦谷考》（1941）、《論元憲宗》（1942）等多篇論文，著作有《蒙古史序說》（1961）。藤野彪，主要著述為五十年代發表的《元代的遷轉法》（1951）、《關於朱清、張瑄》、《元代的行大司農司——世祖朝之經理》（1953）以及《元朝的金融政策》（1955）、《元朝的經理》（1957）等篇。 還有幾位同時代學者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著述。鴛淵—（1896生，研究滿蒙史），撰有《元征東行省考》（1929）、《八思巴字所記元代漢字字音》（1930）、《蒙古諸部之起源與蒙古種族問題》（1954）、《初期蒙古族之法的規制》等論文。植村清二（1901生），撰有《關於之「跋」的疑問》（1931）、《乃蠻小考》（1961）等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長篇論文《察合台汗國的興亡》1—4（1941、1942刊載於《蒙古》）。櫻井益雄，撰有《汪古部族考》、《怯烈考》（1936）。蒙古語言學家服部四郎，三十年代曾在呼倫貝爾進行語言調查（寫有研究報告），他將《元朝秘史》翻譯為蒙文，但只出了第一卷（1939），重要的是完成了一部《中表示蒙古語之漢字的研究》（1946）；還發表了幾篇就其《蒙文元朝秘史卷一》與小林高四郎的討論文章（1940），以及《元秘史音譯本源典八思巴字說》（1951）等論文。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前島信次（1903生），五十年代發表有《忽必烈副樞博羅考》、《泉州波斯人與蒲壽庚》、《泉州蒲氏興起年代考》、《元末泉州與回教徒》、《元代哈的大師考》等文，並譯出《伊本拔圖塔行記》（1955）。山本達郎，對元初侵略安南、占城、緬甸的戰爭以及與諸國的關係做過系列研究（1939—1941）。以研究中國法制史著稱的仁井田升，有多篇有關元代法制的論文：《元明時代之典當契約研究》（1938）、《之成立與》（1940）、《元代刑法考》（1941）、《元明時代之村規與佃作證書》（1968）等。三十年代，一批日本考古學者在「東亞考古學會」的組織下，深入內蒙古各地進行多次調查，主要成果有水野清二、江上波夫所編《內蒙古長城地帶》（1935）和原田淑人所編《上都——蒙古多倫諾爾的元代遺址》（1941）。原田淑人和駒井和愛都撰有元上都城遺蹟的發掘調查報告（1938、1940），江上波夫撰有《百靈廟鄂倫蘇木元代汪古部王府址之發掘調查》（1942）、《汪古部之景教及其墓石》（1951）等文。研究東方基督教史專家佐伯好郎撰有《內蒙古百靈廟附近之景教遺蹟考》及續考（《東方學報》，1939、1940）。 前田直典（1915—1949）是一位極聰敏、勤奮的學者，1939年東京帝大東洋史學科畢業後即疾病纏身，仍頑強不息，短促一生中寫下了多篇高水平的論文。關於元代鈔法，有《元紙幣的式樣》（1943）、《元代之貨幣單位》、《元代鈔的發行制度與流通狀態》（1944）和《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1947）構成對元鈔法全面的研究；其《元朝行省的成立過程》（1945）一文對蒙元時代行政機構作了精細研究；《十世紀時代之九族韃靼》（1948）是他研究從回鶻汗國滅亡到蒙古國建立這段歷史時期漠北諸部族歷史的第一篇論文，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創見，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這一重要課題的系列研究。儘管他的著述不多，但被公認為是最優秀的元史研究者之一，1973年出版了他的論文集《元朝史研究》。 佐口透（1916生）著重於蒙元時代中亞史特別是察合台汗國的研究，撰有《伊斯蘭世界之察合台兀魯思》（1941）、《察合台汗及其時代》、《14世紀大汗國與西方三王家的連帶性——察合台兀魯思研究》（1942）、《蒙古統治時代之畏兀兒》、《元代中亞站赤考》、《元代塔里木南邊地帶》（1943）等一系列論文。五十年代後主要研究清代中亞史，元史方面的重要著述有《蒙古帝國中之庸兀人》（1950）、《蒙古帝國與西洋》（1977，《東西文明之交流》叢書中的一種），並出了多桑《蒙古史》全書新譯本（1—6，1968—1979）。 護雅夫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北亞史，特別是突厥史和蒙元史。後一方面的重要著述有《探馬赤部族考序說》、《元初之探馬赤部族》（1944）、《那可兒考》、《那可兒序說》（1952）、《之「斡孛黑」語義考》（1955）、《元代畏兀兒土地買賣文書一通》（1963）等論文，著有《遊牧騎馬民族國家——「蒼狼」的子孫》（1967），並出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的譯本（1966、1979），參與編撰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的《北亞史》（1981）。 野上俊靜專長於元代佛教史特別是喇嘛教研究，四十年代以來發表有關於元代之功德使司、佛道兩教之爭、宣政院、上都之佛教、帝師、佛教徒與釋囚問題、喇嘛教與漢人佛教、喇嘛教與民眾等一系列論文，均收入其論文集《元史釋老傳之研究》（1978）。窪德忠是道教史專家，對金元道教特別是全真教很有研究，撰有《金元時代道教概說》（1943）、《金元道教團之性質》（1951）、《初期全真教的發展過程》（1954）、《元代佛道論爭研究序說》（1964）、《全真教之成立》（1966）、《元代佛道關係——以為中心》（1987）等論文。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藪內清，四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有關元代科學技術的論文，他主編的《宋元時代科學技術史》（1967）匯集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科學研究班成員在天文曆法、數學、農業、醫藥、軍事等專門領域的研究成果。 二戰之後繼踵而起的蒙元史學者中，本田實信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 1949年他畢業於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繼入大學院攻讀蒙古史，開始了從波斯原文翻譯《史集》的宏偉工作，並依據《史集》與《秘史》及其他漢文史料對勘，撰寫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1952）、《成吉思汗的千戶》（1953）兩篇論文，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後到劍橋大學攻讀伊朗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擴展到伊朗中世史特別是伊利汗國史。發表論文有《伊利汗國之Iqta制》、《合贊汗之稅制改革》、《成吉思汗之軍制與部族制度》（1961）、《蒙古人之誓詞》、《13、14世紀波斯語文獻中之突厥、蒙古語》（1965）、《阿母河行省考》（1967）、《蒙古之遊牧官制》（1982，主要依據伊利汗國末期文獻《有關官職任命之書記規範》研究營帳官Yurtchi與掌管遺失物bularghuchi）、《札剌亦兒朝之蒙古異密》（1983）、《孫丹尼牙建都考》（1987）等多篇；《史集》譯註工作繼續進行，已完成《部族志》部分（刊印中）。著名蒙古語專家小澤重男對中古蒙語有精深研究，五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考釋《元朝秘史》用語的論文，其巨著《全釋》（5冊，1984、1988）著重語言學的考釋，把《秘史》研究水平大大推進了一步。岡本敬二是東京中國法制史研究會進行的《元史·刑法志》研究和《通制條格》研究兩大項目的主要參加者，並是這兩部《研究譯註》的主編。此外，他還撰有《元代之怯憐口與媵臣》（1953）、《元代之法律》（1961）、《之研究》、《學規篇分?析》（1962）、《元代之奴隸制》（1968）等多篇論文。勝藤猛參加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工作，其間撰有重要論文《關於元朝初期的胥吏》（1958）。後與岩村忍合著《大蒙古帝國》一書（1965），並著有《忽必烈汗》（1966）、《成吉思汗——草原世界帝國》（1972，「人與歷史叢書」之一）兩部傳記，以及《旭烈兀西征》（1971）等論文。井之崎隆興對漢人世侯做了兩方面的專題研究，分析了河北和山東地區兩種類型的世侯（1954）以及世侯在元朝建立過程中的作用（1961）；他還撰有《元代「社」制的政治考察》（1956）和《元代竹專賣及其意義》（1957）。山口修主要研究元朝侵日戰爭（1961）及相關日本史料，著有《蒙古襲來——元寇之真實記錄》一書（1964）。伊藤幸一就元朝建立前後蒙古族的社會經濟——畜牧、礦業、貨幣、土地所有制（遊牧社會的封建制）、「森林之民」等問題寫了幾篇論文（1955—1963），出了一本《蒙古社會經濟考——以元朝成立期為中心》（1965）。 丹羽友三部主要研究元代官制，著述頗多，先後發表闡述元代地方行政系統、行省制度、達魯花赤、御史台和地方監察機構以及監察官分巡制度、倉庫制度、樞密院和行樞密院、俸祿制度、諸寺監機構等備方面論文十餘篇，並校訂、譯註了《憲台通記》（1968、1969，分兩篇刊載於《三重法經》）。此外，他還撰有《成立年代考》（1953）、《元代中國爪哇交涉史》（書、1953）以及研究元征爪哇問題的三篇論文（1954、1972、1974）。其後，牧野修二在元代官制研究方面更為深入、細密，先後發表有《十道宣撫司——忽必烈政權集權化的布局》（1965）、《元朝中書省的建立》、《關於元代升官規定之一考察——特別是漢、南人路府州縣官的情況》（1966）、《元代勾當官體系之研究》1—5（1972—1976）等論文。《勾當官》一文經補訂於1979年出了單行本，分五章考察了見習吏員、司吏、書吏、典吏、令史與掾史，是對元代吏制中最重要部分的系統、深入的研究。他又研究元代教育，撰有《元代之儒學教育——以教育課程為中心》、《關於元代廟學書院之規模》（1979）、《元代生員之學校生活》（1980）等文。近年發表的論文有《成吉思汗攻金》1—3（1986—1988）和《金末元初士人的轉變》（1987）。宋史專家柳田節子著重於鄉村各階層地位及其賦役負擔研究，兼及元代，撰有《元代鄉村之戶等制》（1977）、《元朝治下農村社會之回民》（1986）等文，其代表作《宋元鄉村制研究》（1986）對了解元代鄉村社會結構很有幫助。 海老澤哲雄曾參加《元史·刑法志》的集體研究，並撰寫《有關「約會」的記錄》（1962）。他研究的課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蒙元制度，發表有關於封邑制度（1962、1966）、探馬赤軍、蒙古軍人與漢人奴隸（1966）、投下制度（1967）、怯憐口（1969）、東道三王家（1973）以及僧道免稅問題（1986）等論文多篇；二是蒙古與西方的關係，撰有《蒙古帝國·西域交涉史上的一個問題——關於野里知吉帶致路易九世信》（1976）、《論蒙古帝國的對外文書》（1979）、《所謂「蒙古使節」訪問路易九世事件》（1980、《關於1285年阿魯渾汗致教皇信》（1982）和《蒙古帝國對外文書管見》（1987）。 吉田順一著重古代蒙文歷史文獻和蒙古遊牧經濟及社會制度的研究，著述頗豐，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之歷史性》（1968）、《羅卜藏丹津黃金史引用之秘史》（1972）、《阿薩拉格齊史與秘史》（1978）、《11—13世紀蒙古人之遊牧與狩獵》（1981）、《蒙古帝國時代蒙古人的遊牧與轉移》（1983）等多篇，並撰文就遊牧封建制問題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論」提出自己的見解。萩原淳平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明代蒙古史，蒙元史方面也有幾篇重要論文：《木華黎王國的成立過程》（1978）、《木華黎國王麾下探馬赤軍考》（1977）和關於這個問題的《再論》（1982，與楊志玖討論）、《成吉思汗陵墓與鄂爾多斯——以忽必烈的蒙古政策為中心》（1987）。 大藪正哉對元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政策和法規做了一系列專門研究，論文課題包括有關僧人的出家與度牒法令、僧尼犯罪問題的規定（為《元史·刑法志》研究之一）、民間信仰的法令、僧人稅糧與詞訟的規定、和尚頭目、江南之佛寺道觀等各方面。其《元代法制與宗教》一書（1983）匯集了上述研究成果。竺沙雅章對宋元佛教有精細的研究，撰有《元代白蓮宗之一考察》（1980）、《宋元代之慈恩宗》（1983）、《宋元代杭州寺院與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經考》（1984）、《宋元佛教與庵堂》（1987）等多篇論文。稻葉正就是研究西藏史和藏傳佛教的專家，他與著名藏學家佐藤長合譯了重要的元代藏文名著《紅史》並加詮釋（1964），此外還發表有《元帝師考——以為史料》（1960）、《有關元帝師的研究——以系統和年代為中心》（1965）、《元代五台山之佛教》（1962）、《元喇嘛僧膽巴考》（1963）等論文。藤島建樹也主要從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後撰文論述了元朝統治者的崇佛、后妃的佛教信仰、統領佛教的中央機關宣政院及其與權臣的關係、集賢院與正一教、元朝政治與佛教、禪僧中峰明本、笑隱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權治下河東地區的發展等問題。此外還撰有《元朝治下漢人一族之進展——藁城董氏》（1986）。 近二十多年，日本又連續出現了許多有成績的蒙元史研究者。植松正側重於元代法制與江南地區的研究，相繼發表了《關於江南豪民朱清、張瑄——以其被誅與財產抄沒為中心》（1968）、《彙輯並解說》（1972）、《關於元初江南的征?稅體制》（1974）、《元代條畫考》1—8（1978—1983）、《有關元初法制之一考察》（1981，著重研究其與金制相關者）、《元代江南地方官的任用》等論文，並編制了《元典章年代索引》（1980）。其《條畫考》彙輯散見於諸書的元政府歷年所頒各類條畫，按時間先後編排，並加說明，為研究元代各項政策法令提供了便於利用的資料。原山煌的研究領域為蒙古史，主要論文有《北亞遊牧民族史研究之一視點》（1971）、《蒙古狩獵考》（1972）、《關於蒙古遊牧經濟之脆弱性》（1982）以及關於《元朝秘史》版本等問題的研究論文多篇，並編集了一本收錄很全的《元朝秘史有關文獻目錄》。大島立子主要研究元代政治與諸色戶計，撰有《元朝統治漢族之一考察——以軍戶為中心》（1971）、《元末農民叛亂的背景——江北地區的情況》（1977）、《元代戶計與徭役》（1980）、《元代的儒戶》（1981）、《元代湖廣行省的統治——以對溪洞民的政策為中心》（1985）等論文；最近出版的著作《蒙古之徵服王朝》（1992），第一篇綜述元朝前期史和統治機構，第二篇研究了元朝的稅制和諸色戶計中的匠戶、軍戶、儒戶，這一部分是作者多年研究的著力點。太田彌一郎研究重點也是戶籍與賦役制度，論文有《元代的漢軍戶及其農業生產》（1974）、《元代站戶的形態——以馬站戶和水站戶為中心》（1977）、《元代之種佃戶》（1979）、《元代之哈剌赤軍與哈剌赤戶——探馬赤戶之理解》（1981）、《元初之合戶制與課稅戶》等多篇。 池內功對漢人世侯作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其系列論文《蒙古經略金國與漢人世侯的形成》1—4（1980—1981）搜集了河北、山東和山西地區四十多家大小「世侯」資料，修訂了愛宕松男所列「世侯分布表」，並一一分析了他們歸降蒙古的方式和在蒙古攻金中的作用。《李全論》（1977）、《史氏一族與蒙古攻金》（1980）和《阿里不哥戰爭與汪氏一族》（1986）分別考察了三家世侯的不同背景、地位及其與蒙古統治者的關係。相關論文還有《忽必烈政權的成立與其麾下漢軍》（1984，研究忽必烈建立以漢軍為主的直屬軍的原因以及漢軍在戰勝阿里不哥中的作用）等。松田孝一對分封制度作了多項深入的個案研究，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比勘，取得了突出成績。其《蒙古的漢地統治制度——以分地分民為中心》（1978）、《元朝的分封制——以安西王事例為中心》（1979）、《旭烈兀的東方領地》、《雲南行省的成立》（1980）諸文研究了蒙古貴族的漢地食邑分封和宗王封藩出鎮制度；《海山之出鎮西北蒙古》（1982）和《滅里帖木兒及其勢力》（1988）研究了漠北地區鎮邊宗王的權力和阿里不哥家族受封的蒙古軍民。 杉山正明著眼於大蒙古國的構成——成吉思汗子弟分封和東西道諸兀魯思的研究，論文有《蒙古帝國之原像——以成吉思汗一族分封為中心》（1978）、《忽必烈政權與東道三王家》、《豳王出伯及其譜系——元明史料與波斯文的比較研?究》（1982）、《兩支察合台家族》（1983）、《1314年前後之元西境兀魯思札記》（1987）等多篇。他在波斯文史料的搜集方面花了很多功夫，以波、漢文史料對勘方法研究蒙古史，故能多有創穫；在本田實信主持的《史集》譯註工作中他起了很大作用。此項工作的另一重要參加者志茂碩敏專長於伊利汗國史研究，主要論文有《合贊汗政權的核心群》（1979）、《伊利汗國建立後的原「亞塞拜然軍政府」軍隊》（1980，即拜住所統蒙古鎮戍探馬軍）、《合贊汗死後伊利汗國蒙古諸勢力的消長》（1981）、《伊利汗國的蒙古人》（1984）等篇。作者利用《史集》、《瓦撒夫史》、《完者都史》、《史集續編》、《史選》、《也里史》等多種波斯文史籍，非常詳細地論列了來到伊朗的蒙古軍各部萬夫長、千夫長及其後裔在伊利汗國歷史演變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伊利汗國史的還有北川誠一和井谷鋼造，撰有論述蒙古征服和統治波斯、谷兒只和魯迷蘇丹國的論文。加藤和秀在察合台汗國史研究方面很有成績，主要論文有《察合台汗國的建立》（1978）、《怯別與牙撒兀兒——察合台汗統治體制的確立》（1982）等篇。研究元代蒙古地區和西域諸兀魯思史的還有：堀江雅明，發表論文《蒙元時代的東道三兀魯思研究序說》（1982）、《帖木格斡赤斤及其子孫》（1985）、《霍格欣德爾碑與宣威軍城址》（1988）；村崗倫，論文《昔里吉之亂》（1985）、《海都與中亞——以塔剌思大會為中心》（1988）；福島伸介，論文《關於12—13世紀蒙古社會中的「兀魯黑」——作為親族構造論之外婚集團分析》（1985）；宇野伸浩，論文《槐因·亦兒堅考——蒙元朝之森林諸部族》（1985）、《蒙古帝國之斡耳朵》（1988）。 片山共夫對怯薛組織進行了一系列專題研究，發表的成果有怯薛輪番制、怯薛職掌、怯薛與元朝官制、怯薛出身者的門第、昔寶赤、必闍赤、玉典赤和八剌哈赤等各個課題的論文；其他方面的論文有《從阿合馬被暗殺事件看忽必烈朝政治》（1983）、《元代的士人》和《元代的鄉大夫》（1984）。大葉升一主要研究軍事制度，論文有《元代的侍衛親軍——以蒙古、色目人軍隊為主體》（1979）、《關於蒙古軍隊的編成》（1980）、《蒙元朝的稱海屯田》（1982）、《元代的探馬赤軍》（1984；又《再論》，1988）、《蒙元朝的軍隊組織——以指揮系統和編成方法為主》（1986）等多篇。蓮見節發表有《元朝治下的蒙古地區——以「所部」、「投下」與「愛馬」為中心》（1980）、《探馬赤考》、《所見之「阿勒斤赤」?與「莽來」》（1982，按：兩詞皆意為「頭哨」）、《蒙古軍的移動與「奧魯」》（1985）、《左翼軍與木華黎軍的編成問題》（1988）諸?文，研究重點為蒙古軍制。井戶一公則就侍衛親軍的成立、諸衛的設置、侍衛親軍的構成與軍官問題分別撰文作了論述（1982、1983、1984）。 森田憲司注重利用碑刻資料，撰有《元前期石刻中所見之科舉制度用語》（1982，主要研究「前進士」問題）、《圍繞濟南路教授李庭實考察碑文撰者教官階層》（1983）、《李璮叛亂之前——根據石刻史料》（1988，此文對《元史》李傳有重要的補正）等文。西尾賢隆主要研究佛教史，撰有《元代江南統治中的佛教》（1971）、《元代的叢林經營》（1973）、《元代的童行》（1975）、《元代的中峰明本及其道俗》等文。北村高也發表有這方面文章：《元朝色目人也里迷失的佛教活動》（1981）、《高麗王王璋之崇佛》（1985）等。 蒙古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蒙古國語言、文學、歷史等學科的研究逐步發展，四十年代以來更有顯著進步。 1926年，札木揚在車臣部一個永謝布台吉家發現了羅卜藏丹津的《黃金史》，查姆察蘭諾撰《17世紀的蒙古編年史》一文作了詳細介紹和研究（載《蘇聯東方學研究所著作集》，1936），1937年此書木刻本在烏蘭巴托出版。這是蒙古研究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滿、漢文蒙古史料的翻譯工作有組織地進行，先後有《聖武親征錄》、《元史》、《元典章》的蒙文譯本（部分）。最重要的成績是達木丁蘇隆將《元朝秘史》（根據漢字音寫蒙文，參考俄人柯津轉寫本）譯成了現代蒙文書面語（1947年出版；1957年又以「新文字」即斯拉夫字母蒙文出版），並將見於《黃金史》而《秘史》原本沒有的內容補入相應段落。達木丁蘇隆是一位傑出史學家和文學家，他還著有《蒙古文學簡史》（1957年出版，已有漢譯本），書中對《秘史》及有關蒙元時代的其他歷史文學作品如《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等作了較詳細評介。 五十年代，蒙古和蘇聯學者合作編著了第一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1954年俄文版，1955年蒙文本）。蒙古方面參加者主要有錫林迪布、達木丁蘇隆、納察克多爾吉、彭楚克諾爾布、普日勒等。1956年，蒙古、中國、蘇聯聯合發起由三國學者合作編著一部多卷本蒙古通史，先後在烏蘭巴托和莫斯科召開了討論會，擬定了詳細提綱和分工計劃。後中、蘇兩國學者沒有參加撰寫，由蒙古國學者於1961至1965年間獨自編纂完成了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1966至1969年出版。第一卷第二部分是蒙古興起迄於十六世紀的蒙古諸部。納察克多爾吉撰寫了第一篇第二章蒙古封建國家的形成，第三章成吉思汗的征略，第二篇第一章窩闊台時代的蒙古帝國，第三篇第三章元代的蒙古地方，以及第四篇十四至十六世紀的蒙古三章，承擔份量最多。伊西札木茨撰寫了第二篇第二章貴由和蒙哥時代的蒙古帝國，第三篇第一章元朝的建立（與達賴合撰），第二章十三世紀後半葉、十四世紀前半葉的元朝，第四章西北三汗國，第五章蒙古帝國的滅亡。比拉撰寫了第三篇第六章蒙古帝國的對外關係，第七章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文化和第四篇第四章封建割據時代的蒙古文化。各章作者也就是蒙古國的主要蒙元史專家。普日勒兼長歷史與考古，著重遼代至元代的研究。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他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包括蘇聯學者吉謝列夫領導的和林城等處發掘），收穫甚豐。所撰《蒙古境內的遼代城市和居民點》（載《蒙古考古集》，莫斯科，1962），全面介紹了土拉河支流喀魯哈河旁青托羅蓋故城（遼代鎮州）及其東、西二小城，克魯倫河上游溫都爾汗西之二故城，中游之巴爾斯和屯一號故城等十餘處遼代城寨遺址，並對照《遼史》等漢文史料作了考證。這是他五十年代發表的一系列考古報告的總結。他還撰有《關於克魯倫巴爾斯故城的發掘與研究》（據載為順帝北遷時所建）、《關於蒙古和民主德國聯合考察團的工作》（介紹成吉思汗曲雕阿蘭大斡耳朵的發掘，載《蘇聯考古學》2卷6期）、《契丹人及其與蒙古人的關係》、《蒙古古代及中世紀城鎮簡述》、《成吉思汗石題銘》、《10—11世紀斡難——怯魯連諸部》、《8—12世紀斡難——怯魯連蒙古人》等多篇文章。根據考古和歷史地理調查，他寫了一本《秘史地名考》（1958），其中一些地名的古今勘同頗有參考價值。 納察格多爾吉三十年代末就開始從事蒙古史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研究領域包括元代至清代各個時期，在檔案資料的發掘和社會制度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樹。有關蒙元史的主要論著有《成吉思汗繼承者諸汗時期蒙古帝國的封建分裂》、《論》、?《蒙古封建制的經濟基礎》、《遊牧封建制度的特點》等多篇，並翻譯過一部分《馬可波羅行記》。他還與錫林迪布合撰了《喀爾喀史》（1963）。近年他完成了專著《成吉思汗傳》（1991），正接著進行《忽必烈傳》的撰寫。 伊西札木茨的研究領域包括外蒙古地區古代從匈奴至蒙元各個階段歷史。蒙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論蒙古民族的形成》、《蒙古統一國家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蒙古封建國家及其形成的條件》等多種。近年蒙古國正著手重編蒙古通史，這一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 比拉著重蒙古文化史研究，通曉藏文。著有《蒙古的藏文著作》、《關於公哥朵兒只的幾點評論》、《古代蒙古歷史編纂?學的一些問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等。最近出版了他的論文集《蒙古歷史、文化和歷史學研究》（東京，1994）。 達賴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學留學，漢文甚好。他主要從事元代蒙古史研究，著有《蒙古薩滿教簡史》、《的蒙文翻?譯》、《元代蒙古史的一些問題》、《13—14世紀的蒙漢關係》等多篇。其專著《13—14世紀的蒙古》（莫斯科俄文版，1983）是他在1973年所著《元代蒙古》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特點是廣泛利用了漢文史料和中國學者研究成果（約達二百種）。近年他著手修訂這部著作，以便更多地吸收各國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語言、歷史學家仁欽精通歐洲語文，五十年代初以來在歐洲刊物上發表了很多論文（主要用法文寫成）。其有關蒙元史者有《不兒罕哈勒敦名稱釋》、《烏蘭巴托國家博物館藏三方八思巴字銅印》、《漢蒙文蒙哥汗祝福碑考釋》①等，還寫過多篇研究蒙古印章學以及薩滿教的文章。 《秘史》研究受到蒙古國學者特別重視，除老一輩學者達木丁蘇隆外，成績最多者應推嘎丹巴，他從六十年代初以來陸續發表《秘史》的整理、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1959年在烏蘭巴托召開了第一次國際蒙古研究大會，此後每五年召開一次，並改稱國際蒙古學家大會（1987年第五1992年第六屆大會都有我國學①所謂「蒙哥汗祝福碑」即元憲宗七年外剌部駙馬八立托所立「釋迦院碑記」，系1955年蒙古學者那木南多爾吉發現並著文作了初步研究，同時達木丁蘇隆亦撰文進行考釋。此碑現存蒙古國家博物館。者參加）。蒙古史是會議的主要議題，對蒙古國和世界各國的蒙元史研究和學術交流都起了推動作用。大會秘書處編輯的《國際蒙古研究通報》，刊登各國學者的論文和研究動態報導，現已出版了10期。 其他國家匈牙利從十八世紀開始就有許多學者熱心於研究匈牙利部落的東方起源，至今不衰。他們多著重匈語與蒙古語、突厥語的比較研究，取得了可觀成績。本世紀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東方學家李蓋提（L.Ligeti，1902—1987），把該國的東方學、特別是蒙古語言、歷史研究提高到先進水平。1928—1930年間，他在蒙古（長城——戈壁間）訪問，住喇嘛廟，深入研究了南部和東部蒙古語言，並搜集了大量蒙、滿、藏、漢文寫本（後贈與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1936年旅行阿富汗，找到並研究了當地的蒙古人及其語言。1939年他創立了布達佩斯大學內陸亞洲講座，第一個開設了蒙、藏文課程；後又創辦《匈牙利科學院東方學報》（ActaOrientalia），該刊成為國際東方學核心期刊之一；並編輯出版《匈牙利東方叢書》。李蓋提的最大貢獻是蒙元時期蒙文文獻的整理、翻譯與研究。1962年他完成並出版了《蒙古秘史》的匈文譯註本；其後編刊系列《蒙古語文獻叢書》，其中有他的《蒙古秘史》拉丁字轉寫本（1971）、《八思巴字文獻》（1972）及《索引》（1973）、《前古典文獻（畏兀字）》（1972）、《編入羅卜藏丹津中的畏兀字原文》（拉丁字轉寫，1974）等多種。他還撰有《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報》，1930）、《蒙文：一件中世蒙文文獻》（1948）、《評韓百詩》（《東方學報》，1955）、《八思巴字》（同上，1956）、《八思巴字殘頁》（同上，1964）、《乞剌可思書中的蒙古詞彙》（同上，1965）、《中的祖先獻祭》（同上，1973）等多篇論文。 李蓋提的學生有幾位在蒙古學上也很有成就。貝塞（L.Bese，1926—1988）擅長蒙古語，特別是喀爾喀和布里亞特方言研究，並撰有《關於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1974）。他晚年從事於《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據悉其著作即將出版。羅納·塔思（A.Rona-Tas）在塞格德創立了阿爾泰研究講座，發表過很多篇關於阿爾泰系語言、宗教、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論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語借詞和古藏語方言的發展》（1966）等。卡拉（G.Kara）繼承其師的布達佩斯大學內亞研究講座併兼任匈牙利科學院阿爾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領域頗寬，主要在語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語研究的論著水平頗高；有關蒙元史的論文有《雲南王阿魯的蒙古文碑銘》（《東方學報》，1964）等篇。烏萊·克哈爾米（K.Uray-Kohalmi）開始從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後轉向歷史民族學、民俗與神話研究，她的《與民族學內容相似的西伯利亞情況》（《蒙古研?究》，1970）、《草原遊牧民武器裝備的歷史分期》（同上，1974）等論文都涉及蒙元史。此外，勞林茨（L.Lorincz）著重蒙古小說、民間故事（主要是《格薩爾》）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中的歷史敘事詩》（《14屆國際阿爾泰學常會論文》，1975）等文。他還寫過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後譯為法文。 瓦沙里（I.Vasary）的《金帳汗國》一書（布達佩斯，1986）對文化、蒙古軍隊、國家和社會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處是提供了關於蒙古法與伊斯蘭法、蒙古與突厥習慣法並存的重要資料（這是作者專長的領域）。但書用很少人能讀的匈文寫成，又無注釋及文獻目錄，是很大缺陷。 波蘭傑出的東方學家科特維奇（W.Kotwicz，1872—1944）在蒙元時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貢獻。他於上世紀末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畢業後，長期在俄國擔任東方事務官職和彼得堡大學教職，講授蒙、滿語並從事研究。1923年轉到波蘭的大學任教，開設蒙、滿語及中亞遊牧民族史課程；同年出任波蘭東方學會會長（直到去世），後又任該會《東方學報》主編（1927—1939）。有關論著主要有：《蒙古與畏兀兒關係的一些新資料》（《東方學報》2，1924），《關於的版本》（俄《亞洲博物館東方學?部紀要》，1925），《額爾德尼召的蒙古碑銘》（俄《人類學與人種學博物館論文集》5，1925），《雷慕沙發現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註》，《再談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詞》（原載1933、1936年《東方文叢》4、10，重刊於《東方學報》16，1950），《阿爾泰研究叢稿》（「關於驛傳的名稱」，「關於突厥、蒙古、滿族之稱號」兩則，載《東方學報》12，1936）等。 科特維奇的學生列維茨基（M.Lewicki，1908—1955）專注於八思巴字與古代蒙古語研究，所著《方體字蒙文碑銘》（1937）、《14世紀漢字譯寫的蒙古語：研究》（1949）和《突厥語與蒙古語研究》（《東方學報》15，1949。突厥—蒙古若干詞語的比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惜英年早逝。其學生卡魯任斯基（S.Kaluzynski）在蒙古語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績，並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蘭文譯本（1970）。 捷克本世紀出了兩位著名的東方學家：卡爾·雅恩（KarlJahn）和普哈（P.Poueha）。雅恩（1906—1985）在其故國和德國、荷蘭、奧地利等國都工作過，長期擔任維也納大學東方研究所教授，國際性東方學期刊《中亞雜誌》主編。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語，最大的貢獻是《史集》的校勘和譯註，先後出版了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幾個部分的校勘本和譯本：《合贊汗傳》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倫敦，1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傳》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1941；海牙，1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譯本（萊頓，1951）、《印度史》原文影印本連同其所撰有關論文（海牙，1965）、《烏古思史》刊本（維也納，1969）、《中國史》刊本（維也納，1971）。此外，他還發表有《伊朗的紙幣：蒙古時代伊朗文化史、經濟史之一研究》（捷《東方學》，1938）、《關於怯失迷兒和蒙古人的札記》（《中亞雜誌》，1956）、《Kamalashri——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與教言」：蒙古時期佛教的一種史料》（同上）、《關於蒙古人世系的一個印度傳說》（Charisteria，1956）、《關於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屆國際阿爾泰研究常會論文》，1963）、《拉施都丁對中國文化的一些觀念》（《中亞研究》，1970）等多篇富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普哈（1906—1986）從1948年起一直在東方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到退休（1970），並在查里斯大學開設講座，在布拉格外語研究所講授蒙、藏文。1955年到蒙古進行了學術考察，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印度學、藏學和蒙古學，尤以蒙古學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別表現在對《蒙古秘史》的研究。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成吉思汗的譜系》（《亞洲研究》，1954）、《中的音節重複、頭韻、詞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稱》、《唐兀人阿沙敢不》、《中的兩個地名》（以上三篇均載《中亞雜誌》，1955），《馬札兒、馬答撒里、馬察羅亦——之一考釋》（匈《東方學報》，1955）、《內陸亞洲的紀年法》（《中亞雜誌》，1962。包括有一張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曆法的對應表》，《作為14世紀蒙文詩的居庸關兩段蒙文碑銘》（同上，1963）、《論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內容與重建》（《蒙古研究》，1970）等。其代表作《叢考》（布拉格，1956）就古代蒙古各類名稱及其詞源、成吉思汗的譜系、蒙古軍隊組織與戰術、日常生活和社會組織、十三世紀蒙古文化特別是《秘史》中的韻文，以及《秘史》作者（認為是失吉忽禿忽）和原文（認為最初用漢文寫成）等問題分別作了討論，這是他研究《秘史》的總結性著作。同年還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譯本。 芬蘭十九世紀前期卡思特倫（M.A.Castren）開始研究蒙古（布里雅特）語言和宗教。本世紀前期出了位卓越的東方學家蘭史鐵（G.J.Ramstedt，1873—1950），1898至1912年間，他三次到蒙古作學術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資料，特別重要的是發現了突厥文《回鶻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鶻愛登里羅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時期還考察了阿富汗和伏爾加河蒙古人。1906年起在赫爾辛基大學任教（其間1919—1929年出任駐日本外交官），開設古蒙古語等課程。蘭氏的最大貢獻是阿爾泰系諸語尤其古突厥——蒙古語的比較研究，著作宏富。與蒙元史有關的論文主要有《吐魯番出土的蒙文信件》（1909）、《蒙古文方體字殘片》（《芬-烏格爾學會雜誌》，1911）、《蒙古時代的聶恩脫里教遺蹟》（1934年在芬蘭東方學會的講演，發表於《芬-烏格爾學會雜誌》，1951）、《古代突厥與蒙古稱號》（1939年在芬-烏格爾學會的講演，發表於同上雜誌）等篇。所編大型《卡爾梅克詞典》和《蒙古語詞源字典》（1935）對蒙元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工具書。 蘭史鐵的學生阿爾托（PentiAalto，1917生）出色地繼承了其師的事業，1950年獲博士學位後一直在赫爾辛基大學任教；1958年起任比較語言學教授，主要為梵語和印-歐語言學，但也以很多精力從事阿爾泰系諸語特別是蒙古語研究。整理編輯老師遺著（三卷本巨著《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卡爾梅克民歌集》等多種）是他的一大貢獻。他本人的著述也很豐富。從四十年代起就開始研究《秘史》，發表有《研究史略述》（《芬-烏?格爾學會雜誌》，1951）等文，並完成了《秘史》的芬蘭文譯本（未刊）。其他有關蒙元史的論文主要有《曼納海姆所得蒙文方體字殘頁》（《東方研究》，1952。本文最早發現此件木刻八思巴字蒙文殘頁是《薩迦格言》的第一頁左下角，並指出這一殘頁首次證明了元代八思巴字用於印刷）、《蒙文方體字〈薩迦格言〉的第二張殘頁》（《芬-烏格爾學會雜誌》，1954）、《成吉思汗的名號與印璽》（匈《東方學報》，1963）等多篇。丹麥1893年，哥本哈根大學教授陶木生（V.Thomsen，1812—1927） 以解讀通古突厥文碑文的劃時代成就奠定了丹麥東方學的國際地位。其後，格倫貝克（KaareGronbech，1901—1957）從事突厥學、蒙古學研究，有不少重要著述。他曾參加1938—1939年的蒙古考察。長期擔任哥本哈根大學教授，開設蒙古語等課程，與他的學生克魯格（美國學者）合著了一部《古典（書面）蒙古語導論》（1955）。 義大利三十年代，由傑出藏學家杜齊（G.Tucci，1894—1984）發起創建了義大利中東遠東研究院，杜齊擔任副院長、院長，先後創辦研究院院刊《亞洲研究》（Asiatica，1935—1943）、《東方和西方》（1950—1978）並擔任主編；從1950起又主持編輯出版《羅馬東方叢書》。中東遠東研究院及其刊物、叢書成為義大利東方學的中心機構和園地。杜齊的藏學論著達百餘種，成就之大無與倫比。所撰西藏宗教與歷史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蒙元史的內容，尤其是其三卷本巨著《西藏畫卷》（羅馬，1949），收入了許多種重要藏文史料，包括沙魯寺12件元代文書（原文與英譯）、《薩迦世系》、《沙魯世系》、《如意寶樹》等等（英文摘譯）；第一卷開頭就是一篇很長的《13至18世紀中部西藏簡史》，對元代西藏有較詳細論述。 杜齊的學生畢達克（L.Petech）也是著名藏學家，他在蒙元史尤其是元代西藏史研究方面有更多成績。他曾對蒙元朝與西方的關係作過研究，撰有《赴蒙古汗廷的教皇使者卡爾平尼》（《東方與西方》，1955）、《蒙古帝國的義大利商人》（《亞洲雜誌》，1962）。1978年在「10—13世紀東亞多國關係」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了長篇論文《西藏與宋和蒙古的關係》（收入羅沙比編的會議論文集ChinaAmongEquals，加州大學出版社，1983），從此對元代西藏史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連續發表《元代中國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東方學報》，1980。此文最早據《漢藏史集》資料指出桑哥出身於藏族噶瑪洛部落）、《蒙古在西藏的括戶》（《紀念黎吉生西藏研究文集》，1980）、《西藏邊境地區的元朝機構》（H.Uebach編《西藏研究》，慕尼黑，1988）、《元代關聯西藏的諸王》（T.Skorupski編《印度-西藏研究》，1990）等論文。1990年出版的專著《中部西藏與蒙古人》（《羅馬東方叢書》第65種）是他這方面研究的總結性成果。此書對蒙元朝統一西藏的經過（元與薩迦關係的建立）、統治制度（宣政院、帝師、行政機構、本欽、括戶、賦稅、萬戶、驛站）和薩迦權力的興衰等作了全面考述，其最大價值是利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包括義大利中東遠東研究院圖書館所藏的數種木刻本和手稿。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系教授羅意果（IgordeRach·wiltz，）是目前國外蒙元史研究成果最豐碩、貢獻最突出的專家之一。他兼精蒙、漢語文和歷史，善用語言比較方法。1961年以《13世紀蒙漢文化的接觸——耶律楚材研究》獲澳國立大學博士學位，此後一直以蒙元前期史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點之一是漢蒙文化接觸的相互影響與演變，其耶律楚材研究，尤其是長篇論文《蒙元早期華北人物述略》（《東方經濟史社會史雜誌》，1966）可視為這方面的優秀代表作。此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蒙金戰爭期間契丹、女真、漢人士大夫（官僚、士人、宗教首領等類）和地方武裝頭目的背景、動向以及他們在蒙古滅金和統治華北中的作用，有許多很有見地的中肯論析。他還完成了耶律楚材《西遊錄》的英文譯註本，注釋很詳細。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元朝秘史》和早期蒙古國家。1965年他就寫過一篇《蒙古秘史年代考》（載《華裔學志》），1971年起連續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集刊》上發表其《秘史》英文譯註，至1985年刊載完畢。其注釋兼顧歷史和語言，最突出的特點是廣泛吸收各國（包括中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不啻為讀者提供了一份詳細的研究文獻目錄。1972年出版了《秘史》的拉丁字轉寫和用計算機做出的最全索引，極便讀者。這方面的重要論文有《論成吉思汗帝國的思想基礎》（《遠東史集刊》，1973）、《罕、合罕和貴田印璽》以及近年發表的《成吉思汗/合罕稱號再探》（《慶祝鮑培教授九十壽辰論文集》，1989）等。《再探》一文回顧了前人關於成吉思汗稱號的各種解釋，最後根據新獲得的語言學證據，即九至十世紀的一件葉尼塞古突厥文墓銘中的Cingis一詞（法國學者巴津於1985年才確定了此詞的正確讀法），證明「成吉思」之號來自這個突厥詞，意為「兇猛的」、「強碩的」、「堅固的」；在討論「合罕」一詞時，羅氏詳細引述了伯希和未刊手稿《14世紀的一部阿拉伯—蒙古詞彙和一部漢蒙詞彙》中有關此詞的注釋及其他論著中的論述，將伯希和的見解概括為六點，作了評介。此外，他主編的《金元人文集傳記資料索引》（3卷，1970—1979），除文集外還收羅了元代政典、別史、遊記、方誌、金石、釋道史著等類書，較前人同類索引書更為齊備。他與蕭啟慶、陳學霖共同編撰（並邀約其他學者參加撰稿）的《元人傳記》（YuanPersonalities），陸續在《遠東史集刊》刊出，第一部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時期）已完成出版。 由於蒙元史學科的世界性特點，很多國家都有學者從事研究。如伊朗學者對波斯文史料和伊利汗國史的整理與研究，阿拉伯國家學者對阿拉伯文史料和蒙古與阿拉伯世界關係的研究，印度學者對蒙古帝國前期入侵印度諸役以及察合台汗國、伊利汗國與印度關係的研究，朝鮮、越南、緬甸、印尼等國學者對蒙元朝與本國關係的研究，都各有特色。韓國資深學者高柄翊撰有《14世紀高麗—蒙古關係的一個方面》（第一次亞洲歷史學家國際會議論文，1960）、《伊斯蘭教徒與元代社會》（《歷史學報》，1961）、《蒙古—高麗之兄弟同盟的性質》（《白山學報》、1969）、《13世紀蒙古征服與統治的模式》（第三次東亞阿爾泰學會議論文，1970）等論文。金浩東是專長內陸亞洲史研究的中年學者，在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的多卷本《講座中國史》第三卷（1989）中撰寫了《蒙古帝國的形成與發展》一章，並撰有《前期蒙古汗國的繼承鬥爭與部族政治的特徵》（《東洋史學研究》，1990）等文。中年學者李玠奭專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戶之一考察》（《東洋史學研究》，1982）、《元好問士大夫意識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問甲紀念史學論叢》，1984）、《蒙古帝國成立期之商業一考》（慶北史學》，1986）《郭畀〈雲山日記〉之一考察》（同上，1991）等文。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於1975年創辦了加—蒙學會的蒙古研究雜誌《加—蒙評論》（由薩斯喀徹溫大學出版），發表各國學者的論文。加拿大從事蒙元史研究的學者有斯各特（K.Scott）、施文林（W.Schlepp）等人。斯各特有關蒙元史的論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時代前社會、文化史之新資料》（《加—蒙評論》，1975）、《兩種已刊金帳汗詔書集書評》（同上，討論俄國學者貝勒津和普里舍爾科夫1916年出版的《頒給斡羅思總主教的可汗詔敕》）等篇；施文林通漢、蒙文，主要研究中國古代詩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干》（《加—蒙評論》，1975。《湛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諸詩的譯釋）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