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二章　蒙、藏、回鶻文資

第一節　蒙古文資料 蒙古文資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寫成的兩類。 畏兀字蒙文資料畏兀字蒙古文創製於成吉思汗時代。據《元朝秘史》第203節載，成吉思汗建國後，任命失吉忽禿忽為大斷事官，命他「把一切領民的分配和判斷的案件都造青冊寫在上面」，並下令「[凡]失吉忽禿忽向我建議擬定而寫在青冊白紙上的，直到子孫萬代不得更改」。可見青冊（K.k.-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檔案文書，可惜沒有保存下來。《世界征服者史》記載說，成吉思汗命蒙古人習學畏吾字，把所頒札撒（jasaq，法令）書寫在卷帙上，稱為札撒大全，保存在為首宗王的庫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軍調動或諸王大會，就拿出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話行事①。這就是漢文史料所載的「太祖金匱寶訓」或「祖宗大札撒」①。《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漢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條款②。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資料自然是始編於1228年，後又增補了續編部分的《元朝秘史》——這是明初（洪武年間）譯者根據原文書首題記「忙豁倫紐察脫察安」（Monggol-unNi』uфaTobбá』an，蒙古的秘史）轉譯的書題。許多學者認為其真正書名應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納忽札兀兒」（Cinggisqaqan-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書無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寫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檔案中，後為明人所得，用漢字音譯全文，逐詞旁註詞義，並分段（共282段）加上漢文節譯。由於原本早已佚失，這部明初漢字音譯本就成為此書現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譯音用字非常規範，可據以較準確地了解和恢復原文。此外，元、明間應當還有原文抄本流傳在蒙古地區，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書的羅卜藏丹津《黃金史》（蒙文）從某一抄本採錄了全文的大約三分之二，雖有不少抄誤、脫漏和改動之處，但仍是我們認識原文的最好依據。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德國學者海涅士、蘇聯學者柯津、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法國學者伯希和、匈牙利學者李蓋提、澳大利亞學者羅依果先後發表了原文（根據漢字音譯）的拉丁字音譯本。1987年，我國學者亦鄰真在充分研究漢字音譯本和《黃金史》所抄錄的原文，以①《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頁28。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傳》；柯九思《宮詞》注。 ②參看梁贊諾夫斯基：《蒙古諸部習慣法》，1929年哈爾濱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問題》，第12屆國際亞洲學會報告集。 及中古蒙古語諸文獻的基礎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復原工作（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刊行），這是本書第一部完善的復原本。本書有各種文字譯本多種①。今列《元朝秘史》文獻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譯員《元朝秘史》——忙豁侖紐察脫察安，漢字音寫、漢文傍譯及總譯1866（俄）П.Кафароб：Старинноемонгольскоеск-азаниеоЧингисхане俄文譯本（據漢文總譯） 1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日文譯註本*1935（德）B.Haenisch：MangholunNiucaTobca』an拉丁字音寫本1941（德）B.Haenisch：GeheimeGeschiehtederMong-olen德文譯註本*1941（俄）C.A.Козин：Сокровенноесказание拉丁字音寫及俄文譯本1941（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譯本1943（日）白鳥庫吉：《音譯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寫、校注本1947（蒙）Ts.Damdinsuren：MongholunNihuchaTo-bchiyan近代蒙文譯本*1949（法）P.Pelliot：HistoireSecretedesMongnls拉丁字音寫及法譯（前六卷）本*1949（土）AhmedTemir：MongllarinGizliTarihi土耳其語譯本1950（伊朗）：Tarikh-isirri-yemoghulan波斯文譯本（據Pelliot法譯） 1951（中）謝再善：《蒙古秘史》漢文譯本1955（捷）P.Poucha：TajnaKronikamongolu捷克語譯本1956（中）謝再善：《蒙古秘史》漢文譯本（據Damdinsuren） 1957（蒙）Ц.Дамдинсурзн：МонголыннууцтобЧоо新蒙文譯本（1976年再版改訂） 1960-61（中）姚從吾、札奇斯欽：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並注，漢文譯註本*1962（匈）L.Lige■AMongolokTitkosT.rtenete匈牙利文譯註本1963（英）A.Waley：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ndotherPieces英文譯本（前十卷） 1970-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語》日文譯註本*①下列諸譯本據括注者外，均系據漢字音寫蒙文譯出。有*號者為重要文獻。本表參閱了原山煌編：《元朝秘史文獻目錄》，日本蒙古學會，1978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secretedesMongols拉丁字音寫本*1971-83（澳）I.deRachewiltz：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ds英文譯註本*1972（澳）I.deRachewitz：IndextotheSecretHisr-toryoftheMongols（附）拉丁字音寫本ンンチ1979（中）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漢文譯註本1981（中）巴雅爾：《蒙古秘史》古蒙文復原、近代蒙文譯本1982（美）F.W.Cleaves：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英文譯本*1987（中）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兀體蒙古文）復原本*碑銘及其他現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資料是1225年所立的一塊石刻（國外學者稱之為「成吉思汗石」），文僅5行21個詞，述成吉思汗西征歸來，大聚會時，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兒之子）射中遠的。其後有1240年河南濟源紫微宮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年貴由汗諭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鈐蒙文印璽；1257年外剌部駙馬所立釋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記；1259年、1261年和1268年的少林寺聖旨碑等。至元六年（1269）頒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後，規定凡元廷詔敕及其他官文書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場合，特別是蒙古地區和各汗國，仍繼續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現存文獻有碑銘、漢籍和佛經的蒙文譯本、牌子、伊利汗文書等。中外學者對這些文獻分別做過大量研究（詳本書「元史的研究」篇）。1971年，匈牙利學者李蓋提所編的《蒙古語文獻匯編》（MonumentaLinguaeMongolicae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時期文獻，Ⅰ，13和14世紀》於布達佩斯出版，此書收集了世界各地發現的畏兀字蒙古文遺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寫，並說明其形狀、來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參考文獻書目。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時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獻總匯。1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國學者道布編輯、注釋的《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匯編》（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資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稱是「蒙古國字」（初稱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後，鑒於遼、金朝都制有「國字」，遂令國師八思巴製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寫蒙古語，並作為通用字母譯寫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們依據藏文字母，參照蒙古語音、漢語語音並仿漢文方體字型加以改造，製成字母41個，至元六年下詔頒行，定為「國字」。此後，凡詔敕及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書事目等，規定都要用蒙古字書寫，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機關都設了蒙古必闍赤。大都設蒙古國子學（上都設分學），諸王位下、各蒙古千戶及各路均設蒙古學校，用蒙古字譯《通鑑節要》等典籍作為教材推廣教習。用八思巴字拼寫蒙古語雖比用畏兀字更準確，但因字形繁難，且各音節分開，把多音節的蒙古語詞割裂了，很不便識讀，故難於推廣應用。至於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或其他民族語言，就更難通行了。因此，其實際使用範圍很有限。現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寫漢語的聖旨、令旨、帝師法旨（絕大多數為碑刻，只有少數文書原件）、官印、牌子、鈔幣、碑額文字、崖刻、器皿題字，以及居庸關石刻、元順帝上皇太后尊號玉冊、《孝經直解》蒙譯本殘頁等。此外，還有為譯寫漢字需要而編的《蒙古字韻》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紀中葉，學術界就開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資料的價值並進行研究。近幾十年來，我國學者韓儒林、蔡美彪、亦鄰真、照那斯圖，國外學者伯希和、鮑貝、阿爾托、李蓋提、福赫伯、博森、小澤重男等人，都在考釋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獻方面作出了貢獻（詳本書「元史的研究」篇）。1941年出版的鮑貝著《方體字》（КвадратнаПись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英文本改書名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獻》TheMongolianMonumentsinhPhags-pascript，Wiesbaden，1957）一書，刊布並譯釋了十餘件聖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語音學和詞態學特點。1971年，李蓋提所編《蒙古語文獻匯編》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獻》（MonumentsenecriturehPhagspa，Budapest）出版，此書匯集了元世祖至元順帝時代的聖旨、令旨、懿旨12件①，牌子4件，居庸關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種（均用拉丁字譯寫，並有簡短介紹），收羅頗富。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獻》第二冊《文獻匯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91），收聖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書27件，牌符4件，書籍殘頁2件及居庸關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資料匯集。我國各地現存的碑刻、文書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陸續有新發現，有待於專家們作進一步的研究。 ①其中，1305年懷寧王海山賜給烏思藏沙魯寺的令旨為原件（義大利藏學家圖奇發現，刊布於其所著《西藏畫卷》第2卷，由伯希和作考釋），其餘均為碑刻。 第二節　藏文資料 藏文資料有綜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傳記、文集，以及檔案文書、金石碑刻等，相當豐富。 《紅史》元代是藏族史學發展成熟時期，其代表性成就無疑首推公哥朵兒只（Kun-dgahrdo-rje，1309-1364）所著《紅史》（蒙古語書名Hu-landeb-ther，藏語作Deb-tberdman-po）。公哥朵兒只出身噶爾氏貴族，至治三年（1323）任搽里八萬戶（烏思藏十三萬戶之一，地在今拉薩東南）萬戶長，至正十二年（1352）讓官於其弟，出家為僧。他博學多才，著述甚豐。《紅史》始撰於1346年，成書於1363年。全書內容次第為：1.從世界開創至釋迦牟尼誕生的傳說王統、佛教的建立和傳承、印度王統；2.漢地歷史簡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據譯成藏文的《資治通鑑·唐紀》及《唐書吐蕃傳》摘錄）、梁至南宋滅亡；3.西夏歷史；4.蒙古王統——至元順帝失國（元末部分系後人所增補）；5.吐蕃王統——至朗達磨被殺和吐蕃分裂；6.佛教在吐蕃的後期弘傳、納里速（今譯阿里）王統及其地佛教的傳播；7.薩斯迦世系與歷任帝師、本欽、都元帥；8.吐蕃佛教的傳承；9.噶當派傳承；10.噶舉派各派的傳承——達波、加爾麻（噶瑪）、伯木古魯（帕竹）、必里公（止貢）、搽里八（蔡巴）。最後以元成宗護持吐蕃僧人詔書作結。所載吐蕃各教派歷史尤詳於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關南宋和元朝歷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見於他書的珍貴資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時被害於薩斯迦，元順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懸期間由燕鐵木兒攝政等。《紅史》是藏族史學中第一部綜合性的通史著作，其體裁為後來的藏文史籍所承襲。1961年，錫金甘托克出版了此書排印本；1964年，日本學者稻葉正就、佐藤長的日文譯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1981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國學者東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種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據西藏檔案館存的兩種寫本增補了國外刊本所缺的40頁內容，並徵引漢、藏文資料詳加注釋，是目前最完備的版本，陳慶英、周潤年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即據此譯出。 《佛教史大寶藏論》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寶藏論》（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bstan-pai-choshbyung），記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歷史、來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譯師名單及所譯經典目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有郭和卿漢譯本（民族出版社，1986）。 《漢藏史集》明、清時期藏族史學更加繁榮，出現了大批各種類型的著作。其中對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價值的是班卓兒藏卜（sTag-tsha■-rdzo■-padPalhbyor-■za■-po）所著《漢藏史集》（rGya-Bod-kyi-yig-tsha■）。作者為後藏達倉宗人，生平不詳。此書著於1434年，但「漢地之王統」一篇，記事迄於景泰五年（1454）。其體裁與《紅史》基本相同，而記述史事更為詳細。特別是元朝時期，除敘述蒙元歷朝皇帝外，還記載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機構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戶和驛站的設置，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建置及其戶口數，伯顏丞相和桑哥丞相的傳記等。與《紅史》比較，所載薩斯迦派和伯木古魯萬戶的歷史以及西藏與元廷的關係，均更詳盡；還增加了沙魯萬戶、達那宗巴（當即《元史》所載之熬籠答剌萬戶）的歷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內容，也主要是記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遠，得以利用許多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如現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烏思藏宣慰司檔案文書等，以及遺民故老口述的親身見聞，因而所載元代史事就更為豐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漢藏史集》傳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據我國藏學家王堯提供的國外抄本鉛印出版，有陳慶英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青史》、《新紅史》軟奴班（gZhon-nu-dpal，1391—1481）所著《青史》（Deb-t-hers■on-po），成書於1478年，記事止於1476年。全書分15篇（sK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釋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統（迄於朗達磨諸子）、漢地王統（周至明成化年間，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後期弘傳和密藏的翻譯，第四篇述薩斯迦派歷史及歷任帝師、本欽、都元帥事跡，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傳承。作者為烏思（前藏）地區一寺廟住持，曾受教於各派名僧，博學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獻，包括寺廟志、高僧傳記、古編年史以及《紅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寶藏論》等，取材宏富。此書大部分內容是各部教法傳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傳記和各派、各寺廟的歷史，十分珍貴。所載史事、人物的年代，較他書更為詳細、準確。《青史》著成後即付刊刻，原版於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復刻新版。俄人藏學家列里赫譯為英文，附有詳細索引，分兩冊，於1949、1953年在加爾各答出版（TheBlueAnnals，RoyalAsiaticSocietyofBengal，MonographSeriesT.VII）。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鉛印本。有郭和卿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鎖南札思巴（bSod-nams-gras-pa，1478—1554）所著《新紅史》（Deb-ther-dmar-pogsar-ma），成書於1538年，體裁仿照《紅史》，而敘事簡要。此書主要特點在於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勢力來分別敘述，除依藏文史書體例略述印度、吐蕃、漢地、西夏、蒙元王統外，逐個記載了薩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籠、伯木古魯及瓊結、仁蚌等20家地方大小勢力，尤詳於伯木古魯，對我們了解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的情況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魯（明譯帕木竹）地方政府興盛的歷史非常有用。有圖奇的英譯本（羅馬，1971）和黃顥的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記》史家巴臥·祖拉稱瓦（dPah-bosTsug-lagphren-ba，1504—1566）於1564年寫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khas-pa■idga■-ston，民族出版社1986年原文刊本），綜合敘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類文獻，大量抄引在注釋中，因而資料尤為豐富。成書於1643年的五世達賴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s。有郭和卿漢譯本，民族出版社，1983），從歷史傳說起一直寫到明末顧實汗入主西藏。書中分別敘述了薩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舉派、止貢（必里公）噶舉派和帕竹（伯木古魯）噶舉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餘家地方貴族、大臣的世代事跡，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須利用的資料。 其他資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貴族出於維護本家勢力的需要，編出了大批世系宗譜和先賢傳記等類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譜》（rLans-kyipo-tibse-ru，詳細記載伯木古魯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權的朗氏家族歷史）、《薩斯迦世系》（Sa-skyagdun-rabs，最詳細的薩斯迦派歷史，且收錄有元朝詔誥和薩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檔案文書）、《沙魯世系》（Zha-lugdunrabs）、《薩斯迦班智達傳》、《布思端譯師傳》（Bu-stonlo-tsa-■bahirnam-par-thar-pa）、《歷輩噶瑪巴簡傳》（Chos-rjekarma-■pasku-hphrenrim-byon-hyirnam-thar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資料。此外，有兩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參考資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mkhan-po，名也攝班珠爾Ye-shesdpal-hbyor）的《印度、漢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寶樹》（hphags-yulrgya-nagchen-pobodda■sog-yul-du■dam-pahiChos-hbyun-chuldpag-bsamljon-bzan，1748年成書），搜羅資料極為豐富，書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027年至1746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書；二是1819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Gu-shri-dka-bcu-pablo-bzang-tshe-『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Chos-■byun），對藏傳佛教與蒙古的早期關係有詳細的記載。此書同時有蒙文本，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其抄本，1990年，陳慶英、烏力吉根據藏、蒙文本譯為漢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區還保存有許多元代的檔案文書，這是最珍貴的原始資料。沙魯寺所藏十一件帝師法旨，經義大利藏學家圖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畫卷》（TibtanPaintedScrolls，羅馬，1949）並譯為英文，已為學界所熟知。在薩斯迦寺和其他寺廟保存的此類資料還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利用。此外，還有印章（如「白蘭王印」）等各種實物資料。 第三節　回鶻（畏兀）文資料 八世紀時，七河地區的突騎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寫突厥語，其後回鶻人在此基礎上創製了回鶻文，主要在西遷到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鶻人（元代改譯為畏吾、畏吾兒或畏兀、畏兀兒）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紀，以後逐漸被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維吾爾文完全取代。 現存回鶻（畏兀）文資料，大別之可分為宗教文獻和世俗文獻兩類。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經典和宗教歌詩、故事；後者有歷史、文學作品，醫學、曆法、語言書，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書，包括諭令公文（主要是有關賦稅徭役的）和私人間的錢物借貸契約，土地和人口的買賣、典當、租種契約，養子過繼文書，貨物貿易合同等等。可以確定屬於十三、十四世紀蒙元時期的回鶻（畏兀）文官私文書在110件以上①，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歷史，特別是社會經濟狀況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隨著回鶻（畏兀）文文獻的不斷發現，中外學者陸續刊布文獻的原文、譯寫和翻譯，發表研究論文。重要者有俄國拉德洛夫的《回鶻語文獻集》（1928），馬洛夫的《古突厥文獻》，德米特里耶娃等編的《亞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語手稿文獻概述》一、二（1965，1975），德國米勒編的《回鶻文獻研究》4卷（1908—1931），班額、馮加班合編的《吐魯番突厥語文獻》6卷（1929—1934），前東德科學院編的《柏林吐魯番文獻叢刊》中的回鶻文獻各冊，法國出的《伯希和中亞考古叢刊》中的回鶻文文獻冊（1971），我國學者馮家昇與他人合撰的《回鶻斌通賣身契三種》（《考古學報》，1958），耿世民的《維吾爾族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1983）。馮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諾夫、基比羅夫、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麥、馮加班，日人護雅夫、山田信夫、莊垣內正弘、梅村坦等許多學者，對各種文書分別作了深入研究，在他們的論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書的譯寫和譯文。1961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冊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編的《龍谷大學所藏回鶻資料目錄》以及多篇有關研究論文。1987年以來，新疆《喀什師院學報》連續刊載袁丁的《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李經緯的《吐魯番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匯集了108件文書（即將出版），是目前國內收羅最多的一部回鶻文書集。 蒙元時期的回鶻（畏兀）文碑銘，有《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在甘肅武威），《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碑》（在甘肅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在酒泉）。耿世民、卡哈爾、劉迎勝先後對這些碑銘作過研究介紹。 ①美國學者克拉克（V.Clark）所著《十三—十四世紀東突厥斯坦畏兀兒世俗文書概論》（1975）中說，在其研究的141件文書中，可斷定是十三—十四世紀遺物的有110件。這還沒有囊括所有已發現的文書，七十年代以來陸續又有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