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冊） · 第一節世宗的新政與內閣的演變

（一）世宗的革故鼎新 一、世宗初政 武宗縱慾亡身，死後並無子嗣繼承皇位。宸濠之亂剛剛平定，明王朝又面臨著宗藩奪位的危局。皇太后張後（孝宗後）命太監張永、谷大用和內閣大臣謀議扶立新帝。首輔內閣大學士楊廷和在位十餘年，權位最重，且已預有謀劃，因據《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之義，倡議迎立憲宗之孫、孝宗之侄、興獻王祐杬之子厚熜嗣位。這時，祐杬已死，厚熜年十五歲，襲王封。楊廷和之議，得到大學士梁儲等閣臣的贊同，張太后照准，遂命谷大用與梁儲等前往安陸藩邸，以擬作的武宗遺詔迎接嗣君厚熜（世宗）來京繼位。新君繼位前由楊廷和理政。明朝自成祖以後，歷代皇帝嗣位，多由皇太后主持其事，但繼位的皇帝出自閣臣的提名，則是前此所未有。皇帝繼位前，由閣臣楊廷和奉太后懿旨綜攬朝政，也是前此所未見。這表明閣臣的權位已日益嚴重，並不僅是司票擬的文臣。 自武宗逝世到世宗即位，楊廷和總攬朝政凡三十七天，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稱奉武宗遺詔罷遣邊兵入衛京師者歸鎮；停罷威武團練營，又將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等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二）奉皇太后懿旨收捕江彬。江彬在正德末年受命提督贊畫軍機密務並督管東廠與錦衣衛官校，統率邊兵數萬，改團練營為威武團練營，親自提督軍馬。幾次導從武宗巡遊取樂，沿途勒索掠奪，民不堪命。武宗死後，江彬是民憤最大也最為危險的人物。楊廷和罷設威武團練營後，江彬稱疾不出，窺伺情勢。楊廷和請張太后允准，迅速行動，三月十八日，召江彬進宮行禮，在宮中將他收捕。楊廷和辦了以上兩件大事，消除了朝中的隱患，穩定了京師局勢，為世宗的即位鋪平了道路。 世宗生於安陸藩邸，幼讀經書。十三歲時，父祐杬死，以世子繼理藩國。對於突然而來的承繼皇位，原無準備，對於宮廷及朝中諸事，也無經歷。武宗寵信宦官佞幸，淫樂無度。內廷宦官與朝中大臣之間也是矛盾重重，相互傾軋。世宗繼統，既無朝中師保可為倚恃，又無藩府舊臣隨從輔佐，少年天子入京師，不啻隻身入虎穴，前途是艱險的。這使他不能不對周圍的各種陌生的勢力，心存戒備、以防不測之變的發生，又不能不極力維持皇權，以免成為被人操縱的工具。史稱世宗「多謀」而又「剛愎」，正是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的產物。 四月二十二日，世宗至京城外的行殿。禮部請依皇太子即位禮，入東安門，宿文華殿。世宗對隨從的王府長史袁宗皋說：我奉遺詔嗣皇帝位，並不是皇子。楊廷和請依禮部具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世宗仍不允。皇太后懿旨，改為即日在行殿勸進、宣告即位。世宗自大明門入宮，在奉天殿即皇帝位。這次爭議是世宗與內廷和朝臣的第一次較量。世宗不甘屈從，顯示出皇帝的權威。後來的繼統爭議也於此露出了端倪。 世宗即位頒詔，改明年年號為嘉靖。詔書原已由楊廷和事先擬就，企圖乘此時機宣告革除積弊，也為新皇帝收攬人心，穩定統治。詔書長達八千八百餘言，所列興革諸事，包羅巨細，多至六十餘款。世宗閱後報可，頒行全國。詔書中說：「皇兄大行皇帝..中遭權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在藩邸之時，已知非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為革故鼎新。」（《世宗實錄》卷一）詔書中有關革故鼎新的內容包括：武宗朝因忠直諫諍寧正被害去任降調的官員，起復原職。因諫巡遊被處死者追贈諭祭；正德元年以來的大小傳升官，盡行裁革；內府各監局依弘治以前員數，多餘者另行聽用；錦衣衛旗校人等據弘治編軍冊內數目，其餘裁革；正德十五年前該納官錢糧物件，拖久未征者，盡數捐免；嘉靖元年夏秋稅糧減免一半，以及查禁各地鎮守官科斂財物，查辦王府、衛所的冒籍投充人員、禁止鹽商投托勢要等等。詔書還指出：自正德年來，劉瑾、錢寧、江彬擅權時的弊政，詔書開載未盡者許議奏裁革。頒詔後，錦衣衛及內監局旗校工役，共裁減十四萬八千七百人，省減漕糧一百五十餘萬石。各項裁革，多是朝野積憤已久的弊政，即位詔下，人心大快，稱頌新皇帝是「聖人」。 世宗順利即位，穩定了局勢，隨即進一步採取果斷的措施，以鞏固皇權。 除惡宦--明朝的宦官，作為一個特殊的集團，雖然其中也是良莠不齊，但武宗寵信奸佞，宦官恃寵弄權作惡者甚多。他們不僅為朝臣所側目，也是世宗強化皇權的威脅與隱患。即位詔下，福建道監察御史王鈞即上疏劾奏一批太監的罪惡。世宗即位才五日，即貶降迎立有功但權勢甚重的太監谷大用奉御南京孝陵司香。又將東廠太監張銳、司禮監太監張雄、御馬太監張忠、於經、以及宣府鎮守太監劉祥等十餘名弄權作惡的宦官下獄治罪。太監張永在武宗朝曾與楊一清奏誅劉瑾，與王守仁平宸濠之亂，武宗死後，督軍九門防變，在太監中，功多於過，也被免職閒住，又降為南京奉御。世宗翦除內宦，不僅為了改革惡政，而還為了排除羈絆，強化皇權統治，用意是清楚的。 誅錢、江--錢寧在武宗朝依附劉瑾，掌錦衣衛事。正德末年因參予宸濠之亂被逮。世宗即位後，五月間，以磔刑處死錢寧，寧子十一人俱在錦衣衛為官，也都斬首。六月間，又處死江彬及其子三人，黨附江彬的李琮被處死，許泰下獄論死，減罪徙邊。抄沒錢寧的家產有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江彬家產有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世宗命將錢、江家產充作邊地用度、以代民賦。 清莊田--世宗即位詔中曾經提到，如有倚恃權勢侵奪霸占抄沒犯人莊田者，審證明白，歸還本主管業。詔書下後，群臣紛紛上疏，指責正德時京畿多有太監侵占民田，稱投獻為皇莊。請廢除皇莊名義，撤回管莊太監。戶部左侍郎秦金上疏「乞差科道部屬官一員，分詣查勘，自正德以後，系額外侵占者，給還其主。管莊人員，盡數撤回」。世宗說：「邇來奸猾妄將軍民田土設謀投獻，管莊人等，因而乘機侵占。朕在潛邸，已知其弊」（《世宗實錄》卷五），准如所議實行。清莊田是從經濟上對奸猾內宦的一個沉重打擊。 迎母后--世宗自安陸藩邸匆促被奉迎來京師，生母興王妃蔣氏仍留藩府。世宗即位後三日，即詔諭遣使往安陸迎生母來京。如何尊封母妃成為世宗面臨的一個特殊問題。世宗命禮官集議崇奉生父興獻王的祀禮及封號。禮部尚書毛澄依據首輔楊廷和之意，與公卿上議，依宋英宗繼統仁宗封生父濮王的舊事，應尊孝宗為父考，生父興獻王及王妃稱皇叔父母。世宗覽奏，說：「父母也可以移易麼？」交付再議。楊廷和與毛澄一再上疏，堅持前議。世宗也堅持不允。七月，禮部觀政進士、永嘉人張璁上「大禮疏」提出繼統不斷嗣之義，說：「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宋英宗曾養於宮中，封皇子）「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世宗得奏甚喜，說：「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當即召見楊廷和等，手敕：「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楊廷和等封還世宗手敕，抗疏力爭。九月，世宗母興獻王妃蔣氏從安陸來到通州，得知朝廷大臣擬議以孝宗為考，大怒說：「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因留通州，不肯進京。世宗聽說，涕泗不止，啟奏慈壽皇太后（孝宗後張氏），願避皇位奉母歸藩。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敕說：「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後，憲廟貴妃邵氏（興獻帝生母）為皇太后。」世宗准此敕草，迎母進京。禮部會擬迎後進宮禮儀，由朝陽門進東安門。世宗不准，自定從正陽門由中道行。禮部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世宗不准，詔用母后駕儀。十月初四日，興獻後至京，由大明門中門入，世宗在午門迎駕入宮。世宗一再為生母力爭後位，也就是提高他本人的皇權，以示不屈從於前朝。迎後之爭，世宗終於擊敗以楊廷和為首的前朝舊臣，取得了行使皇權的又一個勝利。 二、「大禮」之議 世宗自安陸入京即位，只有藩府長史袁宗皋隨從。即位後，任袁宗皋為吏部左侍郎又晉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袁宗皋以老病不赴任，九月間即死去。閣臣中梁儲於五月間致仕。只余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武宗朝已致仕的費宏奉召入閣。世宗要鞏固他的統治，不得不依靠內閣舊臣，卻又恐被人左右，時存戒心。世宗與蔣後入京之儀，堅持改變了閣部的擬議，也由此更加深了對舊臣的疑慮。憲宗以來，皇帝很少朝見大臣，內閣與宦官參預機務，成為慣例。這時的內閣，以楊廷和為首，都是前朝老臣，參預定策立帝，更不免自恃功高，企圖決斷一切。大禮之議遂使新皇帝與舊閣臣的矛盾，日益尖銳。 蔣後入宮後，如何尊奉世宗生父與母后，仍是繼續爭議的課題，時稱大禮之議。大禮之議表面上是朝臣中不同意見的爭議，實際上則是閣臣與皇帝之爭。以楊廷和為首的舊臣雖然依祖訓兄終弟及之意擁立世宗，卻把世宗繼位看作是孝宗過繼皇子，因而堅持尊孝宗為父考，而以生父為叔父，這當然是蔣後與世宗母子所不能同意的。楊廷和等閣臣聯絡朝官，一再抗疏，旨在迫使世宗就範，屈從廷議。世宗尊崇父母，旨在維護皇權，自不甘受人擺布，自削權柄。大禮之議於是成為新帝與舊臣的一次全面的較量。 十月間，兵部職官主事霍韜作大禮議，反駁楊廷和、毛澄等人的廷議。上疏說：廷議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明史?霍韜傳》）進士張璁力排眾議，進大禮議之後，十一月又作「大禮或問，」重申前議（見《世宗實錄》卷八）。正德末年致仕的大學士楊一清，得見此議，寫信給吏部尚書喬宇，說「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十二月，楊廷和授意吏部，任命張璁為南京刑部主事，調出京師，並且寄語張璁說：你本不應當做南官，姑且安靜等待，別再作大禮說和我為難！楊廷和在大禮議中，利用權勢，排斥異己，直言而並不隱諱。群臣畏懼楊廷和排擠，不敢不附和楊議，力斥張璁。 蔣後入京時，世宗姑且同意稱興獻帝、後，而不稱皇，本是一時的妥協之計。十一月間，又稱奉太后懿旨，加「皇」字，稱興獻皇帝與興獻皇后。楊廷和封還世宗手詔，拒不發布。朝臣也附和上疏，力爭不可。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正月，禮部右給事中熊浹則上言：「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母妃則尊為太后，徽號如慈壽之例」。（《世宗實錄》卷十）熊浹是大學士費宏的同鄉。不久之後，費宏即調熊浹出朝，任按察司僉事，以免得罪楊廷和，牽連自己。禮部毛澄乘清寧宮後之小宮發生火災，上疏說是「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又說御執父母又各加一皇字，不可以告天下。給事中安磐上疏，說「興」是藩國不可加於帝之上，「獻」是諡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世宗迫於眾議，改為皇太后、皇后加上尊號，慈壽皇太后（孝宗後）加上尊號為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武宗後）加號莊肅皇后，本生母興獻後加號興國太后，祖母邵氏皇太后（憲宗妃）加號壽安皇太后。三月間正式行禮，奉上尊號。生父仍號興獻帝，不加皇字。世宗此舉，顯然是不得已的退讓。楊廷和至此已先後四次封還世宗的御批，執奏近三十疏，並多次以去就力爭。十一月，世宗祖母壽安皇太后病死。楊廷和奏稱：上為孝宗後，不宜為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世宗不採其議，自定宮中服喪二十七日。十二月，原兵科給事中史道升任山西僉事，上疏說是楊廷和察覺他的彈劾奏章，因而調出外任，並說「先帝（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於興獻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為欺罔」。楊廷和上疏自辯，並請致仕。世宗下詔撫慰，說他「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俟朕從容嗣統，功在社稷。」（《世宗實錄》卷二十一）楊廷和奉詔留任，但與世宗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了。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曾草擬奏疏，附和張璁、霍韜之議，稱興獻帝宜定號「皇考興獻帝。」疏成未能奏上，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上疏，也提出繼統不繼嗣之論，請宣示朝臣改議「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十二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方鳳等上疏，說「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與張璁、霍韜議禮非是」。一年之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議禮，並將席、方二疏附上，請世宗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正月，世宗交付文武群臣集議。楊廷和見世宗有意變更前議，又因諫言罷遣內宦提督蘇杭織造，未被採納，遂又上疏請求致仕。此時世宗的統治已漸穩固，並已厭於楊廷和的跋扈難制，遂詔允楊廷和致仕歸里。言官交章請留，世宗不聽。 楊廷和致仕，自是當時震動朝野的一件大事，也是新帝舊臣之爭的一個轉折。禮部尚書毛澄於嘉靖二年二月因老病致仕，死於歸鄉途中。八月，吏部侍郎汪俊繼任禮部尚書。次年二月，楊廷和離京，汪俊聯絡朝官上疏，仍持原議，說「宜考孝宗」，並說，諸章奏，只有張璁、霍韜、熊浹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都同臣議。世宗將奏疏交付有司，敕召席書、桂萼、張璁等來京集議。 張璁、桂萼等在南京聞訊，隨即上疏，說：「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三月，世宗頒詔：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父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稱：「朕本生父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這時，張璁、桂萼已行至鳳陽，從邸報上看到新詔，又上奏疏，說：「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六月，張璁、桂萼至京師，被擢任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此前，禮部尚書汪俊因再次上疏，遭世宗斥責，致仕。席書繼任禮部尚書，到任前，由侍郎代管。七月，世宗采張璁、桂萼等議，派司禮監太監諭內閣去掉「尊稱」中的「本生」二字。內閣自楊廷和去後，蔣冕繼為首輔，僅兩月即疏請致仕。毛紀代為首輔，力言不可，世宗斥責說：「你們無君，也要讓我無父麼？」毛紀等惶懼而退。世宗正式詔諭禮部：「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於七月十六日恭上冊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世宗實錄》卷四一）禮部奉詔擬定儀注奏止。世宗制准。 世宗去「本生」二字的敕下，又引起一場風波。朝臣紛起上疏諫阻。首輔毛紀與新入閣的大學士、原吏部尚書石珤（寶）也上疏諫止。疏俱留中。七月十五日，朝會方罷，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對百官說：「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楊慎說：「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摭留百官於金水橋南，聲言今日不參加力爭者，必共擊之。於是九卿自尚書、侍郎至員外郎、主事、司務等二百二十人跪伏於左順門候旨。世宗命司禮監太監傳旨勸令退去，群臣必求諭旨。再次傳諭姑退，群臣仍跪伏喧呼，企圖迫使世宗屈服。 世宗在位三年，於朝政逐漸熟悉。楊廷和去後，對於抗旨臣下，漸趨嚴厲，屢加斥責。面對左順門的嚴峻形勢，世宗行使皇權，採取鎮壓措施。先將為首者翰林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錦衣衛奉詔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謫戍。其餘四品以上者奪俸，五品以下杖責。被杖致死者十六人。 七月十六日，世宗率文武群臣奉冊寶，上生母蔣後尊號為章聖慈仁皇太后。十八日，奉安生父神主，上尊號為皇考恭穆獻皇帝，均不再有「本生」二字。九月間，經席書、張璁、桂萼等與群臣集議，世宗正式頒詔定大禮；「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懷惠慈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世宗實錄》卷四三）次年，在太廟旁建世廟（後改稱獻皇帝廟）奉祀獻帝。大禮之議，世宗終於戰勝朝臣，取得全面的勝利。 世宗初即位，與楊廷和等閣臣協力清除弊政，曾博得朝野的讚譽。大禮議起，楊廷和等執意脅迫世宗以生父為叔父，順從內閣。一五二八年（嘉靖七年）六月，世宗在事過之後敕定議禮諸臣之罪時說：「楊廷和為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世宗實錄》卷八九）這裡，說出了世宗鬱結已久的衷言，也大體上接近於實際。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世宗以年輕的世子即帝位，對武宗朝的舊臣也多所防範，絕不甘於受人操縱。君臣之間的暗鬥明爭，到左順門事件而發展到了頂點。談遷《國榷》引支大綸《永昭二陵編年信史》論大禮之議說：「大禮之議，肇於永嘉（張璁）..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楊廷和）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以附廷和者為守正，以附永嘉者為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支大綸不拘於標榜「守正」的偏見，所論較為客觀。他又論左順門事說：「然以沖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人，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說世宗是「萬古一君」顯是稱頌過分。但世宗作為不滿二十歲的新君，面對元老群臣的脅迫，臨亂不懼，力挽狂瀾，終於使大局底定，確是顯示出他獨具的膽略與才能。不過，杖責臣下十餘人致死，不免失於嚴酷。對於才有可用、過有可原的閣部諸臣斥逐過多，也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世宗初即位，銳意革故鼎新，由於朝臣連年陷於大禮之爭，影響了新政的繼續實施。此後起用新人，重整閣部，明朝政局又出現了新的局面。 三、新政的繼續 左順門事件，內閣首輔毛紀即引咎致仕。費宏成為首輔。吏部侍郎賈詠入閣。禮部尚書席書於八月間自南京來京師到任，推薦起用武宗時致仕的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也向世宗薦引。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十二月，世宗任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次年又召入內閣，參預機務。一五二六年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楊一清在大禮議中未參與爭議，持論較為公允，私下則贊同張璁之議。張璁奉命修成《大禮集議》，一五二五年進為詹事兼翰林學士。一五二六年為兵部侍郎，仍兼原官。方獻夫、霍韜俱為少詹事。一五二七年二月，費宏、石珤致仕。張璁早在兩年前（一五二五年），即推薦武宗時的致仕大學士謝遷，說他「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器」。費宏致仕後，楊一清薦引謝遷入閣。八月，賈詠致仕。十月，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併兼署都察院事。桂萼為吏部尚書、方獻夫為禮部尚書。禮議之爭中，楊廷和等閣部諸臣堅執己見，自詡為「守正」，詆張璁等為「新進」。大禮議後，新舊朝臣之間，仍不免明爭暗鬥，時有紛爭。影響較大的是以下兩事。 郭勛、張寅案--郭勛是明初名將武定侯郭英的後裔。世宗時襲封武定侯爵，掌領團營。大禮之議，曾贊助張璁。山西太原衛指揮張寅得識郭勛。張寅仇家薛良揭發他原名李福達，是山西代州人，曾隨從叔父李鉞參加過彌勒教的反亂，李鉞被殺，福達逃走，改換姓名。張寅自動到官置對。代州知州坐實其罪。巡撫畢昭則認為是仇家誣陷。一五二六年秋，御史馬錄巡視山西，重新查問此案。郭勛寫信給馬錄，托請免於追究。馬錄將來信上奏，並彈劾郭勛庇奸亂法。世宗交付都察院審理。大理寺評事杜鸞說席書助郭勛偏袒張寅，上書請先將郭、席二人正法，然後再審此案。十一月，世宗准左都御史聶賢等奏，將張寅系獄待決，詰責郭勛，不予問罪。張寅子大仁上書為父申冤。給事中、御史亭台諫官連章劾奏，說大仁上書申冤是經郭勛指點，郭勛「交通逆賊」、「知情故縱」、「黨護叛逆」，應置重典連坐。郭勛向世宗申訴，說是因議禮得罪廷臣。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害，並將漸及議禮諸臣。世宗命將人犯逮京，由刑部尚書顏頤壽等會同大理寺審訊，顏頤壽等再次坐實此案。世宗說要親自審問。顏頤壽等又改指為疑獄。世宗更加懷疑。一五二七年四月，世宗將顏頤壽等審問過此案的官員，俱系詔獄。命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共同審理。御史馬錄被迫承認「挾私故入人罪」。遂以仇家誣告定案。世宗要將馬錄處死，張璁、桂萼等說他罪不至死，請予寬宥，改為謫戍。世宗又將審問過此案的布政使李瓊等十二人謫戍，左都御史聶賢等十一人削職為民，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十七人革職閒住。因此事獲罪的官員多至四十餘人。此案起於民間仇怨，張寅是否李福達本在疑似之間，既使屬實，也只是曾經隨從作亂，並非起義首領，且早已降附明朝，在軍中效力，前罪並非必不可赦。台諫官因此案群起劾奏郭勛，兼及席書，顯然是借題發揮，小題大作。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論此事說，當福達叛亂時，郭勛豈曾參與謀劃？說他嗾使申冤，也並不一定真有。最多只能治他個請託之罪，為什麼一定要連坐？況且「知情藏匿故縱」之律與郭勛本不相似，一定要據此治罪，置於重典，只能是激成翻案（《明史經事本末》卷五十六）。郭勛在朝並非賢臣，後因貪婪謀利等罪被劾，死於獄中。但就此案而論，谷應泰的剖析，則較為公允。谷氏又指責張、桂諸人審理此案，是仇視台諫。實際上，對台諫諸臣的嚴懲，乃出於世宗本人。但世宗因涉及議禮而被激怒，張、桂諸人也確曾受命平反，迫使馬錄承伏。這一事件表明，大禮議後，新舊臣僚之間，乃至世宗與舊臣之間，仍然心存積怨，難以相容。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寅或李福達案，實是議禮之爭的一個餘波，但仍是軒然大波。 楊一清案--楊一清自憲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考中進士，歷仕憲宗、孝宗、武宗三朝，曾領兵西北，抗禦蒙古，又曾與太監張永除劉瑾，因而在朝臣中擁有較高的聲望。大禮議中，群臣多附和楊廷和，致仕家居的楊一清獨贊張璁。世宗起用總制三邊，又擢入內閣。費弘致仕後，晉為首輔。一五二七年十月，張璁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仍掌都察院事。謝遷也奉召入閣，但已年近八十，次年三月即告老。六月，世宗逾次擢任禮部右侍郎翟鑾入閣。一五二九年二月，桂萼入閣。內閣四人中，翟鑾遇事順從帝意，小心從事。楊、張、桂三人實際任事。七月間，兵科給事中孫應奎上疏，彈劾內閣說：「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其故舊」，「張璁學雖博而性偏，傷於自恃」，「桂萼以梟雄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役言官，大私親故，政以賄成」（《世宗實錄》卷一○三）。楊、張、桂三人各上疏自陳，乞休，世宗均予慰留。八月，禮科給事中王准彈劾張璁、桂萼薦用私人。工科給事中陸桀上疏，說張、桂「不三四年，位至極品。」「乃敢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世宗命張璁回家自省，以資後用。桂萼革去學士職銜致仕，又令法司查究張、桂等薦引的官員。詹事府詹事霍韜上疏為張璁、桂萼申辯，說他們多有專權，是出於向世宗效忠，不避禍福。張璁引用浙江人王桀即指為親黨。王桀與楊一清都是南直隸人，豈不也可說是親黨？又說王准、陸桀的彈章，是受楊一清指使，並列舉楊一清任用私人及貪賄事狀。吏部尚書方獻夫說言官追究張、桂薦引的官員，多至百餘人，多是受誣陷，一概看作是親黨加以繩治，豈不要空人之國？九月初，張璁已行至天津。世宗又下詔召還，復任。光祿寺少卿史道言上疏說：「風習易移，人才難得。楊一清有通達萬變之才，張璁力足以擔當天下之重。伏願陛下諭勉二臣，忘私奉公。」世宗嘉納。霍韜又上疏乞假歸省，說為張璁等辨雪之後，刑官仍再追逼誣陷桂萼受贓。這是由於桂萼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為眾所忌。刑官謂陛下猶可欺侮，奸贓權臣（指楊一清）獨不可觸。又說前疏所述楊一清贓罪，皆有指名，皆有實跡。霍韜請求徹查桂萼及楊一清贓案，說，一清、萼實有贓賄，即顯剹於市。臣或陸桀妄言，也顯剹於市。世宗不准霍韜乞假，下詔說：楊一清位居內閣輔臣之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體。命法司會官議奏處置。刑部尚書許讚會同官員議奏楊一清「大肆納賄」，但系耆舊重臣，請予罷官歸里或令休致。世宗覽奏，諭內閣：楊一清「不顧晚節，貪婪無恥，贓跡顯著」，「今當正法，而使知警。」命翟鑾擬旨。張璁連上三疏，歷敘楊一清議禮之功，說，當群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詞，所助不少，請予寬容。第三疏中並說：「況臣復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韜所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全一清，實所以保全臣等也。」（《世宗實錄》卷一○五）情詞極為懇切。世宗慰諭，說已從寬區處。楊一清自陳：「罪狀既著，誅竄何辭，請予矜貸，削職放還。」世宗詔准致仕，馳驛以歸，並賜金、布、紵絲等物，讓他較為體面地退任。楊一清歷仕四朝，功業昭著，但長期處在前朝貪賄成風的官場，似亦不免沾染積習。《世宗實錄》所載有關奏疏及詔書表明，楊一清貪贓受賄，確實有據，並非他人誣指。楊一清曾自稱與張璁「雖間有異同，旋即如故」，「蓋終始未嘗失歡」（《世宗實錄》卷一○四）。舊史家或囿於偏見，指張璁力排一清以求晉任，不免有違史實，持論也有失公允。不過，左順門事件後，世宗有意再行新政，楊一清趨於保守，因而與張璁等每有不合，則是事實。早在張璁敕罷之前，楊一清即曾上疏說：「今之持論者，多尚（原作『尚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世宗實錄》卷一○三）楊一清致仕後，世宗倚任張璁等人，繼續實施消除積弊的新政。 永嘉人張璁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四十七歲，才考中進士。世宗即位後，作為新科進士，尚無官職，在大禮議中力排眾議，獨持尊父之論，因而獲得世宗的賞識和楊一清等人的讚許。但在議禮之爭中，也因而受到楊廷和為首的守舊群臣的攻擊，請求嚴處張璁的奏疏紛至沓來。張璁入閣後，薦用新人，革除弊政，於是又成為舊臣與新臣、北人與南人、守舊與革新諸矛盾的焦點。因薦引新人而被指為私植親黨，甚至「不三、四年，位至極品」以及「干進」「驟貴」等等也都成為言官們攻擊的口實。守舊者自詡為「守正」的君子，指革新者為「干進」「好事」的小人，是歷代保守派攻擊革新派的故技。舊史家沿襲其說，多欠公允。事實上，正由於張璁是新進的官員，才不曾沾染前朝官場的腐敗積習，具有革除弊政的足夠的勇氣。談遷《國榷》稱他「學博才贍，有廊廟之用」。《明史?張璁傳》對他多所指摘，但也稱他「剛明果敢，不避嫌怨」，又說他「持身特廉，痛惡髒吏」當是事實。張璁以進士而入居內閣，始終清廉自守，博學明辨，而又勇於革新，可謂嘉靖朝難得的賢相，也是有明一代少見的閣臣。楊一清罷後，張璁被擢任為首輔。後因避世宗厚熜諱，改名孚敬。一五三一年七月曾一度致仕，翟鑾任首輔，十一月被召還。一五三二年三月，再請致仕，方獻夫繼任首輔。次年正月，張璁又奉召復任，一五三五年四月致仕，閣臣李時繼任首輔。在此期間，張璁、方獻夫與主張革新的官員輔佐世宗繼續推行了一系列革除積弊的新政。 革鎮守中官--宦官出鎮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領兵鎮守，掌握兵權，多施橫暴，又往往牽制主帥，延誤軍機，甚至與內宦結納，釀成亂事。一五二九年三月，御史毛鳳韶建言裁革各地鎮守官及補差內臣，兵部議復，只在部分地區各裁一員。張璁任首輔後，世宗制准兵部尚書李承勖等人的建言，裁撤鎮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錦衣官五百人，並以騰驤四衛（京師親軍）改屬兵部。內宦或稱四衛有功，隸兵部不便。李承勖舉出王振、曹吉祥事為證，說往年正是因為兵歸閹寺，才釀成禍亂。李承勖曾被彈劾為張璁親黨。他力主裁革宦官，得到張璁的支持。雲南鎮守太監杜唐擾害地方，詔命調回，並采巡按雲南御史毛鳳韶之議，從此裁革，不再續差。一五三一年，又以次裁革鎮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全，守備永寧城等處的內臣。《明史?宦官?張永傳》說：「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世宗裁革鎮守中官，事在張璁任首輔時。故明人多將此事歸美於張璁。萬曆時名士王世貞論張璁說：「公相而中涓（宦官）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引自《國榷》卷五十七）世宗任楊廷和翦除內宦勢力，又進而倚張璁內閣革罷鎮守中官，對宦官勢力嚴加抑制，影響是深遠的。 清勛戚莊田--一五二九年，霍韜奉命編修《會典》，上疏說：「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明史?食貨志》）額田大量減少，是因為地主豪民的欺隱和憲宗成化以來，諸王勛戚依仗權勢，擴展莊田。《明史?張璁傳》說清勛戚莊田「皆其力也」。大約張璁入閣後，即已開始清理勛戚擴占的莊田，一五二九年四月，戶部左侍郎王軏（音月yuè）上言「臣奉命清查各處莊田，見勛戚之家，多者數百千頃，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世宗實錄》卷一? ? ）世宗敕諭「有分外強占者，俱給原主」，今後不准妄行。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閏六月，采御史張心奏議，詔南京兵部查牧馬草場，內外守備衙門有占種者悉令退出，召民回納。又采戶部議，查革王府以山場湖坡為名強占的民田，斷自宣德以後。山東德王府上疏，自稱所受莊田與山場湖坡不同。世宗命山東都御史邵錫復勘。邵錫勘報：「王府所奏請多指民間墾田謂之荒地，既得請為莊田，則縱〔官〕校等為虐，征斂過於稅糧，地方騷然，民不堪命」。（《世宗實錄》卷一三○）戶部議復，王府有封國之初原請莊田，聽留用。立國以後，即系莊田，也不得議留。世宗采戶部議，詔諭各王府務遵處斷。世宗處置此事，在張璁致仕期間。但清勛戚莊田，張璁在任時已經實行。史書不見清理莊田的詳細紀錄，但此舉旨在清查諸王貴戚強占的民田，用意是清楚的。 改賦役制度--嘉靖時的額田已不到明初的一半，朝廷的賦稅收入減少，民間的賦役也因田地被兼併而負擔不均。一五三○年四月，桂萼再次被召至京師入閣辦事。十月間，他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與編審徭役，世宗准予施行。次年正月，桂萼因病乞休，歸里後病死。三月間，御史傅漢臣把編審徭役的改革稱為「一條編法」，奏報施行情況說：「頃行一條編法，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各州縣總於各府，各府總於布政司，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審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為遵守，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世宗實錄》卷一二三）這種「一條編法」，不拘限於原定的里甲，而在省府州縣的大範圍內通融科派，以求符合實際占田的狀況，糧稅與丁役各審定交銀若干，一體徵收，以求均平。但施行中又有田地肥瘠不同、人丁貧富不同等複雜情況，因此傅漢臣建策「取殷厚之產，補砂薄之地」，但並未能實施。這次賦役改制似僅在局部地區試行，但影響是深遠的。 抑制外戚--明初以來，后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並許世襲。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以為「戚里如此恩澤，近古所無」。歷朝外戚，世為權貴豪門，以至親戚家人也可依仗權勢，暴虐鄉里，聚斂營私。孝宗張皇后父張巒及後弟鶴齡、延齡，爵至侯伯，占田經商，恣為不法，朝廷不能制（見前）。世宗繼位，張鶴齡因定策有功，進封昌國公。張氏兄弟得張後縱容，權勢顯赫一時。大禮之議，楊廷和等力主世宗繼嗣孝宗，張太后及後家勢大，也是原因之一。張延齡在武宗時曾被人指告謀為不軌。一五三三年，張延齡殺死與此事有關的人員，被人告發。世宗將張延齡下獄，欲以謀反罪，處以族誅。張璁上疏說，張延齡是個守財奴，怎能謀反？如坐謀反罪，恐傷皇太后。法司審訊，又揭出張延齡占買官田、私殺奴婢等事，遂以違制殺人罪處死刑，系獄，後被處決。張太后曾請見世宗說情，世宗不見。張鶴齡被削去公爵，三年後也被告發，死於獄中。外戚世襲封爵，是形成豪門的重要原因。英宗錢後家，世封安昌伯。因嫡系絕嗣，請以庶子襲封。世宗交廷臣議。一五二九年十月，吏部尚書方獻夫等議奏：舊制非軍功不封，洪熙以來，始封外戚。其後一門數貴，傳襲三、四世不已。建策「現封爵宜終其身，勿得請襲。自今皇親駙馬，並如祖宗舊制，勿得夤緣請封」（《世宗實錄》卷一○六）。世宗敕准：「及今已封，姑與終身，於孫俱不准承襲，著為令」。世宗生母蔣太后家及皇后陳後家，均不准承襲封爵。萬曆時沈德符著《萬曆野獲編》論此事說：「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盡革之」，又說：「蓋自世宗裁定恩澤，立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外戚與宦官曆來是擁有特權並往往能以左右皇室的兩大勢力。世宗在裁革宦官權力之後，又嚴格抑制外戚，影響也是深遠的。 以上幾件大事都是在大禮議後至嘉靖中葉，陸續推行的一些新政。這些新政實際施行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目標都是在抑制宦官外戚諸王貴族和民間豪富勢力，作用是積極的。新政的繼續推行，消除了前朝的某些積弊，也使世宗的皇權統治更為鞏固了。 四、內閣的演變 明太祖廢中書丞相制，選任文官兼殿閣大學士，備侍從顧問。成祖簡選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淵閣，參預機要咨議，草擬制誥，但仍為兼職，不設專官。殿閣大學士號為閣臣，受到禮重，但無權統屬六部朝臣政務，只備皇帝顧問。這種特殊的建置，使閣臣的作用可大可小，因人因事而不同。明太祖、成祖親馭軍政，高度集權，閣臣只是處於侍從的地位。洪熙以後，當皇帝銳意求治倚重閣臣，或怠於政事倚付閣臣時，閣臣權位漸重。但如皇帝倚任外戚中官，內閣諸臣不被倚重，也就難於有所作為。武宗倚用內官劉瑾，遊樂荒淫，內閣陷於無所作為的境地。武宗死後，張太后倚用楊廷和等閣臣定策立世宗，閣臣的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世宗在後來的詔書中，一再提到他初即位時，內閣老臣欺他年幼。他有意獨立處事，不為內閣所左右，對閣臣多所限制。大禮議後，他任用新人，重建內閣，稱楊一清、張璁等為「輔臣」「丞弼」。在新政的推行中，內閣又顯示出決策性的重大作用。此後，世宗皇位鞏固，崇信道術以求長生，閣臣由咨議漸成輔弼，權位日重了。 崇道修玄--明朝自開國以來，即禮重佛、道。憲宗寵信僧繼曉，廣封僧道官。武宗、劉瑾也大興佛寺，番僧入于禁苑，僧道傳升官充斥於朝。世宗初即位，即采工部侍郎趙璜議，沒收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資財，毀除佛像，又查禁京師淫祠，革罷僧道傳升官。但聽信太監崔文，信奉道教齋醮（道場）禱祀。明太祖曾封授龍虎山張道陵的後裔張正常為真人。憲宗、孝宗兩朝多次封授他姓道士為真人。一五二四年，世宗召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入京，禱祀雨雪，有驗，封授為致一真人，總領道教。宮中設醮，世宗親自禱祝。一五三四年，世宗見禁中佛殿的佛像有淫褻之狀（當是密宗神像），命廢除佛殿改建內宮，又將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萬三千餘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開焚毀。從此宮中不見佛殿，只有道場。這年，世宗杜貴妃生皇子載垕（穆宗），世宗認為是邵真人禱祀之功，加授邵元節禮部尚書。一五三九年八月，邵元節病死。次年，世宗封授他生前所薦引的道士陶仲文（原名典真）為秉一真人，領道教事。 嘉靖時文士何良俊說，當時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蓋劍術、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月精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墨子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二）。大抵世宗初年奉道，還是在於求雨祈年，以鞏固皇位。中年以後，自稱多病，服食丹藥以求長生。道士段朝用進獻自煉的金器，說是作為飲食器皿用，可以長生不死。又自稱可以點化金銀，補助國用，世宗信以為真，召他入朝。後來證明都是謊言，被人揭發下獄，死於獄中。宮中齋醮祭天，例需撰寫「青詞」，是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常命文臣代撰，後來竟由內閣大學士撰寫供奉。世宗此舉，似在向臣下表明，他確是受命於天，可以上與天通，但由大學士撰寫誕妄的青詞，自是有失體統，不免傳為笑柄。一五四二年十月，世宗宿於曹妃宮中，宮婢楊金英等十餘人乘世宗熟睡，企圖用繩索把他勒死。方後聞訊趕到，世宗得救，宮婢被擒處死。此事原委，史書記載甚簡，但似無重大的政治背景。世宗采邵元節主靜之說，以靜攝修玄求長生，據史事記事，也並不象武宗那樣淫樂無度。朝鮮《李朝實錄》載歸國使臣的書狀記此事說：「蓋以皇帝雖寵宮人，若有微過，少不容恕，輒加捶楚，因此殞命者多至二百餘人，蓄怨積苦，發此凶謀」。又記得自明人的傳聞：「皇帝篤好道術，煉丹服食，性浸躁急，喜怒無常。宮人等不勝怨懼，同謀構亂雲。」（朝鮮《中宗大王實錄》卷十）朝鮮保存的記錄，可能較為接近於事實。 宮婢之變的次日，世宗即遷出大內，移住西苑。此後二十餘年即常居西苑，號為靜攝修玄，雖然仍不時親自改訂詔敕、批答奏章，但不再朝見大臣。中年以後的世宗，由初政時的革故鼎新演變為靜攝修玄，內閣大學士因而得以更多地預政，權勢日隆。 閣臣傾軋--一五三七年四月，世宗因內閣規制未備，命太監高忠與大學士李時等議，在文淵閣正中一間設皇帝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貯藏書籍，閣西制敕房之南，添造卷棚三間，安置書辦。《世宗實錄》說：「於是閣制，視前稱完美矣」。（《世宗實錄》卷一九九）閣臣原備顧問且非專職，世宗規劃的「閣制」，使內閣成為閣臣經常的辦公機構。次年九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上書說：「陛下總攬乾綱，政自己出，宜無所謂權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跡則有之。內閣之臣，止司票擬，而外人不知者遂謂朝廷大政舉出其手。」（《世宗實錄》卷二○四）他舉出官員的任免事例，說明閣臣超越本職，參預其事。霍韜的奏疏表明，「止司票擬」乃是原定的制度，並未明文變改。「權力下移」則是逐漸形成的事實。外人以為大政舉出閣臣，並非無據。萬曆時，沈德符說：「內閣輔臣主看詳票而已，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又說：自翟鑾以後「無不以殿閣大學士為真相」（《萬曆野獲編》卷七），當是反映了嘉靖以來人們的一般觀念。 內閣權位漸重，閣臣間的相互傾軋，也日益嚴重。江西資溪人夏言，在大禮議後，於一五三○年以吏科給事中進為侍講學士，建言分祀天地，得世宗寵遇。次年即擢任禮部尚書，與張璁不和。行人司正薛侃因上疏建言擇藩王居守京師，獲罪。張璁事先已得見此疏，送呈世宗，說是出自夏言。薛侃案後，張璁因有意中傷夏言，奉旨致仕。次年，還朝。一五三五年因病歸里。一五三六年，李時為內閣首輔，夏言加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一五三八年，李時病死，夏言繼任首輔。 夏言入閣後，禮部右侍郎嚴嵩進為禮部尚書。江西分宜人嚴嵩，弘治時進士。正德時，為南京翰林院侍讀。世宗即位，召為國子祭酒，後出任禮部。一五三九年，夏言與嚴嵩隨同世宗去湖北安陸，祭顯陵（生父獻帝陵）。夏言乞候回京，嚴嵩奏請表賀，得世宗嘉許。此後，嚴嵩謀與道士陶仲文設計傾陷夏言，夏言則指使親信彈劾嚴嵩。一五四二年六月，嚴嵩向世宗歷陳夏言欺凌之事，六月，夏言被削職。八月，嚴嵩授武英閣大學士，入值內閣。這時他年已六十，仍勤於任事，得世宗信任。夏言去後，原在內閣的大學士翟鑾繼為首輔。一五四四年，嚴嵩指使言官彈劾翟鑾之子考中進士有弊。翟鑾被削職。嚴嵩繼任首輔。 嚴嵩為首輔未久，閣臣吏部尚書許瓚、禮部尚書張璧等即奏陳嚴嵩處事獨斷。一五四五年十二月，世宗又將已削職的夏言召還內閣，恢復原官，位在嚴嵩之上。 夏言復職，志得意滿，所擬批答均自行處斷，不理嚴嵩，又逐步斥逐嚴黨官員，非嚴黨的朝士，也往往因而受禍。嚴嵩厚賂內官，伺機報復。嚴、夏互相傾軋，日益激烈。 原由夏言薦用的陝西三邊總督曾銑曾在一五四六年上疏，建策出兵收復河套，以抗禦蒙古，得到夏言的支持。宣大總督翁萬達依據他所了解的蒙古情事，認為不宜挑起戰事。朝臣中議論不一。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正月，世宗命內閣議復此事，意在駁復，嚴嵩乘機上書，說原來擬旨褒獎曾銑，「臣皆不予聞」，稱：河套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淺。又進而攻擊夏言在內閣「驕橫自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重大，自始至終，亦並無一言議及」。（《世宗實錄》卷三三二）夏言上疏抗辯。世宗命削奪夏言官階，以尚書致仕，逮捕曾銑問罪。嚴嵩又與錦衣都督陸炳等指告曾銑與夏言妻父蘇綱結納，厚賂當道、剋扣軍餉，掩敗不報。世宗將曾銑與蘇綱下詔獄拷訊。四月間又逮捕夏言，下鎮撫司，查訊恣妾父蘇綱為奸利之罪。曾銑被指為「罔上貪功」、「交結近侍」，依律處斬。十月，夏言坐與曾銑交通，也被斬首。 夏言死後，嚴嵩繼為首輔，長達十餘年之久。世宗居西苑玄修，嚴嵩得以獨攬相權。曾銑案後，朝臣不再敢說邊防事，隨即爆發了蒙古俺答汗的南侵戰爭。 （二）蒙古俺答汗的南侵 明武宗正德時期，被稱為韃靼的蒙古諸部，在達延汗統治下，呈現出新的局面。達延汗在統一了東部即左翼諸部後，又進而征服了西部地區的右翼三萬戶，並分封他的子孫分別統領左右翼諸部，重新建立起黃金家族的統治。 明世宗時，達延汗之孫，統領右翼的俺答汗以河套地區為據點，日益強盛。一五五○年自大同侵入明朝境內，直抵北京郊外，明王朝又一次面臨著嚴重的騷擾。 一、達延汗西征 明孝宗弘治末年，達延汗連年西征阿爾禿斯等部。一五○九年，明武宗得到報告說，曾經在大同戰敗王杲的火篩與小王子相仇殺。大約即在此後不久，達延汗征服了火篩統領的滿官嗔（蒙郭勒譯）部，又稱為土默特。次年，明朝又得報，原已投附韃靼的永謝布（永邵卜）首領亦不剌聯絡阿爾禿斯部背叛達延汗，被小王子即達延汗戰敗，亦不剌西逃。《蒙古源流》詳記此次戰事並錄有達延汗西征的命令，說是率領左翼的察哈爾部、喀爾喀部、烏梁海部和科爾沁部共同抗擊鄂爾多斯（阿爾禿斯）土默特和永謝布三萬戶（三部）。戰爭爆發在達蘭特里袞地方。《源流》說「達延汗，遂收服右翼，平定六萬兵民大眾」（清譯《蒙古源流》卷六）。達延汗把禿猛可獲得完全的勝利，實現了左右翼諸部的統一。 早在明孝宗弘治元年即一四八八年，把禿猛可就曾以達延汗即全蒙古汗的名義，以蒙古文致書明朝，明大同守臣一度誤譯為「大元」。征服右翼諸部後，再次宣布他是全蒙古的汗。不過，這所謂全蒙古，主要還是明人稱為韃靼的諸部。西部的瓦剌仍然占據西北地區，具有相當的勢力。東北的兀良哈三衛，隸屬於明朝，也不歸達延汗統治。但是達延汗西征的勝利，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諸部紛爭，韃靼蒙古得以在東起克魯倫河，西至河套地區的廣闊草原往來遊牧。蒙古歷史的發展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意義是重大的。 達延汗把他直接統領的左翼察哈爾、喀爾喀和右翼鄂爾多斯、永謝布、土默特等五部，號為五萬戶，分封給他的子孫，重建起成吉思汗家族後裔的統治。科爾沁部原為哈撒爾後裔所統治，不在五萬戶之內。察哈爾萬戶是達延汗的基本屬部，封授給長子鐵力（圖喀），不久，死去，傳子卜赤（博迪）。右翼三萬戶被收服的部眾，仍沿用原來的部名，封授給次子五路士（烏魯斯），遇害，又封給三子阿著（賽音阿拉克，又名巴爾斯）。其餘諸子分領喀爾喀及其他屬部的基層組織鄂托克。 大約在明武宗末年，達延汗死。阿著曾暫襲汗位，不久也病死。卜赤繼為大汗。世宗嘉靖時，阿著子吉囊（清譯全名為袞必里克墨爾根濟農）統領阿爾禿斯，弟俺答統領滿官嗔即土默特部。兄弟二人出入河套地區，成為諸部中最強大的勢力。 原來隨從達延汗西征的烏梁海部眾，在西征之戰後，又不時在北邊擄掠。卜赤汗與吉囊、俺答多次出兵征討，一五三八年征服了烏梁海，將其部眾分配給各貴族為奴。 西征戰後，永謝布的首領亦不剌率殘部西逃，與西逃的別部卜兒孩聯合，住牧於青海湖畔。約在一五三二年，吉囊、俺答兄弟率兵十萬，屯駐河套。以四、五萬騎西擊亦不剌、卜兒孩營，收其大半部眾，卜兒孩遁走。一五四二年吉囊死。俺答統領右翼三部的部眾。隨後再次出兵西征。蒙文《阿勒坦汗傳》說：此次遠征「降服仇敵博喇海（卜兒孩）太師於合魯勒合雅之林」，（珠榮嘎漢譯本第四三頁），將收服的永謝布部眾賜予其末弟之子岱青。《阿勒坦汗傳》又記，此戰之後，俺答的聲名傳聞四方，「博迪（卜赤）汗等為報答勇敢真誠的阿勒坦汗，於額真前，當六萬戶之面，賜號曰土謝圖徹辰汗」。（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頁）俺答擁有右翼三部之眾，以河套為據點，勢力至於青海，擁有汗號後成為實力勝過卜赤汗的又一個蒙古汗。一五四四年，俺答汗又領兵遠征朵顏、福余、泰寧等兀良哈三衛。三衛首領相繼降服，分別附屬於俺答兄弟子侄。 二、俺答汗的侵掠 俺答汗聲勢日盛，以豐州川與陰山地區為基地，因而需要與明朝通貿易，以換取當地蒙、漢居民所需求的農業、手工業工具和糧食、絲綢等物產。早在一五四一年，俺答即派遣蒙古使臣肯切與漢人石天爵至大同，請求通貢市，並說如許通市，即令邊民墾田塞中，牧馬塞外，永不相犯。否則，將南下掠奪。大同巡撫史道上奏，兵部議復，擬准入貢通市。世宗以為求貢不可信，群臣從而附和。世宗下詔懸賞擒斬俺答，並將肯切扣留。次年五月，俺答等再遣石天爵等至大同請求入貢，說蒙古迫切需要紗緞，貢市對雙方有利。如果一再請求不准，將要縱兵南下。大同巡撫龍士有將石天爵逮送朝廷，世宗竟將石天爵與肯切一起處死。雙方矛盾激化，俺答南下不可免了。六月，俺答軍自大同入明境擄掠，明軍全無戒備，無力抵禦，俺答自大同直驅太原，南至平陽，東趨潞州，然後北上出雁門返回。前後歷時月余，沿途擄掠人畜資產，山西居民多遭劫掠。 俺答稱汗後，於一五四六年五月，再遣使至大同投書議和、求通貢市，被大同邊兵殺害。七月，又向大同遞送蒙文文書，請准入貢。請限以地點、人數、時間，准許入貢，世宗不許。次年，俺答遣使李天爵持文書來大同，說今年羊年（丁未）利於取和。請貢馬駝，求賜蟒緞等物，東起遼東、西至甘涼邊境人互不相犯。翁萬達代為轉奏。這時，夏言、曾銑正主張出兵收復河套。朝臣議論不一，世宗猶豫不決。世宗從嚴嵩議斬夏言、曾銑，但仍未准俺答通貢。一五四八年，翁萬達上疏，力陳前歲山西守臣之失，請加強邊牆守備，又上疏說俺答「以求貢不遂，既恥且憤，聲[言]將糾眾聚兵，待時一舉」並再次代陳求貢之意。世宗駁斥說：「胡乃屢以求貢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絕。」（《世宗實錄》卷三三四）一五五○年（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六月，俺答率軍攻掠大同。《阿勒坦汗傳》說他聚集右翼三萬戶在上都白室之地會師，以其子辛克（僧格）為先鋒，向漢地進軍。明大同總兵張達奮勇抗擊，被蒙古伏兵包圍，副總兵林椿領兵營救，兩將皆戰死。世宗以原甘肅總兵仇鸞為宣大總兵，仇鸞遣人以重金賂贈俺答，相約不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東去，由薊鎮攻古北口，巡撫薊州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炮抗擊。俺答別遣一軍由黃榆溝拆除邊牆進軍。由密雲攻掠懷柔、順義。巡按順天御史王忬出駐通州防禦，上疏告急。俺答軍至通州，京師大震。兵部尚書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點閱京軍冊籍，據說「時冊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明史?丁汝夔傳》）。臨時徵募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生約四萬人防守京城，急調各地兵入京師勤王。援軍五萬集結京畿，明廷未及儲備糧秣，據說，「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鴻猷錄》卷一六）仇鸞所率大同兵二萬入京，世宗以他為平虜大將軍，統率各地援軍。仇鸞不敢出戰。俺答至京城東直門外，命俘虜攜帶啟書致世宗求貢市。世宗在西苑召閣部臣集議。內閣首輔嚴嵩說俺答是「搶食賊，不足患」，貢市是禮部事。禮部尚書徐階認為應權且准許通貢，但不可「臨城脅貢」，可令退出邊外，另遣使經大同守臣入奏，才可准許。《阿勒坦汗傳》說明廷遣使楊增（珠譯楊兀札克）來議和，說「不如往來買賣通貢」（珠譯本頁五○）。俺答遣使丫頭智（珠譯阿都兀齊）隨來使楊增到明廷，說將大軍撤到邊牆之外，開始商談。所記當近於事實。八月二十三日，俺答開始撤兵出古北口，沿途又有擄掠。俺答軍在古北口內京師周圍地區往來擄掠前後近半月。舊史稱為「庚戌之變」。明廷經過一場驚恐，又度過了危機。 俺答汗退兵後，依據協議，於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請求通貢。次年三月，又遣使脫脫至宣府，留下人質，求通貢市。宣大總督蘇祐上奏說，蒙古使臣稱：願以宣大陝西各邊地通行開立馬市，買賣騾馬牛羊。他建言在宣大、延綏、寧夏等地開市，以布帛米糧交換牛羊騾馬。世宗為避免「臨城脅貢」之恥，采蘇祐議，先在大同邊外開設馬市。宣府、延綏、寧夏諸鎮也准許開市，每年兩次。入貢事容後再議。四月間，大同馬市以布緞等換馬兩千七百餘匹。俺答貢馬謝恩，朝廷回賜絲衣金帶。俺答雖然尚無進貢使團，但事實上已恢復了貢賜交易。宣府和陝西開市，也都購馬數千匹，邊境出現安定和繁榮的局面。 但是，一年之後，一五五二年初，俺答部下軍兵又在大同邊境侵擾。巡按御史李逢時上疏說：「俺答敢於歲初擁眾入犯，可見馬市之羈靡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月，俺答軍攻掠懷仁而去。三月，世宗下詔，停罷馬市。邊境戰事又起。四月，明平虜大將軍仇鸞領兵出塞，在威寧海襲擊俺答，敗陣而回。兀良哈三衛撤去邊衛，引導俺答入境至寧遠擄掠。明備御官王相戰死。從此以後，俺答連年在邊地攻掠。一五五三年春，俺答犯宣府和延綏；夏，犯甘肅和大同；秋，俺答大舉攻掠渾源、靈丘、廣昌，插箭峪、浮圖峪等地，遇雨退去；不久，又以萬騎入大同，縱掠至八角堡。一五五四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溝堡；夏，犯寧夏；秋，攻薊鎮邊牆，百道並進，明京城戒嚴。一五五五年，俺答數犯宣、薊，參將趙傾葵等戰死。一五五六年，俺答三萬騎犯宣府。一五五七年，俺答二萬騎分掠大同邊。一五五九年，俺答入薊鎮潘家口。一五六○年攻掠大同、延綏、薊、遼諸邊。一五六三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被大同總兵劉漢打退；冬季又大舉攻掠順義、三河，京師戒嚴。 蒙古各部自也先亡後，多遣使臣與明廷通貢市。明廷對來使及各部首領授予封號或職銜，給予高級絲緞織物及金銀器等優厚的賞賜。來貢的使臣也還在商民間進行貿易。蒙古利於賞賜和貿易，貢使的人數與次數日益增多。明廷對入貢的時間、地點及貢使人數往往做出限制，但從未像世宗那樣閉關絕貢。俺答汗強盛後，卜赤汗廷似仍在克魯河草原。西起河套東至兀良哈三衛的廣漠地區，均為俺答所占據。這一地區水草豐美，不僅蒙族牧民日益增多，也還有大量的漢人農民在蒙漢地主控制下從事墾殖。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和蒙漢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地要求與漢地互市貿易，以牲畜換取布帛糧米和生產工具。世宗閉關絕貢，蒙古得不到需要的物資，便不時出騎兵在邊地掠奪。明廷因蒙古不時侵掠，更不能屈從開市來「羈糜」。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不得解決，戰無虛日了。 （三）東南沿海的抗倭戰爭 在北境戰爭連綿的同時，明王朝又面臨著東南沿海「倭寇」的侵擾，不得不展開了抗倭戰爭。 日本國南北朝的戰亂，以南朝的失敗而告終。十四世紀末，北朝的足利義滿建立了室町幕府的統一政權。但到十五世紀後期，足利氏逐漸名存實亡，日本的封建藩侯又紛紛割據稱雄，號稱六十六國，互爭雄長，史稱「戰國」時代。這些眾多的日本諸侯國，都爭著與明朝通商，但又受到明朝「朝貢」貿易的限制。被稱為「倭寇」的日本海商與海盜，便分別在藩侯的支持下在中國沿海實行武裝搶掠。明世宗嘉靖時，海防廢壞，倭寇剽掠得志，無所忌殫，日益嚴重。一五二三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宋素卿原是寧波人，後來投奔日本。他賄賂明市舶太監，得先查閱瑞佐貨物，市舶司設宴時也使瑞佐上坐。宗設不平，襲殺瑞佐，還殺死明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等，大掠寧波沿海諸都邑。這次爭貢事件，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廢弛、將佐的無能和吏治的腐敗，使日本封建主、武士、商人更加輕視中國。市舶司是明朝政府專管海外貿易的機構，爭貢事件起於掌管市舶的內官貪受賄賂。但明朝的一些官員卻認為「倭患起於市舶」，於是罷市舶不設。罷市舶之後，日本船舶投托沿海的豪紳奸商，或稱侵沒商貨，用搶掠來進行報復；或互相勾結，在沿海地區劫掠。 嘉靖時期倭患嚴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巨商和海盜與倭寇相勾結。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賈」、「浙閩大姓」，為了謀取厚利，大規模地進行走私貿易，成群分黨，分泊各港，明朝政府不能禁止。後來竟成為亦商亦盜，兼行劫掠。 一、朱紈治海的失敗 一五四七年，明廷采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議，調任巡撫贛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提督浙閩海防軍務。這時，浙閩海防戰船、哨船隻存十分之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人，只存一千人。閩盜李光頭、浙盜許棟占據寧波的雙嶼，造大船運載違禁貨物，與日本海商進行走私貿易。官府不能治。朱紈出兵先討平覆鼎山海盜，次年春，進兵雙嶼。以都司盧鏜領兵由海門進軍，副使柯喬與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寧以遏制去路。四月，盧鏜擒獲許棟及日人稽天，在雙嶼築塞而還。朱紈處死李光頭等走私海商及海盜九十餘人，震動一時。日本及佛郎機商船不得入境，與貴族官員有聯繫的閩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擊朱紈。御史閩人周亮向吏部彈劾朱紈，將巡撫改為巡視，以削其權。朱紈上疏自辯，語多激憤，又請處死「勾連倭舟」的長嶼海盜林參等。周亮遂彈劾朱紈「舉措乖方，專殺啟釁」，又劾柯喬、盧鏜「黨紈擅殺，宜置於理。」（《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世宗派官審理，朱紈免官回籍，柯喬、盧鏜逮系福建按察司待決。朱紈憤而自殺。朱紈生前曾在一個奏疏中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明史?朱紈傳》）他終於在中國「瀕海之盜」與「衣冠之盜」的聯合反攻中失敗了。 朱紈敗後，明廷罷設提督海防軍務的巡撫御史或巡視大臣。朱紈招募捕盜的船隻四十餘艘也被遣散。海防更加空虛，海盜與倭寇的活動也更加猖獗了。 二、張經等領導的抗倭戰爭 一五五二年四月，倭寇侵擾台州，破黃岩，攻掠象山、定海諸地，為首者是中國的海盜汪直。徽州人汪直原是許棟的餘黨。許棟被擒斬，汪直率領部分餘眾逃遁，稱霸海上，各小股海盜均受其節制。《殊域周咨錄》卷二說汪直占據海中薩摩州之松浦津，自稱徽王。三十六島都聽他指使。汪直建造可容二千人的大船，船上設備刀槍弓矢等武裝，橫行海上。日本的「倭寇」得汪直指引，深入浙東州縣。州縣不能抵禦。 明廷面對倭寇的侵擾，不得不再設巡視大臣。以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後，在浙、閩沿海地區逮捕沿海各地作為倭寇內線的猾民，倭寇因而不明虛實，不識路徑，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藥，往往自行遁走。王忬又巡視諸未築城牆的府、州、縣，建城三十餘處。 一五五四年三月，明廷調王忬為大同巡撫，任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同年秋，又改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總督軍務討賊，解兵部事。張經是福建侯官人，曾總督兩廣軍務，為當地少數民族所擁戴。他受此重任，慷慨自負，朝內外也欣慶得人，說倭寇不足平。 當時倭寇二萬盤踞在華亭（松江）柘林川沙窪。張經選將練兵，籌劃搗毀倭寇的巢穴。次年，陸續調集兩廣土司兵，分配給總兵官俞大猷、參將湯克寬和游擊鄒繼芳等，待永順、保靖苗兵到達後，展開決戰。 四月間，明世宗采工部右侍郎趙文華議，命他去浙江祭告海神，以鎮倭寇，兼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來到東南，即催促張經出兵，張經自認是朝廷大臣，心輕文華，不予理會，仍按原計劃行事。趙文華竟密疏誣告張經「靡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倭飽颺，剿余倭報功，宜亟治」。（《明史?張經傳》）世宗得疏大怒，一五五五年五月，詔令逮治張經。 但就在這時，張經指揮軍民取得了對倭作戰的巨大勝利。 永順、保靖苗民到後，倭寇自柘林侵犯嘉興，張經派參將盧鏜督士兵從水陸兩路進攻，大敗倭寇於石塘灣。倭寇北走平望，張經命總兵官俞大猷邀擊。倭寇行至王江涇，永順宣慰使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躡其後，斬首二千級。倭寇大敗，溺水而死者無數，余寇奔竄柘林，縱火焚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而逃。張經指揮作戰，取得王江涇大捷，一時稱為自有倭患以來的第一戰功。 王江涇大捷後，趙文華上疏冒功，說是由於他和巡按胡宗憲的「督師」，才取得這次勝利。世宗認為張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命將張經逮解進京。給事中李用敬等上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世宗說這是「奸黨」，將李用敬杖打五十，削職為民。張經被解到京，詳細陳述戰鬥經過，請求恕罪。世宗竟於同年十月，將張經斬首。 明世宗以趙文華督察軍務，賜鑄關防。趙文華素不知兵，見倭寇難防，於十二月間謊報水陸功成，請求還京，得世宗准許。張經死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得趙文華薦引，巡撫浙江，又晉為總督，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一五五六年五月，趙文華因嚴嵩的舉薦，再次奉命視師。趙文華自從在國子監就學時即得到當時任祭酒的嚴嵩的賞識，與嚴嵩結為父子。他得以官至侍郎，是由嚴嵩的薦引，誣陷張經，也是由於有內閣首輔嚴嵩的支持。王江涇戰後，倭寇又在沿海竄擾。世宗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嚴嵩說，「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望文華」。世宗改命趙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閩直隸軍務。趙文華到任，恃勢欺壓地方官員，搜括庫藏，貪污勒索。軍事則全付胡宗憲。胡宗憲於八月間誘殺海盜徐海，沿海屢獲勝利。世宗說是趙文華之功，敕令趙文華回朝，十一月加封少保。次年九月，世宗得悉趙文華謊報冒功及在江南諸不法事，將他治罪，削籍為民。 三、俞大猷、戚繼光領導的抗倭戰爭 一五五六年十二月，胡宗憲命總兵俞大猷率領調集的川、貴兵六千人駐舟山。俞大猷督兵四千人出擊海上倭寇，斬首一百四十餘級，獲得重大勝利。浙海漸平。一五五七年冬，胡宗憲計誘海盜汪直來降，將他斬首，上疏報功。汪直餘黨遂據浙江岑港自守，並勾結倭寇擾掠。胡宗憲命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領兵進剿，久不能下。一五五八年七月，世宗詔奪俞大猷、戚繼光官職，戴罪出戰，限期一月蕩平。俞大猷等冒死力戰，海盜棄岑港，南下，劫掠閩廣。御史李瑚彈劾胡宗憲縱賊。胡宗憲諉過於俞大猷。世宗命將俞大猷逮捕下獄。 戚繼光自一五四四年襲父職任登州衛指揮僉事，次年升任署都指揮僉事，一五五五年秋，調任浙江都司僉書，司屯局事；次年被任為參將。奪職後，隨俞大猷力戰有功。俞大猷被逮，戚繼光也被劾按問。這時倭寇焚掠台州。戚繼光因有戰功，受命復職，改守台州、金華、嚴州三郡。戚繼光到浙江後，請求在義烏招募農民和礦夫，組織新軍，獲准。一五五九年秋，他親自來到義烏，招募三千人，制定紀律，嚴格訓練。他對士兵說：「你們本為立功名報效而集。兵是殺賊的，賊是殺百姓的。百姓豈不是要你們去殺賊！設使你們果真殺賊，守軍法，不擾害他，如何不奉承你們！」凡砍伐人樹株，作踐人田產，燒毀人房屋，姦淫作盜，割取亡兵的死頭，殺被擄的男子，污被擄的婦人，甚至妄殺平民，假充賊級，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決以軍法從事抵命。戚繼光要求士兵絕對服從命令，說：「出口就是軍令，就是說的差了，寧任差到底，決不改還」。他要求士兵學習用藤牌、狼筅、叉、鈀、棍、刀等殺敵防身的真實本領，而不是花槍、花刀之類裝門面的玩藝。他認為「花法不惟無益，且學熟誤人。」（《紀效新書》卷首）戚繼光還創造了被稱為「鴛鴦陣」的戰術，將盾牌、狼筅、長槍、叉、鈀、棍、刀等長短武器聯合使用，各盡所能，密切配合。經過兩個月的訓練，戚繼光招募的這支軍隊就成為戰鬥力很強的部隊，開赴抗倭戰場，屢立戰功，被稱為「戚家軍」。 一五六一年，倭寇大掠浙東桃渚、圻頭。戚繼光率部急趨寧海，扼桃渚，在龍山大敗倭寇，追擊至雁門嶺。倭寇逃遁，乘虛襲擊台州。戚繼光回軍與戰，手殲其魁，驅趕餘部至瓜陵江，全部殲滅。圻頭的倭寇向台州進犯，戚繼光在仙居截擊，倭寇無人逃脫。戚繼光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餘。此後，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在寧波、溫州一帶大敗倭寇，浙東的倭患遂告平息。 一五六二年，福建成為倭患的中心。自溫州而來的倭寇，與福寧、連江的倭寇聯合，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轉來的倭寇，與福清、長樂的倭寇相會，攻陷玄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寧德附近海中有小島名橫嶼，倭寇在島中結營，明軍不敢進攻。新來的倭寇結營於福清的牛田，為首者營於興化東南，互為聲援。福建明軍連連告急。戚繼光被調入閩。先攻橫嶼，士兵每人拿一束草，填濠而進，大破倭寇的巢穴，斬首二千六百級。乘勝至福清，打敗牛田的倭寇，倭巢被搗，余寇逃向興化。戚繼光緊追不捨，夜四鼓抵倭柵，連克六十營，殺死倭寇一千多。第二天黎明，戚家軍開入興化城，興化人才知形勢大變，持酒勞軍。戚繼光援閩又獲全勝，班師回浙。與戚繼光同時被調援閩的還有廣東總兵官劉顯，也屢敗倭寇。 戚繼光還浙後，又有大批新倭來到福建，攻占興化城，據平海衛（在莆田縣東九十里）。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調俞大猷往剿。俞大猷在一五五八年被逮入獄。錦衣衛左都督陸炳厚賂嚴嵩之子嚴世蕃，得以營救出獄，往大同戴罪立功，此後對蒙古作戰有功，調任鎮筸參將。一五六一年，又奉詔移兵贛南，參與鎮壓廣東張璉起義，進為副總兵。一五六二年十一月，總督浙直江福兵部尚書胡宗憲被劾「欺橫貪淫」，逮解京師治罪。俞大猷為鎮守福建總兵官，以戚繼光為副，領兵剿倭。一五六三年四月，戚繼光至閩，與劉顯、俞大猷分三路進攻平海，戚繼光所率戚家軍首先登上敵壘，劉、俞部相繼突入，斬首二千二百。戚繼光因功升都督同知，世蔭千戶。俞大猷徙鎮南贛，戚繼光任為總兵官。次年春，戚繼光又敗倭於仙遊城下、同安王倉坪、漳浦蔡丕嶺等地，斬獲頗多，余倭掠漁舟出海去。福建倭患漸被平定。 福建倭寇平定後，廣東東部還有倭寇二萬多人為害人民。明廷任命吳桂芳提督兩廣兼理巡撫，又命俞大猷為廣東總兵，進剿倭寇。一五六四年俞大猷等將領，先後擊敗倭寇于海豐等地，擒斬殆盡。廣東倭患也漸解除。自朱紈以來，長達十七年之久的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四、抗擊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 世宗嘉靖時，倭寇而外，葡萄牙殖民者的勢力也已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勾結中國海盜，不斷侵擾。 十五世紀末，葡萄牙的海外擴張達到高峰。殖民者經好望角，到達印度西海岸，進而向東亞擴展勢力。明人沿用阿拉伯人對歐洲人的稱謂，稱他們為佛郎機國。一五一一年（正德六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滿剌加（馬六甲），趕走國王，阻斷了中國與南洋各國的交往與貿易。《明史?滿剌加傳》記載說：滿剌加「自為佛郎機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剌。然必取其國，率被邀劫，海路幾斷」。一五一六年葡萄牙馬六甲總督佐治（Jorged′Alboquergue）派裴來斯特羅（RafaelPerestrello）來中國。第二年，葡萄牙又派皮來資（ ThomasPirez ） 以國王名義充任大使和安特拉德（FernaoPerezd′Andrade）率艦隊來到中國。皮來資和安特拉德所率領的葡萄牙艦隊到屯門島後，想進入廣東，遭到中國地方政府的拒絕，葡萄牙艦隊強行駛入內河，開往廣州，沿途槍炮之聲，震動城廓。皮來資到達廣州後，便要求到京師去見明朝皇帝。明廷命廣東地方官給予所進方物的價值，遣回。皮來資買通鎮守太監，獲准與通事火者亞三等進京。留在廣東的葡萄牙殖民者卻乘機進行搶掠活動，強占廣東東莞縣的屯門島海澳。 葡萄牙殖民者所到之處，公然搬運硝磺刃鐵，沿海鄉村，都遭殺掠，並且築室立寨，作久居之計。當明世宗嗣位後，得知葡萄牙已侵占滿剌加並在中國沿海擾掠，斬火者亞三，敕責佛郎機出境。次年（一五二三年），葡萄牙又侵掠廣東新會縣，在西草灣被明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軍擊敗。明軍奪獲得戰船兩艘及火炮等軍械。 葡萄牙殖民者在廣東被驅逐出境以後，轉向浙江、福建沿海地區。一五四○年前後，勾結中國海盜李光頭、許棟等，在寧波的雙嶼建立據點，進行走私貿易，在貨盡將去之時，每每肆行劫掠。一五四八年，副都御史朱紈調遣都指揮盧鏜、副使魏一恭等率兵進攻雙嶼，燒毀葡人所建的營房，築塞港口。被趕出雙嶼的葡萄牙殖民者又轉移到福建泉州府的浯嶼（今金門），和原來在那裡的海盜會合，繼續進行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不斷騷擾漳、泉地區。一五四九年，朱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喬合兵進擊浯嶼，葡戰艦逃向詔安縣，朱紈和柯喬率軍堵截於走馬溪，葡人多被擒斬。海盜頭目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也在這次戰鬥中被擒處死。葡萄牙殖民者在廣東、浙江和福建沿海建立的據點，都被拔除。 明朝原在廣州設市舶司，管理南海諸國的互市貿易。正德時，移至高州電白縣。一五三五年，葡人重賄明指揮黃朝慶，得以在香山縣所屬壕鏡澳（澳門）作為停船貿易的海澳，乘機混入澳門。一五五三年，葡人託言商船遇風暴，水浸貢物，請在澳門借地曬晾。明海道副使汪柏受賄，私自准許。起初還只是搭造茅棚停息，就船貿易。爾後逐漸建造居室擴充住地，到嘉靖末年，葡萄牙來澳門者已築室千區。 （四）財政危機與人民的反抗 一、嚴重的財政危機 明王朝連年在北邊與蒙古作戰，又在東南沿海抵抗倭寇的侵擾，軍費支出，日益浩大。世宗奉道修玄，屢建宮殿，造成龐大的靡費。閣部諸臣，以嚴嵩為首，貪賄公行，侵吞國帑。官員上下效尤，吏治腐敗。明王朝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軍費浩繁--嘉靖時，軍屯制已漸消失，邊防軍需要國家補助軍費（即所謂「年例」）。衛所軍制衰落後，募兵制由國家募兵，按月發餉，也增加了軍費開支。軍中將領多方貪污，變軍餉為私財。一五六○年，給事中羅嘉賓等查核倭寇猖獗以來督撫諸臣侵吞軍需的數字，高者達十萬四千，次者也有三、五萬，其他或以萬計，或以數千計。史料保存的軍費開支數字，一五五一年諸邊費六百餘萬，一五五○年十月至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正月，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修邊、賑濟諸役又八百餘萬。當時戶部每年歲入只有二百萬，可見軍費開支已成為明王朝的沉重負擔。 皇室靡費--世宗崇道教，每年不斷修設齋醮，造成巨大的靡費。早在嘉靖初年，戶科左給事中鄭一鵬即奏稱：「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為錢萬有八千。」（《明史?鄭一鵬傳》）《明書》卷八三記載：「嘉靖中歲用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為行修玄，還大事營建。《明史?食貨志》說：「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說世宗「勞民耗財」過於武宗，自是史家警世之詞，但世宗的靡費，的確也是巨大的。 閣臣貪賄--自世宗遷居西苑修玄，內閣權位甚重。嚴嵩自一五四二年入閣，參預機務，前後凡二十年，中間一度被黜，再次出任首輔也有十餘年。這二十年是明朝邊患頻仍的二十年，也是明王朝日益昏暗的二十年。張廷玉《明史》將嚴嵩列入「奸臣傳」，說他「竊權罔利」。所謂竊權實為專擅相權，誅除異己。這當與世宗修玄諸事多付內閣，嚴嵩「獨承顧問」有關。身為首輔而罔利營私，則與張璁的「持身特廉，痛惡贓吏」形成鮮明對比。一五二二年南京御史王宗茂上疏彈劾嚴嵩「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勝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為之。」「廣市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又於府地之後積石為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明史?王宗茂傳》），一五五八年刑部主事張翀上疏說：「戶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逾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明史?張翀傳》）嵩子世蕃原為尚寶司少卿，後進為太常寺卿。嚴嵩晚年，世蕃代為處理政務，更加驕橫不法，誅求無厭。家有黃金三萬餘兩、銀二百餘萬兩，珍寶等又值數百萬。 嚴嵩父子索賄受官，朝廷上下，文武吏員激增。憲宗成化時，全國武職人員超過八萬，文職約二萬餘。嘉靖時增至數倍（《涌幢小品》卷八）。上行下效，自朝廷至地方各級官員行賄送禮，形成不可遏止的貪風。一五五五年九月，戶科給事中楊允繩上疏說倭患不止，原因在於「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其所以如此，又是由於「督撫蒞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曰『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芘覆，輸賄載道，為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靧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俗莫振。」（《明史?楊允繩傳》）一五五八年，刑科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說：「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為也。」（《明史?吳時來傳》）嚴嵩當政期間，不斷有人上疏彈劾，遭到嚴嵩父子的迫害。一五五一年，錦衣衛經歷沈鍊得知嚴嵩父子在對俺答作戰中，納邊將賄賂，致誤邊事，憤而上疏，劾嚴嵩「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等十大罪。世宗這時一意倚任嚴嵩，將沈鍊謫佃保安，居住民家。一五五七年，嚴嵩父子指使宣大總督楊順誣指沈鍊交通白蓮教徒，在宣府斬首。一五五三年，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彈劾嚴嵩「無丞相之名，有丞相之權」，縱子僭竊，納賄授官等十罪五奸。世宗將楊繼盛下獄，由刑部定罪。嚴嵩囑刑部官員判處絞刑。在獄中三年，被行刑處死，成為震動一時的冤獄。 嘉靖末年，明廷財政日益窘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邊境戰事頻仍、軍費浩大、皇室齋醮營建所費不貲和嚴嵩父子為首的文武官員貪賄公行是最主要的原因。一五四四年八月，戶部報告「太倉積貯糧米有餘」。但一五四九年史載：「是時邊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祀之役月無虛日，幫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使者括逋賦。百姓嗷嗷，海內騷動。」戶部報告，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以前一年大約所出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近歲一年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為之所，年復一年，將至不可措手矣。」（《世宗實錄》卷三五一）一五五一年戶部尚書孫應奎建議「加派」賦稅，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一十五萬有奇。（《明史?孫應奎傳》）後來，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仍不能抵歲出之半。一五五三年所發京邊歲用之數為五百七十三萬，竟超出當時太倉歲入銀二百萬額三百七十三萬。一五五八年二月，大同右衛告警，「帑儲大較不及十萬兩，而邊臣奏討日棘」。（《世宗實錄》卷四五六）明王朝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二、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 早在嘉靖初年，各地人民即不斷舉行武裝起義，以反抗明王朝的統治。嘉靖中葉以後，軍費浩繁，財政窘困，賦稅與徭役日益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更為頻繁，見於記載的武裝鬥爭不下於四、五十次，涉及幾乎所有省區。起義者以農民為主，鹽徒、礦工和散兵游勇也加入了鬥爭的隊伍。以下是嘉靖初年以來一些規模較大的反抗鬥爭。 兩廣人民起義--起義發生於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七月。廣西起義於十一月間被兩廣總督張嵿鎮壓。廣東新寧恩平蔡猛三等領導的農民武裝眾至數萬，連年轉戰各地，直到一五二四年三月，才被官軍鎮壓而失敗，蔡猛三被殺，被官軍殺害和俘虜的反抗者多至一萬四千人。 山東礦工起義--一五二二年十一月，山東青州礦工王堂等起義，轉戰東昌、兗州二府，進入河南和北直隸地區。次年正月，在河南殺明指揮趙太等三十餘員及官軍八百餘人。二月，起義軍被提督軍務俞諫會河南、山東、保定三方軍隊圍剿，起義失敗。 陳卿起義--一五二八年二月，山西潞城縣青羊山陳卿等起兵，執知州，殺傷指揮、知縣等官員。十月，明廷調集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四省官軍鎮壓，起義軍英勇抵抗，終於失敗。 師尚詔起義--一五五三年七月，河南柘城鹽徒師尚詔聚眾數千起義，攻克歸德府及柘城、鹿邑等縣。八月，攻圍太康縣。九月，師尚詔計劃東下取鳳陽，兵敗於五河縣。十月，師尚詔在山東莘縣被擒，遇害，起義失敗。起義軍前後攻克府一、州二、縣八，震動三省。 陳以明起義--廣東新寧、新會、新興、恩平之間的山區，多有逃亡者竄入瑤民之中，眾至萬餘，推陳以明為首領，號「承天霸王」，設將軍、指揮等職，數敗官軍。一五五六年十一月，起義軍被廣東巡撫談愷戰敗，陳以明被殺。 張璉起義--廣東饒平縣人陳璉，參加鄭八領導的起義，鄭八死，與蕭雪峰分領其眾，轉戰汀、漳、延、建及寧都、瑞金等處。一五六一年九月，義軍攻克福建南靖縣。根據地設在饒平一帶，明軍不敢輕易進犯。一五六二年二月兩廣總督張臬奏請調兵十萬，與福建、江西官軍會同鎮壓。五月，張璉與蕭雪峰都被官軍俘獲，起義失敗，部眾被遣散二萬人。 蔡伯貫起義--一五六五年末，四川大足蔡伯貫以白蓮教發動起義，建號「大唐」，旬月之間，連破七州縣。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正月蔡伯貫戰敗被俘，起義共持續三十六天。 浙贛礦工起義--一五六六年二月，浙江開化、江西德興礦工起義，轉戰徽、寧等處，遂入婺源縣。後又轉戰江西玉山、浙江遂安，閏十月被官軍鎮壓。 李亞元起義--廣東人李亞元聚眾起義，活動於河源、和平等縣，一五六六年二月，官軍出兵十萬，才將起義鎮壓下去。李亞元被俘，義軍被殺害俘虜一萬零四百人。 賴清規等起義--廣東河平縣岑岡李文彪、李珍父子、江西龍南縣高沙保謝允樟、下歷賴清規，自一五五六年聚眾起義，號為「三巢」。一五六六年三方聲勢相倚，眾且數萬；賴清規一支，勢力尤強，號稱王。廣東和平、龍川、興寧和江西龍南、信豐、安遠六縣被起義者掃蕩過半。南贛巡撫吳百朋認為，要鎮壓這次起義，「兵非三十萬，銀非百萬兩不可。」吳百朋派守備蔡汝蘭擒賴清規，義軍失敗。 以農民為主體的武裝起義而外，嘉靖時期還多次發生兵變。起因或由於月糧減少，或由於將官督役嚴急，或由於政府剝削加重。兵變實質上也是人民反抗的一部分。其規模較大者，有以下幾次：一五二四年大同兵變--起因是巡撫都御史張文錦令鎮卒在大同城北九十里築五堡，並遷徙二千五家鎮卒往守。鎮卒以無安全保障，不肯服從，遂在郭鑒領導下發動兵變。八月殺參將賈鑒，又殺張文錦。明廷派按察使蔡天祐為大同巡撫，安弭軍兵。十一月，大同再次兵變。明廷命兵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率師往討，郭鑒被官府擒斬，其父郭疤子繼起反抗。一五二五年，郭疤子等四十人被蔡天祐捕殺。一五三三年大同兵變。這年十月，大同總兵官李瑾命鎮卒挖濠溝，督促嚴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譟兵變，殺李瑾。十一月，巡撫潘倣逮捕王保等七十餘人，杖死十餘人。次年，大同城中管糧郎中詹榮等，又擒捕兵變首領黃鎮等九人。 一五三五年遼東兵變--遼東諸衛所，舊制每個軍士，佐以余丁三，每一匹馬給牧地五十畝。後來巡撫副都御史呂經減少余丁，編入均徭冊，又盡收牧地入官，士卒深為怨恨。一五三五年三月，呂經巡視遼陽，命士卒增築邊牆，督役嚴急，諸軍大噪，火燒均徭冊，幽禁呂經。廣寧、撫順士卒也發動兵變。巡按御史曾銑宣布廢除呂經的新制，參加兵變者逐漸減少。七月，曾銑查清遼陽、廣寧、撫順兵變主要發動者的姓名，在同一天裡捕捉數十人。 一五六○年，振武營兵變--振武營是南京尚書張鏊為抗倭而招募的一支軍隊。一五六○年二月，因減少月糧，發餉逾期，遂發生兵變，殺死督儲侍郎黃懋官。守備太監何綬許給賞銀十萬兩，南京兵部侍郎李遂給予免死券，以安撫士卒。局勢稍定，又秘密逮捕兵變為首者二十五人。 三、賦役制的改革與閣臣的更替 賦役的改革--面對明王朝財政收入的減少和民間賦役負擔的加重，某些地方官員在其管轄地區，進行了改革賦役制度的嘗試。 一五三九年，巡撫應天十府右副都御史歐陽鐸察知蘇松田肥瘠相差不多，但下田畝稅五升，上者至二十倍，於是推行「征一法」，計畝均輸。原來稅重者不能盡損，遞減耗米，派輕齎（折色）折除，實際上予以減輕。輕者不能明令增加，徵收本色，遞減耗米，實際上加重。為了防止詭寄等弊病，徵收田賦，從圩不從戶。歐陽鐸的新法，曾得到內閣大學士顧鼎臣的支持，但未能推廣。 一五五九年，浙江烏程人潘季馴以御史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法。此法在廣東始於成化、弘治，但後來的官吏多不能守。潘季馴加以整頓：先計州縣之沖僻，以為用之繁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為發銀，使吏胥里老承買。其里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這個辦法使部分里甲力役變為出錢代役，有利於農民勞動，因此廣人便之。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正月，潘季馴因即將離任，恐後任不能繼續執行，上疏請朝廷降旨推行。戶部議准，通行全省，如法遵守，年終籍記用銀數目奏報。（《世宗實錄》卷四九二）一五六一年，龐尚鵬以御史巡按浙江，多次改革賦役制度，先是實行「十段錦法」，最後又行「一條鞭法」。十段錦法，據說是「將十甲內丁糧，除四甲已經編過外，未編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承擔徭役。「凡官吏、舉監生員、軍灶匠丁，系例應優免者，即將應免之數，開列冊前；如或各甲內俱有丁糧，止從一甲內優免，其餘免剩者，挨造入冊，與民一體編差。」（《明經世文編》卷三五七）龐尚鵬所推行的一條鞭法，是仿自餘姚、平湖二縣原來實行的「均徭一條鞭法」，基本內容是：「凡歲編徭役，俱於十甲內通融隨糧帶徵」。這就是說，第一，它改變了過去十年輪役的辦法，實行十甲人戶年年共同承應。原來以十年之差，而責之一年，重而難；現在則以一年之役，而均之十年，輕而易。第二，它改變了過去糧、役分別徵用的辦法，實行兩者統一徵收，簡化了手續，減少了經手吏胥舞弊害民的機會。除浙江外，龐尚鵬還在其家鄉廣東和福建推行過一條鞭法，浙江、福建及其鄉廣東都因徭役減輕而樂行其法。 以上關於賦役制度改革的嘗試，都只是實行於局部地區，而且都還只是局限於某些環節而不是賦役制度的整體。但是，這些嘗試反映出當時賦役制的諸多積弊，改革賦役制度勢在必行。這些嘗試也為後來的賦役新法的制定，提供了借鑑和啟示。 閣臣的更替--世宗居西苑修玄，不見大臣，只是不時召見內閣首輔嚴嵩，定議國事。嚴嵩入閣時年已六十餘，一五五九年，已是八十歲高齡，難以親自草擬諸多的文書，乃由兒子世蕃代擬。史家指為「上（世宗）不能一日無嚴嵩，嵩又不能一日無其子。」（《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嚴嵩早年自築鈐山堂，潛心詩文，淡泊自處，曾獲得一時的清譽。晚年為相，對世宗甚為恭謹，但與子世蕃貪污勒索，日益豪侈。嚴嵩妻歐陽氏對嵩說：「你已忘記了鈐山堂二十年的清寂麼！」對子世蕃也斥責甚嚴。一五六一年，歐陽氏死，嚴嵩命世蕃留在左右，由孫子嚴鵠護喪歸里。世蕃因母喪有孝服在身，不能再入值代理公事，日與諸姬淫樂。世宗交擬詔制，嚴嵩往往處理失宜，斥還改擬。世宗知嚴世蕃在母喪中淫樂放縱，也極厭惡。這年，西苑永壽宮發生火災。群臣請還大內，世宗不允。嚴嵩請遷居南內。世宗因南內原是英宗幽禁之所，大為不滿。內閣大學士徐階，疏請在西苑重建新宮，得世宗允准。世宗漸疏嚴嵩，而倚信徐階。 世宗在西苑，命方士藍道行卜問輔臣賢愚。藍道行乘機，假託仙人降語，揭露嚴嵩父子過惡。世宗問道：果真如此，上天為什麼還不滅他？藍道行回答說：「留待皇帝正法」。一五六二年御史鄒應龍知世宗漸疏嚴嵩，但仍眷念，遂上疏彈劾嚴世蕃納賄不法諸事，並劾嚴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世宗命逮世蕃究治，以贓罪流戍雷州。世蕃子嚴鵠及門客羅龍文等也分戍邊遠。嚴嵩特許致仕歸里。以徐階為首輔。 一五六三年四月，嚴嵩返歸故里袁州分宜，上疏說：「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皆遠戍，乞移便地就養，終臣餘年」（《明史?嚴嵩傳》），世宗不准。嚴世蕃在流放途中，私自逃回故里。羅龍文也在流放途中，逃往歙縣，又逃至嚴世蕃家中藏匿。一五六四年，南京御史林潤自袁州推官郭諫臣處得知嚴家情況，上疏說他在巡視中得知江洋盜賊多入羅龍文家，有不臣之態，推嚴世蕃為主。又說，嚴世蕃近來營治府第聚眾至四千人，變且不測。世宗詔令再次逮捕嚴世蕃、羅龍文等入獄，交法司審訊。次年三月，首輔徐階自代法司改擬奏疏，揭露羅龍文是海盜汪直的姻親，招集汪直餘黨謀與嚴世蕃外投日本。世宗隨即將嚴世蕃、羅龍文處死，抄沒家產。嚴嵩削籍為民。都人圍觀行刑，朝野大快。 繼任內閣首輔的徐階，嘉靖二年進士，曾任國子監祭酒，進為禮部尚書，一五五二年加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與嚴嵩同在內閣，達十年之久。一五六一年，另一閣臣李本丁憂去職，禮部尚書袁煒入閣。次年，嚴嵩罷相。內閣大學士只有徐階、袁煒二人。一五六五年，袁煒病歸。世宗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入閣。嚴訥於當年病歸。世宗又命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書高拱入閣參預機務。世宗晚年仍在西苑，居住在新建的萬壽宮。內閣大臣也在西苑值廬。嚴嵩罷後，徐階獨專國事，閣臣幾經更迭，都經徐階薦引。但閣臣之間往往相互猜忌，不能同心輔政。高拱被劾，懷疑是徐階指使，二人之間積憾尤深。 世宗晚年多病，仍然信奉道教，專意齋醮，又服食方士所進內含鉛硫的丹藥，往往煩躁難制。一五六五年十月，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上疏說：「陛下天資英斷，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罄。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世宗實錄》卷五五五）海瑞的長篇奏疏，言辭激切。世宗反覆取讀，留中數月。對徐階說，海瑞說的都對，朕今病久，哪能視事。假使朕能出御便殿，豈能受此人詬罵！次年二月，詔命逮海瑞入錦衣衛獄。刑部欲治以死罪，徐階將奏疏截留救免。 世宗晚年似亦有意於刷新政事，內閣所擬諭旨，均親自修改，但年事日高，國事日非，已處於無計可施的境地。一五六六年十二月病死。在位長達四十五年，終年六十歲。遺詔第三子裕王載垕繼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