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七篇

第三十四章 蒙元入主中國 南宋政權向為中國傳統政治，但其由盛而衰，遂由北方南遷江淮流域，以致覆亡。 蒙古入主中國，為中國之統治權首次落入異族之手中。中國之政治社會，隨即有一大變動。 蒙古之兵震爍歐、亞兩洲，蒙古所向無敵，今次遇中國之對手，為蒙古首次之遭遇，因此蒙古逐步部署，終於吞併整個中國。此時即元、明兩代來臨之先兆也。 元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滅宋，凡歷五世，歷時七十四載。當時之中國，分宋、金、夏三部，元人用兵，亦先滅金，再平定夏，再取金黃河之南岸，再得長江及南方之地，滅了宋。元滅上述三部，費力不少。 成吉思汗未能滅金而崩。六年後元才攻下金所占據之汴京。初，金哀宗走避蔡州，宋兵與蒙軍合圍，歷時一年而亡金。後蒙宋交惡，蒙用六年時間僅攻下襄陽一城。嗣後再滅宋，又耗時六年。 中國地廣人眾，蒙古征服中國，乃最艱困之一關。自此蒙古抽調部分軍隊，統治宋地中國，綿延一百餘年之久。元之入主中國，凡十一帝，一百零九年。 元代世祖最初管治中國之三十多年，幾乎每年均用兵，計元世祖十六年滅南宋，此下尚有十五年，而元政府以武力奪取財物，於文治鮮有成績。且元代帝位之傳承並無完美之系統，全靠諸王大臣之擁護，故易生紛爭。 元代未入主中國時，已擁有歐、亞兩洲，包含四大汗國。故其來中國，只專注於中國之物阜民富，而不重視文治。統治中國各省之大臣，無一通中國之文墨。治理手法，迥異於中國傳統之政制。 首先，元蒙在政治上劃分等級，一切地位不平等。元代將人民分為四等級： （一）蒙古人 （二）色目人含西域三十餘部族 （三）漢人黃河流域中原人 （四）南人長江流域及以南之中原人，即宋時人民 四不同等級，所受之待遇亦各有不同。 漢人、南人，不能任正官，漢人不得任丞相、左右丞，及參知政事諸官職。 元世祖時，有入台省任官之漢人。成宗以後，台省有漢人，無南人。亦即等級很嚴，對漢人、南人有所歧視也。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江淮兵起，遂任南人，依元世祖例，可做台御史台、省中書省、院樞密院之官。 至於地方行政長官，均由元人世襲。 至州縣之官，則由將校提升，縣尉多屬色目人，因不識漢文，盜賊滋擾大盛。 漢人、南人如欲謀求州縣低職，可由納粟、獲功兩途升任。富有者以此得入州縣低職官員。 要而言之，元人對漢人、南人持歧視態度，亦不思整頓文治，故亦並非善用漢人、南人，所用悉屬壞人，亦不思有好之文治，只求防制反動及征斂賦稅兩項而已。 第三十五章 元代稅收與經濟政策 元代稅收有撲買之制 [1] 。蒙古太宗十一年，有富人劉廷玉等請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材反對，後有回人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楚材雖阻而不得。 元世祖雖為賢王，亦重斂財，亦重聚斂。各種商稅課額，日增月漲，無有停息。 除常賦外，又有「科差」，其銀額極重。元世祖初統漢人，尚知體恤南方之農民。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管農桑水利，並有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視郡邑地方；又在農村設「社長」，並疏浚水利，使喪亂後之民生，稍有疏解。 但自元滅宋以後，即以財務為重，而忽於民事。 元代又行鈔法，北宋時，蜀人已有用「交子」，至南宋又用「會子」，金人則推行鈔法。元承金制，專行鈔法而廢錢矣。 元先造「中統鈔」，後造「至元鈔」，新鈔舊鈔一概通用，發軍餉亦以中統鈔為準，後鈔日貶值，凡十錠鈔已不能換斗粟矣。 至明代，鈔不能通用，而有銀幣代起了。 第三十六章 元代軍政及軍民爭地 蒙古的軍隊也是分等級的。 最高等級的一種是蒙古軍，其次是由蒙古族人擔任用來鎮守邊境的探馬赤軍，再其次是由中原漢人擔任的漢軍，最後的一級是由南方宋人擔任的新附軍。 蒙古軍與探馬赤軍軍籍嚴密，是不讓漢人知道的。 住家並建立里甲制度，二十家為一甲，每一甲的甲主則必定是蒙古人。並禁止漢人去山澤捕獵；亦同時禁漢人習武藝，持兵器；亦不准有集體的漢人做禱告，做買賣；亦不准漢人夜行。這些都是為了防漢人有異動，使蒙古人易於統治。 蒙古人管理下，又多次搜括民間馬匹。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收民間馬十萬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收馬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收十一萬八千五百匹。元成宗大德二年，搜括馬十一萬匹以上。元武宗至大三年，收馬四萬多匹。仁宗延祐四年，收二十五萬五千匹。延祐七年，二萬五千匹。天順帝天曆元年，十一萬餘匹。數十年之間，共搜括民間馬共七十餘萬匹之多。蒙古人本為遊牧民族，善於騎兵作戰，因此亟需良馬備用，其理甚明。 蒙古人擅長作戰，不善管理財政，故有關錢財賦斂之事，便交給色目、回人辦理。但凡於蒙古軍所到之處，便強搶民戶，作為蒙古人之家奴。如至元十四年，荊湖行省一地方官將三千八百戶降民沒入作為家奴，由自己設官治理之，並每年規定其應繳賦稅。 又如至元十七年，阿爾哈雅等將所俘三萬二千多漢人赦為民，當然亦成為蒙古人的家奴了。政府將此種措施作為對漢人的恩典，其實漢人成了家奴，只是被剝削的苦民而已。 至元十八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後，將江南之漢人民戶分賜給諸王、貴戚、功臣，此次受賜之諸王共有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功臣三十六人。高級的王有受封一二萬戶甚至十萬戶者，功臣受封的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戶或百數十戶不等，視其功勳高低而定多少。當時此種奴隸的獻賜、買賣和投靠，是經常發生的。蒙古人一方面擁有漢人家奴，一方面又霸占民間田地。據趙天麟寫的《太平金鏡策》書中記載，當時的王公大人家中，有占民田近千頃之多者，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供馬羊吃草之用。於是牧場與農田很難分清界線，便時常發生衝突。據一本《和尚傳》的書中所記，當時諸王的牧地、草場，與民間的耕地混雜一起，於是互相侵奪，有司視何者勢力強大，便讓何者占用。亦就是沒有道理可講。又在《塔里赤傳》一書中記載說，南北方的民戶的農地好壞雜湊在一起，和蒙古軍的牧馬草地，大家互相爭奪霸占，這些都是元世祖至元年間所發生的事。 第三十七章 元政府賜田及設官政策 元政府常有賜田之舉，元代歷朝以官田賜給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太監、寺廟道觀。 以軍人而兼貴族的，當然都是蒙古人，他們一面享有政治上的特權，一面又多用回人經營賺錢的各種業務，以剝削生息。有韃王及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均將銀兩交給回人或借貸給民間而收息。如借出一錠五十兩銀輾轉十年後，便獲息一千零二十四錠，稱為「羊羔兒息」。但民間則通常只取三分息。 漢、回兩民族在待遇上有種種的不平等。如元世祖時，政府搜括各方面的馬匹，但色目人有馬者只三取其二，漢人之馬則全數沒收。如在政府任官職，定等級時，往往諸色目人要比漢人高一等級。 漢人中以工匠地位最高。如某次保州屠城，但工匠可免。很多非工匠的漢人，便冒充是工匠，於是得免於難。 又如蒙古人入汴，依照舊制，攻城不降者則格殺之。當時耶律楚材勸也不聽，便說：「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工匠，都聚居在這城中，如果把他們全殺了，則一無所得。但他們都是可利用的工匠，豈不可惜？」於是詔令可免，汴城一百四十萬戶居民得以保全性命。 元時凡蒙古人或金人，對工匠均相當優待。如《靜修文集》載：「金人南徙，遷諸州工人實燕京。」又《元史·張惠傳》云：「滅宋，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選其有藝業者十餘萬戶為匠戶。」 元人任用官職，亦分為軍、民、匠三種等級。 匠職的官員甚多，與軍職、民職的官員地位相等，稱為「局院官」，可見工匠的地位不俗。 元時對工匠地位特別尊重。如元世祖時，有渾源人名孫成者善於制甲，後人贈他神川郡公稱號，死後諡為忠惠；子孫繼承其業，亦贈其神川郡公，諡文莊。又如當時回人中有善制枕者，有善裝塑者，亦均贈以公並予諡號。至於天文星曆、陰陽卜筮之人，元人均給予他們匠醫地位。蒙古人之統治有點像古代貴族封建的統治。他們缺少精神生活之陶冶，只有一種宗教的迷信。 第三十八章 元代之宗教信仰 元代的僧侶在政治領域裡占到很高的位置，因元人很重視宗教信仰。在世祖六年之前，蒙古尚是一沒有文字的蠻族。到世祖六年時，國師八思巴才創造文字，這之前他們需用文字時，則借用畏兀兒文。到了八思巴創造新文字，元世祖還封賜他「大寶法王」的稱號。泰定帝時，以鮮卑僧言，為全天下立祠，其地位與孔子相當。世祖時，有僧侶楊璉真迦為江南釋教總統，更為驕縱蠻橫，竟發掘故宋趙氏諸王陵在錢塘、紹興兩地者，及其大臣冢墓，計共一百零一所，並私自庇護平民不輸公賦者達三萬二千戶之多。 依照元制，在帝師、國師之下，僧侶可封為王公，可見僧侶在當時極受尊重。 又皇室重視做佛事，所支出之費用超過國家政費之大半。元成宗時，有張養浩上時政書，書中謂：「國家經費如分為三分，則僧侶要占二分……如明宗時，中書省言佛事，其費用要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可見銀數之巨大。 同時寺廟亦擁有龐大之財產物業，與貴族王公不遑多讓，可謂是一種封建勢力之延伸。至元二十八年時，當時有僧寺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中如大承天護聖寺，順帝至正七年時撥山東十六萬二千餘頃地。前後兩次共賜地達三十二萬三千頃。又如大護國仁王寺，便有水陸田地十萬頃，賜戶三萬七千五十九。可見僧侶們財雄勢大。 更有甚者，當時僧侶禍害社會，罄竹難書。如武宗至大三年時，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書，謂「異端太橫」，稱有佛老之徒，蓄妻育子，飲酒食肉。又如泰定帝二年，在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西番僧人身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傳舍不能容納，則借宿民舍，姦污婦女。如奉元一路，七個月之間，有僧侶往返達一百八十五次，用馬八百四十多匹，比諸王行省之使，還多泰半，可見其擾民之甚。 第三十九章 元代之科舉制度 元代，漢族之士人亦與普通平民一般被當作奴隸看待。後來長春真人丘處機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眾得以免賦役，全真教遂大行其道，文人被蒙古人迫害者多歸信之。 後來元人中有明白漢化者勸告元人當局，漢族士人遂稍得紓解。如元太宗時，淮、蜀士人遭俘虜為奴隸者有四千零三十人，免為奴隸者有四分之一。又如元世祖取得鄂州後，俘虜之士人得以贖還者有五百多人。 元太宗時，耶律楚材說：「製造器皿必須用良工，協助政務者必須用儒臣。培養一位儒臣非易，必須積數十年之經驗。」因此元政府將隨郡考試之儒人俘為奴，以便協助治理政務。於是南方的儒學借著這些俘虜遂遷到北方去了。元仁宗皇慶二年，舉辦科舉考試，規定蒙古人、色目人考的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名為「經問五條」，用朱子章句集注版本。第二場考策一道，用時務出題。漢人、南人則考明經，亦用上述四本經書，另一場則考經義一道，各治一經，以《詩經》《尚書》《周易》三經選其一，以朱子之注為主，可兼用古註疏，尚有古賦及考經、史、時務的策。此制直至清代末，科舉以四書義取士便由此時開始。還有行省制，也是此時開始。此兩制度一直影響明、清兩代達六百年之久。 但元代開科取士的次數甚少，舉行時間亦不長。元仁宗開科取士，已在宋亡後近四十年。科場三年一考，至順帝至元元年，科舉即停辦，前後僅二十年。到至元五年再有科舉，總共不過二十次而已。 根據《續通典》一書記載，元代由進士而擔任官職者只有百分之一，由小吏積功升至顯要者反而占十分之九。至順帝時罷科舉，許有壬向當局爭取，謂白身升職者在是年四至九月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年只錄用三十餘人，但成效不大。 據《輟耕錄》二十八卷記載，江浙鄉試被揭發有舞弊，已失考試本意矣！ 總之，元代統治中國，歷時一百餘年，他們對秦漢以來的傳統文治政權意識，始終未能接受，其政治意識，始終有封建武裝之氣味。蒙古人雖曾雄霸歐、亞兩洲，卻在漢人反抗下，退讓出對中國的統治。 * * * 【注釋】 [1] 錢按：宋金時已有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