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二十五章 清的入主及其盛世

一、清的統一 （一）南明的滅亡 清室入北京後，立即遣將追擊流寇，李自成率眾西竄，由山西至陝西，據潼關以自保。清以英親王阿濟格及豫親王多鐸分途追擊，先定畿南及山西地。順治二年（1645），多鐸等攻破潼關，自成棄西安，逃往湖北。清室命多鐸移師征江南，而以阿濟格、吳三桂追討余寇。自成至武昌，部眾尚有五十餘萬，但不久為清兵所迫，部眾星散，自成率十餘騎逃至九宮山（今湖北通山縣南），為鄉民所殺。張獻忠自入四川後，即大肆屠殺，川中百姓幾乎被他殺光。次年，他焚毀成都，率眾北走，謀窺西安。是時清肅親王豪格方定漢中，獻忠部將劉進忠降清，為清軍嚮導；清軍與獻忠遇於西充（今四川西充縣），獻忠為清軍射殺，餘黨潰入川南。至此，猖獗二十年的流寇，大體平定。 崇禎十七年（即順治元年，1644）三月北京陷落後，明福王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子），避難至淮安（今江蘇淮安市），因鳳陽總督馬士英等的擁戴，於五月即位於南京，並於次年改元弘光。士英以功入理機務，他握權後，一味排斥正人，於是閣臣姜日廣等引去，兵部尚書史可法也被迫赴江北督師。他並起用魏忠賢餘黨阮大鋮，以致朝政日非。而福王昏愚無知，猶一味修治宮室，縱情聲色，置軍國大事於不顧。順治二年（1645），多鐸率兵南侵。當時長江上游，賴左良玉坐鎮武昌，以為捍蔽；下游則仗史可法督師江北，分江北為四鎮，規劃戰守。但四鎮守將，相互爭鬥，不聽可法節制；而左良玉又痛恨馬、阮，時思起兵，因此局勢毫無轉機。同年，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統軍東下。至九江（今江西九江市），良玉病死，其子夢庚繼續東進，為明所敗，後降清。這時清兵已渡淮水，史可法急檄諸鎮入援，無一至者。四月，揚州陷落，可法殉國，清軍屠殺極慘。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執扇，冬不衣裘，寢不解衣。為人廉信，能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衣未授不先御，以是能得士卒死力。可法既殉，因時值盛暑，其遺骸與眾屍蒸變，至於不可辨識。自古忠臣義士，為國犧牲，甚少如可法的慘烈。［參看《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傳》］接著清軍渡江，五月，陷南京，福王逃至蕪湖（今安徽蕪湖市），為清軍所擒。馬士英、阮大鋮逃至浙江，其後士英為清軍所殺，大鋮投降。 多鐸入南京圖，清人繪。順治二年（1645）五月，多鐸率軍自鎮江進抵南京，當時南京尚有守軍二十三萬，但南明皇帝朱由崧不敢抵抗，清軍遂不血刃進入南京。至此，僅存一年的弘光政權宣告覆滅。圖為豫親王多鐸入南京後，接受南明將領投降。 南京陷落後，明臣張國維等奉魯王以海（太祖九世孫），稱監國於紹興（今浙江紹興）。而明唐王聿鍵（太祖八世孫）走福建，依總兵鄭芝龍，為明臣黃道周等擁立，稱帝於福州（今福建福州市），並改元隆武。道周雖力謀恢復，但政在鄭氏，不能有為。芝龍不久通款於清，唐王僅擁虛位。當時局勢極危，而魯王又與唐王衝突，互不合作。順治三年（1646），清兵陷紹興，魯王逃入海中，閩中大震。既而清兵攻入福建，擒唐王於汀州（今福建長汀縣），王不屈而死。鄭芝龍降清，其子成功不從，據廈門以抗清。魯王與其臣下，流徙海上，屢以水軍犯浙閩等地，後至舟山，與鄭成功相呼應。 唐王死後不久，明臣瞿式耜等又擁立桂王由榔（神宗孫）於肇慶（今廣東肇慶市），以明年為永曆元年。而閣臣蘇觀生別立唐王弟聿於廣州，桂王遣師伐之，為觀生所敗。既而清將李成棟自福建南下，進攻廣州，城陷之日，聿、觀生均自殺。成棟繼攻肇慶，是時桂王信任太監王坤，政事不理，及清軍將至，乃出奔梧州（今廣西梧州市）。順治四年（1647），清兵下肇慶，桂王奔桂林（今廣西桂林市），既而又奔全州（今廣西全州縣），桂林賴瞿式耜堅守，得以不陷。這時明降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已攻陷湖南，進攻全州，為守將何騰蛟所敗。次年，明降將金聲桓以江西、李成棟以廣東，先後叛清，何騰蛟也分兵奪回湖南的大部，桂王復至肇慶，兵勢漸振。這時桂王的號令，至於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一時頗有中興的希望。但明室諸臣，不識大體，仍然各樹朋黨，互作權利的爭奪，因此國事終不可為。 順治六年（1649），清廷以尚可喜、耿仲明等攻江西、廣東，鄭親王濟爾哈朗、孔有德等攻湖南、廣西；金聲桓、李成棟、何騰蛟相繼戰死，湖南、江西復為清有。次年，孔有德攻陷桂林，瞿式耜亦死，桂王逃往南寧（今廣西南寧市）。八年，清軍攻舟山，魯王走依鄭成功，後死於金門。明室的海上勢力，也因而大見削弱。桂王至南寧後，招降盤踞貴州的張獻忠餘黨孫可望，封為秦王。同年，廣西諸府多陷，桂王奔廣南（今雲南廣南縣）。次年，可望劫遷桂王於安隆（今廣西隆林縣），並遣其將劉文秀、李定國等分道出師伐清。文秀入四川，襲陷成都；定國攻湖南、下桂林，孔有德自殺。此後二三年間，李定國轉戰兩廣，苦撐危局；桂王憤孫可望跋扈，遣使與李定國聯絡。十二年（1655），定國兵敗，兩廣悉為清有。次年，定國奉桂王奔雲南。十四年（1657），孫可望攻桂王於雲南，為李定國所敗，投降清室，桂王的勢力益弱。 這時四川已大部失去，桂王號令所及，不過雲、貴及四川東南之地，而清自孫可望投降後，盡知明室虛實。順治十五年（1658），清以羅托、洪承疇自湖南，吳三桂自四川，趙布泰等自廣西，三路攻明，並以信郡王多尼為三路統帥，明不能抗，清軍遂會師於貴州。次年，雲南不守，永曆帝自騰越（今雲南騰衝縣）逃入緬甸。十八年（1661），吳三桂率師攻緬，緬人執桂王送三桂軍前。康熙元年（1662），桂王為三桂所害，李定國亦走死於猛臘（今雲南思茅市東南）。這時除鄭氏據台灣，繼續抗清外，明室在中國大陸上的殘餘勢力，業已完全消滅。自福王即位南京，到桂王被害，前後凡十八年，史書把這段時間明室在南方所建的政權，稱為「南明」。 （二）三藩的戡定 清兵入關後，剿滅流賊，征服南方，多賴明降將之力，因此清室最初不惜以高爵厚祿，來籠絡他們。清兵初入關，便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及至定鼎北京，以大學士洪承疇督率若干降將，經略南方，又封了一批降將為王，計孔有德為定南王，尚可喜為平南王，耿仲明為靖南王，他們都是於順治六年（1649）受封的。同年，耿仲明死，子繼茂襲爵。既而繼茂與可喜入廣東，有德入廣西，兩廣漸平。九年（1652），孔有德為明軍所敗，自殺於桂林，廣東震動，朝命可喜與繼茂同鎮廣州。至十七年（1660），鄭成功自台灣攻福建，清廷乃移繼茂鎮福州。吳三桂奉命攻雲南，逐桂王入緬甸，洪承疇以邊疆未靖，請以三桂移藩久鎮，於是清室命三桂鎮雲南（駐今雲南昆明市）。吳與耿尚號稱「三藩」，他們同是清室統治下漢人的實力派，他們的轄地，也是清帝國中的特殊勢力範圍。 三藩之中，以吳三桂的兵力最強，也最跋扈。當他進攻桂王時，清廷予以便宜行事之權，雲貴的督撫，須聽他節制。他並且可以自由委任文武官員，不受吏兵兩部的調度，號稱「西選」；用財也不受戶部的稽核。他夙有野心，鎮雲南後，便積極擴充實力，內則開礦榷鹽，廣徵關市之稅；外則通使聯絡西藏的達賴喇嘛，購買蒙古及西番名馬，並與耿尚二藩相交通，互為聲援。同時他馭下得法，兵民對他都甚親附，因此勢力日張，頗為清廷側目。順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死，太子玄燁繼位，是為聖祖，年僅八歲。聖祖初年，清室對三藩仍采羈縻政策；直至聖祖成年，才決心改正這種局面，因而有撤藩之舉，激起了為時八年的「三藩之亂」。 三藩之亂，由尚可喜引起。可喜子女眾多，但因不善教育，大都驕恣不法，其長子之信，尤酗酒嗜殺。而可喜屬下兵丁，又多擾害地方。聖祖康熙十年（1671），可喜有疾，請令長子代理軍事，清室從之。十二年（1673），可喜因為之信所制，上書請歸老遼東，清室又許其撤藩。這時耿繼茂已死，子精忠襲爵，與吳三桂均不自安，也疏請撤藩，以探朝旨。當時朝臣多恐撤藩激起事變，惟戶部尚書米思翰等力請徙藩。聖祖本人，也決心加以整頓，因此特允三桂、精忠之請，徙藩于山海關外。同年冬，吳三桂反，以復明為號召，數月之間，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等地，皆叛應三桂。次年，耿精忠亦反，陷福建全境，惟尚可喜猶為清守。 清室聞吳三桂叛，立遣大軍至湖北守御。其時三桂勢強，清大軍在湖北省，不敢渡江。而三桂亦以年老，過於持重，不欲輕去其雲貴老巢，只想清室裂土以和，造成劃江分立的局面。因此既得湖南，便不肯全力北進，也不肯東下取南京，清軍乃得以從容布置。他曾託達賴喇嘛（五世）與清室洽和，但清不許。繼而清以重兵攻湖南，三桂分兵兩路，一由長沙出江西，與耿精忠合勢；一由四川進窺陝西，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三桂。康熙十四年（1675），輔臣陷甘肅。耿精忠自叛變後，分兵攻浙江、江西，與清軍相持於浙東，互有勝負。這時的形勢，顯然有利於吳三桂。 康熙十五年（1676），尚之信亦叛，三桂的聲勢益震。清以大學士圖海率軍討王輔臣，輔臣窮蹙乞降，陝甘全定。江西的清兵，也連克要地，三桂在湖南與清軍相持，無以取勝，敗象漸露。而耿精忠與台灣鄭經（成功子）交惡，經遣師攻福建，精忠無法兼顧，於是漸東、江西之師，均告挫敗，福建又多入於鄭氏。精忠知大勢已去，遂降清。次年，鄭經退守廈門，福建復為清所有。既而尚之信亦降，廣東平定，尚可喜則於之信降清後不久死去。至此三藩之中，只剩吳三桂猶倔強於湖南，他雖據有湖南、雲南、貴州及四川、廣西的一部，但在清大軍的重壓下，已沒有北伐中原的能力。 蔡毓榮南征圖卷（局部），清人繪。圖為清廷水師與吳三桂水師大戰於洞庭湖時的情形。 吳三桂勢既不振，乃思稱帝以維繫人心。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他稱帝于衡州（今湖南衡陽市），國號曰周，並頒布新曆，舉行鄉試，以為號召。八月，三桂病死，其孫世璠繼立。世璠退居貴陽（今貴州貴陽市），兵勢益衰。次年，清軍攻湖南，連下長沙、衡陽等要地。其時三桂從孫世琮守廣西，清軍攻之，世琮戰死。十九年（1680），清將趙良棟等略定四川，清軍分別自湖南攻貴州，自廣西攻雲南；吳世璠自貴陽奔雲南，貴州遂為清軍收復。次年，清大軍會於曲靖（今雲南曲靖市），進逼雲南城（今雲南昆明市）。世璠遣將出戰不勝，調川南軍隊入援，而趙良棟亦跟蹤而至。世璠以援絕自殺，四川、貴州、雲南皆定，總計這場亂事，前後達八年之久。耿精忠、尚之信雖已降清，但不甚聽驅遣，聖祖乃召他們至京師。之信於十九年賜死，精忠則於二十一年（1682）伏誅，於是三藩完全消滅。 三藩平定後，清室收沒三藩的產業，所部藩兵也都撤回京師；並遣滿洲旗兵，駐防福建、廣州、荊州（今湖北江陵縣）等地，以防再亂。這時除了台灣鄭氏猶抗清不屈外，整個中國本部，都為清室所直接統治，其政權也較前大見穩固。此後不久，清室又吞滅了台灣的鄭氏。 （三）台灣的平服 台灣也就是隋代的琉求（亦作瑠求、流求或琉球），自隋煬帝於大業三年（607）遣陳稜伐琉求，其後數百年，琉求不再見於中國的史書。南宋孝宗時，琉求人曾猝至泉州（今福建晉江市）若干村落殺掠。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遣楊祥招諭琉求，不得達而還。其後成宗大德元年（1297），又遣張浩等擊琉求，擒其生口一百三十一人而歸。順帝時，於澎湖置巡檢使，屬同安縣（今福建廈門同安區）。到明太祖時，琉求乃是指現在的沖繩島（Okinawa）。太祖洪武五年（1372），遣使詔諭之，從此向中國朝貢，明並封其王察度為中山王。至於台灣，明時則稱「東番」或「小琉求」。明神宗初，葡萄牙航船途經台灣，名之曰「科摩沙」（Formosa），譯言「美麗」。也大致在此時，台灣的名稱正式出現。台灣土著民族的來源，唐以前已不可考；唐以後，其中一部可能自馬來群島及菲律賓群島移來。［參看連橫《台灣通史》上冊卷一「開闢記」］ 明朝後期，台灣北部成為倭寇窟穴之地，漢人也以國內政治紊亂，大量移殖於台灣。漢人最初多寄居南部，其後漸向北移，追逐土著入深山，而占據平地。南洋各國的商船，也紛紛前來貿易。熹宗時，海盜鄭芝龍曾經盤踞台灣南部。思宗時，芝龍受撫離台，而荷蘭人的勢力日大。當時國內不靖，漢人來台者益多，荷蘭人乃廣加招納，並與土著聯絡。崇禎末，荷蘭人驅逐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聲勢益盛，儼然成一獨立國。清兵南下，鄭芝龍曾擁立唐王於福州，但不久降清。芝龍子成功不從，據廈門、金門以抗清，並與魯王殘部張煌言等合力，以圖恢復。明桂王封成功為延平郡王，許其便宜封拜。順治十六年（1659），成功乘清兵攻雲南，統兵溯江而上，直抵南京城外，既而為清軍所敗，復回廈門。十八年（1661），成功率兵二萬五千人攻台灣，自鹿耳門（在今台南市西北）登陸，先取荷人所築的普羅民遮城（即赤嵌樓，在今台南市），繼圍熱蘭遮城（今安平，在今台南市西）。荷蘭人不敵而降，成功悉逐之，於是台灣復為鄭氏所有。 鄭成功收復台灣作戰經過示意圖。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率兵進攻南京失敗後，清兵乘勢南下進逼，鄭成功孤守金門、廈門，地狹難以久持，遂決意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以資繼續抗清。十八年（1661）三月初一，鄭成功出師金門，於二十四日進占澎湖。四月初一，鄭軍出彭湖南下，避開一鯤身北、北線尾島南侵略軍重兵把守的南航道，乘潮渡狹窄難行的鹿耳門，南下進入台江，在禾寮港登陸。並命一部控制鹿耳門海口，以接應後續部隊；一部防守北線尾，保障主力側後；一部進入台江，切斷赤嵌樓與台灣城聯繫。當晚，敵海軍與鄭軍在北線尾附近海域展開激戰，被鄭軍殲滅。初三，敵派一部向北線尾進攻，鄭軍一部迎擊，一部向南迂迴至敵側後，敵大部被殲；一部自台灣城渡海東進增援赤嵌樓，被鄭軍大刀隊擊退；主力隨後圍攻赤嵌樓。初四，赤嵌樓守軍投降，明師正面進逼台灣城，又命一部自七鯤身迂迴從側翼進圍台灣城。七月，荷蘭自雅加達派海軍一部北進援台灣城，在一鯤身附近海域被鄭軍擊敗，十二月，鄭全軍向台灣城發起總攻，侵略軍再難支持，向鄭軍投降，台灣光復。 成功入台後，清廷以其難制，乃嚴禁通海，並勒令沿海居民，內徙三十里，列兵戍守，防其侵擾。成功既有台灣，置承天府（今台南市），駐居其地，並以兵戍守金門、廈門二島，監視大陸。成功士眾精強，號令明肅，他頗思南取呂宋，惜因病未能如願。康熙元年（1662），成功死，年三十九。長子經自廈門入台嗣位，仍奉永曆年號，但勢力漸衰。十三年（1674），三藩亂起，鄭經與耿精忠聯合。既而發生嫌隙，乃乘精忠後方空虛，奪其漳（今福建漳州市）、泉（今福建晉江市）等州地，精忠兩面受敵，遂於十五年（1676）降清。鄭經也無力獨抗清軍，於次年退守廈門，所得之地，旋入清手。十八年（1679），鄭經遣部將劉國軒等分道攻閩，擊敗清總督朗廷相，攻下海澄（今福建龍海市東南海澄鎮），清軍死者甚眾，清廷以姚啟聖代廷相，當時吳三桂已死，清並調湖南水師赴閩，與啟聖合師。次年，清軍克海澄，逼廈門，鄭經、劉國軒等無力抵禦，遂棄金、廈歸台灣。二十年（1681），鄭經死。 招撫鄭成功部下詔書。詔書上部為漢文，款署「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十三日」，鈐「皇帝之寶」朱印。1659年，鄭成功、張煌言合師北入長江，破瓜州、鎮江，圍困南京，聲勢浩大，朝廷震驚，因此頒發這一「招撫」詔書，擬招降鄭成功部下。 鄭經生前，因連年用兵大陸，聽其部將陳永華之言，以其長子克為監國。克臨事明達，但系庶出，群小畏其明察，陰謀去之。經既死，侍衛馮錫范等先以計罷除陳永華兵柄，永華鬱悶死；繼而襲殺克，而立次子克塽。克塽幼弱，一切取決於錫范，於是政事大亂。清總督姚啟聖奏鄭氏主少國亂，時不可失，並薦水師提督施琅（鄭氏降將）主持征台軍事。啟聖復乘間賄賂鄭氏臣僚，因此頗有為清作內應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軍攻台，鄭氏將劉國軒守澎湖，琅攻下之，台灣大震，劉國軒、馮錫范乃以克塽降清。台灣自為鄭成功所據，至克塽前後凡二十三年而亡。清定台灣後，以其地置台灣府及諸羅（今台灣嘉義市）、台灣（今台灣台南市）、鳳山（今台灣高雄及屏東縣）三縣，並於澎湖設廳，駐軍守之。台灣平定後，沿海居民雖復理舊業，但猶禁商舶出洋。施琅屢請解禁，荷蘭及其他西洋各國商人，也紛請互市，於是海禁始開。 二、清前期的政治 （一）清室的統馭策略 這裡所說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經聖祖、世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時間，共一百五十二年。除去世祖一代的十八年，聖祖、世宗、高宗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的盛世。這自然是個大致的分法，因為聖祖初年，國內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國內已漸有亂象。但這三朝至少有一百年以上，是富強治安的。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漢唐盛世，可以與之媲美。聖祖的年號曰康熙，世宗的年號曰雍正，高宗的年號曰乾隆，因此史書又稱這段時間為「康雍乾時代」。 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國，統治極難駕馭的漢人，其國祚能長達二百六十八年，更能造成一百年以上的盛世，這種成就，絕不是偶然的。滿族是一個具有頗多優點的民族，它的最大長處，是勇武善戰而又有政治才能，並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虛心吸收外來的文化和人才。這些地方，與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促成改朝換代的內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權臣和藩鎮，但滿人能使這四種因素的危險性，減到最低的程度。對外方面，在清的前期，曾建立多次彪炳的武功，對邊疆民族也能施以有效的統治。但滿族也有它的缺點，它缺乏創造力，一味吸收漢人的文化，結果沾染了漢人的性格，成為漢化的極端崇拜者。清代後期，遇見西洋的強國，但它仍以中國傳統對待外族的辦法，來對待西洋人，而且幾乎毫無變通，雖屢遭敗創而不悟。因此它的政權，終於在內憂外患中傾覆，甚至整個滿族，幾乎完全與漢人同化。這裡先談談清初滿人統治中國的若干策略。 清室統治中國的手段，可以說是寬猛相濟，也就是懷柔與高壓並行。無論清室的手段或寬或猛，其對漢人的基本態度，是十分猜防的。清太祖雖為明室大患，但他本人尚無吞併中國的野心，也不知籠絡漢人，因此他所俘獲的漢人，大部充作奴隸，對儒生更恣意殺戮。到太宗，才改用懷柔政策，命漢滿分居，另設官吏治理漢人，從此漢人得以稍免滿人的欺凌。他對於明室降臣，尤能加意利用，清的入主中國，大部得力於他們的幫助。世祖入關之初，仍繼續這種政策，其實際執行者是多爾袞。政策的內容，大體可歸納為下列數點：一、禮遇明室君臣，為明思宗發喪，以禮改葬；明臣的死難者，均予題諡，生存者仍予以錄用；明遺民為清望所歸的，也都加以徵辟。二、舉行科舉，以籠絡漢族的士人。考試辦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於空洞形式的文體及口頭禪中，而無暇想到其他。三、對於漢人百姓，也做了幾件收買人心的事，如廢除明末的苛捐雜稅，撤銷東西廠、錦衣衛一類的特務機關等。 與懷柔政策並行的，便是高壓政策，其目的在於消滅漢人的民族意識以及仇清復明的思想。這種政策的主要對象，則是懷念故國，義不與清廷合作的士大夫階層。明代士風，崇尚節義，清入關後，南方的文人書生，憤極而起兵者，比比皆是。南明顛覆後，明朝的遺老如顧炎武、黃宗羲等，都力謀恢復，屢次企圖舉兵，但因清廷防範嚴密，皆無所成。此外一般文人，多喜結盟社，把民族的悲哀，寄託於詩文的吟詠，這類文社遍於東南，以復社最為有名，其分子有許多是明末的東林黨人。這種舉動，也是對清室的一種消極抵抗。士大夫仇清復明的思想不去，自然有害於清廷的統治，因此清室採取嚴厲的手段，以對付那些科舉與徵辟無法網羅的士大夫。其辦法也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一、禁結盟社。順治九年（1652），由禮部頒布條例，禁士子立盟結社及建白軍民利病等，其後更屢伸禁令。二、摧抑紳權。明代士紳的社會地位甚高，經常干預地方政務，清室於大局平定後，即著手摧抑紳權。順治十八年（1661），江寧巡撫朱國治奏報江南欠糧士紳一萬三千人，清室皆治以抗糧之罪。世祖死後，蘇州諸生以不滿吳縣知縣，聚哭於文廟，結果諸生以「大不敬」而被殺者十七人。三、興文字獄。文字獄是清室摧殘士氣的一種利器，士大夫往往為了片語隻字，身遭屠戮，同時任意株連，極其冤濫。文字獄在康、雍、乾時代為最盛，但順治時已開其端。順治十七年（1660），朝臣張晉彥為已革職的閣臣劉正宗序詩，中有「將明之材」等語，世祖以其言「詭譎不可解」，絞正宗而斬晉彥。四、下剃髮令。順治二年（1645），開始下令剃髮，令漢人剃髮留辮，不准蓄髮，並限於旬日內實行，違者格殺勿論，漢人死者甚眾。這個命令雖是對全體漢人而發，但主要目的仍是在摧折漢人的士大夫，因為士大夫民族意識較濃，自尊心也較強，而剃髮令也就是對這兩種性格最殘酷的打擊。 懷柔與高壓政策並用的結果，清初的士大夫，大多數為清室所用。因為自唐宋以來，中國的士大夫便以應舉做官為惟一的出路，也只有應舉做官，才能維持其優越的生活和社會地位。至於一小部分仇清的，在嚴密的法網下，也無法反抗，最多只能不入仕途，以求良心之所安。他們過著出家、行醫、務農、教書、隱居、游幕、經商一類的生活，而這類生活也大都及身而止，到他們的子孫，仍然大部分以應舉出仕為業。因為清初的政治社會機構，大體仍沿襲明代，並無劇烈的變動，士大夫自然無法完全變更其傳統的生活方式。但明末遺民堅貞不拔的志操，以及他們綜博篤實的學風，對後世卻有極大的影響。［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六一二至六一三］ （二）康雍時期的政績 聖祖即位時，以年齡幼小，不能親政，由鰲拜、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共同輔政。鰲拜兇險好殺，對漢人厲行高壓政策，因此康熙初年，曾發生大文字獄。浙江人莊廷鑨刊行《明史》，其中有涉及滿洲史事者，皆直書無諱，於康熙三年（1664）為人告發，清廷乃乘機屠戮士類。時延鑨已死，詔戮其屍，並殺其弟廷鉞，其餘為此案株連而死者七十餘人。五年（1666），鰲拜誣殺蘇克薩哈，獨攬政權。八年（1669），聖祖囚禁鰲拜，開始親政。當時三藩形同割據，局勢甚為不穩，但聖祖毅然撤藩，終平大難，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膽略。三藩亂起時，他極力籠絡明末遺民和知識分子。他於十二年（1673）下詔全國，薦舉山林隱逸。十七年（1678），詔征博學鴻儒，授翰林者五十人。次年，開明史館，命他們纂修《明史》。從這些地方，又可看出他的政治手腕。五十年（1711），有戴名世之獄。名世著《南山集》，敘述明朝史事，觸犯忌諱，結果名世論斬，受牽連而被殺者甚眾。但大體說來，聖祖的政治作風，較之他的子孫，還算是寬和的。 康熙皇帝，清人繪。 聖祖親政後，頗能節儉愛民，除因災荒蠲免租稅外，末年更屢次普免錢糧。對民事也很留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後，他曾經六次南巡，親查黃河及淮水工程，自然其中也含有對漢民示威市惠的意思。清人自入關後，政府特許宗室及八旗將士，占有百姓田地，謂之「圈地」，這種秕政，也為聖祖取消。五十年（1711），更規定百姓雖添丁而永不加賦。此外明代蓄奴之風，也在聖祖時大致戢止。元代蒙古將吏橫暴，競掠中國良民為奴，又以大兵之後，貧弱百姓，依附豪強，歲久乃變為家奴。這種風氣，以江南為最盛，豪富有蓄奴至萬家的。明承其敝，未嘗積極革正，中葉以後，政治黑暗，百姓多自鬻於達官豪門，以求全活，謂之「投靠」。自北宋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因此明代江南宦族最多，投靠之風也最盛。明末清初，江南奴僕，紛起為變。清室對江南豪紳，復加意打擊，紳權既衰，蓄奴之風也漸趨消滅，但賣女為婢的習俗，依然存在。 雍正帝，選自《雍正帝行樂圖》，清宮廷畫家繪，故宮博物院藏。 聖祖雖然勵精圖治，但他的寬大政策，對當時的政風，反有壞的影響。朝中大臣，多結為朋黨，相互傾軋；地方官吏，也多玩法舞弊。諸皇子則各招黨羽，作皇位繼承的鬥爭，終致在他的身後，演出骨肉相殺的慘劇。聖祖有子三十五人，長子胤禔，但非嫡出；次子胤礽為嫡出，因而得立為皇太子。胤礽性情暴戾，所為多不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聖祖下詔廢之，並幽禁於宮中。此後諸王多營求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聖祖第八子）圖謀最力。聖祖以諸子紛爭，乃於次年復立胤礽，但胤礽頑惡如故，又於五十一年（1712）廢之，從此儲位虛懸。六十一年（1722），聖祖死，四子胤禎繼位，是為世宗。世宗的繼統，傳說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宮廷隱秘，現已無法究其真相。但世宗為皇子時，即與大臣隆科多等相結，與胤禩等暗鬥甚烈。即位後，胤禩及其同黨胤禟（聖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旋即死去（傳為世宗所害）。世宗並更胤禩、胤禟名為「阿其那」、「塞思黑」（豬、狗之意），以示不齒於人類。胤禔及世宗諸弟胤、胤禵等，也遭禁錮。從這些地方，卻也不無蛛絲馬跡可尋。［參看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載《明清史論著集刊》）］ 世宗為人精明刻薄，即位後，對宗室痛加裁抑，並以嚴厲的手段，整飭吏治，清理財政，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至於弊絕風清。他在位僅十三年，但為後世奠立良好的政治基礎，雖然屢次用兵，而財用不虞匱乏。內政方面，也頗有值得稱述的。明代蓄奴之風，雖在康熙時已大為戢止，但若干地區，仍有所謂賤民階級。賤民的起源，不得而知，以南方為最多，例如浙江紹興的「惰民」，常熟（今江蘇常熟市）的「丐戶」，都世執賤役，不得與平民為伍。雍正時，屢次下詔廢除賤民，許其入籍為良民。 另一方面，世宗對知識分子的鉗制，較前更變本加厲，由他所興起的文字獄，也較康熙時為多。雍正二年（1724），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獄。景祺曾為大將軍年羹堯記室，著有《西征隨筆》，稱譽羹堯，及羹堯得罪賜死，景祺也因而被誅。嗣庭曾為江西考官，考試出題為「維民所止」，世宗以「維止」二字，暗射「雍正無頭」，因而殺之。四年（1726），有浙人呂留良之獄。留良為明末遺民，著書排滿，湖南人曾靜服膺其說，勸川陝總督岳鍾琪叛清，為鍾琪告發。時呂留良已死，與已故長子葆中、弟子嚴鴻逵均戮屍；次子毅中處斬；曾靜免死，至乾隆時始被殺。七年（1729），又有廣西陸生枬之獄。生枬著《通鑑論》，主復封建，並論及立太子、兵制、君權等問題，為人告發，世宗以其借古非今而殺之。世宗以後，這類吹毛求疵的冤獄，仍然層出不窮。 （三）乾隆時期的文治 雍正十三年（1735），世宗死，子弘曆即位，是為高宗。高宗在位六十年，是清室的全盛時期。雖然這時漢人的反滿心理，業已消失殆盡，但高宗仍採用高壓與懷柔並行的政策，並加以巧妙的運用。他對漢人的摧抑玩弄，較之他的父祖，更勝一籌。 高宗高壓政策的要點，是對朝臣恣意摧辱，使臣下喪失自尊心，務使其絕對成為君主的奴才而後已。清代朝臣的地位，還較明代為低。明代臣僚朝見皇帝，不過四拜或五拜；清則必須三跪九叩首。明代大臣奏對，尚可侍立，清則官無論大小，奏對時必須下跪。明代皇帝對六部首長的答詔，均稱為「卿」；清則一律稱之為「爾」。［參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冊，頁七一至七二］但高宗對此仍嫌不夠，他對朝臣的奏章，尋瑕覓疵，恣意謾罵，出言的醜惡，有時較市井為尤甚。此外他對大臣任意貶斥，乾隆一代，大學士、尚書、侍郎一類的大員，無不遭受黜辱。至於他所興的文字獄，較之雍正時期更為瑣碎，可以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三案為例。中藻曾任內閣學士，著有《堅磨生詩鈔》，其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高宗以其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有意譏刺，因而殺之。錫侯著《字貫》一書，高宗指其凡例中直書聖祖、世宗廟諱及高宗御名為大不敬，錫侯也因而被殺。述夔著《一柱樓詩》，其中《詠正德杯》一首，有句云：「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一邊」；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句。高宗以其詆毀清朝，其時述夔已死，詔戮述夔及其子屍，其孫及校對者皆坐死。 至於懷柔政策，從康熙時起，不外一方面利用科舉功名為誘餌，以牢籠士大夫；一方面以獎勵學術為名，召集文人，編纂卷帙浩繁的巨書，以消磨其精力。康熙時，除開館修《明史》外，並編成《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康熙字典》等書數十部。此外纂輯《古今圖書集成》一書，至雍正初始成，共一萬卷。聖祖並提倡理學，刊行《朱子全書》及《性理大全》，借宋儒的倫理學說，來控制士大夫的思想行動。他所用的大臣，也有不少理學家。至於乾隆時所纂修的書籍，其數量更遠過於康雍時期。 乾隆時代編書的盛舉，要算修《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安徽學政朱筠的奏請，特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孫士毅等為總纂官，分任編纂的有戴震、邵晉涵、姚鼐等人，皆當時著名學者，由政府搜集古今已刊未刊的書籍，命他們加以校訂。四十七年（1782），全書告成，凡包羅書籍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繕寫七部，分藏各地。每書並作提要，述其內容，評其得失。但高宗修《四庫全書》的另一目的，是借修書的機會，大規模的搜求遺書，以根絕漢人的排滿思想。修書的十年間，先後銷毀違礙的書籍共五百八十三種，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其中不但對有關明清之際的事實，任意竄改，甚至關涉遼金元史事的記載，也多所刪削。 清的乾隆，正如唐的開元、天寶一樣，是由極盛轉趨衰落的時期。乾隆時，國庫的充裕，遠勝於康雍時代，國勢也到達巔峰狀態。但高宗為人好大喜功，因務立邊功，消耗了龐大的軍費。此外他奢侈多欲，巡遊的頻繁，壽典的鋪張，也虛靡了無數的庫帑。雖然當時國家的財富，足以支持他的揮霍，但對政治和社會的風氣，則有非常惡劣的影響。他的行為，象徵著清室甚至整個滿族奮發精神的消失，也象徵著清帝國的國運開始走下坡路。由於清政權的日趨穩固，滿人自身的缺點也逐漸顯露，滿族官僚的貪污，日甚一日，高宗晚年的宰輔和珅，便是當時最大的政蠹。和珅為高宗所寵信凡二十年，擅權納賄，私產多至數萬萬兩，由於他的倡導，內外官吏也貪黷成風。而國家因長期安定，戶口激增，民間的經濟情形已不如前，再加上政治敗壞，社會乃漸趨凋敝。乾隆末，國內已開始發生叛亂。 乾隆時代的變亂，由苗民首先發動。苗民自改土歸流以後，地方官的貪污者，經常對之敲詐剝削。加以移殖苗區的漢民，因言語習慣的不同，與苗民時生衝突，苗民反感日深，乃發起驅逐漢民的運動。乾隆六十年（1795），貴州省東部及湖南省西部的苗民，先後叛變，四川、湖南、貴州三省邊境，同時戒嚴。清室派兵進剿，歷久無功，而調兵轉餉，數省騷動；各地失業者增多，人心浮動，因此苗事未平，白蓮教的叛亂又起。明熹宗時，曾有白蓮教徐鴻儒之亂，雖經平定，但其黨徒仍秘密傳教。乾隆四十年（1775），白蓮教首領安徽劉松被捕，其黨劉之協、宋之清等，分赴四川湖北等省傳教，煽動百姓，準備乘機起事。五十八年（1793）事覺，其黨全被捕獲，惟劉之協逃逸。清廷嚴緝之協，河南、湖北等省，按戶搜緝，各地洶洶者數歲。六十一年（1796）正月，高宗禪位於皇子顒琰，自為太上皇。顒琰即位，是為仁宗，並改元嘉慶。就在這一年，湖北荊州（今湖北江陵縣）、宜昌（今湖北宜昌市）一帶的白蓮教徒，公開叛變。滿洲的旗兵，因累世養尊處優，漸流於驕奢頹靡，早已於三藩之亂時，失去戰鬥力；其後漢人組成的綠營代之而興，至此也漸趨腐敗。亂事一起，軍隊毫無削平的能力，戰爭動輒蔓延數省。乾隆以後，清帝國便在一連串的內亂下，步入衰運。 惠齡關於鎮壓白蓮教起義奏摺（局部）。奏摺記載湖北巡撫惠齡等清軍大將採取圍堵的戰術清剿義軍，其中夾有嘉慶帝的朱批。 三、清前期的武功 （一）蒙族及回部的征服 明末蒙古族勢力蔓延的地區，共分為四大部：一、漠南蒙古，又稱內蒙古，分布於今內蒙古境內。二、漠北蒙古，又稱喀爾喀蒙古，分布於今蒙古國境內。三、漠西蒙古，又稱厄魯特蒙古，分布於天山北路。四、青海蒙古，分布於今青海境內。漠南蒙古，早於明末為清室所吞併，其餘三大部，是在清室統一中國後，經康雍乾三朝陸續征服的。 漠南蒙古最東的一部為科爾沁部（今內蒙古東部及松遼平原西北端一帶），因鄰近滿洲，雙方曾於明神宗時發生衝突。科爾沁為努爾哈赤所敗，遂遣使通好。這時內蒙古察哈爾部的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並東侵科爾沁，於是科爾沁部降清，漠南諸部也相率與清通款。明室歲賂林丹汗，命其夾攻遼東，但因林丹汗諸部不協，終於無濟於事。明思宗崇禎十一年（1638），清太宗會合蒙古諸部，突襲林丹汗，林丹汗走死青海，其子額哲降，漠南悉定。其後三藩抗清，察哈爾復謀獨立，聖祖發兵平之，並徙其餘眾於大同（今山西大同市）、宣化（今河北宣化縣）邊外，設都統以轄之，號內屬遊牧部，其地遂空為牧場。 漠北喀爾喀蒙古又分三部，即土謝圖，據今土拉河流域；車臣，據今克魯倫河流域；札薩克圖，據今杭愛山以西、阿爾泰山以東地。清平漠南後，喀爾喀三部震於清的兵威，也遣使朝貢。內外蒙古諸部的酋長，大都是明代蒙古達延汗的後裔。 漠西蒙古分布於今新疆天山北路地區，為明代瓦剌的後裔。自瓦剌衰落後，其族分為四部，即和碩特（據今新疆烏魯木齊市一帶）、準噶爾（據今新疆霍城縣一帶）、杜爾伯特（據今新疆阿勒泰市一帶）及土爾扈特（據今新疆塔城市一帶），清人稱之為厄魯特四部。清初，漠南及漠北蒙古相繼歸降，惟厄魯特以地遠不服。康熙十二年（1673），準噶爾汗噶爾丹即位，統一四部，兼併青海蒙古及天山南路的回部，勢力大盛。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突擊漠北，喀爾喀三部，同時潰散，奔至漠南，於是漠北亦為噶爾丹所有。二十九年（1690），噶爾丹復率兵南侵，聖祖親征敗之。其後聖祖又於三十五及三十六年（1696～1697），兩度親征漠北，噶爾丹兵敗自殺，阿爾泰山以東皆平，喀爾喀三部均還舊地。 噶爾丹兵敗時，准部的根據地伊犁（今新疆霍城縣），為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以下簡稱策妄）所奪，回部及青海也都叛變。噶爾丹既死，策妄請降，准部暫時歸附。十數年後，准部復盛，乃再度為患。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妄東侵哈密（今新疆哈密市），清廷屯軍於哈密附近以防之。次年，策妄又遣兵突入西藏。這時和碩特部據西藏，准部兵遂襲殺和碩特部的拉藏汗。五十九年（1720），清軍由青海、四川兩路進兵，逐准部兵出西藏，並擁立達賴六世，西藏遂定，但清軍對準部並未能深入攻擊。 昭莫多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康熙三十四年（1695），準噶爾汗噶爾丹率三萬騎自科布多東進，侵至車臣汗部後，沿克魯倫河東下，進抵巴顏烏蘭一帶，停頓不前。清軍遣使往誘不逞，康熙遂決定親征。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集九萬大軍，分東、中、西三路進擊：東路薩布素西出克魯倫河牽制性側擊；西路以費古揚、孫思克分出歸化、寧夏，於翁金河會合後北上，擬斷噶爾丹西逃之路；中路主力由康熙親率，出獨石，擬於東、西兩路合殲噶爾丹於克魯倫河一帶。五月，康熙聞知東、西兩路不能如期至，但判定噶爾丹會負克魯倫河抵抗後，仍決定主力向北突進，並兵分東西兩路，企圖鉗擊噶爾丹軍。噶爾丹軍不敢應戰，連夜西逃。康熙前鋒向西追至拖諾山而返。噶爾丹逃遁至昭莫多時，西路軍及時趕上，採用以逸待勞、設伏截擊的方針，先以輕兵誘敵，待噶爾丹主力趕上時，伏兵發動。並以一部向東迂迴至噶爾丹陣後，攻擊其家屬、輜重。噶爾丹軍大亂，噶爾丹僅率數十騎西逃，後在清兵追擊之下，自殺身亡，準噶爾平定。 世宗時，策妄之子噶爾丹策零（以下簡稱策零）嗣準噶爾汗位，復東侵喀爾喀，連為三音諾顏部酋策凌所重創。三音諾顏部原屬土謝圖部，世宗以策凌擊敗準噶爾，封之為親王，使獨立為一部，牧於杭愛山以南，自是喀爾喀蒙古乃有四部。雍正十二年（1734），准部請降。至乾隆二年（1737），清室始議定以阿爾泰山同為喀爾喀與准部的分界。十年（1745），策零死，因諸子爭立，准部漸衰。十九年（1754），策妄外孫阿睦撒納率二萬餘人降清。次年，清遣軍偕之西征，遂定準部。其後阿睦撒納欲總長厄魯特四部，清廷不許，乃舉兵反。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以兆惠討之，阿睦撒納敗死，天山北路底定。清室於伊犁、烏魯木齊（今新疆烏魯木齊市）等地派兵駐防，並設伊犁將軍以統治之。阿爾泰山以北的烏梁海部（即明的兀良哈部），也自此內附，清分其地為三部，即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阿爾泰諾爾烏梁海。而准部以西的哈薩克部，也大部臣屬於清。 青海蒙古是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的一支。明末，和碩特部甚盛，其酋固始汗進占青海地。清世祖時，封之為汗。聖祖時，又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為親王。世宗時，達什巴圖子羅卜藏丹津謀並西藏，於雍正元年（1723）叛清獨立，世宗命年羹堯、岳鍾琪討之。次年，丹津眾潰，逃往准部，於是青海平定，清於西寧設置辦事大臣以統治之。 回部在天山南路，這個地區，元時本屬於察合台汗國，其人民則多信回教。明中葉時，回教謨罕默德的後裔馬默特，逾蔥嶺東來布教，得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市）汗的信仰，於是回教益盛。後喀什噶爾部又以兵力平定諸部，回教勢力遂遍及天山南路，漸代元裔而握政教之權，通稱回部。清初，回教分為白山宗、黑山宗（俗稱白帽回、黑帽回）兩派，互相攻擊。康熙時，准酋噶爾丹助白山宗，攻破黑山宗，盡捕元裔諸汗，並以准部人徵收諸城賦稅，威行回部。其後准酋策妄又排白山宗，並挽留白山宗瑪罕木特（馬默特曾孫）二子大小和卓木。乾隆初，准部內亂，回部黑山宗乘機獨立。乾隆二十年（1755），清軍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並以兵助其平定回部，而以小和卓木居伊犁，掌北路的回教。其後，小和卓木曾助阿睦撒納為亂。二十二年（1757），清兵既平阿睦撒納，大小和卓木於回部繼續抗清，清遣兆惠、富德進討。二十四年（1759），大小和卓木敗死，回部遂平。清設參贊大臣於喀什噶爾，以節制諸城。二十九年（1764），烏什（今新疆烏什縣）回民又叛，但不久即平。自是清的聲威及於蔥嶺以西，浩罕（在今中亞錫爾河流域的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國，都通貢內附。 （二）西藏的內屬與苗疆金川的開闢 西藏也就是唐宋時代的吐蕃。自唐代喇嘛教傳入吐蕃，日益盛行，喇嘛漸至干預政事。元室崇奉喇嘛教，賦予喇嘛對吐蕃的統治權，於是吐蕃成政教合一的國家。元時，吐蕃又稱烏斯藏（烏斯指今寧靜山以西的拉薩、山南等地，藏指今日喀則地區）。明代烏斯藏一詞更為流行，至清始稱西藏，其範圍除今拉薩、山南、日喀則地區外，尚包括今青海、四川西部雅安地區及日喀則以西的拉達克部（今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東南一帶）。元時，於西藏本部設烏斯藏宣慰使司以統之，但事實上西藏的內政是自治的。明代沿襲元代的辦法，尊崇其宗教，許其自治。當時西藏的喇嘛教，分紅黃二教，紅教據後藏，黃教據前藏。明末，黃教首領達賴五世在位，大臣桑結主政，招引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的固始汗，與紅教為敵。固始汗發兵入後藏，驅逐紅教，而奉黃教的另一領袖班禪統治後藏。於是黃教統一全藏，固始汗則因而據有青海及喀木（今四川康定、巴塘、理塘等地與西藏昌都一帶）之地。 駐藏大臣令牌。駐藏大臣始設於雍正五年（1727），代表清延同達賴喇嘛監理西藏地方事務。圖為嘉慶六年（1801）駐藏大臣令牌。 撫遠大將軍西征圖卷（局部），清人繪。這是一幅描繪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出兵平定準噶爾軍隊在西藏叛亂的畫卷。圖中所繪為平叛大軍強渡拉薩河後，大軍進入拉薩，出現在布達拉宮與大昭寺之前。 清崛起東北，達賴五世曾與清太宗通使；世祖入關後，達賴並曾入朝。清室仍思以喇嘛教懷柔蒙藏，封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禮遇甚隆。聖祖時，桑結厭惡和碩特部干涉藏事，召准部酋噶爾丹，暗襲青海，殺達顏汗（固始汗子）。康熙二十一年（1682），達賴五世死，桑結秘不發喪，操縱藏局，並嗾使噶爾丹內犯。噶爾丹敗後，桑結為和碩特部的拉藏汗所殺，清遂以拉藏汗鎮藏地。其後拉藏汗所擁立的達賴六世，與青海藏族所擁立的達賴六世爭位，相持不下。當時准部酋策妄的兵力正強，突於五十五年（1716）引兵入藏，殺拉藏汗，西藏大亂。五十七年（1718），清室命皇子允禵等，統大軍入藏，驅逐准部，並迎立青海所擁戴的達賴。世宗初年，置駐藏大臣於拉薩，統兵分駐前後藏，自此西藏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乾隆五十五年（1790），西藏的南鄰廓爾喀（今尼泊爾）入侵西藏。五十七年（1792），清以福康安擊破之。此後清室禁止藏人與四境交通，並提高駐藏大臣的地位，一切與達賴班禪平等，政務的辦理，必須稟命於駐藏大臣。清室對西藏的控制，乃益趨鞏固。［參看周昆田《漢藏兩族的傳統關係》（載《西藏研究》）］ 苗族分布的地區，主要在湖南貴州二省的沅江流域，尤以沅江上游為中心，此外更散處於雲南及兩廣境內。沅江流域本漢時武陵蠻地，下至唐宋，逐漸開闢。元時，於其地設立府、州、縣及宣撫司，以苗族酋長為世襲長官，自理其政。明清均沿襲元制，所有苗地，悉屬土官。苗有熟苗生苗之分，熟苗多與漢人雜居，生苗則居於深山，與漢人甚為隔閡，時生叛亂。康熙四十三年（1704），湘西苗人為亂，清發兵平之，並於其地設乾州（今湖南吉首市西南）、鳳凰（今湖南鳳凰縣）二直隸廳，以招徠漢人。至於苗人聚集之地，則仍歸土官統轄。雍正間，永順（今湖南永順縣）等地的土官，自請納土，清籍其地一府四縣，並增設永綏廳（今湖南花垣縣南）及松桃廳（今貴州松桃縣北），於是沅江流域，幾於全辟。貴州的苗族，分布於東南部與湖南、廣西交界之地，以古州（今貴州榕江縣）為中心，周圍三千里，統稱苗疆。此外，廣西、雲南地區的苗人，也時常殺人掠貨；而雲南南部各地的苗人土官，又與緬甸及寮國等種人勾結，時為邊患。雍正四年（1726），雲貴總督鄂爾泰，建議「改土歸流」，即以流動的官吏，治理苗地，以代世襲的土司，世宗從之。鄂爾泰於兩三年間，招服黔邊生苗二千餘寨，開闢苗疆二三千里，並平定雲南瀾滄江以東的苗區，建普洱府（今雲南普洱縣）以治其地。廣西諸土司，也都繳印歸附，三省苗區粗定。這次改土歸流的運動，大大促進了西南邊疆地區的內地化，使它成為中國本部的一環。 苗疆平定後，鄂爾泰去職，貴州苗人因不堪地方官吏的壓制剝削，再度叛亂，至乾隆初，始以張廣泗平之。清室並豁免新辟苗疆的賦稅，以籠絡之。其後至乾隆末年，苗亂始再起。 金川本四川西邊土司，居今四川省小金、金川二縣境，舊屬於吐蕃。明時，以其俗信喇嘛教，乃封其酋哈伊拉本為演化禪師，以鎮撫其眾。其後分為大金川（在今四川金川縣一帶）、小金川（在今四川小金縣一帶）兩部。清初，兩金川歸順。世宗時，大金川酋長莎羅奔（哈伊拉本孫）從征西藏有功，清以之為金川安撫使。高宗時，莎羅奔漸強，於乾隆十一年（1746）奪小金川土司印，並侵吞鄰部，攻擊清軍。次年，清以張廣泗及納親合力進討。金川地勢險阻，加以土人善守，以致久攻不下。十三年（1748），張、納以無功被誅，高宗繼命傅恆督岳鍾琪往討，清軍深入，聲勢大振。次年，莎羅奔降。至十九年（1754），大金川首領郎卡（莎羅奔兄子），復與鄰部構釁，當時清廷方有事於西北，無暇兼顧，郎卡遂日益猖獗。其後郎卡死，子索諾木與小金川首領僧格桑，聯合入寇。三十六年（1771），清以溫福討之，於三十八年（1773）敗死。清以阿桂繼其任，至四十一年（1776）始平。金川之役，可以說是清代最艱巨的開疆戰爭，其地不滿千里，人口不滿五萬，而清室用兵五年，兵費逾七千萬兩，然後平之，其損失也不為不大。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四十六年（1781）內府銅版畫，故宮博物院藏。 （三）藩屬的經營與對俄的交涉 清代與中國鄰近的諸國中，東方的朝鮮，早於明末臣服於清。其後經康雍乾三世，西北蒙回諸部敉平，中亞諸國，相率通使納貢。至於南方印度支那半島的緬甸、暹羅、安南等國，西藏以南的廓爾喀以及東南海中的琉球，也都稱臣內屬。這裡略述南方諸國內屬的經過。 緬甸古稱驃國，與雲南交界。元時曾數度征之，未能得志。明末，頗為邊患。清初，吳三桂鎮雲南，以桂王在緬，以兵迫之，緬酋莽應時執桂王以獻，三桂以其恭順，始終未加侵擾。高宗初，緬甸入貢稱藩。乾隆十九年（1754），緬甸發生內亂，土司瓮籍牙自立為王，建新緬甸國。其子莽紀覺、孟駁相繼嗣位，聲勢日盛，屢次侵掠滇邊，虐殺華人。三十二年（1767），雲南總督楊應琚征緬失利，清以明瑞代之，師亦無功。次年，明瑞戰死，清乃命傅恆、阿桂等大舉深入。三十四年（1769），清軍進至緬甸首都阿瓦，但不能取勝，許和而還。不久，緬人又與清抗，當時清室正討大小金川，無暇南顧。四十一年（1776），金川平，清再命阿桂赴雲南，籌劃征緬。這時緬甸又亂，並與暹羅交惡，新緬甸王孟雲遂遣使入貢。五十五年（1790），清封孟云為緬甸國王，規定十年一貢，自此緬甸遂為中國的藩屬。 暹羅即今泰國，其地原為羅斛及暹二國。元時，二國常入貢。後羅斛強，並有暹地，遂成暹羅國。明時，暹羅曾入貢。暹羅與緬甸為世仇，清高宗時，暹羅為緬酋孟駁所破，首都陷落，國王被逐。暹羅舊臣鄭昭，本廣東澄海人，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起兵驅逐緬人，自立為王，都於曼谷，並遣使來華告捷。其後不久，鄭昭死，其婿華策格里嗣位。五十一年（1786），遣使入貢，表稱鄭華，清封之為暹羅國王，於是暹羅亦為中國的外藩。 安南為今越南地，自秦漢以來，久為中國的領土。唐時曾於其地置安南都護府，安南即由此得名。五代以後，叛服不常。明宣宗時，有黎利者，起兵叛明，建大越國。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為其臣莫氏所篡。而黎氏之臣阮氏，擁黎氏之後，割據南方，成南北朝並峙之局。北朝莫氏都河內，仍號大越；南朝黎氏都順化，號廣南；相持六十餘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1595），黎氏滅莫氏，恢復河內。而阮氏子又據順化自立，仍號廣南，與黎氏互不相下。清軍定雲南，黎氏遣使勞軍。康熙五年（1666），清封大越國王黎維禧為安南國王。高宗時，廣南土豪阮文岳及其弟文惠等舉兵滅廣南。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文惠逐安南國王黎維祁，安南大亂。清室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師討之，先勝後敗，改以福康安代之。這時阮文惠正與暹羅構兵，恐兩面受敵，乃奉表乞降，並改名光平。五十四年（1789），高宗封阮光平為安南王。 廓爾喀即唐代的尼婆羅，今尼泊爾之地。乾隆中，為廓爾喀人所並。其後廓爾喀勢力日熾，漸有侵略西藏之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爾喀乘後藏內亂，舉兵入寇，班禪等告急於清，高宗遣福康安、海蘭察率兵往討。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等自青海至後藏，深入敵境。廓爾喀大懼，一面遣使乞降，一面派人至印度，乞援於英人。英軍未至，而清軍繼進，廓爾喀遂降清，從此成為中國的藩屬。 疏球（今沖繩島），自明代為中國藩屬，定時朝貢。及明亡於清，琉球又受清冊封，稱琉球國中山王，定二年一貢。此後每當琉球新王即位，清室即派使者前往冊封。但琉球自明以後，又與日本交結，實行兩面外交，其後日本吞併琉球，即伏機於此。 雅克薩反擊作戰經過示意圖。自明崇禎十六年（1643）開始，不斷有沙俄侵略者侵入我國領土，後在雅克薩築城盤踞，預備長期掠奪。清政府多次與沙俄交涉未果，決意進兵清剿。經過數年的準備與偵察，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清軍三千多人在彭春的率領下，自璦琿出發，五月兵臨雅克薩，置陸師於城南，戰船集於城東南，激戰不久，侵略軍不支乞降，彭春平毀雅克薩城，並准許他們返回尼布楚。同年秋，侵略者不甘失敗，又重築雅克薩，再度盤踞。次年七月，清軍再臨雅克薩，於城南、北、東三面掘壕圍困。次年，侵略軍不支請降，清帝答應其請求，侵略軍殘部退回尼布楚，雅克薩反擊戰勝利結束。 明末，歐洲人多由海道東來；其由陸路東向發展，漸與中國發生交涉的，則為俄羅斯國。俄人原居東歐，為蒙古所征服。明末，俄人乘蒙古中衰，逐之而復國。其王伊凡四世（Ivan Ⅳ），銳意經營西伯利亞，發展甚速。至清初，俄人已進至黑龍江沿岸，清人稱之為羅剎人。順治八年（1651），俄人在雅克薩河口築城（城在黑龍江北岸），屢次劫掠黑龍江沿岸諸民族。十五年（1658），俄人又建城於尼布楚河口，以為經營黑龍江上游的根據地。次年俄人為清寧古塔（今黑龍江海林市西南）將軍巴海所敗，相率逃去，至康熙四年（1665），俄人又集中於雅克薩，積極經營。八年（1669），尼布楚城復為俄人所占，對黑龍江地區蠶食日甚。清室既平三藩，乃積極備戰，以御俄人。二十一年（1682），清室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擊俄將於璦琿（今黑龍江黑河市南）附近，盡俘其眾。二十四年（1685），復命都統彭春，水陸並進，直抵雅克薩，俄將不支而降，清兵毀其城而還。既而俄人又於雅克薩復築新壘。次年，清軍又圍之。 是時俄皇大彼得（Peter The Great）在位，以戰地遼遠，不便應援，亟思媾和。清廷也久厭兵事，乃聽從荷蘭人的斡旋，與俄議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以索額圖等為使，與俄使費要多羅（Feodor Alexivitch Golovin）會議於尼布楚。同年，和議成，雙方訂約，是為《尼布楚條約》。條約的要點如下：一、東以外興安嶺，西以額爾古納河（黑龍江上源之一）為界。二、毀除雅克薩城，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撤去。三、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違則以其人數多寡及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或正法。四、中國所有的俄羅斯人，俄羅斯所有的中國人，不必遣還。五、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及往來文書者，許其貿易。中俄數十年的紛爭，至是始告平息。雍正五年（1727），又與俄訂《恰克圖條約》，以恰克圖（即買賣城）為兩國通商之地，許俄商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並劃定蒙古與西伯利亞的疆界，西起沙畢納衣嶺（薩彥嶺的主脈），東至額爾古納河，南屬中國，北屬俄國。至乾隆二年（1737），停北京貿易，集中於恰克圖。清並設庫倫辦事大臣以理之。其後恰克圖貿易時開時停，直至五十七年（1792），中俄增訂《恰克圖續約》五款，始重開互市，於是兩國相安無事者垂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