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一、明初的政局
（一）太祖的規劃
明是唐以後中國的自治統一時代，其國勢的強盛，遠非宋代可比。北宋時，東北則燕雲未復，西北則夏人倔強，北方的關塞之險，整個落入外族之手，乃至不得不納幣媚敵，以求苟安。南宋的衰弱，更不必論。到明代，不特燕雲關隴之地盡復，北方塞外若干形勝地區，也大都收入版圖。這種局面，前後維持了二百多年。但明的大部分時間，內政方面是異常腐敗黑暗的，若干秕政，從明初便奠下基礎。如果不是明朝前期的幾位皇帝，尚能勵精求治，而蒙古衰落後，其他外族還沒有強大，明室恐怕無法維持那樣長久的國祚。
明代政治的不上軌道，明太祖要負大部分責任。他兼有聖賢和暴君的雙重性格，因此他的政治措施，有些極可稱讚，有些又極不合理。他出身微賤，因而深知民隱，即位後嚴懲貪污，大大整刷了元末以來的政風；他也頗知前代宦官、外戚、軍閥的為禍之大，因此他嚴禁中官預政和母后臨朝，並以文臣掌理軍政，這些都是太祖政治的好的一面。但他「家天下」的思想極濃，益以猜忌殘忍的性格，使他做出許多荒謬殘暴的舉動，足以抵消他的善政而有餘。下面談談他對國家的幾項重要規劃。
分封諸王，是太祖時的一件大事。太祖鑒於隋唐時代，宗室權輕，君主孤立，因此選擇名城大都，分封子弟。他於洪武三年（1370）到二十四年（1391）間，先後分封為了二十五個王，其中有一個是他的侄孫，其餘全是兒子。諸王的封地，遍布全國，尤以北方為多，重要的王有秦王樉（封於西安）、晉王（封於太原）、燕王棣（封於北平）、代王桂（封於大同）、寧王權（封於大寧，今河北平泉縣東北）、肅王楧（封於甘州，今甘肅張掖市）等。諸王各設官屬，俸祿甚為優厚。雖然規定不能過問地方政事，但他們各有護衛的軍隊，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萬九千人，實力相當雄厚。此外太祖每遇戰爭，常令諸王總領軍事，並得節制諸將，因此秦、晉、燕、寧諸王，遂當守御北邊的大任，權勢尤重。當時有人上書，恐諸王將來有尾大不掉之禍，太祖認為「離間骨肉」，結果上書人下獄而死。太祖死後不久，燕王棣便發動篡奪皇位的戰爭。
另一件大事是廢宰相。中國舊制，宰相是全國的政治中心，綜理大政，對皇帝負責。明初設官，仍沿襲元制，以中書省總政務，左右丞相主之，下設六部。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以「圖謀不軌」被誅，太祖認為相權過重，乃罷中書省，廢丞相，以六部直隸於皇帝。這個辦法，固然可以防止權臣弄柄，但兼任宰相，卻不是每個皇帝都可以勝任的事。以太祖的堅毅辛勤，自可日理萬機，但他的生於深宮中的後裔，卻大多沒有總攬國政的能力和興趣，因此他們不得不把國務交給他們所親信的人，這樣便形成了後來的宦官政治。
太祖的實行君主獨裁，是不信任臣下的表現，這種表現，並不止廢宰相的一端。他對臣下控馭極嚴，極盡摧辱的能事，可以兩事為例：一是廷杖。朝臣奏對忤旨時，即當廷加杖，甚至有被杖死的。朝臣的人格，為之掃地以盡，這是明代特有的酷政，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大污點。二是濫興文字獄。明代以前歷朝的文字獄，多是因為有人公開訕謗朝政或詆毀皇帝而發生，但明初的文字獄則大不相同，有人往往為了一兩個毫不相干的字，而被處死。例如有人因奏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的字句而被殺，因為「生」與「僧」同音，而「光」又是僧人頭顱的寫照，以致使他懷疑上表者在諷刺他的出身。這樣的文字獄，真是極盡無理取鬧的能事。
太祖的猜忌性格，到晚年更變本加厲，他晚年曾有兩次對朝臣作集體的屠殺。一次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胡惟庸之獄。惟庸於十三年（1380）被誅，但他的「逆謀」，直到二十三年才完全顯露，太祖怒而肅清「逆黨」，因此案牽涉而被殺的達三萬人，其中封侯的功臣，就有二十餘人。二十六年（1393），又有藍玉之獄。藍玉是北征沙漠掃蕩元室餘孽的名將，因恃功粗暴，為人控告謀反而被誅，牽連被殺的達一萬五千人，元勛宿將，極少倖免。太祖對臣下這樣恣意殺戮，心理顯然有些變態，其根本原因，仍是「家天下」的思想在作祟。太祖晚年，以太子標柔仁，而朝臣之有材武者，為數甚多，深恐自身死後，太子無力駕馭群臣，因此想於生前加以翦除，以絕後患，遂有胡黨之誅。二十五年（1392），太子標死，標子允炆立為皇太孫，年僅十歲，這件事更加深太祖的憂慮，於是又興藍玉之獄。雖然功臣們為他誅除淨盡，權臣的篡奪是防止了，卻沒有料到在他死後，朱氏本身竟發生骨肉的慘變。
另一方面，太祖在政治上也有優異的表現。除了前面說過的幾點，其他如重視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因而廣設學校，並推行察舉制度；又如獎勵人民上書言事，賦予諫官重權，以求政治的改進，其用意都很可取。最值得稱道的，無過於重懲貪污和厲行法治。據說當時官吏貪贓在六十兩以上者，即梟首示眾，並剝皮實草，懸之官府，以為貪污者戒。至於他的厲行法治，可以下面一事為例：太祖大將胡大海的兒子，在京師違犯酒禁，按法應處死。當時胡大海正在前方作戰，有人勸太祖考慮，太祖說：「寧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並親手把胡大海的兒子殺死。［見《明史》卷一三三《胡大海傳》］由於太祖的嚴懲不法，明初的吏治，澄清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二）成祖的事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死，太孫允炆繼立，是為惠帝。惠帝仁柔樂善，但英斷不足，即位後，信用東宮舊臣齊泰、黃子澄及大儒方孝儒。當時諸王跋扈，惠帝與齊、黃密議，決計加以削弱，於是周王（封於開封）首先被廢。惠帝建文元年（1399），湘王柏（封於荊州，今湖北江陵縣）因罪自殺。同年，齊王榑（封於青州，今山東青州市）、代王桂（封於大同）及岷王楩（封於岷州，今甘肅岷縣。後鎮雲南），均被廢為庶人。由於諸王的相繼被廢，久蓄逆謀的燕王棣，藉口發動叛變，掀起一場連亘三年的戰爭。
燕王棣，太祖第四子。太祖時，以首都南京，去邊塞六七千里，元室餘孽時常出沒塞下，因此太祖委近邊諸王以重兵，命其兼負防禦之責。燕王以勇敢善戰為太祖所喜，屢次命他率諸將出征，甚有威名。自惠帝為皇太孫，中外屬望，惟有燕王心懷不平。及惠帝即位，削藩議起，燕以雄藩最為朝廷所忌。燕王乃聽從其謀主僧道衍的勸告，於建文元年（1399）七月舉兵，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史稱「靖難之役」。燕王稱兵後，北平附近要地，多為所陷，聲勢日盛。惠帝命耿炳文率師進討，炳文軍十數萬至滹沱河，為燕軍所敗，喪師三萬。惠帝聞敗，以李景隆代炳文，景隆實不知兵，率諸路軍五十萬，直薄北平城下，築壘圍之。燕王自外赴援，內外夾攻，諸軍皆潰，士卒死者十餘萬。次年，景隆誓師於德州（今山東德州市），合軍六十萬人，進至白溝河，又為燕軍所敗。燕軍乘勝南下，進攻濟南（今山東濟南市），景隆南奔，守將鐵鉉、盛庸固守，燕軍久攻不下，解圍而去。既而燕軍又為盛庸、鐵鉉大敗於東昌（今山東聊城市），燕王乃回師。
建文三年（1401）春，燕師再出，與盛庸遇於夾河（今河北武邑縣南），庸軍大敗。惠帝乃貶竄齊泰、黃子澄於外，並諭燕王罷兵，燕王不聽。同年冬，燕王得中官的密告，知京師空虛，乃大舉南犯。次年，燕軍連破山東淮北要地，長驅渡淮，攻陷揚州（今江蘇江都市），京師危急。惠帝不得已下詔罪己，並遣慶成郡主（燕王從姊）赴燕軍，請割地罷兵，燕王不許。六月，燕軍渡江，敗盛庸及徐輝祖（達子）軍，進攻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開城門迎降，京師遂陷。而宮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終，其後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流布世間。接著燕王自立為皇帝，是為成祖，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儒，皆夷其族，死者數百人，朝臣自殺死節的也甚多。成祖永樂元年（1403），復周、齊、代、岷四王國，並改北平為北京，徙富民以實之。至十九年（1421），成祖徙都北京。
明成祖，選自《乾隆年制歷代帝王像真跡》。
成祖的為人，有些地方頗有父風。他具有太祖同樣的長處，諸如整飭吏治，躬行節儉，以及勤於政事等，但他對異己者手段的殘酷，殺戮的冤濫，都不讓太祖。而他的寵信宦官，更造成後來的宦官政治，終於把明朝引上滅亡之途。至於他武功的彪炳，也不讓太祖專美於前，他在位期間，曾建立五件輝煌的事功，就是：征韃靼、瓦剌，討安南，平西南蠻，御倭寇和通「西洋」，在此先敘述前面的四件。
斡難河之戰示意圖。永樂八年（1409）二月，明成祖以丘福之敗，親自督師北征韃靼，五月到達臚朐河南岸。其時韃靼可汗本雅失里與知院阿魯台聞明軍出塞，非常恐慌，分奔東西以避明軍。成祖進至環翠阜時，悉知情狀，決意先打擊其西路韃靼可汗本雅失里，遂命一部築城於河畔，控制渡口，確保後路安全後，親率精騎急進，在斡難河追上本雅失里，隨即揮軍奮擊，大破韃靼，本雅失里僅率數騎北遁。擊敗韃靼西路後，明軍回返臚朐河，然後成祖又親率騎兵沿臚朐河東進，至飛雲壑追上阿魯台部，阿魯台請降，成祖恐其有詐，嚴兵以待，爾後乘阿魯台在戰、降之間游移不定之機，親率精銳突陣，韃靼兵大潰，阿魯台攜眷遠逃，明軍因缺糧、缺水，撤軍西返。
前章已說過，洪武末年，鬼力赤篡元裔，自稱韃靼可汗。成祖起兵時，鬼力赤曾出兵相助，永樂四年（1406），鬼力赤為臣下阿魯台所殺。阿魯台迎立元裔本雅失里，居臚朐河（今克魯倫河），遂與明絕。七年（1409），成祖遣丘福征之，大敗而死。次年，成祖親征破之，本雅失里西依瓦剌，阿魯台降明。瓦剌為蒙古別部，居天山北路，共分三部，以馬哈木部最強，屢與韃靼交戰，韃靼既為明所敗，瓦剌勢益強。十一年（1413），馬哈木殺本雅失里。次年，更謀內犯，成祖親征，大破之於和拉和錫袞（故和林東），追奔至圖拉河（在今俄羅斯西南境）。馬哈木既敗，阿魯台部又盛，日漸驕蹇。二十年（1422），成祖親征之，阿魯台遁去。次年，成祖復親征阿魯台，出塞後，聞阿魯台已為瓦剌所破，遂班師。二十二年（1424），阿魯台又內犯，成祖再度親征，統軍深入，前鋒至答蘭納穆爾河（和林東北），以不見敵而還。回至榆木川（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南），染疾而死。成祖五次親征，雖未能徹底消滅蒙古餘孽，但邊氛為之一靖。到宣宗宣德九年（1434），阿魯台為瓦剌酋長脫歡（馬哈木子）所殺，其子降明，韃靼遂衰。
安南於五代末年脫離中國獨立，宋時無力收復。元憲宗時，遣兀良合台攻之，破其都城。世祖時，稱臣入貢，但常不聽朝命，世祖又兩度伐之，始再款附。明太祖時，遣使招之，安南入貢，封其主陳日煃為安南國王。數傳至日焜，於惠帝初為其臣黎氏所弒，明室不知。成祖立，封黎氏為安南國王，既而陳氏宗親陳天平奔明，明遣軍護送天平歸國，為黎氏所殺，成祖乃決意討之。永樂四年（1406），明以張輔、沐晟統兵進討，大敗安南軍，次年，安南平，明於其地置交趾布政使司。六年（1408），陳氏故官簡定糾眾作亂，僭號大越，復為張輔所討平。十六年（1418），交人黎利復倡亂，成祖出師破其眾，黎利逃至寮國。成祖歿後，寇掠更甚。宣宗即位，命將往征，大敗。明室厭苦兵事，乃於宣德二年（1427），赦黎利罪，罷交趾布政使司，並以陳氏後裔為安南王，自是安南世為明藩臣。
元代經營西南，於其地置府、州、縣及宣慰、宣撫等司，以土酋充任長官，世襲不替。明初也大致沿襲這個政策。明太祖既克陳友諒，聲威遠播，居今貴州省地的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撫田仁厚，率先歸附，及太祖稱帝，貴州宣撫靄翠等也先後來降。太祖命他們皆以原官世襲，不置州縣，賦稅也自由輸納。明室僅於其地築城駐兵，以資防守。永樂十一年（1413），思南田宗鼎（仁智孫）與思州田琛（仁厚孫），相互仇殺，不聽禁令。成祖命顧成擊之，執二酋送京師，並於其地設貴州布政使司以治之，自此貴州始為內地。至於雲南地區的蠻族，則早於太祖時內屬於明。
倭寇本是日本的海盜。元自征日失敗後，雙方互禁通商，但其莠民常私自往來中國，日久遂於海上劫掠。元末，日本分裂為南北朝，同時有兩天皇。明初，日本南朝傾覆，遺臣逃入海中，與海盜聯合，剽掠中國和朝鮮沿海，便是明人所謂的「倭寇」。而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黨，又與日寇相結，出沒海上，北自山東，南至浙江、福建，時有寇警。太祖雖嘗遣使赴日本詰問，但不得要領，乃於浙閩沿海築城數十，分遣戍卒數萬屯防，海疆漸固。日本統一後，將軍足利義滿，專斷朝政，頗欲與中國互市。成祖時，遣使至明，明許其貿易，並在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設三市舶司，管理通商事務。義滿也時捕海盜以獻，倭寇之禍稍止，但終不能根絕。永樂十七年（1419），倭寇復擾遼東，總兵劉江大敗之於望海堝（今遼寧大連市東北），倭寇始不敢東窺。直到世宗時，倭寇的禍亂才又熾盛。
（三）海外的經營
明統一後，中國西北和歐洲大陸之間的交通，因蒙古餘部和帖木兒帝國的阻隔，無法暢通，但南方海上的交通，其盛況則在宋元之上。明在海外的拓展，南宋遺民的後裔，實為前導。南宋滅亡後，愛國義士，相率逃亡海外，與中國鄰近的安南、占城等地，都成遺民世界。元代，安南、占城叛服無常，當與這批南渡的華僑有關。到明，國人久已聞知海外的富庶，自動泛海經商的，愈來愈多，而明室又努力從事海外通好，因此中國的海上事業，日趨繁盛。明太祖鑒於元人征日失敗，頗知籠絡四夷，遣使招徠西域及南洋諸國。成祖的態度更為積極，他屢命宦官出使異域，如侯顯使烏斯藏（即西藏），馬彬使爪哇、蘇門答臘，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剌甲等，但最著名的，則無過於鄭和的下「西洋」。他的出使次數之多、所帶船隻兵丁數目之大和航程之遠，在當時都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事業。
鄭和，雲南人，世稱「三保太監」（三保可能為和小字），原姓馬，世奉回教，做太監後，賜姓鄭。他自成祖永樂三年（1405）開始出使，至宣宗宣德七年（1432）最後歸國，前後二十七年間，凡七次出海，歷五十餘國，遍至南洋群島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達非洲東部。至於他出使「西洋」的原因，近人歸納為下列數點：一、成祖懷疑惠帝未死，匿跡海外，因而派和統兵出國找尋。二、元亡後，帖木兒帝國強盛，對明的西北邊防，威脅甚大，太祖時，即曾遣使與海外諸國聯絡，成祖仍本既定國策，遣和出使諸國，組織海上聯盟，使帖木兒帝國不敢輕啟戰端。三、發展國際貿易，以國產的錦繡、瓷、漆等物，換取南洋的香料寶貨。四、耀兵異域，以誇示中國的富強。［參看徐玉虎《鄭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載《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鄭和七下西洋的艦隊，異常龐大，船隻最多時達百餘艘，少者也有四五十艙，最大的船，長達四十四丈余，寬達十八丈。每次遠航，所帶的士兵和隨員，多則三萬人，少則二萬人，其盛況在歷史上是少見的。隨員中包羅各種人才，組織也非常嚴密。因此七次航海均能不辱君命，揚國威于海外。至於七次航海的往返年代，據近人考訂，舊史頗有錯誤。今據新說，略述鄭和七次出使的經過。［參看徐玉虎《〈明史〉中鄭和下西洋年代之謬誤考》載《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第一次，永樂三年（1405）冬，自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在今福建福州東南大海中）起航，首達占城（今越南南部），歷滿刺甲（今馬來半島南端西岸）、古里（今印度半島西岸）諸國。六年（1408）九月還，諸國遣使隨和入朝（舊說同）。
第二次，永樂五年（1407）統舟師往爪哇（今印尼雅加達）、古里、柯枝（今印度西南端）、暹羅等國，代表明室頒賜其國王誥命、銀印，諸番王各以珍禽異獸貢獻。七年（1409），歸國（舊說六年九月出海，九年六月還）。
第三次，永樂七年（1409），統舟師前往各國，道經錫蘭山（今斯里蘭卡島），其王烈苦奈兒不恭，明師擒之，並持詔封滿剌甲國王。此次最遠的航程，至波斯灣的忽魯謨斯（島名）及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的阿丹等地。九年（1411），歸國（舊說十年十一月出海，十三年九月還）。
第四次，永樂十一年（1413），統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途中生擒蘇門答臘國偽王蘇干剌。此次最遠的航程，至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等國。十三年（1415），歸國（舊說十四年冬出海，十七年七月還）。
第五次，永樂十五年（1417），統舟師至忽魯謨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在今非洲東岸）、爪哇、古里等國，各國競進方物。十七年（1419）七月，歸國（舊說十九年春出海，二十年八月還）。
第六次，永樂十九年（1421），統舟師送忽魯謨斯等國使臣返國。及和歸國，成祖已死，其時當在二十二年（1424）冬（舊說二十二年正月出海）。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宣宗以踐阼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乃再命和出使。歷滿剌加、蘇門答臘、南渤利（今蘇門答臘西北部）、阿魯（今蘇門答臘中部偏西）、柯枝、錫蘭山、阿丹、剌撒（阿拉伯半島東部）、忽魯謨斯等十七國。八年（1433）七月，歸國（舊說同）。
鄭和的出使，不特是明朝的大事，也是近古以來中國的大事。中國艦隊航程的遼遠和聲威的南播，都為前古所未有。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激起了國人向海外發展的更大興趣。由於他的出使，海外的情況益為國人所了解，因此福建、廣東地區的居民，紛紛移殖於南洋。明中葉以後，國威漸替，但國人前往南洋的始終不絕。有的經商開礦，奠定日後華僑的經濟基礎，而其中若干冒險家，攻占土地，自立為王，他們的後裔，便是後來西班牙、荷蘭等國人經略南洋時所遇到的勁敵。西洋人雖然終於統治南洋，卻無法動搖華僑的經濟實力，這可看出華僑在南洋地位的穩固，其基礎則是在明代奠立的。
二、宦官與明政的敗壞
（一）宦官專權的由來
明代宦官政治勢力的抬頭，始於成祖時代。太祖時，曾立鐵碑於宮門，嚴禁宦官干政。惠帝繼立，馭宦官益嚴，引起宦官的不滿。靖難師起，燕軍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軍。成祖以為忠，對宦官異常信任，以他們出使外國，或統兵鎮邊，或出任監軍，因此宦官的權勢大盛。永樂十八年（1420），設置東廠，以宦官主之，專以之刺探外事。它可以不經政府的司法機關，便擅自鞫訊朝臣，甚至非刑虐殺。太祖時，曾置錦衣衛，也是皇帝的私設法庭，但並非由宦官掌理；到東廠成立，宦官遂手握生殺之權，其氣焰也益張。不過當時的宦官，尚未能掌握大政，來操縱整個國家的命運。
成祖死，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仁宗在位一年而死，太子瞻基立，是為宣宗。宣德元年（1426），帝叔漢王高煦反於樂安（今山東惠民縣），宣宗親征平之。宣宗為明代令主，但他對宦官的得權，也要負一部分責任。明初定製，內臣不得讀書識字。宣宗時，於宮中設書堂，選年幼內侍數百人，讀書其中，令朝臣教習之，此後遂成定製。宦官既多通曉文墨，熟知古今，對政治的興趣益濃，作惡的手段也益精。但他們的干政握權，固由於皇帝的信任，而明代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明初廢相後，把中書省的大權劃歸六部，以六部尚書分理全國政務。六部之上，更無領袖，而由皇帝總其成，另設殿閣大學士，為皇帝襄理文墨。大學士的官位，不過正五品，朝會的班次，在尚書、侍郎之下。當時大學士的責任，是隨侍皇帝左右，以備顧問，至於奏章的批答，則必須有皇帝的命令，且須在御前執筆。成祖以後，大學士漸受親任，始有「內閣」之稱。成祖和仁宗，每召閣臣密議國家大事，但奏章的批答，仍出自皇帝，不委他人。宣宗時，閣權漸重，楊溥、楊士奇、楊榮，皆以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尚書等官而兼大學士，因而地位日隆。宣宗開始命內閣用小票墨書，具陳意見，貼於奏疏表面，由皇帝裁奪，謂之「條旨」（又稱「票擬」）。如皇帝同意，即以紅書照條旨批出，但遇大事時，猶命大臣面議。宣宗以後的皇帝，日漸頹廢，不親政事，他們深居內殿，不復常與大臣相見，若干皇帝如世宗、神宗竟至二十餘年不視朝。皇帝既不親政，乃一方面專命內閣條旨，一方面又命宦官代為批決，因此給予宦官專權的機會。
土木堡之戰經過示意圖。明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部首領也先因貢使未受明朝廷禮待為由，四路進襲。主力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其餘三部分攻赤城、遼東、甘肅，以牽制明軍兵力，保障主力作戰。七月初，明大同守將北出長城迎敵，先敗貓兒莊，再敗陽和口。同時，瓦剌北路也自獨石口南下，馬營守備棄堡逃走，一時邊警頻起。權閹王振力主英宗親征。七月十五日，英宗自北京北出居庸關，一路西進至大同，見瓦剌勢大，倉促決定撤軍。本擬自紫荊關，再由離敵較遠的蔚州回返，但王振恐於大軍過境損壞其在蔚州的莊園，臨時命全軍北上，改由離敵較近的宣府回京。這樣一來，明軍倒翼暴露於瓦剌軍攻擊之下。也先聽聞，立即率軍突入長城，先在宣府附近大敗明軍後衛，再在鷂兒嶺伏兵敗明援軍。八月十四日，在懷來城以西二十里地的土木堡追及明軍。也先先許以言和，然後趁明軍懈怠，騎兵分數路發動，明軍大潰，英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
宣宗以後的內閣，漸居於宰輔的地位，但其權力，最高僅止於條旨，亦即僅能條陳對國政的意見或辦法。最後的決定權雖在皇帝，但由宦官代為批決，於是國家大權，漸落入宦官手中。至於握持大政的宦官組織，則為司禮監。司禮監始設於太祖時，最初不過掌理宮中各項禮儀、宴會以及御賜書畫一類的事。宣宗以後，其職權漸變，內外章奏，皆由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管理，而章奏文書的批決，則由秉筆太監及隨堂太監擔任。皇帝降旨，也由司禮監的宦官在旁寫出項目，然後交閣臣擬稿。因此，明代的司禮監，權力超過宰輔，閣臣想把握實權的，必先結納宦官；即使忠實幹練的閣臣，如想有所建樹，也必須與宦官交好，以防其掣肘。又因內閣的大權，並非國家正式授與，閣臣的作為，缺乏名正言順的根據，而致時常遭受攻擊。因此明代閣臣，一方面受宦官的鉗制，一方面又須防台諫的糾彈，對政治極難有所改善。至於不肖的閣臣，則惟有諂事宦官，狼狽為奸而已。
明代第一位弄權的宦官，是英宗時的王振。王振於宣宗時為宦官，被選入內書室，並侍太子祁鎮於東宮。宣德十年（1435），宣宗死，太子繼位，是為英宗，年僅九歲。王振以狡黠為英宗所喜，遂以之掌司禮監。但英宗初年，三楊輔政，而太皇太后張氏（仁宗後）賢明，英宗尚有所畏憚，王振也不敢過分放恣。正統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三楊或已去世，或老耄不任事，大權乃盡歸於振。他擅作福威，移去太祖所立禁宦官預政的鐵碑，朝臣諂事他的，可立得美官，小有抵牿，便逮捕下獄，有不少正士，死於他的手中。至於他的貪得嗜利，更無法細說。
此外，王振為了建立功名，曾兩次發動對外戰爭。正統六年（1441），他興兵十五萬，討伐麓川（今雲南騰衝縣）土酋思任發，結果損失士馬數萬，而西南蠻族，反因之相繼叛亂。十四年（1449），又發生「土木之役」，幾乎斷送了明室的半壁江山。這年七月，瓦剌酋長也先（或稱乜先）入寇大同，王振挾英宗親征，以皇弟郕王監國。明師進戰無功，於八月班師，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西），為瓦剌所襲，明師大潰，英宗被俘，王振為亂兵所殺。這次事變，逼得明室幾乎南遷，後來英宗雖為也先放回，但國家的體面，喪失殆盡，接著又演出一幕英宗兄弟爭位的醜劇。從明代開國到土木之役，前後八十餘年，正是明帝國的鼎盛時期，但這個鼎盛之局，被王振輕易的斷送。王振以後，宦官之禍，幾乎無代無之，直至國家亂亡而後已。［參看吳緝華《明仁宣時內閣制度之變與宦官僭越相權之禍》（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
（二）宦官政治的流毒
英宗被俘後，京師震動，朝臣有主張南遷的，兵部侍郎于謙反對，始定固守之策。皇太后孫氏（英宗母）命立英宗子見深為太子，以郕王祁鈺監國，並族誅王振親屬，籍沒其家。繼而于謙等擁立郕王，是為景帝，並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也先挾英宗進攻京師，于謙固守，也先不得逞而退。其後屢次犯邊，均告失利。景泰元年（1450），也先歸還英宗，與明議和。英宗返京後，仍為太上皇，退居南宮，他的左右，則無時不想擁上皇復辟。
北京保衛戰示意圖。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戰後，京師震動，也先企圖以英宗為質，迫明廷投降。朝廷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在京城立景宗為帝，誅除宦黨，舉賢授能，調兵籌餉，嚴兵待之。也先見明不為所制，遂三路進兵：東路進逼古北口，中路進攻居庸關，也先自率主力自大同東下，破白羊口、紫荊關，長驅進入京畿。隨即環攻北京城門，均被明軍擊退。此時瓦剌中路攻打居庸關不克，遂北退，明軍追擊，俘斬良多。也先見前有堅城，後有險關，深怕歸路斷絕，遂向紫荊關西撤。于謙發覺，即命縱軍追擊，於清風店、固安大破瓦剌。宣府派一部向北京進援，但此時也先已退，遂自北京折而向南，追殲瓦剌軍於霸州。十月十七日，也先狼狽撤出紫荊關，隨即退出塞外。瓦剌東路軍見中、西兩軍失利，未及古北口，亦即撤退，至此，北京保衛戰勝利結束。
景帝在位八年，並無多大建樹，他對宦官仍相當親任，宦官興安尤受寵信。興安雖無顯著的禍國行為，但他篤信佛教，勸景帝及皇后度僧建寺，靡費甚多。景泰三年（1452），景帝改封太子見深為沂王，而立己子見濟為太子，並廢皇后汪氏，以妃杭氏（見濟母）為後。次年，見濟死，景帝無他子，左右恐見深復立，大肆煽構，英宗也受群小包圍，以致兄弟間裂痕日深。八年（1457）初，景帝染重病，宿南郊齋宮。朝臣石亨、張、徐有貞及宦官曹吉祥等謀立上皇，以邀功賞。諸人糾眾至南宮城，破門而入，共擁英宗入大內，宣布復位，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景帝則被廢為郕王，遷居西內而死，史稱這次事件為「奪門之變」。英宗復辟後，大封有功，殺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復立見深為皇太子，賜王振祭葬，為之立祠，並貶竄攻擊王振的若干朝臣。曹吉祥也因功封伯爵，與石亨相朋比，權勢甚熾。天順三年（1459），石亨因罪死，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與其養子欽謀廢立。五年（1461），吉祥與欽反，欽敗死，吉祥伏誅。
天順八年（1464），英宗死，太子繼立，是為憲宗。他寵信萬貴妃，佞幸皆憑萬氏以進。嗣位不久，即以內批授官，不經政府，而由宦官傳旨，直接任命官吏，有時一次命官至百餘人，謂之「傳奉官」。同年，政府把收沒曹吉祥的田地，改為皇家的私產，稱為「皇莊」。此後貴戚及宦官，群起效尤，奪民地為莊田，憲宗對於宦官，也信任有加。成化十三年（1477），設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西廠與東廠性質相同，所領的緹騎，更較東廠多一倍，蹤跡遍於各地，可以不待奏請，徑自逮捕臣民。又有宦官梁芳，與萬貴妃相結，進方士李孜省、僧繼曉等，導帝淫樂，共為奸利。憲宗因受這批宦官和佞幸的蠱惑，對朝政不復措意，直到他死。
成化二十三年（1487），憲宗死，太子祐樘即位，是為孝宗。孝宗即位後，梁芳諸人，或貶或誅，並罷禪師真人等千餘人，傳奉官二千餘人，朝廷為之一肅。他任用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等為大學士，皆公忠體國。他尤其注意民生問題，曾令全國設倉貯糧，每十里預積粟萬石，以積穀的多少，定州縣官吏的升黜，並曾興修東南地區的水利。孝宗用法頗能持平，他未曾廷杖朝臣，廠衛也不敢過分橫虐。但對於宦官，仍采寬容態度，朝臣奏請裁抑宦官的，他大都不聽，甚或治罪。而宦官仍有居中用事的，如宦官李廣，專以符籙禱祠，蠱惑孝宗；有時矯旨授傳奉官，收受貨賂，並擅奪民田，壟斷鹽利。廷臣雖交章論劾，孝宗均置之不問。由此可知宦官的政治權位，在孝宗時並未受到絲毫的動搖。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死，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武宗為太子時，即好逸樂，寵信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高鳳、羅祥、魏彬、邱聚、張永等，尤以劉瑾最為狡黠。武宗即位後，瑾等用事，時稱「八虎」。他們每日引導武宗嬉遊，不理朝政，以便乘機攬權。正德元年（1506），武宗以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谷大用分掌東西廠，其餘也各據要津，從此中外大權，悉歸宦官。劉瑾等得勢後，專以誅除正士，杜塞言路為務。大學士劉健、謝遷，因抗疏論諫，均遭貶逐；瑾等並以劉謝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三年（1508），設立內廠，由瑾自領之，用以刺探外事，雖東西廠也在伺察之列，其刑罰尤為殘酷，每辦一案，株連無數。朝臣凡不附瑾者，莫不斥去，納賄攀附者，則不次超升。某次有人寫匿名書攻擊劉瑾，瑾竟矯旨罰百官跪宮門前，自午至暮，有因而致死者，這可看出宦官氣焰的熏炙。大學士焦芳、吏部尚書張彩等，與宦官朋比為奸，劉瑾的種種惡行，大都為焦等所引導。
正德五年（1510），宗室安化王寘璠反於慶陽（今甘肅慶陽市），以討劉瑾為名，明以朝臣楊一清及太監張永討平之。這時張永與劉瑾不合，回師後，乘機密奏瑾謀反，武宗信之，遂殺瑾，朝臣因瑾黨而降謫的六十餘人。劉瑾死後，張永用事，宦官的權勢雖然如故，但張永遠不及劉瑾跋扈，閣臣素質也較劉瑾時代為優。但武宗並未因此變好，他自劉瑾敗後，雖不全昵宦官，而其荒嬉淫樂則未稍改。同時更有一批佞幸，應時而起，他們導武宗遠遊，其荒唐的程度，較前益甚。從武宗起，明朝的皇帝，無論才智或品格，都是每況愈下，加上宦官的弄權，政治只有一直敗壞下去。
（三）宦官政治下的士大夫
明代自宣宗以後，可以說完全是宦官政治。內閣雖由皇帝的文學侍從，漸變為宰輔，但無法發揮真正的相權，而宦官把持的司禮監，因有批決章奏之權，加以皇帝的支持信任，成為政治的中心。閣臣無論賢與不肖，必須與宦官聯絡，始能安於其位，順利辦事。間或也有一二君主，不十分相信宦官，而寵任閣臣，但這是絕少的特例。閣臣擅權的，不論行為如何，又常被目為權臣。
明代內閣，雖受制於宦官，但當時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則以敢言為榮，對宦官權臣，常作激烈的攻擊。明自太祖廣開言路，此風歷久不衰，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學，注重氣節，因此敢於不惜性命，與惡勢力奮鬥。但文人見解，有時不免迂闊，所爭論的事，不免小題大做。例如憲宗成化中，錢太后歿，憲宗以自有生母，議行別葬，而禮部尚書姚夔，竟率群臣伏哭於宮門，請將錢太后與英宗合葬。此外士大夫之間，也互爭意氣，而致演成朋黨的傾軋，反足以誤國害政。由於武宗以後的政事日益敗壞，士大夫的這類表現也愈趨激烈，他們一面攻擊宦官權臣，一面又自相攻擊，雖屢遭挫折，終不反顧。直到明末，士大夫中的正人，為宦官魏忠賢誅除淨盡，明室也走上滅亡之途。
武宗初，因劉瑾的亂政，各地盜賊蜂起，數年始平。劉瑾被誅後，大同游擊江彬，又導武宗出遊宣府（今河北宣化縣）。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寧王宸濠反於南昌（今江西南昌市），為王守仁所討擒。十六年（1521），武宗死，無子，大學士楊廷和以皇太后命，迎立宗室厚熜，是為世宗。世宗即位後不久，便發生所謂「大禮議」，引起朝臣間朋黨的鬥爭。世宗以興獻王（名祐杭，孝宗弟）世子入承大統，即位之初，即下詔議興獻王的祀典及專稱。楊廷和議稱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世宗不從。進士張璁希世宗旨，主尊興獻王為皇考，廷臣不可。最後議定仍以孝宗為皇考，興獻王及王妃蔣氏（世宗生母）則追尊為帝後，不稱皇。嘉靖三年（1524），張璁與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書請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廷議反對，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汪俊相繼罷職，結果追稱興獻王為「本生皇考」，王妃為「本生皇母」，諫者皆下獄，張桂二人則擢為翰林學士。既而世宗又命去「本生」字，朝臣紛紛上章力爭，世宗不聽，於是朝臣楊慎等二百餘人，痛哭於宮門，聲震闕庭。世宗怒，二百餘人均治罪，或遣戍，或奪俸，而被杖死者達十九人。同年，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皇太后為皇伯母，興獻王為皇考，王妃為聖母。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士大夫的迂執。
世宗以明察自矜，對內侍裁抑頗嚴，但性格剛愎，不納忠言，以是政事並無可觀。中歲以後，又好神仙，屢年不親朝政，日以醮禱為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嚴嵩為大學士，嵩本以善撰醮祀青詞而得帝寵，入閣後，諂媚蒙蔽，把持朝政達二十年之久。其子世蕃，也為世宗所信任，父子相助為惡。朝臣中與嚴氏有隙者，莫不置之死地，直臣如楊繼盛、沈煉、葉經、徐學詩等，均遭殺戮。四十一年（1562），嚴嵩以罪狀暴露而罷，世蕃伏誅。但明帝國承累朝奢侈之後，上下困竭，而外患熾盛，北方常受韃靼族的侵擾，南方江浙沿海，又有倭寇為患。幸而不久世宗死去，新君繼位，國事才有了轉機。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太子載垕即位，是為穆宗。穆宗在位僅六年，政事倚成於內閣，閣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皆有政事才，因此吏治頗見澄清。隆慶六年（1572），穆宗死，太子聿鈞即位，是為神宗，年僅十歲。以張居正為首輔，宦官馮保掌司禮監，居正與保相結，內外協調，始得展其長才。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裕錢穀、嚴考成、固疆圉為要務，吏治大為整頓。當時韃靼屢次入侵，居正舉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邊疆以安。但居正個性褊急，不恤與言路為仇，朝臣恨之者極多。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死，因受人誣告，竟被追奪官爵，籍沒家產。其後閣臣率多隨俗浮沉，政事又漸敗壞。而神宗既長，荒於酒色，加重賦稅，並遣宦官四出開礦，擾民達於極點，遂種下亡國的因素。
神宗中年以後，竟至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覽。朝臣又各結朋黨，以排斥異己為事，當時有所謂齊、楚、浙、宣、昆五黨。齊黨以丌詩教為首，楚黨以官應震為首，浙黨以姚宗文為首，宣黨以湯賓尹為首（賓尹宣城人），昆黨以顧天俊為首（天俊崑山人）。五黨之外，在野的又有所謂「東林黨」。有吏部文選郎顧憲成者，於萬曆中罷職歸無錫（今江蘇無錫市），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於當地的東林書院，議論時政，臧否人物，若干朝臣與之遙相呼應。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依附者日眾，因而漸成社黨。他們的言論，頗有左右輿論的潛力，當時稱為「黨議」。朝中五黨，皆以東林為公敵，於是政治上分為東林與非東林兩派。而神宗和以後的光宗、熹宗三朝間，恰好有所謂「三大案」發生，遂成為兩派相互攻擊的依據，黨爭乃愈演愈烈。
所謂三大案，即「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原都是宮廷細故，卻成為黨爭的資料。三案的大致經過是：一、梃擊：神宗初寵鄭貴妃，欲立其子常洵為太子，後以廷臣反對，乃立長子常洛。萬曆四十三年（1615），有男子張差持梃闖入太子宮，因而被捕，自言為鄭貴妃宮內太監所指使。於是輿論大嘩，東林黨主嚴究，非東林黨則以張差為瘋癲，結果鄭妃得以無事。二、紅丸：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嗣位，是為光宗。既而光宗有疾，九月，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而疾益劇，次日遂死。東林黨主張嚴辦，非東林黨反對，爭論不已。三、移宮：光宗死，皇長子由校繼位，是為熹宗。而光宗所寵的選侍李氏，意欲聽政，仍留居乾清宮。御史左光斗、給事中楊漣等，以選侍既非熹宗嫡母，又非生母，不應居正宮，上疏力爭。當時東林黨主移宮（左楊均被目為東林黨），非東林黨反對，結果李選侍移居別官。
熹宗時，宦官魏忠賢與熹宗乳母客氏有寵，非東林黨依附忠賢。天啟三年（1623），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皆諂事忠賢。同年，忠賢掌東廠，跋扈日甚。次年，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諸臣相繼上疏劾忠賢者七十餘人，帝皆不聽。魏廣微及御史崔呈秀，乃導忠賢興大獄。五年（1625），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龍、周昌期等十二人，先後被忠賢誣害，下獄慘死。忠賢並廢毀國內所有書院，榜示東林黨人的姓名，永久禁錮，於是朝廷善類一空。其餘朝臣，類皆忠賢黨羽，各省督撫更多為忠賢建立生祠，以頌功德。七年（1627），熹宗死，弟信王由檢繼立，是為思宗。思宗雖竄誅忠賢，並黜其黨羽，但對宦官仍相當信任。這時明帝國經過神宗、熹宗兩朝的虐政，內憂外患，交相侵迫，而思宗又無徹底改革的決心，終致使國家淪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三、明室的傾覆
（一）中葉以後的外患
明中葉以後，重要的外患有三，即韃靼、日本和滿洲，同時海上西洋人的勢力，也日見擴大。這四個勢力，都具有摧毀日益衰敗的明帝國的力量，而最後成功的則是滿洲。當時西洋人經營的主要地區，是美洲、印度和南洋，其視線還沒有集中於中國。韃靼的勢力較弱，受中國的籠絡，未成大患。至於日本，曾在朝鮮與明師發生歷時七年的戰爭，最後日兵雖退，明也為之困敝。滿洲雖是女真後裔，但實際等於是一個新興的民族，明室最初對它未曾介意，而它就在明人的忽視中壯大起來。它以新興民族的勇略，與衰頹腐爛的明帝國對抗，經數十年的惡鬥，終獲最後勝利，成為中國的主人。現在把韃靼、日本、滿洲三大勢力為患中國的經過，分述於後。
瓦剌酋長脫歡於宣宗時攻破韃靼，統一瓦剌三部，國勢甚強。脫歡擁立元室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為丞相。脫歡死，子也先繼位，東降兀良哈（今內蒙古洮兒河、綽爾河一帶），西略哈密（今新疆哈密市）及河西地區，兵力益強。英宗時，與明衝突，遂有土木之役。其後，也先送還英宗，復殺脫脫不花，自立為可汗。景帝景泰五年（1454），也先為大臣阿剌所殺。既而韃靼部長孛來攻殺阿剌，瓦剌部眾分散。孛來立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為韃靼可汗，號小王子，於是韃靼之勢復熾。
英宗復位後，韃靼別部部長斡羅出，入據河套地區。既而小王子、孛來及另一部酋毛里孩皆來河套，屢次入寇，為患甚烈。憲宗成化三年（1467），孛來為毛里孩所殺，韃靼仍入寇不已。八年（1472），明將王越大破韃靼，韃靼北徙，邊患稍止。孝宗時，韃靼復盛，其酋仍稱小王子，又號達延汗。達延汗有雄略，統一沙漠南北，復居河套，於是寇患轉烈，直至世宗初年，北邊幾無寧歲。達延汗後以年老厭兵，徙幕於東方（今河北西北部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號土蠻（即土默特，又稱察哈爾部），而別部酋長俺答入據河套，連年寇邊。嘉靖二十六年（1547），邊臣曾銑建議恢復河套，大學士夏言力主其說。次年，夏言、曾銑為嚴嵩誣陷論死，復套之議遂止。俺答又大舉入寇，前後十數年間，數度剽掠京畿，明廷無如之何。到穆宗隆慶五年（1571），與之議和，明封俺答為順義王，河套之患始除。神宗初，韃靼東部的土蠻部轉盛，屢寇遼東，迭為明將李成梁所敗，至神宗後期，其勢始衰。
抗倭圖卷（局部），明人繪。圖中倭寇為明軍所獲，綁於船頭，情狀頗為狼狽。
倭寇的騷擾，到世宗時，又熾盛起來。當時日本專政將軍足利氏衰微，國內群雄割據，政府無力控制，若干不法之徒，遂為害於朝鮮及中國沿海。嘉靖初，明廢市舶司，禁止對外貿易，倭人流落不能回國的，都變成海盜。嘉靖中，其勢漸盛，中國海寇徐海、汪直等，復與之勾結，為禍益烈。當時沿海防務廢弛，倭寇縱橫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江南兩浙地區的沿海城鎮，多被攻陷。又值嚴嵩當國，命將非人，寇焰益熾。其後明以胡宗憲總督浙江軍務，先平徐海、汪直，倭寇失掉耳目，轉掠閩廣，直到嘉靖末，始為明將俞大猷、戚繼光討平。但東南沿海，經倭寇騷擾，先後達二十年，民生已疲敝不堪。
戚繼光，選自《歷代名臣像解》。字元敬，明代名將、民族英雄。生於官宦世家，嘉靖二十八年（1549）參加武舉，之後參與抗擊韃靼與倭人入侵，其中抗倭戰績尤著。曾召募新軍，精心訓練，嚴明紀律，英勇善戰，時人譽為「戚家軍」。轉戰於閩浙粵沿海諸地，歷十餘年，八十餘戰，倭寇平息，多賴其力。
明室除遭倭寇的侵擾，也曾與日本發生正式的戰爭，便是神宗時的朝鮮之役。日本自足利氏衰微後，國內四分五裂。神宗萬曆初，日本軍閥豐臣秀吉統一全國，意圖侵明，強迫朝鮮為嚮導，朝鮮不從，秀吉乃於萬曆二十年（1592）攻入朝鮮。朝鮮於明初繼高麗而興，高麗既於元時受蒙古人的控制，明初又遭倭寇騷擾，國勢日衰。有大臣李成桂者，以防倭寇有功，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自立為王，明更其國號曰朝鮮，定都於漢陽（今漢城），高麗至此滅亡。神宗時，其王李昖在位，及豐臣秀吉入侵，攻陷京城，昖北奔乞援於明。明派李如松（成梁子）等率師往援，大破日軍於平壤，日軍南退，和議遂起。萬曆二十四年（1596），明遣使冊封秀吉為日本國王，秀吉不受。次年，秀吉揮師北攻，破明經略楊鎬於蔚山（今韓國慶州西北），明軍反攻，亦告失利。二十六年（1598），秀吉死，日軍始退，明軍邀之於釜山以南海上，大破日軍，死者萬餘，遂規復朝鮮全境。明室因戰爭七年，困象漸呈；日本也因傷亡眾多，國力枯竭，以致終明之世，不敢再與中國為敵。
努爾哈赤，清人繪。
滿洲為女真的後裔，明人又稱之為「建州女真」。自金亡於元，女真衰落，遺族散布於今東北地區，分為建州（約據今松花江與牡丹江之間地）、海西（約據今松花江上游地）、野人（約據今黑龍江下游地）三部。明室於建州部地區內，先後設立三衛，以治其地，三衛即建州衛、建州左衛及建州右衛。成祖時，建州女真酋長猛哥帖木兒，曾任左衛指揮使，他便是滿洲的祖先。英宗時，野人女真南遷，逐海西女真而據其地，分為葉赫、哈達等部。神宗初年，李成梁鎮遼東，葉赫、哈達都服屬於明，為明捍邊。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兒的後人叫場、他失父子，據今遼寧新賓市一帶，也效忠於明，但叫場父子，因受女真別部尼堪外蘭的陷構，均為明軍所誤殺。他失子努爾哈赤，雄武有才，起兵復仇，攻破尼堪外蘭，明為開關市以謝之。繼而努爾哈赤統一建州、野人女真諸部，泰半為其所並，勢力大盛。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自稱可汗，國號金，建元天命，都於興京（今遼寧新賓市）。到他的兒子皇太極時，改國號為清，他被追諡為太祖。清室姓愛新覺羅，其部族又號「滿洲」，在皇太極時才被通用。滿洲一詞的來源，說法不一。一說自「滿住」轉變而來。滿住為建州最尊貴的稱號，努爾哈赤曾襲用之；皇太極所以用滿洲尊稱其部族，目的在掩飾其祖先曾為明皇的屬夷。一說滿洲自「婆豬」轉來。婆豬，江名，是清室先世的居地。［參看李學智《清朝姓氏考》（載《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七冊）；陳捷先《說「滿洲」》（載《幼獅學志》第一卷第一期）］
薩爾滸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努爾哈赤稱汗後，多次進攻明軍與葉赫部。明本擬以葉赫部屏障遼東，因此決意出兵。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明遼東經略楊鎬集中四十萬兵力，分四路直指後金巢穴赫圖阿拉，企圖一舉圍殲後金主力；馬林部出開原南下，經三岔兒堡東北進，自北進攻；杜松部由瀋陽東出撫順，自西面擔任主攻；李如柏部經清河堡、鴉鶻關東進，自西南進攻赫圖阿拉；劉蜓部經寬甸北上，自南進攻赫圖阿拉；官秉忠駐兵遼陽，以為機動。後金窺破楊鎬部署，決定以精銳先破明主力杜松部。三月，杜松「違期先出」，進至薩爾滸，主力駐紮薩爾滸，以一部向東北進攻吉林崖。努爾哈赤乘杜松孤軍突出，即以主力西進，以一部北援吉林崖，一部西進向明軍攻擊，在薩爾滸突襲成功，杜松主力被擊潰，吉林崖守軍與援軍配合，也大敗明軍。時馬林進至尚間崖，聞主力摧敗，即就地防禦。後金軍轉鋒北上，一部向北迂迴至馬林軍後方，一部出馬林南面，然後兩相夾擊，大敗馬林軍。劉部未知信息，仍然北上。後金主力隨即南下，至阿布達里崗設伏。又持馬林今箭，假命誘劉輕軍迅速北進，然後伏兵發動，全殲劉前鋒，又乘勝擊敗其後續部隊。李如柏部聞訊膽破，狼狽東返。薩爾滸之戰結束。薩爾滸之戰是明、後金之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戰，明軍統帥顢頇，主將輕敵冒進，而後金熟悉地形，又能知己知彼，故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
寧遠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天啟二年（1622），後金軍由東昌堡越遼河西進，進圍西平堡。遼東巡撫王化貞擁兵廣寧，不敢出擊，直到西平堡失陷後，才調廣寧、閭陽、鎮武兵力往援，旋被後金精騎在西平堡西北擊潰。後金軍隨即向西北直趨廣寧。王化貞大懼，棄城守南逃，部將獻城投降，廣寧遂告失陷。遼東經略熊廷弼自山海關率軍進援。行至大凌河，遇潰軍，知大勢已去，遂護軍民撤入山海關。後金軍追至寧遠，因兵力不支而撤退。至此，遼河、大凌河之間城堡全被占領，遼河以西軍民聚集於十三山展開抗金鬥爭。廣寧之失，後金把戰線從遼河以東推進到遼西走廊。
五年（1625），明以魏忠賢的黨羽高第經略薊遼。他主張盡撤山海關外守備，即「屯兵入關」。但袁崇煥堅決反對，遂留袁鎮守寧遠孤城。六年（1526）正月，努爾哈赤乘高第向關內撤軍時，傾全力進攻寧遠。袁崇煥奮起守城，並用城上大炮擊傷努爾哈赤，後金軍被迫撤兵。袁崇煥乘勢北追，將防線推進到小凌河，寧遠之戰遂告勝利結束。
萬曆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叛明，進陷撫順（今遼寧撫順市）。次年，明以楊鎬統兵分道伐之。明師號四十餘萬，大敗於薩爾滸（今遼寧撫順市東薩爾滸山下），努爾哈赤遂陷開原（今遼寧開原市）、鐵嶺（今遼寧鐵嶺市）。明以熊廷弼經略遼東，廷弼設防堅守，形勢漸固，邊疆無事者歲余。既而熹宗即位，廷議責廷弼不戰，以袁應泰代之，應泰不知兵，禦敵無方。天啟元年（1621），努爾哈赤連陷瀋陽（今遼寧瀋陽市）、遼陽（今遼寧遼陽市），遼河以東七十餘城盡失。努爾哈赤定都瀋陽，改名盛京。明再起用熊廷弼，而廣寧（今遼寧北鎮縣）巡撫王化貞與之不協。次年，努爾哈赤率兵渡遼河，明兵大潰，化貞、廷弼退走入關，遼西城堡多陷，二人後均被誅。明繼以孫承宗為經略，承宗使袁崇煥守寧遠（今遼寧興城市），盛修守備，努爾哈赤按兵不敢深入者數年，遼西地幾全部收復。其後孫承宗與魏忠賢不合，因而罷去，明以高第繼之。第盡撤守備入山海關，獨袁崇煥死守寧遠不去。六年（1626），努爾哈赤大舉攻明，進至遼遠，崇煥憑城固守，努爾哈赤負傷，其圍遂解。同年，努爾哈赤死，子皇太極立，是為清太宗，此後與明室展開更激烈的惡戰。
（二）流寇的猖獗
明思宗即位之初，誅魏忠賢，舉國寄以莫大的希望，其時雖然外患已熾，內政的積弊亦深，但東北有袁崇煥的坐鎮，局面已漸穩定；內則元惡已去，政事也頗有轉機；如能大刀闊斧地積極改革，則國事依然大有可為。但思宗為人剛愎多疑，仍然重用宦官，以之提督東廠、京營及出任監軍等。他在位十七年中，更易宰輔，多至五十三人。閣臣之賢者，如孫承宗、文震孟，都旋用旋罷；而他較為信任的，如溫體仁、周延儒等，又皆迎逢取寵，無所樹立。一般士大夫也只知意氣用事，作門戶的鬥爭。因此政治積弊，始終未能徹底改革，遂至盜賊蜂起，國內大亂。而袁崇煥也受朝議的牽制，不能盡展其才，最後竟為清人反間而死，外侮遂不可收拾。明室的危亡，終於無法挽救。
明武宗時，因建築宮室，世宗時，因邊境用兵，均曾加征田賦。神宗時，征斂雜稅，名目繁多；末年用兵遼東，又加收「遼餉」。思宗時，流寇事起，又因練兵剿匪，加征「剿餉」、「練餉」。人民因重稅壓迫，不堪其苦，神宗時已屢生變亂。熹宗時，魏忠賢專政，黨羽遍全國，到處侵漁百姓，於是白蓮教乘時而起，蔓延於北方。到思宗，更有大規模的流賊之亂，愈演愈烈。思宗時的流賊，分子甚為複雜，有白蓮教的餘黨，歷次援遼之役的逃兵，譁變的邊兵，被裁撤的驛卒以及由於虐政災荒造成的饑民等。他們在外患猖獗、內政黑暗的環境下，到處蔓延滋長。流寇初起於陝西，崇禎元年（1628），陝西大飢，民眾掠食四方；而固原（今寧夏固原市）邊兵，又因缺餉譁變，與饑民合勢，到處嘯聚。其中以在安塞（今陝西安塞縣）自號闖王的高迎祥為最強，各地飢困軍民都依附他。次年，朝廷為籌軍費，裁撤陝西各驛站的驛卒，這批驛卒，又大大助長了流寇的威勢。三年（1630），延安（今陝西延安市寶塔區）賊張獻忠起兵，自稱八大王。次年，米脂（今陝西米脂縣）賊李自成也自稱闖將，與張獻忠等聯合。其餘零星小股，多至不可勝數。
流寇初起時，邊臣楊鶴不能制，因主招撫。但流賊撫而又叛，其勢日盛，逐漸蔓延至山西。明乃以洪承疇代楊鶴，承疇督總兵曹文詔連破關中賊，迎祥等逃入山西，文詔追剿，又連戰破之。六年（1633），文詔他調，賊勢復熾，流竄河南、湖廣、四川。次年，明以陳奇瑜率諸軍進討，奇瑜偕盧象升連戰破賊，賊眾分途流竄，高迎祥、李自成為明軍困於車箱峽（在今陝西平利縣境內），賊眾死者過半，自成請降，奇瑜輕敵許之。賊出峽後又叛，復自陝西進犯河南，明乃逮奇瑜下獄，再以洪承疇代之。八年（1635），諸賊酋大會於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東北），然後合勢東掠，攻陷鳳陽（今安徽鳳陽縣）。既而自成與獻忠不合，分為兩股。高、李復入陝，張獻忠繼之，會於鳳翔（今陝西鳳翔縣），並破殺曹文詔，氣焰大盛。其後張獻忠復竄河南，盤踞商洛山中（今河南西部山區）。明廷以洪承疇主持西北軍事，盧象升主持東南軍事，分當剿匪之任。
崇禎九年（1636），高迎祥、李自成為洪承疇所敗，乃東竄與張獻忠合勢，既至河南，又為盧象升所敗。迎祥等南竄淮南，象升又敗之，於是高李又折而入陝。明將孫傳庭擊擒高迎祥於盩屋（今陝西周至縣東），諸寇無主，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張獻忠則困居商洛山中，流寇聲勢大減。適值清兵入塞，盧象升奉詔入衛，南方空虛，寇勢復熾。次年，張獻忠自襄陽（今湖北襄陽市）東犯安慶（今安徽安慶市），連陷州縣，既而又竄回湖廣。時熊文燦奉詔督師，一意主撫，獻忠遂偽降於文燦，李自成自陝西犯四川，進窺成都，明師來援，自成遁走甘肅。十一年（1638），自成再犯四川，繼而為洪承疇大破於潼關，自成遁走商洛。是時獻忠已降，自成又敗，流寇頗有肅清之望，而清人又於此時分道入犯，連陷近畿州縣，兵鋒直指濟南（今山東濟南歷城區）。孫傳庭、洪承疇先後入衛京師，西北又告空虛，而寇勢遂不可制。
崇禎十二年（1639），張獻忠叛於谷城（今湖北穀城縣），明將左良玉擊之，大敗，明乃逮治熊文燦，以楊嗣昌代之。次年，張獻忠入蜀，左良玉追擊，大破之。既而良玉與嗣昌不合，不肯盡力，於是獻忠之勢又盛，四川諸州縣俱為所陷；李自成也乘時猖獗，於十四年（1641）攻陷河南（今河南洛陽市）。獻忠亦自四川東出，陷襄陽，嗣昌行師至沙市（今湖北沙市），憂懼自殺，明以丁啟睿往代，賊勢益熾。既而李自成連陷南陽（今河南鄧州市）、開封（今河南開封市），河南州縣，多為殘破；張獻忠則為左良玉所敗，遠竄東南。十六年（1643），李自成陷襄陽，僭號「新順王」；獻忠亦自安徽回陷武昌（今湖北武漢武昌區），稱「西王」。不久，武昌為左良玉克復，獻忠乃竄擾湖南、江西。李自成自襄陽攻潼關，孫傳庭戰死，西安不守。次年，自成建國號曰順，改元永昌；張獻忠則復入四川，自稱大西國王。這時洪承疇早為清人所俘，山海關外之地，全部淪陷，而流寇的勢力，已非明室所能抵禦。就在這一年，流寇攻陷北京，清人也接著入關。
（三）滿人的入關
金自皇太極繼位後，明廷以袁崇煥主持東北軍事，崇煥乃乘機修復守備，並遣使吊努爾哈赤之喪，假和議以緩其師。天啟七年（1627），皇太極復大舉入侵，進攻錦州（今遼寧錦州市）、寧遠，失利而退，時稱「寧錦大捷」。但崇煥不為魏忠賢所喜，乞休而去，明以王之臣代之。及思宗即位，忠賢伏誅，復以崇煥督師薊遼。是時總兵毛文龍鎮皮島（今南椵島，位朝鮮平安北道鐵山西南），暗與滿洲交通，驕縱不聽節制，崇煥設計誅之。文龍交結宦官，每年軍費，大半用於賄賂，文龍既死，宦官失去財源，於是閹黨恨崇煥次骨，合謀傾之，種下崇煥日後被殺的禍根。［參看李光濤《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袁崇煥與明社》（載《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皇太極以遼西扼於袁崇煥，不能得手，乃改變戰略，采漢奸高鴻中的建議，取道內蒙古，以拊北京之背。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以蒙古為嚮導，由喜峰口（在今河北遷西縣東南）毀邊牆而入，進逼北京。明急起用孫承宗，使守通州（今北京通州區）；袁崇煥亦兼程赴援，力戰挫敵，金兵退數十里。皇太極因縱反間，謂與崇煥有密約，朝臣遂誣崇煥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思宗惑之，下崇煥於獄。閹黨高捷、袁弘勛等，又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指毛文龍）二事為崇煥罪，竭力攻擊。次年，滿兵退去，明遂磔崇煥於市。滿人的勁敵既除，其後遂屢次入犯，明的邊防，完全失去作用。
袁崇煥既死，明以關內外軍事付孫承宗。崇禎三年（1630），皇太極復侵明邊，圍攻明將祖大壽於大凌河城（今遼寧凌海市），並大敗明援軍於長山（今遼寧新民市東）。大壽偽降，脫身至錦州，皇太極乃毀大凌河城而返。其後雙方相持者數年，至九年（1636），皇太極始建國號曰清，是為清太宗。同年，清太宗復以兵入喜峰口，剽掠京畿而去。當時朝鮮尚忠於明，皮島仍在明手，為清人東方及海上的牽制力，加以明於寧遠、錦州一帶，駐有重兵，清人迂道入侵，雖屢次得利，但因有後顧之憂，終不敢久駐關內。因此清軍退去後，專力以取朝鮮。次年，朝鮮降清，皮島亦陷。
崇禎十一年（1638），清太宗以多爾袞（太宗弟）、岳托分道侵明，自率大軍赴山海關。多爾袞等進窺畿輔，凡下四十八城，盧象升督師迎敵，戰死於巨鹿（今河北巨鹿縣）。太宗一路，則為祖大壽所敗，未能得逞。次年，清軍南下，攻入山東境，陷十六縣，然後退去。清軍退後，竭力圖山海關外諸城。以寧錦守備甚嚴，乃采長期圍困的戰略。十三年（1640），清兵圍錦州，祖大壽堅守不屈。次年，明經略洪承疇派吳三桂等八大將援錦州，結果失敗；承疇堅守松山（今遼寧凌海市西南），清太宗自率大軍圍之。十五年（1642），承疇被擒，所部十三萬人整個崩潰。這支軍隊，是當時明室的最大兵團，也是最後的作戰資本，它的瓦解，註定了明室的覆亡。既而承疇降清，其後更為清室經略南疆。接著祖大壽以錦州降清，明乃以吳三桂守寧遠，山海關外，只餘數城。
松山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清兵圍圖錦州。三月，薊遼總督洪承疇親率十萬大軍救援。先派兵一部護送糧餉輜重，自寧遠出發，本擬運到錦州以西，以備大軍逐次推進，但進到杏山、松山一線時，受清軍伏擊，被迫撤退。這時錦州守將祖大壽告急。五月，洪親統六萬明軍馳援，屯兵松山，掘壕與清軍對峙。清以一部圍錦州，主力阻擊洪承疇。皇太極聞明軍大至，率兵自瀋陽晝夜兼行，急行進抵松山，隨即部署兵力：主力在松山、杏山之間，綿亘紮營，包圍松山；一部向南深入塔山西北之筆架崗，斷明軍後路、糧道；一部在松山以南、塔山以北要口設伏，絕明軍歸路。明軍糧盡，洪承疇將實情告與各軍，預備孤注一擲，但一軍「怯甚，先遁」，全軍遂混亂，又因明軍內應發動，崇禎十五年（1642）三月，松山告破，洪承疇被俘。祖大壽計窮，也開城出降，松山之戰結束。此一役，明軍進據松山時，未能乘皇太極大軍未至之機，與祖大壽內外夾擊，解錦州之圍，而一味據城堅阻，終被清軍分割包圍，而致明不但失去整個遼東，進而失去了恃以阻扼清軍入關的遼西走廊。此役為清軍爾後進圖中原打開了通路，為清軍入主中原的關鍵一戰。
這時明室極為危殆，而清因連年戰爭，損失亦大，因此屢次貽書於明，以申和議。兵部尚書陳新甲亦主和，思宗命其秘密進行。既而謀泄，言官譁然，思宗怒誅新甲，議遂不行。崇禎十五年（1642）冬，清又入侵，毀長城南下，直至山東，凡陷八十八城，至次年四月始退。十七年（1644），清太宗死，子福臨繼位，是為清世祖，並改元順治。世祖年幼，由多爾袞攝政。這時流寇之勢又熾，同年，李自成自陝西東進，攻下太原，繼而攻下寧武關（在今山西寧武縣），連陷大同、宣府及居庸關（今北京昌平區西北）。沿途惟寧武關守將周遇吉戰死，余皆望風降賊。三月，自成逼京師，太監曹化淳啟城門納之，京師遂陷，思宗登煤山自縊死，后妃亦皆自盡，大學士范景文以下，死者數十人。歷史上的明朝，便結束在這一年，但這一年又是歷史上的清朝的開始。明朝的亡，思宗不能不負責任，但他的壯烈殉國，又引起後世的無限同情。
山海關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李自成入北京後，吳三桂勾結清兵入山海關，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李自成親率二十萬大軍東進迎擊。之前，自成先以唐通部二萬騎兵東出一片石，擬繞道關外抄吳軍後路。多爾袞聞訊，率軍自瀋陽連夜西進，於四月二十一日大破唐通，解決吳三桂後路之憂。二十二日，大戰在山海關前展開，李自成勢眾，自北山到海，一字排列。多爾袞先以吳三桂軍出戰，自成軍南北兩翼發動，吳軍被全部包圍。自成急於全殲明軍，遂將機動兵力全部投入。戰至中午，多爾袞見時機已到，以精騎突出吳軍右翼，自成軍遭此突襲，又無生力與清優勢騎兵相抗，因此陷入混亂，向西敗退至永平，再戰再敗，退回北京。此役之先，農民軍入北京後，未能派有力部隊奪占山海關要地，而將注意力全放在招降吳三桂之上。戰役發動時，對清軍防備不夠，機動兵力過早投入，遭清軍突襲後，全軍潰敗，士氣大受影響，終致失敗。
當李自成進逼北京時，思宗急詔吳三桂入援。三桂率師自寧遠入關，行至豐潤（今河北豐潤縣），而京師已陷，遂頓兵山海關，觀望形勢。李自成執三桂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既而聽說愛姬陳沅（又名圓圓）為賊所掠，怒而據關固守。自成親率十餘萬人攻關，三桂懼，乞救於清，約以合兵滅賊，事成後定有厚報。是時多爾袞方督軍於關外，聞訊偕洪承疇急馳而進。清兵至關後，以吳三桂先驅試敵，與賊激戰良久，清兵乘勢衝突，賊軍大敗。自成逃回京師，先稱帝於明宮中，然後挾太子西走。清軍獲勝後，多爾袞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三桂遂變成清國的臣僚。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清兵入京師。六月，清世祖入關，遂定鼎於北京。清人雖然占據了明的首都，但流寇未滅，而南方又擁立明宗室，與清抗衡，尚須清室用長時間加以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