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二十三章 元帝國的組織

一、開國規模 （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元朝的政治規模，大致是在世祖時奠定的。世祖以前的太祖、太宗、憲宗時代，蒙古人忙於南進西征，日以開疆闢土為務。雖然太宗信任遼人耶律楚材，定立若干典制，但事實上其政治組織及精神，仍含有相當部族化的成分。至世祖，局面已大致穩定，因此開始比較注意政治的規劃。他較能任用漢人，吸收漢化，創立了元帝國的開國規模。元代的制度，一部分襲取漢制，諸如皇位世襲制、中央及地方官制、財制（鈔法）等，採納漢制之處甚多；一部分則保持蒙古舊法，諸如以喇嘛教為國教以及擴大「站赤」（驛站）制度等。但蒙古人吸收漢化的態度，並不積極，漢化的程度，也不深厚。世祖自滅宋以後，便漸漸疏斥漢臣，其後諸帝，對漢人更為忌視，因此元室始終未能大規模地接受中國文化和傳統政治思想，也始終未能完全脫離遊牧民族的本色。元代的政治，無論其效能或目的，都沒有達到統治漢人的標準，其迅速崩潰，自是必然的結果。 元代的中央官制，仍然承襲宋代文武分權的制度，以中書省總理政務，樞密院執掌兵權。其不同於前代的，是中書省成為惟一的中央最高政務機關。門下省早於南宋時撤銷，元仍不置。尚書省則時置時罷，世祖時曾兩度設置，不久罷除，前後不過數年；其後武宗時又一度恢復，但也只有二三年，所以元代等於沒有尚書省。尚書省的職權，因此劃歸中書省，六部也隨著改統於中書省。三省制演變至元，最高政務機關已由多元化變為一元化，這是明清兩代內閣制的先驅。至於中書省的組織，大體仿南宋之制。宰相仍是多元的，而其名目的龐雜，則為歷代所少見，計有：中書令，司統率百官，總理政務，常以皇太子兼之；左右丞相，位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領省事；平章政事，位次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參決。又有左右丞、參政，均為副相之職，但前者地位較高；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則各有尚書、侍郎。其他機關，如樞密院、御史台，其職掌及組織，亦大略同於宋代。此外又有集賢院（掌學校）、宣徽院（掌御膳）、太常禮儀院、太史院、太醫院、將作院、通政院（掌驛傳）等，略同於前代的九寺諸監。諸院中又有宣政院，掌佛教僧徒，兼治吐蕃，則是前代所沒有的。 地方政區，仍保存宋代的路、府等舊稱，但在路之上，又設有「行中書省」（簡稱「行省」），作為地方區劃的最高單位。這種制度，承襲自金。世祖中統元年（1260），於國內置十路宣撫司，次年罷之。三年（1262），改置十路宣慰司，漸成定製。同年，置陝西、四川行省。其後直至滅宋，十七年間，元的地方行政，采宣慰司與行省並行的制度。行省續有增設，其設省的地區，多為西夏、大理舊壤，以及南宋新失之地。當時行省長官的稱號，是「中書省臣出行省事」，並非定製，至滅宋以後，其制才確定不移。元自滅宋，至英宗至治元年（1321），先後設十一行省。此外尚有中書省直轄的路、州，號稱「腹里」。至元朝末年，行省增至十五。每省置丞相一員，為最高長官。其下有平章、左右丞及參知政事等官，名稱大略與中書省同。茲將腹里及十一行省的範圍，表列於下： （一）中書省（腹里）　治大都（今北京），凡轄路二十九，直隸州八，屬府三，屬州九十一（直隸府州為直屬於中書省的府州，屬府州為屬於路的府州）。約有今河北、山東、山西三省，河南北部及內蒙古東部、南部地。 （二）嶺北行中書省　治和林（今蒙古國庫倫西南），統路一。有今蒙古國及西伯利亞南部地。 （三）遼陽行中書省　治遼陽（今遼寧遼陽市），轄路七，直隸府一，屬州十二。有今東北三省大部（西北部屬嶺北省）及朝鮮半島北部。 （四）陝西行中書省　治奉元（今陝西西安市），轄路四，直隸府五，直隸州二十七，屬州十二。有今陝西省全境，內蒙古南部，甘肅省東南部，四川省西北部，以及青海省東隅。 （五）甘肅行中書省　治甘州（今甘肅張掖市），轄路七，直隸州二，屬州五。有今寧夏全境、甘肅省西北部及青海省東北隅地。 （六）河南、江北中書省　治汴梁（今河南開封市），轄路十二，直隸府七，直隸州一，屬州三十四。有今河南省黃河以南，江蘇、安徽、湖北三省長江以北地。 （七）江浙行中書省　治杭州（今浙江杭州市），領路三十，直隸府一，直隸州二，屬州二十六。有今江蘇、安徽二省長江以南，浙江、福建二省全部及江西省東北隅地。 （八）江西行中書省　治龍興（今江西南昌市），轄路十八，直隸州九，屬州十三。有今江西、廣東二省大部地。 （九）湖廣行中書省　治武昌（今湖北武昌市），領路三十，直隸府三，直隸州十三，屬州十七。有今湖北省東南隅，湖南、廣西二省全部，貴州省大部及廣東省西南部。 （十）四川行中書省　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轄路九，直隸府三，屬府二，屬州三十六。有今四川省大部及陝西省西南隅地。 （十一）雲南行中書省　治中慶（今雲南昆明市），轄路三十七，直隸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有今雲南省大部及四川、貴州西南隅地。 （十二）征東行中書省　與高麗國同治開城（今韓國開城）。有今朝鮮半島中南部地，以高麗王為左丞相以治之，內政仍其舊，僅置府二。 以上十二行政區，凡轄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此外於湖廣境內，設安撫司十五，以統理外族。又於湖廣、四川境內衝要之地，分置軍四。［參看《元史》卷五十八至六十三《地理志》］地方行政首長，類皆蒙漢兼置，蒙人掌握大權，漢人為其副貳。每路設達魯花赤及總管各一員，前者以蒙人充任，後者為前者的副貳，多以漢人充任。府、州、縣均以達魯花赤為正官，尹副之。州、縣均分上中下三等，中下州則改州尹為知州。此外，邊區的軍和安撫司，約當內地的下州，也置達魯花赤，其副貳則兼用當地的土人。 （二）政治階級的劃分 元人入主中國後，自居於戰勝者的地位，歧視外族最甚，對待漢人尤其苛刻。元室分全國人民為四個階級：一為蒙古人，又稱「國人」。二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餘族，又稱「諸國人」。三為漢人，即原受遼金統治的黃河流域的中國人。四為南人，即原受南宋統治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國人。這四個階級在政治上所受的待遇，極不平等，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正官必用蒙古人，次用色目人，漢人、南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貳。總計終元之世，漢人做到丞相的只有二人，就是世祖時的史天澤和順帝時的賀惟一。 世祖對學校甚為注意，他在位期間，曾設立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以及許多地方學，此外又有醫學、陰陽學及蒙古字學等。制度雖甚完備，但仍免不了種族的歧視，國子學生考試成績優良的，政府可授以官職，但待蒙古、色目人遠較漢人、南人為優。例如武宗時，蒙古人試法最寬，績優的授六品官；色目人稍嚴，績優的授七品官；漢人、南人最嚴，績優的僅授從七品官。仁宗時，開始以科舉取士，考試以經義為主，也有鄉試、會試、御試之分。進士分左右榜，蒙古、色目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考試的科目和出身的待遇，也有難易厚薄的不同。例如蒙古、色目每試二場，只考經問及策；漢人、南人則試三場，除試經及策外，並試古賦、詔、誥、章、表等。凡蒙古人由科舉出身的，授從六品官，色目、漢人則遞降一級。［參看《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一》］ 元政府對漢人的管制，也異常嚴密。立里甲之制，以二十家為一甲，以蒙古人為甲主，漢人惟命是從。此外更多立防禁，以限制漢人的行動，如禁止田獵以及習武藝、持兵器、集眾、夜行等。又屢次搜括民間的馬匹，世祖一代，即搜括民馬達二十餘萬匹。滅宋之初，元室曾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數十人，每人所得民戶，少則數十數百，多則數千數萬，甚至有多達十萬戶的，於是無數漢人，淪為奴隸。蒙古人既擁有大批奴隸，更復強占田地，作為牧場，因此他們不但是政治上的主人，也是經濟上的特權階級。 蒙古人長於戰爭，卻不善於理財，因此賦斂的事，多委之於色目人。蒙古人最信任回人（包括波斯、大食、突厥、回鶻等族的伊斯蘭教徒），以他們代為經營銀錢，而取其息。回人從中圖利，或以高利轉貸於人，或從事各種賈販，甚至詐稱財貨被劫而責償於民。因此回人致富者極多，相率殖產，卜居於中國，以江南為最盛。而元室對回人的待遇，也較對漢人優厚許多。［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四六三至四六六］ 漢人中地位較高的，只有工匠，蒙古人對他們甚為重視。因為蒙古起於草原，文化水準甚低，工藝的知識與技巧，等於沒有，但為戰爭需要，不能不注意武器的製造。其後國土大擴，其族人日漸富庶，文化生活水準也隨之提高，為充實其起居玩好，因而需要精巧的工藝品。這些都是蒙古人始終重視工藝的主要原因。依蒙古的舊制，攻城不降者即屠之，但當屠城之際，只有工匠，可以倖免。滅宋後，元室曾籍江南民為工匠者三十萬戶，選其有業藝者十餘萬戶為匠戶，不與平民為伍。元人所設的官吏中，有所謂「匠職官」，如大都及各路，均有諸色人匠總管府；此外又隨處設局，各置專官，以製造各種工藝品。色目人以善造器械如甲、炮等而任要職的，為數甚多。軍中因需造甲箭，所需工匠更多，因此工匠遂成為兵種之一，稱為「匠軍」。至於絕大多數務農的漢人，其生活的苦況，是可想而知的。［參看孫克寬《〈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載《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三）財政與兵刑 元室的統治中國，缺少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同時也不知道所謂政治責任。它的政治要務，只有兩項：一是征斂財賦，以滿足統治階級的欲望；一是防制反動，以維持其繼續的征斂。由前者形成的，是極其繁重的稅課；由後者形成的，是龐大的鎮壓武力和不平等的法律。 世祖時，先後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計臣，以聚斂為務。滅宋後不久，便制定若干稅法，異常繁重。當時的稅法，南北不同。北方地區，分地稅、丁稅二種，地稅按地畝計算，丁稅計丁繳納，皆輸粟為稅。但地稅丁稅不並納，丁稅多地稅少的納丁稅，反之納地稅。稅戶分全科戶、減半科戶、協濟戶等。丁稅全科戶每丁納粟三石，驅丁（男性奴隸）一石；減半科戶每丁一石；協濟戶每丁一石。地稅全科戶每畝稅粟三升，協濟戶同。江南地區，世祖初滅宋，仍仿唐宋兩稅法，分夏稅、秋稅，均輸糧。數年後，改為折輸綿絹雜物。既而又改令以三分之一輸米，其餘折合鈔價交納。 常賦以外，又有「科差」，亦即以財物代役。科差有絲料、包銀二項，也是依稅戶的等第，定科納的數目。例如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又有「額外課」，名目多至三十二種，民間的一草一木，幾乎都是征課的對象。此外各種商貨及冶鐵，也都徵稅；鹽、茶、酒、醋，則由政府專賣。種種搜括，可以說無微不至。中葉以後，稅課所入，又較世祖時增二十餘倍，於是民生益困。 元室又採行鈔法，以鈔票代現錢。世祖中統元年（1260），始造交鈔。其法系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可兌換絲鈔一千兩，一切物價，皆以絲價為標準。民間流行的，均為鈔票，現款則存入各路的官庫。既而又造「中統元寶鈔」，元寶鈔為錢票，以文計者七種，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種，即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至元十二年（1275），添造「厘鈔」，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種，數年後，以使用不便而廢止。二十四年（1287），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並行。其後發行漸濫，鈔票價格日益低落。又因舊鈔破爛，不能換取新鈔，人民的損失甚大，而奸民又常造偽鈔，於是鈔法大亂，貶值益甚。元末鈔票十錠（五十貫為一錠），尚不能易粟一斗。 元朝的軍隊，也分四個等級：一是蒙古軍，是以蒙古人組成的軍隊，也是元室軍隊的主幹。蒙古人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皆服兵役，其童子稍長者也隸兵籍，稱「漸丁軍」。二是探馬赤軍，始建於太宗時，它是蒙古以外的諸邊疆部族所組成的。三是漢軍，是蒙古入中原後，發民為兵而組成的。四是新附軍，是由南方的宋人所組成的。此外又有匠軍及質子軍（將校子弟之從軍者，又名禿魯華軍），但非常制。領兵之官，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皇帝另有宿衛之士，由貴族子弟充任，名「怯薛歹」，以四「怯薛」領之。世祖統一中國後，更定製度，內則禁軍置前、後、左、右、中五衛，各置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而以樞密院總領之。有征伐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罷。為防制漢人起見，地方衝要之地，皆以蒙古軍及探馬赤軍戍守，江淮以南始以漢軍及新附軍屯駐。軍士的冊籍，掌於樞密院，除一二長官外，他人皆不知其實數，以防漢族窺其虛實。但各地駐軍長官，世守不易，多與富人結黨，侵漁百姓，因此將卒流於驕惰，武力乃日就衰落。 元代中統元寶交鈔，此鈔面值為一貫。 蒙古入中原後，最初沿用金的刑法，甚為嚴苛。元世祖滅南宋，開始制定新律，名曰《至元新格》。《元律》仍因循前代刑法，備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制，用法則頗從輕典，對死刑的判決，可稱審慎。但其弊生於寬縱，以致凶頑不法之徒，不知戒懼，而善良百姓，反無以申其冤抑。同時因元室尊崇宗教，僧道在法律上享有特權，僧道犯輕罪者，有司可以不問。而法律對待蒙古人及漢人，更不平等，例如蒙古人因爭鬥或酒醉毆死漢人，不過罰其出征，並征其燒埋銀而已。 二、社會情況 （一）宗教 蒙古大帝國（包括元及四汗國）跨有歐亞兩洲，幅員極廣，而其版圖內的民族，也異常複雜。他們各自信仰不同的宗教，用以維持其政治及社會秩序。西方各汗國，多崇信基督教和回教，而東方大汗的元，則以喇嘛教為國教。同時，蒙古人對於宗教，採取寬容的態度，即以元室而論，他們雖崇信喇嘛教，但對其他宗教，也任其存在。因此不論中國固有或是外國傳入的宗教，都能自由發展，一時稱盛。 喇嘛教為佛教密宗的一支，約於唐中期傳入吐蕃，專以祈禱禁咒為事。佛教自唐代遭會昌法難，其後宣宗雖恢復佛法，但盛況已不如昔。後周世宗時，佛教再度遭受打擊。至宋，佛教在累代帝王的保護下，頗有復興之象。當時禪宗及其他諸宗，均大師輩出，但人才之盛，已遠不如唐代。北宋末年，因徽宗篤信道教，也曾一度排佛。南渡以後，理學昌盛，佛教益趨不振。元世祖時，喇嘛教傳入中國。這時密宗在中國衰微已久，喇嘛教既入中土，由於元室的崇奉，在政治及社會上，均占有極高的地位。 世祖初伐吐蕃時，曾與喇嘛扮底達講和，可見當時喇嘛教在吐蕃的勢力之大。吐蕃既服，世祖攜喇嘛八思巴而歸，即位以後，尊為國師，號為「大寶法王」。他曾為蒙古創製新字，在此以前，蒙古並沒有文字，文書多借用畏吾兒文。其後八思巴返回吐蕃，世祖授以吐蕃的統治權，以酬其勞績，這是以宗教領袖統治吐蕃的開始。而喇嘛教在中國的流布，也日益廣大。世祖以後，歷朝皇帝即位時，俱受喇嘛教戒律，漸至蒙古各部族，都奉其教。皇室用於佛事的錢財，要占國家政費的泰半。寺院擁有龐大的產業，而番僧更是驕縱不法，為害社會。例如世祖時，番僧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總統，曾發掘宋室諸陵，及其大臣冢墓百餘所；包庇平民不輸租賦者，達二萬三千戶。其餘如奪人產業、姦污婦女等類的事，更為習見。［參看《元史》卷二〇二《八思巴傳》；余元廠《西藏喇嘛教史》（載《現代佛教文選》）］ 宋代尊奉道教，以真宗、徽宗為最。宋室姓趙氏，不能以老子為祖，真宗乃別造一道教之主，名趙玄郎，號為「玉皇大帝」。又賜信州道士張正隨（漢張道陵後裔）號為「虛靜先生」，為立授籙院及上清觀（今名太上清宮，在江西貴溪龍虎山上），免其租賦。其後張氏歷世相傳，皆由宋室賜號，是為正一教，世稱其教主為「正一天師」或「張天師」。此外並於京師大建宮觀，以宰相領之；各路也遍置宮觀，以侍從諸臣的退職者領之，號為「祠祿」，至南宋不改。徽宗信道益篤，自號「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益盛。南宋諸帝，雖未加以提倡，但道教仍為民間所普遍信仰。張天師也仍舊是道教的宗主。北方在金人的統治下，道教的新宗派先後建立，最著者有全真教、太一教及真大教三派。全真教為金世宗時道士王喆所創，此派主「修命」之說，先使人修孝謹純一之德，然後學道。太一教為金熙宗時道士蕭抱真所創，因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而得名。真大教為金季道士劉德仁所創，其教以苦節危行為宗旨，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 蒙古初盛時，全真教道士邱處機（自號「長春子」）甚受成吉思汗的禮遇，命其掌管全國宗教。真大教自劉德仁五傳至酈希誠，見知於憲宗蒙哥，始名其教曰真大教，授希誠太玄真人，掌管教務。太一教自蕭抱真五傳至李居壽，世祖於京師建太一宮，命居壽居之，並賜以太一掌教宗師印。但元室崇信喇嘛教，僧徒氣焰極盛，相形之下，道教的光彩大減。世祖並曾命燒去若干「捏合不實」的道教經典如《老子化胡經》等，禁止官民人等收藏此類文字。但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迫害行為。［參看傅勤家《道教史》，頁二〇七至二〇九］世祖以後的各代君主，對於各派首領，也都加以封號。道教在民間，極為流行。 元代基督教通稱「也里可溫教」，「也里可溫」約有三解，即「福分人」、「徒眾」及「上帝之子」。唐時，基督教支派的景教（即聶斯托里派），曾經流行中國，後因武宗的禁止而至絕跡。到元，基督教再度傳入中國。當蒙古人數度西征時，正值歐洲人組織十字軍討伐西亞的回教徒。蒙軍於西征途中，擊破不少回教國家，因此歐洲的基督教徒，頗想與蒙古聯盟，以夾擊回教徒。定宗貴由時，羅馬教皇曾派遣使者，謁之於和林。世祖時，教廷又派法蘭西斯克派（Franciscans）教士東來，由海道至大都，世祖許其設堂傳教，信徒達數千人。南方的揚州、杭州、鎮江、泉州等地，則為聶斯托里派布道之區，其後基督教傳布日廣，今華北、西北、西南地區，均有教徒居住，時與佛道教徒發生衝突。而法聶兩派，也自相傾軋，以致始終未能奠定穩固的基礎。元末，羅馬教皇曾選定教士，委任主教，準備來華整頓教務，但以主其事者漠不關心，遂無結果。不久，元帝國崩潰，東西交通斷絕，基督教在中國也隨之消滅。 回教元時稱「木速蠻教」，自唐武宗時遭受打擊，其後雖在中國日漸銷歇，但流布於天山南路地區。成吉思汗興起後，西域回教國畏吾兒率先歸服，畏吾兒人且有從軍助征者。其後蒙古數度西征，西域回教徒仕於蒙古者益眾。世祖統一中國後，更盛用西域人，當時蒙古的王公大臣，也有信奉回教的。因此回教流傳中國，尤以西部邊地為盛，西南方的廣州、泉州、杭州、揚州以及雲南等地，也是回教徒集中之地。 （二）工商業與交通 唐代手工業已甚發達，主要的產品，則有苧布、紙及絲織品等。宋代手工業更有進步，且有分工專門的趨向，製造技術，也因之益加精巧。宋代的手工業品，最普遍的為衣料，其種類則異常繁多。如絲織品，即有綾、羅、、紗、等類，每類又分若干細目。其他如紙張、瓷器、漆器，都是當時著名的產品，與絲織品同為重要的出口貨，甚受外國的歡迎。元自太祖起，即獎勵工藝，每於戰爭中俘獲工匠，必予以優待。世祖仍然重視工藝，因此當時工部的組織龐大，設官特多，也可想見當時手工藝的興盛。義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於世祖時來中國，仕於元廷，累官至樞密副使。他在中國居留達十七年，始返義大利。返國後，著《馬可·波羅遊記》一書，盛道中國的富庶。據遊記中說，當時中國手工業的發達以及產品的精良，都遠過歐洲。這部書不久轟動全歐，激起歐洲人對東方的興趣，他們爭來東方，以達成其通商、傳教和其他種種目的。 由於手工業的興盛，商業也隨之發達。唐末藩鎮及五代割據諸國，均重征商稅，以自贍給，因此商業遭受嚴重的摧殘。宋太祖開國之初，即厘定稅則，積極整頓，商業的發展，才步入正軌。其後商業日益發達，社會風氣也日趨奢侈。北宋的開封，南宋的臨安，都是當時大商業都市，其繁華綺靡，為史書所盛稱。南宋時，同業商人已有「團」、「行」的組織，類似現代的同業公會，用以保障其自身的利益，抗拒外來的侵犯，這是商業發達後的必然現象。元代的國際貿易，其盛況更超越宋代。 北宋時，西夏崛起，中國與西域的交通為其斷隔，雙方的貿易也因而停頓，但南方海港的貿易，仍不遜於唐代。南渡後，海上貿易益繁，泉州（今福建晉江市）、秀州（今浙江嘉興市）、溫州（今浙江溫州市），均為當時著名的通商口岸。及至蒙古大帝國興起，地兼歐亞兩洲，其間若干小國，都被消滅，因此中西交通，較前便利得多。而蒙古人又為了軍事的和政治的原因，異常重視交通的設施，諸如建築官道、設置驛站以及增修交通線上的守備等，更加增進交通的暢達。因此西域人及歐洲人由陸路或海路來華的，絡繹不絕。元世祖時，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鄞州區）、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縣南）、杭州、廣州、溫州等地，均設有市舶司，而以泉州的商業為最盛。當時的出口貨物，仍以綢緞、瓷器、漆器等為大宗，入口貨則有香料、珍珠、寶石、毛氈及波斯繪畫等。 元代交通的發達，與驛站制度的完善有關。元代驛站，創於太宗窩闊台時，蒙語稱為「站赤」。其法於道路沿線設站，每站設置驛馬，以供政府運輸。其時察合台、欽察諸汗國，也於境內設驛站，相互銜接，交通稱便。世祖滅宋後，更通盤籌劃，制度益臻完備。除原有的驛站外，更設一種「急遞鋪」，專司遞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急速文書。又創海上運輸的辦法，自江南運糧，以給京師，每年運糧達三百餘萬石。國際交通，約有三線。海道自泉州出口，遠航爪哇、馬來、印度、錫蘭、波斯及君斯坦丁等地。陸路有二道：一自敦煌經哈密及天山北路的察合台汗國境，然後貫穿欽察汗國，西至克里米亞（Crimea）半島諸港；一自敦煌經天山南路，越蔥嶺，然後至波斯諸城。這三條路，維持著東亞與西亞乃至歐洲間的交通，其盛況是空前的。 三、帝國的瓦解 （一）汗位繼承的鬥爭 蒙古的大汗，是各部族的共主，要由各部族公推，鐵木真的稱成吉思汗，便是各部族共上的尊號。其後太宗窩闊台之立，雖未先經部眾大會公推，但因有成吉思汗的遺命，部眾始無異議。到定宗貴由繼位，已有爭端。定宗歿後，太宗及拖雷後人，各欲爭立，憲宗蒙哥（拖雷長子）因拔都及兀良合台的援助，始得嗣位。憲宗嗣位後，分遣宗室諸王於邊遠地區，而以其弟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由是太宗子孫與拖雷子孫，相互仇恨。 憲宗死後，世祖忽必烈更打破公推的慣例，於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自立於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世祖季弟阿里不哥不服，自即汗位於和林，世祖自將擊定之。繼而太宗孫海都叛于海押立（今巴爾喀什湖東南），元師討之，雖獲克捷，但以其地險遠，未能深入窮追，因此師還之後，海都勢力復熾。至元二十四年（1287），海都復誘鎮守遼東的宗室乃顏叛變。同年，世祖親征平之。二十六年（1289），海都犯邊，進至和林，世祖自將討之，海都退走。其後世祖常以親王宿將，統重兵駐守和林，而海都猖獗如故。世祖鑒於以前汗位繼承的紛爭，乃仿效漢制，定傳子之局。因其長子早死，乃立次子真金為太子。但自海都叛後，大汗的命令，不能推行於各汗國，蒙古大帝國因以解體者達五十年。而世祖以後皇位繼承的鬥爭，仍不因傳子之局已定而稍減。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死。而太子真金先死，因此諸王中頗有覬覦帝位者。重臣伯顏，奉世祖遺命，立真金第三子鐵穆耳，是為成宗，諸王始無異議。成宗大德五年（1301），海都大舉入寇，成宗命兄子海山擊之，海都走死，子察八兒立，其勢遂衰。成宗在位十三年而死，太子德壽早卒，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並以宗室阿難答（世祖三子忙哥剌之子）輔政。而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海山於漠北，並殺阿忽台等。海山至大都（今北京），殺皇后及阿難答，然後即位，是為武宗。武宗至大三年（1310），察八兒入朝，蒙古大帝國經五十年的分裂，至是再告統一。但諸汗國皆漸趨衰亂，元政也日益敗壞。 至大四年（1311），武宗死，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繼立，是為仁宗。仁宗本有傳位武宗子和之約，因奸相鐵木迭兒進言，乃有傳子之意，因於延祐二年（1315），出和鎮雲南。武宗舊臣皆感憤怒，遂於次年奉和謀叛，事敗走漠北，依察合台汗國，仁宗乃立皇子碩德八剌為太子。七年（1320），仁宗死，太子即位，是為英宗。至治三年（1323），英宗為臣下所弒，諸王迎立也孫鐵木兒（成宗侄）於北邊，是為泰定帝。 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歿於上都（即開平），太子阿速吉八繼位，是為天順帝，年方九歲。大臣燕帖木兒時在大都，嘗受武宗恩寵，因而思立其子，既聞泰定帝死，乃迫脅百官，迎武宗長子和於漠北，次子圖帖睦爾於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同年，圖帖睦爾先至大都，即皇帝位，是為文宗。天順帝遣兵來伐，為燕帖木兒所敗，天順帝不知所終。次年，和也即位於漠北，是為明宗。文宗遜位，並遣燕帖木兒往迎明宗，明宗乃立文宗為皇太子。既而明宗暴死，文宗復即帝位。至順三年（1332），文宗死。其後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是為寧宗，時年七歲，在位僅兩月而死。文宗後復立寧宗兄妥歡帖睦爾，是為順帝。 自成宗（1294年即位）至順帝（1333年即位），前後四十年間，竟更易了十個君主。他們至少有一半於嗣位時發生糾紛，掀起政變或戰爭；同時每次皇位繼承的爭執，多由臣下發動，真是歷代少有的怪現象。由於臣下操縱皇位繼承的鬥爭，常造成權臣的擅柄，如仁宗時的鐵木迭兒，文宗時的燕帖木兒，均專權驕恣，諸多不法。因此元的政治，始終無法步入正軌。 （二）順帝的失政 元朝的政治，始終沒有清明過，這方面的原因很多，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幾點：一、皇位繼承制度不健全，而致時生皇位繼承的鬥爭，造成政治局面的不穩。同時權臣每乘此種機會興起，專權跋扈，益增政治上的危機。二、君主們沒有接受漢族傳統的帝王教育，率多荒縱嗜利，窮奢極侈。他們任用計臣，搜括人民，造成政治上普遍的貪污風氣。三、過度的種族歧視，壓迫漢人，但其行政效率和組織，又不足以控制漢人，因而亂事時起，末年尤甚。四、崇信喇嘛，耗財過巨，而喇嘛又多驕縱不法，恣意擾民，社會為之騷亂。以上各點，只是元室表面上的政治缺失，至於造成這些缺失的根本原因，則與蒙古的民族性有密切的關係。蒙古人雖以善戰震驚世界，但就文化水準而言，仍不脫遊牧民族的本色。他們的保守性甚強，元代的皇帝，大都不懂漢文，對漢人的一切，也不求了解，只知以壓制、歧視作為統治漢人的手段。以部落社會的政治技術，去統治農商業社會的人群，自然是行不通的。蒙古自鐵木真稱大汗（1206）始，中經三次西征，建四汗國，直至忽必烈吞併南宋（1279），其間不過七十四年；滅宋之後，不過九十年（1279～1368），元帝國便歸於瓦解。其起滅的迅速，正是蒙古人「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的結果。 元世祖後期，重用計臣，以事聚斂。他初以阿合馬掌財賦，興辦鐵冶，增加鹽稅，並調查江南各地戶口，以增稅課。盧世榮繼之，凡利之所在，莫不儘量爭取，後以貪橫伏誅。繼而世祖又寵任世榮黨桑哥，桑哥既用事，遣使清理諸路錢穀，法令苛急，四方騷動，其後也獲罪而死。元代政治的不良，在此時業已奠下基礎。成宗即位後，政治仍無起色，因緬甸內亂，用兵數年，死士卒及民夫數十萬人。政治上仍貪黷成風，曾有一次罷黜贓污官吏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查出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的紀錄。武宗好酒色，尤崇信番僧，番僧侵漁百姓，甚至毆打官吏王妃，武宗均置之不問，當時的政治如何，可以想見。仁宗最初頗有改革之志，武宗方死，即誅亂政大臣脫虎脫等，並引用舊臣程鵬飛等十餘人，共議大政，一時政治頗有改觀，但不久即寵信奸臣鐵木迭兒，並以計臣張閭檢括民田，務為貪刻，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仁宗以後，皇位繼承的鬥爭益烈，政治也更加紊亂。元中葉以後，國家稅收，較世祖時增加二十餘倍，但國用仍患不足。由於元室不能量入為出，而致佛事的靡費、諸王貴戚以及恩幸的賞賜，均漫無節制，因此雖儘量搜括，收支仍不能平衡。［參看《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一》，《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貨志一》］ 順帝即位後，以權相伯顏（與元世祖時的伯顏同名）秉政，而自居深宮之中，不親政事。這時水旱疫疾以及地震山崩等災害，相繼而作，民生大困。至元三年（1337），廣東、河南、四川等地，發生民變。元廷愈忌漢人，禁止漢人南人攜帶軍器，伯顏更有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建議，幸而未成事實。叛亂雖不久平定，但政治的頹風仍絲毫未改。六年（1340），伯顏因罪竄死，順帝繼以伯顏侄脫脫為右丞相，政治略有改革，但各地天災頻仍，叛亂不絕。 至正七年（1347），沿江盜起。這時的蒙人，早已失去昔年的勇武，因此無力平亂，甚至有時官軍萬數，反為劫賊數十人所敗。次年，方國珍起兵於台州（今浙江臨海市），攻陷溫州（今浙江溫州市），各地叛亂，日益擴大。十年（1350），元室更定鈔法。元自世祖以後，鈔票愈發愈多，幣值日低。至此更印新鈔，行之不久，物價騰貴，郡縣皆以貨物相交易，鈔票不能通行，國用大感睏乏。次年，元室以黃河屢次潰決，命賈魯為總治河防使，加以修治。魯徵用黃河南北軍民十七萬人從事修河，歷時八個月而就。魯治河頗有成績，但勞民動眾，益增百姓的反感，因此並未能發生安定民生的作用。相反的，亂事日趨嚴重，終使元室走上傾覆之途。 （三）群雄起兵與元室顛覆 元末，因政治腐敗，民亂四起，其中有一支專以宗教迷信惑眾作亂的，名白蓮會（又稱白蓮教）。元末有韓山童者，欒城（今河北欒城縣）人，自其祖父，即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地區的愚民多信奉之。其信徒有劉福通者，潁州（今安徽阜陽市）人，更為山童鼓吹，謂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並謀起兵，以紅巾為標誌。事為官府發覺，捕誅山童，山童妻及子林兒逃走。福通乃於至正十一年（1351）糾眾而反，攻破潁州，連陷汝寧府（今河南汝南縣）及光州（今河南潢川縣）、息州（今河南息縣），聲勢日盛。十五年（1355），福通迎立韓林兒為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都亳州（今安徽亳州市），並建元龍鳳。韓氏在下層社會中本有甚大魔力，又自稱宋後，以復興民族為號召，因此林兒稱帝後，各地起兵者，大都奉之為主。這時反元的勢力極盛，黃河南北以及陝西、寧夏、四川等地，莫不被其兵鋒，甚至一度攻陷上都。但他們各自為政，不易統率，力量既難集中，又無久遠的計劃，因此終不能顛覆元室的根本。 南方的起兵者，也有多起。長江下游及浙江地區以張士誠、方國珍勢力較大。士誠本以運鹽為業，於至正十三年（1353），結合鹽丁舉事。最初他據高郵（今江蘇高郵市），稱誠王，國號大周，其後移都平江（今江蘇蘇州市），並自稱吳王。他的地盤，最盛時南至紹興（今浙江紹興市），北至徐州，東至海，西至今皖西豫東一帶。國珍也以販鹽為業，起兵於至正八年（1348），他割據浙東，擾亂江南方面的海運。長江中部的起兵者有徐壽輝，他於十一年（1351）稱帝蘄水（今湖北浠水縣），國號天完，據有江西湖廣之地。二十年（1360），壽輝為部將陳友諒所殺，友諒自稱皇帝，國號曰漢，定都於武昌（今湖北武漢武昌區），盡有壽輝之地，勢力甚強。長江上游，則有明玉珍，他最初起兵於隨州（今湖北隨州市），響應徐壽輝，其後改向西北發展，轉戰於川陝之間。十七年（1357），乘川中空虛，守將內訌，乃攻陷重慶。最初他仍奉徐壽輝為主，二十二年（1362），始稱帝於重慶，國號曰夏。 朱元璋，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布達拉宮藏。 以上所說的群雄，雖然地大勢強，卻都不是最後的成功者。最後的勝利歸於朱元璋，他是恢復漢族故土、把元順帝趕到塞外去的英雄，也是後來大明帝國開國的皇帝。元璋，濠州鍾離（今安徽鳳陽縣東北）人，幼年家貧，父母兄相繼病歿，因孤獨無依，曾入當地的皇覺寺為僧，並常行乞於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及其附近諸州。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興起兵於濠州，元璋從之，屢立戰功。次年，元璋取滁州（今安徽滁州市），而子興勢力日弱，以所部萬餘人就元璋。十五年（1355），子興病死，元璋得統其餘眾。次年，元璋攻下集慶路（治今江蘇南京市），自號吳公，並稱臣於韓林兒，奉龍鳳年號。他的地盤介於張士誠、徐壽輝之間，東西應戰，異常艱苦。 鄱陽湖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陳友諒趁朱元璋主力在外，江南空虛，集六十萬大軍圍攻江南要地洪都。朱元璋一面令洪都守將堅守，一面調主力回返。七月，朱元璋親率舟師到達湖口，同時命兩部分據涇江口與南湖嘴，以切斷陳軍水上歸路。陳聞朱軍來，撤洪都之圍，東出鄱陽湖應戰。首戰康郎山水域，朱軍雖數次不利，但拚死力戰，陳軍不支，北逃至渚，朱元璋則駐左蠡。兩軍再戰，陳軍再敗。八月，陳友諒率舟師冒死向北突圍，在南湖嘴遇朱元璋早先部署的伏兵，兵敗身死。此役，陳友諒不能以一部監視洪都之敵，主力直攻朱重地應天，而頓兵堅城，連月不下。在鄱陽湖中決戰失利，又不能及時舍舟登岸，終難逃敗亡命運。朱元璋料敵機先，危機時刻又能揮軍力戰，終能全殲強敵。 當劉福通等人初起時，元丞相脫脫親自率兵征討，連戰皆捷。既而順帝信納讒言，流脫脫於雲南，國事乃益不可為。賴有潁州沈丘（今河南沈丘縣東南）人察罕帖木兒起兵扶元，轉戰黃河南北，所向克捷。元室始得苟延歲月。至正二十二年（1362），察罕帖木兒遇刺，子擴廓帖木兒繼統其兵，掃平山東地區的反元勢力，北方稍得寧靜。至於南方群雄，元室卻無可如何，而朱元璋的勢力，日見膨脹，成為元室的最大敵人。 平定張士誠示意圖。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盡有陳友諒之地，全控長江中游，隨即東下，準備消滅士誠。考慮到張所據地南北有長江相隔，兵力不便支援，朱將進攻分為三個步驟：先淮東，次湖、杭，後平江。 淮東：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命徐、常水陸並進，北渡長江，抵海安，圍泰州。士誠以水師一部游弋靖江北，又一部分攻宜興、吉安、江陰，企圖調動朱軍。朱以少數兵力增援長江水寨以應靖江，又親率部隊以應江陰之敵，以保障主力在江北作戰，於是張北援之計劃全部不能得逞。同年三月，徐達攻克泰州，次年三四月間，相繼攻占高郵、淮安、興化、通州、濠州、徐州等地，全據淮東。 浙西：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挾淮東之勝勢，再攻浙西。揚言進攻平江，主力由應天出太湖，折而向南，突然進圍湖州，張士誠派大軍六萬自平江進援。援軍迫於明軍勢力，停駐舊館，築寨自固。明軍在舊館東南筑十壘，切斷援軍與平江的聯繫，湖州、舊館兩處均處孤立。朱又命李文忠一部自嚴州進攻杭州，以牽制張士誠兵力。張士誠數路援軍被明軍擊退後，湖州、舊館、杭州三地守將被迫投降。 平江：湖、杭既下，明軍已然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圍平江之勢。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平江外圍要點盡下，明軍於是包圍平江孤城。次年九月，城破，張士誠被俘。不久朱元璋又迫降浙東方國珍，江南基本統一。 此役，朱元璋兵力占優，但並不因之而分兵，仍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先去敵羽翼，再取腹心、穩步進取的方針，因之在整體、局部均未曾失利。 明軍北上滅元作戰經過示意圖。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制定北伐方略，即在山東、河南、華北逐次殲敵，先剪元室羽翼，再搗其腹心大都的方針。十月，徐、常率主力自淮安北上，張興祖部沿大運河北攻，以策應主力。十一月，徐、常克沂州、益都。十二月下濟南。同時孫興祖也下東平、東阿、濟寧等地，山東之敵肅清。次年二月，徐達率山東兵力溯黃河西進，攻汴梁，鄧愈一部則出襄陽，北攻南陽，配合徐軍。三月，徐軍迫降汴梁守軍，再西進下洛陽。元將李思齊部棄潼關西逃關中，明軍乘勢占領潼關，關中之敵因之不能東出向大都進援。同時，鄧軍也占領南陽，河南之敵由此肅清。同年七月，徐達集結各軍，自汴梁北渡黃河，攻下彰德等要地，進入臨清。二十六日，誘殲元軍主力於通州城下，順帝北逃，徐軍於八月初二進入大都，元朝滅亡。九月，命常遇春下保定、真定。十月，馮宗異軍亦北渡黃河取懷慶，進入山西。又攻克澤州、潞州。此時元軍王保保率山西元軍北出大同，企圖經保安進襲大都。徐達軍遂西出井陘攻打王巢穴太原。王急回師，兩軍於太原附近遭遇。徐出兵夜襲，王僅率數騎竄逃，明軍乘勢攻占太原、大同，繼又進入陝甘。至此，元室主力消滅殆盡，明統一天下已然在望。 至正二十三年（1363），張士誠部將呂豐攻殺劉福通於安豐（今安徽壽縣西南），朱元璋遣將擊走呂豐，迎韓林兒至滁州，仍奉其年號。同年，陳友諒率軍東下攻元璋，大戰於鄱陽湖，友諒中流矢死。次年，元璋進克武昌，湖廣江西諸州縣，相繼歸降。二十六年（1366），元璋遣將攻張士誠，並害死韓林兒。次年，元璋平張士誠及方國珍，進克福建，並以徐達、常遇春統兵北伐。二十八年（1368）初，元璋稱帝，定都應天（今江蘇南京市），國號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明北伐之師，連陷山東河南，八月，明師入大都，順帝北逃開平，歷史上的元代，到此結束。同年，明師破擴廓帖木兒於太原，遂定山西；兩廣之地，也為明所得。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克開平，順帝再走，明師並擊定陝甘。次年，元順帝死於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北）。四年（1371），明遣湯和、傅友德征四川，明升（玉珍子）出降。十四年（1381），明以傅友德、藍玉、沐英討伐盤據云南的元室餘孽梁王，次年平之，至此中國完全統一。二十年（1387），又遣馮勝、傅友德、藍玉討滅為患遼東的元丞相納哈出。 元順帝死後，其子愛猷識里達臘繼位。明將李文忠進克應昌，元嗣君北走和林。明師俘其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兵民五萬餘人。太祖對元俘甚為優待，對漠北元裔也未深入窮追。洪武十一年（1378），愛猷識里達臘死，子脫古思帖木兒嗣位，屢次犯邊。至明師平納哈出，太祖乃命藍玉乘勢北討，敗脫古思帖木兒於捕魚兒海（即今內蒙古與蒙古國交界的貝爾湖），俘其眾八萬餘人，蒙古經此打擊，其勢益弱。其後蒙古內部不安，部帥時起紛爭，自脫古思帖木兒五傳至坤帖木兒，均為臣下所弒。坤帖木兒死後，部將鬼立赤自立，改稱韃靼可汗。蒙古大汗的系統，從此中絕，這時已是洪武末年。 至於蒙古所建的四汗國，自元初起即相互攻戰。元武宗時，窩闊台汗國為察合台汗國所並，其主察八兒降元。明太祖洪武初，察合台汗國的臣下帖木兒，崛起於撒馬爾罕（Samarkand），滅察合台汗國。洪武末，又並伊兒汗國，建立帖木兒大帝國；欽察汗國也臣事之。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帖木兒死，帝國又告分裂，形成群雄割據的局面。是時欽察汗國既衰，所統俄羅斯諸侯漸謀獨立。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Ⅲ）獨立，連敗欽察汗軍。此後莫斯科公國逐漸擴展，至16世紀中葉，遂滅欽察汗國，四汗國至此全部淪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