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十四章 盛唐的內政
一、太宗貞觀之治
（一）太宗的即位（玄武門之變）
這裡所說的盛唐，大致指從太宗貞觀初年，中經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天寶末年的一段時間，共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正是唐帝國的極盛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唐帝國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爍千古，太宗則是這個盛世的創始者。太宗在位不過二十三年（627～649），但他一方面結束了隋末以來率土分崩的亂局，一方面奠立了唐帝國長期富強康樂的基礎，蔚成後世所謂的「貞觀之治」。他雖是中國史上希有的賢君，但他的皇位，卻是憑藉著一次骨肉相殺的政變取得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以後，全國大致統一，但在唐室中央卻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高祖的次子秦王世民與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齊王元吉間的衝突，衝突的主要原因是世民與建成的爭奪皇位繼承權。雙方的摩擦，至遲開始於武德五年（622），其後日形尖銳化，到九年（626）終於發生了所謂「玄武門之變」。這次政變的發動者和勝利者都是世民，他因而得以繼承高祖的皇位。至於這次政變的經過，流傳的史料，有若干隱諱歪曲的地方，不能看作實錄。經近人的研究，它的真相，才大致顯露。［參看陳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拙著玄武門事變之醞釀（載拙著《漢史論集》頁一四三至一五四）］
昭陵六駿，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於陝西省禮泉縣。墓旁祭殿兩側有廡廊，「昭陵六駿」石刻就列置其中。石刻中的「六駿」是李世民經常乘騎的六匹戰馬，它們既象徵唐太宗所經歷的最主要的六大戰役，同時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創建過程中立下的赫赫戰功。六匹駿馬的名稱：一是颯露紫，二是拳毛，三是青騅，四是什伐赤，五是特勒驃，六是白蹄烏。這些戰馬的鞍、韉、鐙、韁繩等，都逼真地再現了唐代戰馬的裝飾。
高祖的皇后竇氏共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早死。此外還有一女，嫁給柴紹。世民才武出眾，在晉陽起兵前，劉文靜曾稱讚他「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其後與群雄作戰，屢建大功，唐室的江山，可以說大半是世民打出來的。高祖即帝位後，以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因為世民功大，不但聲勢足以威脅太子，而他本人也確有奪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見。至遲從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聯合，與世民對立。他們的辦法，是曲意聯絡高祖的妃嬪，求他們為內助，尤以張婕妤、尹德妃與建成等來往最密。這辦法甚為有效，高祖本來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為改觀。同年，建成採納東宮屬官魏徵的計策，親自統兵擊劉黑闥，以分世民之功。七年（624），慶州（今甘肅慶陽縣）都督楊文幹叛變，有人告發建成與文幹有所關連，建成幾因此為高祖所廢；經元吉與諸妃的求情，始得無事。楊文幹事件的真相，至今已無法窮詰；但現有的史料，卻隱約透露出世民也與這次事件有關，他極可能是告發建成的幕後主使人。
太宗李世民，選自《乾隆年制歷代帝王像真跡》。
高祖對世民的大功是承認的，但他始終想保全建成，大概有鑒於隋文帝易儲的教訓。建成兄弟原來都居住於長安城中，大約在楊文幹事件以後，高祖把世民遷到長安西郊的宏義官，他顯然想以隔離方法來消弭諸子間的爭端。但事實上雙方的明爭暗鬥仍在繼續進行著，在鬥爭過程中，建成顯占優勢。因為他具有嫡長的名位，又有高祖和宮闈的支持，同時他握有精銳的部隊，至少二千餘人，而他的得力助手元吉，更素以勇武著稱。所以建成方面的實力，遠超過世民，在京城內，世民是無法與建成相抗的。建成似乎並沒有殺害世民的意思，他只想把世民羈留於京師，逐漸消滅其實力，使其無所作為。他曾以財物收買秦府的驍將尉遲敬德、段志玄等，但沒有成功。繼而又向高祖進言排除秦府的智略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世民因在京師日益困迫，頗有出居洛陽經營東方的企圖，武德九年（626），他曾派親信張亮赴洛陽，結納山東豪傑以待變。其後不久，高祖命他出鎮洛陽，但因建成等反對而未果。世民既不能東行，最後便只有政變的一途，這政變終於那年六月四日在宮城的玄武門爆發。
玄武門是長安太極宮城的北門，它是宮廷衛軍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堅強的工事與雄厚的兵力。誰能據有這個地方並運用它的兵力，誰便可以控制整個宮廷乃至整個首都，因為玄武門駐軍的實力遠較首都城防的軍力為大。這次政變，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門的地勢，首先消滅建成元吉；然後利用它的守軍，抵抗東宮齊府的軍隊，終於獲得勝利。至於世民所以能輕易據有玄武門，則是因為他與玄武門屯軍將領夙有勾結的關係。事變時玄武門屯軍的將領為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常何本為建成舊屬，被世民於暗中收買；敬呂兩人也可能是世民一黨。
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並訴說兩人意圖加害的情形，高祖回答明天處理這個糾紛。四日，世民與他的妻兄長孫無忌、府僚張公謹等九人埋伏於玄武門內，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擊之。世民告狀的事，已被張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當日元吉勸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觀動靜。但建成認為隨從的兵備已嚴，而玄武門守將又是他的舊部，料想無事，因而決定入覲。二人入玄武門，至臨湖殿側，才發覺有變。這時他們的侍衛，均在門外，二人想策馬逃回，世民自後趕來，與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既而尉遲敬德率騎兵七十人趕來，與世民夾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接著東宮和齊府的精兵二千人，由建成的僚屬馮立、薛萬徹等率領，向玄武門進攻，守兵拒戰，敬君弘、呂世衡戰死，但宮府軍始終無法攻入。最後尉遲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頭顱，宮府兵才潰散，至此勝利完全歸於世民。
建成元吉被殺後，世民派尉遲敬德入宮「宿衛」。那時高祖正在御湖中泛舟，當他聽到建成元吉因「作亂」而被殺的消息，驚愕萬分。在他身邊的朝臣蕭瑀、陳叔達告訴他把國務交給世民，便可無事；高祖說：「此吾之夙心也」，於是立即下令內外諸軍，都聽秦王的節度。當時尚有零星的戰鬥，這個敕令宣布後才完全平息。接著世民入見，號慟良久。三天後，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處決一切軍國庶務。建成元吉的諸子，都在這次政變中被誅殺淨盡，但東宮齊府的僚屬，則大都得到寬赦。同年八月，高祖傳位於世民，自為太上皇以終其身，他死於貞觀九年（635）。
總之，玄武門之變實為世民一生最艱危的奮鬥，從事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英勇與忍決，但也留給後世不良的影響。唐室的骨肉之變，幾乎無代無之，世民應負首開惡例的責任。而此後唐室許多次的中央政變，其成敗仍然維繫在玄武門的得失上。
（二）太宗的優點
世民於武德九年（626）即位後，是為太宗，那時他只有二十九歲。次年，改元為貞觀。唐帝國經這位少年皇帝的適宜領導，蔚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貞觀時代唐帝國的版圖，大為擴展；社會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美滿，都不可多見。從唐初的各項制度看，太宗只是遵循前代的舊軌，但他在位時的唐帝國，仍然具有開國的新氣象，這完全由於他的過人才識與氣度所造成的。有人認為，太宗是胡族尚武精神和中國優美開明文化混合的條件下所產生的怪傑；而大唐帝國的事業，也是胡族與漢族合作而成的。［參看王國維《詠史詩》（載《觀堂集林》卷二十四）］
太宗在個性上最可稱述的優點是知人善任，用人不問出身而惟賢能是尚，並且在這一方面能夠摒除私人情感的好惡。此外他虛心好學，容納直諫；他不特選拔了多方面的人才，更能與這些人相互切磋，以求進步。在貞觀許多名臣中，只有長孫無忌是他的親戚，房玄齡、杜如晦是秦府舊屬，可算是他的私人。其他如魏徵、王珪、薛萬徹都是建成的舊屬，尉遲敬德原是劉武周的部下，李、程知節原是李密的部下，戴胄原是王世充的部下，岑文本原是蕭銑的部下，褚亮及其子遂良原是薛舉的部下，溫彥博原是羅藝的部下，（羅也是隋末群雄之一，且與太宗不合。）李靖原是高祖的仇人，封德彝、虞世南、裴矩都是隋的降臣。他們有的曾與太宗有仇，如魏徵、薛萬徹，但他能捐棄前嫌，重加委任，也頗有幾位堪稱「佞臣」的，如封德彝、裴矩，但他也能棄其短而用其長；因此他的臣下包括不同的流品和各種的人才。此外他採納封德彝的建議，命宗室登仕進之途，出任官吏，以革除他們坐享富貴的惡習。這辦法自太宗創立後，歷朝因之不替，因而唐朝宗室人才之盛，為古今所未有。
十八學士登瀛州，清代年畫。十八學士指唐代李世民為秦王時，於宮城西開文學館，羅致四方文士，以杜如晦、房玄齡、陸德明等十八人，分為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討論文獻，商略古今，號為十八學士。
太宗的好學，也是值得讚揚的。在他作秦王時，因愛好文學而開一館舍，名「文學館」，用以延納當時的文學知名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穎達等，都是文學館的學士，他們分為三批，輪流在館中值宿。他每當傍晚，到館中與諸人討論文籍，有時談到夜半。他即位後，在宮中設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於其中，選任虞世南等各以本職兼學士。聽朝餘暇，他把學士們召至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討治道。貞觀君臣的論治，傳為千載的美談。在前人中，他最喜歡陸機的詩文和王羲之的字，他甚至遺命以王字陪葬。此外他並大興國學，當時國學生徒將近萬人，四夷君長，也多遣子弟前來留學，一時學術大盛。
容納直諫也是太宗著名的長處，他即位後，每以隋煬帝的愎諫為戒，因而盡力求言。朝臣中最能直諫的是魏徵，征巨鹿曲城（今河北平鄉縣）人，曾干李密，密不能用。其後隨密投唐，建成引為僚屬，建成死後，太宗仍加以重用。魏徵曾前後上疏數十，直陳太宗過失。他深明君臣一體之理，因此每諫必竭盡誠款，務求必行。他所諫諍的事，大致不外勸太宗實行仁政，偃息兵革，戒除奢侈，尊崇禮教等，目的在抑止太宗情感的放縱。有時氣得太宗要找機會「殺此田舍翁（指魏）」，但結果每次他都容納。史書曾有一段他們君臣間的有趣記錄：太宗曾得到一隻優良的鷂，時常加以調弄。一天，他正用臂架著他那隻心愛的鷂，忽然看到魏徵走來，便趕忙把鷂藏在懷中。魏徵向他奏事，良久不止，等到魏徵離去，那隻鷂已經死在他的懷裡。［見《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貞觀十三年（639），魏徵上一疏，批評太宗志業比起貞觀初年漸不克終者十餘條，太宗也都接受。十七年（643），魏徵死，太宗嘆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見《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其後太宗伐高麗無功，因而又思及魏徵，說道：「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出魏徵對他的影響力以及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太宗的才調，頗有與隋煬帝相似的地方，但他能容納直諫，過而知改，乃有政治上的偉大成就。魏徵以外，朝臣如馬周、王珪、褚遂良等，也都以論諫知名。
以上所說，都是太宗的優點，但他在大醇之中，也有小疵，例如奢侈便是其一。他曾坦白承認他的若干奢侈行為，諸如「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見《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等；並引為深過，勸太子治不可效法。此外他對臣下，雖然愛護備至，但舉動有時未免過分。例如一次李突得急病，醫生處方說須用須灰治療，他便把自己的鬍鬚剪下，為和藥。又如伐高麗時，將軍李思摩中箭，他親自為思摩吮血，以去其毒。又如貞觀初年發生蝗災，他為了表示寧願讓蝗蟲吃掉他的肺腸也不願農作物受害的誠意，竟把幾枚蝗蟲，當眾活生生的吞下肚去。這類舉動，令人總覺得有些矯揉造作，其至有些使用權術的意味。這也許因為他出身於胡化或半胡化的家庭，文化素養不深；雖然力求上進，一味仿效中國古代的賢君，卻不能恰如其分，而致有矯枉過正之處。但大體說來，太宗仍是不可多見的令主，從他的畢生行事看，他的功是遠多於過的。
（三）政治的改進
唐高祖武德時代，不但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政治也似乎未上軌道。太宗曾批評武德時的政治是「貨賂公行，紀綱紊亂」，這評語或許過苛，但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只要從「玄武門之變」一事看來，便可想見當時的政治情形。到太宗貞觀，國家雖然統一，但因新承大亂之後，民間殘破已極，當時全國的戶口，尚不滿三百萬戶，較之隋極盛時，減少三分之二。因此太宗君臣，每以隋為鑑，勵精圖治。貞觀初年，太宗所遭遇的最大難題是災荒。元年（627），關中地區發生饑饉，斗米值絹一匹；二年（628），全國普遍發生蝗災；三年（629），又有水災。但太宗勸加安撫，人民雖流離失所，對政府並無怨言。到四年（630），全國豐收，災民全歸鄉里，國內的秩序恢復，政治也開始走上完美之途。
唐的制度，雖大體承襲隋朝，但太宗君臣的朝氣，卻能使舊制的優點發揮盡致。同時在行政技術上也有不少的改進，有關這方面的重要改革方案，大都頒行於貞觀元年至五年（627～631）的幾年間。例如隋時對中央最高行政機關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並未能明白厘定其職權以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到太宗乃明白規定三省的職權，使其發揮制衡作用，以杜絕偏重的流弊。其後又創立三省首長聯合議政的辦法，以解決相互間的爭執。這類改革，都是前代所沒有的。又如太宗不但本身竭誠納諫，更把諫官的職權擴大，在他即位之初，即制定中書、門下兩省的首長和三品以上的官員入閣議事時，也要以諫官自隨，遇有缺失，立刻諫正。
對於吏治，太宗也非常注意。他即位後不久，曾命房玄齡省並冗員，中央政府文武官員的名額，僅留六百四十三員，可想見其行政效率之高。他並命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於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政事得失。對於都督、刺史一類的地方官，都親自簡選；他們在官時的善惡行跡，也都有詳細的紀錄，以備黜陟。又命內外五品以上官保舉縣令，以便錄用。此外他更經常遣使巡察四方，以黜陟官吏，省民疾苦。刑法方面，也寬省不少。他曾命長孫無忌與學士法官更定律令，改絞刑五十條為流徒。對於死刑的判決與執行，尤為審慎，凡死刑罪案，皆命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的官員與尚書詳加討論，以免冤濫。在京師處決死刑罪犯，執行機關必須於行刑前覆奏五次，經批准後，始可執行。在地方處決者，則須覆奏三次。從這類改進，可以看出太宗的勤政愛民。他即位之初，曾有人勸他重法以禁盜，他回答說：「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見《資治通鑑》卷一九二］這幾句話，也正是他處理國政所懸鵠的。
前面已說過，貞觀四年（630）時，唐的政治已臻完美。史書記載這一年的米價每鬥不過三四錢，社會秩序安定到「外戶不閉」，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這類記載，雖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溢美，但無可置疑的，當時的政績定然在水準之上。此後政治日益進步，國勢也更加昌隆。太宗所以能不斷的開疆拓土，建立赫赫的武功，與國力的充實以及內部的穩定，自然有連帶關係。貞觀十年（636）以後，太宗的志業，似已略不如前。魏徵曾於十一年（637）上疏，說他「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其後魏徵又列舉他的若干有始無終之處，但直到十七年（643）征去世以前，太宗並沒有若何重大缺失。及征死後，太宗才遭遇一些不快事件，其中最大的兩件，一是十七年的廢太子承乾為庶人，一是十九年（645）伐高麗的無功。這裡談談太子承乾被廢的經過，另一件將在別章詳述。
太宗共有十四子，皇后長孫氏所生者三子，即太子承乾、濮王泰和晉王治。承乾幼甚聰敏，及長喜聲色，又好效突厥語言及服飾，嬉戲無度。泰則好士愛文學，甚得時譽，為太宗所寵愛。泰也頗有奪嫡之意，因此與承乾各樹朋黨，漸生嫌隙，以致朝局不安，群臣日有疑議。但太宗最初並沒有廢太子之意，他於貞觀十五年（641）特以魏徵為太子太師，以絕天下之疑。及魏徵死，局面大變，兩派鬥爭益烈，承乾的荒唐也益甚。同時承乾因仇泰日深，漸有不軌的企圖。十七年（643），有人告太子謀反，按驗得實，承乾乃被廢為庶人。為此事牽連而被誅者，有漢王元昌（太宗弟），朝臣侯君集和杜荷（杜如晦子）等。太宗原有立泰的意思，既而惡其兇險，也棄而不立；最後因長孫無忌的力贊，遂立晉王治為太子，時年十六。治當時有「仁孝」之稱，其實為人懦弱，才智也甚差。其後數月，太宗又有悔意，想改立英果類己的吳王恪（恪母為隋煬帝女），但因長孫無忌的反對而未果。當承乾被廢嗣位未定時，太宗的精神極為煩悶，曾當眾表演自殺，這也許是他在位期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
太宗晚年又感染上些迷信思想，對方士甚為崇信，命他們造「延年之藥」，以求長生。此外對若干朝臣也頗為猜忌，例如大臣劉洎和秦府舊將張亮的被殺，都沒有明顯的罪狀。對李尤為嫉視，他臨終託孤於長孫無忌和褚遂良而貶於外，甚至有翦除的意思。這件事在他身後發生嚴重的後果，由於李與長孫無忌等的不協，曾掀起政治上的極大風波。他死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十二歲，據說他的死與食延年藥有關。
二、武后的稱帝
（一）高宗的易後
太宗死，太子治繼立，是為高宗；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語輔政。太宗自然以為太子繼位後，得此二人的輔助，政治當無大問題；卻沒有想到，因高宗的易後，竟使唐室江山短期的易主。
遠在高宗作太子時，一次入侍太宗，看見太宗的才人武氏，對她甚為悅慕。太宗死後，武氏與其他宮人同被遣送於長安的感業寺中為尼。永徽五年（654），太宗五周年忌日，高宗赴感業寺行香，又逢見武氏，二人觸景傷情，相對而泣。這件事被高宗的皇后王氏聽到，那時她正與一位淑妃蕭氏爭寵，正想找一個人來轉移高宗的意向，因此密令武氏蓄髮。就在那一年，高宗因王后的敦勸把她從寺內召入宮中。武氏是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縣），父武士彠，在隋末是一個以販賣木材致富的商人，其後追隨唐高祖入關，於武德時曾任內外要職。［參看陳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八分）］母親楊氏，為隋宗室楊達之女，篤信佛教而內行不檢。武氏生於武德七年（624），於貞觀十一年（637）她十四歲時，以貌美被太宗選為才人。再度入宮時，已有三十一歲，較高宗年長四歲。
武氏性巧慧多權術，入宮不久，便得到高宗的極度幸愛，拜為昭儀。王后蕭妃都因而失寵，於是二人又聯合攻擊武氏，但已無效。其後武氏又用一個殘忍的計策，親手將她在襁褓中的女兒扼死，誣指為王后所做，而致引起高宗廢后的意思。但這件事首先遭到外廷大臣的反對，長孫無忌、褚遂良都公開表示異議，遂良爭執尤烈。此外如大臣韓瑗、來濟，也都力諫。迎合高宗和武氏的意旨而主張廢后的，則有禮部尚書許敬宗、中書舍人李義府等，但他們的主張並沒有發生多大作用。具有決定作用的則是李的意見，他於太宗死後不久被召回中央政府，當高宗以廢后事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回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於是高宗決定廢后。李對廢后事件抱這種態度，固然一方面為了持寵固位，另一方面也可能為報復心理所驅使，他與長孫無忌等顯然是不協的。高宗意決後，褚遂良首被貶逐。永徽六年（655）十月，王后蕭妃以「謀行鴆毒」被廢（後均被武氏慘殺），接著武氏被冊立為皇后。其後數年間外朝的重要事件，便是長孫、韓、來等人的相繼貶死和許敬宗等人的躍居高位。據舊史說，武氏作皇后後，王后蕭妃的鬼魂，時出為祟，逼得她不得不遷居。顯慶二年（657），唐以洛陽為東都。四年（659），她與高宗遷居東都，此後她一直留在東都，僅於她的末年，曾返長安小住。至於她遷居的真正原因，近人也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關中食糧不足，遷居為了就漕運之便；有的認為是在掩蓋她過去為尼的事跡，易地以恣行淫樂。這些理由，似乎都不太充分。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是她為了擺脫關隴集團朝臣大本營的長安，遷居東都，一方面延攬拔擢關東籍的朝臣，以為己用，而排除朝臣中的關西分子。一方面以科舉為手段，就近吸收關東的人才，造成其新政權的擁護勢力。同時，她的遷居東都，也頗有一點兒「衣錦還鄉」的意味。
武則天，選自《清刻歷代畫像傳》。
高宗即位之初，因有太宗時將相大臣的輔佐，政績媲美於貞觀。武后立後，重臣多被排除，而高宗本人又因患風眩不能視事，政事便委託武后參決。武后天資明敏，通曉文史，處事甚為得當，漸而高宗把全部政務交給她。她專權後，便肆無忌憚，擅作威福。高宗對此也不免憤恨，他曾於麟德元年（664）命朝臣上官儀草詔廢掉武后，但又畏懼未行。上官儀原為太子忠的僚屬，忠為高宗後宮所生，於永徽三年（652）立；顯慶元年（656），為武后所譖廢，改立她的親子弘為太子。至此武后又命許敬宗誣奏上官儀與廢太子忠謀逆，結果忠賜自盡，儀下獄而死，朝士因此遭流貶者甚多。此後高宗每次上朝，武后總是垂簾於後，在內潛聽，所有政事，她都預聞，這時她已隱然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而高宗實際上是個政治傀儡。上元元年（674），高宗稱「天皇」，她也稱「天后」，當時號為「二聖」。次年，太子弘以不滿武后的行為而被後鴆死，更立次子雍王賢。但到永隆元年（680），武后又把賢廢掉而立三子英王哲。
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高宗遺詔命中書令裴炎輔政，軍國大事，請天后參決。這時唐初的開國大臣，早已零落殆盡，繼而登用的，道德才能都遠遜於前。中宗即位後，想以其後父韋玄貞為侍中，與裴炎發生爭執，炎告知武后，後乃於嗣聖元年（684）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幼子豫王旦，是為睿宗。睿宗對政治並無興趣，即位後，居於別殿，不問政事，由武后親自接見百官，一切事務都取決於她。她繼而殺掉廢太子賢，遷廬陵王於房州（今湖北房縣）。一面引用諸武用事，尤以她的侄兒武承嗣、武三思二人最受親任，此外並追封她的父祖為王。
武后的這種作法，引起唐室舊人的不滿，同年，乃有李敬業起兵揚州（今江蘇江都市）的事發生。敬業為李之孫，曾任眉州刺史，與其弟盩屋令敬猷，長安主簿駱賓王等皆因事貶官，邂逅於揚州，共謀起兵。他們以計占領揚州，十來天募集十餘萬人。敬業以匡復廬陵王為辭，自稱匡復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並以駱賓王為記室，移檄州縣，暴露武后的罪狀，便是那篇千載傳誦的「《討武曌檄》」。武后派李孝逸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當時有人為敬業劃策，有的勸他直指洛陽，以號召山東豪傑；有的勸他先取江南的常潤二州，以為基礎；敬業採納後策，先將潤洲（今江蘇鎮江市）攻下。繼而聽到李孝逸兵來，乃率眾渡江北上迎戰，連敗於淮陰（今江蘇淮安市）及高郵（今江蘇高郵市），敬業為部下所殺，餘黨也均被蕩平。總計這場叛變，前後不過三個月。
自李敬業起兵，武后為了鎮壓反叛，開始採取恐怖政策。她大開告密之門，以高官厚賞獎勵告密者。同時任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酷吏，用種種酷刑與羅織方法來對付異己，宰相裴炎、劉褘之和名將程務挺等，都是初期的犧牲者。垂拱四年（688），宗室韓王元嘉（高祖子）的兒子黃公譔，詐作中宗詔書，分告諸王，命他們起兵討伐武后。於是瑯玡王沖（越王貞子）募兵擊武水（今山東聊城市西南），越王貞（太宗子）聞訊也於豫州（今河南汝南縣）起兵，均以失敗遇害，宗室因此事牽連被殺者甚多。接著武后於永昌元年（689）和天授元年（690）兩年間，大事屠殺宗室諸王，被害的達三十餘人，還有不少流放嶺南的。諸王親黨被殺的有數百家，大臣被殺的則有宰相魏玄同、名將黑齒常之等。與掃蕩反對勢力同時並進的還有其他種種措施，例如她建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自加尊號為「聖母神皇」，此外並改易曆法，這些都是她稱帝的準備工作。
（二）武周的代唐
天授元年（690）七月，有東魏國寺僧人法明等獻《大雲經》四卷給武后，經上說「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武后命把這部經頒行全國。九月，又有侍御史傅遊藝率領關中百姓九百人上表勸進；接著是中外百官、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以及沙門道士等六萬餘人的同樣陳請，睿宗也自請改姓。於是武后於同年九月9，自即帝位，稱「聖神皇帝」，改國號為周；以睿宗為皇嗣，改姓武氏。又立武氏七廟，以她的侄兒武承嗣為魏王，武三思為梁王，武攸寧為建昌王，此外諸武封郡王的有十來人。她不僅擁有皇帝的名號，同時去掉女人的裝束，襲服冠冕，直接與群臣處理國政。此外在「後宮」的制度上，她也公開仿效男性帝王。她於聖歷二年（699）設立一個名叫「控鶴監」的機關（後改名奉宸府），以容納她的一大批男妾，他們的官定名號是「內供奉」，其中以張易之、昌宗兄弟最受武曌的親幸。從這些事看來，武曌的稱帝，是「名至實歸」的。
武曌以一女流稱帝，是史無前例的事。這固然由於她本人具有非常的才力和野心，同時又有兵權和政權的憑籍，但除此以外，她還遇到一個特殊的時會。假如在儒家思想盛行、蔚成風氣的時代，武曌的稱帝野心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儒家對男女地位的看法，在許多方面足以阻撓或壓制女子稱帝的野心。但她適逢儒學衰敝的時代，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便是玄學與佛學的世界，唐初佛道仍是思想的主流。太宗時一度提倡道教，但武曌因為她的母系楊氏累世奉佛，她本人自幼便受薰染，（據近人考證，她在十四歲入宮以前，即曾正式或非正式的作沙彌尼。）年長又在感業寺為尼，所以到她掌握政權時，便重興佛法。［參看陳寅恪《武曌與佛教》（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當時僧尼的聲勢，可算得煊赫一時，洛陽白馬寺主僧懷義，便是她的男寵之一。同時她更利用佛教經典作她稱帝的理論根據，以之為普遍宣傳，如上面所說以《大雲經》頒布全國的事。她稱帝後更公開宣稱：「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此外武曌又在政治上扶起一個新興階級，用以代替唐初的功臣集團。她首次與功臣集團發生衝突，是在高宗要冊立她為皇后時，雖然她不久獲得勝利，但當時整個功臣集團還沒有崩潰，仍然是她發展野心的障礙，所以她再作進一步的破壞。唐初的功臣集團分子，大半是西魏北周和隋的統治階級的後裔，這集團和它所擁護的皇室都具有濃厚的地域性，因此唐初關東江左的人士，在政治上甚受屏抑，武曌乃扶持他們，以與舊功臣集團對抗，作為發展她的政治野心的資本。她以皇后握政後，便以「進士科」的考試吸收新進人物，漸而造成一種新興的統治階級，進士科本是唐代取士的多種考試科目的一種，是隋煬帝時開始設立的。這種考試，主要試時務策，並試經和雜文。武曌本人喜愛文史，因而漸把進士科的考試變成完全著重文章。史稱高宗永隆（680）時，開始以進士科的考試為取士的主要程序，到弘道元年（683），武曌以太后稱制，朝中的主要官吏，無不由文章進身。因此造成了舉國喜好文墨的風氣，一直持續到唐亡。這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既是武曌一手造成，自然大體是忠於她的。
武曌稱帝以後的政績，因後代史家對她的行為表示厭棄，有意的不予記錄，而致當時的政治情形和變革，均不能得知其詳，所知道的僅是些官名、地名和服色的改易而已。就現有史料，雖看不出她在政治上有若何特殊成就，但可以斷言，武曌帝制時代的政治不會在水準以下。因為她以太后臨朝和稱帝的時間，共有二十多年，在這麼一個長久的時期中，如果政治不夠水準，國家的亂象恐怕早已顯出，她以後的開元天寶的盛世也決不會那麼順利出現。此外她對外族的駕馭以及對唐室聲威和版圖的保持，也還算得差強人意。但她的顯著缺點，仍是濫刑濫賞。她仍採取恐怖政策以對付反對者或假想敵，在她帝制時期最有名的大獄，要推神功元年（696）的劉思禮一案。思禮是當時的箕州（今山西左權縣）刺史，為酷吏來俊臣等誣告謀反而被殺，因受牽連而被族誅的有宰相李元素、孫元通等三十六家，遭流竄的有千餘人。但到她的假想敵殺淨以後，這批酷吏也都遭遇同樣的命運。此外她仍以官賞來籠絡親附她的人，時人有詩道：「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可以看出當時官多且濫的情形。但據說不稱職的官，也跟著便被罷黜或誅殺。
武曌也能引用正士，當時的將相如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像玄宗時的名相姚崇、宋璟，也都是她所拔識的。她尤其信賴狄仁傑，常呼「國老」而不名，每能屈意聽從仁傑的建議。仁傑對唐室最大的貢獻，便是勸武曌迎立廬陵王（即中宗）為太子。當時豫王旦（即睿宗）雖是皇嗣，同時改姓武氏，但甚受諸武的嫉視，處境非常危險。武承嗣三思都有攘奪皇嗣地位的企圖，尤以承嗣活動最力，武曌也有傳侄之意。但她終於被仁傑用下面的話所感動：「姑侄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見《新唐書》卷一一五《狄仁傑傳》］結果武曌於聖曆元年（698），派人到房州迎回廬陵王，立為太子，而改封豫王為相王。她的迎立廬陵王，外族的壓力也是因素之一，突厥契丹的入寇，均曾以中宗被廢的事為藉口。狄仁傑又薦張柬之、桓彥范、敬輝等數十人於朝，這批人便是後來擁護中宗復位的人。
長安四年（704），武曌患病，不臨朝者數月，只有張易之、昌宗兄弟隨侍在側，居中用事。宰相張柬之、崔玄和朝臣敬暉、桓彥范、袁恕己等想乘機擁中宗復位，他們與宮城衛軍的領袖李多祚定謀後，通知中宗。次年（神龍元年，705）初，柬之、玄等率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洛陽宮城的北門），分兵迎中宗，斬關而入。首先殺掉張氏兄弟，進至武曌所住的長生殿，以兵環繞，報告張氏兄弟「謀反」，太子派兵誅叛的情形，並請她立即傳位於太子。此後三天內的事，是武曌的退位和中宗的復辟，退位後的武曌被尊稱為「則天大聖皇帝」，遷居上陽宮。唐的國號，至此恢復，朝政由張、崔等人掌握。同年十一月，這位曠世女傑死去，享年八十二歲。總計她掌握政權前後凡四十六年，以皇后預政者二十四年，太后稱制者七年，稱帝者十五年。
（三）武曌以後的女主餘波
中宗對武家似乎並無惡感，因為他被武曌接回來作皇太子，皇帝是早晚可當的；事變的成功，不過使他提前些時即位，因此他對張柬之等也似乎並不十分感激。所以在他即位後，武家的勢力並沒有動搖。他極端寵信他的皇后韋氏，韋後雖然在能力上遠不如武曌，但也要效法她的過問國政。每當中宗臨朝，韋後總是坐在帷幔後面旁聽，一切政事都要干預。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為韋後所生，嫁給武三思的兒子崇訓，因此三思得以出入官掖，據說他與韋後和婕妤上官婉兒有著不可告人的關係。因有宮廷的奧援，三思的勢力復振（那時武承嗣已死），他以崔湜、鄭愔為謀主，與韋後日夜向中宗譖毀張柬之等。中宗的昏憒，似乎較他的父親高宗更勝一籌，因此三思在極短的期間便從柬之等手中奪回政治實權。神龍元年（705）五月，中宗封張柬之、敬暉、桓彥范、袁恕己、崔玄五人為王，罷除他們的政府職務。三思又進一步命百官修復武曌時的制度，並以親附武氏與否為標準，對朝臣分別加以引用或排斥。次年，三思又貶竄五王於遠州，他們的最後命運自不必問。朝臣中的異己既已完全排除，三思又在皇室中找尋迫害的對象。
中宗的太子重俊，因非韋後所出而不為後所喜，同時他更遭受武三思的嫉視和安樂公主、武崇訓的經常侮辱。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求中宗廢太子而立她為「皇太女」，這種想法自然仍是受武曌的影響。重俊積恨難消，於景龍元年（707）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定謀，發動政變。他們矯制發羽林兵和千騎（皇室衛隊的一種）三百餘人，先殺武三思崇訓父子及其親黨十餘人，然後勒兵入宮。中宗得知消息，立即與韋後等登玄武門樓（長安宮城的北門，中宗於神龍二年即706年由東都返長安）避難；以玄武門的屯兵迎戰，結果多祚兵潰被殺，重俊亦遇害。李多祚曾前後兩次參加中央政變，但擁立中宗的一次成功，這一次便失敗，與政變時玄武門的占領與否有甚大關係。擁立中宗的政變，雖在洛陽發生，但洛陽宮廷的規制，與長安的相同；至於這次政變中的玄武門，正是當年太宗殺其兄弟的舊地。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玄武門在唐室中央政變中的重要地位。
重俊失敗後，韋後的氣焰更盛，她的哥哥韋溫和武三思黨的宗楚客等專權恣橫。同時韋後並引用許多婦女用事，除了安樂公主和上官婕妤以外，有韋後的妹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的母親沛國夫人鄭氏，女巫第五英兒等。她們營私受賄，鬻賣官爵；安樂公主尤為驕恣，宰相以下的官員，大半由她引用。重俊事變後的二三年間，可以說是武曌以後唐室婦女干政的極盛時期。後來中宗對這些現象漸不滿意，引起韋後及其黨羽的疑懼。韋後頗想積極仿效武曌故事，安樂公主也想達到作「皇太女」的目的，因此母女合謀，於景龍四年（710）將中宗毒死。中宗死後，韋後立溫王重茂（中宗第四子，後宮所生）為太子，不久即位，是為少帝。韋後以太后臨朝，韋溫則掌握內外軍權，軍政要職皆以韋氏子弟充任，宗楚客並上書請韋後稱帝。當時最為韋後及其黨羽所嫉視的是少帝、相王旦和太平公主（武曌女）；前二者顯然是韋後稱帝的障礙，太平公主則素與安樂公主不合。在韋後還沒有動手翦除他們的時候，又一次宮廷政變突然爆發。
相王旦的第三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密結才力之士，以圖推翻韋氏。當時宮廷的衛軍，由諸韋統領，但因諸韋擅作福威而失眾心。當宗楚客勸韋後稱帝的事為隆基得知後，他便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簡、苑總監鍾紹京、前朝邑尉劉幽求等密謀發動政變；宮廷衛軍的將校陳玄禮、葛福順也都參加。那年六月的一個黃昏，參與密謀的羽林將領，先在玄武門集中，由葛福順等率領，夜直入羽林營，斬諸韋的典兵者，宣示起兵的目的，士卒都欣然聽命。然後隆基率羽林將士入玄武門，捕殺韋後、安樂公主、武延秀（安樂公主的第二任丈夫）和上官婕妤。當時相王旦對此事並不知情，次日，始由隆基迎他入宮輔政，一面收斬韋氏親黨。政變成功後，隆基受封為平王，掌理國政，餘人也都分典要職；接著少帝傳位於相王旦。唐宗復位，改元景雲，立隆基為太子。太平公主的權勢也日見增大，不久又發生公主與太子姑侄間的衝突。
太平公主為人沉敏多權略，有武曌之風，她對政治素有興趣，擁立中宗和誅討韋後的兩次大政變，她都曾參預。睿宗對她言無不從，軍國大事都由她來參決，她的幾個兒子都封王爵，可以說已極人間的富貴。她漸漸發現太子隆基的英武，有意換一個庸懦的太子，以便久專大權，因此屢次在睿宗面前讒毀太子，但朝臣竭力為太子表白，以致計謀不行。太極元年（712），睿宗傳位太子而自為太上皇。太子即位後，是為玄宗，並改元先天。這時太平公主以太上皇為後盾，仍專大權，當時的宰相七人，就有五個出自她的門下。她仍然不放棄對玄宗的敵視，和她的黨羽大臣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等密謀廢立，甚至有毒害玄宗的企圖。玄宗的心腹王琚、張說等，都勸玄宗早自為計。開元元年（713），玄宗與他的弟弟岐王范、薛王業，宰相郭元振，宦官高力士等一同定計，又以宮廷衛軍的力量，誅除太平公主，她的黨羽被處死的有數十人。接著太上皇下誥道：「朕將高居無為，自今後軍國刑政，一事以上，並取皇帝處分。」［見《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從武曌以來五十餘年唐室婦女干政的潮流，至此告一結束。
三、玄宗的政治
（一）開元的興革
開元是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共二十九年（713～741），它是太宗貞觀以後唐朝第二個盛世。玄宗為人英斷多藝，通曉音律，擅長書法。他自誅太平公主，政府已不再有政敵存在，乃得專意於政治的興革。自高宗以降，經武后中宗，六十年間，唐的政治日趨敗壞，其最大的病象，大致有三：一是政治上形成奢淫貪縱的風氣，這種風氣的形成，與武韋二後大有關係。二是科舉制度過分膨脹，加上武后的濫賞以及韋後安樂公主等的賣官，因而形成官多的現象；官吏的素質，也自然日漸低落。三是因官多而且貪縱成風，必然的造成經濟上的紊亂與財政上的危機。玄宗得志後，便針對著這三種政治病象，加以改善。
睿宗在位時，信用姚崇、宋璟，悉心革弊，政治本已頗有改觀。二人因開罪太平公主而遭貶逐，玄宗即位後，又引用他們，開元之治，與二人有密切的關係。玄宗最初以姚崇為相，他敏於吏事，善於應變，後來辭職，薦宋璟繼任相位。璟為人凝重，守法持正，遇事直言敢諫；二人性格雖異，但公忠體國則相同。除宋璟外，以清正著名的相臣尚有盧懷慎、張九齡、韓休等。懷慎與姚崇同時為相，為人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的俸賜，經常周給親舊，而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也不蔽風雨。張、韓二人於開元後期為相，均方正敢諫。此外大臣如李元紘、杜暹等，也都以儉德知名。因這些正人的柄用，政治風氣為之一變。玄宗本人也崇尚節儉，對後宮和百官的服飾器用，都有限制，並曾下令國內不准開探珠玉、織造錦繡等。
官多是盛唐政治上的最大缺點，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唐代仕進之途過多。除了五花八門的科舉考試外，尚有門蔭、納財、詮選等辦法，因此官吏越來越多。高宗武后時官賞之濫，前面業已詳述。到中宗韋後時，更變本加厲，正式官員外，又有所謂「員外官」，自京司至諸州共有二千餘人；又有「斜封官」，任何市井小人，只要繳錢三十萬，即由皇帝別降墨敕，斜封交中書省，委一官職。玄宗對於這種現象，並未能徹底改革，主要因為科舉已成風氣，無法取消。他即位後，只把斜封官廢除，但員外官仍多；而由科舉登進和以他途入仕版的，每年仍有數千人。太宗時，京官名額不過六百四十餘員，至玄宗，京官竟多到一萬七千六百八十餘員。［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盛唐時代官員增加的速度。但玄宗對吏治甚為講求，他下令加強而且嚴格執行官吏的考選辦法；並經常以有才識的京官外放為都督刺史，又以有績效的地方官調京任用，來增加他們的行政經驗和辦事能力。
經濟方面，玄宗也曾加以整頓。開元九年（721），曾以宇文融清查逃亡戶口和籍外田地，查獲巧偽甚多，共得八十餘萬戶，田亦相稱。當時因玄宗勤於邊功，用度甚廣，賴宇文融的開發財源，始得隨時供應，不虞匱乏。此外玄宗早年不信神仙，對儒術頗為愛好。開元初，他採納姚崇的建議，對僧尼大加淘汰，以偽妄勒令還俗的達一萬二千人。並禁止營建寺院，鑄造佛像及寫經等；百官亦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同時他對中國正統文化的維護，也盡了一番力量，他下令搜訪遺書，選吏繕寫；先後命褚無量、元行沖主持這個工作，費時五年。至九年（721），凡上群書四萬八千一百九十六卷。其後又命張說等修《五禮》，七年而成，定名為《開元禮》。由於玄宗君臣的悉心革弊，唐帝國再度進入一個富強康樂的時代。據說當開元盛世，米價便宜到每斗十三個錢，今山東省一帶的青齊等州，斗米只要三錢；社會秩序也異常良好，行旅可以「行萬里不持寸兵」。人口也急遽的增加，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共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見《資治通鑑》卷二一四］較之貞觀時代，幾乎增加了兩倍。
關於制度方面，開元時曾有一項重要變革，那就是廢除府兵而改置「騎」，也就是廢除徵兵制而改採募兵制。唐自太宗以後，因國家承平，大舉徵兵的時候很少，府兵成了一種備而不用的龐大消耗。同時這個制度的本身，也因業務的停滯而生出許多弊病，諸如戰鬥力的衰退，軍器的朽敗以及府兵的逃亡等。因此唐室從開元六年（718）起，即開始有計劃的逐漸廢除府兵。這一年，玄宗下詔把府兵每年校閱一次的辦法，改為六年一次。其後宰相張說以輪番宿衛的府兵不能按時到達，且逃亡過多，無法補充，因此奏請宿衛兵改用募兵。十一年（723），召募了十二萬人，號「長從宿衛」。次年，改名「騎」。自此以後，各兵府的士兵空缺，不再補充，漸漸耗損下去。同時因社會重視科舉，人民也都不願再干府兵。十三年（725），唐室把騎分隸於十二衛，至此騎正式代替了府兵的地位，成了中央軍隊的主體。到天寶時代，兵府漸漸淪落到無兵可交的地步。
唐貼金彩繪武官俑
與廢除府兵同時的另一大措施，是從開元九年（721）起，唐室於沿邊各地陸續設立十大兵鎮。兵鎮的最高長官叫「節度使」（其中一個叫「經略使」），用以率軍屯防邊地，統理外族，保固疆土。這種屯防（即在某地長期駐防）辦法，至遲在唐太宗時即已實行。因為邊防地帶，須要隨時警戒，半農半兵是不行的；同時屯防的官兵又必須嫻於戰事和熟知地理，對外族作戰始有制勝的把握，如此又非久歷戎行的人不能稱職。因此府兵在邊疆地區不十分適用，政府乃用一批專司戰鬥的人，長期戍守於邊防地帶。唐初戍守的軍區，大的叫「軍」，小的叫「守捉」、「城」和「鎮」，而一律由道來統理。每道設大將一人，叫「大總管」，後改名為「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兼有中央特殊派遣名義並持有中央所頒給權威憑證的節者，也就是所謂「帶使持節」的，稱為節度使，但只是一種特殊名義而不是正式官職。到開元，十大兵鎮成立，節度使乃成為正式的官，他們所轄的武力，也較從前的邊將為大。這十大兵鎮設在北邊（包括東北、西北）的共有八個，西邊一個，南邊一個，共統兵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當時府兵制已漸廢弛，十鎮兵員自然大都是召募來的。以十二萬的首都衛戍部隊，與四十八萬多的邊防軍相較，顯然是外重內輕，與府兵制全盛時代的局面，完全相反。這種形勢的造成，終於在三十年後，發生嚴重的惡果。
唐帶刀侍衛，李賢墓壁畫。
（二）天寶的衰象
天寶是玄宗的第三個年號，上承開元，下接肅宗至德，共十四年（742～755）。從外貌看這個時期的唐帝國，仍是極其富強；實則內部的政治，日漸紊亂，危機四伏。終致「安史之亂」爆發，幾乎招致亡國的慘痛。因為開元時代長期的治安，玄宗漸把從前勵精圖治的精神和興趣，轉移到宮廷享樂的生活上去。長期的太平，往往會使一個君主過分自信而忘卻創業的艱難；同時就一個人的精力來說，也必然是後不如前，玄宗的政治由盛而衰，不是突然的轉變，恰如一個少年慢慢地走向衰老一樣。嚴格說來，開元末年的政治，已不如初年。例如玄宗本不信神仙，但後來崇信方士張果，漸好神仙；並尊奉道教，企慕長生，以是朝野爭言符瑞。他本尚節儉，但後來行為漸奢，益務邊功，以楊慎矜、韋堅、王等人聚斂，民不堪苦。他本喜接近正士，因此開元前期名臣輩出，後來乃漸漸接近小人，寵任言利之臣，並親信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等，而奸臣李林甫的執政，尤為政治興衰的關鍵。
李林甫是唐室疏屬，他的進用是由於高力士的引薦，於開元二十二年（734）開始作宰相。他有相當的才能，但性格巧佞陰險，因此其才適足以濟其惡。他善於揣測皇帝的意思，並勾結宦官妃嬪之流，刺探玄宗的動靜，每次奏對，都很稱旨，因此大得玄宗的寵信。他得勢後，凡朝臣中方正有學問的，無不被他陷害，致遭貶斥或誅殺。二十四年（736），他首先排除當時的宰相張九齡，和以能幹氣節著稱的中書侍郎嚴挺之。天寶五載（746），他陷殺宰相李适之。次年，又殺害濟南太守李邕——一位四海仰慕的名士。此外還有不少賢能之士，被他逼得在中央政府無法立足，而致勾結或投奔當時的疆吏。安史亂後，在中央政府不得意的人，往往投奔河北藩鎮，這風氣應該說是從天寶初年開始。
除了排斥正士摧殘人才以外，李林甫的另一過惡，便是以外族蕃人出任方面。初唐以來，唐室雖然用過不少蕃將，但從未委以方面之任。開元時設立的節度使，也都以漢人充任，其中且不乏文官。當時節度使有政績的，並可以入為宰相。林甫為鞏固權位，建議玄宗用寒微的蕃人為大將，因為蕃人勇敢善戰，又以寒微而無黨援，易於駕馭。其實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杜絕上述那種「出將入相」的辦法，因為蕃人不識字，雖任大將，亦不可能入相。玄宗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以後，蕃人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祿山都任節度使而專掌一方。由於蕃人的握有地方軍政大權，漸而養成他們的驕恣和非分的野心，終致發生安祿山的叛亂。
內廷方面，李林甫與玄宗的寵妾武惠妃（武曌侄攸止之女）勾結。惠妃生壽王瑁，為玄宗所鍾愛，因而惠妃頗有奪嫡的企圖；林甫因宦官傳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玄宗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因武惠妃的進讒廢殺太子瑛（趙麗妃所生），林甫力主立壽王為太子。但這次他猜錯了玄宗的意思，玄宗於次年立忠王嶼為太子，更名亨。林甫甚感恐懼，乃陰謀陷害太子，並屢興大獄來威脅他，但太子慎重無過，終於無事。不久林甫又遇到一個有強大背景的政敵楊國忠，他是繼武惠妃寵冠後宮的貴妃楊氏的堂兄，以聚斂受知於玄宗，加以宮闈的奧援，因而官運亨通，漸為林甫的勁敵。楊李相互爭權的結果，是林甫於天寶十一載（752）憂懣而死。天寶政治的敗壞，林甫是要負大責任的。林甫死後楊國忠繼位宰相，此後的幾年，是楊家「炙手可熱勢絕倫」的時代。
唐玄宗李隆基，元任仁發繪。
楊貴妃本是壽王瑁的妃子。開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死，玄宗對她非常悼念，後宮數千，無一當意。後來他看到壽王妃楊氏貌美，乃授意楊氏自請出為女道士，然後暗中將她接進宮來，這大約是開元二十八年（740）的事。楊氏姿質豐艷，性情警穎，通音律，善歌舞，入宮不到一年，便寵遇如惠妃。天寶四載（745），這幕喜劇公開，她被正式冊立為貴妃。她的三個姐姐，都封國夫人，賜第於京師。三夫人也都具才色，同樣受到玄宗的親幸；貴妃的其他堂兄銛、錡等，也都因而尊顯。他們對官府有所請託，官吏看得比「聖旨」還重要，四方的貨賂，都集中在他們的府上。他們競起宅第，以事炫耀。國忠尤其不可一世，對於公卿大臣，一律頤指氣使；中央官吏凡有才行名譽而對他不親附的，都被他外調。玄宗每有巡幸，貴妃總是隨侍，乘馬則高力士親為執轡。宮中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人有七百人，司雕刻鑄造的也有幾百人。南方諸州的刺史，多求良工製造奇服異器，奉獻貴妃，以求恩寵。
楊貴妃上馬圖，南宋末錢選繪。
楊國忠為相後，政治益不可為。李林甫還有相當能力，他尚可使政治慢慢的壞下去，而不致有立時崩潰的危險。在林甫的執政期間，對官吏的遷除，尚按成規辦理，雖然壓抑了不少賢才，但還算得上是一種辦法。對於邊將，也頗能駕馭，安祿山便最怕他，對他奉命惟謹。楊國忠則連這兩點都辦不到，他除了宰相的本職外，併兼任四十幾個職務，政府所有的重要部門，都為他把持。他自然不可能處理所有的公務，因此大都責成胥吏代辦，以致賄賂公行，弊病叢出。同時他用人非常隨便，曾為收人望而濫選官吏。更談不到什麼駕馭之才，安祿山的造反，便大半由他激成。至於他的驕奢淫亂，也是李林甫所望塵莫及的；而當時人對他二人的印象，也以林甫較佳。
就在玄宗君臣的縱情享樂聲中，帝國東北角的范陽（今河北省涿州市）傳來了動地鼙鼓，安祿山的叛亂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爆發。這場叛亂，使這個承平百餘年的大帝國，迅速的轉向分裂與衰落。
（三）安史之亂
安祿山是營州的「雜胡」，也就是西域胡人與突厥人的混合種。他因通曉六種蕃語，曾於開元時在幽州邊境上任翻譯官（當時叫「互市郎」）。其後又在幽州（即范陽）節度使張守珪麾下充任討擊使，曾與奚、契丹作戰失利，被守珪執送京師，因玄宗愛惜他的才具，得以不死。天寶元年（742），玄宗任命他為平盧節度使（治所在今遼寧朝陽市），其後又兼任范陽、河東（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兩節度使，掌握這三大邊鎮的軍政全權。以胡人出任方面，在唐代他是第一人。安祿山為人非常狡黠，他出任方面後，賄賂朝臣，一時聲譽鵲起。他每次入朝，在玄宗面前故作戇直，做出種種可笑舉動，使嚴肅拘禮的宮廷中，平添了不少樂趣；因此他不特為玄宗所鍾愛，甚至據說楊妃與他也有微妙的關係。他看到唐室的腐敗，漸萌異志，因此竭力擴軍，以便待時而起。他招收了多種外族人，充任戰士，並以他們逐漸代替他部下漢人軍官的職位。他終於建立起一個獨立而善戰的軍事集團，這個集團主要以胡人組成，包括突厥、奚、契丹、同羅、室韋等種人。他的陰謀，玄宗一點也沒有覺察，對他仍異常寵信。天寶九載（750），唐封祿山為東平郡王，這是胡人空前未有的殊榮，也是唐代武將封王的第一人。自楊國忠執政，祿山對他甚為輕視，因而有隙，國忠屢次在玄宗面前說祿山要反，玄宗不聽。國忠又提攜哥舒翰，與之抗衡。直到十四載（755）十一月，祿山突然造反，以討楊國忠為名，發兵十五萬，自范陽南下，掀起了一場震撼全國的大叛亂。
祿山起兵後，黃河以北的州縣，望風瓦解。消息傳到京師，楊國忠認為不足為患。當時安西節度使（治所在今新疆庫車縣）封常清入朝，也認為不足憂，並請自往洛陽籌備戰守。封是當時的名將，到洛陽後看形勢不對，便把黃河上的河陽橋（在今河南孟州市）拆斷以為守御。接著唐室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治所在今寧夏靈武市），命他率軍由北邊東征；又拜榮王琨（玄宗庶子）為元帥，以名將高仙芝為副，統兵自京師東出潼關。既而叛軍渡河南下，封常清在虎牢（今河南滎陽市西北）接戰大敗，十二月，洛陽不守。常清又在洛陽附近進戰，也連連失敗，因而率眾西逃。行至陝縣（今河南陝縣），遇見高仙芝的大軍，他建議仙芝急棄陝郡，退保潼關，以防叛軍奔突入關，危及京師。仙芝乃退到潼關，繕修守具，叛軍繼至，因關上有備而無法進入。又因安祿山籌劃稱帝，停留於洛陽不進，給予唐室一個喘息機會。但封高二人，因受監軍宦官邊令誠的陷害，為玄宗下令斬於軍中。
唐大軍退潼關後，黃河以南的州郡大半淪陷，唐又以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率軍進駐潼關備戰。當時潼關守軍號稱二十萬人，但因翰不恤士卒，而致士氣低落。這時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縣西南）太守顏杲卿起兵，暗與弟平原郡（治所在今山東陵縣）太守真卿聯合，河北諸郡，大都聲援他們。次年（至德元載，756）正月，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並遣其將史思明赴河北擊擒顏杲卿，黃河以北的地盤，幾乎全為祿山所有。但接著郭子儀自朔方統軍東征，與其將李光弼連敗史思明軍，河北十餘郡都殺祿山守將降唐。這時安祿山的地盤，不過黃河以南數郡，進退失據，軍心大為動搖。正值緊急關頭，祿山在潼關方面獲得一次大勝利，扭轉了危殆的形勢。
靈寶戰役示意圖。天寶十五年（756）六月，玄宗輕信安軍「無備，可圖」，在兵力尚未集結，準備很不充分的情況下，強令潼關守將哥舒翰向敵攻擊。哥舒翰力爭未果，不得已領兵出關。六月初七，唐軍前鋒進至靈寶西南之西原。靈寶南面靠山，北臨黃河，中有七十里狹長隘路。崔乾祐以大兵伏山後，以散亂兵陣布於唐軍陣前，唐軍見有機可乘，除分兵三萬於黃河北岸擊鼓助攻外，其餘十五萬主力悉數攻擊前進。當行至隘路，安軍伏兵盡出，猛烈攻擊，唐師大敗，僅八千餘人返回潼關。次日，安軍攻陷潼關，長安震動，玄宗倉皇出奔，不久安祿山即占領長安。至此，兩京失守，唐室流亡。
潼關方面，哥舒翰原采堅守戰略，決不出擊；但楊國忠懷疑他別有企圖，因此力請玄宗促他出兵，恢復陝洛。翰不得已於六月率師出關，與叛軍戰於靈寶（今河南靈寶市），大敗被擒，潼關因而失守。京師聞警後，楊國忠首建幸蜀之策。於是玄宗以親征為名，在一個細雨的清晨，離京師西行，隨行的人除了宰相韋見素、楊國忠、貴妃姊妹和少數禁衛軍外，王公妃主及大臣們大都沒來得及跟隨。次日，車駕至馬嵬坡（在今陝西興平縣境），將士飢疲，在憤恨聲中殺掉楊國忠，並逼迫玄宗將貴妃縊死，然後才肯前進。但關中父老，遮道請留太子以取長安，結果玄宗命太子前往朔方軍總部所在地的靈武（今寧夏靈武市），而自行入蜀，這件事頗有些政變的成分存在其中。接著叛軍攻下長安，殺唐室妃主皇孫數百人，大臣也有不少投降祿山，但叛軍過於殘暴，人心不附。祿山部將又沒有遠慮，只知一味縱情於聲色貨利，而不以全力急速西進，因此玄宗與太子都沒有受到追迫。七月，太子到靈武，不久因部下的勸進並獲得玄宗的允許而即皇帝位，是為肅宗。
明皇幸蜀圖，唐李昭道繪（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肅宗即位後不久，以他的兒子廣平王俶為兵馬元帥，統率諸將，以李泌佐之。一面派敦煌王承采與僕固懷恩出使回紇，請兵入援。當時情勢仍甚危殆，河北諸郡，又陷於史思明；而宰相房琯，自請率軍收復兩京，為叛軍大敗於長安附近的陳濤斜，死四萬人。同時唐室財政，也極為困難。至德二載（757）正月，安祿山被他的兒子慶緒刺殺於洛陽，帝位也為慶緒所得。二月，肅宗至鳳翔（今陝西鳳翔縣），準備反攻。繼而唐以郭子儀東進，回紇援兵四千人也於這時到達。九月，唐軍克長安。叛軍乃改變方向，南擊江淮地區。十月，屏障江淮的重鎮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失陷，守將張巡、許遠被害。幸而郭子儀進攻洛陽，才牽制住叛軍，使他們未再南進。同月，唐軍克洛陽，安慶緒北逃至鄴（今河北臨漳縣西），至此兩京都告克復，肅宗與太上皇先後返抵長安。史思明見勢不佳，投降唐室，唐以他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這時河南關中地區的叛軍，已全被肅清；黃河以北則只有安慶緒盤據鄴城及其附近數郡，此外至少在名義上大體歸唐。
至德三載（即乾元元年，758），唐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慶緒困守鄴城，並求救於史思明。這時思明已再度叛變，乃於次年三月率軍南下，大敗唐師於鄴城以南。思明擊敗唐軍後，又把安慶緒殺掉，收其餘眾，派人駐守鄴城而自回范陽。四月，史思明稱燕帝，改元順天，以范陽為燕京。九月，史思明率兵向河南地區進攻，李光弼放棄洛陽，移軍河陽（今河南孟州市），與思明相持年余。上元二年（761），光弼反攻洛陽大敗，河陽等地亦陷，光弼退保聞喜（今山西聞喜縣）。史思明獲捷後，不久為其子朝義刺殺。思明部下，大都為安祿山舊將，對朝義並不信從，而洛陽及其四周數百里的地方，盡成廢墟，空無所有；因而叛軍氣焰，大為低降。寶應元年（762）四月，太上皇與肅宗相繼去世，太子豫（即廣平王俶）立，是為代宗。既而代宗命其子雍王適為兵馬元帥，僕固懷恩副之，會諸道節度使與回紇援兵於陝縣（今河南陝縣），進討史朝義。同年十月，唐克洛陽及河陽城。朝義北逃，僕固懷恩親自領兵追逐，朝義至莫州（今河北任邱縣），守將田承嗣以城降唐；於是北走范陽，守將李懷仙也降。廣德元年（763），朝義想東奔奚契丹，為懷仙的兵所追殺。至此河北悉定，連亘八年的大叛亂，算是告一結束。
唐軍圍鄴之戰經過示意圖。唐至德三載（758），肅宗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合攻安慶緒駐地鄴城。因郭、李均為元勛，故不設統帥，僅以太監魚朝思監督全軍。十月初五，郭子儀自杏園過黃河，進圍衛州，接著，魯炅、季廣琛等節度前來合攻衛州。安慶緒急率七萬大軍南下進援，郭子儀於衛州城北設伏，大敗安慶緒，遂克衛州。安慶緒敗逃鄴城，唐軍隨後北進追擊，此後，唐其他節度亦趕到，遂合圍鄴城。安慶緒以讓位為條件向史思明求救，史自范陽發兵十三萬西進救鄴，十二月底，攻陷魏州，隨即按兵不前。唐軍全力攻鄴，次年二月，仍不能下。史思明見唐軍師老，遂親率主力西向援鄴。兩軍戰於鄴城北，激戰當中，狂風突起，天昏地暗，兩軍大驚，於是唐軍南撤，史軍北撤，各棄輜重無數。唐軍清退至洛陽，以一部扼守河陽橋，以保東都，其餘節度各歸本鎮。圍鄴之戰以失敗告終。
唐代宗戰略反攻示意圖。寶應元年（762）十月，唐代宗以其子雍王李适為兵馬大元帥，命僕固懷恩出陝州東進，李光弼自陳留西進，李抱玉自河陽南下，合攻洛陽史朝義軍，大破之，史朝義北逃，唐軍收復洛陽和河陽城。十一月，唐軍於下博再破史軍，史朝義北逃到莫州，唐軍又進圍莫州，史期義再率軍東逃，到溫泉柵林中自殺，安史之亂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