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十三章 隋帝國的興亡

一、隋的建國規模 （一）文帝的政績 隋自統一後，國勢直線上升，聲威遠播，府庫的充裕為亘古所未有；直到煬帝（文帝子）初年，富強達於極點。其後因煬帝的縱慾，使國家走上亂亡之途，總計隋的盛世，前後不過二十餘年。但在此短暫的時間內，其政治及建設的各項成就，卻極有光輝，後來唐代三百年的統一基礎，也可說是隋替它奠定的。隋的富強，原因甚多，文帝的節儉務實，注意吏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史載文帝平居所食不過一肉，生活的儉素，可以想見。又如平陳之後，朝野都主張封禪，但他不允。自西魏以降，北朝君臣，大體尚知道注意吏治，文帝也承襲了這種習慣，處理政事，異常勤勉。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全國統一，政治步入正軌，人民的生產建設不再遭受戰爭的阻礙和破壞。而魏晉以來的門閥，至此已不再是政治上的特權階級，中央政府可以令行禁止，行政效率自然大為提高。這些都可以說是統一的賜與。 文帝的政績，可稱述者甚多。例如他聽從蘇威（蘇綽子）的建議，減輕賦役；於開皇元年（581）及三年（583）兩度改定刑法，廢除若干前代的酷刑；又於三年解除鹽酒專賣之禁，以利民生；這些都是政治上的進步之處。此外文帝還有兩項重大措施：一是整理戶口，一是設倉貯糧；均與當時的國計民生，有著密切的關係。整理戶口也是開皇三年實施的，主要的實施地區為關東地區。當時關東地區的百姓，習於北齊時代的腐敗政風，丁壯之避役游惰者占十之六七，其他地區的人丁，也有詐老詐小，以規免租賦的。因此文帝下令舉行戶口普查，大索逃戶；並鼓勵檢舉，凡調查不實者，辦事人員須受嚴重處分。結果查獲沒有戶籍的百姓達一百六十四萬餘口，其中丁壯占四十四萬三千人。這對政府的稅收，自然大有增益。 隋文帝楊堅，唐閻立本繪。 文帝時所設的倉，可分兩種，即官倉和義倉。官倉的糧儲，用以供養軍公人員。隋時，關中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以及重兵的屯駐區，食糧的消耗極大，因而需要關東的接濟。設置官倉的目的，即是在增加關東漕運的效率；也就是把原來關東各州對京師個別直接的輸糧辦法，改為集中和分段運輸的辦法。開皇三年，文帝下詔命黃河及其若干支流如洛、汴、伊等水沿岸的關東十三州，設置專服運米任務的「運米丁」。並在黃河沿岸設置米倉，如衛州（今河南淇縣）設黎陽倉，洛州（今河南洛陽市）設河陽倉，陝州（今河南陝縣）設常平倉，華州（今陝西華陰縣）設廣通倉等，先把關東各州的食糧集中在這些倉里，然後利用黃河及廣通渠運到京師。因此時間及人力物力，都節省不少。其後至煬帝大業二年（606），又在鞏縣（今河南鞏義市）東南設洛口倉，洛陽以北七里設回洛倉。洛口倉城周圍二十餘里，共穿三千窖；回洛倉城周圍十里，有三百窖；每窖可容食糧八千石，總計僅兩倉的容量即達二千六百餘萬石。至於規模較小的倉，更不知凡幾。據唐人的估計，文帝末年諸倉所存的食糧，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這樣富裕的政府，真是史所罕見。 義倉又稱社倉，設置於鄉間，其儲糧由人民捐納，以備饑荒時賑濟災民。文帝於開皇五年（585）採納工部尚書長孫平的建議，設置義倉。命諸州的百姓軍人，到農作物收穫時，以貧富為比例，捐出若干粟或麥，最高限度為一石。捐出的糧食，存入當地的社倉里，由「社司」專管賬目和儲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發生饑饉之時，便以某地社倉中的儲糧賑濟饑民。其後因社倉發生浪費現象，文帝曾命若干邊州將社倉食糧交納本州，或將社倉移設在縣裡，以便集中管理。至十六年（596），並規定民戶捐糧於社倉的標準：「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義倉之設，對人民的生活來說，自是一項有力的保障。 據史書說，煬帝大業五年（609）是隋帝國富強的頂點。但隋的富強基礎，全由文帝一代所奠定，煬帝不過是坐享其成。文帝初年，民戶不滿四百萬，平陳之後也只有四百六十萬，但此時人口竟達八百九十餘萬戶，四千六百餘萬口。文帝開皇九年（589），全國田地共有一千九百四十餘萬頃，也大致在此時增至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餘頃。這時隋帝國的版圖，共有一百九十個郡，一千二百個縣，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代人口田地及郡縣數目，見《隋書》卷二十九《地理志上》，《文獻通考》卷二，《資治通鑑》卷一八一］但自此以後，隋就開始走上衰運。 隋的所以迅速亂亡，與文帝也頗有關係，他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學識過差，行事有許多不達大體之處。例如開皇初年，遇有水旱凶飢，文帝常以官倉的儲糧放賑。但後來他日漸吝嗇，開皇十四年（594），關中大旱，人民飢困，當時倉儲充溢，竟不許賑。他對政治，本無多大理想，而又輕視教育，因此當時的政治精神，仍是徹底的功利主義，並無宏遠的建國規模。加以他資性刻薄，猜忌臣下，以致奸佞用事，終於被奸臣劣子所愚弄，變易儲位，覆其宗社。他生前所辛勤聚集的財富，結果只是供給他的繼承者恣意揮霍；其所揮霍不完的剩餘財富，最後也變成隋末若干起兵者擴充實力的資本。 （二）政府的組織 隋雖然繼承北周的政權，但在文物制度方面，卻主要承襲北齊和梁陳，僅有一小部分采自北周。南朝文物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北齊文物則是北魏文物的一脈相傳。北魏文物是指孝文帝漢化後所創製的文物，其淵源一部分來自前期南朝，一部分來自「五胡亂華」時代河西區域（即諸涼國）所保存的漢族舊有文化。至於西魏北周的一支文物，實際上仍是鮮卑人的習俗和制度，不過緣飾以漢族制度的名目；本是取給一時的措施，並沒有長久存在的價值。因此北周在滅北齊以後不久，便已採用北齊的制度。隋文帝即位後，最初也是採取北齊的制度，其後因不敷應用，又兼采後期南朝（梁陳）的文物。舉凡隋的禮儀、職官、刑律、財政的各項制度，其來源大率如此，只有兵制是大體承襲北周的。［參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敘論」］ 中央官制，隋承襲了北齊的三省制。三省指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同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這種制度本是自秦漢下至魏晉經長期演變而成的，南朝是其直接承襲者；北朝則自魏孝文漢化以後開始採用，直傳到北齊；隋代周后，便直接採用北齊的這種制度。尚書自東漢靈帝時成為獨立機關，稱尚書台或中台，掌握政治實權，但名義上仍屬少府。至魏，尚書台脫離少府，漸變為最高行政機關；尚書令便是宰相，其下的僕射便是副相。其後尚書台一直是政治的中樞，南朝至梁時開始稱省，北朝則從北齊開始。尚書於魏時既成為國家行政機關，但皇帝不能沒有私人秘書，於是產生了中書。 東漢時並無中書，到曹操秉政，專以尚書令參決國家大計，而另設秘書令起草詔令。到魏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用以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自此中書與尚書並置，而稱中書省。魏時的中書之於尚書，頗像東漢的尚書之於三公，前者漸次奪取後者的職權，而成為政治中樞。至西晉時，政治中心由尚書移至中書，中書省長官中書監和中書令成為實際的宰相和副相，決定政令，尚書不過是聽命受事而已。東晉時，中書省又成為國家的行政機關而非皇帝的私人秘書，因而又有門下省的成立。門下省的長官為侍中，侍中一職，始建於秦代，本是皇帝侍從之臣，但以其職司顧問應對，又有參與國家機密的機會，因此漢魏以降，地位漸重。門下省成立後，侍中權任益隆。到南北朝，侍中又成為掌握實權的宰相，中書不過秉承侍中意旨，起草詔令。但尚書令及中書監令雖無實權，名義上仍是宰相之職。 隋建國後，對三省的內部組織曾加以整理，但三省的職權及其相互關係，尚沒有明白厘定。尚書省的最高長官為尚書令，正二品；其下有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再下有六曹（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每曹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若干人，正四品。門下省最高長官為納言（依北周制），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散騎常侍（從三品）、黃門侍郎（正四品）、諫議大夫（從四品）、散騎侍郎（正五品）等官。中書省隋時改稱內史省，最高長官為內史令，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內史侍郎四人，正四品；再下有內史舍人（正六品）、通事舍人（從六品）等多名。煬帝時，職官的名稱及員額頗多更改，茲不備載。官品創始於曹魏，用以區別政府官吏階級的高下，共分九品，其法采自九品中正制。至北魏時，每品又分正從，凡十八品。同品則正高於從，不同品則從高於其次品之正。隋初，每品又分上下階，煬帝時廢除。 隋代掌握實權的官，官品並不最高，三省長官階級最高的尚書令，不過正二品。品位最高的官，則用以優禮元老重臣，並無實權。如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位皆正一品，但皆虛銜而不掌實政，其制則沿襲自漢。三省以外的重要機關又有九寺、諸監及御史台等。九寺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每寺置卿（正三品）及少卿（正四品）各一人，其職掌類似漢的九卿。諸監有將作、少府、都水及國子等監，分掌營建、內府器物、水利及學校等事務。九寺諸監為六部的下級機關，均秉承六部的政令，加以執行。御史台為專門諫諍機關，長官為御史大夫，從三品，掌糾察彈劾。其屬官有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各若干人。至於專掌皇帝各種供奉和典辭翰備顧問的機關，則有殿內（煬帝時設）及秘書二省。 地方政區，自東漢末年州郡演變為地方最高行政區域後，原來的郡縣二級制，遂成為州郡縣三級制。其後直至南北朝時代，皆為三級制。魏晉以來，國內分裂，胡漢政權的版圖，均遠較統一時代為小，但為維持體面，州郡數目仍力求其多，因此州郡範圍，愈分愈小。此外東晉南朝又有僑州僑郡的設置，即是某州或某郡的實有領土業已喪失，但政府仍保留其政區名稱，並設置官吏，而借其他州郡的地方辦公。這辦法最初不外用以綏懷當時南渡的流民，但日子一久，寄寓者漸成土著，而州郡僑實相錯，發生許多統屬上的問題。這種陋習，一直沿習到陳。增設州郡的結果，南朝末期的州，其範圍尚不及漢代的郡。北朝的州郡數目，雖也越來越多，但不像南朝那樣錯綜複雜。 隋文帝代周后，鑒於州郡數目過多，於開皇三年（583）罷全國諸郡，以州統縣，成為州縣二級制。平陳後，又罷南方諸都，南北遂趨一致。文帝又采北周之制，於重要的州設總管府，以刺史兼總管，統督其鄰近數州，所以實際上仍是三級制。文帝時前後置總管府五十二個，平陳後經常不廢的約有三十個。煬帝大業元年（605），廢總管府。三年（607），改州稱郡，改刺史為太守。但仍置十四刺史，專司巡察各地吏治，不理民事。文帝初分州縣為九等（上上至下下），後改為四等（上、中、中下、下）；煬帝時則分郡縣為上、中、下三等。 （三）田賦與兵刑 隋的田賦制度，大體采北魏的授田制。授田制又稱均田制，即由政府將定數的田授予人民耕種，而課以租賦。這種制度本是儒家的傳統經濟理想，孟子所說的「井田」便是一種理想的均田制。漢儒董仲舒曾力主均田，王莽曾加以實施而失敗，直至北魏孝文帝以胡人行之，始告成功。孝文於太和九年（南齊永明三年，485）開始行均田之法，當時北方經大亂之後，地曠人稀，田籍戶口容易調查，遂能順利成功。當時規定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種植五穀）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身死還田於政府；另給桑田（植桑及果樹）每丁二十畝，不必歸還。北齊、北周和隋均大體承北魏之制，僅若干小節略有出入。隋時規定男丁年十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身死還田；外給桑田每丁二十畝，不須歸還。 至於租賦的徵收，自曹操時于田租外加收絹綿後，歷代因之。兩晉、南朝均于田租之外，增收絹綿之類，以戶為單位，稱為「戶調」。北魏租調，每戶年征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及粟二十石；另征帛一匹二丈，入於州庫。孝文時，復增課粟帛。北齊、北周雖承魏制，但征課數額頗有損益。至隋，規定每丁夫婦，每年向政府輸納田租粟三石；產絲之區戶調絹一匹（四丈，後改為二丈）加綿三兩；產麻之區則調布一端（五丈）加麻三斤。單丁及仆隸各半，未受地者不課。並規定民年二十一為成丁，每年須服力役二十日。 隋代兵制，大體依據西魏宇文泰所創的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種區域徵兵制，只有政府指定的府兵區中的百姓，才有服兵役的義務。辦法是以財產多寡為標準，把指定地區中的胡族百姓（至少都是胡姓），分為九等，在九等中的前六等（上上至中下）人家而家中有三丁的，選其最強健的一人，免其租調，充當府兵，衣食則須自備。這樣組成一百府，每府由一郎將統領。這一百府分屬於二十四軍，每軍的領袖為開府，二開府由一大將軍統領，二大將軍由一柱國大將軍（以下簡稱「柱國」）統領；因此有十二大將軍、六柱國。其實西魏時有八柱國，僅六柱國領軍，六柱國表面是比附周官六軍的制度，實際卻是由鮮卑八部制度演變而來。府兵是一種特殊組織，有獨立的統率系統，其分子自有兵籍而不屬民戶。他們每月值班十五日，司警衛巡邏，其餘十五日則練武習戰。至於武器，每個府兵只須自辦弓、刀各一具，其他如甲、槊、戈、弩等皆由公家供給。總之，府兵是一個專司戰鬥的團體，在當時是與農民分離的。 宇文泰時的府兵，尚有濃厚的部落思想，自認為直接隸屬於他們的軍事領袖（柱國）而非君主。同時府兵的數目也甚少，其總額尚不到五萬人。到周武帝，對府兵製作了兩種改革：一是湔洗鮮卑人的部落思想。他把府兵軍士改名為「侍官」，意思是「侍衛天子」，使府兵在觀念上發生直屬於皇帝的感覺。二是擴充府兵的名額，他把國內的若干漢人征為府兵，把他們的民籍改為兵籍。一方面把府兵擴大化，一方面把府兵平民化，自此周境內的漢人有一半做了府兵。武帝便憑了這個受過嚴格訓練的龐大戰鬥組織，東滅北齊，南覆陳師。隋文帝輔周政時，也同樣憑了它迅速的討平反對勢力。 隋文帝代周后，把府兵製作進一步的變革，由徵調擴大化進而為兵農合一化。開皇十年（590），文帝下詔命軍人的戶籍，屬於州縣；受田辦法，也與百姓相同，於是兵民合一。但這仍是局部的，只有兵府區中才實行這個辦法，不設府的地方，根本沒有正規的兵。至於府兵的組織，大體也是承襲周制，只是名目上略有改變。全國的府兵，分統於十二衛，即翊衛、驍騎衛、武衛、屯衛、御衛、候衛，每衛又分左右。每衛置將軍一人，以統諸府之兵，每府的正副首長為郎將和副郎將。至於戰時的指揮系統，最高的是行軍元帥，如元帥有數人，則由其中的一人為節度，乃最高統帥。元帥以下為行軍總管，每個行軍總管是一個獨立戰鬥單位。以平陳之役為例，當時隋軍凡出動五十一萬八千人，共有九十個行軍總管，三個行軍元帥，晉王廣則以行軍元帥為全軍節度。從北周到唐朝中葉，武力重心一直在關中地區，唐中葉以前多次對內或對外戰爭的成敗，都與這種形勢有關。 隋代刑律承自北魏、北齊，北魏刑律則主要採用南朝所承襲的西晉舊律。東漢以後，曹魏用法甚嚴。至晉武帝平吳後，命賈充、杜預等定律令，輕平簡易，頗具儒家精神，而為南朝所承用。北魏道武、太武二帝之世，曾先後命崔宏崔浩父子及高允等定律令。崔氏通漢律，高允亦當時通儒，因此他們參酌《晉律》而製成的刑律，甚為精當，但其中也頗注入胡族刑法的殘酷精神。孝文帝時，又命高允及河西士族李沖等改定刑律，使從輕典，而《魏律》益稱宏備。北齊承《魏律》而又加演進，至隋再加整頓。但《隋律》仍嫌過嚴，不足為法，例如文帝時曾訂有「盜一錢以上棄市」的律條，其嚴酷可知。 開皇元年（581），隋文帝以高熲、李德林、裴政等共定律令，並置「十惡」之條。十惡多采北齊之制，而加以損益，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惡罪處分極重，例如謀大逆、謀反叛罪的懲處是「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三年（583），文帝以舊律過嚴，命蘇威、牛弘更定新律。凡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僅五百條，共十二卷，煬帝即位後，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命牛弘制新律。至末年，復尚苛法。 隋時刑罰可分四類，即徒刑、身體刑、流刑、死刑。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五種。身體刑分二種：一曰杖刑，分五等，自五十至一百；二曰笞刑，分五等，自十至五十。流刑分三種，即一千里（居作二）、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三流俱加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其上一等加三十。死刑則分絞斬二種。此外又有減刑辦法，分議貴（官吏的減刑）和贖罪（以銅贖刑）二種。文帝時曾廢除前代酷刑如梟首、轘身及鞭刑等，但隋律猶稱嚴厲。煬帝初雖改從輕典，但末年刑罰益酷，不但恢復梟首、轘裂之刑，對反叛者更誅及九族，甚至命朝臣啖叛者之肉，結果只有加速其政權的崩潰。 （四）運河的開鑿 隋代所開的運河，共有五條，即廣通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永濟渠。廣通渠是文帝時開鑿的，其他四條都於煬帝時完成。其實這些運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業已乾枯的舊溝，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開鑿的。總之，隋的開河，只是將若干自然河或舊溝連成一氣，以延伸水上的交通線。這與秦代的修築長城，情形有些相似。 隋京杭大運河示意圖 文帝開河的目的，是在便利關東諸州食糧向關內的輸送。當時關中地區的農產物雖甚豐饒，但尚不能充分供應政府軍公人員俸食之用，平時即須自關東地區輸入食糧，如遇天災，皇帝尚須移居關東。如開皇十四年（594），關中大旱，文帝便曾率戶口就食於洛陽，次年始返。當時關東地區與關中地區的交通，甚不方便。陸路要經過潼關以東和以西的山地區，水路雖有渭水經京師以北東入黃河，但水力大小無常，同時由於泥沙淤積，水又甚淺，不能負擔大型的船隻。因此文帝於開皇四年（584）命宇文愷督率水工，在渭水以南開一條渠，引渭水入渠內，從首都大興（今陝西西安市）東流至潼關而入黃河，全長三百餘里，與渭水南北平行，成為渭水的支流，名廣通渠。它大體循著漢代所開的漕渠故道，而非完全以人力鑿成。自廣通渠完成後，關中的交通大為改進，大興城的重要性益見增加，直到唐代，還利賴這條運河。 煬帝時所開的運河，大部分動機是為了遊樂，並且還遺留下些悲慘的開河故事；但至少在無意之中，使後世得到不少便利。煬帝於大業元年（605）開通濟渠，從洛陽的西苑引谷洛二水繞洛陽城南，東到洛口（今河南鞏義市北）入黃河；然後沿黃河東到坂渚（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東），從那裡引黃河經滎澤（今河南鄭縣西北）以北入汴水；再從濬儀（今河南開封縣）之東，引汴水經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和彭城郡南境（今安徽宿縣一帶），至盱眙（今江蘇盱眙縣）入淮水（舊說引汴水入泗水，然後入淮）。這段工程，前後徵用河南、淮北諸郡民夫達百餘萬。 同年，煬帝又徵發淮南百姓十餘萬，把舊日溝通江淮的邗溝加以疏浚。此溝原為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自秦漢至南北朝，一向為江淮要道。文帝時曾加工疏治，名山陽瀆。煬帝時再加修浚，其水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市）南流，經江都（今江蘇江都市）附近入長江。這樣一來，把谷洛水、黃河、汴水、淮水、邗溝、長江連成一線，對南北交通的增進，自不待言。煬帝時所開的幾條運河，以通濟渠和邗溝兩段最費工力，這兩條河的標準寬度是四十步，沿河築有御道，並栽種柳樹，其壯美可以想見。 大業四年（608），煬帝又徵發黃河以北諸郡男女百餘萬人開永濟渠，其工程純然是幾條自然河的連貫疏浚。一面疏浚沁水下流，使與黃河暢通（沁水發源於今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谷，於今河南武陟縣以東入河，但因沙多水淺，必須加以修治）；一面引沁水上流東北向，經獲嘉（今河南獲嘉縣）、新鄉（今河南新鄉市）以北入衛水。再將衛水加以疏浚，北流經清河（今河北清河縣北）、長河（今山東陵縣）、東光（今河北東光縣）、長蘆（今河北滄縣）等地至今天津一帶的沽河，然後沿沽河至涿郡（今北京）。總之，永濟渠是把黃河、沁水、衛水和沽河連成一線。煬帝開這條河的目的，是以它作為遠征高麗的運輸線。其後煬帝征高麗凡出動軍隊及民夫達三百萬人以上，他們的糧械被服，大都由永濟渠輸送；當時的涿郡，便是東征大軍的集中地。 大業六年（610），隋又開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市），共長八百里，其大部分仍是沿著古時的渠道加以疏鑿。這條河的寬度達十餘丈，以便通行龍舟，沿河並設立驛宮及糧秣站，這些都是為煬帝東巡會稽而準備的。隋代五條運河開鑿成功後，使帝國內部南北東西的交通都大為增進，南方人可以從餘杭乘船北行直達涿郡，西行直達洛陽和大興。而運河所貫穿的地帶，又皆是經濟文化發達之區。南北朝以來南北橫斷的地形，至此打破，它們對統一基礎的奠定，無疑有幫助。隋以後，它們更成為唐帝國的經濟命脈。 二、隋的對外關係 （一）突厥 突厥鍛奴圖，古紙牌水彩畫。圖中兩個鍛奴正在打制鐵器。突厥人入居金山（今阿爾泰山）時，曾臣服於柔然，充當鍛奴，由於掌握鐵器的鍛煉技術，突厥人因此而迅速強大。 突厥是隋帝國的北鄰，也是隋的所有鄰國中幅員最大、勢力最強的一個。中國舊史說它是匈奴的一支，確否雖不可考，但兩者的習俗，則頗有相似的地方。東晉末年，突厥只是一個處於北涼匈奴、沮渠氏勢力範圍（今甘肅張掖市一帶）之內的小部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魏滅北涼，突厥首領阿史那率部族五百家投奔當時的大國柔然，定居於金山（今阿爾泰山）下。據說「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見《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就突厥的文化水準看來，它還不能算是野蠻民族，因為突厥人至少已使用一種類似文字的符號；在政治組織方面，他們共有二十八等的官階；同時他們擅長鐵工，他們最初便以這種技術為柔然服役。 突厥第二汗國創立者骨咄祿可汗紀功碑《翁金碑》拓片，蒙古翁金河流域闊順鄂爾渾之南發現。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鐵勒欲攻柔然，為突厥酋長土門（即伊利可汗）所邀擊，鐵勒降者五萬人，突厥實力大增。此後五年，突厥脫離柔然而獨立。至梁敬帝紹泰元年（555），突厥木桿可汗攻滅柔然，並擊敗和併吞了若干鄰國。它的領土，西到裏海以東的烏滸河（Oxus）上，東到遼海（當指今渤海北部），北至今貝加爾湖，南至今內蒙古沙漠。當突厥開始強大，與中國也發生往來，那時正值魏分東西，內戰不已，給予突厥一個有利的南進機會。其後齊周二國成立，雙方都不惜出極大代價來爭取這個強大外援。突厥曾於周武帝初助周攻齊，但其後即依違於兩者之間，坐收漁利。到周滅齊，突厥竟立齊宗室范陽王紹義為帝，與周抗衡。周武帝欲親伐之，因病死而未果。其後周又修築長城，以資防守。突厥見周不可侮，乃與周親善，周以宗女千金公主嫁給當時的突厥可汗沙缽略（木桿可汗兄子），突厥則把高紹義送回，從此突厥對中國失去控制力量。 隋文帝時，開始採用一種離間政策對付突厥，用以促成其內部的分裂和不安。這個政策的主持人是鮮卑人長孫晟，他曾於周宣帝時，護送千金公主赴突厥，與突厥可汗諸子弟及貴人往還甚密，因而熟悉突厥的內部情形。當時突厥帝國的政治，尚沒有達到中央集權的地步，只是分邦自治。其最高領袖可汗（大可汗）之下，尚有若干可汗（小可汗），他們各統有一定的地盤和武力，只是名義上服從大可汗，實際上是獨立的。大可汗沙缽略以外，尚有三個重要勢力：一是西面可汗達頭，為沙缽略從父，自其父室點密起，即為西面可汗，與大可汗分庭抗禮，在諸小可汗中勢力最強。一是阿波可汗，為木桿可汗之子，據突厥西北部。一是處羅侯，為沙缽略之弟，據突厥東部。三人均與沙缽略不協，因此長孫晟於開皇元年（581）上書文帝，獻離間突厥之策。 文帝採納長孫晟的建議，首先拉攏達頭，派太僕元暉賜他「狼頭纛」，那是一種突厥大可汗才可使用的旗幟。其後又於某次宴會中，故意把達頭使者的席次，排在沙缽略使者之上。自此沙缽略與達頭髮生嫌隙。繼而長孫晟又設計離間阿波與沙缽略的情感，結果阿波於開皇三年（583）西奔達頭，達頭以兵助阿波攻沙缽略，自此突厥正式分裂為東西二國。西突厥的地盤主要為今伊犁河流域及其附近之地，東至都斤山（今蒙古杭愛山的一部），西至雷翥海（今鹹海或裏海），南至疏勒（今新疆疏勒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一帶，北至瀚海（今蒙古沙漠西北部），並役屬西域諸國。東突厥則掩有都斤山以東之地，雙方不時發生戰爭。 突厥內亂既起，隋乃乘機進攻東突厥。東突厥兩面受敵，屢次失利，遂於開皇五年（585）向隋屈服，願為藩附；並遣子入朝，歲時貢獻不絕。七年（587），沙缽略死，處羅侯繼其位，擊擒阿波。八年（588），處羅侯死，傳位於沙缽略之子，是為都藍可汗。長孫晟又設計離間都藍可汗與其弟突利可汗，十七年（597），隋以宗女安義公主下嫁突利，都藍怒與隋絕。既而長孫晟又勸突利率眾南下，監視都藍，為隋作耳目。十九年（599），都藍與達頭合兵攻突利，突利軍敗，隻身隨長孫晟入朝。隋封突利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在黃河南岸勝、夏二州（今內蒙古東南部）之間，劃出四五百里的地方，作其部落的畜牧地。此時安義公主已死，隋又妻以宗女義成公主。同年，都藍為部下所殺，隋遣啟民部下分道招慰都藍部眾，降者甚多。接著隋室對東西突厥同時作大規模的進攻，混戰四五年，把東突厥逐出內蒙古沙漠；西突厥也發生內亂，達頭出奔吐谷渾。仁壽三年（603），長孫晟遷啟民可汗於塞外，接收達頭的殘部，正式成為突厥的大可汗。啟民的地位，由隋一手造成，自然對隋惟命是從。 煬帝大業五年（609），啟民可汗死，其子繼立，是為始畢可汗，對隋仍表忠順。後來隋用朝臣裴矩之策，以宗女嫁始畢之弟叱吉設，叱吉設不敢受；始畢怨隋，又恨裴矩擅殺其臣下，乃於十一年（615）開始叛亂。其年八月，始畢率騎十餘萬，乘煬帝北巡，圍煬帝於雁門（今山西代縣）。當時情勢危殆，幸義成公主（那時她已順從胡俗，改嫁始畢）遣使詐稱北邊有警，促始畢回師。九月，雁門之圍始解。其時隋內部亂象畢呈，兩三年後，便告覆滅。 西突厥則自達頭奔吐谷渾後，又分為兩個勢力：一是最高可汗泥橛處羅，居伊犁河流域；一是射匱可汗（達頭之孫，處羅之叔），據西突厥西部。隋室以婚姻為誘餌，勸射匱背叛處羅。大業七年（611），射匱擊敗處羅，處羅率數千人奔隋，煬帝賜號為曷薩那可汗，射匱遂取得西突厥的領袖地位。到隋滅亡，東西突厥均趨於極盛，在隋末唐初的十餘年中，它們變成東亞大部民族的主人。 （二）西域與吐谷渾 前面已說過，北周對西域雖維持著交通，但並未積極經營。隋代周后，文帝也沒有經略西域的意思，當時中國對西域內部的情形，相當隔閡，僅知那裡有二十個左右的國家。至煬帝時，西域諸國胡人，有不少到張掖（今甘肅張掖市）作生意的。煬帝命裴矩加以管理，矩便引誘他們說出西域各國的山川風俗以及其國人的儀形服飾，根據這些資料，寫成《西域圖記》三卷，所記凡四十四國。並另制西域地圖，將西域各國的要害，盡行畫出，圖中所包括的地區，有二萬里之廣。書中說，從敦煌出發，共有三條通路貫穿西域，直達西域西界的「西海」（今地中海或裏海）。裴矩的書，引起了煬帝的興趣，於是派矩利誘西域人入朝。從此西域人來隋京朝謁觀光的，絡繹不絕；所經過的郡縣，迎來送往，靡費極大，竟至於民不聊生。 大業五年（609），煬帝西巡燕支山（在今甘肅武威市），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王麴伯雅、伊吾（今新疆哈密市）王吐屯設和西域二十七國的使者，都迎謁道左，伊吾王並獻西域數千里之地。煬帝也派遣使者韋節、杜行滿宣慰西域，在各國取得瑪瑙杯、佛經、舞女、獅子皮、火鼠毛等物而還。次年春天，煬帝於洛陽盛陳百戲，招待來京的西域諸國酋長和使節。劇場周圍五千步，僅奏樂的便有一萬八千人，演戲的時間，長達一月之久，其後年年如此。西域普通人來隋的，有時也可得到免費酒食的招待。這些都是煬帝為誇示富強而做的。 西域人侍馬圖，佚名繪，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西域文化在隋時仍照舊輸入中國，西域人除擅長音樂歌舞外，並有他們獨特的工藝技術，他們的這種奇技，對中國中古時代工藝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隋代的三大技術家宇文愷、閻毗、何稠都含有西域人的血統，隋代許多宏麗精妙的製作，都是他們以西域的奇技來附合中國的規製造成的。宇文愷曾於文帝時築大興城，開廣通渠，修仁壽宮；又於煬帝時築洛陽城，窮極壯麗。煬帝北巡塞外，命他做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數百人，下施輪軸，可以推移。閻毗曾主持開鑿永濟渠，何稠則曾設計煬帝及皇后的車輿儀仗及百官儀服。煬帝伐高麗時，命稠造遼水橋，二日而成，又造「六合城」，周圍八里，高十仞，可以牽引而行。至於西域人在隋作大官的，也頗不乏人，例如隋末群雄之一的王世充便是西域人，他於煬帝時曾作過江都通守等大官。 灰陶武士俑，陝西省北部唐墓出土，似為唐代吐谷渾人形象。 吐谷渾於北魏末年，日漸強大，其酋長夷呂，自稱可汗，定都於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北周時，其可汗夸呂，屢次寇掠邊境。隋時，吐谷渾已沾染深度的漢化，其政府官員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等稱號，器械衣服，也與中國略同。文帝初年，曾派兵擊敗之，夸呂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均率部落投降，文帝以其中的高寧王移茲裒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眾。但夸呂仍寇掠不絕，直至平陳以後，始不敢寇邊。不久，夸呂死，子伏立，向隋室上表稱藩，隋妻以宗女光化公主。但伏接著死於內亂中，部下共立其弟伏允為可汗，隋依其俗，仍以光化公主妻之。自此伏允年年朝貢，暗中訪察中國內部的情形，文帝對之甚為厭惡，但始終未採取行動。 煬帝時，派裴矩勸說鐵勒部落擊吐谷渾，鐵勒果出兵攻之，隋又伏兵掩襲，結果伏允兵敗，南竄入山谷中。隋軍獲得吐谷渾降人十餘萬口，六畜三十餘萬，並把吐谷渾的地盤接收過來。這塊地盤東西約四千里，南北約二千里，隋於其地增設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前二郡大致轄有今青海湖以西和以南地區，後二郡則轄有今新疆的東南部。並發全國輕罪犯人，徙居其地。大業五年（609），煬帝西巡燕支山，本想對吐谷渾作再度的討伐，但因中伏允之計，未能成功。煬帝又命劉權鎮守河源郡積石鎮（今青海省興海縣西），大開屯田，防禦吐谷渾，以保障通往西域的道路。 伏允敗走後，率數千騎作客於今青海湖東南的羌族部落党項。當吐谷渾尚對隋稱藩時，伏允曾遣其子順入朝，為煬帝所留；至此隋室送順返吐谷渾，統其餘眾，但因其內部不協，未能成功。到煬帝末年，中國大亂，伏允乘機恢復失地，並且重新開始他的寇邊生活。 （三）海外及南方諸國 這裡所說的海外和南方諸國，包括倭、流求、赤土、林邑四國。 倭奴國（以下簡稱「倭國」）自東漢對中國三度通使，至三國時，魏因控制朝鮮半島之便，依舊與諸倭往來。魏時，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魏封之為「親魏倭王」，並派官吏前往其國答聘。中國的文字和古書（《論語》等），也於漢魏之交由百濟傳入倭國。其後因中國內亂，雙方隔絕甚久，但倭曾與南朝的宋有往來，並受過宋的冊封。至南北朝末葉（6世紀中葉），佛教也經百濟傳入倭國；但同時中國的北方，周武帝正有滅佛之舉。隋時，今日本諸島列國並立，大都附庸於倭，新羅、百濟，也奉之為上國。開皇二十年（600），倭女王阿每多利思北孤（即「推古天皇」）遣使來朝，據倭使說，其國「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又說：「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雲『委我弟』。」文帝認為「太無義理，訓令改之」。［見《隋書》卷八十一《倭國傳》］煬帝時，倭女王聞煬帝重興佛法，於大業三年（607）再遣使者小野妹子（華名蘇因高）朝隋，並以沙門數十人隨行來學佛法。倭王在國書中有這樣的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對這種稱呼甚不高興，但他為經營海外的濃厚興趣所驅使，仍於次年派裴世清出使倭國。倭王甚表歡迎，並遣使隨世清入朝，從此開始中倭通交的新頁。倭國對中國文化不特作更大量而且開始作直接的吸收，自此以後，倭國不再完全依賴朝鮮半島作輸入中國文化的橋樑，而可以遣人向中國直接學習。 再說流求。據近世學者的考證，隋代的流求，就是現在的台灣；也有人反對這個說法，認為是現在的琉球群島。根據中國舊史有關隋代流求國的記載，從它的位置、風土、氣候和隋室對流求的進兵路線看來，隋代流求即現在台灣的說法，是大體可以成立的。在隋以前，流求與中國從沒有交通。煬帝時，海師何蠻曾隱約瞭望到這片土地。大業三年（607），煬帝命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告訴他這件事，於是相偕前往。二人到流求後，因語言不通，便掠了一個流求人回來。據說當時的流求，盛產木材，種類與中國江南地帶所產的相同；風土氣候，則與嶺南相似。次年，又命朱寬前往撫慰，流求不從。六年（610），煬帝派陳稜、張鎮周從義安（今廣東潮州市）率兵渡海進攻，費時月余始達流求；其王歡斯渴剌兜派兵迎戰失敗，隋兵攻入流求都城，殺渴剌兜，俘其人民數千而回。經過這一次突然降臨的浩劫後，流求在中國史書里，淹沒了一個長久時期，直到南宋，才又出現。當朱寬二度赴流求時，曾攜回一種流求布甲，據當時來朝的倭國使者說，這種布甲是「夷邪久國」人所用之物。由此可知，隋時倭國和流求之間，當已有直接或間接的交通。 林邑自經宋文帝討伐，國勢頓衰。梁陳之時，與中國信使往來，頗少入寇。隋文帝平陳後，林邑曾遣使朝貢，但不久又告斷絕。文帝末年，聽說林邑出產奇寶，因而命劉方率師經略林邑，既而文帝去世，軍事乃告停頓。煬帝即位後，仍命劉督師前往。大業元年（605），隋軍從海口登陸，林邑王范梵志派兵堵險，隋軍敗之；遂渡闍黎江（當在今越南順化附近），並設計擊破林邑的象陣，攻入其都城，梵志逃入海中。其後隋軍回師，劉方死於道中，士兵也以患腳腫病死去一半。梵志遣使謝罪，煬帝許其自新，從此朝貢不絕。林邑初定時，隋室以其地設三郡，即比景（今越南順化一帶）、林邑（今越南中部一帶）和海陰（今越南金蘭灣一帶）。林邑王以餘眾建國於中南半島的南端，隋兵退後，林邑收復一部分土地。直至唐高祖時（那時林邑已改名占婆），才完全恢復它舊有的疆域。 赤土是隋時「南海」中的一國，從中國前往，須航行一百餘日，始可到達。因為在它境中的土壤多為赤色，故而稱為赤土。至於它的地理位置，則說法不一，有的以為當在今馬來半島中部（今吉打Kedah以北一帶），有的以為當在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煬帝時，召募通使絕域之人，常駿、王君政等應募。大業三年（607），煬帝命他們攜帶大批物品，出使赤土。他們從南海郡（今廣東廣州市）乘船出發，沿著現在的越南海岸南駛，過金甌岬（Camau），駛入暹羅灣，共行二十餘日，抵達赤土國界。赤土王派船三十艘迎接，又行月余，到達赤土首都。據說赤土王的宮室器用，極其華麗，對使者也甚為優禮。次年，赤土王派王子那迦邪隨常駿等返國，於六年（610）謁見煬帝，煬帝對駿等及那迦邪均加官賞。 （四）契丹與高麗 契丹是中國東北草原上一個遊牧的部落民族，它是東胡鮮卑的別支。「契丹」這個名詞，始見於北魏時代的記載中，至於它的由來和涵義，因文獻無征，至今尚不能十分確定。隋時，契丹的根據地在今遼河上游一帶，東面受逼於高麗，西面見迫於突厥。文帝開皇四年（584），契丹因受突厥侵逼，投靠隋室，請求內屬，隋室命他們仍居留於舊地。既而契丹各部相互攻擊，許久不止，並與突厥抗衡。當時突厥因內部分裂戰亂，不能以全力相敵，以是契丹日強。煬帝大業元年（605），契丹入寇營州（今遼寧義縣與遼寧朝陽市間一帶地），隋遣韋雲起率領突厥啟民可汗所屬騎兵二萬人討之，擊敗契丹，虜獲甚多。隋以所獲契丹婦女及畜類的一半送給突厥，一半載回。經此一戰，契丹的勢力大衰，直到唐初才漸有起色。 高麗即高句驪，它於東漢後期及曹魏時，屢次入寇，為東北大患。魏帝芳時，魏將毌丘儉大破之，陷其都城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市西北）。至西晉末年，又為前燕所破，其王釗（朱蒙十世孫）降，遷都平壤（今韓國平壤）。北魏時，魏人簡稱之為高麗（一說在北齊時）。其時中國內部因長期分裂戰爭，無暇對外，高麗乃乘時擴張勢力，把領土推進至遼水一帶。至隋初，它的領土，除朝鮮半島北部外，還包括今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的一部。 契丹人引馬圖，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敖漢旗白塔子遼墓壁畫。 隋文帝初年，高麗王湯（或作陽）屢次遣使來朝，但一方面又與陳通好。到陳滅亡，湯恐隋督責其過，乃治兵積穀，作拒守之計。開皇十七年（597），湯病死，子元嗣立，於次年領靺鞨之眾萬餘騎入寇遼水以西地區，為隋所敗。文帝乃命漢王諒和王世積同為行軍元帥，統水陸軍三十萬進討高麗。陸軍出臨渝關（今河北山海關），水軍由周羅睺率領，從東萊（今山東萊州市）渡海擊平壤。陸軍出關後，因遇水潦，糧秣運輸困難，軍食缺乏，加以發生疾疫，士氣不振；水軍也因遇風，船隻漂沒不少。元見大軍將至，惶恐謝罪，隋乃回師，隋軍因疾疫飢困而死者十之八九。此後終文帝之世，未再東征。 南北朝時期高麗人生活圖，吉林省集安市洞溝舞踴墓主室後壁壁畫。圖中為墓主夫婦在宴飲。 煬帝初年，正值隋帝國極盛之時，帝命高麗王元入朝，元遷延不來，暗於遼水沿岸布防，煬帝乃於大業七年（611）下詔伐高麗。次年正月，大軍集中涿郡（今北京市），分左右各十二軍，共有士兵一百一十二萬人，司運輸的人夫更多一倍。繼而諸軍分道並出，強渡遼水，高麗拒戰大敗，隋軍進圍遼東城（今遼寧遼陽市老城區東北）。高麗自陳國滅亡，即開始增修守備，至此已二十餘年，在遼東城布防，也有四五年的歷史，因此防務堅強，隋軍久攻不下。六月，煬帝親臨前線督師，亦無克獲。這時由來護兒率領的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在距離平壤六十里處破高麗兵，乘勝入城；但因遇伏大敗，逃回登陸的地方。另一支隋軍約三十萬五千人，由宇文述等率領，越鴨綠江，進迫平壤。高麗軍詐降，宇文述因士卒疲弊，又見平壤城險固，不易攻下，乃許和退兵。七月，隋軍退至薩水（今朝鮮清川江），於半渡時為高麗所襲，諸軍潰逃，將士逃回遼東的僅二千七百人，於是煬帝只得退師。此役隋的收穫，只是取得遼水西面高麗的一個小據點武厲邏（今遼寧新民市一帶）。 大業九年（613），煬帝再度親征高麗，仍以宇文述主持軍務，煬帝渡遼水，一面派宇文述等分道進擊平壤，一面自統大軍進攻遼東城，並下令諸將一切可以便宜從事。隋軍四面圍攻遼城，晝夜不息，高麗兵堅守，相拒二十餘日，終攻不下，雙方死傷均重。這時國內傳來楊玄感造反、東都危殆的消息，煬帝只得回師，軍資器械，完全丟棄。次年，煬帝又征全國的兵討伐高麗。這時國內已顯出亂象，所征的兵多不能按時集合，已徵集的也逃亡不少；高麗亦因戰爭關係，甚為困弊。七月，隋大軍至懷遠鎮（今遼寧朝陽市西）。來護兒領兵由海道至畢奢城（即卑沙城，約在今遼寧大連市金州區一帶），敗高麗兵，直指平壤。高麗王元懼而乞降，煬帝乃遣使召來護兒退兵，他本人也自懷遠回京，仍征高麗王元入朝，元終不肯來。煬帝本想再加撻伐，但結果未行。 煬帝的征高麗，目的不過是命高元入朝，實無若何重大意義。據他的自白，征高麗只是由於他偶然的興會，但這幾次軍事的失敗，卻直接促成隋帝國的亂亡。以隋帝國的富強，敗於一個「蕞爾小邦」，其原因實不簡單。從三次戰役看，高麗的準備充足、苦戰不屈以及戰術運用的靈活（如設伏和詐降等），固然都是致勝的原因；但隋軍的戰鬥力也決不弱，且以壓倒的優勢前來，何以總是戰不數月，便急遽退師？這一點與氣候有極大關係。原來中國東北部即今遼東半島一帶，在舊曆六七月間是雨季，從八九月到次年二三月又是寒凍的時期；雨潦與冰雪對作戰和運輸都有極大阻礙，所以在這個區域中適宜於作戰的時間很短，只有凍期已過雨季未到的二三個月的時間。因此必須速戰速決，不能獲勝便只好退兵，否則結果更不堪設想。綜觀煬帝的三次東征，除第二次因內亂而退兵外，其餘兩次撤兵都在七月，便顯然可知與雨水有關。此外隋帝國的武力重心距離前線過遠，關中地區與高麗，相距至少在三千華里以上，士兵長途跋涉，自然會影響士氣；宇文述望見平壤而不敢攻，便可想見士卒的勞頓。以上兩點，也是隋軍不能獲勝的重要原因。 三、隋帝國的亂亡 （一）煬帝的縱慾 文帝晚年，曾發生過一件極不愉快的家庭事件，就是他於開皇二十年（600）廢黜長子太子勇而立次子晉王廣為太子的事。文帝共有五子，即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和漢王諒，五人都是皇后獨孤氏所生。後為北周重臣鮮卑人獨孤信之女，性格奇妒，不但文帝的私生活受其約束，據說她對臣下納妾生子的都懷恨意。文帝曾以他的五子同母而自豪，認為不會有嫡庶之爭。勇於文帝代周后以嫡長資格立為皇太子，並得參決國政；其他諸子，也都分據大鎮，掌握重兵。 太子勇頗好學，性寬仁和厚，但率意任情，不好矯飾。他性喜奢華，並有不少內寵，致使尚儉的文帝和善妒的獨孤後對之都表不滿。晉王廣美姿儀而有文才，曾出鎮大藩，並作過平陳之役的統帥，他因太子勇的失寵，暗生奪嫡的企圖。他竭力矯飾，屏除聲色，以示無改於父母之道。對朝中用事的大臣和帝後左右，更盡力結納，因此名譽鵲起，而以「仁孝」著稱。他與朝中大臣楊素、宇文述、張衡等相互勾結，籌劃奪嫡，並聯絡獨孤後，對太子勇發動種種誣篾陷害。長期的積毀，竟使多疑的文帝對太子發生疑懼，終於開皇二十年（600）廢勇為庶人，而立廣為太子。仁壽四年（604），文帝死，太子廣嗣位，是為煬帝。史書曾隱約指出文帝為張衡所害，主使者自然是煬帝。至於煬帝幾個兄弟的結局是：秦王俊於文帝時病死，故太子勇於煬帝嗣位時被害；蜀王秀於文帝時為楊素所譖廢，漢王諒則於煬帝時謀反失敗，兩人都被幽禁以終其身。 隋煬帝楊廣，唐閻立本繪。 文帝的易儲，不但造成家庭的慘變，同時更促進隋帝國的迅速瓦解。煬帝覬覦已久的皇位既已到手，便完全暴露出本來面目；他父親所遺留下的這麼一大筆財產，正好供他恣意的揮霍。他兼有南朝昏主和北朝暴君的特性，一方面博學能文，奢侈放蕩；另一方面又猜忌凶忍，果於殺戮。像建有大勛的高熲、賀若弼，為他籌劃奪嫡的張衡，都先後被他處死，楊素也是僅保首領以終。甚至有人作一兩句他認為好的詩，也會遭到他的敵視。朝臣薛道衡因事被處死，死後他還憤憤地說：「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他不聽信任何人的勸諫，時時表露自己的聰明，他是永無謬誤的。至於他的奢侈，則又非南北朝君主所能企及，他的大興土木、到處巡幸以及屢次的用兵，場面的偉大可算得上前無古人。這裡說他幾件關於營建和巡幸的盛況。 煬帝嗣位後不久，因術士的勸告，遷居洛陽。為了鞏固洛陽的防務，他徵調民夫數十萬人，在洛陽外圍挖了一條將近兩千華里的壕溝，圍繞著洛陽的北、東、南三面，沿線設置關防。大業元年（605），他命宇文愷等主持修築洛陽城，參與此役的民夫，每月有二百萬人。這座新洛陽城便是隋帝國的東都，周圍七十餘里，位於漢魏洛陽城以西十八里。它的規制與文帝初所建的大興城大致相同，宮城和皇城都在城的北半部，宮城在北，皇城在南；此外城中又有東、南、北三個市場，和一百零三個平民住宅區的「里」。煬帝為繁榮市面，把舊洛陽城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賈數萬家遷入東都。同時又命宇文愷等在洛水上造顯仁宮（在今河南宜陽縣西南），徵發長江以南和南嶺以北的奇材異石，以及各地珍異的花木禽獸，以充實苑囿。 同年，又修筑西苑，面積廣達二百里。苑中有海，周圍十餘里；海中有人工修造的山，高出水面百餘尺，山上廣置台觀宮殿。煬帝好在月明之夜與宮女數千人騎馬在苑中漫遊，他並且作了一首「清夜遊曲」，遊覽時教人在馬上吹奏。這時運河（通濟渠與邗溝）已開鑿完成，長安到江都，沿途設置離宮四十餘所，於是煬帝開始了他的南遊。他從洛口乘龍舟沿黃河及運河南下，龍舟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其他各式各樣的船也有數千艘，僅挽船士即有八萬人。這個偉大行列長達二百里，兩岸並有騎兵夾輔著前進。凡距離所經路線五百里以內的地方政府，都得獻食，所獻的都是水陸珍奇的食物。 大業二年（606），煬帝命何稠設計他與皇后的儀仗以及百官的禮服，一切力求華麗，所用的工匠有十萬多人。他並命州縣奉獻鳥獸的羽毛，以作羽儀，因此水陸鳥獸凡生有合乎製造羽儀的羽毛的，都被捕捉乾淨。他每次出外巡幸，儀仗隊長達二十餘里。同年，因突厥啟民可汗行將入朝，他為誇示中國的富樂，下令徵集舊日周、齊、梁、陳的樂家子弟，一律充當樂戶；六品以下的官吏和平民有擅長音樂的，也可以赴太常報名；因此四方的音樂，都集中於京師。後來太常所轄的樂工，達三萬餘人。 雖然他在兩京和江都的宮室已非常之多，但日子一久便感覺厭倦。因此他搜集了全國山川名勝的地圖，親自披閱，選擇勝地以設置宮苑。大業四年（608），他又在汾水上源建汾陽宮（在今山西靜樂縣）。六年（610），因江南河的開鑿，他又命從京口到餘杭沿途設置驛館，以備東巡會稽（今浙江紹興市）。直到十二年（616），他還在毗陵郡（治所在今江蘇常州市武進區）東南部以士兵數萬人起造宮苑，大致模仿東都西苑的規制，但奇麗又勝一籌。此後他又想在會稽築宮，但因戰亂關係使他沒有來得及做這件事。他的後宮，估計至少在萬人以上；而他本人的淫亂行為，更是不一而足。 他自大業元年（605）首次游幸江都後，次年返東都；從此江都的繁華美麗引起他的無限依戀，變成他夢寐以思的佳境。其後他於六年和十二年又兩幸江都，最後一次有不少朝臣諫阻他，其中的好幾位因而喪命，但他到江都後便沒有回來。 （二）群雄的起兵 前面已說過，煬帝大業五年（609）是隋帝國富強的頂點。但也就從這年起，帝國內部開始發生不安的現象，因為煬帝經營西域過分浪費，帝國西部的人民首先感到失業與飢餓的痛苦。其後因籌備征伐高麗，調兵集餉，弄得全國騷動，結果大敗而回。人民不特被徭役凍餒逼迫得無路可走，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他們的心目中也大為低落，當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依賴俱歸烏有的時候，他們所能做的事便只有造反。 大規模叛亂的開始在大業七年（611）到九年（613）兩次討伐高麗的期間，叛亂的地區是今山東、河北二省一帶，也正是東征大軍行軍路線所經或其附近之地。亂眾分許多股，多者十餘萬人，少者數萬人。因為國家安定了一個頗長的時期，人不習兵，郡縣官兵與叛軍作戰，總是望風而逃。到九年（613），更大規模的叛亂發生，領導者是當時的禮部尚書楚公楊玄感（素子）。這年煬帝東征，命他在黎陽（今河南濬縣東北）督運軍糧，他乘中樞無主，以解救黎元為號召，起兵於黎陽，響應他的有十餘萬人。繼而他率兵圍迫東都，煬帝立即從高麗回師，派宇文述等統兵平亂。玄感見大軍將至，麾軍西走，準備奪取關中，但未到潼關就被隋軍消滅。亂平後，煬帝並沒有絲毫悔改，仍以殺人為對付叛亂的惟一手段，因此叛亂的範圍益形擴大，至於帝國的每一部分，都有人起兵，據說叛亂先後有一百二十多起。 帝國東部最初倡亂的叛眾，至大業十二年（616），大部為賊帥竇建德所併吞，他成為這個區域中的最大勢力。次年，建德自稱長樂王，定都樂壽（今河北獻縣），國號夏，黃河以北的郡縣，多降附他。此外有魯郡賊帥徐圓朗，盤據今山東省南部和西部一帶地。中部地區即今河南省境中的起兵者有許多起，而以盤據瓦崗（在今河南滑縣）的翟讓為最強。有李密者，為北周元勛李弼的曾孫，曾從楊玄感造反，失敗亡命。至大業十二年，密投翟讓，為其劃策。同年，翟讓等南渡黃河，攻陷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東）。次年，攻破興洛倉（在今河南鞏義市），開倉賑民，其勢益熾。李密素以家世才略為群盜所敬服，至是，翟讓推他為領袖，上號魏公。黃河南岸的郡縣，大部為李密所得，他一面牽制住東都的隋室軍力，一面梗阻煬帝的北歸之路。 在南方最早的起兵者，要算餘杭人劉元進，他於大業九年（613）占據吳郡（今江蘇蘇州市），自稱天子。同年年底，隋以王世充討滅之。從十二年（616）起，南方的起兵者漸多，其重要者有：李子通據海陵（今江蘇泰州市）；杜伏威據歷陽（今安徽和縣），自稱總管；林士弘據虔州（今江西贛州市），最盛時掩有北到九江（今江西九江市）南到番禺（今廣東廣州市）之間的地盤，蕭銑（後梁宗室）據巴陵（今湖南嶽陽市），自稱梁王，掩有今兩湖的長江沿岸地區。關中地區大規模的叛亂，從大業十年（614）初開始，這一年關內的起兵者有扶風賊帥唐弼，延安賊帥劉迦論等。其後叛亂擴展至整個北方和西北方的邊地，在邊地起兵的以十三年（617）為最多，計有劉武周據馬邑（今山西朔州市），自稱太守；梁師都據朔方（今陝西榆林市西北），自稱皇帝，國號梁；郭子和據榆林（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勝區、達拉特旗、准喀爾旗），自稱永樂王。李軌據武威（今甘肅武威市），自稱河西大涼王；薛舉據天水（今甘肅天水市），自稱秦帝。劉、梁、郭都臣附於突厥。 唐高祖李淵，據南薰殿《歷代帝王像》複製。 至此要敘述一支最重要的起兵者，就是十三年五月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起兵的唐公李淵，他也就是後來唐帝國的建立者。舊史說他的祖先是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縣西南）人，東晉末年割據隴西的西涼國主李暠，便是他的遠祖。但據近人考證，李氏的祖籍則是東部的趙郡（今河北趙縣）。李淵的祖父李虎，與宇文泰等同仕西魏，貴為八柱國之一，賜胡姓大野氏；直到楊堅相周時，李氏才恢複本姓。北周受禪，虎被追封為唐國公。父親李昞，也曾任顯官。淵七歲襲唐國公爵，其後隋室代周，文帝的獨孤皇后是他的姨母，因此特見親愛，歷任內外要職。李氏因累代與胡人共處，顯然沾染了相當深度的胡化，同時李氏的女系母統也雜有胡族的血胤，例如李淵的母親獨孤氏，妻竇氏和次媳長孫氏，都源出於鮮卑。 大業十二年（616）煬帝南遊江都時，李淵正任太原留守。他的次子世民，素具雄心，見國家大亂，乃與晉陽令劉文靜結納，圖謀大舉，並厚結李淵的老友裴寂，勸淵起兵。次年，突厥來侵，李淵遣軍拒之，未能取勝，深恐獲罪。於是世民等乘機勸淵舉事，經過屢次的催促，他才決心採取行動。這是李淵起兵最通行的說法，但從若干史事的跡象看來，李淵本人可能是這次起兵的發動者，他富於才略，久蓄叛志，世民只是為其效力建功而已。［參看唐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羅香林《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載羅著《唐代文化史研究》），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載《大陸雜誌》六卷十期及十一期）］當時突厥雄踞塞外，北方群雄多恃為外援，李淵也於舉兵後不久，派劉文靜出使突厥，稱臣於始畢可汗，以結盟好。突厥本想立他為帝，但他不從。他遙尊煬帝為太上皇，而立當時居守長安（即大興）的代王侑（煬帝孫）為帝，並移檄各郡縣，說明尊立代王之意。其年七月，他命四子元吉留守晉陽，親與長子建成、次子世民率甲士三萬人西行，以奪取隋帝國兵糧重心的關中。 李淵進軍關中示意圖。隋大業十三年（617）六月，李淵自晉陽南下，其時當道隋軍有霍邑宋老生與河東屈突通二部。八月初，李淵到達霍邑，先以輕兵挑誘宋老生出迎，李淵與其正面交鋒，世民、建成以精騎迂迴攻其側翼，斬宋老生於城下，進據霍邑。李淵軍乘勝南下，克臨汾、絳郡，部隊一分為三：李世民北上，自壺口渡黃河；李淵自率主力自西行，自龍門渡黃河；一部攻打河東屈突通軍。李淵渡河後，以李建成部南下，經朝邑，進占永豐糧倉，切斷長安、洛陽的聯繫，自領大軍自潼關西行，從東面壓迫長安。李世民渡河後，迅疾南下，自郃陽、澄城、蒲城進至涇陽，自北面進逼長安，並派劉弘基西進，進占扶風，隨即東返，南渡渭水，占領長安故城；李淵在關中的親屬、女兒李氏在雩縣起兵，占住武功，並與自涇陽進至司竹園的世民會合；段綸亦在藍田起兵，均屬世民指揮。此時，李建成部亦進至灞上，長安合圍，十一月，攻克長安。 李淵西行後，並與黃河以南的李密聯絡，遙相呼應。他致書於密，備加推許，因此密專意與洛陽方面的隋軍對抗，而不阻撓他的西進。他率軍西南下，渡過黃河，向關中推進，沿途並未遭遇重大挫折。到關中後，他一面命建成、劉文靜等屯永豐倉（在今陝西華陰縣），守潼關以備御東方；一面以世民底定渭水以北地區。李淵的女兒（柴紹妻）和從弟神通，也在鄠縣（今陝西戶縣）起兵響應，他們對長安的隋軍，頗具有牽製作用。十月，李淵到達長安附近，部下已增至二十餘萬人。十一月，李淵攻克長安，尊代王侑為皇帝（後諡恭帝），改元義寧，而自為大丞相，封唐王。繼而又派世民底定巴蜀之地。既陷，隋室也就註定了覆滅的命運。 （三）唐室的建立 煬帝自大業十二年（616）到江都後，較前更為荒淫。他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於是下令修治丹陽宮，準備徙都丹陽（今南京市）。但他的衛隊「驍果」，大部是關中人，都想還鄉，因此逃亡者甚眾。十四年（義寧二年，618）三月，也就是李淵打下長安後的第五個月，江都的驍果將領司馬德戡、元禮等與朝臣宇文智及（宇文述子）共謀叛變，推智及兄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為主；德戡等率兵入宮，縊死煬帝於寢殿上。政變告成後，化及立秦王浩（秦王俊子）為帝，其餘宗室外戚，被叛軍一起殺光，化及自稱大丞相，他接收了十餘萬的隋軍和煬帝的六宮粉黛，自奉一如煬帝。既而他命陳稜留守江都，自行率眾北返。 四月間，煬帝遇害的消息傳到長安。五月，代王侑「禪位」於李淵。淵即位後，改元武德，國號唐，是為唐高祖。同月，東都隋室官員奉煬帝孫越王侗為帝，改元皇泰，朝政由王世充等掌理。這時宇文化及率軍西進，取得李密的地盤黎陽，但不久被李密的部將徐世擊敗，化及率殘部北走魏縣（今河北大名縣）。九月，化及鴆殺秦王浩而自立，國號許。武德二年（619）正月，化及因受唐兵的攻擊，從魏縣逃往聊城（今山東聊城市）。二月，為竇建德所滅。四月，王世充廢越王侗自立，國號鄭。世充於前一年十月擊破李密，密投降唐室，不久以謀反被誅。黃河以南的大敵既除，世充因而稱帝自娛，至此隋室乃正式結束，國祚凡三十九年。 當隋朝在名實兩方面均告終了後，與唐室並立的群雄，還有多處。當時唐室所有的地盤，是現在山西、陝西二省的中南部和四川省之地，隋帝國時代兵糧重心的關中地區，便在這個範圍內。因此唐的實力，要較群雄中的任何一個為強大。同時唐室轄區內政治比較清明，群雄中雖也有一二人頗行善政（如杜伏威），但絕大多數不是不脫盜匪本色，便是承襲了隋室腐敗殘暴的作風，這也是唐室能夠統一的重要原因。但這個統一工作，相當艱巨，是經過唐高祖和太宗世民十年來的征伐才完成的；直到太宗貞觀二年（628），群雄才完全消滅。 群雄中最先被唐室消滅的，是薛舉和李軌。當李淵父子入長安時，薛舉的勢力已接近長安西面的扶風（今陝西鳳翔縣南）。武德元年（618），薛舉大敗唐師，謀取長安，但因病死而未果。其子仁杲繼位，因與諸將不協，兵勢漸弱。唐乘機以秦王世民進討，圍仁杲於折墌城（今甘肅涇川縣東北），仁杲投降，薛氏的秦至此滅亡。李軌起兵後，繼而稱帝，占有河西五郡之地，不從唐命。次年，軌為部將所擒，送往長安，他的涼也於此告終。 秦、涼消滅後，唐室開始經略東方，第一個用兵的對象是劉武周。劉於武德二年（619）命將南侵，並引突厥同進，連取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澮州（今山西翼城縣），關中大震。唐以秦王世民拒之，次年，世民大破武周軍於介休（今山西介休縣），遂復并州。武周逃奔突厥，不久為突厥所害。繼而唐大舉進攻王世充，世充自立後，其勢力範圍，北至黃河，東至今魯南、蘇北一帶，南至豫西、鄂北一帶。但他為人殘虐，眾心乖離，又因洛陽食糧缺少，死者甚眾。唐以世民討之，河南州縣，多相率降唐。四年（621），唐軍圍洛陽，世充求救於竇建德，建德親率大軍赴援，為唐軍生擒，世充亦降，黃河南北兩個最大勢力，至此為唐室一鼓蕩平。 竇王被滅的同一年，蕭銑也為唐討平。銑於武德元年（618）稱帝，徙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勢力日張。當時他的地盤，東到九江，西到三峽，南到交趾，北到漢水，擁兵四十萬，在南方群雄中算是最強大的。但他性情褊狹，猜忌部下，大臣被誅者甚多。四年（621），唐以趙郡王李孝恭與李靖自夔州（今重慶奉節縣）順流而下，擊破道經各郡縣，進圍江陵，蕭銑投降，其地也入於唐。次年，唐平林士弘，東南亦告底定。 當武德四年（621）竇建德被滅後不久，建德舊部劉黑闥起兵據漳南（今山東恩縣西北），半年之間，完全恢復建德的舊有地盤。五年（622），黑闥自稱漢東王，建都洺州（今河北永年縣）。唐以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黑闥敗奔突厥，既而又引突厥南寇，盡復故土。唐又以太子建成討之，雙方相持於昌樂（今河北南樂縣西北）。次年，黑闥以食盡北逃，為部下擒送建成，斬於洺州。先是唐以淮安王李神通和李（即徐世）率兵攻徐圓朗，及黑闥滅亡，圓朗亦敗逃被殺。至此北方的殘餘割據勢力，只剩下朔方的梁師都和燕州（今河北順儀縣）的高開道，高是於武德元年（618）起兵的。 唐軍於洛陽、虎牢敗王世充、竇建德軍之戰示意圖。唐高祖武德元年（620）七月，李世民在消天劉武周后，率軍東進，志在東都。於二十一日進至新安。二十九日，前軍進至慈澗。李世民命各軍向洛陽逼迫：史萬寶自宜陽東進攻占龍門，斷洛陽南面聯繫；劉德威自太行山南下，圍攻河內，斷洛陽北面交通；王君廓自洛口斷王世充軍糧道；黃君漢自河陽渡河，攻取回洛；李世民自率主力屯於北邙；至九月，洛陽外圍要點盡被襲占。次年二月，攻城開始。王世充困守，向竇建德乞援。竇建德於是率軍西進，連下管州、滎陽、陽翟，屯於虎牢以東的東原，欲解洛陽之圍。二月三十日夜，唐軍襲占虎牢。李世民命留兵一部圍困洛陽，自率軍進駐虎牢，與竇建德軍相持。不久，唐軍以軍馬誘竇建德全軍出動，隨後乘敵疲憊時，精騎發動，全殲其軍，竇建德亦落馬被俘。虎牢得勝後，主力回師洛陽，王世充外援盡失，城內糧草皆盡，被迫出降，洛陽被克。當初竇軍與唐軍在虎牢相持之際，曾有部下凌敬建議竇建德率主力北渡黃河，向東攻取懷州、河陽，與洛陽相呼應。再派大軍向西北越太行，入上黨，進占汾、晉等地，震駭關中，洛陽之圍自解。但竇建德終於未能採用，不能逃脫與王世充軍齊敗的命運。 江淮地區的割據者，全為杜伏威所併吞，他的勢力並伸展至江南一帶。武德五年（622），伏威降唐，併入居長安。次年，他的好友輔公祏起兵于丹陽（今南京市），並稱帝，國號宋。唐以李孝恭、李靖及李等討之，至七年（624），唐師克丹陽，公祏逃走被殺，叛亂遂定。在輔公祏被滅前不久，高開道也為部下所殺，其地歸唐。只有梁師都，因恃突厥為援，尚能苟延歲月。直到太宗貞觀二年（628），唐以柴紹等討之，突厥頡利可汗（始畢弟）來救，為唐所敗。既而師都的堂弟洛仁殺師都降唐，至此全國完全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