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會
一、社會階級
（一）世族階級的形成
南北朝的社會，有著嚴格的階級區劃，大體說來，可分四個階層：上者為士人，其次為平民，再次為部曲，最下為奴隸。士人階級中又有世族（亦稱「士族」）與寒門之分，世族是社會的最上層，也是政治權位的把持者；而世族本身，又分若干等級，高下分明，不容混淆。他們的地位，是經社會公認和政府承認的，有時雖君主也不能加以更易。至於寒門出身的士人，雖然也有參預政治的機會，但他們的社會地位與聲望遠較世族為低，宦達的機會也遠較世族為少，同時他們也永遠不能升為世族。平民也就是從事農工商業的大眾，他們雖是政治上的被統治者，但各有其獨立的生業。部曲是大族豪門所豢養的家丁莊客，他們是豪族的寄生者。此外南朝有所謂「兵戶」，也就是被政府勒令當兵的人家，大半出身於奴隸和罪犯，他們的地位已與奴隸相差無幾。東晉時人民的丁壯大都依附豪強，政府因需要兵員，時常有發奴為兵或以罪犯為兵的事。到宋時，更強逼這類士兵世襲，因此有所謂兵戶。至於真正的奴隸，則更是絕無自由可言。
整個南北朝時代，世族階級始終存在，對後世也有甚大的影響。這種階級的產生，是從東漢起經過數百年演變而成的。中國的社會自春秋末年封建制度破壞後，下至秦漢，已沒有固定的階級存在。漢初的功臣集團，雖然在政治社會上有其特殊地位，但為時甚暫，至文景二帝時，這現象已逐漸消失。至於功臣後裔之封列侯者，不但數目不多，不能構成一個階級，而他們與平民的不同，主要只是貧富上的差異。外戚雖也有世掌國政的，但為數極少，更不能算作階級，同時他們大多是旋起旋滅。漢武帝以後，因為太學的建立以及選舉制度的推行，平民仕進的機會大增，階級的流動性也愈烈，除了皇帝巍然在上外（當國的外戚，實際上可以算作皇室的一環），政治社會上，可以說已沒有什麼特殊階級。
漢代政府崇尚儒術，因而經學昌盛。當時的若干老師大儒，對經學的研究各具獨特的見解，因此有所謂「家法」；習經的學子，也各有師承。當時的儒者，對於學術的授受，限制甚嚴，不願把獨得之秘輕易教人，所以又有傳子的習慣。常有某家之學，累世相傳，歷數十百年而不墜的，如孔氏（孔子之後）、伏氏（伏生之後）、桓氏，都以累世經學著名。當時政府以經學取士，朝廷的徵辟和郡國的推舉，大都以經學贍富者為上選，因此由累世經學造成累世公卿。如孔氏自孔霸（昭宣時人）至其七世孫昱，一家為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桓氏自桓榮（明帝時人）起，一家三代，為五帝師。東漢中葉以後，累世公卿之家益多，如弘農楊氏自楊震起，四世為太尉，袁氏自袁安（和帝時人）起，四世有五人為三公。這種士大夫的傳襲勢力，造成所謂「門第」，在社會上有其特殊地位，已頗具南北朝世族的雛形。東漢末年，察舉制度日壞，仕途也漸為此類權門所壟斷，更加速特殊階級的成長。雖然如此，東漢世族與寒門之分，尚不太嚴，寒士之作高官或顯名於世的，仍不乏人。
漢獻帝建安時代，曹操當政，他是宦官之後，為世所輕，因而仇視高門。他得志後，便肆意摧殘望族，結果楊、袁、孔諸氏，都被他誅除，一時俱衰。但到魏文帝時，因推行九品中正制，卻又造就出一批新世族。九品中正制為陳群所創，乃是一種政府選用人才的制度。其辦法是政府於每郡設小中正，每州設大中正，各以在中央政府任職且才德充盛的當地人充任。先由小中正區別其轄區中的人物，定為上上至下下九等，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以上司徒；再由司徒核實，然後付尚書選用。此制最初的用意，是在謹慎選才，以矯漢末濫選之弊，但末流所及，仍為權門所把持。權貴子弟，依恃其家庭地位及社會關係，本易獲致名譽，膺列上品，而若干不肖中正更逢迎權貴，徇私舞弊，以是權門在這種制度下占盡上風。此外魏時大臣子弟，不必由中正推舉，即可任官，如鍾毓（鍾繇之子）十四歲即任散騎侍郎。而寒士的進身之階，則完全操在中正手裡，他們自然沒有與權門抗衡的力量。這制度演變到最後，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
世族復盛的另一原因，便是司馬氏的維護門閥。司馬氏系出望族，因此專魏政後，復重門閥，如晉室的佐命功臣賈充、王沈、裴秀等，都是貴族世胄。到晉篡魏後，世族乃漸成為政治社會上的特殊階級。他們的勢力，並未因中原的喪亂而受到多大挫折。晉元帝江左立國，有賴於世族的擁戴，世族的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也照樣在江南維持著。北方的故家大族大批南渡，借著晉室的名義，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錮澤，做南方的新主人翁。沒有南遷的世族，則大都與外族政府合作，以保持其門第；外族政府也利用他們以籠絡漢人。因此無論南方與北方的世族階級，都沒有因戰亂而衰落。
南方的世族，有「僑姓」與「吳姓」之分。僑姓是指自北方南遷的諸姓，以王（琅玡）、謝（陳郡）、袁（陳郡）、蕭（蘭陵）為大；吳姓為吳地土著的諸姓，以朱、張、顧、陸為大；但吳姓的地位，遠不如僑姓。大體說來，東晉及南朝政府對南士采排斥態度，南士也不肯與之合作，因此土著與僑民之間，隔閡甚深。南朝政府的重要首長如「僕射」等職，絕少由南士出任。甚至梁人所撰的氏族譜，吳姓次序，尚不能列入百家之內。北方的世族，則有「郡姓」及「國姓」（唐人稱為「虜姓」）之分，郡姓是指漢人的閥閱，可分關東、關中二區，關東以崔、盧、鄭、李為大，關中則以韋、裴、柳、薛、楊、杜等為大。國姓是指魏孝文帝漢化時鮮卑人所改的漢姓，如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等。南方世族等次的劃分，系根據其族的傳統地位及聲望，為社會所公認，政府無法左右之。北方大姓的等次，除由社會公認外，朝廷並為之劃定標準，以為選任的參考。北魏時即分世族為膏梁、華腴、甲、乙、丙、丁六等，各以其家累世官職的大小為準而分高下。此外魏室並提攜若干胡人的勛貴，承認某些姓氏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因此也產生了若干胡人的世族。總之，南北朝時代，世族已發展成一種具體而完整的社會階級，與其他階級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
（二）世族與寒門的對立
世族與寒門，雖同屬士人階級，但兩者之間，卻有極森嚴的界限。寒士經常遭受世族的壓制歧視，久懷鬱憤，因此雙方在政治上顯然處於對立的地位，這種現象，尤以南朝為甚。南朝的君主，大都提攜寒士，以抵制世族，但因世族的根深蒂固，其位望並沒有受多大影響。
世族為了保持高門的地位，因而高自標置，不與寒門為伍。對於婚姻，必選擇門戶相當之家，如南朝的王謝二家，便經常聯婚。世族與寒門通婚，在當時是駭人聽聞的事。梁武帝時，侯景初降，武帝對他竭力籠絡，所求從未拒絕。惟獨對景的求婚王謝，無法答應，命他「於朱張以下訪之」。這可看出南朝世族對婚姻的重視，即皇帝也不敢為寒門做月老。但並非絕無例外，有時富有的寒門，可以重聘娶得破落世族的小姐。不過這種行為，在南朝為清議所不容，甚至有的世族因此而遭到彈劾的。北朝則尺度較寬，但有一種陋習，高門與卑族結婚，必多索聘禮。魏齊之世，漸成為一種普遍的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財幣相尚。這種頹風，曾為魏室所嚴禁。有時寒門攀婚世族而不得，如能設法娶得一位世族出身的罪人之女，也引以為殊榮。此外世族即於日常社交中，也矜持異常，與人有一種不可逾越的界限。南朝的寒門，雖官高勢大，在社交場合中，也不能與世族平等，甚至寒士與世族同坐，有時也會遭到羞辱。如果寒士想周旋於世族之間而不受排斥，則必先取得世族的同意，朝廷對之無能為力。
世族在政治社會上是特權階級，南北是一致的。但兩者的境遇不同，因此其作風也有顯著的差異。南方世族，在擁戴王室的名義下，視南土為殖民地，常藉上凌下，壓迫土著。對政治權利，采分占辦法，各有獨自的領域。同時他們環境優越，可以自由發展，沒有外來壓力的威脅，因此他們家族組織也趨向小家庭化，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的占十之六七。甚至同族之中，也分高下，例如王氏便有清溪王氏與烏衣王氏之分。南朝的世家子弟，少年即可充任顯職，但世族之居官者，莫不視政事為俗務，決不親自處理，一切交其低級的僚屬去辦，自身則只擁一個高官的虛名。對世務愈不關心，便愈顯其雅量高致，因此造成所謂「胥吏政治」。他們日常所好的，只是文學藝術以及辯論玄理的「清談」。南朝的世族子弟，擅長詩文書畫的，代不乏人，清談更蔚為當時的風氣。這種舒適懶散的生活，使世族子弟們的體格日趨柔弱，精神日趨萎靡。
北方世族的境遇，與南方大不相同。他們處於胡族的壓制之下，不得不厚結民眾，藉以增強自己的地位，而博得外族統治者的重視。同時因為他們處境艱苦，對同族也常抱溫恤之情，團結互助。當時北人極重同姓，稱之為「骨肉」，有遠來相投的，莫不竭力相助。因此北方世族的家族組織，趨向於大家庭制。當時的北方強族，二三千家聚居一地的，所在多有。這類大族在北朝的地位，頗似劉淵、石勒之在西晉，外族政府對他們時有戒心，不敢輕侮。此外北方世族，大都思勉立功業，以圖存全，因此相率以經術政務是尚。由於以上的原因，北方的世族與寒門之間的仇視，遠不如南方為烈。
南朝的君主，頗多出身寒族。劉裕出身「田舍翁」，少時嘗以伐荻為生；蕭道成、蕭衍雖同為蘭陵望族，但其族為後起的，較之王謝諸大姓，猶為寒素；陳霸先則出身小吏。他們初起時，世族對之並不輸誠擁戴，例如劉裕北伐，除其舊屬劉穆之外，朝中大臣，並無心腹可托，穆之一死，便須立即趕回，而不能從容經略北方。他們對世族也深感不滿，頗思力返兩晉積習，裁抑名門，因此內朝常任寒士，以掌機要。而世族對此輩擅權的寒士，率以「恩幸」目之，每加輕視，寒士也以其道與之對抗。梁武帝時，朱異輕傲朝賢，不避貴戚，有人勸他，他說：「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見《南史》卷六二《朱異傳》］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南朝世族與寒士相互間的仇視。
南朝君主雖然提攜寒門，以推翻舊日政治上世族的獨占局面，但寒士的聲望無法與世族比擬，因此寒士終不能完全取代世族的政治地位。南朝君主雖裁抑世族，但他們本身對政治並無新的理想和辦法，而他們的家庭更未曾沾染到世族的家法門風，皇室子弟的教育不良，昏主迭出，使政治益趨惡化。昏主所親信的，大都是寒門出身的近習，這類寒士，雖也不乏有才之人，但求一品格完善者，卻甚難得。有時他們的玩法弄權，營私收賄，較世族尤有過之。因此他們不但不能革新政治，反而使政事益加敗壞，這自然由於寒士階級的學行素養平均不及世族所致。總之，南朝世族的政治權位，並沒有因君主們的提攜寒門而遭到多大頓挫。他們所遭遇的最大打擊，乃是梁末的侯景之亂，自這場空前的災難後，南朝的世族才日趨沒落。
（三）世族的衰落
南朝君主的提攜寒門，雖未能把世族的勢力摧毀，但世族本身則日趨腐化。事實上，世族本沒有多大力量，外不能驅逐胡虜，內不能防止篡竊，連維持一個小朝廷的局面都很勉強。他們所靠的只是他們先世的名望以及傳統的社會地位，與皇室政府相互利用，而形成一個特殊階級。他們的從政只是為了保持門第，不是為報效國家，因此他們不以改朝易代為意。但兩晉皇室，因出身高門，與當時的世族，尚能氣類相合，休戚相關，世族對皇室，也還能盡力維護，如東晉時的王導、謝安，對晉室可謂忠心。但東晉滅亡後，新興朝代的皇室與世族淵源不同，精神上難免發生隔閡。世族對皇帝既不能忠心翊戴，皇室對世族也不能推誠相親，只是表面上相互應付。因此南朝的政局，甚不穩定，朝代的更迭，也大為加速。晉時，世族頗有長於政事者，知兵者也不乏人，謝氏一門便是其代表。但到南朝，世族的暮氣益深，擅長政事的業已絕少，知兵者更不可得。因此軍政實權都落入寒門之手，世族在政治上變成擺設。這現象到梁武帝時已非常顯著，當時政權操於朱異等人，而統兵出鎮的武將，更都出身寒門。因此最後世族所持以驕人的，便只剩下幾片枯骨。這種情形，自然不能不使世族步入衰運。雖然如此，其優越的權利地位，都仍然保持著，直到侯景亂起，才遭遇致命的打擊。
侯景在壽陽時，因請婚於王謝，梁武帝不許，景怒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似乎早已立意要對南方世族加以打擊。到他南下攻陷建康後，便恣意摧殘世族，擄掠殺戮，無所不至；世族傾家蕩產，流離死亡者不可勝數。此外侯景並解放奴隸，優予官賞，往日的階級次序，至此完全顛倒錯雜。而南方土著大姓，平日對僑姓積怨已深，自此也乘機而起，到處聚眾為亂。南朝的社會組織，經此嚴重的破壞，再也無法復原。侯景亂平後，舊有的世族已面目全非，冠冕舊家的子弟，淪落到以耕田養馬為業的，比比皆是。到陳武帝興起，他的部下，又大都是南方土著，因此僑姓世族的勢力，益加不振。隋平陳後，南方的世族階級，乃與南朝的政權同歸消滅。
北方從「五胡亂華」起，到北朝時代，大體說來，胡族君主對漢人世族是始終籠絡的，其主要目的是藉這批世族的社會地位與聲望，以統治眾多的漢人。北魏自開國之初，即信用清河崔氏。至太武帝時，曾以修國史事族誅崔浩，當時大姓如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因與浩為姻親而遭族滅，世族的聲勢，一時為之大挫。但其後不久，孝文帝倡導漢化，推崇門第，因此世族之勢復熾。同時孝文又製造了一批鮮卑世族，從此胡漢都重閥閱，漢人世族，遂又多了一層保障。爾朱榮之亂，遭禍最烈的是居於洛陽的鮮卑貴人，漢人世族所遭的打擊似不嚴重，因此他們仍有復起的能力。其後魏分東西，東西魏創建者的高氏和宇文氏，都起於胡化中心的北邊，對漢化最初是仇視的。高氏對漢人世族的潛力，似乎並未十分注意，因此保持著較濃的胡化，篡東魏後，對漢人仍不親任，而寵信西域人。宇文泰對漢人世族則加意聯絡，他曾利用出身望族的蘇綽、盧辯為他草創官制，建立新的政治規模，其後終能擊滅北齊，統一北方。由於關東是被征服的地區，而周政府更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因此關東世族的政治勢力，較前大衰。
前面已說過，宇文泰新政的一項要目，即是把關東籍的有功漢將改為關中籍，或賜以胡姓，冒充鮮卑貴族的後裔。這些改籍的漢將中，其中也頗有出身於世族的，例如北周的佐命功臣李虎，其祖籍本為趙郡（今河北趙縣），入關後改籍為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縣東北），並改姓大野氏。［參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這種辦法，使北方世族的譜牒，發生相當的紊亂。到周滅北齊，周人以戰勝者的姿態君臨關東，政治要津皆為關中的胡漢世家所盤據，關東世族自然無法與之抗衡。其後關中的胡族世家，也日漸衰落，終由漢人世家的楊氏取代了胡族宇文氏的政權。隋時，政權仍握在關中世族手裡，但從隋起，整個北方的世族階級，開始走下坡路。這與隋的廢除九品中正，改行科舉有莫大關係。因為在科舉制度下，平民可以考試得官，寒門仕進的機會大增，世族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自然動搖。但世族具有數百年的傳統力量，重門第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加以隋至唐初，科舉制度尚不十分發達，因此世族仍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社會上重視門閥的風氣，至唐代中葉依然存在，直至五代，世族的勢力才完全消滅。
南朝世族對後世的最大貢獻，莫過於他們遺留的優美的文辭書法以及玄遠的談論，但也帶給社會不少的惡風，諸如奢侈、貪污、萎靡等。由於他們對政治的不能勝任，把南朝的漢族政權幾乎斷送給胡人，假如不是隋室篡周，漢族勢必要完全為外族所征服。至於北朝的世族，也同樣遺給社會若干不良的風氣，但他們在異族的統治下，能屹立不搖，始終具有強固的力量。由於他們的存在，使胡族政權在中國不能建立絕對的威信和穩固的基礎，終致使胡族奪自漢人的政權，再潛移到漢人手裡。從民族的觀點看來，北朝世族的貢獻，遠較南朝為大。
二、民生狀況
（一）士庶的生活
貧富的過度不均，是南北朝最顯著的社會現象。田地山澤集中於貴族階級之手，他們的生活驕奢淫逸，而一般平民的生活則甚為艱困。雖然這種現象在魏晉時代即已非常顯著，但南北朝時代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政治上則是貪污成風，政事的敗壞自可想見。這些雖都是南北共有的現象，但比較上說，北朝的風氣仍略為儉樸，政治也較上軌道，這是因為北朝政府有時還有辦法和魄力來從事革新。例如魏孝文帝便曾推行過均田制，在南朝則絕無類似的措施。南朝一切操之於豪門大族，而政治寬緩，禁令如同具文。至梁武帝末年，南朝的政治已腐敗不堪，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問可知。
當時人民雖處於政治黑暗、戰爭頻仍的境地，所以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而不致全部崩潰者，則與當時糧食能充足的供應有關。當時南北雙方雖不斷作戰，但只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中進行，北朝河北地區和南朝江南地區的秩序，大體還算安定；而這兩個區域，又是南北朝主要的產糧地，因此對於糧食的供應，尚能不虞匱乏。大體說來，當時的糧價，無論南北，都還便宜。例如南齊時，荊湘諸州的谷價，每斛不到一百錢。南朝糧價最便宜的時候，要算梁武帝初年，史載天監四年（505），米一斛只值三十錢。東魏孝靜帝元象、興和時（538～542），北朝的谷價更便宜到每斛只值九錢。［南北朝糧價，分見《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王嶷傳》，《梁書》卷二《武帝紀》及《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當時北方人的糧食以豆麥為主，多用以做餅；南方人則以米為主，用以做飯及粥。平民佐餐之物，大都以鹽菜為主。中國古代，習慣上惟有官宦和老年人才可食肉，普通人則頗少能有此口福，南北朝時代仍保有這種習慣。至於肉食，則北方以牛羊為主，南方以鵝、鴨、雞、彘、魚等為主。貴族饈饌的豐腆精美，與平民飲食的粗劣，成為極顯明的對照。梁武帝躬行節儉，日食菜蔬，但他的御廚能夠「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可以想見其烹調之精。外國食法，也有若干傳入中國。當時嗜酒之風也很盛，制酒多用黍米，有時雜以其他原料，製成佳釀，並有各種名目。北方胡人，至遲在東晉末年已會制葡萄酒。飲茶大約起於三國時代，南朝的貴族已頗有飲茶的習慣，北方胡族則以酪漿為主要飲料。此外，當時似乎還沒有蔗糖，僅有蜜和米麥製成的糖。
衣服方面，大體說來，南方士大夫多尚長衣寬帶，惟戎裝始為短衣，這也是自古相沿的習慣。當時貴族如著短衣出入廛里，即為人所不齒。冠則仍承秦漢之制，凡十三種，但不完全施用。冠用於較正式的場合，此外有帽，較冠為簡便。又有幘，是一種用以覆發的巾，多以縑製成。鞋類大體分履與屐兩種，履是短筒鞋，屐是木屐。當時仍有席地而坐的習慣，登席者須先脫履，朝會和祭祀，更須赤足。北方的胡服，則為短衣，自然為的是便於騎射。胡服的另一特點是著靴，到唐代，靴漸變成中國的官服。衣料則以絹和布為主，絹以絲織成，布以麻織成。當時只有南邊的交廣地區種植棉花，但不普遍，其種法也還沒有傳至中土；同時交廣輸入的棉布，為數極少，莫不視為珍貨。絮（絲綿）的價格極貴，普通人在冬天很難購置一套絲綿的臥具或衣服，因此北方人多用氈禦寒。最奢侈的，要算錦繡一類的衣料，有「銷金」、「織成」等名目。
當時的房舍，普通士大夫，大抵有屋數十間，且多附有園圃。豪貴之家的住宅和園池則極其宏麗，而且時常發生侵奪他人田宅的糾紛。營建的材料以土木為主，奢侈者常以琉璃為裝飾。琉璃的製法，於北魏初年自大月氏傳入，其後雖日見流行，但價值甚貴。此外尚有用香料塗壁的。平民住宅，則多用竹茅造成。也有鑿石掘地為窟室的，北地因土質黏韌，窟室尤為普遍。北邊胡族多住氈帳，氈帳之大者，可容千人。當時雖仍有席地而坐的習慣，但已普遍使用胡床，胡床亦即後世所謂的「交椅」，用後可以懸掛。這種床何時自胡地傳入中國，不得而知，但至遲在西晉時代，便已風行。
行的方面，因南方少馬，士大夫多乘用牛車，甚至皇帝的乘輿有時也以牛牽引。北方的牛車也很盛行，但北方產馬，因此北人也常騎馬或以之駕車。此外尚有驢、騾、駱駝之類，但驢騾多半為地位較低的人所乘用，而南方人對乘馬則視為畏途。除利用畜牲外，還有用人力負擔的交通工具，南朝士大夫常使用肩輿代步，最闊綽的肩輿須用八人來抬，稱「八輿」，此外有籃輿、板輿等。又有輦，是一種以人力推挽的車，又稱「步輦」或「步輓車」。又有「馬輿」，是一種用馬抬的轎，較馬車為安穩。
貴族們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享受外，對於賭博、弈棋、音樂一類的娛樂，也甚為好尚。南朝君臣，尤喜弈棋，甚至有時列為品第，以評定優劣。音樂方面，南北都競尚淫靡之音，但南朝的清談者，尚能不廢古樂，頗有以彈琴著名的。北方則幾乎成為胡樂世界，北朝晚年，西域的音樂歌舞，大為社會所歡迎，而胡族的樂器如羌笛、琵琶，也風行於全國。
（二）農商業與錢幣
南朝的農業區域，以江南為主。自晉室南渡後，荊、揚二州的農業，大為興盛，這自然與政府南遷人口增加有關。二州農業最盛的時期，要推晉安帝末年至宋文帝末年的四十年和梁武帝時代的四十餘年間。當時主要的產糧區大致為今湖南、湖北兩省的沼澤區，長江下游沿岸和太湖流域。江南是南朝的根本，南朝所以能維持長久的偏安局面，實有賴於江南的富庶。至於淮水南北地區，因接鄰敵境，人少地荒，農業極為衰落。當時南朝淮水地區駐軍的糧食，例須由江南運往。齊明帝時，朝臣徐孝嗣曾上表請政府輔助人民，墾荒於淮南，結果未行，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淮南地區的荒蕪。至於淮北地區的情形，更可想見。
東晉時代，北方諸胡國能留心農事者甚少，惟前秦苻堅、前燕慕容皝和北燕馮跋等，稍知勸課。北魏道武帝，對農業也頗能留意，他初起時，曾命東平公儀墾闢河北（今套外地），以為屯田。及與後燕交兵，攻取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又移當地居民十餘萬家於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其後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把平城及其附近數百里的地區，劃為農業區，名為「畿內之田」，在這個區域中勸課農桑，從此連年豐收。但以戰爭頻仍，收穫仍不足以供消耗。明元帝時，以食糧不足，曾擬遷都於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太武帝因屢次親征，委政於太子晃，晃頗注意農事，因之田地大為增闢，但也只限於畿內之田。直到孝文帝時，對農業才有全盤的改革。他於永明三年（485）開始行均田制，男丁及婦女，皆由政府授以定額的田地。並於建武元年（494）遷都洛陽，以利漕運。北魏分裂後，東魏政府勤力農務，因此孝靜帝時，連年大穰，造成北朝谷價最低的紀錄。至北齊末年，因政治不良，加以連年蝗旱，漸至民不聊生。而西魏及北周，則對農事始終注意。
關於商業，南北朝時，社會上仍抱有舊日重農輕商的觀念。雖然如此，一般王公大臣以及重要地方官吏，仍有不少兼營商業的。這種風氣，南北都很盛行，要人中頗有與商賈發生不解之緣的。例如北齊的奸佞和士開，便是一位官而商者，因此富商大賈在當時的社會上亦頗有勢力。至於重要的商業地區，南朝以丹陽郡為盛，建康更是丹陽郡的商業中心，當時秦淮河為長江內港，沿河地區便是市場的集中地。此外廣州、揚州，也都是著名的商業都市。北朝則以洛陽、長安、鄴等地為最盛。
南北雖然對立，但雙方商賈的交易，則通行無阻。北方所需南方的貨物，主要為「羽毛齒革」之屬；南方所需北方的貨物，則為「漆臘竹木」等物；此外雙方並常運米以通有無。而雙方使節的往返，也大都趁機做筆生意。至於鄰國或近塞外族部落之間的交易，也很通行，如庫莫奚、突厥、吐谷渾等都與北魏有商務關係，而西域與北朝的商業往來，尤為頻繁。當時河西諸郡，商賈雲集，有時更通用西域的貨幣，可見貿易之盛。西域「商胡」留居中國經商的，為數亦多，甚至若干商胡，操縱北朝的政治，和士開便是西域商胡的後裔。南朝則與扶南（今柬埔寨）等國發生過商業關係。
畜牧業北朝較南朝為盛，北朝畜類的產量極豐，例如北魏末年鮮卑豪帥爾朱榮所有的畜類，便多到「色別谷量」的地步。手工業的情形，記載甚為缺略。礦業則南北均極貧乏，齊武帝曾一度開採南廣郡（今四川珙縣一帶）的蒙山銅礦，後因功費太大而止。北魏也曾派官開採長安驪山等處的銀礦，此外漢中有金戶約千餘家，經常在漢水淘金，至魏末廢除。
至於南北朝時代的貨幣，則以錢幣為主。中國最早的貨幣，當屬商代的貝；金屬的幣，可能起於東周初年。戰國時的貨幣，列國並不一致，例如周秦用圓錢，三晉用鏟形錢，齊用刀形錢。到秦國統一，一律採用方孔圓錢，文曰「半兩」。漢高祖時，以銅量不足，改鑄三銖錢。武帝時改鑄五銖錢，銅質及鑄工均佳。其後王莽改易貨幣，金融大亂，光武時，又復五銖錢。東漢末董卓在洛陽時，曾鑄大量的小錢，以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曹操當政時期，復用五銖。魏文帝時曾廢銅錢改用谷帛，流弊甚大，明帝時乃復鑄五銖錢，此外吳蜀均曾鑄大錢。東晉時，南方錢幣缺乏，通用孫吳舊錢，民間也時有私鑄。
到南北朝時，各代時有鑄錢之舉，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始鑄四銖錢，重如其文，這是南朝鑄錢之始。至孝武帝，又鑄四銖錢。齊武帝時也曾派人入蜀鑄錢，後以功費太大而止。梁武帝初年，改鑄五銖錢，並別鑄一種無周郭的「女錢」，二者並行，但歷代古錢依然流通，無法禁絕。其後武帝盡罷銅錢，改鑄鐵錢。因鐵錢易得，於是民間紛紛私鑄，以致物價騰貴，紊亂不堪。陳時鐵錢不行，至文帝，改鑄五銖錢。宣帝又鑄六銖錢。其後直至陳亡，仍行五銖。
北朝初期，交易以谷帛為主。魏孝文帝於建武二年（495），始鑄五銖錢，但因工精質美，數量不多，故流行不廣。宣武及孝莊之世，亦均鑄錢，是為「永平五銖」及「永安五銖」。其後因私鑄者多，漸又細薄。齊文宣時，廢除永安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鑄造甚精。文宣以後，漸多私鑄，其風愈演愈甚，直至齊亡。北周最初仍用魏五銖錢，武帝時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其後更行「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既而又廢布泉。宣帝時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並用。到隋文帝代周，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一千錢重四斤二兩。但周齊舊鑄之錢，仍許通用。至開皇五年（585），錢幣始告統一。
總之，南北朝時代，因不能大規模鑄錢，而致新舊錢並行，加以私鑄，種類愈演愈雜。至於不能大量鑄錢的原因，主要由於銅的產量不足，且銅礦多遠在邊疆，鑄錢工本過大，而分裂戰亂，使南北政府均無法勝任這項艱巨的工作。隋初，統一之勢已成，加上文帝的決心與魄力，才把東漢末年以來四百年間紊亂的幣制，加以廓清，而樹立了一個堅固的幣制基礎。
（三）國內與國際交通
南北朝的交通，以水路為發達。南朝江湖航運的繁盛，自不必論，就是北朝的水上交通，也很便利。北朝政府對於水運，一向注意，時常加以整理。所以如此，基於兩點原因：一是為便於軍隊的運輸。北朝政府是無時不思南伐的，而龐大軍隊及軍需的運輸，須仰賴水路，北魏曾為此訂過詳細的運輸計劃。二是為便於糧食的運輸，亦即所謂「漕運」。北朝的首都地方，以人口集中，當地糧食的產量不夠供應，須賴外地糧食的輸入，魏的洛陽，隋的大興，莫不如是，因此漕運成為北朝的大事。當時北方的主要河流為黃河、洛水、汴水、清河及淮水等，政府對其河道均加以修浚，使之相互暢通，構成寬廣數千里的水上交通網。至於南朝的北伐，也多半利用水路運輸軍隊，如宋王玄謨、陳吳明徹的北伐，即曾利用黃河及淮、泗等水。
陸上交通，史載不詳，史書所特別記錄開闢道路的事，大半不為行軍，便為巡幸。南朝的道路，以「馳道」為最著名。馳道是當時的御路，也是京城建康的主要道路，建於宋孝武帝時。馳道有二條：一自閶闔門（京城西門）至朱雀門（在京城南五里秦淮水北）；一自承明門（宮城北門）至玄武湖，可知並不甚長。至於其路面，不過較為平坦，仍有塵沙，須用水灑之，也可看出當時築路技術的不佳。北朝於魏道武帝時開闢過幾條道路，如為伐後燕而開的井陘路（在今河北井陘縣一帶）；伐燕後北還時又用兵力修建「直道」，自望都（今河北望都縣西北）鑿恆嶺至代（今山西大同市東），長達五百里；又為校獵開「沙泉道」。其後文成帝曾修治「河西獵道」，孝文帝曾開靈丘道（在今山西靈丘縣一帶）。每次動用人工，自數千人以至數萬人不等。至於地方官民因便利交通而修的路，簡直沒有記載，可見其事之少。
當時的海上交通，也很便利。今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地區，與南朝的首都建康，均可由海道交通。今朝鮮半島上的新羅、百濟、高麗諸國，以及日本地區的倭國，皆向中國遣使入貢；百濟、倭國且均受過劉宋的冊封。南海諸國如林邑、扶南，及天竺（今印度）等，皆曾與南朝有外交或商務的關係。當時有所謂「崑崙奴」者，是南洋群島土人被掠賣為奴的，其人膚色甚黑，到中國的頗多。又有所謂「崑崙舶」，是崑崙人所操的船舶，時來中國貿易。由此可見當時南海諸國與中國交通和商務的頻繁。
北朝與西域諸國的交通，也很發達。魏晉以降，中國與西域，為羌人所阻絕。至前秦苻堅統一北方，西域諸國最初朝獻者十餘國，繼而鄯善及車師國王入朝，蔥嶺以西的大宛、康居等國，也均遣使貢獻，計先後遣使朝秦者六十三王。其後苻堅想效法漢之設立都護，把西域置於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他於淝水戰前不久，派呂光率兵七萬，出征西域。秦軍連下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焉耆（今新疆焉耆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其餘國家望風歸附。呂光大搜西域珍寶，以駱駝二萬頭馱載而歸，並帶回奇技異戲，殊禽怪獸千餘種，駿馬萬餘匹。其後北方大亂，西域再度與中國隔絕。直到北魏太武帝時，始遣使通西域，諸國貢獻相繼。到魏滅北涼，鄯善斷西域通路，諸國貢獻歷年不至。其後魏平鄯善、焉耆及龜茲等國，西域再通，自中國西行直至蔥嶺以外，均暢行無阻。西域高僧，相率來華，佛教遂愈演愈盛。魏曾於洛陽城南伊、洛二水之間，設「四夷館」，以招待諸異族及南朝的歸附者，四館中的「崦磁館」即用以款待西域人者。當時西域人歸化北魏的達萬餘家，所居門巷修整，寶貨填積。魏並立市於洛水南，名「四通市」，以為其貿易之所。北魏分裂後，寄居洛陽的西域人，大部為東魏、北齊所得，因此北齊的宮廷尤其在晚年最為西域化。北周雖未積極經營西域，但雙方的商業交通，則一直在維持著。
漢代的亭傳制度，到南北朝時代已等於廢除。因旅客的需要，逆旅（即旅館）之業乃大興，但偏僻之區，旅館仍不多見。旅館純為私人牟利而設，其設備頗為簡陋，無法以之接待國家貴賓。而南朝的賓館不修，士大夫又無館客的習慣，因此使節往來，多寄居僧寺。南朝的貴人們有時也寓居僧寺，所以當時的僧寺即是變相的旅館。至於貨運，除了商人自營以外，尚沒有專門為人運貨的龐大運輸機構。郵政也沒有，信件多托人攜帶。至於政府文件的運送則仍恃驛傳，驛道的設備，尚稱完善。
三、宗教信仰與社會風氣
（一）佛教的昌盛
佛教自東漢初年正式傳入中國，但當時社會安定，佛教並沒有多大的發展餘地。到東漢末年魏晉時代，國內大亂，人民生活痛苦，精神上也缺乏寄託；而當時中國傳統思想的儒學，久已變成沒有靈魂的空架，因此佛教乘虛進入中國思想界。兩晉南北朝的三百年間，佛教大盛。其發展雖曾遭遇若干頓挫，但其傳布則始終未曾停止，佛教的若干重要宗派，也於此時萌芽。
漢時僧侶皆來自西域，多以譯經為務，最初的譯經大師，為桓靈二帝時的安世高（安息人）、支婁迦讖（月氏人）。魏文帝時，始准人民受戒為僧。其時南方的吳國境內，佛教也頗流行。西晉時有竺法護者，敦煌人，通曉多國語文，他是最早能自譯梵文經典的中國人。西晉末年，西域僧人佛圖澄來華，他善誦神咒，並精圖讖先知之術，其後為石勒、石虎所崇信。至其弟子道安（常山人）起，始以傳教為務。東晉南渡後，佛學開始影響中國的學術界，其時僧侶如竺法深、支道林等，與名士們辯論玄理，因此士流思想，沾染了不少佛家色彩。至東晉末年的慧遠（361～443），尤為士大夫所崇奉。中國僧侶第一位入天竺求經的，則為法顯，他於晉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長安西行，經三十餘國，至中天竺（今印度北部），遊學數年，於義熙十年（414）自海道返國。佛教教義有大小乘之別，小乘專修個人，大乘則兼度他人。最初傳譯至中國的佛經，多屬小乘，至晉安帝時，天竺僧侶鳩摩羅什受後秦姚興的敦聘，前來長安，才開始傳譯大乘經典，並校正舊譯之誤。一時譯經之風大盛，佛教也自此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宗教。
到南北朝時代，佛教益盛，南北都瀰漫著佞佛之風。當時的君主，不少是佛門弟子。南朝如宋明帝、齊明帝、梁武帝等皆篤信佛教，其中梁武帝迷信之深，更為曠世希有。即以陳武帝的英明，也樂此不疲，這自然是風氣使然。北朝則自魏道武帝入中原，便開始信佛，並建築寺院。至太武帝，因改信道教，並懷疑沙門謀反，遂有滅佛之舉，摧毀佛寺，坑殺沙門，佛法被廢棄者達七年之久。到文成帝，又恢復佛法。其後獻文、孝文、宣武諸帝，莫不信佛，對佛事的靡費也越來越大。北齊的幾位君主都信佛，北周則到武帝時，又有滅佛之舉。至於士大夫和平民信佛的，也極普遍，因此寺廟的建立，遍於南北。史載梁武帝時，僅建康一地即有佛寺五百餘所，僧尼十餘萬人。而北魏孝明帝末年，寺院竟多至三萬餘所，僧尼二百餘萬人。由於佛寺的興建，建築雕刻的技術也大為進步，尤以魏代對佛像的營建，工費極大。如文成帝時，曾鑄釋迦立像五座，各長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又如北魏累世在龍門山（即伊闕山，在洛陽城南）鐫刻石佛，為數極多，高者達六七十尺，形態不一，備極工巧。據說其造像法傳自師子國（今印度錫蘭島），具有崇高的藝術價值。
北魏佛像，敦煌莫高窟。
由於僧尼的眾多，以及其素質的不齊，因此許多不良現象也隨之發生，諸如僧尼與俗人間發生不道德的行為，僧尼的逃避賦役，以及建造佛寺佛像的靡費等。弊端既多，政府乃不得不對之加以限制。南朝宋文帝、孝武帝及齊武帝時，均曾屢申禁令，不准私建寺塔，並淘汰沙門。北朝也曾下過多次禁令，魏孝明帝初年，胡太后曾下令限制每州度僧的人數，但當時法禁寬弛，不能改肅。到孝明末年，國家多事，徭役繁興，因此人民剃度者，更為踴躍，造成空前未有的數量。其後至周武帝時，以佛道靡費過多，欲革其弊害，乃於太建六年（574）禁斷佛道二教，經像皆毀，沙門道士勒令還俗；寺觀及其財貨，均賞賜臣下。九年（577）滅齊後，關東佛教也遭遇同樣的浩劫。總計武帝時寺廟被充公者四萬所，僧尼還俗者三百萬人。宣帝時，又復佛道二教。至隋，佛教乃恢復從前的盛況。
蕭衍捨身佛寺，選自明刊本《帝鑒圖說》。
南北朝時代的佛教宗派，主要可分六宗，即成實、淨土、三論、律、禪、天台六宗；其中除成實為小乘教義，其餘皆為大乘。成實宗得名於《成實論》，它的作者訶梨跋摩，生於佛滅後九百年。鳩摩羅什來華後，把它譯出。齊梁之世，研究成實之風甚盛，梁武帝即皈依此宗。淨土宗以念佛求生淨土為宗旨，其主要根據為《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及《往生論》。漢桓帝時，已漸行於中國。至東晉，慧遠結社廬山，其宗風儀式因而大著。北魏中期，有曇鸞者，為此宗大師，與慧遠成南北二派。三論宗依據天竺佛徒龍樹（約為200～300年間之人）所創的《中論》、《十二門論》及其弟子提婆所創的《百論》而開宗派。鳩摩羅什為提婆三傳弟子，他至長安後，盡譯三論，遂成中國三論宗之祖。鳩摩羅什以後，三論宗漸衰，但尚流行於南朝。此宗主張破邪顯正，歸結於空，亦即破一切「有所得」之見，而以「無所得」為歸。
律宗於東晉末年傳入中國。佛教經典，統分經、律、論三部，佛的教法曰經，佛的教誡曰律，弟子學者研習經律而有所著述曰論；統謂之「三藏」。此宗以修持律藏為主，故名律宗。東晉末，中天竺人曇無讖來華，始譯律宗經典。初入中國時，尚無中心準則，因而不盛，至唐基礎始固。禪宗初祖為菩提達摩（天竺人），於梁武帝大通元年（527）至梁，後去北魏，曾於嵩山（在今河南省中部）少林寺面壁九年，其宗義的特點是屏棄儀式，不立文字，直本心，見性成佛。但南北朝時，其義不顯，至唐才發揚光大。天台宗的宗師為智者（即智，538～597），南北朝末期的人，他棲身於天台山（在今浙江省東部），因以為宗名。此宗為中國諸佛宗內首先對佛教經典作系統之整理判釋的一宗，並首創「止觀」的法門，以為吾人普通對於宇宙人生的見解，皆是迷妄，煩惱由是而生。欲破除迷妄，則須用修行功夫，以現本心中的淨性。因它以《法華經》（即《妙法蓮華經》）為旨歸，故又名法華宗。
總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教雖日見盛行，但當時的佛學大師多著重於佛經的翻譯和教義的傳播；至於發揮佛理，推陳出新，則功效不宏。所以當時雖有宗派萌芽，但基礎尚不穩固。直到唐朝，信仰的狂熱已減，一二流的思想家群趨佛學的研究，宗派才大為興盛。
（二）道教與舊有迷信
道教於晉時稱「天師道」，士大夫信奉的甚多，例如東晉名族王氏，便世奉天師道。當時道家可分丹鼎、符錄二派，丹鼎派以燒煉服食為事，符錄派以經咒醮禱為務。同時因玄學盛行，道家者流，常竊取《易經》、《老子》的義理，以自文飾。晉初有葛洪者，著《抱朴子》，便是拿煉丹服藥的理論，來附會易老。這類道書，甚合江左士大夫的脾胃。東晉東南沿海地區，道教尤為盛行，信徒極多，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都是以道教惑眾而倡亂的。但道教在南方的勢力，究不如佛教，南朝君主信道的也不多。梁武帝少年曾受道法，初即位時猶信道，崇道士陶弘景；陳武帝因世居吳興（今浙江湖州市），受當地風俗影響，也信道教，但二人後來均改信佛教。
北魏君主自道武帝起，開始奉佛。至太武帝，應崔浩之請，改信道教，並奉道士寇謙之為天師，於是道教盛行於北方。其時道教若干經典儀式，多取法於佛教，但其教義終不出符錄丹鼎的範圍，不如佛法的淵微。太武曾親至道壇受符錄，其後魏室每位君主即位時也必受符錄，成為故事。東魏末年，高澄崇道，曾置館宇於鄴，使道者居之。北齊君主，多不信道。北周則崇信道教，但到周武帝時，與佛教同遭摧殘。其後直到唐初，道教始再度得勢。
道教與佛教在北方同時盛行，因此雙方屢次發生衝突。魏太武帝、周武帝的兩度滅佛，都與道教有關。崔浩世奉天師道，因勸太武帝信道，遂有滅佛之舉，其後更演為劇烈的政治鬥爭。太武太子晃篤信佛法，師事沙門玄高，高為崔浩及寇謙之所譖殺，於是太子晃深怨崔浩。其後崔浩以修國史事，開罪鮮卑，為太武所族誅，太子晃頗有構陷的嫌疑。［參看牟潤孫《崔浩與其政敵》（載《輔仁學志》十卷一、二期合刊）］周武帝的滅佛，則系利用道士張賓之說，因沙門爭之，乃並罷道教。南朝因道教的勢力不敵佛教，因此沒有發生劇烈的衝突。
南北朝時代舊有的宗教，除佛教和道教外，尚有許多由來甚久傳播甚廣的迷信，花樣繁多，主要的有淫祀、厭詛、圖讖、卜筮、占夢、相術等。淫祀即濫祀各式各樣的神，這種風氣，魏晉時即已盛行，至南北朝仍不稍衰。南朝宋武帝曾下詔禁淫祀，但到孝武帝時又開始修建各種祠廟，此後一直不衰。南朝最著名的祠廟，要算建康城外鐘山的蔣子文祠。子文，東漢廣陵人，為秣陵尉，逐盜鐘山下，傷額而死。據說他曾於孫權時顯形於道，權追封他為都中侯，改鐘山為蔣山，以表靈異。南朝皇帝，一遇困難問題，便要求助於他。此外如吳興郡的項羽神，也甚受時人的崇奉。北朝也有淫祀的風氣，對所祀的神也不大選擇，如常山郡有董卓祠，鄴城有石虎廟，其荒唐可想。
厭詛就是命巫覡咒詛所欲加害的人，使其受禍。這種巫術在兩漢宮廷中最為風行，咒詛的對象，多半是皇帝。兩漢的皇后、太子、諸王、大臣因犯厭詛的罪嫌而遭禍敗的，為數甚多。其後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厭詛仍是政治鬥爭者所常使用的武器。宋明帝曾於泰始五年（469）下詔宣布廬江王褘厭詛的罪狀，詔中對厭詛的方法，有詳細的說明：「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咒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發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見《宋書》卷七九《廬江王褘傳》］又如北齊後主時，河間王孝琬，因怨恨執政，做一象徵的草人而射之，也是厭詛的一種。史載北魏制裁巫蠱的刑罰，極為嚴酷，也可看出這種迷信在北朝的盛行。
圖讖的怪說，自漢朝以後，漸漸衰微。但到南北朝時，若干君主仍然拿它來騙人。尤其是開國的君主，在其決意篡奪之前，必然拿圖讖來自抬身價；一般諂佞的臣下，更以為君主造作圖讖為獵官的捷徑，例如蕭道成及蕭衍篡位時，均有臣下陳獻符讖，可見這種風氣的瀰漫。北朝也是如此，魏時所製作的若干圖讖，荒謬處可令人噴飯。北齊文宣帝在篡東魏以前，也早已命應圖讖。南北朝的若干君主既以圖讖起家，一般對政權具有野心的人，也往往遵法炮製，以為號召，而求達成其政治陰謀。所以南北朝發生的若干叛亂或政變，也頗有利用圖讖以壯聲勢的。此外還有人捏造類似歌謠的讖語，以求達到某種目的。如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久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因而自造謠言道：「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對二人發動心理戰。似這一類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
卜筮在南北朝，有時仍用以決斷軍國大事。如梁元帝時，西魏師攻江陵，帝尚以筮卜判斷自己的命運。又如齊文宣帝謀篡位，使人卜之，結果大吉。當時一般王公大臣，也多信卜筮，因而得禍的也不在少數。相術較有徵驗，因此士大夫信者較多。當時相術主要可分兩種：一種是相外形，多半因襲古來舊說，因人而用之。一種是摸骨相，即揣其人之骨骼以斷定其人的吉凶禍福。此外又有聲相及器物像等。占夢是解釋夢中所見的景象，以定吉凶，南北朝時亦甚流行。也有借夢征以惑人的，如南齊大將張敬兒，嘗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雲貴不可言。此外尚有望氣、推命、借壽、代死一類的迷信，今不贅述。
（三）清談及其他風習
「清談」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流行於士大夫之間的一種風氣，也就是一種拋開現實專尚理辯的談論。這種風氣初起於東漢末年及曹魏時代，其起因約有二端：一是因傳統儒學的衰微。東漢時代的儒學，著重於煩碎的考據，已無義理可言，使思想界幾乎變成真空狀態；而儒者所講究的名節禮法，也漸流於虛偽；都不足以饜學者之望。二是政治的黑暗。東漢末年，宦官軍閥無惡不作，國事已到絕望地步，自然為有識者所不滿。因此乃有兩種反動思想發生，一是崇法務實的申韓思想，一是率性自然的老莊思想。曹操便是前派思想的代表，他一生始終以法術治國，摧抑豪強，整肅政風。而他的部下崔琰、毛玠之流，也都是法治的倡導者。後者在東漢末年雖然尚找不出一個標準的代表人物，但孔融、禰衡一般狂士的言論，已頗與儒家思想相背馳，例如孔融便曾否認父母與子女因血統關係而產生的情感。這種論調，已為魏晉人歸依老莊的先導。至於正式提倡老莊思想的，則為魏正始時代（240～248）的王弼、何晏，二人立說均祖述老莊，並參以《周易》。《老》、《莊》、《周易》，號稱「三玄」，便是清談的主要內容。
由於魏晉政權的腐化黑暗，法治精神始終無法建立，申韓思想日趨衰落，相反的老莊思想卻日益蔓延。一般學者，因灰心於現實政治，為免干犯忌諱，相率以談論哲理為務，因而清談之風大盛，事實上這也是對現實環境的一種消極反抗。王何二人雖為清談的始祖，但何晏尚務實幹，在政治上頗有成績；王弼則因早死而無所表現。其後至嵇康、阮籍等人，正值魏晉易代之際，政風益壞，忌諱滋多，因而他們的清談，漸變成純務玄虛。同時清談者在行為上也更流於放誕，他們通常的表現是縱酒和不遵禮節。例如阮籍曾一連沉醉六十日，母死尚與人弈棋；嵇康則「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甚至有的清談者是經常裸體的。這類行為自然是對禮法的一種諷刺，而所謂禮法也正是當時的篡竊者及其佐命功臣們所加意提倡的。
清談本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逃避，嵇阮等人在政治上均未負過實際責任。但到西晉時代，清談之風竟蔓延到政治舞台上去，當時不少的達官貴人，一方面手握重權，一方面大談玄理，把兩種相反的事物糅合在一起，造成西晉政治上的種種怪相。從晉室南渡直到南朝時代，清談竟與一般世族的日常生活無法分開，這種風氣對政治的影響是苟且偷安，不務實際；對社會的影響是造成一種消極頹廢的人生觀。王羲之所作的《蘭亭序》，充滿人生哀樂相隨的感慨，足可代表當時一般人的心理。東晉南朝的始終不能恢復故土，不能說與這種風氣無關。
初期清談的內容，以老莊為主，東晉以後，佛學也滲入清談的範圍中，與老莊相互發明，以求人生的理解。若干佛教僧侶，每每假借清談，與士流周旋，如東晉中期的支道林，便以清談著名於時，為勝流權貴所崇敬。至於對清談不滿的士大夫，也頗不乏人，西晉時的裴、江惇、范寧，東晉初年的應詹、卞壼等，都反對清談；范寧甚至以為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但習尚已成，非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挽回。宋文帝時，設立玄學館，與史、文、儒並列為四學，清談益盛。梁武帝始崇經學，儒術稍振；但當時的經學，也受清談的影響，只充作談辯之資。直到隋朝統一，清談才趨衰落，但其流風餘韻，卻一直傳到唐朝中葉。
南北朝時代的社會風氣，顯然受老莊和佛學思想的支配，清談如此，其他風習也多如此。但兩者之外，還有第三種力量影響著當時的社會，便是胡人的風俗。整個東晉南北朝二百七十餘年間，中國北方始終淪於外族，其間北方胡人雖曾大規模的漢化，但胡人風俗也在無形中感染著漢人。胡人習俗再與佛老思想相混合，形成了這個時代中若干獨特的社會風氣，這些風氣都是以往儒家社會中所罕見的。茲舉主要幾點，分述於後。
殘殺是南北朝時代主要的風氣之一。胡俗本好武嗜殺，這種風氣自西晉末年傳入中國。南北朝所有胡族或胡化的君主，除了少數傾慕漢化的，其餘莫不好殺。魏太武帝和北齊諸帝，是其尤著者。南朝君主，雖不及胡族君主的兇狠，但骨肉屠戮的事也層出不窮，尤以宋代為甚。南朝帝室慘變之多，與佛教有相當關係。佛教的主張出家，便是背棄倫理，根本否認血統上的情感。另一方面，佛教雖然戒殺，但有超渡冤魂和贖罪的辦法，為殺人者作護符；甚至有在殺人之前，先燒香火，以贖罪愆的，齊明帝便慣做這種事；似此自然無法止殺。
淫亂之風，也南北一致風行，這種風氣的起因，北方主要受胡族影響，南方則受老莊思想的影響。胡族的倫理觀念比較薄弱，因此北朝的君主及貴族，大都荒淫無度。北朝帝室最淫亂的，以北齊為最，其烝報醜行，為歷代所罕見，而后妃失德的，也所在多有。但胡族的男女地位比較平等，影響所及，漢人女權也為之提高，這可以當時的「妒風」之盛為證。史稱北齊時代的婦女，莫不「以制夫為婦德，能妒為女工」，這與儒家社會婦女以三從四德為信條相較，不能說不是一種解放。南朝雖是當時中國文化的正統，因環境優裕，人情耽於逸樂，又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因而養成一種淫靡放蕩的習氣。當時的高門大家，雖猶知禮法，但內外的防閒，已較往昔為疏，名門婦女，有時也與士大夫接談。帝室婦女，則多不講禮法，行為淫亂者頗不乏人。在這方面最有名的是宋前廢帝姊山陰公主，她公開擁有「面首」三十人。至於公主們的跋扈驕縱，凌制夫家，更為習見，以致當時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為畏途。
另一種風氣是過度的功利主義。南北朝可以說是一個重功利輕仁義的時代，這種風氣由來已久。當時的士大夫，大都不講操守。南朝士大夫所最重視的，是門第和既得權位的保持，對改朝換代，則漠不關心；至於在位者的貪污好貨，更屬常事。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後，風氣漸壞，貴族們的貪污腐化，愈演愈烈，到北齊竟弄到官商不分的地步。社會上也瀰漫著重利之風，所謂「財婚」，便是最好的例證。至於這段時間中殺父弒君的事特多，自然也是功利思想擴展到極致的結果。
總之，南北朝若干獨特風氣的形成，實與魏晉以來的思想潮流有關。從好的方面看，當時的思想界既已脫離儒家的束縛而得到解放，同時又注入胡族的勇敢進取精神，經數百年的揉塑混合，乃能下開隋唐的盛世，文治武功，均備極燦爛。但從壞的方面看，儒學究不失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較好辦法，儒學既衰，由佛老與胡俗造成的社會政治秩序，始終動盪不安。後來的隋唐帝國，維持不久即告崩潰者，也正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