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八章 漢的制度與學術
一、中央官制
（一）漢初的丞相制
漢初的官制，大體因襲秦代，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吏，仍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主，漢人稱之為「三公」。丞相仍是全國官吏的最高首長，掌理國家的大政；其他重要官員的職掌，也與秦時沒有多大出入。所不同的，只是有若干官名更動，並且新添了一些職官而已。
高祖即帝位後，以蕭何為丞相，末年改丞相為相國，仍以蕭任之。惠帝時，曹參繼任相國。惠帝五年（前190），參死，漢取消相國，改置左右丞相，名次以右丞相居先。文帝二年（前178），撤銷左右丞相，改置丞相一人；其後直至哀帝時，始改名為大司徒。丞相金印紫綬，秩萬石。其重要僚屬有丞相司直一人（武帝時始設，秩二千石），司佐丞相糾舉不法；丞相長史二人（秩千石），司領導群僚；其下又有丞相征事、丞相史等。丞相史原為十五人，武帝時增至二十人。此外，低級屬吏有少史（八十人）、屬（一百人）、屬史（一百五十人）等。丞相府共分十幾個部門，統名曰「曹」，掌理全國的各項事務；每曹的主管叫「掾」，多由丞相史兼任。
太尉於秦時，掌全國武事。至漢，已不能握有軍事全權，但其位望的尊崇並未稍減，地位與丞相等，同是金印紫綬，秩萬石。又因實權不大，而致時廢時置。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廢太尉官。元狩四年（前119），改置大司馬，但也只是一個虛銜，用以加在將軍號上的。到東漢才又恢復太尉官，職權方面也不同於前。
漢代御史大夫的權力甚大，皇帝詔書先下御史大夫，然後轉給丞相，丞相上書也由他轉達，顯然對丞相具有監視與制衡的作用。同時御史大夫一職，多由皇帝的親信充任，因此其權力有時甚至超過丞相。像景帝時代的晁錯，武帝時代的張湯、趙禹等，皆以御史大夫掌握重柄，其故即在此。秦時御史大夫尚有領導侍御史糾彈不法的責任，漢時侍御史另屬御史中丞，專司監察，與御史大夫已不相干。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成帝末，更名大司空，秩同丞相。哀帝時，一度復舊名，但不久又稱大司空。
秦制的卿，也全部為漢所沿襲，除名稱略有改變，職權則大體仍舊。奉常於景帝時更名太常；郎中令於武帝時更名光祿勛；內史於景帝時分左右，武帝時改置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號稱「三輔」；治粟內史漢初稱治粟都尉，景帝時更名大農令，武帝時又更名為大司農，典客於景帝時更名大行令，武帝時又更名為大鴻臚；將作少府於景帝時更名將作大匠；中尉於武帝時更名執金吾；此外，衛尉、廷尉、宗正、太僕、少府、詹事等均仍舊名。至於諸卿的屬官，也與秦制大同小異。
漢時有所謂「九卿」，乃是指諸卿中最重要的九位，即太常、光祿勛、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九卿為正卿，秩皆中二千石，其餘的卿則稱列卿。丞相兼綜中外，九卿則主要管理皇室及中央政府本身的業務，九卿的業務與郡國有關的，皆須通過丞相，同時九卿又可直接接受皇帝的命令。所以漢的九卿，已不純然是丞相的僚屬。
此外，位尊而無實權的官，有太師、太傅、太保，合稱「三師」，為皇帝顧問之官，用以優禮元老重臣。三師皆金印紫綬，位在三公之上，故又稱「上公」。太傅始置於呂后時，太師、太保則始置於平帝時。又有太子太傅及少傅，皆輔導太子之官，約始置於景帝時。這些職官，秦時大都曾設置過。至於漢代新設的職官，則有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和若干軍官如校尉、中郎將等，多置於武帝時。
漢代官吏的等級，以所食俸米的數目而定高下。最高者為三公，皆為萬石（西漢御史大夫為中二千石）。其下有中二千石（如九卿）、真二千石（如王國相）、二千石（如郡太守）、比二千石（如郡都尉）；再下又有千石、比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等階級。但每月實際所得的俸米，則要大打折扣。最高的萬石，每月可得俸米三百五十斛（斛與石同，均為十斗。漢制官級則稱石，實發的俸米則稱斛）。最低的一百石，則僅得十六斛。俸米以外，並有俸錢，也以官級的高下而定其多寡。
（二）內朝的產生
秦與漢初的丞相，雖掌握全國的大政，但丞相由皇帝委任，必須向皇帝負責，因此事實上皇帝是行政最高領袖。論理皇帝須經常視事，裁決國家的大計，但皇帝因不向任何人負責，所以他視事的範圍和程度，全由他本人的意志或興趣來決定。所以秦始皇可以事必躬親，二世也可以一切不管。丞相的權力就因此輕重不一，遇到政治興趣濃厚的皇帝，丞相除聽命辦事外，便沒有多大權力；相反的，如果皇帝對政治不感興趣，一切託付丞相，丞相便成為全國的主宰。大體說來，漢初的幾位皇帝，因受無為政治原則的影響，對政治都不十分積極，雖也聽事，卻頗能持其大端，因此丞相權重。到武帝時，因為他本人想大有作為，親自過問的事較前倍增，相權也就隨之低落。
因為武帝要多管事，他的侍從和隨員也增加了一大批，這批人便漸漸奪了丞相之權。而武帝晚年又把聽事的地點，從外廷遷移至內廷，更低減了丞相的重要性。漢代的皇宮，可分前後兩部，前部為「省中」，即所謂「外廷」，是皇帝與大臣決事之所，後部為「禁中」，亦即所謂「內廷」，是皇帝私人燕居之所。武帝既於內廷決事，丞相因位尊望隆，不便隨時召入內廷，因此皇帝與丞相無形中疏遠起來；而經常襄助皇帝處理國事的人，乃是一部分特許出入禁中的朝臣，以及經常侍從皇帝左右的士人和宦官，如侍中、尚書、散騎、中常侍、給事中等。這批人便形成了所謂的「內朝」，內朝的領袖便是武帝本人。內朝已決定的事，交給丞相去辦，因此丞相漸變為聽命於內朝的執行官，失去參與國家最高決策的權力。內朝的尚書原屬少府，本是皇帝的一個私人秘書組織，其首長為尚書令，秩不過千石。但因有宣示詔令和閱讀章奏的權力，乃漸變為發布命令的機關。武帝以後，尚書的權力益大，成為當政大臣所必兼的職務。
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的頭銜輔政，又置前、後、左、右將軍，成為內朝的最高決策集團，自此內朝從以皇帝為主變成以將軍為主。在此以前，大將軍本為出征時統帥的最高頭銜，向例由外戚充任，如竇嬰、衛青均曾出任此職。此外，又有驃騎、車騎等將軍，地位不及大將軍。最初這類名號，於戰事結束後即予取消。武帝時，衛青、霍去病開始以將軍開府於京師，位望雖隆，亦不大幹涉政事。其後，重臣多加將軍之號。到昭帝，大將軍成為實際的攝政，丞相則變成大將軍的部屬；外朝官員，只有加侍中、給事中頭銜的，才能參與內朝的決策，這是漢代政制的一大變革。其他名號的將軍，如車騎、驃騎、衛將軍等，也都從此成為輔政大臣的頭銜。霍光以後，這類輔政將軍，照例是外戚的禁臠。成帝時，罷輔政將軍之號，僅稱大司馬，也都由外戚充任；只有哀帝時，以幸臣董賢為大司馬，是個例外。由於外戚的輔政，造成王莽的篡位，結束了歷史上的西漢時代。
（三）尚書權力的發展
東漢光武帝因鑒於西漢外戚的僭竊，不設輔政將軍；同時為了皇帝更徹底問政起見，把大權集中於內朝的尚書，於是相權更形低落。東漢時，丞相改稱司徒，掌考課民政建議制度等事；御史大夫改稱司空，掌營建及水利；太尉改為常置，掌全國兵事的考課。總之，東漢的「三公」，已差不多是「坐而論道」，而尚書漸成為實際的最高行政機關。到靈帝時，尚書成為一個獨立機關，稱「尚書台」或「中台」，但名義上仍屬少府。尚書令的地位也較公卿相去甚遠，故其人選猶甚輕易。
尚書最高首長的尚書令，秩千石，次為尚書僕射，秩六百石。西漢時，尚書分為四曹，每曹有尚書（六百石）一人主之，成帝時增至五曹。到東漢，又增為六曹，即吏曹（主公卿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南二千石曹及北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南主客曹及北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每曹除尚書一人外，尚有侍郎（四百石）六人，主文書起草；令史（二百石）三人，主書寫。此外有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地位與侍郎等，但不屬六曹；左丞掌台中人事，右丞掌台中總務。
東漢光武、明、章三朝的外戚，均謹良守法，諸帝也不委以國政，因此無專擅之事。到和帝以幼沖即位，竇太后臨朝，任其兄竇憲為大將軍，重演外戚專政的故事。其後和帝漸長，與宦官鄭眾合謀，誅滅竇憲。既而和帝封鄭眾為侯，常與議事，於是宦官的權勢，隨之興起。此後的漢廷，變成外戚與宦官的角逐場，直到亡國而後已。
宦官的得權，也要上溯到武帝時。前面已說過，武帝晚年因於後宮決事，以致形成所謂內朝，而尚書因職司出納王命，漸握實權。尚書首長的尚書令，原由士人充任，但武帝有時以宦官典尚書事，改稱為中書謁者令，有時亦稱中書令，所以漢代的尚書令與中書令，只是同職而異名。宣帝時，宦官弘恭、石顯任職中書，典掌機要，權勢煊赫，曾於元帝時譖殺大臣蕭望之等。成帝時，復以士人任之，稱尚書令；於是宦官的權勢大衰，而成外戚獨盛之局。但假若不是王太后坐鎮後，全力支持王氏，而她本人又年壽長久的話，宦官在西漢可能再度抬頭。西漢的宦官必須充任中書令，才可握權；東漢的宦官則只作中常侍，便可問政。中常侍一職，也是沿襲秦的舊制，為皇帝侍從親近之官，多以宦官任之，但有時也以士人參其選。到光武時，乃一律以宦官充任，其時中常侍的員額不過四人。和帝時，宦權漸張，乃增至十人，益受親任。而尚書已漸變為行政機關，反與皇帝疏遠。到桓靈二帝時，中常侍們愚弄皇帝，操縱著整個外朝，他們的貪污不法，直接促成東漢帝國的亂亡。
二、地方政府
（一）郡國的政府組織
漢初的地方制度，主要仍沿秦的郡縣制；其不同點，即漢有王國和侯國的設置，其政府組織，不盡與郡縣相同。
漢初的王國，地盤甚廣，一國可轄若干郡。王都所在之郡由內史治理，各支郡則設太守，其下有縣和鄉，與普通郡縣無異。內史及各支郡太守，由中央委派的王國丞相來統率。此外，王國的重要官吏有中尉，掌軍事；並有御史大夫、九卿及博士等，簡直是小型的中央政府。七國之亂後，漢改王國丞相為相，並撤銷其大批官吏。武帝以後，王國支郡被減削殆盡，甚少有大過一郡的。王國的重要官吏最後也只剩下相和中尉，相相當於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因此王國組織與郡已差不多相同。侯國的地盤，最大只有一縣，其行政長官也稱相，實際只等於一縣的令長。同時列侯極少就國，其所應得的賦稅，由相轉呈列侯。除這點以外，侯國的政務可以說與縣一樣。東漢王侯國的制度，仍與西漢後期相同。光武初年，封功臣為列侯，其封土有大至四縣的，但為數極少。此外，光武時又有公國的設置。建武二年（26），封周后姬常為承休公；五年（29），又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封土各為一縣。十三年（37），改封孔安為宋公，姬常為衛公；並降封宗室諸王數名為公。諸王降為公的，其封土仍為一郡。十九年（43），宗室諸公復進爵為王，自此公國只余宋衛，所食一縣之地，與侯國同。
漢初郡國的總數，較秦時增多。高祖末年，郡國（指王國）共有五十六個。呂后時，曾增建了幾國，但旋即廢滅。文景二帝時，又分建了十幾國。到武帝，因疆土大辟，又增設了許多郡。太初元年（前104），漢的郡國多至一百一十；計國二十一，郡八十九，是漢代郡國數目最多的時期。［參看楊予六《中國歷代行政區劃》頁四二至五五］此後略有削減，到平帝元始二年（2），共有郡國一百零三，計國二十，郡八十三。東漢時代的郡國數目，也時有變化，以順帝永和五年（140）為例，當時共有郡國一百零五，計國二十，屬國六，郡七十九。屬國始設於武帝時，是為歸降外族所特設的政區，由屬國都尉主之。但西漢屬國，附屬於郡，至東漢安帝時，命屬國別領縣，其地位乃與郡平等。此外，秦的內史不在郡數之內，而漢的「三輔」則列於郡數。
郡國以下皆有縣，有異族寄居的縣叫道，這些都與秦制相同。此外有些郡國，尚包括若干侯國或皇后、公主們的食邑。平帝元始二年（2）全國共有縣、邑一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共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人口則有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是西漢人口數字的最高峰。東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全國共縣、邑、道、侯國一千一百八十。人口則以桓帝時為最多，永壽二年（156），全國人口凡戶一千六百零七萬九百六十，口五千零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西漢平帝時之郡國縣邑及戶口數目，見《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東漢順帝時之郡國縣邑數目及桓帝時之戶口數目，見《後漢書》卷三二下《郡國志》及同書卷十九《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一縣的人口，通常在萬戶上下；多者可至數萬戶，少者也有三四千戶。縣以下的組織有鄉和亭，亭以下又分里、什和伍；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十什為里，十里為亭，十亭為鄉，編制和秦完全一樣，實際上自然不會這樣整齊。例如亭的設立，雖以戶口為標準，但為維持治安和鞏固邊防計，若干邊遠地區，雖人口稀少，也照樣設亭。
郡的長官為太守，秩二千石，由中央委派。太守除處理郡務，每年並須「上計」於丞相。「計」指計簿，是一郡戶口財賦的清冊，太守每年遣吏上計於丞相，以為丞相施政的參考資料。太守以下的重要官員，有都尉及丞各一人，均為中央委派。都尉比二千石，掌一郡軍事。丞六百石，襄助太守處理公務，並無實權。其餘掾屬，皆由太守選用本郡人充任，最重要的為功曹，總領郡府諸曹，主管群吏的進退賞罰，權力甚大。此外有督郵數人，分區督察各屬縣。
縣的首長，通例是萬戶以上的縣稱令，秩六百石至千石；萬戶以下的縣稱長，秩三百石至五百石；但有時也以政務的繁簡為設置標準。有丞署文書，尉掌甲卒治盜賊。太守每年春天巡行各縣，視察農務，秋天也要出巡，考課縣政。每縣於秋冬季須上計於所屬郡國，郡國則以之為縣令長考績的根據。
鄉官則有嗇夫（掌爭訟及收賦稅）、三老（掌教化）、游徼（掌捕治盜賊）。亭有亭長，職司護路捕盜，但也兼管亭區內的民刑諸事；其下則有里魁、什長、伍長，完全沿襲秦制。與秦不同者，只是沒有連坐的規定而已。
（二）刺史制度的演變
刺史本是漢中央政府用以督察各郡的官。秦時，中央政府有時以侍御史臨監各郡，但不常置，而監察區的大小，也不得而知。漢立國後，這制度停頓了一個時期，到惠帝時，才派遣御史巡視地方；文帝也有時派丞相史出巡，但尚不是常制。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正式分全國為十三個監察區，名曰「部」；每部設刺史一人，以監督所屬各郡國。但三輔、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及弘農七郡，因系畿輔之地，不在十三部內。刺史有經常的治所，每年多以八月巡行各郡國，遇有郡國守相以及其境內的強宗豪右有不法情事，即向中央舉劾。其所舉劾的事共分六項：（一）強宗豪右田宅逾制，凌暴寡弱。（二）守相不奉詔書，貪污舞弊。（三）守相刑賞冤濫，煩擾刻暴。（四）守相選才署吏，阿私不公。（五）守相子弟，倚恃勢力，請託官府。（六）守相阿附豪強，割損政令。畿輔七郡的監察事宜，最初仍由御史或丞相負責，至武帝征和四年（前89），另設司隸校尉部以統之，自此監察區增至十四。十三部的名稱以及每部所轄的郡國如下：
（一）豫州部 察潁川、汝南、沛三郡及梁國，今河南、安徽、江蘇三省交界地。
（二）冀州部 察魏、巨鹿、常山三郡及清河、趙、平干、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七國，今河北省中南部地。
（三）兗州部 察陳留、山陽、東、淮陽、大河、泰山六郡及濟北、城陽、濟陰三國，今河南省東部及山東省西南部地。
（四）徐州部 察琅玡、東海、臨淮三郡及泗水、廣陵、楚、魯四國，今江蘇省長江以北及山東省南部地。
（五）青州部 察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六郡及菑川、膠東、膠西三國，今山東省中部及東北部地。
（六）荊州部 察南陽、南、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六郡及長沙國，今兩湖及河南省西南隅地。
（七）揚州部 察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五郡及六安國，今江蘇省南部、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地。
（八）益州部 察漢中、廣漢、犍為、越雋、益州、牂柯、沈黎、汶山、巴、蜀十郡，今四川、貴州、雲南三省大部及陝西省南部地。
（九）涼州部 察隴西、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武都九郡，今甘肅省全部、青海省東端及寧夏東南隅。
（十）并州部 察太原、上黨、雲中、定襄、雁門、代六郡，今山西省中北部、內蒙古東南部地。
（十一）幽州部 察渤海、涿、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真番、臨屯十一郡及燕國，今河北省北部、遼寧大部及朝鮮半島北部。
（十二）朔方部 察朔方、五原、西河、上四郡，今陝西省北部、內蒙古河套地區、寧夏東部及山西省東北隅。
（十三）交趾部 察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象十郡，今兩廣及越南北部地。
以上十三部所察各郡國，系以武帝時為準；其後雖郡國略有減削，但十三部範圍並無多大變化。平帝時，王莽柄政，分全國為十二州，即將漢的朔方、司隸二部取消；並改涼州曰雍州，交趾曰交州。東漢仍省去朔方，而列司隸於州數，仍為十三部。
刺史秩六百石，地位較郡太守為低，刺史須任職多年，績優者始可升任太守。但因其代表中央監察地方，權威甚重，漸至憑凌守相。成帝綏和元年（前8），改刺史為州牧，秩中二千石，位在守相之上。哀帝時以州牧權過大，於建平二年（前5）罷州牧，復置刺史，秩仍六百石。平帝時，復置州牧。東漢光武建武十八年（42），始再改州牧為刺史，其後一直維持到靈帝。但東漢刺史的權力較西漢為大，例如東漢時，刺史有考問人犯之權。刺史的這種權力，可能始於西漢末年，東漢時則更為普遍。又如刺史領兵出征的事，安帝時已屢有記載，這是西漢所沒有的現象。因州較郡的範圍為大，遇有較大規模的戰事，一郡一國之力所不能勝任的，由刺史統籌，自然比較便利。正因如此，刺史的權威益形增加。順帝時，更於詔書中明令刺史指揮諸郡，並把刺史名銜排在「二千石」之前，已等於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靈帝時，因四方寇起，漢廷於中平五年（188）在益、幽、豫等州設牧，以重臣出任，統領全州軍政，與刺史並置。於是州牧之權益重，州部遂正式由監察區成為地方最高政區，往昔地方政區的郡縣二級制，也變成州、郡、縣三級制。［參看勞干《兩漢刺史制度考》（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
三、兵制
（一）徵兵法
漢代的兵制，大體沿自秦代，仍然實行全國普遍的徵兵制，只是細節上有些改動。
漢代的兵役年齡，從二十三歲開始。凡及齡壯丁要負擔兩種兵役，一是充「正卒」，一是屯戍，期限各為一年。正卒在本郡服役，劃分兵種，施以訓練。屯戍又可分為兩種：在京師或王國都城屯戍的稱「衛士」，在邊郡屯戍的稱「戍卒」。服役期滿後，役男即可返鄉務其本業，但仍有隨時應召服役的義務，直到五十六歲才可免役。至於兩種兵役的服役，次序孰先孰後，雖史無明文，但以常理推之，正卒的服役當在前。兵役之外，又有徭役，即每年為郡縣政府服力役一月，服役者稱「更卒」，也是五十六歲免役。
京師的駐軍分兩種：一是屯駐於三輔地區拱衛京師的北軍，一是保衛宮城和官署的南軍。它們名稱的來源，是因漢的長樂、未央等宮，都在長安城的南部，故宮廷衛軍集中於城南，守城軍隊的重心則在城北，因此有南北軍之稱。所謂衛士，即是指南軍士兵，由三輔以外的各郡役男輪番充任。但衛士是經過選拔的，並非所有的役男都充衛士，不充衛士的則充戍卒。北軍的士兵，則由三輔的役男輪番充任，可能即是服正卒役。至於王國的衛士，則只在本國首都服役，不須屯戍京師。屯邊的戍卒，大都是關東人，此外尚有少數當地人，他們在邊塞城堡中，擔任守望的工作。
服正卒役的役男，由各縣集中於郡，劃分兵種，加以訓練。當時的兵種，主要有四，即步卒、材官（精選的步卒）、騎士、樓船士（水兵）。兵種的確定，皆依當地的環境為準。如西北產馬，則當地役男多編為騎士；平原及山地區（如巴、蜀、三河、潁川諸郡）的役男，則多編為步卒和材官；東南沿海及江湖附近地區（如廬江、丹陽、會稽等郡）的役男，則多編為樓船士。此外還有一種車士。多用於喪儀。各郡的正卒統屬於太守，而由都尉指揮監督。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會同各縣令長丞尉加以檢閱，評定高下，名曰「都試」。都試的科目，以射為主，並加試其他技術。靠水的地方，則作水師演習；邊郡地方，則由太守率領馬隊巡行塞障。王國的正卒，則統屬於相，而由中尉率領。
至於免役，漢代雖沒有固定的免役法，但也有若干免役的規定，由皇帝隨時以詔令頒行。免役的條件，大體可分四類：一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可以免役。惠帝時，曾下詔規定官吏秩六百石以上與父母妻子同居的，或曾做過將軍、都尉、二千石的，都可以免役。此外，如宗室、關內侯、博士弟子等的免役，也曾數見於詔令。二是用以獎勵才德。惠帝時，曾下詔免除「孝悌力田」者的服役。元帝時，能通一經的儒者也可免役。三是有功的人，可以免役。如高祖時規定，凡曾隨他入蜀漢定三秦的二千石吏，可世世免役；跟他參加平城之役的吏卒，可終身免役。宣帝時，也曾詔准霍光的後代免役。四是特殊情形下的免役。如民年九十以上只有一子，或是身材短小與染有疾病者，均可免役。
（二）編制與調發
這裡所說的編制，可分三項：一是京師駐軍的編制，二是邊郡亭障的組織，三是戰時的統率系統。
上面說過，京師駐軍有南北軍之分，其任務也不相同。南軍由衛尉統領，守衛宮城。宮城以內各殿舍的守衛，則以衛郎擔任，由郎中令（即光祿勛）統領。衛郎雖屬南軍系統，但其分子並非從各地的役男中抽調而來，而多半由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有軍功的良家子、郡國推舉的孝廉和博士弟子員等來充任，此外還有不少富人子弟。這個集團可以說是皇帝最親信的衛隊，也是未來將相大臣的儲備所。武帝時，於南軍增置羽林、期門等兵，為皇帝的隨從護衛，由光祿勛統領。
北軍由中尉統領，它的職責是拱衛都城，維持京師的治安。武帝時，改中尉為執金吾，並增置八校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及城門校尉，於是北軍大為擴充。東漢分北軍為五校，即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各由校尉率領；並另設城門校尉。
西漢彩陶騎馬武士俑，咸陽市楊家灣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漢代南北軍的兵員數目，西漢因史無明文，無法確知。但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下詔裁去二萬衛士中的一萬，因此可以推知武帝以前的南軍衛士為二萬人，武帝以後是一萬人。東漢時的南軍，按編制衛尉以下共有官長公車司馬令、衛士令、都候、宮掖門司馬及丞、尉等十九人，員吏二百九十九人，衛士二千五百零七人。北軍五校則有官長校尉五人，司馬六人，員吏六百十四人，士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見《後漢書》卷二五及二七《百官志》］西漢南北軍的士兵，是按兵役法自各地徵調而來，東漢則是召募來的。南北兩軍因是首都衛戍部隊，都不負野戰勤務。但從武帝起，時有以京兵遠征的事。東漢因行募兵制，民不知兵，一遇有事，多以京兵出戰。
東漢和帝以後，宦官權勢日大，至靈帝時，竟然建立自己的武力，置西園八校尉，即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左、助軍右，及左右八校尉，以宦官蹇碩為統帥。又因有皇帝的支持，原有的南北軍自然無法與之為敵。朝中大臣，欲誅除宦官，只有依仗地方軍隊，因此造成董卓之亂。
屯邊的戍卒，多在邊防工事的亭障中服役。亭的防禦設備有用土做成的高墩，為四方或六角形，上有通信用的旗杆。土墩叫烽台，又叫堠；四圍有牆叫塢，塢高約合市尺一丈左右，每邊長五丈余。烽台和塢合稱曰燧。發現敵人時，則於烽台上點燃烽火，敵人逼近，則據塢以守。兩亭之間，相距約十里。每隔三亭以上，有特備公務人員食宿的「傳舍」，設於亭的附近。備有傳舍的亭，稱都亭。障較亭為大，亦有圍牆，可容一二百人，也可以放烽火。亭多設於長城以外，障多設於長城沿線。障的首長為障尉；燧有燧長，由亭長兼任；均受太守、都尉的指揮。
漢代遇有征伐，多自各郡國調兵出戰。戰時的統率系統，最高者為大將軍或將軍，皆臨時派定。將軍之下有部，大將可統五部，每部的首長為校尉（比二千石）和軍司馬（比千石，其副稱軍假司馬）。部下有曲，首長為軍候（比六百石，其副稱假候）。曲下有屯，首長為屯長（比二百石）。屯以下應當還有其他小組織如什伍等，但史無明文。至於地方的局部戰爭，則由郡都尉或縣尉、鄉官等統兵應戰。東漢後期的刺史，也可以統兵。
至於軍隊的調發，其權操在中央政府。國家有事，由中央下令調兵，太守發兵，而由都尉率領；王國則由相發兵，中尉率領。至於中央下令時所頒的信物，高祖時用羽檄，是一塊長一尺二寸的木簡，上插羽毛，表示疾速。文帝時，以虎符及竹使符調兵，虎符是銅製的虎形，竹使符是五寸長的竹片，上刻篆書。兩種符都是分成兩半，一半存於中央，一半存於郡國，中央欲調某郡兵，則派使者持符前往徵調，太守勘驗屬實，然後發兵。但這辦法只限內郡，邊郡因情形特殊，太守有自行發兵之權。漢代太守對軍事所負的責任甚大，如有過失，即可被劾為「乏軍興」，其罪重則死，輕則免；漢代太守因「乏軍興」而獲罪的，不知凡幾。［參看勞干《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三）募兵的興起
漢代的募兵，是東漢徵兵制破壞後才普遍施行的，但西漢武帝時，即已兼用募兵。當時對外戰爭頻仍，徵兵不敷應用，因此必須於徵兵之外，再加召募，八校尉的士卒，便由召募而來。此外，武帝並曾利用大量的刑徒及惡少年從軍。武帝以後，募兵的事更為習見，有時甚至募用異族為兵，例如宣帝時代的羌騎，便是募羌人組成的騎兵。
東漢光武初年，值水旱為災，中原殘破，因而力圖省吏減賦，與民休息。他於建武七年（31），以國家現有精勇士兵甚多，不必再事徵兵為理由，下詔罷除都試。但各地壯丁的軍籍，仍未取消，有事時仍可加以徵發。百姓雖仍有隨時應召當兵的義務，但平時沒有受軍事訓練的機會，因此士兵素質大為降低。此外郡都尉也因省費而罷，各郡國的役政，乃陷於停頓狀態。但這種情形只限於內郡，邊郡則不廢都尉和都試。當時漢廷所依賴的兵力，主要為屯兵，亦即職業軍人；他們大都為光武舊部、綠林豪俠和投效的豪族部曲，其能征慣戰自無疑問，東漢初期的武功，多由他們建立。但勇悍的人也會衰老，因此政府不能不以募兵來隨時補充。
因為內郡徵兵機構的撤銷，有事時臨時徵兵遠不如召募來得方便，因此徵兵的事，愈來愈少。靈帝時，黃巾亂起，屯兵不敷應用，因而大舉召募，皇甫嵩、朱俊等的平亂軍隊中，便有大量的募兵。其後大將軍何進也曾招兵買馬，以制宦官。總之，到東漢末年，法律上雖仍有徵兵的條文，事實上已很少施行，人民似乎已不知兵役為何物了。
由於東漢政府提倡儒學，人民風從，假經術以取高位，對兵事自然厭棄。這種現象，以人口最多的山東地區最為顯著。人民既厭惡從軍，募兵的數目乃時感不足。而自光武以後，各種降胡聚集於近塞或塞內，他們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習俗，於是漢廷又召募胡人為兵。召募的胡人，大都用來守邊或以之攻伐不順的外族。光武時，匈奴南單于投降，光武移之於塞內，命其捍衛邊疆，兼拒北匈奴及鮮卑。終東漢之世，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鮮卑、烏桓、羌，為政府召募為兵。漢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這些降胡從事對外的戰爭，他們最後竟成為中國軍隊的主力。這種現象，較諸西漢國人的雄風，相去何遠！它已顯露出漢人尚武精神的沒落以及漢帝國的危機。
募兵制的最大缺點，就是極容易把國家的軍隊化為私人武力。因為募兵多半為無家無業之人，沒有家庭和產業的牽掛，也沒有一定的服役期限；長官與他們經常在一起，只要待之以恩信，他們自然會視如父兄，為之效死；這樣便形成一個以私人為中心的軍事集團，乃有軍閥的產生。東漢時，羌人強盛，屢次入寇；中葉以後，為禍益烈，政府不得不派大軍長期戍守西邊各郡。這些軍隊因經常與羌人作戰，戰鬥力特強，與民不知兵的關東，成為一個明顯的對照。因此東漢末年，涼州產生了不少軍閥，董卓便是其中的巨頭，他也就是後來摧毀東漢中央政府的人。
四、財經制度
（一）常賦
漢的常賦，以田租和丁稅為主，由大司農掌其事。此外尚有山川園池市肆之稅，由少府掌其事。大司農所收之稅，供給政府公務上的開支；少府收入則供給皇室私用，不數之數，由大司農撥給。皇室與政府收支的分開，是漢代財政較秦進步的地方；而其稅率，更遠較秦代為輕。
漢初的田租，稅率是十五分之一，到景帝二年（前155），改為三十分之一。武帝時雖然增加了不少新稅，但田租仍保持三十稅一，直到西漢末年，始終沒有增加。東漢初年，因兵事頻興，田租一度提高到十分之一。建武六年（30）以後，因大舉裁員，國家用度大減，乃又恢復三十稅一，一直維持到東漢末年。桓、靈二帝時，稅率雖仍舊，但桓帝曾於延熹八年（165）令郡國有田者每畝加課十錢；靈帝中平二年（185），也曾每畝加課十錢，以充修築宮室的費用。獻帝初年，全國混亂，遇事則隨時由人民攤派。建安九年（204），曹操平定河北，國內粗安，於是改定稅制，令全國每畝納粟四升，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這辦法開後世租、庸、調製度的先河。總之，兩漢的田租，大部時間都是三十稅一，稅率可謂極輕；但一般貧苦佃農除交納公租外，尚須交納私租給地主，這種私租的稅率，西漢時竟高到50％。
丁稅即人口稅，分算賦和口賦兩種。算賦是成年人的人口稅，課稅的標準是從十五歲起到五十六歲止。算賦的征課，始於高祖四年（前203）。令各郡國課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錢，是為一「算」；每算之中，須繳六十三錢於司農。商賈及奴隸加倍徵收。當時這項稅款的用途，是治辦兵器車馬。惠帝時，女子年至三十猶不嫁的，須課五算。文帝時，算賦減至四十錢。武帝時，又恢復百二十錢，其後宣帝和成帝時均曾減少。東漢也征算賦，但不見減算的記載，當仍征百二十錢。口賦是未成年人的人口稅，最初規定征課年齡為三歲至十四歲，每人每年課二十錢。武帝時又增三錢，昭、宣二帝時則屢次減少。到元帝時，采貢禹的建議，把口賦的征課年齡縮短為七歲至十四歲。其後直到東漢，始終沒有廢除。
（二）雜稅和國營事業
武帝時，因用兵四裔以及他本人生活的奢侈，政府和皇室的用度大增，因此不能不增闢利源。武帝時的斂財辦法，主要可分兩類：一是雜稅的擴大征課，一是若干產業的國營。
武帝時所增加的雜稅，名目繁多，主要的有車船稅、工商業品稅等。車船稅是凡人民有軺車（一馬輕車）者，年納稅一算，即一百二十錢，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者，年納一算。工商業品稅的征課，當時稱為「算緡錢」，商品價值每二千錢納一算，工業品四千一算，也就是前者的稅率為6％，後者為3％。車船稅和工商業品稅均由物主自行報值，匿而不報或報而不實者罰戍邊一年，財物充公。同時政府並獎勵告發（當時稱為「告緡」），凡告發屬實，政府把充公財物的一半獎給告發人。
國營事業有專利與非專利之分，專利事業又分三種，即鹽、鐵、酒。鹽的專利，是政府以製鹽器具供給鹽商，再由鹽商製鹽出賣而課以重稅，嚴禁民間私造鹽具；政府並於各產鹽地區置鹽官，以主其事。鐵是由政府在各產鐵地區設置鐵官，主持采冶鑄造，嚴禁人民私鑄鐵器。酒是由政府在各地置榷酤官，設廠釀酒出售，以專其利，民間不得私釀。武帝死後，儒家的政治勢力抬頭，對此項專利政策甚表不滿，認為與民爭利，應予罷除。昭帝始元六年（前81），御史大夫桑弘羊與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之士為此事曾展開激辯，結果政府為尊重眾意，罷榷酤官，允許民間釀酒。元帝初元五年（前44），又罷鹽、鐵官；但因國用不足，三年後又行恢復，此後一直維持到王莽時代。東漢初年，未設鹽、鐵官，直到章帝時才恢復。和帝即位，再行罷除。獻帝建安初年，曾一度恢復鹽的專利。至於酒的專利，自昭帝時罷除後，王莽時曾復置榷酤官，其後整個東漢，一直沒有再設。
非專利的國營事業，有「均輸」與「平準」。均輸行之於各地，其辦法是各郡國每年應獻給皇帝的若干土產，不必直運京師，可交給當地的均輸官，由它轉運到市價最高的地方出賣，得錢歸公。平準是於京師設局，網羅全國各地的貨物，物價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以取其利。這兩項事業，一直維持到西漢末年。
五、法律
（一）法典與司法機關
漢的法律，也承襲秦代，只是去掉秦法中少數最殘酷的條文。因此漢代法律仍然保持秦法的嚴厲精神，終兩漢之世，始終未完全消失。尤以西漢前期，用法最嚴。
高祖初入關後，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本是一時權宜之計。全國大定後，便命蕭何制律，何參照秦法，加以損益，作律九章。《九章律》的總目是具律、盜律、賊律、雜律、捕律、四律、興律、廄律、戶律。前六種律相傳為戰國時李克所制而為秦所採用，後三種則為蕭何所加，但各律的細目至今已多不可考。此外，叔孫通作《傍章》十八篇，以補《九章律》的不足。其後武帝大加增添，張湯作《越官律》二十七篇，法典益備而禁網也益嚴。
律以外尚有所謂「令」，律與令的分別，據漢人自己的解釋，是：「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見《漢書》卷六十《杜周傳》］大體說來，律是有系統的成文法律，且有其傳統性；令則是人主隨時頒布的法律，與律有相同的效力。令以外又有「比」，或稱「決事比」及「法比」，是無成法可援時用以此類決事的條例。武帝時，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僅死刑項目便多至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款；死罪決事此多至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因法條過繁，司法者不能遍睹，而致決獄失平的事時常發生。同時條文既多，便難免有自相矛盾之處，更給官吏製造為奸的機會。其後宣帝有意更訂律令而未果，元成二帝均曾下詔命朝臣集議，減輕刑罰；但官吏因循，始終未能作大規模的修改。
王莽時代，法令更為煩苛。西漢中期以後，儒家大盛，學者論法，多主以德為主，以刑為輔。到東漢，法家逐漸趨儒化。光武明帝，雖提倡儒術，猶崇尚法制。章帝時，採納尚書陳寵的建議，除去慘苛的法律五十餘條，並禁絕鈷鑽等酷刑。政既尚寬，而法紀漸壞。和帝時，陳寵為廷尉，也曾更訂律令，刪除死罪條例數百條，但未見施行。和帝以後，歷朝雖間有刪修，也只能作消極的補救。同時政治漸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權，他們率多違法干紀，視刑典如無物。至於若干「酷吏」，雖用法慘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鷹犬，只能施其荼毒於正人君子而已。法家的儒化，使東漢政治趨於迂緩，喪失西漢盛時發揚蹈厲的政治精神。直至桓靈時代，漢政治終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家雖盛，亦無補於國事，直至漢帝國瓦解而後已。獻帝時，曹操當國，他用法尚嚴，可以說是儒家政治的反動者。獻帝建安初，朝臣應劭刪定律令，作《漢儀》二百八十篇，為一代巨製，這是東漢時代最後修纂的法典。獻帝時，漢政雖再度走上法治，但不久漢室便因曹氏的篡奪而滅亡。
中央的最高司法機關是廷尉，重大案件均由廷尉審理。御史則司糾舉不法，漢初並派御史監察地方。武帝時有繡衣直指使，督察地方，審理大獄，但不常置。此外成帝時曾於尚書設三公曹，主斷獄。
地方的司法機關，三輔地區主要為司隸校尉，初設時轄官兵一千二百人，以捕治巫蠱，督討奸猾。後來罷去屬兵，專司監察。各郡則設有賊曹及決曹，專理刑罪案件，各有掾主其事，而太守有最後判決權。太守並於每年秋冬遣吏赴各屬縣按訊囚犯，平議其罪，以防冤濫。王國的相和內史，也均有司法權。至於各縣府，也有類似郡府的司法機構，鄉亭則由嗇夫亭長聽理訟事。此外東漢的刺史，也有審理部中重大案件之權。
（二）刑法總則
漢的刑法，幾乎把秦代的殘酷法條全部保存下來，所不同者，只是使用的程度，不及秦的徹底而已。但這也只限於幾位比較寬厚保守的皇帝，如文、景、元、成諸帝的時代；若遇到嚴急有為的皇帝如武帝者，則其刑法的峻刻，並不亞於秦代。總之，漢具備秦的苛法，但其用法則因歷朝皇帝性格的不同而有寬嚴的差異。有些重刑（如夷三族罪）於某一時期業經廢除，而後來又行恢復，也是這個緣故。至於刑法的種類，主要可分徒刑、流刑、身體刑、死刑四種。
徒刑的刑期，分一年到五年五種。一年刑男子為「罰作」（東漢改稱「輸作」），罰戍邊一年；女子為「復作」，罰服勞役。二年刑男為「司寇作」，罰充守衛；女亦如之。三年刑男為「鬼薪」，罰伐薪；女為「白粲」，罰擇米。四年刑男為「城旦」，罰築城；女為「舂」，罰舂米。五年刑男為「髡鉗城旦」，罰如上，但去發並以鐵束頸；女為舂，罰如上。
流刑即是將罪人謫戍邊境，武帝時開始實行。身體刑可分四種，即黥（刻面額以墨涅之）、劓（割鼻）、刖左右趾、腐刑（割勢）。前三種當時稱為「肉刑」，文帝時廢肉刑，以髡鉗城旦、舂代黥，笞（以小杖決打）代劓及刖趾。腐刑也於文帝時廢除，但景帝以後又復施用。
死刑可分棄市（殺之於市）、磔（車裂）、腰斬、梟首（斬首而懸之）、族數種。漢初死刑多用磔，景帝時改為棄市，但犯妖逆罪仍用磔。族也就是秦的「夷三族」，犯者本人及其親屬均須同處死刑。「三族」一說為父母、兄弟、妻子，一說為父族、母族、妻族，當以前說為是；因為景帝時晁錯被族，便是「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至於族刑的執行，據說是「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見《漢書》卷二三《刑法志》］其殘酷可謂達於極點。呂后元年（前187），曾詔除「三族罪」，但景帝時的晁錯，武帝時的李陵、江充，以及東漢獻帝時的董承、韋晃等，均被族誅，所以族刑在兩漢始終沒有廢除。
六、學校與選舉
（一）大學的建立與擴充
中國古代封建時期，即有官學的設立，其名稱散見於古代經典的，有辟雍（周王之學）、泮宮（魯侯之學）、鄉校等；至其內部組織，則已不可詳究。所可知者，當時的教育有兩個特點：一是官師合一。當時所有的典籍，皆藏於官府，只有掌某種典籍的官，才能熟知某種典籍而以之教人。例如太史掌有關禮的典籍，而禮又是當時最重要的教育科目之一，因此太史便是以官兼師的。二是受教育者只有貴族而無平民。春秋末年，封建制度破壞，私學興起，從此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機會。其後直到戰國，私人講學的風氣愈來愈盛，這是古代教育的一大變局。
秦滅六國完成政治統一後，想進一步達到學術思想的統一，因此焚書坑儒，嚴禁私學，規定「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當時秦政府並設有博士七十人，專門研究學術，以備顧問，等於又恢復了古代官師合一的教育制度。
漢沿秦制，於諸子百家各立博士，統屬於太常，秩比六百石，其數多至數十人。但漢初朝廷所崇信的學術，黃老之外，便是申韓，對於儒家思想並不重視。到文帝時的賈誼，主張以禮樂教化轉移風俗，儒家思想才漸漸抬頭。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增置五經博士，形成儒家獨尊的局面。其後武帝又應公孫弘、董仲舒之請，於元朔五年（前124）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以受經術，期限為一年。弟子員的來源，主要選自民間十八歲以上的子弟，此外各郡縣低級官吏品學兼優者，也可充任弟子。畢業後，能通一經以上的可補「文學掌故」，等第高的可充任郎官，但只限於白身受業者。地方官吏出身的，則多派充九卿、列卿或郡太守的屬官。這是漢代太學最初的情形。
宣帝時，五經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時，增設《樂經》，共為六經，每經設博士五人。弟子員也代有增加，昭帝時已滿百人，宣帝末至二百人，元帝時千人，到成帝時竟多至三千人。從太學的急遽擴充，可以看出西漢儒家教育的日益發達，和儒家政治勢力的日益膨脹。東漢光武帝也於建武五年（29）設太學於京師。置博士十四人。太學生更不斷增加，質帝時，太學生已多至三萬人。
中央的太學之外，尚有地方的郡國學，也是武帝時開始明命令遍設的。東漢的郡國學也非常普及，但兩漢郡國學所培育的人才，終不如太學為盛。
（二）選舉制度的推行
選舉制度是指政府選才任官的制度，這項制度大體可分兩類：一是詔舉，即國家有特殊需要時，下詔命官吏推舉人才。二是孝廉之舉，是由郡國按時向中央保薦當地的人才。秦代也曾有下詔徵求人才的事，但其目的只是為富國強兵；漢的徵求人才，範圍則遠較秦為廣。秦也間或征延地方人才到中央作官，但並沒有地方政府經常保舉人才的辦法。
漢初政治的最高階層，是皇室和諸侯王；其次是從龍的淮泗軍人，他們以列侯的身份，掌握政權，是漢中央政府高級官員的主要分子。此外還借重一部分秦代舊臣，如叔孫通、張蒼等。至於中下級官吏的出身，主要為貲選，即是以財產達到某項標準的人為官。貲選的辦法秦代已有，韓信少年時，便因家貧無行而不得推擇為吏。還有一種考試為吏的辦法，凡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即可在政府機關充任辦理文書的吏。此外丞相以下的各官府以及郡守，均可自行辟署掾屬，也大都采貲選的方式。到選舉制度興起，朝廷用人，才開始以才德為重；布衣下吏的政治出路，也大為拓寬。
高祖曾於十一年（前196），下詔徵求賢才，此舉開漢代選舉制的先河。其後文帝二年（前178），曾下詔命「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簡稱「賢良」）。至十五年（前165），再度詔舉上項人才，保舉者的範圍則擴大到侯王、公卿和郡守，由皇帝親自策問，漢的選舉制自此開始普遍推行。其後武、昭、宣等朝，也曾屢次詔舉人才，都以賢良為主。西漢的名臣如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都以賢良進身。漢代的詔舉，除賢良外，尚有「文學高第」、「茂材異等」、「孝悌敦厚」、「勇猛知兵法」、「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明陰陽災異」等名目，被舉者大抵為現任官吏。東漢時，詔舉由特舉變為歲舉，又稱茂材之舉。選舉的標準有四：德行高超、經明行修、明曉法律和剛毅多略。每年由光祿勛、御史、司隸校尉及各州刺史等負責推舉。
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簡稱，這種選舉，因武帝時董仲舒的建議而起。仲舒於建元元年（前140）建議命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各擇其屬下吏民之賢者，充任郎官，使其熟悉政事，來日授以官職。武帝從之，於元光元年（前134）初命郡國每年舉孝廉各一人。但因保舉人怕負責任，最初往往不舉。到元朔元年（前128），武帝下詔命郡國必須舉孝察廉，違者論罪，從此成為常科。西漢晚年，孝廉漸變為一項目，不再分開，但仍歲貢二人。東漢初期，仍舉二人。和帝時改為以人口為準，郡國人口滿二十萬者，即可年舉一人；依此則四十萬者舉二人，余可類推。不滿二十萬者，二年舉一人；不滿十萬者，三年舉一人。邊郡則人口十萬以上者，年舉一人；不滿十萬者，二年舉一人；不滿五萬者，三年舉一人。順帝時，因選舉過濫，規定孝廉必須年滿四十，始可推舉，並由政府加以考試。濫舉之風，得以糾正。但到東漢末年，選舉又濫，被舉者多為權勢者的子弟，更沒有年齡限制，如曹操二十歲便舉孝廉，這自然是漢政敗壞的結果。
七、學術思想
（一）漢初的學術概況
漢朝初建，承襲秦法，但其時的學術思想界，卻恢復了戰國時代的態勢，成諸家並立之局。其盛況雖遠不及戰國，但其龐雜的情形則十分類似。這是因為秦已覆亡，學術思想上的枷鎖業已解除，恢復了自由研究的風氣。雖然秦時的「挾書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呂后時才廢除，但事實上在未廢除之前，政府對學術思想，仍是不大過問的。漢初值大亂之後，百廢待舉，政府既無暇獎勵學術；民間也無力量從事學術上的大規模研究，因此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類似戰國，但具體而微的局面。戰國時代的儒、法、道、陰陽、縱橫五家，在漢初仍然活躍，但中期以後，由於政府的提倡，學術界變成以經學為主。［參看拙著《漢法與漢儒》（載拙著《漢唐史論集》頁三七至六三）］
（二）經學的派別
秦代的焚書，中國古代重要文獻典籍受害最烈的，首推史書；其次是《詩》、《書》一類，即漢人所謂的「經」；損失最輕的，要算「百家語」，即諸子書。六國的歷史記載，等於被秦火燒光，因此漢人所記古代的歷史，雖時間接近如戰國，其內容仍謬誤百出。經書在漢初也沒有完整的古本出現，全憑秦代學者的傳述，以當時流行的隸書（即所謂「今文」），記錄而成。
漢初的經書，全由私人傳授，每個傳授者對經典的解釋，常有個人的見解，與其他的傳經者不同。因此幾乎每一種經都有若干家，每家都有其「一家之言」。漢初的傳經者，有田何傳《易》，伏生口授《尚書》，齊（轅固生）、魯（申公）、韓（韓嬰）三家治《詩》，高堂生傳《禮》，胡毋生治《春秋公羊傳》，瑕丘江公治《春秋穀梁傳》，惟《樂》失傳。自武帝置五經博士後，經學日盛，經學家也愈分愈多。於是《易》分為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書》分為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禮》（即《儀禮》）分為大戴（德）、小戴（聖）二家，《公羊》分為嚴彭祖、顏安樂二家，《詩》仍為齊、魯、韓三家，共十四家，均為今文家。宣帝時，十二博士所治的經典，為《易》的施、孟、梁丘三家，《書》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的齊、魯、韓三家，《禮》的后蒼（大小戴的老師）一家，外加《公羊》、《穀梁》，共十二門，每門由一博士主持。元帝又增置博士一名，治京房易，但旋即罷除。至於東漢十四博士所治之學，即前面所說的十四家。［參看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載《觀堂集林》卷四）］學者都謹守其師承家法，世代不替，因此學派的區分，日益嚴格。
伏生向晁錯傳授《尚書》，明崔子忠繪。伏生是秦代博士，精通《尚書》，秦焚書後，《尚書》也難覓蹤跡，伏生將自己默記下來的《尚書》加以整理，成二十九篇，即後人所稱的《今文尚書》，並將之傳授給弟子晁錯。圖中伏生著白衣坐蒲團上，給晁錯講解《尚書》精義。
兩漢的儒家，雖然推崇孔子，同時也受陰陽家思想的影響，因此他們的學說，充滿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專重卜筮，大小夏侯《尚書》也喜談五行之說。武帝時，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書，其中也有不少離奇的話。成帝時的劉向，治《穀梁》，也數以禍福附會其說。總之，他們都認為天降的祥征或災異，全是受人事的影響，與人君的賢愚勤怠，尤有密切的關係。當時的儒家便經常用這種論調來攻擊時政，蔚成一時的風氣。到西漢末年，更有所謂「讖緯之學」的出現，內容更為怪誕。讖是一種預言式的文字或圖畫，以詭奇的隱語道出未來的大事。緯是取與經相輔之意，乃是假託經義以推究災祥的書，書名繁多，大都充滿神話。讖緯大都出於當時人之手，而偽托為古人的製作。這種神話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時達到最高潮。光武在河北時，他的舊日同學從關中帶給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讖書，上面寫著：「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他的部下便根據這個符，把他擁上帝位。他本人也深信圖讖，因此東漢初年以讖緯解經的風氣，仍不稍衰。
西漢末年，發生了一次研討古本經籍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倡道者是哀帝時的劉歆。他根據若干已經發現的古本經書，另立解說，與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謂「今古文之爭」。先是武帝時，秦代的遺書已陸續出現，政府廣加收集。成帝時，又四出搜訪，所獲益多；連先有的書，都藏於宮廷中，並命劉向、任宏、尹咸等加以校閱。劉向負責校閱的是《六經》、傳記、諸子、詩賦等類的書，校書前後達二十年。他於綏和二年（前7）死去，其子劉歆繼任校書工作，發現藏書中有若干古文經書。古文即秦篆以前的「籀文」，漢時已不易識讀，這些古文經書主要的有《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逸禮》等。劉歆認為《左傳》是孔子同時的左丘明所作，所以拿它解經最為可靠。《古文尚書》據說是武帝時魯恭王因擴建宮殿，破壞鄰近孔子舊宅的牆壁而發現的，天漢間，再由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獻給政府，其內容較《今文尚書》多十六篇。《逸禮》則較今文《禮》多三十九篇。此外他並把《毛詩》列為古文，《毛詩》是漢初毛亨加以訓傳的，後傳於毛萇，世稱大小毛公。《詩》因協韻易於記憶，並未因秦火而失傳，本無今古文之分；但因《毛詩》立說與今文家不同，也被列為古文。
劉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經書，並主張設置《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及《毛詩》博士，大為當時的今文家所反對，立學官的事，終告失敗。直到王莽時，才為上述四種古文經傳設立博士。東漢時代的學官，仍為今文。古文各家，始終未置博士。但民間研究古文經傳之風大盛，學者輩出，諸如明帝時的賈逵，桓帝時的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馬融的弟子鄭玄，遍注諸經，以古文經為本而兼采今文經說，成為一代大師。到曹魏時代，崇尚今文的風氣趨於銷息，古文經傳多列入學官，於是今文家的學術正統地位，為古文家所取代。古文家最大的功績，是把經學從今文家的荒誕迷信的經說裡帶向考據訓詁之途。如果沒有劉歆的竭力提倡，若干古書，可能業已失傳；而經學家們的頭腦，也許還得在迷離惝恍的氣氛中再浸潤一個時期。
（三）黃老思想與道教會
所謂「黃老」思想，實際就是老子的政治論。從戰國末到漢初，著名的黃老學者多出於齊國，而齊國又是陰陽家的發源地，因此二者難免相互影響。漢人以老子為道家，但漢代有些所謂道家者流，實際就是求仙採藥的方士，他們多依附老子以自抬身價。因此使老子日趨神化，最後竟作了道教始祖。
漢初著名的黃老學者有田叔和蓋公，都是齊人。曹參為齊相時，曾受教於蓋公，其後他於惠帝時，繼蕭何為相國，便謹守無為的政治原則。文帝與其後竇氏，也都好黃老家言，因此文景兩世的政治作風，也是恭儉恬退的。總之，從惠帝到景帝的五十幾年，是黃老思想最流行的時期。
到武帝提倡儒術，黃老的政治思想開始消沉，但另一方面他崇信神仙，於是陰陽家一流的方士，也隨之興起。方士與道家本有久遠的淵源，老子在古代名人中又是最具神秘性的，因此方士們便多自托為道家。但他們已不知老子的政論為何物，只知以神仙丹藥獵官詐財而已。
因方士們的依附，道家漸漸走向宗教之路，到東漢末年，道家的宗教色彩更濃，黃老便被尊奉為神。桓帝曾派中常侍左悺到苦縣為老子立祠。宮中也立黃老祠。這類淫祀又漸漸被巫師所利用，因此道家於求神煉丹之外，又平添了許多中國傳統的巫術，諸如祈雨、厭詛、捉鬼、以符水治病等；道家不僅本身的迷信程度加深，其流布也越來越廣，終致民間有道教會的產生。
張道陵，選自《清刻歷代畫像傳》。
道教會的初創，始於順帝時張陵所創的五斗米道。他曾客居蜀土，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為人治病降魔，入道者須納米五斗，故當時又稱為「米賊」。張陵傳子衡，衡傳子魯，盤據漢中（今陝西南鄭縣），深得下層社會的信仰。與張陵同時的，又有道士于吉，琅玡郡人，自稱得神書百餘卷，名《太平青領道》（即《太平經》），內容多陰陽災異之說。他也以符水為人治病，尤好結交士大夫。靈帝時，巨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寧晉縣西南）人張角，根據《太平經》創立太平道，也以符水治病，專以熒惑細民為事，因此信徒極眾，終於釀成黃巾之亂。亂平後，太平道消滅，而張魯尚雄踞漢中，自稱師君，下設祭酒以治民，其法術與太平道相似。張魯盤據漢中達三十年，至獻帝末年才為曹操所平，漢中的居民受他的影響，直到南北朝時還非常迷信。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還沒有奉老子為始祖，老子正式被尊為道教始祖的時代，不可確考，大概是魏晉以後的事了。
（四）文學與史學
中國古代的文體，可分為韻文與散文兩種。前者以《詩經》為代表，大體是一種純美的文學；後者以《書經》、《左傳》及諸子書等為代表。其文體雖為後世所欣賞模擬，但其內容並不屬於文學的範圍。漢代文學自然是由古代文學演進而來，這裡略述其演進過程。
《詩經》的體裁，主要為四言詩。繼《詩經》而起的文體，是戰國時代的《楚辭》。《楚辭》是一種不拘字數的辭賦體，有的是詩歌，有的則是略協聲韻的散文，但大都是可以歌唱的。它的作者以屈原、宋玉為主。但其中若干篇可能是偽托的。漢初，文學仍盛行楚風，其後楚歌被文人宗衍成長篇的文章，漸不可歌，於是有賦的出現。
漢賦的開山者是賈誼，他不特為漢代的政治開一新途徑，也為漢代的文學劃一新時代。他的賦僅存《鳥賦》和《吊屈原賦》兩篇，文辭方面較屈原的作品為簡練，同時在抒發情感之外，兼言哲理，也是屈作所沒有的，這是文學由通俗體走向文人體的表現。賈賦氣力雄勁，但文采不艷，他以後的賦家，則一味著重辭藻的鋪陳，作品更趨文人化。武帝時代的枚乘、枚皋、東方朔等，都沿著這條路走，到司馬相如遂產生文辭華麗的鴻篇巨製。這種賦後世稱為「大賦」，王莽時代的揚雄和東漢的班固等，都是大賦的能手。但大賦的內容，愈變愈形繁瑣堆砌。直到魏晉時代，乃有短篇的小賦出現。
五言詩也起源於漢，後世認為五言詩體為武帝時的李陵所創，他曾有與蘇武贈答的五言詩，但那是不可信的。事實上西漢時代還沒有完全的五言詩，僅有《戚夫人歌》、《李延年歌》、《楊惲歌》三首，其中夾雜些五言句子，有走向五言的趨勢而已。［《戚夫人歌》及《李延年歌》見《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楊惲歌》見同書卷六六《楊惲傳》］到東漢，才有完整的五言詩出現。此外，尚有一種「樂府詩」，亦即是專以入樂的詩歌。古代詩歌，本身都是樂章，但進化到漢賦，漸漸不能入樂。武帝時立樂府，搜集各地的歌謠樂章，並令詞臣製作詩歌，協以音律，於是有樂府詩的產生。樂府詩多雜言，五七言詩都可能從樂府詩分化而成。東漢初期和中期，並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直到末年的獻帝時代，五言詩才趨於極盛，詩人輩出，形成所謂建安體詩。
漢代的散文，以書策一類的作品為最著名，這類文體是從諸子文演變而來；最傑出的作者，仍是賈誼。他的《治安策》，對文、景、武三朝政治關係的密切，不必重述；僅以文章而論，其辭理的暢達，剖析的深刻，以及氣勢的高抗，都為散文創一獨特的境界。他又有《過秦論》，論秦之所以亡，體裁與賦相近，這篇論成為魏晉六朝人著論的模範。其他有名的書策作者有晁錯、董仲舒、司馬遷等。晁、董的作品，皆古暢適理；司馬遷的文章，不特氣雄辭達，同時字句間充滿了情感，他的《報任少卿書》，可算作漢代散文的代表作。
司馬遷，選自《清刻歷代畫像傳》。
《史記集解》書影，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班固，選自《歷代名臣像解》。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班彪長子，九歲能文，十六歲入太學就讀，所學無長師，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曉大義。及長，貫通群書，諸子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任典校秘書、蘭台今史，至漢章帝建初七年（82）成《漢書》，成為繼司馬遷之後最偉大的史家。
班昭，清金古良繪。一名姬，扶風安陵人，班彪女，班固、班超妹，夫曹世叔，故又號曹大家。班昭亦通史學，尤擅文采，兄班固死後，班昭奉和帝命，對尚未完稿的《漢書》進行續補，使《漢書》得以完整面世。著作有《東征賦》及《女誡》七篇，集三卷。
漢代的史學，也非常發達。《尚書》與《春秋》，本是古代的歷史文獻，到漢被尊為經；漢代的史學，則是漢人本身的創作。經與史也自漢代開始有所區分，但事實上兩者仍有極密切的關係。漢初，陸賈作《楚漢春秋》，已開史家著作的風氣。到武帝時，乃有最偉大的史書出現，那就是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今陝西韓城縣），父談，於武帝時任太史令。元封中，遷繼父位為太史令，曾參與太初曆的考定工作。天漢二年（前99），李陵降匈奴，遷為陵辯護，被處腐刑。其後發憤著書，完成《史記》巨製。《史記》最初叫「太史公書」，到魏晉時代才簡稱《史記》。內容包括上至黃帝下至漢武帝二千六百多年的史事，總計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餘字。《史記》的體裁，是合古代編年（如《春秋》）、記事（如《尚書》）二體為一而擴大之，成為以人物為中心的記傳體。其傳記可分三類：一是「本紀」，為歷代帝王傳記。二是「世家」，為歷代諸侯傳記。三是「列傳」，為歷代名人傳記。此外並以兩個節目為輔：一是「表」，包括歷代帝王、諸侯、將相、名臣的年表。一是「書」，為有關經濟、文物制度方面的記錄。《史記》的體裁，為歷代正史所遵循，它可以說是中國歷代正史的鼻祖。而其史筆的雄健，敘事的生動，更具有崇高的文學價值。
《漢書》之一頁，宋嘉定十七年（1224）白騖洲書院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另一部史學傑作是《漢書》，這部書的作者是班固（超兄），實際是班固和他的父親班彪、妹妹班昭合作而成的。班彪曾採集武帝以後的史事，作「後傳」六十五篇，以續《史記》。彪死，固於明帝初年奉詔續父書，至章帝建初中，始大體完成。和帝時，固曾為大將軍竇憲幕僚。永元四年（92），憲以專橫伏誅，固也被牽連，死洛陽獄中。而遺稿散亂，且有一部分尚須增修，乃由班昭續成，名曰《漢書》，計前後費時三十餘年。《漢書》敘事起於高祖，終於王莽滅亡，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其體例除把「書」改為「志」，及不列「世家」外，其餘全仿《史記》。而從高祖到武帝一段的史實，也多采自《史記》。但其敘事以朝代為限，是中國斷代史的始創；而文章贍詳有體，實亦一代的良史。此外漢代續補《史記》的，尚有褚少孫、劉歆、馮商、揚雄等十餘家，但其書皆已不存。
其他有名的史學著作有《漢紀》，獻帝時荀悅作，其書是將《漢書》縮編為編年體，凡三十篇。又有《東觀漢記》，敘述東漢史事，是明帝及其以後各朝史家的集體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