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六章 漢帝國的盛世
一、漢初的封建及無為政治
（一）高祖的封建
漢高祖即帝位後，名義上雖是全國又告統一，但事實上仍是分裂的。秦末，舉國苦於暴政，人們反而懷戀著戰國時代的歲月，因此封建的理論又盛行起來。自陳勝吳廣發難後，各地起兵者紛紛擁戴六國王室的後裔為主，重演七國時代的局面。其後項羽也迎合這種潮流，分封了十八個王。高祖也無法例外，楚漢戰爭時，已曾封過幾個異姓王；到戰爭結束，他為諸侯擁戴為皇帝，為酬勛起見，異姓王有增無減。當時的異姓王有七，即韓王信、趙王張耳、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這七國掩有黃河下游及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盤。此外他封了大批的侯，數目多至一百四十以上。王在當時稱為「諸侯王」，侯稱「列侯」，這兩級封君的權威和封土範圍，甚為懸殊。王國的領土，大都廣至數郡，侯國領土則很少大過一縣。王在其國中，除享有經濟權如賦稅及徭役等，並握有相當大的統治權，王國的官吏，除丞相外，其餘概由國王任免。列侯則僅在其封國中享有定額戶數的賦稅徭役。從這些地方看，漢的封建與周的封建，實質上已大不相同。
也許有鑒於秦的速亡，高祖對封建制是抱有限承認態度的，因此他採用封建與郡縣並置的辦法。但他對異姓諸王卻非常嫉視，處心積慮要把他們消滅，而代以劉氏宗親。這種想法的產生也很自然，因為異姓諸王大都久經戰陣，擅長軍事，其中不乏具有野心的人。同時他們各自擁有廣大的地盤和雄厚的兵力，對中央政府，實是一種嚴重的威脅。異姓諸王中，楚王韓信最為高祖所畏忌，因此成為第一個犧牲者。韓信本於漢四年（前203）受封為齊王，次年徙封於楚，王淮水以北及以南的東部地區，都下邳（今江蘇邳州市）。六年（前201）初，高祖偽稱南遊雲夢（今湖北省長江南北一帶），會諸侯於陳（今河南淮陽縣）。就在陳將韓信擒住，帶回長安，廢為淮陰侯。至十一年（前196），為皇后呂氏所殺。
漢高祖劉邦，選自《乾隆年制歷代帝王像真跡》。
此外幾個異姓王國被消滅的經過，大致如下：韓王信（與楚王同姓名）於二年（前205）受封，王韓故地，都陽翟（今河南禹州市）。六年（前201），漢北徙其國於太原郡，都馬邑（今山西朔州市）。同年秋，匈奴圍馬邑，信降，高祖自將擊之，信逃入匈奴，其國遂廢。趙王張耳於四年（前203）受封，王趙故地，都襄國（今河北邢台市）。次年，張耳死，子敖嗣立。九年（前198），因其臣下謀反，漢廢敖為侯，國除。梁王彭越本於五年（前202）受封，王魏故地，都定陶（今山東定陶縣）。十一年（前196）春，梁太僕告越謀反，漢擒越殺之。淮南王英布於四年受封，王淮南地，都六（今安徽六安市）。至十一年，因見彭越被殺，怕輪到自己，也於其年秋天造反。次年初，布被殺，其亂乃平。燕王臧荼本為項羽所封，王燕故地，都薊（今北京市大興區西南）。五年，項羽滅亡，荼乃反，高祖自將擊擒之，改立盧綰為燕王。十二年（前195），綰反，漢遣樊噲擊之。四月，高祖死，綰亡入匈奴，國除。惟有長沙王因國小力弱，不為高祖所忌，得倖免於廢滅。長沙王吳芮於五年受封，王洞庭湖附近地，都臨湘（今湖南長沙縣）。同年，芮死，子臣繼位。臣三傳至著，因無後，國除，其時已是文帝末年。
與消滅異姓諸王同時並行的，便是劉氏子弟的分封，他們的領地，大都是原來異姓諸王的國土。從六年到十二年的七年間，高祖先後分封了九個王國，即楚、荊（吳）、代、齊、趙、梁、淮陽、淮南、燕。楚、荊、代、齊四國都是六年分封的，那年楚王韓信被廢，高祖分楚地為楚、荊二國，封弟交為楚王，統淮水以北三郡地，都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又封堂兄賈為荊王，統淮水東南三郡地，都吳（今江蘇蘇州市）。十一年，劉賈為英布所殺。到十二年初，漢更荊為吳，立高祖兄仲之子濞為吳王，都廣陵（今江蘇江都市）。代轄今自太原、雁門以東至常山境，凡三郡，都代（今河北蔚縣），其王為高祖之兄仲。七年，匈奴攻代，仲棄國逃歸，更立皇子如意為代王。九年，徙如意為趙王。十年，代相陳豨自立為代王。十一年，漢定代地，更立皇子恆為代王，都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齊王為高祖子肥，轄今山東省一帶地，凡六郡，都臨淄（今山東臨淄縣）。趙王張敖於九年被廢，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統六郡地，都邯鄲（今河北邯鄲市）。梁王彭越於十一年被殺，漢分其地為梁、淮陽二國，以皇子恢為梁王，統二郡地，都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以皇子友為淮陽王，統二郡地，都陳。淮南王英布於十一年反，高祖即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及布被誅，長乃繼統其地，共四郡，都壽春（今安徽壽縣）。燕王盧綰於十二年反，其地既平，漢乃以皇子建為燕王，統六郡地，都薊。總之，到高祖臨死，異姓王國除長沙王外，全為同姓所取代。
為了防止異姓王國的再起，高祖曾與心腹大臣們舉行過一次秘密盟會，會中訂立一項重要誓約，即「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史書稱之為「白馬之誓」。參加盟會的有高祖本人及大臣王陵、周勃、陳平等，呂后也可能參加。這次盟會沒有公開的儀式，時間也無法考知，但其確實性則無疑問。儘管如此，在高祖死後不久，這誓約便為呂后所破壞。
（二）呂后握政與諸呂事件
漢高祖於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據說他享年六十三歲。子盈嗣位，是為惠帝。惠帝是高祖八子中的惟一嫡子，他生性忠厚，但相當懦弱，因此由他的母親呂后主持國政。呂后為人剛毅，知人善任。惠帝之初，仍以功臣蕭何為相國，至二年（前193），何死，另一功臣曹參繼任，曹參原任齊國丞相，他信奉黃老學說（黃指黃帝，老指老子；戰國人常好假借黃帝之名以立說，所謂「黃老」學說，實際上就是老子的政治論。）以「清靜無為」作為理政的原則，結果齊國大治。他入相後，仍然固執著這個原則，一切遵循蕭何所定的舊規，竭力避免苛煩的興作，以休養生息；對外族保持和平關係，對諸侯王國也采放任政策。
漢初所以推行無為政治，原因約有二端：一是秦雖以尚法亡國，但其制度，甚為完備。漢初儒學衰微，除專治一經的秦國博士外，並無名動時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類的人，同時漢人更承襲了秦人的輕儒之風，例如高祖即經常對儒者橫加輕藐和侮辱。道家在戰國末年雖是顯學，但其本身並無一套政治制度。至於漢廷君臣，大都出身於低層社會，本身沒有創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漢廷除承襲秦法外，別無其他的途徑可循。二是自秦統一直至漢初的二十年間，人民因處於暴政及戰亂之中，財產及精力早已消耗殆盡，舉國上下莫不希望獲得喘息的機會，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們的心意。因此漢初實行無為政治，實有其情勢上的必要。
惠帝死於前188年，在位凡七年。其後呂后連續立了惠帝的兩個幼子恭和弘為帝，二人各在位四年，都稱少帝（前187～前180），而由呂后臨朝稱制。據說這兩位傀儡皇帝，實際上都是外人之子。
在呂后主政的十五年中，她始終遵循著無為的政治原則，與民休息。據史冊說當時「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見《史記》卷九《呂后本記》］不能說不是這項政策的成功。她的若干政治措施，也頗值得稱述，例如惠帝即位之初，就把田賦減低為每年徵收十五分之一。這辦法雖在高祖時制定，但一度廢除，至是又行恢復，比起秦代半數以上的征課來，不知輕了多少。此外秦代的苛法，也有若干被取消，如惠帝四年（前191）的廢除「挾書律」，以及呂后元年（前187）的廢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等。
但呂后也把一個政治難題留給後人，因為她對母家呂氏子弟的加意提攜，委以重權，以致造成朝廷間派系的對立，終於在她身後爆發了流血政變。呂氏子弟，自始即追隨高祖，他們大都才調庸劣，但由於呂后的栽培，到高祖晚年，他們在朝廷中已隱然自成一派。惠帝為太子時，高祖一度想廢掉他，改立寵姬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但未成功，據說諸呂便曾為保護惠帝盡過力。惠帝時，諸呂的勢力日增，到呂后稱制，他們的政治權位乃壓倒功臣派。這種形勢，自然由呂后一手造成。
呂后元年（前187），呂后想立諸呂為王，功臣派的右丞相王陵引「白馬之誓」，加以反對，因而去職。繼而呂后又與繼任右丞相的陳平和太尉周勃商議，二人雖也屬功臣系統，但不敢再持異議。這一年，呂后首先追封她的父親呂公、哥哥呂澤為王。接著封呂澤的兒子呂台為呂王，割齊的濟南郡為呂國。四年（前184），封妹呂嬃為臨光侯。呂台於二年（前186）死，子嘉嗣之，因居處驕恣，於六年（前182）被廢，改立呂台弟呂產為呂王。七年（前181），趙王友（趙王如意於惠帝元年為呂后所鴆殺，同年，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呂后時，先後立「惠帝子」疆及武為淮陽王。）因不愛其後呂氏，為呂后幽死。同年，徙梁王恢為趙王，而以呂產為梁王，呂國除。恢也因受制於其後（呂產之女）而自殺，於是呂后另立其兄釋之的兒子呂祿為趙王。同年，燕王建死，國除。八年（前180），又立呂台子呂通為燕王，通弟莊為侯。這類措施，自然引起功臣們的無限妒恨。
八年（前180）七月，呂后病重；病中命呂祿統轄拱衛都城的「北軍」，呂產統轄禁衛宮廷的「南軍」，以防制大臣的生事。是月，呂后死，遺詔以呂產為相國，呂祿女為少帝弘後。呂后於生前，曾把好幾位呂氏女兒嫁給劉氏子弟，遺命又以呂氏女為皇后；她的目的，似在使劉呂相親，並沒有以呂代劉的意思。
功臣派早把諸呂當作敵人，呂后末年，陳平、周勃即密切合作，對諸呂暗加防備。此外他們更與反對諸呂最激烈的宗室朱虛侯劉章聯合。劉章為劉肥之子，當時的齊王劉襄之弟，又是呂祿的女婿；他的反呂，目的是擁立他的哥哥做皇帝。呂后死後，局面立即動盪起來。首先是齊國出兵西指，以討諸呂為辭。呂產派另一功臣灌嬰將兵抵禦，嬰暗中與齊聯絡，要齊王還兵待變；而嬰本人則屯兵滎陽，停止前進，這形勢對諸呂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九月，陳平等以計將呂產、呂祿騙離南北軍，由周勃入統北軍，然後討誅諸呂，男女少長，盡行夷滅。功臣們所宣布諸呂的罪狀是「欲為亂」，但據史書的描述，卻看不出諸呂有什麼「欲為亂」的跡象。
政變成功後，功臣們以少帝弘和惠帝其他幾個封王的兒子，實際都是呂后取外人子而立的；他們既非劉氏之子，又怕他們將來為呂氏復仇，因而決定另立皇帝。當時齊王襄以高祖長孫，謀取帝位最力；但功臣以王舅駟鈞橫暴，恐再生事端，乃改立高祖的庶子代王恆。代王為人仁孝寬厚，母家薄氏也謹慎善良。九月底，代王到京即位，是為文帝。至於少帝弘等，則於代王到京的當晚，遭遇與諸呂相同的命運。
二、文景之治
（一）文帝時代的政局
文帝於入統之初，首收大臣的兵權，而以自己的舊屬擔負統領南北軍及管理宮殿的任務，這一點表現出他的過人機智。此外他具有不少美德，例如他自奉儉約，經常穿著黑色綈袍，即使幸姬也衣不曳地；他謙沖為懷，容納直諫，廢除誹謗及妖言罪以求忠言。（妖言罪曾於呂后元年廢除，其後可能又行恢復。）最難得的，是他的守法精神，他雖然具有絕對的權威，但能使法律不因個人的愛憎而遭到破壞。至於臨民的慈愛，處事的精勤以及對人才的獎掖注意，也都是他的長處。總之，他幾乎具有一個好皇帝的所有條件。
雖然如此，仍有些前代遺留下的難題，使他無法解決，這些難題，導源於漢初的「無為政治」。這種政治原則，雖然使人民得到蘇息，國家日趨繁榮；但因過分的放任與鬆懈，而致內政外交隨之發生嚴重的危機，如果不是文帝的賢能，大變亂可能在他的時代就要爆發。當時的最大難題，是諸侯王和匈奴的問題。
各諸侯王國，因為安定了一個時期，人口大為增加，實力也隨之增強。在中央政府無為的政治原則下，列國的內政，不大受到干預，因而養成諸侯王的驕恣。同時文帝以諸侯入統，對原來地位與他相同的諸王，自不敢過分約束，如此更助長他們的野心。文帝即位之初，舊有的諸侯王國，只剩楚、吳、齊、淮南、長沙五國；呂后時改封諸呂的趙、梁、燕三國和改封「惠帝子」的淮陽國，均於諸呂事件後廢滅；代也因文帝的入統而王位虛懸。文帝於元年（前179）立高祖堂弟劉澤為燕王，趙王友之子遂為趙王。二年（前178），又分趙地，立趙王友少子辟疆為河間王，分齊地，立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章弟興居為濟北王。澤曾與大臣計議，共立文帝，章、興居則曾在討誅諸呂時盡力，三人皆因功受封。同年，文帝又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分代地而立），揖為梁王。所以文帝初年，宗室諸侯王國已增至十幾個，關東的廣大地盤，幾乎全為它們所掩有。諸王之中，頗有驕恣不法和敵視中央的。例如淮南王長（文帝異母弟），便直呼文帝為「大兄」，並曾擅殺大臣，自作法令。文帝曲予優容，他卻益形驕妄。又如濟北王興居，以不滿封地過小，於三年（前177）造反，事平國廢為郡。諸國中最富強的要算吳國，轄有三郡五十三城。它的東境濱海，境內產銅，吳王濞（文帝堂兄）煮鹽鑄錢，因而國用富足；他並招致各地亡命之徒，密圖不軌。在帝國內部，他可以說是中央政府的最大敵對勢力，文帝雖然對他敷衍得相當得法，卻不能消除潛在的危機。當時中央政府與諸王國的對立，儼然是秦與六國形勢的重演。
另一嚴重問題是外族問題，當時漢的主要鄰國，北有匈奴，東有朝鮮，南有東越、閩越、南越；除匈奴外，其餘全是漢的朝貢國。對匈奴，漢從開國之初便屈居下風。高祖曾於七年（前200）討伐匈奴，幾致全軍覆沒，此後漢廷即以子女玉帛結歡於它，叫做「和親」。這政策到文帝時依然遵行著，但匈奴仍時常入寇。漢因內部的問題尚無法解決，對匈奴自然不敢發動大規模的戰爭，因此一直處於被動的守勢地位。
此外如社會上仍然瀰漫著秦代重勢尚利的遺風，制度方面也依然保持著秦代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法律，雖已除去若干嚴刻的條款，但仍嫌殘酷悖理。這些方面，文帝也同樣無法作大規模的革新。文帝是贊成改革的，但前代交付他的任務過於沉重，使他無暇兼顧；而朝廷中的守舊勢力和漢初以來的黃老思想，也是阻撓改革的主力。但他並非不知道問題的嚴重，因此他竭力充實國力，儲備人才，以為來日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時代雖未曾從事大規模的改革，但漢帝國全盤革新的計劃，卻在他的時代即已擬定了。
（二）賈誼的改革建議
西漢時代的洛陽，是一個大商業都會，曾產生過不少人才，賈誼便是其一。這位蓋世聰明的洛陽少年，曾針對著文帝時代政治社會上的種種病象，提出了一套宏遠深刻的革新建議。這建議可算是漢的建國大綱，在文帝及其以後的時代中，逐步實現，終使國家改頭換面，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朝代。
賈誼，選自《歷代名臣像解》。
賈誼的思想，受儒家的影響最大，但也含有部分的法家色彩。他少時曾追隨廷尉吳公，吳則曾受教於李斯；他的法家思想，也許是受吳的薰陶。文帝初即位，他因吳的引薦，被征為博士，當時不過二十幾歲。文帝對他甚為賞識，一年之中，便超遷為太中大夫。他在太中大夫任內，曾建議文帝改革制度，悉更秦法。他的改革計劃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等。文帝雖沒有全部採納，但也改定了部分法令。接著文帝想以他出任公卿，這一著卻引起功臣們的恐慌，於是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一般老牌軍人政客，都起而反對，指責他「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不得已，於四年（前176）外放他為長沙王太傅。六年（前174），調任為梁王太傅。同年，他上疏指陳政事，力主改革，那便是有名的「《治安策》」。［見《漢書》卷四八《賈誼傳》］他不僅主張改革舊制度的條文，並要改革其精神；不僅要改良政治現狀，而且要糾正社會風氣。其見解的正確，可由後來的史實作證明。疏中討論的項目甚多，諸如內政、外交、社會、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都曾談到，現在加以歸納敘述。
內政方面的最大問題，自然是諸侯王國的問題，疏中談得也最詳細。他認為諸侯王的不法，完全由於他們的國大力強。因此他主張「眾建諸侯」，把大的國家分成幾個小的，使他們的力量不足與中央抗衡，自然可以無事。
對匈奴他主張採取強硬態度，並自願擔負抵制匈奴的任務。在這方面雖然沒有說出什麼具體辦法，但他是惠帝以來，致力於掃除「恐匈病」的第一人。
社會方面，他主張裁抑富豪，對於富人的奢侈行為，尤表不滿，認為他們是破壞經濟的主力。此外他主張以禮、義、廉、恥的道德律來改正社會上崇勢尚利的頹風，同時他認為必須由「識大體」的人來負起這項任務。
法律方面，他也主張革除秦法的殘酷精神，而把德澤注入法律，使它合乎禮義。因此，他力主刑罰寬簡。
他主張注意太子的教育，使他將來在德行上作臣民的表率。這一點是針對太子啟（即後來的景帝）而發的，太子的若干行為，顯然有些不檢。例如他曾於三年（前177）與梁王同車入朝，因在司馬門不下車而被劾。（太子並曾以棋盤擊殺吳王濞的太子，這件事發生的時間不詳，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放縱。）
此外，賈誼認為君臣間應講究禮節，大臣應受優禮。這一點是針對周勃於四年（前176）被人誣告而致下獄的事而發的。自高祖以來，漢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禮節，常把低級社會朋友家人間的言語動作，搬到朝廷上來。因此他主張皇帝必須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則必將使臣下「犬馬自為」，忘掉廉恥節操。以這話和陳平、周勃等人的媚呂而又反呂的事相對照，便可看出高祖狎侮大臣後果的嚴重。
文帝對賈誼的這次建議，也曾實行了一部。十一年（前169），梁懷王揖死，賈誼又上疏建議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扞御山東，文帝從之。（武原為代王，文帝於五年徙武為淮陽王，而以太原王參為代王，太原亦並於代；至此又遷武於梁，淮陽除。）梁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今河南杞縣西），共轄四十餘大縣，遠較淮陽為大。這種以親制疏，逐漸擴充地盤的妙策，也創自賈誼。十五年（前165），齊文王則（襄子）死，無子。次年，文帝又用賈誼的遺策，分齊為六國，以封齊悼惠王肥的六個兒子，即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同年，又分淮南為三，以封淮南厲王長的三子，即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淮南厲王長於六年謀反，廢處蜀中，中途死去，淮南無王者數年。十一年，一度徙劉章子城陽王喜為淮南王，至此再徙喜為城陽王，而分淮南為三國。）此外，文帝對臣下的禮節方面，也改善了許多；自賈誼上疏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而不處刑。至於其他方面的改進，則是文帝身後的事了。
賈誼大約死於十二年（前168），據說他的死與梁懷王揖的死有關。揖因墜馬而死，誼自以為傅無狀，感傷而死，年僅三十三歲。
（三）晁錯的削地政策
晁錯是繼賈誼而起的政治改革論者，潁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少時習申商刑名，並曾習《尚書》於伏生，可以說雜儒法之學，這一點頗與賈誼相似。但他為人峭直深刻，與賈誼的才情揚溢大有不同。文帝時，他曾任太子家令，為太子啟所親信。文帝十一年（前169），他上書論列匈奴與中國戰術的長短，甚受嘉賞。他並建議徙民實邊，以御匈奴。次年，又建議以爵位獎勵人民，輸粟於邊塞，以充邊卒之用，均為文帝所採納。
文帝於後七年（前157）死，太子啟繼位，是為景帝。他以晁錯為左內史，時常私下與之商決國政，言無不聽。當時政治上最大難題，仍是諸侯王國的控馭問題，在這方面，晁錯建議景帝，採取硬性的削地政策，也就是隨時找機會和藉口來削除諸王國的支郡。他也曾料到會激起事變，但他認為諸國遲早要反，削地迫使它們倉猝發難，戰爭反易解決，要等它們一切準備妥善，局面便難收拾。文帝時，吳王濞以吳太子事件，稱病不朝，他即曾建議削吳地以示懲罰，文帝不聽，吳因此日益強橫；至此，他再度提出這個辦法。當時朝臣中，大都不敢持異議，惟有外戚竇嬰（景帝母竇太后侄）反對；竇的門客袁盎，也與晁錯有怨。竇袁二人均曾做過吳國丞相，袁盎且曾受過吳王濞的財物；至於二人是否暗中與諸侯勾結，則不得而知。
景帝支持晁錯的政策，這政策的實行，始於景帝三年（前154），這時錯已升任御史大夫，他當然是這政策的主持者。這一年，漢以不同的罪名，削掉了楚的東海郡，趙的常山郡和膠西的六縣；既而又下令削吳的會稽、豫章二郡，吳王濞乃起兵反於廣陵（今江蘇江都市）。他事先並與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相約，至此六國也起兵響應，一致以討誅晁錯為號召。此外，齊王將閭先與吳通謀而後反悔；濟北王志、淮南王安為中央官吏所劫持，無法行動。也有一部分國家忠於漢室，如廬江、衡山等國，都堅守無二；尤其是梁，成了這次戰亂的中流砥柱。
漢平七國之亂示意圖。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吳自廣陵西北向渡淮河，楚軍自彭城南下，兩軍會合後，西進攻梁，破梁於林壁，追擊至睢陽，圍攻不能下。朝廷以周亞夫自長安出擊吳楚聯軍，因吳王在崤山、澠池之間有眾多細作，周亞夫遂繞道出武關，經南陽北上洛陽，進占滎陽及敖倉。因吳兵精，周亞夫委梁於不顧，自東進至昌邑，堅壘固守，只派輕軍南出淮泗口，然後向西迂迴至吳楚聯軍背後，絕其糧道。吳楚聯軍攻梁受到相當消耗後，周亞夫將主力向南推進至下邑。吳楚久攻梁不克，遂轉兵東向，進攻下邑，尋漢軍主力決戰，不果，引兵南走，周亞夫追擊，大破楚軍，楚王敗死，吳王被東甌誘殺。吳楚攻梁時，膠東等五路諸王亦舉兵西進，齊王臨時背約，其他四王轉攻臨淄，不能下。朝廷從容派欒布率軍東進，至齊，四王全被擊敗。酈寄攻趙，進圍邯鄲，七月不克，欒布破齊後，返軍西向，與酈寄會合，下邯鄲，趙破，七國之亂平息。
吳王濞起兵後，北上渡淮水，與楚兵會合，西向攻梁。梁軍迎戰大敗，退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漢廷則以周亞夫（勃子）為太尉，率兵擊吳、楚；以酈寄、欒布分擊趙、齊；並以竇嬰為大將軍，屯守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東）。但吳楚兵盛，景帝顯然有些驚慌，袁盎便乘機獻計，誅晁錯以求諸侯罷兵。景帝從之，殺錯後，並派袁盎出使於吳，以謀停戰。吳王濞的謀反，已有多年，自然不會因此罷兵，謀和絕望後，景帝乃決心討伐。
吳王濞繼續攻梁，梁王武堅守睢陽，吳楚兵二十萬人大部被吸引在睢陽外圍，不敢西進。周亞夫到洛陽後，並不救梁，而引兵走昌邑（今山東金鄉縣西北），以為犄角；一面派輕騎絕吳楚糧道。吳楚攻梁不下，又不敢西進，因而轉攻亞夫軍，漢軍堅壁不戰，吳楚軍以糧絕，自行退師。漢兵追擊大破之，楚王戊自殺，吳王濞棄軍南逃至東甌，為東甌人所殺。其餘各國，也次第平服。總計這場戰亂，前後不過三個月，即告平定。
戰後，漢廷乘機收回諸國一部分土地，並對諸國的內部大加整頓，規定諸侯王不得親理國政，王國的重要官吏由中央任命。王國的官員，也裁撤不少，例如王國丞相改稱相，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均予廢除；未撤銷的機關，在員額上也大打折扣；自此王國在行政上幾等於中央直轄的郡縣。另一方面景帝繼續採用賈誼的分化政策，例如中六年（前144）梁王武死，漢即分其國為五，以王其五子。總之，七國亂後，諸侯王已不再是政治上的嚴重問題。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179～前157），景帝在位十六年（前156～前141）；這四十年，仍是漢帝國儲備實力的時代。對外與匈奴仍維持著和親，內部除了一場為時甚暫的叛亂外，也大體是安定的。政治日有改進，諸侯王國的問題，總算在這段時間內解決了。到武帝即位，漢帝國的內部已沒有問題，因而能專意對外。武帝憑藉著數十年培養的國力，開疆拓土，建立震古爍今的偉業。從這些地方看，文景時期，可以算得上是「治世」的。
三、武昭宣時代
（一）武帝的新政
景帝死於後三年（前141），太子徹繼立，是為武帝，時年十六歲。這位有為的少年皇帝，在他漫長的御宇期間，曾做過多方面的改革，漢朝從他開始，才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朝代。他可以說是賈誼改革建議的實踐者，諸如討伐匈奴，分化諸侯，優禮大臣，專重儒術，改易曆法，裁抑商人，懲戒遊俠以及推廣教育等主張，都為武帝所實行。武帝自然也有缺點，例如晚年的奢侈迷信以及斂財黷武等，但他對外的大啟疆域，對內的改製革新，奠立漢帝國長期繁榮和平的基礎，其功是不可沒的。關於他北伐匈奴的偉績，當於別章詳述，這裡只說他在內政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前140），建立年號，稱建元元年；這是中國帝王建元的開始，其後他並屢次改元。到太初元年（前104），他接受朝臣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人的建議，改易曆法，廢除秦制而改用夏正；秦歷以十月（即亥月）為歲首，至此改為以正月（寅月）為歲首。此外，並規定「色尚黃，數用五」。
諸侯王國經景帝的一番整頓，雖然實力大為削弱，但它們的領土，依然相當廣闊。武帝聽從主父偃的計策，於元朔二年（前127）頒布所謂「推恩之令」，准許諸侯王除以嫡嗣代立外，並可將土地分給其餘諸子，由中央給予封號（侯），以其別屬漢郡。這一來，諸侯王國越分越小，大都小於一郡了。對於列侯，武帝也不放過，常借微罪把他們廢掉。漢制每年八月，皇帝大祀宗廟，諸侯必須獻金助祭，名曰「酎金」。文帝時定「酎金律」，規定列侯各按其國的戶口為標準，每千口獻金四兩，由少府收受。武帝便專在這件事上挑剔，凡列侯所獻酎金，成色與數目稍有不合，便取消其爵位。總計武帝一代，以推恩所封的王子侯多達一七五人，而因罪被廢的則達一一三人，其中以坐酎金失侯的占大多數。［參看《文獻通考》卷二六七「西漢功臣」條］
武帝於建元二年（前139），開始在長安西北渭水對岸營建他本人的陵寢「茂陵」，並於陵地置邑。至元朔二年（前127），茂陵的工程完竣，主父偃建議徙全國各地豪族富戶於茂陵，集中管理。武帝從之，並以事族誅當時的關東大俠郭解。這對漢初以來瀰漫全國的遊俠與養士之風，給予一個致命的打擊。
武帝另外一件最值得稱道的新政，便是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初的皇室和執政者，都崇信黃老，行無為之政。武帝即位前，因受他的舅氏田蚡和太子少傅王臧的影響，頗為愛好儒術。他即位後，便任用一批愛好儒術的大臣，除田、王外，有竇嬰、趙綰等。建元元年（前140），武帝下詔命大臣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由他親自策問，結果若干研習儒學的應對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為官，而其中習申韓、縱橫之術的都被遣散。他並以一位年八十餘的老儒申公為太中大夫，以備顧問。但武帝的祖母竇太后是黃老信徒，對此大為不滿。次年，王臧、趙綰均因得罪竇太后而自殺，竇、田和申公皆被免職，儒家的活動，因而大受阻礙。當時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餘人，治經書和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礙於竇太后，無法來個一元化，僅於五年（前136）設置五經博士，以示提倡儒術。五經博士中的《詩經》博士，在文景二帝時代即已設立，武帝所增置的，只有《書》、《禮》、《易》、《春秋公羊》四經。次年，竇太后死，武帝才開始將政府祿養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學從此取得文化正統的地位。此外並設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每年考課，成績最優的可充任侍衛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補吏，因此儒家漸登仕版，越來越盛。
另外一種政治上的新氣象，便是從漢初直到文景時代，丞相一職，幾乎全由功臣或他們的子弟充任，別人無法染指，這個傳統辦法也被武帝所推翻。他用人不拘一格，他前後所任用的十三個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軍人，有宗室，品類異常之雜，使政治呈現出蓬勃的朝氣。
（二）武帝的晚年
武帝一生的行事，真是多彩多姿，但也充滿了矛盾。他是尊崇儒家的，但他的好大喜功，窮極奢侈以及迷信神仙等，又無不與儒家思想相背馳。他招延才士常感不足，卻又因小過而濫加誅殺。他有時表現得異常果敢，如痛懲匈奴及遊俠；一方面卻又非常怕死，時時提防別人的暗算。他有過人的聰明，但有時又被人愚弄如孩提，甚至造成巨大的慘案。他一生興高采烈的致力於開邊事業，最後卻又在痛悔中結束。總之，在中國歷代的帝王中，很難再找到像武帝這樣一位矛盾人物。
在此要談談武帝新政的另一部分，它代表著武帝政治陰暗的一面，雖然這類措施在當時也許有其必要。
武帝雖然親近儒者，但對實際的重要政治任務，卻不大要儒家來擔負，這自然因為儒家拘泥迂闊的作風，與他的好大喜功的性格無法配合。在政治上他所親任的，乃是言利任法的法家。雖然他曾以儒家的公孫弘做丞相，但公孫弘實際也是文法吏，只是「緣飾以儒術」而已。當時的儒家，對於國家大事，尚談不到什麼決定作用；大體說來，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的。因此武帝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並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
武帝時代的丞相，只是擺設，實權卻操在御史大夫手中，這現象到武帝末年，就更趨明顯。當時御史大夫的人選，多是法家，可以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為代表，他們大都具有過人的才力，辦事凌厲無前。當時為了討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是這種政治原則的執行者。他們所負的最重要的任務有二：一是嚴密防止國內叛亂，一是儘量的開發利源。
為了達成國內的徹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訂法律。元光五年（前130），他命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求深刻嚴厲。例如其中的「見知法」，便規定如看到或知道別人犯法而不檢舉者，便與犯者同罪，這等於秦法的復活。此風一開，官吏都競以嚴酷相尚，因此產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有義縱、王溫舒等，他們曾有一日殺數百人甚至一次毀滅千餘家的紀錄，其冤濫自然是無法避免的。至於大臣被誅殺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時代的丞相，有好幾位是被罪而死的；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殺的，更不計其數；這現象以武帝晚年為最甚。
至於開發利源方面，更是花樣百出，鬻賣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項。這辦法始於元朔六年（前123），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每級定價十七萬錢，人民買爵至第七級，政府即可任命為吏，有罪可減二等。此外納財者可以為郎，納粟者也可以補吏或贖罪。這辦法對吏治的損害，不言可喻。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稅的徵收，新貨幣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套新經濟政策的設計者是桑弘羊、孔僅等。新政策的推行，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至於它的內容，將於別章詳述。
嚴酷的刑罰加上無微不至的搜括，在這雙層重壓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難想像。本來這些措施，是為伐匈奴而起，但因武帝用人的失當，使軍事將領間發生嚴重的派系鬥爭，而致於晚年對匈奴的戰役中，遭遇重大的挫敗。武帝於天漢二年（前99），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又遣李廣利率七萬人北伐；結果都是全軍覆沒。因為國力的過分浪費，漢帝國的內部呈現出一片饑饉盜賊的亂象。據說武帝末年的全國人口，要較初年減少一半。
武帝的迷信行為，也造成了巨大的惡果。武帝一向信奉神仙，他曾為招延方士，建築神祠，花費了無數的金錢；至晚年，信仰益篤。他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不死之藥，這可看出他對人世的眷戀。正因如此，他深恐被人暗算，尤其畏忌有人以邪術咒詛他，最後他的這種心理，竟為方士們所利用。征和二年（前91）的「巫蠱之獄」，便是武帝受方士愚弄所造成的大悲劇。這一年，武帝身體不適，朝臣江充，上言武帝的病系有人埋木偶（即所謂「蠱」）加以咒詛所致。武帝命充治案，被罪而死的前後達數萬人，江充素與太子據有隙，便誣告太子與此案有關。太子被迫發兵，殺充而反，與丞相劉屈釐所領的軍隊，大戰長安城中，死數萬人。結果太子兵敗而死，皇后衛氏（太子生母）也因此事自殺。
對外戰爭的失敗，國內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慘變，使武帝對一切感到心灰意冷。極度的痛悔，使他清醒過來。征和四年（前89），他遣散所有的方士，不再相信神仙。此外他下詔罷除西域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屯戍，以示不再務邊功。詔中並提到禁止擅加租賦，以使百姓盡力農事；對於國防，也只求武備不乏而已；這就是著名的「輪台之詔」。此後即不再出擊匈奴，一意與民休息，這起死回生的一著，挽救了漢帝國的危運。
後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病篤，他立幼子弗陵為太子，並以霍光、金日磾（匈奴人）、上官桀等輔政。他本有幾位年長的兒子如燕王旦、廣陵王胥等，但多驕縱不法；而弗陵體健多智，因而立之。他事先並賜弗陵的母親鉤弋夫人死，以杜母后專政之源。立太子以後兩個月，武帝便死去，這一著可以說是他最後的明智舉動。他在位凡五十四年，享年七十歲。
（三）昭宣時代的承平
弗陵繼位後，是為昭帝。他因年齡尚幼，無法親政，由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的官銜攝政。他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丞相變成了他的僚屬，為漢代政治史開一特例。他是武帝時名將霍去病的異母弟，以忠謹為武帝所賞識。昭帝即位後不久，金日磾死去，上官桀則漸與霍光發生衝突。元鳳元年（前80），上官桀與其子安，勾結燕王旦等，圖謀不軌，並詐作燕王上書，誣告霍光不法。這時昭帝只有十四歲，竟能辨明偽詐，不為所惑。同年，上官桀等伏誅，霍光的政敵盡去，從此權任益專。
霍光大體以「輪台之詔」為施政方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外則與匈奴言和，避免戰爭，同時又加意於邊務的修飭。匈奴有時寇邊，因漢烽燧精明，總是失利而去。此外如東胡種的烏桓和西域小國樓蘭等，也均以反漢而遭受痛懲。武帝時代所開拓的廣大疆土，也因漢廷的加意墾殖而日趨富庶。總之，漢帝國由昭帝時代起，開始走上承平之途。
元平元年（前74）四月，昭帝死。他在位凡十三年，死時才二十一歲。他沒有子嗣，由霍光決定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昌邑哀王髆子）入統。賀繼位後，淫戲無度，並且把原來昌邑國的官屬徵到長安，分典要職，因此激起漢廷大臣的不滿。六月底，霍光以太后（昭帝皇后上官氏）的詔書把他廢掉。次月，霍光又立武帝曾孫病已（後改名詢）。病已是太子據孫，父名進，死於巫蠱之獄。當時病已降生，僅有數月，為廷尉監丙吉所救，交給他的祖母家史氏撫養，其後漢廷也恢復了他的皇室資格。他聰明好學，及長曾習經術，但也喜歡縱游任俠。到昌邑王賀被廢，他由丙吉等推薦而繼帝位，這時他年已十八，是為宣帝。
宣帝的最初幾年，仍由霍光專政。到地節二年（前68），霍光死，宣帝才得親政。但霍氏的勢力仍大，霍光的太太霍顯、兒子霍禹、侄孫霍山等，都奢侈驕縱。四年（前66），霍氏謀反被誅，宣帝政治上的障礙，才完全驅除。
宣帝生長民間，因而深知百姓疾苦和吏治得失。他親政後，勵精圖治，把國政交給丞相，親信無間，自身則總其大綱，糾正了武帝以來不信丞相的缺點。當時的著名賢相魏相、丙吉等，可與漢初的蕭何、曹參媲美。此外他對地方官如郡太守及王國相的選擇，也極審慎，擇定後即長期委用，不輕易更換。地方官如趙廣漢、張敞、韓延壽、黃霸、朱邑、龔遂等，都賢能稱職。宣帝理政的原則，雖是「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一派法家作風，但他本人也頗親近儒士，如當時的丞相御史大夫蔡義、韋賢、蕭望之等，都出身儒生。所以宣帝時代的政治，既不迂緩，也不嚴酷，堪稱漢政的極致。政治人才之盛，也為歷代所少見。而漢的強敵匈奴，也因天災內亂，對漢屈服。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這是前世未有的殊榮。此外趙充國的平羌亂，也卓著勳績。漢帝國的隆盛，至此達到最高峰。
不過宣帝在政治上，也承襲了前代一些缺點，如重用外戚和宦官等。漢代母后及外戚地位的尊重是歷史所少見的。漢初，外戚與皇室幾乎合為一體，因此產生了所謂「外戚政治」，呂后時代的諸呂便是一例。其後外戚干政的風氣一直保持下去，諸如景帝時代的竇嬰，武帝時代的田蚡，都位隆權重；尤其是霍光，簡直成為皇帝的代理人。宣帝雖然誅滅霍氏，但仍重用祖母史良娣的弟弟史高和皇后許氏的從父許延壽。宦官的親任，始於武帝。武帝因晚年游宴後宮，不常接近廷臣，常以宦者主持詔令及章奏的出納，因而宦權漸重。宣帝時，也以宦官弘恭、石顯典機要，他們曾於宣帝身後，在政治上掀起巨大的波瀾。
宣帝死於黃龍元年（前49），在位凡二十五年。
四、外戚政治與王莽篡位
（一）外戚王氏的興起
宣帝以後，歷經元、成、哀、平及孺子嬰五帝，凡五十五年（前48～7），而後為外戚所篡。在這五十幾年中，漢政雖然漸衰，但大體說來，仍不失為一個富強康樂的時代。這個時期的漢廷政治，有兩個特點：一是儒家政治權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漸成為朝臣的主幹。一是政權漸由外戚王氏一門所把持，王氏漸成為實際政治的最高領袖。這兩種現象演變的結果，便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學說和儒生的推戴，篡取漢室的地位。
儒家雖然在武帝時開始在政治上抬頭，但武帝並沒有大批的重用他們。武帝晚年，因奢侈黷武，國內發生亂象，引起國人的不滿。到他死後，儒家便應時而起，因為儒家學說在「治國平天下」的手段上，與武帝是異趣的。昭帝時，儒生曾公開反對武帝的專賣政策。宣帝雖然也不崇儒，但當時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當的勢力，他臨終並曾託孤於儒家出身的大臣蕭望之、周堪等。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勢，是武帝死後的一種自然趨勢。元帝少時即好儒學，他做太子時，曾因勸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責。到他即位後，便親任蕭望之和周堪，更由他們汲引了一批儒生劉更生、金敞等，同心謀議。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員額，大加增添，武帝時博士弟子僅設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勢力，日益隆盛。
元帝的重用蕭望之等，引起外戚史高的不滿，因此他和外戚許氏，宦官弘恭、石顯相勾結，與望之等為敵。初元二年（前47），望之為恭等所譖而自殺，但整個儒家的政治地位，並未遭受嚴重的打擊。元帝時的宰相如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等，無一不是儒生，他們與蕭望之的不同，只是他們肯聽命於外戚宦官而已。漸漸的，儒家集團成為朝臣的主幹。
竟寧元年（前33），元帝死，太子驁繼位，是為成帝。帝舅王鳳（元帝皇后王政君兄）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的名義輔政，當時成帝已十九歲，本有親政的能力，但因耽於酒色而委政於鳳。王鳳頗有長處，他執政後，廣收人才，奠定此後王家不可動搖的政治勢力。當時的朝臣，雖以儒家為主，但也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如陳湯、陳咸、蕭育（望之子）、朱博等，他們多是極好的吏材，自成集團，與儒家集團相對抗。成帝一代的吏治，頗賴他們維持。［參看拙著《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六）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與現實派」（載拙著《漢唐史論集》頁二九至三五）］但這兩派朝臣，對王氏卻是一致擁戴的。陽朔三年（前22），王鳳死。此後終成帝之世，輔政將軍一職由王家人輪流充任，繼王鳳的是他的幾個弟弟王音、王商、王根，他們先後以「大司馬車騎將軍」、「大司馬衛將軍」和「大司馬驃騎將軍」等官銜輔政。綏和元年（前8），罷輔政將軍號，僅稱「大司馬」。同年，王根病免，由他的侄兒王莽任大司馬。
另一方面，朝臣的法家集團，為儒家所擊敗，於成帝末年瓦解，至此漢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團的獨占局面。進取人才的凋謝，象徵著漢帝國聲威事業的沒落。
（二）王莽的輔政與篡位
王莽是王太后弟曼的兒子，曼早死，因此太后對莽甚為憐顧。成帝時，王氏子弟大都驕奢淫逸，惟有王莽恭儉好學。他酷好儒術，衣著也如儒生，毫無貴戚的惡習；同時他謙身下士，廣施財物，以致弄得家無餘資。他不特得到幾位伯叔父的賞識，朝廷大臣，也多與他往還，因此朝野推重，聲譽日隆。綏和元年（前8）他任大司馬時，只有三十八歲，卻能選賢任能，勤於政事；皇帝的賞賜和封邑的收入，全分給部下及賓客，自身益加儉約。有一次他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的夫人群去慰問，他的太太出來迎接，因衣著樸素，被大家錯認為女僕。
綏和二年（前7），成帝死，由他的侄兒欣繼位，是為哀帝。哀帝祖母傅太后剛暴擅權謀，過問政事，與王莽不合。同年，莽被罷免。建平二年（前5），莽被遣返他的新都侯國（在今河南南陽市，莽於成帝時受封）。此後漢廷政治由外戚傅氏和丁氏（哀帝母家）把持，王家遭到暫時的頓挫。
哀帝初即位時，本想有一番作為，但因受制於傅太后，他本人又體弱多病，由是政事漸廢。其後又寵愛幸臣董賢，以他為大司馬，甚至想把帝位讓給他，更使國人失望。丁傅雖然也有賢才如傅喜（傅太后堂弟）、丁明（帝母丁太后兄）等，但均不能久安其位，其餘的則大都驕奢庸妄，因此使國人對王莽過去的表現益加懷念欽佩。王莽就國後，吏民為他上書訟冤者達百餘起。到元壽元年（前2），若干應舉的士子，也於對策時稱頌他的功德。哀帝乃把他征回京師，陪侍王太后。
二年（前1），哀帝死。這時傅、丁兩太后均已先死，王太后又成為宮廷的主人。她立即復任王莽為大司馬，並由莽選定一位九歲的宗室中山王箕子（元帝孫）繼皇帝位，是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進位為太傅安漢公，專決國政。四年，又加「宰衡」之號，效周公故事。到五年，那位年幼的傀儡皇帝突然死去，據說被王莽鴆殺的。
在平帝的五年中，王莽曾有不少「善政」。例如元始二年（2），他曾廣封前代宗室諸王及功臣的後裔，凡一百一十七人；並捐田三十頃，錢百萬，建房二百區以救濟貧民。次年，他命令郡國縣邑，下至鄉聚，均設學校。四年（4），他擴充京師太學，為學者築宿舍一萬區；增加五經博士名額至每經五人，並立《樂經》博士。又徵求通經術及學有專長的人，記述所學，前後達數千人。這些措施，無疑獲得在朝和在野儒家的極度讚美。另一方面，在這五年中，不滿意他的朝臣如孫寶、龔勝、邴漢等或辭職，或罷免；而與他敵對的勢力如丁傅等家，早於平帝即位前罷黜殆盡。平帝母家衛氏，也於三年（3）為他夷滅。甚至他的叔父王立、長子王宇等，都因對他不滿而被迫自殺。總之，到平帝末，朝中已找不到異己者。
平帝死後，王莽選了一位年僅兩歲的宗室子嬰（宣帝玄孫）為平帝嗣，而自為「假皇帝」，又稱「攝皇帝」。他之加上皇帝的尊號，據說出於天意。因為平帝死後不久，武功（今陝西郿縣東）縣長浚井，得一白石，石上寫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他為順從天意，才有此舉。居攝二年（7），東郡太守翟義，起兵對他聲討，結果迅速敗滅，這是他在「天與人歸」的過程中的一點小波折。
三年（8），全國各地時有奇蹟出現，這些奇蹟都不外直接間接告訴世人「攝皇帝當為真」，因此王莽於這年十一月改元為初始。其後不久的一個黃昏，突有一位黃衣人出現於高帝廟中，他留下一個銅盒，然後離去。銅盒裡有圖和文字，大意都是說王莽應為真天子。王莽得知這個消息，親到高帝廟拜受銅盒，然後宣布接受天命，即真天子位，改國號曰新。王太后雖表示反對，但為時已晚。至於那位送銅盒的黃衣人，名叫哀章，本是個無行遊學者，卻因此得到新朝極高的褒賞，位為上公。
王莽以外戚代漢，是空前未有的事。他的成功，固然由於伯叔的餘蔭、姑母的奧援以及他個人的人望等；但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西漢時代的儒學，已滲入大量陰陽家的學說，儒生們常好以自然現象來附會人事的禍福。武帝時的董仲舒，曾以災異勸武帝改善政治，後人群起模仿，以天變災異為藉口來攻擊所不滿意的人或事，成了儒生們的慣技。此外鄒衍的五德論也被他們用來解釋政治，昭帝以後，便常有人指出漢運已衰，應禪位於新聖。雖然曾有若干儒者因而喪命，像昭帝時的眭弘，宣帝時的蓋寬饒等，但此說深入人心，哀帝的想禪位董賢，可能也是受這種說法的影響。加上成帝與哀帝荒怠政事，更使舉國上下有漢運將終的感覺，這給王莽安排下一個最好的篡位環境和理論根據。自成帝以來，王氏與儒家在政治上合作，雙方本已有密切的關係；而王莽的好儒與優待儒生，自然更為儒家所感戴，他們終於成為王莽代漢的極大助力。
王莽的好儒，倒是真的。他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但這些思想已非孔孟之道的真面目，而大部是些荒唐的迷信和迂謬的復古論。他之喜歡人們向他獻符瑞，以及篡位後許多「開倒車」式的措施，都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
（三）王莽的改制與滅亡
王莽的即真，只是他的政治理想初步的實現，繼之而來的還有許多重大改革。他即真之初，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還根據若干儒家經典，把官名大事更改。例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改為納言），太常為秩宗，郡太守為大尹，縣令長為宰等。宮室和郡縣也都改名，繁多到不可勝記。
他的最大一項改草，要算恢復所謂「井田」制了。這種制度曾否在古代實行，實已無法究詰。但自戰國以降，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日益加甚，這種制度乃成為若干儒家政治改革的理論根據。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書建議限田。哀帝時，大臣師丹、孔光、何武等也曾有同樣的主張，並建議以三十頃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貴戚及幸臣們的反對，未能實現。董等的限田主張，本是因井田制不易實行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但王莽卻以恢復井田為己任。他於始建國元年（9）下詔，把全國土地收為國有，更名為「王田」，不得買賣。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過一井，即九百畝，過限的田，須分給宗族鄉鄰。無田的人，由政府授田，授田的數目，雖沒有說明，當是依井田制「一夫授田百畝」的辦法。詔書中附帶的另一項改革，是現有的奴婢，不得買賣。
這辦法的施行，自然要遭到重重的障礙，諸侯大臣以及庶民因買賣田地奴婢而犯法的，不可勝數。大概最後陷於無法推行的地步，終於始建國四年（12）解除禁約。
經濟方面的改革，著重於開發利源，增加生產，卻也頗顧及到人民的生活。有些改革項目，是承襲前代而加以擴大的。例如國營專利事業，武帝時鹽、鐵、酒均由國家專利，王莽則擴大到連銅冶以及名山大澤資源的開發等，也都由國家獨占。又如武帝時曾徵收工商業貨物稅，王莽則擴大到徵收工商業所得稅，凡人民從事漁、獵、畜牧、巫、醫以及養蠶、紡織等業的，均取其所得純利的十分之一，叫做「貢」。
關於增加生產，有兩項主要辦法，即征課荒地稅和強迫勞動。凡是荒棄的田地或城郭中的空地，均須徵稅，無業的人，也得納稅，不納者則由政府給予衣食，強迫勞動。
救濟貧民的重要措施是「賒貸」和「五均」，也就是國營的放款和平價事業。凡人民遇祭祀或喪事無錢舉行時，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但須按期歸還。如為經營生業而貸款，則須按年納息，息率為貸款者所獲純利的十一分之一。平價辦法是凡五穀布帛等日用必需品，遇滯銷時，由政府照本收購；政府並算出各地此類物品的平均價格，此後如遇此類貨物的市價超過平均價，則由政府照平均價出賣；用以穩定物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
此外，王莽並改革幣制。武帝時，開始由政府鑄五銖錢（二十四銖為一兩）；到他居攝時，更造大錢三種，與五銖錢並用。他即位後，定貨幣為六大類，即金、銀、龜、貝、錢、布，計二十八品，嚴禁人民私自鑄錢。
以上各項制度均是始建國元年至二年（9～10）陸續頒布的，其施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確知；但幣制的改革，曾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亂。此外銅冶與山澤的專利，均先後廢除，想必也遭遇困難。據史書說，王莽喜歡討論制度的條文和名詞，但對最重要的實際政務，卻不措意。官吏任用非人，大都貪污殘虐，有些縣竟長期沒有首長。在這種政治情況下所推行的新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項改革，引起外族的背叛。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為九州萬國，並廢除所有的王號，凡從前受漢封為王的四夷君長，一律降號為侯，並改璽為章。匈奴單于大為不滿，於始建國二年（10）叛，王莽派兵數十萬討之，連兵數年。人民苦於徵發，相聚為盜，盜患以新帝國的北邊為最甚。四年（12），王莽徵發高句驪（在今朝鮮半島北部）兵以伐匈奴，高句驪叛，屢寇東北邊。同年西南夷的句町（在今雲南通海縣一帶），也因貶號而叛，王莽屢次派兵討伐，戰事一直拖延了十來年，弄得西南為之虛耗，卻始終不能獲勝。
大致從天鳳四年（17）起，國內又連年發生旱災和蝗災，災情最重的為青（今山東省東部）、徐（今江蘇省北部）、荊（今湖北湖南二省大部及河南省南部）三州，三州的饑民由散漫的游掠漸變成有組織的暴動集團。青徐的饑民集團叫「赤眉」，因其分子把眉染赤，以別於官軍而得名。荊州的饑民集團叫「綠林」，因窟穴於綠林山（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北）而得名。其後綠林分裂為二支，一支南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縣），號「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陽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陽市），號「新市兵」。
綠林軍對王莽的戰爭經過示意圖。天鳳四年（17），荊州地區發生大饑荒，新市貧苦農民在王匡、王鳳領導下，以綠林山為根據地，揭竿而起，史稱「綠林軍」。地皇二年（20）王莽派軍攻打綠林軍，王匡在雲杜設伏，大敗王莽軍。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師王匡率兵攻打駐兵成昌的赤眉軍，大敗，赤眉軍乘機推進到濮陽，威脅洛陽，與綠林軍相呼應。王莽又派嚴尤自陽翟南下，攻擊綠林軍，綠林軍分軍離開綠林山，一部南下，稱「下江軍」；主力向北，為「新市軍」，七月，到達隨州市。平林人聚眾呼應，稱「平林軍」，舂陵劉縯、劉秀兄弟組軍呼應，稱「舂陵軍」。這時「下江軍」也轉移到隨州市與主力會合，聲勢大振。地皇四年（23）正月，在沘水擊潰王莽軍，隨即進圍宛城。五月，拔宛，王邑、王尋大軍自洛陽南下進剿綠林軍，在昆陽大敗後北返洛陽。
地皇三年（22），王莽遣兵討擊赤眉，連遭慘敗。荊州的叛亂，也益形擴大，繼起的叛眾又有平林（今湖北隨州市東北）兵和舂陵（今湖北棗陽縣）兵，與下江、新市聯合。舂陵兵的首領是劉縯、劉秀兄弟，他們是漢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於元帝時遷到南陽郡，為當地望族，因此他們遠較其他各支的叛眾領袖具有人望。劉縯為人豪放，喜結賓客，起兵的事由他一手倡導。劉秀則為人謹厚，他曾於王莽時入太學，比較有政治頭腦。劉縯御眾過嚴，各支聯軍多不願奉他為首，因此於次年（23）二月，大家擁立了漢室的另一支裔劉玄（縯族兄）為帝，改元更始。五月，更始拔宛（今河南南陽市）都之，而以王邑、王尋為帥的四十萬新朝軍也恰於此時來臨。二王首先以十餘萬人圍攻聯軍的據點昆陽（今河南葉縣），劉秀引兵救之，大破莽軍，王尋被殺，王邑率數千人逃回洛陽。這次戰役震動了全國，各地紛紛舉兵響應，群奉更始為主。王莽敗滅的命運，到此已完全決定。接著更始遣軍兩路，一路進攻洛陽，一路從武關（今陝西商州市東）入，直指長安，沿途響應者益多。九月，更始軍入長安，城中也發生暴動，結果王莽被殺於未央宮的漸台，死時六十八歲。歷祚十六年（8～23）的新朝，至是傾覆。
據當時人說，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自信，一味復古以及猜疑部下等。這可算是比較客觀的批評。東漢推翻王莽政權而建立，東漢人對王莽的敵視，自所難免。東漢史家對王莽的長處，一概抹殺，目之為虛偽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歸之天時。同時認為他的提倡儒術，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為儒家的罪人。東漢以後的史家，大都承襲這種論調，有時更變本加厲，例如清人論王莽的為人，虛偽之外，更加以「奸而愚」的惡評。［參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五］漸致使王莽變成不可饒恕的歷史罪人。
昆陽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更始元年（23），綠林軍奉更始帝劉玄為帝後，聲勢大振，主力圍攻重地苑城，五月，拔宛，預備由此進武關，進圖關中。王莽派王邑率四十二萬大軍自洛陽南下進攻綠林軍，王邑決意先下宛城屏障昆陽，於是團團包圍昆陽。昆陽守軍才八九千人，一面堅守城池，一面派劉秀等出城調集兵力。八月，劉秀親率從郾縣、定陵來的救兵千餘人自城南向王邑軍進攻，王邑只派數千人迎敵，大敗；接著劉秀又趁敵人鬆懈，率三千人涉過昆水，迂迴到昆陽城西，突襲敵指揮部，王邑仍盲目輕敵，只派萬餘人迎戰，依然大敗。且因王邑有令在先，不讓諸軍擅自行動，故各部不能互相救援，以致接戰失利後，全軍大亂，城內綠林軍乘勢衝出，內外夾攻，王邑軍全軍潰敗。王邑不能救當救之宛城，卻屯兵於小小昆陽之下，終致王莽主力遭到毀滅性打擊，再不能崛起。
王莽的行為，看來確似有些「偽」，也有些「愚」。事實上，西漢的偽風，並不始於王莽。武帝以後，士大夫好以儒術掩飾其劣行，日久形成偽風，至元成時代而極盛，王莽不過承襲此種偽風而擴充之。最初他以偽獲得名譽，得意之餘，乃至無往而不偽。其後他以偽取得帝位，而終又以偽失之。至於說他愚，則只是一種錯覺。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同時他的變法，也決非愚人所能了解。但他缺乏政治才能，以致失敗；他不但迷信復古，而又事事行之以偽，因此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
王莽的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戰國中期，孟子即主張改革田制，西漢儒者雖也有不少主張均田的，但大都徒託空言。直到王莽，才使孟子以後三四百年的空論，見諸實行。他改革的勇氣與理政的勤勞，都是少見的。他的新法，雖有若干處違背政治社會進化的原理（如建封、幣制），但其中不乏針對當時的病象而制定的，其用意也大部是為救民的（如王田、五均、賒貸等）。這些地方，不能因他的失敗而一概抹殺。［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一〇七至一〇八］
戰國時期，「禪讓」思想大盛，但這種思想最後為秦國的「萬世一系」思想所阻遏。到西漢，禪讓思想又盛，王莽便是其力行者。雖然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有可議之處，但從若干事跡看來，他確以新聖自居。他的篡漢，除了為滿足權位欲外，為實現他本人的政治理想與抱負，似也是原因之一。同時「讓國傳賢」的思想，也確實流行於西漢中期以後的士大夫之間。但因為他的失敗，這種思想又告銷歇。「禪讓」一詞，變成了一個權臣篡奪所藉以欺世的手段。正因如此，「萬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興起，至清季而不絕。而後世帝王的「家天下」思想，也因而愈趨濃烈。
總之，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現的一切，雖然最後都歸幻滅，但實在是不平凡的。
五、東漢的建立及其初期政治
（一）光武的統一
新朝覆滅後，更始自宛北駐洛陽。這時各地滿布著割據勢力，情勢異常紊亂，更始以劉秀「行大司馬事」，去安撫黃河以北的州郡。昆陽戰後不久，劉縯因受更始猜忌而被殺，劉秀竭力韜晦，才得無事。至此更始派他招撫河北，當時他並沒有什麼實力，但渡河後，憑了他的人望和能力，接收了不少州郡。更始二年（24），他誅滅了抗命於邯鄲（今河北邯鄲市）的王郎，河北漸定。這一年，更始也自洛陽遷都長安，並封他為蕭王。
劉秀假手赤眉肅清綠林之戰示意圖。更始二年（24），綠林、赤眉兩支義軍關係破裂，是年冬，赤眉分別從武關、陸渾關向關中進發，進圍弘農。劉秀見兩強相爭，意圖從中取利，覬覦關中，並謀劃解決綠林在關東、河西的力量。為此，他以鄧禹率二萬部眾，自野王乘隙西進，寇恂守河內，穩定補給，另以一部守孟津，以備洛陽的朱鮪、李軼。25年正月，鄧禹經箕關入河東，進圍安邑，隨後大破樊參和王匡、成丹兩路綠林援軍，解決安邑，全據河東。同時，赤眉也已攻下弘農，西進至華陰。七月，鄧禹自汾陰西渡黃河入夏陽，在衙縣破綠林公乘歙十萬大軍後，繼續西進。九月，赤眉在新豐擊破綠林軍，進入長安，綠林軍自此覆滅。鄧禹見赤眉勢大，不敢南下與之爭鋒，遂進占栒邑，控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以休兵養馬，窺伺關中。爾後，劉秀也迫降洛陽守將朱鮪，進入洛陽，綠林勢力基本肅清，劉秀控制關東，為此後專力對付赤眉軍，造成有利態勢。
更始在長安，因御眾無方，政治甚為紊亂，反使百姓懷念起王莽來。劉秀在他的轄區中，則務行寬惠，因而深得民心。更始開始對他懷疑，召他還京，但他未從。接著他又擊破流賊多股，兵眾益盛。更始三年（25）六月，他正式獨立，即皇帝位於鄗南（今河北高邑縣），改元建武，仍以漢為國號，是為光武帝。這時更始所在的長安，因赤眉的進逼，已危在旦夕。最初赤眉首領樊崇等投降更始，更始封他們為侯而不給國邑，因而復叛，竄擾黃河以南地區，其後更西向進攻長安，途中並立了一位年少的漢宗室後裔劉盆子（城陽王劉章之後）為帝。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降，旋為赤眉所殺。光武則乘機南下，攻下洛陽，並定都於此。後世稱光武所建的漢為「東漢」或「後漢」，以別於建都長安的「西漢」或「前漢」。
劉秀解決赤眉之戰示意圖。更始三年（25），赤眉軍攻克長安，但未能及時安置綠林餘眾和各地義軍，也未能與各地割據勢力積極聯絡，關中豪強又隱糧聚眾，堅壁清野，赤眉軍補給發生困難，軍紀逐漸廢弛。同時，劉秀進占洛陽，赤眉軍與東方聯繫中斷；南陽王常、漢中劉嘉在東南扼制赤眉；隗囂據天水、鄧禹在栒邑，阻止赤眉向西北發展。次年二月，赤眉引兵西向隴就食，在烏氏和涇陽遭遇隗囂的襲擊及大雪阻攔，回軍關中，擊敗襲占長安的鄧禹，再入長安，但迫於糧盡，不得不舍長安東歸。劉秀早有防備，先命馮異進占華陰，向西阻止赤眉東還；命侯進等屯兵新安，耿弇等屯兵宜陽，以斷赤眉東歸要道。馮異在華陰和東歸赤眉遭遇，相持六十餘日。建武三年（27）正月，鄧禹率軍自河西東返，回到湖縣，與馮異合兵南下，向赤眉出擊，遭赤眉突襲，大敗。赤眉繼續東歸，二月，再與馮異激戰，馮異先派部隊著赤眉軍服伏於路旁，繼以輕軍誘敵，赤眉中伏，激戰之後潰敗，被馮異追至崤底，迫降八萬餘人，餘部十幾萬人折向東南，在宜陽被劉秀親率重兵包圍，糧盡，被迫投降。此一役，劉秀基本肅清赤眉軍。
建武三年（27），赤眉為光武平定。但當時國內仍有若干割據勢力，重要的有：秦豐據黎丘（今湖北宜城市東）等十餘縣，李憲據廬江（今安徽廬江縣西）等九城，公孫述據益州（今四川省）地，隗囂據隴西、天水、安定、北地等郡（今甘肅省東部地），竇融據河西地（今甘肅省西部），盧芳據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等郡（今內蒙古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張步據城陽、膠東二國及泰山、東萊、北海、濟南、齊等郡（今山東省東部及中南部地），董憲據東海郡（今山東省南部及江蘇省北部地），彭寵據漁陽、涿、上谷、廣陽、右北平等郡（今河北省北部及北京、天津、遼寧西部），劉永據梁楚二國及沛、濟陰、淮陽、山陽、汝南等郡（今河南省東部，安徽、江蘇二省西北部及山東省西南部地）；他們在割據區中，各自擁有帝王或將軍之號。光武的戰略是先著手廓清東北及東南，然後西進。他於建武三年至六年（27～30）的四年間，先後討平劉永、彭寵、李憲、秦豐、董憲等。東方大定後，開始經略西方，這時西方群雄之一的竇融，已於五年（29）降漢，剩下的最大割據勢力是隗囂、公孫述和北邊的盧芳。光武於十年（34）完全肅清隗囂的勢力，十二年（36）平公孫述。十三年（37），盧芳亡入匈奴，統一之局也至此完成。
劉秀統削平關東群豪經過示意圖。劉秀在消滅赤眉、綠林後，占據黃河南北中原要地，兵力物資都較雄厚，但所據為四戰之地，東西南北都為豪強割據。經周密分析，劉秀定下先關東、後隴蜀、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關東勢力最大者為劉永、張步、董憲。
建武二年（26）春，劉秀命蓋延率軍五萬東攻劉永，先後占領敖倉、酸棗、封丘；然後兵分兩路，西路下襄邑，東路下麻鄉，遂進圍重鎮睢陽，八月破城，劉永南逃至譙縣；蓋延乘勝奪東進，占沛、彭城、臨淮；次年，劉永在襲占睢陽後，城復破，敗死；建武五年（29），劉永殘部在垂惠被全殲。
建武四年（28）七月，東海董憲攻占蘭陵，漢軍退保彭城。次年七月，董憲推進至昌慮，擁眾數萬，在建陽部署防務，以備漢軍。劉秀親率主力東進，避開張步在建陽正面的防守，直抵湖陵，又堅壁不出，趁董憲部因糧乏撤退時，進圍董憲於昌慮，董憲退保鄴城，再被攻克，再東退朐縣，建武六年（30）二月，城破被殺。董憲部被肅清。
建武五年（29），劉秀命耿弇率軍進攻關東最後割據勢力張步。十月，耿弇連渡黃河、濟水，破祝阿，佯攻巨里，主力設伏大破張步援軍費邑部，費邑逃歸張步都城劇縣。耿弇追至畫中，一部佯攻西安，主力襲破臨淄，西安張藍孤立，棄城歸劇縣。張步親率主力二十萬抵臨淄城下，耿弇弱兵列城下誘張步來攻，主力突出，攻敵側翼，重創張步。隨後大張兩翼，伏擊再破敵軍，乘勢進入劇縣，追擊到平壽，張步投降。至此，關東割據勢力基本肅清，劉秀勢力直達東海。
（左上小圖：建武三年（27），劉秀命彭岑率軍南擊秦豐。六月，秦豐在鄧縣阻擊，彭岑以假信息調動秦豐部向西機動，得以偷渡沔水，直插秦豐王城黎丘，秦豐回師堅守；次年二月，夷陵田戎沿江而上增援秦豐。劉秀命一路圍攻黎丘，主力邀擊田戎，大敗田戎，追至夷陵、秭歸，田戎殘部降公孫述，秦豐最後亦被迫降，劉秀因此控制江淮地區。）
劉秀平隗囂之戰示意圖。劉秀消滅關東各勢力後，首選進攻隴西的隗囂。建武六年（30）四月，劉秀命耿弇等自長安出發沿渭北平原越隴山西進，被隗囂打敗。乃於長安集結兵力，以資再攻隗囂。隗囂求和不成，轉向蜀公孫述稱臣，公孫述出兵援隴。
建武八年（32）春，劉秀派來翕率兩千人秘密從番須伐山開道，南下襲占隗囂戰略要地略陽，隗囂親率主力圍攻略陽，數月不能下。四月，劉秀乘隴主力被牽制，親率大軍向長安西進，由漆縣經長武進至高平，河西豪強竇融亦率軍南下策應，會師高平後，招降瓦亭守將，集中兵力由北向南直搗天水後背。隗囂大敗，和蜀援兵殘部分占西城、上邽，十一月西城破，但隗囂被蜀援軍救走，次年病死，立少子隗純。次年八月，劉秀再派軍沿渭水攻隴，十月，隗純投降，劉秀攻隴四年，於此勝利結束。
劉秀滅公孫述之戰示意圖。建武十一年（35），漢軍由彭岑率領大舉入蜀。一路沿三峽直上，留眾監視江州堅城，自率主力北進，直指墊江，破平曲軍。獲大量軍糧後，命臧宮率降卒進據平曲上游，自率軍折回江州，溯長江西上襲破黃石，長驅大進二千餘里，占領武陽。派輕騎襲擊廣都，迂迴至成都背後。公孫述大為吃驚，後派人暗殺彭岑。劉秀命吳漢率三萬人前往接替。臧宮沿涪江北上，在瀋水大破蜀軍延岑部，廷岑西逃回成都，臧宮乘勝北進，然後向西南連破涪城、綿竹，南下直趨成都，與吳漢軍夾擊成都。次年秋與吳漢在成都近郊會師，合力攻城，公孫述敗死，成都守軍投降。至此，劉秀基本完成東漢王朝的統一。
（二）光武的治術
光武是沒有多大野心的，他少時遊學長安，對於負責維持京師治安的「執金吾」的威風，甚為羨慕，認為能做到這樣一個官，就可滿足。同時他似乎又頗受老子學說的影響，時常闡發「柔弱勝剛強」一類的理論。他即位後的一切政治措施，目的只是在如何維持現狀，也就是如何鞏固他自身和子孫的權位而已。雖有一些制度上的變革，其用意仍不出上述的範圍。例如把「三公」（司徒、司空、太尉）的重要職權轉移至尚書，以防大臣的擅權；提高刺史的權力，以使他們更能嚴格的監督地方；取消各郡國人民的軍事訓練，以預防反側等，都是在遵循著上述的目標而行。此外，他定都洛陽，目的也是在避敵遠寇。洛陽不足與長安相比，因為其地局面不廣，北阻黃河，而東、西、南三面環山，並無開拓的遠景。西漢初年，高祖定都洛陽，張良即加以反對，其後又因婁敬的勸諫，終都長安。光武則決意都洛陽，結果僅成自保之局。因此東漢的開國氣象，遠不如西漢初年來得恢廓。但光武這種穩健拘謹的政治作風，卻不是毫無長處，東漢初年的政治措施，也有不少值得稱道的地方。
光武帝劉秀，佚名繪。
崇尚節儉，是光武的主要政治風格。他即位後，立求簡化政務，撤銷了許多官吏，雖然有些是必須設置的，例如每郡掌理兵役的都尉等。此外，他於建武六年（30）省並全國的縣達四百餘，其後並曾一度撤銷邊防要區的定襄、五原二郡。這類措施，雖然有其流弊，但人民也因裁員簡政而得到適當的蘇息。
御下寬厚，也是光武的特色。東漢的開國人才，遠不如西漢之盛，當時的將相名臣，大都才具平庸，恰與光武寬厚謹飭的性格相配合。隴蜀平定後，大將如鄧禹、賈復、李通等，都解除兵柄，以列侯就第。光武對他們均禮遇有加，始終保全。至於外戚如後族陰郭二家的子弟，也大都恭謹謙退；光武雖對他們異常優過，卻也不讓他們掌握政治大權。
光武也提倡儒術，他建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三公也多以宿儒出任。與尊儒並行的便是表彰氣節，這是西漢與王莽時代所未嘗注意的。他鑒於王莽時代士大夫頌功德獻符瑞的無恥作風，力謀矯正，因此特別尊重節行之士。例如王莽時託病告歸的卓茂，不事公孫述的李葉、譙玄，均曾受到他的封賞或追褒。此外如光武的老同學嚴光，以及太原周黨、王霸、北海逢萌等，都秉其高節，隱居不仕；光武也尊重他們的意志，不強加徵聘。因此士大夫競以名節相尚，大大的改善了社會風氣，為後來淳美的政教奠下了基礎。
光武時代的政治，在手段上也頗承襲王莽時代的嚴猛，原則上則是保守恬退的，只以維持現狀為滿足。但缺乏進取與改革的政治現狀，是無法長久維持的，儘管光武本人和其後的明章二帝都具有政治的才幹和熱誠，但東漢最初數十年的輝煌時期一過，帝國便步入衰運。
（三）明章的政績
光武以後，緊接著是明帝（58～75）和章帝（76～88）時代，共三十一年，是東漢的盛世。這段時間，無論文治武功，都有巨大的成就。對外如竇固的伐北匈奴，班超的出使西域，都是史冊大書特書的事，暫不在這裡敘述。這裡只談談這段時期漢帝國的內政。
明帝名莊，光武第四子。他的性情比較苛察，但他即位後，頗能秉承光武遺教，尊重儒術。他曾親赴太學，主持「大射」、「養老」等禮，為當時的盛舉。外戚大臣，下至於宮廷衛士，也多習經學。他所堅持的光武遺留下的另一政治原則，便是不讓外戚預政。他的皇后馬氏（馬援女）也謙肅明理，不以私家為念。此外他對於委任官吏，也非常審慎。館陶公主（光武女）曾為她的兒子謀一「郎」的職位，但他不許。另一件可稱述的事，是黃河、汴水於平帝時決口，歷久不修，災害日廣。他於永平十二年（69）命王景加以修復，消滅了歷時數十年的水患。
明帝的缺點，是用法較為嚴酷，這可以楚王英（光武子）之獄為例。英於永平十三年（70）因謀反被廢，次年自殺，為這次事件牽連而被處死或流徙的便有數千人。
章帝名炟，明帝第五子。他即位後，聽從尚書陳寵的建議，除去殘酷法律五十餘條，政事務從寬厚，一掃過去的嚴切作風。同時輕徭薄賦，因之民生益臻充裕。至於對儒術的尊崇，更不讓前人。他曾親赴闕里祭祀孔子；也曾召集當時名儒，集會於京師的白虎觀，討論群經的異同；並命曹褒定漢禮一百五十篇；都是當時的大事。章帝的簡省刑罰，歷代史書皆稱善舉，但究其事實，卻也發生極大的流弊，其影響更遠及於漢末。章帝秉性仁柔，本應以嚴法濟之，既從寬典，遂至貴戚驕橫，目無法紀。如外戚竇憲，以賤價奪取沁水公主（明帝女）田園，公主畏其勢不敢與較。章帝雖曾以此事嚴斥竇憲，但終未置之於法。光武、明帝兩朝所培養的法治精神，至此再度廢弛。
章帝在位十三年死去，死時僅三十二歲。此後漢帝國雖日漸衰落，但光武、明、章三代所養成的優美世風，卻一直持續下去，它維繫住此後一百數十年的人心世道。漢帝國的政治，雖日趨腐敗，但有了這種精神上的支柱，尚不致立即分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