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二十章

新文化運動的黎明時代 革命成功以後，大家的精神才力都注重到政治方面，對於思想文化無人注意。接著袁世凱的反動壓迫時代又到了，全國國民懾伏在專制淫威之下，絲毫不能動轉，真是黑暗的時代。但是沉鬱極了，雲霧不能不開，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的種子就埋伏在這個時代了。 培植這個新文化運動的種子的人是誰？陳獨秀嗎？不是，胡適嗎？不是。那麼究竟是誰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釗。當民國四五年的時代，中國思想界的閉塞沉鬱真是無以復加。梁啓超辦了一個《庸言報》，不久便停版，後來改辦了《大中華》，更沒有什麼精采。此外只有江蘇省教育會一派人在《教育雜誌》等刊物上所鼓吹的實利主義稍有點生氣，但是只偏於教育一部分，且彼時亦尚未成熟。此外便再無在思想界發生影響的刊物了。到章士釗在日本辦的《甲寅雜誌》出版以後，思想界才另有開了一條新路。 《甲寅》也是談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談政治和當時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貫的主張，而且是理想的主張，而且是用嚴格的理性態度去鼓吹的。這種態度確是當時的一付救時良藥。在當時舉國人心沉溺於現實問題的時候，舉國人心悲觀煩悶到無以復加的時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來號召國民，使人豁然憬悟現實之外尚復別有天地，這就是《甲寅》對於當時的貢獻。 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極黑暗的時代，梁啓超在《大中華》上已主張拋棄政治，專從社會改造入手，章士釗在《甲寅》上駁他的議論，仍主張應注意政治。後來的文化運動是跟著梁啓超的主張走的，章士釗的主張似乎失敗，但梁啓超雖然主張從社會入手，他卻並沒有給後來的文化運動指出新路，章士釗雖然也並不知道新文化運動是甚麼，但他無意間卻替後來的運動預備下幾個基礎。他所預備的第一是理想的鼓吹，第二是邏輯式的文章，第三是注意文學小說，第四是正確的翻譯，第五是通信式的討論。這五點———除了第二點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尚未能充分注意外———其餘都是由《甲寅》引伸其緒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後才發揮光大的，故我們認《甲寅》為新文化運動的鼻祖，並不算過甚之辭。 《甲寅》出版以後不久，中國的時局就變了，袁世凱被護國軍氣死，中華民國重新光復，氣象為之一新。但是政治上的腐敗還是依舊的，社會上的銷沉也還是依舊的，言論界的無聲無臭也還是依舊的。《甲寅》這時因為章士釗參加政治運動的原故已停版了。章士釗的朋友陳獨秀歸國在上海辦了一個雜誌名叫《新青年》。最初出版也不過是做些勉勵青年的普通文章，並沒有什麼特色，不過因為《新青年》做文章的人有一多半都是《甲寅》上做過文章的人，《甲寅》式的通信又早已引起青年自由討論的興趣，因此《新青年》出版未久就得了人的注意。那時候正是國會裡為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的問題鬧得厥聲沸天的時候，陳獨秀抓住了這個題目，在《新青年》上大肆攻擊，根本反對孔、孟的學說，認為是專制的護符。孔學在維新以後本已失了舊日獨尊的地位，不過像陳獨秀這樣明目張胆徹底加以攻擊的，卻是二千年來所僅見。他的主張雖然引起一時的反對，和他討論這個問題的人也很多，但畢竟因為他的態度勇敢之故，在當時思想界上印下一個極深的印象。 單是反對孔教，《新青年》在思想史上還占不了像後來那樣高的位置，因為孔教的權威早已喪失，誠心尊重孔學的人已經很少，孔教會派那種荒謬復古的舉動，稍有常識者都不肯贊同的，因此陳獨秀的反對孔教，只算是打死老虎，沒有什麼多大的新奇，到胡適的改革文學的主張發表以後，才算另外有了一種更大的新貢獻。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民國六年一月，最初只是和平的討論，但自陳獨秀、錢玄同等參加了這個討論以後，態度遂由和平而趨於急激，陳獨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才明白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主張白話的寫實文學。以後的文學運動跟著這條路走，發展得很快。 這時候思想改革的新機一動，就不是僅僅改良文學和反對孔教兩件運動所能限制的了。因為反對孔教，故在消極的方面有徹底反對舊日禮教的運動；因為主張白話文學，故在積極的方面有接近平民的種種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機會遂漸漸成熟了。 到了民國七年以後，《新青年》的主張已經發生種種反響，青年界大多數同情於這些運動，北京大學學生組織一個新潮社，出版雜誌名叫《新潮》，英文譯名叫做The Renaissance，就是文藝復興的意思，可見那時參加運動的人已竟對於自身的地位有了一種覺悟，已竟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總合運動了。《新青年》七卷一號，發表一篇宣言，明白表示他們主張是擁德先生和賽先生，德先生是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就是民治主義，賽先生是賽因斯Science，就是科學，這樣將文化運動的方向和內容都規定得更清楚了。不過可惜《新青年》以後並沒有切實向這個主張去發揮，新文化運動以後也沒有切實往這個方向去走。 《新青年》所引起的反響是什麼呢？《新青年》的主張與當時社會公認的信條正相反對，其引起守舊派的不滿是當然的，不過我們卻不可過信以為當時守舊派對於新思潮是如何明目張胆的來反攻，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新青年》的影響仍然是在大多數青年之中，守舊派看到這個雜誌的不過是極少數，看了有力量能夠加以反對的更是少數中之極少數，因為大多數的守舊派都是無意識的守舊，他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他們說出一個反對的理由是非常之困難的。因此反對者雖多，而出來說話者只有一個林紓，所說的話又非常淺薄無聊，就可見守舊派伎倆之薄弱了，但是我們再反過來一看，自《新青年》出版以至今日，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已經十年，然而社會上依舊過的是舊禮教的社會，政治上也依舊是傳統的孔教式政治，可見新思想的力量也並不十分雄厚了。 平心而論，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新青年》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不過僅僅有一股新生蓬勃之氣可愛罷了，講到內容上是非常幼稚淺薄的，他們的論斷態度大半毗於武斷，反不如《甲寅》時代的處處嚴守論理，內中陳獨秀、錢玄同二人的文字最犯武斷的毛病，《新青年》之不能盡滿人意在此。但是我們若從另外方面一想，若不是陳、錢諸人用宗教家的態度來武斷地宣傳新思想，則新思想能否一出就震驚世俗，引起絕大的反響尚未可知，可見物各有長短，貴用得其當罷了。 《新青年》時代，新文化運動只在醞釀，尚未成熟，故我們只能謂之為黎明時代。直到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起後，春雷一聲，才將新文化運動從搖籃中扶養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