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十九章

政治思想與實際政治運動 思想並不是懸空的,他是要與實際社會政治發生交涉的。中國已往的思想運動影響於實際政治社會的,如晚周諸子的救時之弊,北宋新舊派之爭,明末東林、復社的運動,都是以思想為原動力。但是求其旗幟鮮明,影響廣大的,則莫如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了。 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在極端專制的淫威之下,人民是沒有絲毫自由的餘地的。鴉片戰爭以後,跟著就來了太平天國之亂,和英法聯軍戰役,從此以後政府已不是從前的政府,中國也不是從前的中國了。中國國民受了幾次外力的刺激,漸漸覺悟干涉國事的需要。最初只是用以對外,如各地的教案,即此種性質的運動,後來屢經失敗的結果,知道單純的對外也不足以收效,因此對內改革的思想就漸漸復活了。 英法聯軍戰役以後,國內起了一派政治運動,叫做清流黨,大半都是當時的名士,他們多騖大言而不切實際,盲目主張排外,對於當時主張對外和緩的疆吏如曾國藩、李鴻章等多加以攻擊。但他們自己卻一點成績也沒有,如張佩綸馬江之敗,即其一例。此外通達洋務的人如郭嵩燾、李鴻章輩,其思想則多主革新,不過這兩派思想雖然不同,但彼此都尚無鮮明的旗幟,界限也不分明,因此算不得正式的政治運動。 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以後,清廷昏聵糊塗的情形都盡情暴露出來,有志之士知非改革不足以圖存,因是發起種種改革運動。康有為屢游京師,伏闕上書請實行變法,孫文也因上書李鴻章不報,轉而運動革命。及中日戰後,這兩種運動遂均漸趨成熟。康有為聯合應試舉人為公車上書之舉,又開保國會於北京,孫文也聯合同志謀舉事於廣州,又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政治運動遂漸成為具體的表現了。這時候在思想方面還是君主立憲派占優勝。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在上海創《時務報》,鼓吹變法思想甚烈,又在湖南主持時務學堂,造就人才很多。當時康、梁的思想已漸為國人注意。湖南的守舊派葉德輝著《翼教叢編》來痛駁康、梁的主張,張之洞也著《勸學篇》來調和新舊思想。《勸學篇》中所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語,成為後來多數調和派的口號。 康、梁這種運動漸漸為政府所注意,清德宗毅然採用他們的主張來實行變法,不意舊勢力反動太大,終於失敗,但是就他們在短期間所實行的廢八股、興學校等主張,已震動一時的人心不少了。 康、梁失敗以後,都逃至國外,仍做他們的維新運動,但清廷的反動日烈,遂至釀成拳匪之亂,人心漸知滿清政府的無望而趨向於革命運動。本來清朝因種族的關係久已受漢人的含恨,太平天國亂後此種思想潛伏於下層社會始終未滅。康、梁雖然主張和平變法,但其同志譚嗣同著《仁學》一書,已鼓吹排滿革命之說。梁啓超早年也很贊成這種主張,只有康有為感恩知己,始終圖為清室效力不變。拳匪之亂正盛時,康、梁的黨人唐才常聯絡兩湖會黨起事於漢口失敗,但因此革命思想深入於兩湖青年之中。黃興組織華興會,就是以兩湖會黨為基礎。此外江、浙文人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恆等因受明末遺老思想的感化,也組織光復會,鼓吹革命思想。四川人鄒容著《革命軍》一書,語意直捷痛快,風行一時,革命思想的普遍,這本書的影響最大。但鄒容也卒因這本書受清政府之忌,以《蘇報》案之牽累而下獄瘐死,章炳麟等逃至日本,仍聚徒講學專鼓吹種族革命主義,以文獻為宣傳的工具。革命運動得了這一支思想上的生力軍,就轟轟烈烈膨脹起來了。不久孫文因在海外運動華僑有效而來日本,黃興和他的同志宋教仁等也來到日本,三派聯合,共組中國革命同盟會,中國革命運動從此遂有了統一的組織了。 康、梁變法失敗以後,俱逃出國外。康有為遍游各國,聯絡華僑,組織保皇會,梁啓超則伏處日本橫濱,辦《新民叢報》及《新小說報》,鼓吹思想革新甚烈。梁啓超的文章很有條理而能動人,國內同情者又多,因此他辦的刊物就不脛而走,傳遍了全國。最初的《新民叢報》多注意於學說思想的介紹,但是內容膚淺零亂,僅合於當時的需要而已。到《民報》出版以後,因為彼此論戰的關係,才另外添了一種生氣。 《民報》是同盟會鼓吹革命思想的有力刊物,執筆者為章炳麟、胡漢民、汪兆銘等人,都是有學問能做文章的人,因為他們的主張激烈,故青年同情者很多。梁啓超早年本也同情於革命主義,後因受其師之勸告,加以當時一般革命人物的行動難免有不慊於人意的地方,因此引起反感,就極力傾向於君主立憲主義方面,恰好與革命派的主張針鋒相對。於是《民報》和《新民叢報》兩方面便開起筆戰來了。這一次的論戰實在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極有光榮的論戰,因為兩派都是以學理為根據,堂堂正正旗鼓相當,在訓練中國人的系統的政治思想上,影響是非常之好的。 當時立憲派的主張是根據於現狀立論,別無什麼根本主義,雖然比較的易於實現,但缺少刺激性,不易引起同情。革命派則主要的立足點在民族主義,專從滿、漢的惡感方面鼓吹,尤其易於鼓動人。章炳麟一派對於此點尤發揮淨致,他們用歷史的方法,專搜羅明末亡國的故實,藉以挑動漢人的亡國之痛,這種方法非常有效,不久革命思想便傳遍了全國。 革命的三派領袖之中,孫文長於聯絡奔走,黃興勇於實行,章炳麟有學問能文章,三派攜手,相得益彰。在思想方面自以章炳麟的貢獻為多,但孫文也有他的特別貢獻,就是「三民主義」的主張。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三種主張的聯合名詞,當時革命派的主要立足點本在民族主義,所以與立憲派相異者在此,所以鼓動人心者在此。對於民權主張,革命、立憲兩派都不相反對,自然革命派更接近些,但是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案預先擬定,並且同盟會的同志中也不少懷抱帝王思想的,至於民生主義更無人聞問。孫文在這個時代能提出他的具體主張來,這是他的特識,不過在當時並沒有發生多大影響罷了。 革命、立憲兩派的主張在國內都有同情的人,留學生歸國以後,在各省創辦許多雜誌報紙,大半是鼓吹立憲之說。清廷受了這種輿論的催迫,也不得不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立憲,並宣布九年立憲之說,但是粉飾門面,毫無誠意。清德宗死後,中央的資政院,各省的咨議局相繼成立,立憲派從此有了公開活動的憑藉,但人心已傾向於革命了。 革命派在國內自然不容易立足,在思想方面鼓吹的,僅有章炳麟的弟子鄧實等所辦的《中國學報》、《國粹學報》等,假借研究國學的名義來鼓吹種族思想,影響也不少。此外則多於實行方面努力,黃興等的武裝革命運動,徐錫麟等的暗殺運動,比文學宣傳的效力自然更大得多。 昏聵糊塗的清朝,終於不能實行立憲派的主張,因此全國人心一步一步傾向到革命派方面,末了連立憲派所辦的《國風報》也鼓吹起革命思想來了。於是武昌一動,全國都響應,中華民國遂正式出現。 民國成立以後,革命派得了地位,自然氣焰日高,但立憲派也還不甘雌伏,仍舊變了名目來活動。於是政治上的國民、進步兩大黨對立的形勢遂出現了。但兩派都不注重思想的宣傳,故在思想史上都沒有什麼位置。 兩派後來的分合變化不一,成功失敗也不同,但在政治思想上對抗的形勢仍然綿延不絕,就是一派主張比較急激,一派比較穩健;一派趨重理想些,一派趨重現實些。二者截然不同,不過面目卻慢慢都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