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十八章

歐洲思想與昔日之中國 中國與歐洲在古代關係很少，思想上的接觸更是絕無僅有。唐朝極盛時代雖有景教徒東來傳教，與阿剌伯人的回教同受尊崇，但其結果毫無影響，尚不如回教的勢力，因此在思想史上可謂毫無位置。歐洲思想在中國發生影響，要算是元、明以後的事了。 元朝大帝國地跨歐亞，在中西交通上是很有關係的。蒙古人幾次西征歐洲，將中國的三大發明品———羅盤針、火藥、印刷術———送到歐洲，造成西方的近代文明，以及馬哥波羅的遊記，喚起歐人的航海趣味，這些情形都是西方人所應感謝東方的，我們姑且不提。單就西方思想對於中國的影響而論，當時羅馬教皇因慕蒙古的威名，曾遣使來華朝謁，並挾七術以俱來，這七術都是當時的科學，元世祖都加以容納，雖然沒有發生大的影響，要不能不算中歐思想交換史上的一重因緣。 自此以後，蒙古大帝國破裂，漢族的明朝帝國興起，對外取閉關保守主義，歐洲也因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對內問題紛心，無暇東顧，兩方面又暫時隔絕。直到十四世紀末年，即明朝中葉以後，哥侖布發現了新大陸，才重新引起歐洲人的向外侵略心。十四五六七這四個世紀歐洲各國紛紛向東方進取，最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其次是荷蘭，最後是英吉利和法蘭西。他們侵略的範圍從印度，至南洋群島，以及菲利濱、中國台灣及中國沿海、日本等處。一五三五年葡萄牙人租了澳門，這是與中國直接發生關係之始。自此以後歐洲人以澳門為根據地，進行對中國的通商傳教種種事業，中西的關係就日漸複雜了。 這時候在思想史上有關係的，要算是耶穌會派的傳教事業。歐洲自宗教改革以後，舊教本已敗，其後有一部分舊教徒力圖改革，另組耶穌會，以嚴格的紀律訓練教徒，精神為之一新。耶穌會最注重遠方的傳教事業，並且以教育為傳教的主要方法，因此成績極大。美洲、印度、南非洲都有他們的足跡。最初來中國傳教的是義大利人利瑪竇，他很能揣摩中國人的心理，儒衣儒冠，到處與士大夫交遊，因此傳教事業就漸漸發達起來。以後續來的教士，都遵著他的方法進行，到了明朝末年勢力就非常之大，連桂王的皇太后都信奉了。因為他們傳教的方法是以學術為工具，因此西洋當時的許多科學如天文、曆法、數學、幾何、地理等自然科學都由這般外國教士之手傳入中國。從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這種科學事業逐漸進行，給後此清朝的學術開了一條新路。 第一個翻譯西洋科學名著的人，是明末的徐光啟，他和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給後來幾何學樹下基礎。他以明朝的大官來提倡翻譯，實在有助於思想的革新不少。到了清朝，清聖祖也是極愛好科學的人，他編纂《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等書，又命人測量全國，製成精審的地圖，清代數理輿地等學的發達，很受他的影響。自此以後，數學在清代學術中成一大潮流，最著名的數學家有梅文鼎、梅錫闡、江永、戴震諸人。雖然多以中算為本，但採用西法也不少。 耶穌會的傳教事業，自清世宗以後，因政治的壓迫而一時中止。自此以後，中、歐又有百餘年不復交通。到鴉片戰役以後，定《南京條約》，准許歐洲人通商傳教，彼此才又發生關係。英法聯軍戰役以後，中國人創巨痛深，才發生研究西學的要求。在此以前，如魏源著《海國圖志》，徐繼畬著《瀛寰志略》，都是中國人研究外事的先導。湘淮軍的戡平太平天國，得外國人的幫助不少，事定之後，有識見的領袖都覺得非研究西學不可。曾國藩設製造局於上海，兼事譯書，附以廣方言館，北京也設立同文館，選拔學生研究外國語言文字。到一八七三年曾國藩、李鴻章又奏請選派學生出洋留學。這些政策都與近六十年的中國有很大關係，自不必說。當時的翻譯家如李素蘭、華蘅芳、趙仲涵諸人，都很有責任心，對於所譯之書也很有興趣，因此成績很好。此外如太平天國的文人王韜，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也都很有功於翻譯事業。當時翻譯的書籍約有三類，第一類是宗教的書，第二類是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書，當時稱為「格致」的書，第三類是歷史政治法制的書。第一類較完備，第二、三類就很簡單無統系了。但是這種翻譯事業，在當時也不無多少影響。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的革新思想，就是受了這種譯籍之賜。 當同文館設立之初，風氣尚未開通，頑固黨還極力加以反對，家庭稍好的學生也不肯入館，因此成績甚少。後來選派出洋的學生也都受社會的輕視，沒有產出多少人才。當時雖有稍稍通達「洋務」的人如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洪鈞諸人為西方思想鼓吹，但每遭頑固黨所嫉視，不能實行其主張。中國人對於西方情形的了解還是很淺薄的。直到中法、中日兩次戰役之後，中國人才被逼迫地去不得不歡迎西方的思想輸入中國來。 這時代有一個對於介紹西洋思想有大功績的人，就是嚴復。嚴復也是個西洋留學生出身，他原本學的海軍，但歸國之後，學非所用，因專門從事翻譯的工作。他所翻譯的如赫胥黎的《天演論》，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斯賓塞的《群學肄言》，斯密亞丹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等等，都是西方思想界的名著。他翻譯的工作又很忠實，文章又很雅馴，因此能夠深入中國的學者社會。自這幾部譯著出現以後，中國人才知道西方也有哲理，也有思想，對於西方人的觀察就另換一種態度了。 庚子拳亂以後，清廷受了環境的壓迫，才不得不採取變法維新的手段，派遣大批學生留學東西洋，尤以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最多。當時因中日兩國國體相同，政治改造的過程又差不多，因此國人對於日本狀況特別注意。從日文翻譯出來的著作漸漸多起來，不過都是無條理，無主張，因此在思想界沒有多大效果。 拳匪亂後，受害各國都乘機要求巨大的賠款，惟有美國對華表示好意，退還賠款，辦了一個清華學校，專門預備留美的學生。因此留美國的風氣漸漸開了。此外基督教會在中國也辦了許多學校，大半也是美國人主持，國內親美空氣之逐漸濃厚，與這些政策不無關係。 留學生歸國的以日、美兩國為最多，故日、美兩國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也最大。到民國七八年以後，李石曾、吳稚輝等提倡勤工儉學，於是陡然添了一批法國留學生，這些學生歸國以後，對於思想界也很有影響。還有俄國自革命以後，竭力向中國宣傳共產主義，吸引青年，因此留學俄國的也漸多起來。日本式的軍國主義，美國式的實利主義，法國式的國家主義，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近數十年來支配中國思想界原動力，可以說不出乎這四種方式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