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十七章
思想的解放與今文家的活動
清朝中葉思想界所以銷沉的原故，一由於考據學的壟斷一切，一由於政治上的有意壓迫，前章已經都提過。到了仁宗、宣宗以後，政治上的威力已經減殺，考據學的氣焰也漸低了，因此自然起了一種反動，向思想解放的路上去走。這種反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理學對於考據學的反動，一方面是考據學中今文派對於古文派的反動，兩者都給古文派考據學家以一種大打擊。
先說理學派對於考據學派的反動。原來理學自經過宋、元、明三朝的極盛之後，雖經清初學者的極力攻擊，勢力迄未大殺。考據學鼎盛以後，儘管學者們怎樣鄙薄宋儒的空疏，而朝廷的功令卻仍然以宋儒為正統。天下學塾所讀的經書仍然是以朱注為準，科舉考試也一本宋儒之說，考據學對於當時勢力最大的科舉制度竟未能侵入，因此理學仍然在一般智識階級社會中占極大的潛勢力。到仁、宣以後，考據學的成績既達到極高地位，再不易有什麼新發展，那種咬文嚼字的工夫，做久了也令人厭倦。加以時代變遷日烈，內憂外患紛至迭來，考據學家應付不了那樣的時局，轉是高談心性的理學中出了幾個有魄力有血性的男子，如同曾國藩、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等一般湘軍名將，都是受過理學陶冶的人。自湘軍戡定了太平之亂以後，理學和考據學的優劣由此試驗出來，人心遂不免又趨向學理。曾國藩以蓋世的勛名來提倡理學與古文，因此桐城派古文家與宋、明理學的結合愈密，成為一種特別的學派。不過曾國藩死後沒有什麼得力的繼承人物，理學終於沒有十分恢復他們的固有勢力，末流雖有吳汝綸等古文家竭力贊助新學，但沒有多大建樹。而林紓以非桐城嫡系的資格替桐城派和理學對新思潮來辯護，終於失敗而去，理學自然因此也更加不振。清末一部分人受了日本維新的影響，頗有提倡陽明學派的，但在思想上也沒有什麼成就。
對於思想界有很大影響的，還是考據學派中的新派今文家。原來今古文之分起於西漢經師門戶之見，最初西漢傳經派別雖多，但大致皆用當時文字，至西漢末年始有古文經傳出現，與舊有各家大不相同，當時兩派已爭論很烈。到東漢末年，古文派大昌，鄭玄以古文家大師的資格遍注群經，自此以後古文家遂成為經學正統，千餘年來未之或改，今文各家之學說大部分都已佚亡，更無人加以理會了。
到了清朝因為復古的關係，轉而對於古代學術思想節節加以解放，最初對宋學懷疑而返於漢、唐，其次又對晉王肅文學懷疑而返於東漢。到中葉以後，鄭玄的古文學既已壟斷一切，此後再求進步就非對於他加以懷疑不可了。因此清朝中葉以後所起的考據學新運動就以鄭玄和一切古文學派為攻擊的目標了。
今文學派最初研究的中心是《春秋公羊傳》，其次遍及諸經。啟蒙的大師是武進莊存與，其同縣後進劉逢祿繼之著《春秋公羊傳何氏釋例》，始張大其說。到魏源和龔自珍出來，今文學始確然成家。其後今古文派分道發展，而思想新的人大率趨向今文派。到廖平和康有為出來，今文學派的勢力就影響到各方面了。
今文學派雖似乎與古文學派研究的目的相同，其實根本精神大不相同。古文學派在極盛時代，大家只是抱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其所研究者都是名物訓詁等具體事物，故于思想界無多大影響。今文家則不然，第一他們的研究注重微言大義，不屑屑於枝葉問題，因此頗有新奇的思想發現，如所謂「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都是今文學家的創穫。第二他們頗留心於經世之學，不似古文家的硜硜自守，故後來能於實際政治社會發生影響。第三他們頗能容納異派，對於西學，對於佛學，都能採納容受。這三點都是今文學派的長處，他們的短處是不免牽強附會，加以推尊西漢的結果，所有西漢儒者的荒唐悠謬之說都儘量採用，將儒學變成一種神秘的胡說，轉不如古文家的硜硜自守為尚能免過了。
清朝仁、宣以還，國勢日漸凌夷，故今文學家之趨向經世致用亦系時勢所迫，不得不然。今文學的大師如魏源著《海國圖志》，龔自珍著《西域置行省議》等，都是有關時事的文字。太平亂後，內憂外患愈亟，思想界自然更趨重時務，因此種種關於時務的著作逐漸出現。到南海康有為出來，著《新學偽經考》，以大膽的態度推翻古文家的壁壘，建設起今文學家的完全系統來，就今文學家而言，康有為實在可算是集大成者。不過時事愈變愈亟，西洋的學術思想逐漸輸入，不但抱殘守缺的古文學派無法應付，即今文學也不足範圍人心。因此康氏的思想也不能不隨時勢為演進。他第二部名著《孔子改制考》完成的時候，已非復漢學所能範圍，到第三部名著《大同書》成功後，他的思想更解放到極點了。康有為後來雖然思想再不能進步，並且日趨退化，成了落伍的人物，但論晚清思想界推清廓陷之功，不能不推他為第一。
康氏的學說在思想界沒有什麼大影響，但在實際政治上卻發生影響不少。他和他的弟子梁啓超從事變法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但間接喚起一般人心，後來在國內造成一大派政治勢力，至今不滅。
梁啓超的影響於中國思想界，在他後來亡命的時代，早年宣傳今文學派影響並不很大，故我們放到後章再講。他的同志譚嗣同卻可以代表當時的思想界。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自幼亦接近今文學派，後又好王夫之之學，又治佛學，皆略有所得。他的思想最為勇決，所著《仁學》一書，於辛亥革命前二十年已提倡革命暗殺排滿等說，真是思想界的先覺。他雖然身死於戊戌變法運動，但《仁學》在他死後仍發生很大的影響。
晚清的思想界雖然受今文派的影響很深，但其實學界的正統仍是古文派，因為古文派雖然過於拘謹，在思想上沒有什麼建樹，但他們所用的方法乃是嚴格的科學方法，所得的成績乃是正確可靠的成績，無論誰也推不倒的。清朝末年的古文派考據學大師如陳澧、孫詒讓、俞樾都是很出色的人物，就中如孫詒讓著《墨子間詁》，陳澧著《東塾讀書記》中評論漢、宋諸學，皆與思想界有關。但影響最大者還算章炳麟。章炳麟是俞樾的弟子，他的經學、文字學都造詣很深，所著的書如《國故論衡》、《檢論》等都很精絕。中年以後專提倡種族革命，影響於政治思想界更大。他雖然是古文學家，但後來研究佛學和西學的結果，使他的思想內容更加廓大，非復考據之學所能範圍的了。
晚清時代還有一種潮流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佛學。佛學自宋明以後久已衰微，清朝中葉雖有彭紹升、羅有高等人提倡，但勢力不大，影響甚微。到今文派興起以後，因為他們都是勇於改革的思想家，故頗能採納佛學之長。龔自珍受學於彭紹升，晚年受菩薩戒，頗提倡天台宗，魏源也受過菩薩戒，康有為則好華嚴宗，其《大同書》受華嚴宗的影響極大。梁啓超也好華嚴宗。有楊文會者最精於佛學，深通各宗學說而專以淨土教國人，晚年息影南京，以刻經弘法為事，所刻出的佛經很多，于思想界極有關係，梁啓超和譚嗣同都受他的影響，譚氏的《仁學》即受佛學的影響而作者。梁氏晚年頗研究佛教的歷史，也很有功於學界。此外章炳麟也研究法相宗，很有心得。到民國以後，梁潄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欲會同中、西、印三種的文化，也是佛學所發生的影響。楊文會死後，弟子歐陽竟無設支那內學院於南京，造就佛學人才，雖于思想界尚無大影響，但就校刻經典而論，已嘉惠學者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