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十五章
理學的反動時期
程、朱、陸、王之學，雖然門戶不同，但其為空談心性不務實際則一。從宋到明，這六百年中的中國思想界可以說都在空談玄妙的時代。我們還可以再擴大一步說，從魏、晉到明，這一千多年中，中國的思想界也都在空談玄妙的時代。中國民族本是務實際的民族，為什麼會忽然發生這種玄遠的思想呢，可以說大部分是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印度思想自從侵入中國以後，就征服了中國的思想界一直到一千年之久。但是務實的中國民族對於這種趨勢是不會始終折服的，因此北宋初年就起了許多反對印度空虛思想的學派，就中江西派的功利主義最徹底，可惜未能光大。程、朱的理學原也是反抗印度思想的，不過自身的立足點不穩固，弄來弄去還是跳不出印度思想的圈套。到陸、王學派盛行以後，印度風就更加顯著了。這樣反覆爭持的結果，到明末清初，嘩喇一聲，才將印度思想根本推倒，重新建立起許多新的主張來。
為什麼到了明末清初，才會將印度思想根本推倒，建設起新的主張呢？這就是時代的關係。印度思想自征服中國思想界以後，極盛莫如唐，到唐朝以後，佛教本身已成弩末，因此才有反動的理學成立。不過印度思想的潛勢力還在，因此理學家跳來跳去終跳不出他的圈子。一直到了明朝末年，經過了理學家極盛的時代，人心對於印度思想已經領教過度了，到了應該厭倦的時期了，所以反動潮流才大盛特盛起來。以上所說還不算最主要的原因，反印度思想突然興起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為中國民族受了痛苦而得到深切教訓的結果。中國民族自歡迎印度思想進來之後，簡直沒有過了一天光榮的日子。中間只有唐朝是比較光榮的時代，但是唐朝的光榮是由於野蠻民族同化和混血的結果，並不是由於印度思想的幫助，這是顯而易見的。除此以外，我們只看見信仰佛教的君主如後秦主姚興、梁武帝、北魏胡太后之類，都一個個弄得由強致弱，由弱致亡。唐朝末葉的君主也是如此。這其間佛教至少也應負一部分的責任。因為印度思想是出世的，是個人主義的，對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是絲毫不管的。這種思想輸入以後，將許多聰明才智的人物都引入個人主義、出世主義的路上去，結果國家大事讓許多渾蛋去包辦，弄得國事一天比一天敗壞，民族也日漸衰弱起來。宋朝以後，反佛教的空氣已經很盛，不料代之而起的理學依然逃不出印度思想的範圍，還是依舊的個人主義，依舊的入世其名出世其實的空虛主義。學者們天天在那裡談心說性，外患卻一天一天的緊逼而來，結果一辱於遼，二辱於金，三辱於元，終於釀成蒙古人的征服了全中國。明興以後，還是不鑒前轍，高談心性之風越發厲害了，又弄出一個更富有印度色彩的陽明之學來。儘管王守仁個人怎樣的能文能武，不失為實際的人物，但這是他個人的天才所致，他的學說卻只能造出許多高談心性的空洞儒者來。因此張獻忠、李自成等流寇之亂一起，滔滔天下的王學竟當不起這一試驗。結果好人只好「愧無半策濟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壞人卻就轉過臉來迎降大清的仁義之師了。這種結果確是令人極痛心的，尤其是身受其難的智識階級們，他們不能不由此發生出極大的覺悟，使他們對於印度思想根本起了反對的感情，他們不能不努力的由這種一千年中織成的哲學的心性之網中掙扎出來，另外找尋他們的新路，這就是清初新學派勃興的真正主要原因。
明末清初的新學派約以以下幾人為代表：
一、顧炎武 顧炎武是江蘇崑山人，明亡以後，曾週遊國內，所至結納豪俊圖恢復，但無所成。他是清代考據學開山的祖師，生平著書如《日知錄》、《音學五書》之類，都是考據典制的著作，在後來發生的影響極大。但炎武並不是一個專門以考據為終身事業的學者，他是一個有志於事功的人。他生平很反對理學，曾說「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經學即理學」一語，實為清代考據學的根本主張。
二、黃宗羲 黃宗羲是浙江餘姚人，少受學於劉宗周，治陽明學。中年以後，因為遭逢患難的結果，漸漸覺悟空談心性之非，轉來注意到史學方面。他是清代史學的開山祖師，清朝史學以浙東最盛，都是受他的影響。他的巨著《明儒學案》和未完成的《宋元學案》，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先河。他在思想界最大的貢獻更在他的《明夷待訪錄》一書，這部書提倡民權思想，反對專制政體甚烈，在當時雖無甚影響，到了清朝末年發生的影響卻極大。
三、王夫之 王夫之是湖南衡陽人，也是一個志圖恢復的遺老，生平竄跡南荒，著書雖然很多，可惜不為當時人所知。直到清朝末年，湘軍得勢以後，才刻出許多來。他的名著如《俟解》、《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解》之類，都有很精深的思想。論清初思想史上的大家不能不推王氏為第一，可惜他的學說尚未經人發揮整理罷了。
四、顏元 顏元是直隸博野人，他生平以創立新宗派自任，故言論最為光明。他明目張胆的攻擊宋、明理學家高談心性之弊，提出以身體力行來代替誦說。他的這種主張本來很徹底，應該流行，可惜太為刻苦，不容易使人承受。加以他極力主張恢復古禮，未免太迂闊些，也是失敗的一個大原因。
以上這四個人是明末清初反理學運動中的四大柱石，他們四人的思想主張各有不同，只有注意實際問題不復高談心性的態度是相同的。就中黃宗羲因為與陽明學派舊有關係的緣故，對於理學的態度較為和緩，顧、王就激烈了，顏元最為徹底。他們的學派惟顧炎武最為昌大，後來清朝的經學都是跟著他的道路走的，可惜走的只是咬文嚼字的考據之路，對於他的經世的大學問竟無人領會，未免埋沒他的真面目。黃宗羲在史學界的成就最大，浙東史學流傳甚遠，清末的民族運動還是受了他的影響。顏元有一個弟子李塨，局面比他先生闊大些，故顏、李學派得以流傳南北，但不再傳就中絕了。王夫之的遭際最不幸，故思想最為隱晦，至今不得解人。
以上四人不過是就其成就最大者而言，此外還有幾個人雖然沒有整個的系統思想，但也不失為有獨立思想的學者。
一個是劉獻廷。他是一個奇人，對於音韻和地理學都很有創穫，可惜沒有系統的著作傳之於後。
一個是傅山。他和他的兒子傅眉都是平民生活的思想家。當時的學者多不注重藝術，惟傅山的藝術天才很高，他的詩、書、畫都很卓絕。他自命是學莊、列的，可惜也沒有什麼系統的著作能夠發揮他的思想。
以上這些人都是反對理學的，至少也是不肯依傍在理學門戶下求生活的。但是理學的潛勢力還是很大，不是一時所能打倒的，當明末清初的時候還出了幾個大師替他謹守最後的殘壘，最著名的有孫奇逢、李顒、刁包、張履祥、張爾岐、陸隴其、陸世儀諸人，都是堅苦篤行的儒者。就中孫奇逢最為博大，他所著的《理學宗傳》一書，調和程朱、陸王兩派而歸納於一個道統之下，可謂集數百年來理學家道統說之大成。此外諸人或宗王學，或宗朱學，宗旨雖然不同，其謹守理學範圍則一。可惜太保守了，沒有什麼新發揮，因此不能光大理學的門戶。不久理學被一班大官們弄去逢迎時主的嗜好，就不免名存而實亡了。
自顧炎武提倡名物訓詁之學以後，不久就出來幾個學者遵著他的道路向前進行。成就最大者有胡渭、閻若璩、毛奇齡諸人。胡渭著《易圖明辨》，攻擊宋儒信任的《易圖》之非孔丘之說；閻若璩則著《古文尚書疏證》，辨明《古文尚書》系東晉人的偽造；毛奇齡也著書多種與宋儒為難。這三個人雖然都是考據家，但他們能用考據的方法從實證上揭破宋儒的謬誤思想，其影響于思想界是非常之大的。
從此以後，考據學的門戶既立，大家的精神才力都趨向此途，造成一種咬文嚼字的學風，思想界反不免銷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