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十四章
程朱學的衰落與王學的興起
宋儒理學到朱熹才算大成，自朱熹以後理學就取得正統的位置。元朝雖是野蠻民族，對於理學也不曾反對摧殘過，並且相當的加以提倡，如元仁宗時定製，以宋儒《四書》注及經注試士，是宋學獲得政治地位的開始期，因此理學就越加發達。到了明初，仍然是他們的世界。明太祖時代的開國文豪宋濂，也就是明朝提倡理學的第一人，他是金華朱學的嫡系，他的門人方孝孺在當時也有程、朱復出之譽，不過後來以節義顯，對於理學思想上反沒有什麼發明。因為社會潮流仍然趨向理學，所以帝王們也就利用這個趨勢來表彰宋儒，藉以保護他們專制的地位。明成祖御製《性理大全》、《四書大全》等書，將宋儒的學說為系統的編集。因為有科舉制度的保障，所以明、清五百餘年之中，朱注的經書在學校內始終奉為規範，雖經過陽明學派及清代考據學者的屢次批駁，而實際上絲毫不能發生影響，可見其潛勢力之大了。
宋濂、方孝孺以後，承繼宋儒理學的正統者有曹端、薛瑄、吳與弼、呂柟諸人。曹端是河南澠池人，為學以躬行為主，在思想上無甚新發明，但因他是明代正式講理學的第一人，在他以前，宋濂、方孝孺雖言行近於理學，但均不以理學家名，故後人頗有推尊他的。薛瑄是山西河津人，也是以躬行實踐著名，他在當時聲名極大，門生也很多，故為明代程、朱學派的唯一大宗。吳與弼是江西崇仁人，也是明代程、朱學派的大師，他的學問自言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可見其用功之刻苦，但其學以涵養天趣為主，與薛瑄之一味實踐不同，故再傳到陳獻章遂超出程、朱的範圍自成一家了。呂柟是薛瑄的四傳弟子，其學仍是薛學風采，不過更加嚴緊一點。他是陝西高陵人，故關學受他的影響自成一派。
總之明朝中葉以前，思想界大體仍是程、朱理學的世界。這些程、朱派的理學家共同的長處在躬行實踐，一毫不肯苟且，短處則在謹守古訓太甚，思想上毫無新的發揮，並且因為拘謹太過，演成迂闊的行徑，處處惹人訕笑而無補於世務。況且朱熹的學說本從格致入手，格致是要他們「即物以窮其理」，這本是科學的方法，而不幸後來的程、朱學派儒者，忽略了他這種治學的方法，只知道拿些空虛不著邊際的理氣等說翻來覆去「玩弄光景」，因此人心自然不免要對之厭倦起來，而有別尋途徑的要求了。
在這個宋學不能饜服人心的時候，第一個首舉別幟的是陳獻章，他是廣東新會人，學者稱白沙先生，曾受學於吳與弼，但其學能於與弼之外，別有創穫。黃宗羲《明儒學案》說他：
先生之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遠之則為曾點，近之則為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
又說：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何故也。
他自己復趙提學書，論其生平為學之經過說：
仆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仆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可見其宗旨之一斑。大抵白沙的氣象天分皆與陽明為近，但較陽明更為疏闊一點，所以結果成為狂者一派，專以天趣為主，有類乎宋之邵雍，而末流就變成道家思想了。
陳獻章的門人最有建樹的是湛若水，學者稱甘泉先生，是廣東增城人，與王守仁同時，彼此交好，而學問宗旨不同。湛氏的學主張隨處體認天理，注重學問思辨的功夫，他批評陽明學說的弊說：
……兄之格物雲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為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為聖矣，豈自以為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為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求所好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
此說切中王學之敝，王氏之所謂良知，其實並無一定的標準，野蠻人殺人為祭也自以為是良知所許，何嘗是真可靠呢。湛氏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即朱熹即物而窮其理之說，宗旨原不差，可惜沒有窮理的方法，因此不能戰勝王氏罷了。
王守仁自然是對於程、朱學派最大的革命家，他是浙江餘姚人，學者稱為陽明先生，故他的學派亦通稱陽明學派。他自幼豪邁不羈，出入佛、老之學，為刑部主事時因觸犯權奄劉瑾，謫為貴州龍場驛丞，他的平生學問基礎即築於此時。後巡撫南贛，平宸濠之亂，聲名大起，而學問也遂成熟。黃宗羲說他：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辭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功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
這段話說陽明的學問經過，很有道理。
王氏之學，雖有三變，龍場得道以後，專講收斂，江西以後，始提出「致良知」三字，晚年則更有進步，但其主要宗旨仍在「致良知」之說。什麼叫良知呢？試看他自己說：
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自娶與其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答顧東橋書》
因為他以為「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所以才有「知行合一」之說：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合，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答友人問》
這個頭腦是什麼呢？就是良知。
王守仁的才氣在歷來儒者中算是傑出的，他的地位又高，故能號召一時的人心，造成一個新派。他的主張致良知，是從內向外的工夫，與朱熹的窮理主敬尚注重外面工夫者，頗有不同，故他對於朱氏特別攻擊，他解《大學》「格物而後知」的「格」字是「感格」之格，與朱熹的訓格物為「研究物理」之意不同，他並提出「大學古本」以為證，又搜集朱熹的言論與他宗旨相近的，名之為「朱子晚年定論」，這都是他的習氣未淨之處。但在當時迂拘矯詐的程、朱理學空氣中，得此一番新的洗刷，人心自然不能不為之一振，故他身後不久，王學遂遍於南方，許多光明俊偉之士都出在他的門下了。
王守仁是浙江人，而其一生事業多在江西，故他身後弟子雖遍於長江以南各省，但以浙江、江西兩省為最多，無形中也就分為兩派。浙江的王門弟子之著名者，有徐愛、錢洪、王畿諸人，除徐愛先死，未及聞良知之說外，錢、王二人對於良知之說發揮甚力。他們學風偏於直捷活動，以為良知是不待修養而成的，故不主張從靜處去用功。錢氏說：
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
王氏說：
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棄其用也。
這都是針對主靜過甚的流弊而言的。故此派的末流勇於任事，富於責任心，頗能發揮王學的長處，但也略近於禪宗。王畿常提出陽明的四句教以為教學的宗旨，四句教是：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無善無噁心之體」，這實在是含有佛學色彩的話。
較浙江派更徹底近於主動的，還有一個泰州派，這派的首領是王艮，他所標的宗旨是「自然」，是「學樂」，他是有志於用世的，他的弟子中也純向這面發展，他們都是平民哲學家，樵夫、陶匠都有，末流如顏山農、何心隱雖不免過於放蕩，但精神的勇猛卻為前此哲學家所不及。陽明學派所以能在思想史占很高的位置者，就靠他們能和實際發生交涉的這一點上，這是我們所不可不注意的。
浙江派和泰州派這樣過於主張向外活動而忽視修養的結果，自然引起正統派王學的不滿，因此江西一派的學者便起來糾正他們。這一派的著名學者有鄒守益、羅洪先、聶豹、鄧以贊等，鄒氏拈出「戒懼慎獨」四字，羅氏拈出「收攝保聚」四字，都用以主補救浙江派的偏盪的。蓋浙江派把「致良知」三字只記得「良知」二字而忽略了「致」字的工夫，故其末流小人得以假借之肆無忌憚去作惡，而以良知為辯護之具；江西派則特注重「致」字，以為良知不能忽略修養的工夫。就王學本身而言，江西派實在是正統，流弊較少些。
自明朝中葉以後，王學雖然披靡一世，然而實際上不滿於王學的還是很多，試引幾段評論於下，可以見當時反王學議論之一斑。如汪俊說：
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之，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伸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略有見於道體，雖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為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曰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
如何瑭說：
儒者之學，當務之為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復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是外求；吾恐其修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
如黃佐說：
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一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為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為性矣。《圓覺經》以事理為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
以上這些說法都切中王學之敝。大抵王學雖提出「良知」二字，當下指點，可以啟悟人，然究其所謂良知者實在並無此物，不過在光景恍惚間耳。所以在當時就已經有很多反對的論調，這一般反對的潮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光大起來成為後此三百年的主潮。
王學到了明朝末年，勢力雖披靡一世，而流弊也就漸漸發露了。許多有革命性的青年固然打著良知的旗子，到處勇於為善，但矯偽的小人也可以打著良知的旗子，到處勇於為惡，因此弄得所謂「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的狂禪，滔滔於天下，結果自然會使人心不滿。因此王學到明末便有了兩個新方向。一派是劉宗周的證人學派，劉氏是以繼承王學自命的，但他鑒於王學末流之失，故特拈出「慎獨」二字以為宗旨，他的慎獨的意思是：
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為喜怒哀樂，仁義理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這種說法，雖仍未脫王學的窠臼，但不失為一種改革運動，可惜劉宗周死後，明祚已移，學風也改了方向，故這種運動實際上沒有多大的影響。另外有一派卻影響很大，這就是東林黨的干政運動。
東林黨的主持人物是顧憲成、高攀龍。他們都是神宗朝的大臣，因為時政紊亂，退歸林下，遂講學於東林書院。他們的講學的宗旨是：
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他們的宗旨既然是要與世道發生關係，因此自不免臧否時政，而當道忌之也日甚。顧、高二人死後，東林的運動仍不停止，其時明熹宗專任魏忠賢，與君子為敵，凡與魏不合者，無論與東林有無干涉者，一概指為東林黨人，因此東林的聲勢反倒日張起來。到明毅宗末年，又有繼東林而起的復社、幾社等運動。這一般人，在思想上直接並沒有什麼建樹，思想的體系仍承之王學，但後來清初的經世致用思想卻由此開其端，故講思想史的，也不能忽略了他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