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十三章
理學的大成和獨占
理學到了北宋已經成立了一大部分了，但是若無南宋以後繼起理學家的努力，則理學後來能否獨占了中國的思想界，成為六七百年中唯一的正統學派，尚未可知。為什麼呢？理學在北宋的成立最晚，孫復、胡瑗乃至司馬光諸儒雖然篤行實踐，綽有理學家之風，但系統未成，不得目為完全的理學家。到理學的真正創始人二程出來，已經快到北宋之末了，程頤身後二十年北宋就為金所滅了，因此理學在北宋並沒有多大時期供他發展。並且當理學初成立的時代，正是政治上新舊兩派競爭最烈的時代，理學家因為幾乎全部屬於舊派，受新派的壓迫極力，諸君子保身不暇，何能儘量發展學派勢力，因此理學在北宋實在並沒有多少成績。直到南渡以後，經繼起的理學家在各方面努力，理學才深入社會的中心，雖經秦檜、韓侂胄兩次的壓迫，抵抗之勢力反愈增加大起來，到史彌遠以後權臣們對於理學便不敢再壓迫，只有改用籠絡的手段了。恰巧宋理宗又是個愛好理學的人，當時理學家如真德秀、魏了翁諸人也都位至顯宦，經此政治上一番提倡，理學的勢力遂堅固不拔。元朝又有許衡、劉因諸人，能夠因時變動，利用政治的勢力，因此野蠻的蒙古人不但對於理學不加摧殘，反加保護。到明太祖、成祖又因與朱熹同姓的關係，特別提倡理學，以遂其專制之私心，理學因此就成了幾百年來的正統了。
由此看來，南宋的理學比北宋更值得令人注意。南宋初年承北宋亡國之餘，戎馬流離，本無暇於學術，不過楊時、游酢、謝良佐等門人多在東南，因此理學在社會上本有一部分潛勢力。高宗時代趙鼎、張浚當國，頗引用理學家，因此理學稍盛，後因張浚和趙鼎不合，薦陳公輔為左司諫，陳公輔遂奏請禁伊川之學，結果理學遂復被禁，而趙鼎也因此去職。秦檜當國以後，頗主王安石新學而排斥程學，目為專門之學，申禁極嚴。秦檜死後，學禁少弛，而朱、陸、張、呂諸儒復相繼挺出，理學遂又重光了。
這些理學家之中成就最大的自然要推朱熹，他不但是二程以後最偉大的理學家，並且在天分上，在學力上，在氣象上，都遠過於二程。理學到朱熹手裡才完成整個的系統，也到朱熹手裡才擴大為具體的宗教，朱熹對於理學的功勞實在比二程大得多。
朱熹是安徽婺源人，他的父親在福建做官，因此生於福建尤溪縣，他的一生學術和福建的關係極深。福建在宋朝本是刻書業最盛的地方，文化因此較為發達。南宋以後，政治中心遷到浙江，福建距離較近，風氣自然更為開通。程頤的最得力弟子楊時本是福建將樂縣的人，南渡以後，享壽最久，成為理學的大宗。他的弟子羅從彥，羅從彥的弟子李侗，都是他的同鄉，因此理學在福建就流傳成一派。朱熹自幼從學於李侗，故推源其思想所自，出於楊時一系。其實羅從彥和李侗都主張從靜坐中去觀察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其為學方法頗近於陸九淵一派，與朱熹的主張未盡相同，朱熹的學問實在還是他自得為多。
朱熹在思想上最大的建樹是在他將程頤的理氣二元論擴充成很有條理的思想。他以為理氣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人性具有這兩方面的稟賦，理是純善，氣則有善有惡，修養的方法在鍛鍊氣質之性使合於天理而已。這種說法本是自二程以來就已成立的，不過怎樣變氣質使合於理性，周敦頤以為只要主靜，程顥加了一個敬字，程頤以為還不夠，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朱熹因之大加發揮，遂成為「窮理主敬」的雙立修養論。他說：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爾。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又說：
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
原來理學的起原本自道家演出，故周敦頤只說一個靜字，完全是主內之學，到二程手裡覺得這種說法不完備，才提出主敬、致知等說，逐漸向主外的方法演進，這種主張到朱熹才十分完備。他們的主張雖然和北宋李、王安石等江西派，及南宋陳亮、陳傅良等永嘉、永康派比較起來，還是偏於主內，但較之原始的理學和後來陸、王一派的主張比較起來已經是主外的了。要之窮理主敬之說，在當時實在是折衷調和之論，既不左傾，又不右傾，其所以能饜服人心者在此。
就全部理學運動史講起來，朱熹最大的功績還不在他對於思想內容的建樹，而在他的綜合工作。他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所著書有《論語》、《孟子》集注以及《詩集傳》等，在經註上是一大革命，一掃漢人支離附會之習，專以義理說經，雖然有時不免武斷以致受清儒的攻擊，但較之漢人實在是一種進步。此外又著《太極圖》、《通書》、《西銘》解，周敦頤、張載二人之得列於理學正統是由他的提倡之力。《太極圖》的宇宙觀為理學所正式採用也是由於他。他又編次《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書，二程學說之整理和理學的淵源系統都賴他的勞作而完成。他的家禮為後來理學家的言禮所宗。他的工作實在是普及理學全部的。並且他又是個博學多能的人物，對於文學和歷史都有很深的了解，甚至竟有類似近世科學的言論，如語錄中有一段：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
又說：
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這些話雖未盡符近世自然科學的發現，但在七百年前的人物能夠注意到這些道理，也可為不凡了。原來朱氏之學本從格物入手，他的窮理致知之說，實在是近代科學家的態度。他既然主張這種方法，自然與佛、道兩家冥心靜想的修持方法大不相同。此所以與功利派的永嘉學者尚能相合，而對於陸九淵一派的主靜學卻反極端不相容的道理了。
與朱熹同時齊名而學問宗旨相同的有張栻，他本是丞相張浚之子，張浚在高宗朝曾反對理學，後來被謫以後轉與理學家接近。張栻少年師事胡安國，胡氏之學本從二程衍出，別成一派，張栻從而發揮光大之，由此湖南之學得在學術史上占一主要位置。張栻論學宗旨多與朱熹同，故極為朱熹所推服，但張栻死得早，學問未能大成，門人又沒有得力的，其後合併於朱學不復能自成一家了。
當時與朱熹討論學理最烈的是陸九淵，他是江西金陵縣的人。弟兄三個，長九韶，世稱梭山先生，次九齡，世稱後齋先生，三即九淵，世稱象山先生。他三人都是有名的理學家，九淵尤為著名。
九淵在宇宙論上對於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很致懷疑，他以為先有無極而後太極是道家的宗旨，與儒家不類，不應尊信，為此事曾與朱熹往復辯論，在學術史上是一重大公案。他的學說的中心在「心即理也」一語。他曾說：
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
又說：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這種「節理」的觀念實在是陸氏學說的精髓，他與朱熹學說不同之點在此，朱氏以為理雖然只有一個，但須用學問工夫去慢慢研究才能覺悟，陸氏則以為至理即在本心，只要心一覺悟，自然萬理貫通，無待外求，因此對於修養方法兩派主張大不相同。朱主「道問學」，以為從格物入手，物理既窮，自能豁然貫通；陸主「尊德性」，以為先立乎其大者，則自然百川會歸。朱、陸二子生時彼此意見已經不同，鵝湖之會，為兩家正式分離之始。陸氏先卒，故其學在宋、元不如朱學之盛，到明朝王守仁出而提倡良知之說後，陸氏之學始大顯。要之陸氏之學較近於禪，為不可掩之事實，其直捷痛快，能使人勇猛進精，則似又較勝於朱學也。
當朱、陸兩派爭持不決的時候，能夠於兩家之外別樹一幟的則有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葉適、陳亮諸人，這些人都是浙東的人，學問宗旨又大致相近，故世稱之為浙學。但細分起來，又可區為三派，呂祖謙是婺學派，薛、陳、葉三人是永嘉派，陳亮是永康派。
呂祖謙是浙江金華人，宋初宰相呂夷簡之後，在宋朝是個極著名的世家。他父親呂本中也是楊時的弟子，故呂氏之學也源出於二程。但祖謙的學問宗旨卻與當時理學家不盡相同。他對於當時理學家的空談心性是不大讚成的，他主張為學當以切用為主。他曾說：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為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為法；或失，則教之以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原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之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了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禮記說》
這種主張是很切當時實際的，可惜不為理學家所重視。他對於當時理學家的谿刻態度也不贊成的，他的學問宗旨與陸九淵本絕對相反，但鵝湖之會是他發起，他卻絕不作左右袒，反調停其間。他曾與朱熹書說：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可見他對於朱熹的爭辯態度是不大讚同的，朱熹也不滿意他，說他太含糊了些。不過二人的交誼很好，故理學家對於呂氏也還尊重，列他於統系之內。
永嘉派的開創人是薛季宣，薛季宣是袁溉的弟子，袁溉曾師事程頤，故永嘉派的學統也傳自二程，但自袁溉以後，就都注意於制度文物，不屑屑於空談心性。薛季宣以後有陳傅良，陳傅良以後有葉適，一派相承，都是主外之學。葉適的《水心習學記言》上說：
《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於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於聖賢。……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
這是對於當時道學家專重內部修養的一種反響。他又說：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為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於事物變化之用，融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惝恍，狂通忘解，自矜鬼神也哉！
這更是對理學家的痛加攻擊了。又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為道者。雖書堯、舜時亦以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為某物，故後世之於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為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他們提出一個「藝」字，認為即是「道」的內容，這種思想正是後來顏、李學派所本。他們明白主張功利主義，認為只有功利才是道義的目的，沒有無功利的道義，所以說：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他們這種功利思想在當時確是獨有創見，可惜與時代潮流不合，就不免終於暫時受屈了。
比永嘉派更激進的還有個陳亮，他是浙江永康人，故又稱永康派。陳亮本是個豪傑之士，不是講學問之人，但因與朱、呂等為友，故也沾染談學問的氣習。他認為王霸義利有同等的價值，故對於當時理學家的義利之辨太嚴常認為不滿。他說：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慾，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又說：
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
他罵當時的道學尤為淋漓盡致：
為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於其間，以端愨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
陳氏這種說法，切中當時道學之弊，可惜他的學問根柢太淺，行為又不檢點，因此不為當時人所重，他的言論也就不能發生多大效力了。
南宋中年，反對朱熹的派雖很多，但都不能戰勝朱學，故朱學為當時的正統，南方各省無不有朱氏的門人弟子。大致分起來，約有以下各系：
（一）金華系。以黃幹為開始。黃幹系朱熹的女婿，這一派傳授很長，幹傳何基，以至於王柏、金履祥、許謙，世稱為「金華四先生」，到元為柳貫、黃溍、吳萊，明為宋濂、方孝孺，一脈相承，接連有四百年之久。
（二）鄱陽系。江西鄱陽饒魯，也從黃幹傳朱氏之學，其後到元朝有吳澄，世稱草廬先生，為元代理學之大師。
（三）新安系。新安董夢程也是從黃幹傳朱學的，其後有許月卿以節著，胡一桂以經術顯。
（四）義烏系。這一派的開始人是徐僑，其後有黃溍、王禕等，皆文章之士，與金華系合併。
（五）四明系。四明傳朱學的有二派：一派是余端臣，從輔廣傳朱學，再傳有黃震；又一派是史景正，從曩亞父間接傳朱學，其後有程端禮、端學兄弟等。
以上不過是就後此朱學的傳授最遠的系統而論，若就朱熹及門弟子中最有魄力者而言，則當推建陽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淵、蔡沈等。蔡元定和朱熹是以朋友而兼師弟的，他們父子都以數理著名，能於朱學之外別有發明，《書集傳》就是蔡沈做的。宋末朱學之最顯者有真德秀、魏了翁二人，他二人官職都很大，所以名望甚著，但于思想都沒有什麼新發明。朱熹因為以窮理格物為入學之方，他自身又是個博學多能的人，故他的一派後來頗有從考據文物制度入手的，如黃震、金履祥、黃溍、王禕等，都以文獻之學著名，頗接近永嘉學派，開後此清儒考據之風，這也是朱氏講學宗旨當然的結果。
陸氏之學遠不及朱門之盛。陸九淵雖是江西人，但他的學派卻偏在浙東發展，如楊簡、袁溉、舒璘、沈煥，都是陸學得力的傳人，世稱「甬上四先生」，尤以楊、袁二氏最著。楊氏之學頗流於禪，不如袁氏之篤實。到南宋末年，有徐霖者，大暢陸學，陸學為之一盛。元朝有陳苑、趙偕等，繼續相傳不絕。
朱學雖然盛於南方，但因當時南北分立的結果，北方學者傳朱學的很少，直到宋末湖北人趙復，被元人擄去，始講程、朱之學於北方，於是姚樞、竇默、許衡、劉因等相繼聞風而起。許衡、劉因是純粹的朱學派，元朝朱學之流行，許氏之功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