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十二章
宋朝理學的起源及其成立之經過
中國號稱是以孔子之道為大本的國家，但歷史上真正以儒家的思想為正統思想的，有幾年呢？戰國以前，百家爭鳴，儒家雖有相當的勢力，但尚得不到惟我獨尊的地位，固不必說。漢武以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加以東漢光武、明、章諸帝，崇儒重道，似乎應該是儒家獨霸的時代，但是在思想史上有什麼表見的，我們只看見許慎、賈逵、服虔、馬融、鄭玄，一般經師們在那裡抱殘守缺，咬文嚼字，絲毫沒有一點獨特的思想。董仲舒的繁猥，揚雄的剽竊，就算代表儒家的思想家了，反不如反對儒家的《淮南子》和《論衡》，倒還有幾分特色可取。這算是儒家正統思想的表現嗎？魏、晉以後，始則老學流行，繼則佛學鼎盛，儒家只好拿王通、韓愈一班人來勉強撐持門面，更不必說了。由此看來，自唐朝以前，這一千年中名為獨尊孔子，其實儒家的思想絲毫無所表見，若不是宋儒出來重行抖擻一番，替儒家開創了一個新局面，則中國思想史上之能否位置儒家竟還是一個問題，無怪乎宋儒要說他們是直接孔、孟的道統了。
理學是南宋以後正式成立的，但在北宋時代已經醞釀很盛。我們在前章已經說過，周、張、二程乃至邵雍都是南宋理學的先導，不過直到朱熹才具體成了正統形式罷了。究竟這種占歷史上六七百年正統位置的宋明理學是怎樣會發達起來的呢？
宋朝自開國以後，歷代君相就很提倡文治。宋太祖很喜歡讀書，他曾說「讀書知為治之道」，因為此對於臣下如趙普、曹彬等都極力勸他們讀書。宋太祖更好文學，他曾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立崇文院，又作秘閣藏書凡八萬卷，因此風氣一開，文治事業就漸漸進步起來。宋朝自太宗伐遼大敗以後，就絕口不言兵事，從太宗朝以至於真宗、仁宗，這六七十年之中社會上太平無事，文化自然容易發展。到了仁宗朝，當時的宰相大臣如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等都是很能提掖人才，崇獎學術的人，經過他們一番提倡，學術界自然會有了生氣，這是理學發達的第一個原因。
當時的教育制度，也很有裨於理學的發展。原來自六朝、隋、唐以來，官立的學校頗為發達，私人講學之風久已消沉。自晚唐以來官立學校受政治的影響，久成具文，於民間才有私立的學校出現以代之，這種學校便叫做書院。宋朝以後，這種書院經政府的鼓勵，學者的提倡，遂到處發展起來。最著名的有白鹿洞、嶽麓、應天、嵩陽四大書院。其制度職教員有洞主、洞正、堂長、山主、山長、副山長、助教、講書等名目，房屋有禮殿、講堂、書庫、學舍、庖、湢等建設。教師所講，為教師自作的叫做講義；隨便問答，由學生記錄的，叫做語錄。統觀這種制度，顯然是受了佛教的影響。宋朝的理學便在這種適當的教育環境中涵育出來。
還有刻書業的發達也是很有助於宋朝學術的。古代中國書籍多用手抄，甚為困難，故不易普及。唐朝才有雕板發明，但未能為重要的應用，五代時馮道奏請將九經雕板，於是印書才在社會上發生了重大影響。宋朝承著這個趨勢，雕板事業大為發達，各種重要書籍多印行出來，學者讀書既易，研究自然也較發達。當時宏通的學者多有藏書極富的，考證事業所以起於南宋，也是這個道理。
以上所述還是客觀的環境，雖然理學的發達有賴於客觀的環境不少，但究竟還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仍是在思想界本身的觀摩現象，在這一方面最有助於理學的是佛、道二教的思想。
理學發達的最重要的助力是佛教，這是人人所知道的。佛教到了晚唐，各宗都已衰歇，惟有禪宗的勢力籠照一世。禪宗自六祖慧能以後，分為臨濟、溈仰、雲門、法眼、曹洞五宗，宋初諸宗以雲門為最盛，有契嵩、重顯、居訥、佛印諸人，最有名。臨濟宗又分黃龍、楊岐二宗，前者為慧南禪師所開，後者為方會禪師所開。黃龍門下有常總、性清、寧、惟清諸人，楊岐宗之有名的，有圓悟、宗杲、道謙、德光諸人。和儒家往來最密的，在北宋是常總，在南宋是宗杲。周敦頤和慧南、常總都有來往，又參佛印；楊時亦嘗從常總問答。此外李覯之於契嵩，歐陽修之於居訥，游酢之於寧，陳瓘之於惟清、明智都有原因。朱熹曾參宗杲，陸九淵也曾參德光。這些儒者與佛教徒的來往既如此之密，其思想受佛教影響自不必怪，因此理學發達以後，在外表方面如講學的方式，如書院的組織，如靜坐的提倡，都是受的佛教的影響，在學理方面自更不必提了。
還有道教，對於理學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原來道教當南宋之際，分為南北兩派，南則天台張用誠，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這些正統的道家，似乎與儒家的關係尚少。與理學關係較深的，乃是道教的一個別派。當五代、宋初的時候，有一個道士陳摶，很有理想。他能夠以《易》理牽合道教，因此道教的價值就又提高一點。周敦頤、邵雍都是受他影響最深的人。周氏的《太極圖》，邵氏的《先天圖》，都是出自陳摶。陳摶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周敦頤和李之才，李之才又傳邵雍。《太極圖》和《先天圖》都是宋朝哲學思想的中心，而其源乃出自道家，可見道家對於理學關係之深了。
我們雖然知道佛、道二家對於理學的興起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我們切不可武斷地說理學就完全是佛、道二家思想的出品，我們須知道儒家的學說中本已含有理學的成分很多，到宋儒出來參考了佛、道兩家的思想才將他發揮光大是有的；若說宋儒的思想全不是儒家本來面目，那就未免厚誣宋儒，抑且厚誣古代的儒家了。
我們若承認《論語》確是孔門弟子的記錄，那麼我們就應當注意裡面已經有許多抽象的理論如同問仁之類，孔丘之所謂仁並不只是具體的倫理條目，實在還含有哲學的意味，如同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類，請問仁若不是一種哲理的概念，怎樣拿心來不違他？可見在孔丘時代這種含有哲學意味的問題已經略略提起了。到了孟軻時代，為一個性善惡的問題打官司打的不得開交，儒家的哲學意味更進一步了。漢朝儒者所結集的大小《戴記》，其中如《禮運》、《祭義》、《中庸》、《樂記》諸篇都有很精粹的哲學理論，可見儒家至少到戰國末漢初已經發達了哲學意味的理論了。不幸自漢武以後，儒家反因為受了政治上獎勵的惡影響，將哲學理論完全拋棄，讓許多抱殘守缺的經師們來承繼儒家的正統，因此這種引而未伸的儒家思想就不免暫時被人埋沒了。東漢的經師們見解更鄙下，對於這種寶藏自然更不懂的去理會，所以到東漢末年大家厭棄經師的迂腐事業的時候，只有向老、莊裡等尋取高超的理想，儒家的觀念竟無人去注意。儒家這樣被忽略了六七百年，直到禪宗的心學掩襲了一時以後，儒家受了這種暗示，才曉得自家屋裡原來也有同樣的寶藏，大家又重新注意發掘起來，這就是宋朝理學所以興起的原因了。
理學成立於二程而光大於朱熹，這不過是就發達以後的情形而言，若講起淵源來，則為時已甚久了。當佛教在唐朝勢力掩襲一時的時候，儒家如王通、韓愈、李翱等已有反抗的表示，就中李翱的《復性書》頗多精粹之語，已開理學的端緒。不過風會初開，尚未能卓然成一家之言罷了。宋朝自開國以後，經過七八十年的太平休息，於是有孫復、胡瑗諸儒出，胡瑗在湖州創立書院制度，分治事、經義二齋，造就人才至多，宋儒講學風氣之開，實自胡氏始。孫復則隱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為教，所著《春秋尊王發微》語深意刻，已具有理學的精神。他的弟子石介著《怪說》、《慶曆聖德詩》等，開宋人門戶之爭。這幾個人可說是理學的開山祖師，後來的理學家雖然不以他們為直系的祖宗，其實彼此的關係是很深的。自孫、胡諸人開創了講學風氣之後，儒家似乎開了一條新路，那時正是宋仁宗時代，國家太平無事，在朝的大臣如范仲淹、歐陽修等都是學者出身，對於學術極力提倡。宋朝文學受歐陽修的影響最大，宋朝理學受范仲淹的影響最大。孫復、胡瑗都是經他提拔以後才成名的。張載也是經他的鼓勵才有志於理學。所以朱熹稱他為宋朝的惟一完人，可見他與理學家關係之深了。繼范仲淹以後的又有司馬光，也是以大臣而為理學家的保法者。他領袖舊黨與王安石一流的新黨相爭，當新派得勢的時代，退居洛陽二十餘年，一時反對新法懷抱保守思想的人都與他來往，洛陽遂成為政治和思想的中心。但是這一派人在政治上的影響並不大，他們的勢力還是深種在思想界中，後來理學大師二程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中長養成的。
當時在洛陽與司馬光往來最密的有一個邵雍，他是一個樂天主義的哲學家，他的學說是純粹以術數為根據的，他曾受「先天象數之學」於李之才，李氏的學問是陳摶、种放一派，因此邵雍的學說實在是道家的學說，不過因他與二程的關係很深，故後來的理學家不加以攻擊罷了。他所著有《觀物內外篇》、《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他主張「物莫大於天地，天地生於太極，太極即是吾心，太極所生之萬化萬事，即吾心之萬化萬事也，故曰天地之道備於人」。這種糅合道、佛二家思想的宇宙根本觀，後來頗為理學家所採用。
與邵雍同時的，有一個周敦頤，他是湖南道縣人，曾在江西等處為官，晚年隱居廬山底下的濂溪。他生平足跡多在南方，故與北方學者的往來較少，但因二程少時曾受學於他，故他的思想後得了這兩個有力的弟子而大發揚。他所著有《太極圖說》和《通書》。後來理學家的宇宙根本概念，即根據於周氏的《太極圖說》。故我對於這個《太極圖》必須加以注意的。周氏的《太極圖》如下：
《太極圖說》解釋這個圖的意思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這一段糅合陰陽五行之說，又竊取道家的說法立了一個「無極」作根本，後來因為這個問題引起了許多理學家的爭論。其實周氏這個圖和說，據清儒考據原是受之於穆修，穆修受於种放，种放受於陳摶，與邵雍的《先天圖》同是道家思想的產物，不過後來儒家誤認為己有的罷了。周敦頤和邵雍，在北宋雖然為人尊重，但都認為理學的旁系，並不尊為正統，到南宋以後，經朱熹的特別提倡，才將周氏列於正統，從此以後，周氏遂裒然居宋五子之首席了。
較周敦頤略後輩的有一個張載，他是陝西郿縣人，少年曾有志於功名，後經范仲淹的陶冶，始轉治理學。他與二程是親戚而兼朋友，彼此所學雖相近而不盡同。所著有《正蒙》、《西銘》、《理窟》、《性理拾遺》等書。《正蒙》是他的宇宙觀，《西銘》是他的人生觀。《正蒙》上說：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同象為神。
張氏所說的太和是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他以為這就是道，道之合即含有動靜沉浮等性，與《太極圖》說的「無極而太極」之說似有不同，故朱熹說他只說的形而下者，不甚重視。他的學說之較有力者，還在《西銘》一篇。它的內容略謂：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氏這種萬物一體的人生觀，正是由他的泛神論宇宙觀演繹出來的，有點與墨家之學相似，與理學的嚴刻態度稍有不同，不過因他與二程的關係較深，故仍被後世理學家加以尊視罷了。
理學的中堅分子還是程顥、程頤兄弟，故我們對於二人的學說更應注意。他們是河南人，世稱為大小程先生，大程又稱明道先生，小程又稱伊川先生。兄弟們的學術雖然相近，但因各人性格的不同，也略有差異。大程的性格和易，故學說也和平近人，小程的性格端嚴，故學說也嚴刻不近人情，以後遂演成理學上的兩大派。
大程所著有《識仁篇》、《定性書》、《語錄》等書。《識仁篇》最為精粹。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識仁篇》
《定性書》說得更好：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己性有隨物於外，則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鑒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定性書》
程顥這種主張是先立其大本的修養方法，後來陸、王一派不過從此演出，更加徹底罷了。
程顥在理學上建設極大，但是他的年壽較短，僅活了五十四歲就死了。因此他的學說未能十分光大，他的兄弟程頤僅小他一歲，卻活到七十五歲，因此後來理學遂得程頤一派所壟斷了。
程頤首創理氣二元之論，他說：「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性是什麼呢？「性則理也」，因此理與氣是不同的。理是純然善的，氣則有善有不善，人生性的本體本是善的，但因稟賦氣質之不同，故有善惡之不同。他在語錄上說：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
又說：
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程頤這種人性二元論，後來經朱熹的解釋，更加詳晰，遂成為理學的根本原理。而「性即理也」一語，尤為理學的最精髓處。
程顥論修養的方法，只從識仁入手，他以為只要識其大體，則小體自然順從，這是演繹的修養方法。程頤則不然，他是一個拘謹的人，他的學問也是從用苦功得來的，因此他的修養方法更加繁密，且兼重歸納。他嘗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說：「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說：「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他的大旨是主修養之方須理智與意志並用，自此旨一立，到朱熹更加詳細發揮，遂成為「窮理」、「主敬」的雙翼修養論，與大程、陸、王一派的專從直覺入手，忽略理智工夫的修養論，遂儼然如水火之不能相容了。
從周、張、二程以來，理學的內容逐漸充實，壁壘逐漸森嚴，同情的人也很多。這時他們最大的敵人是江西派的思想家，從歐陽修、李覯，以至王安石，他們都是主張功利的，主張以外治內的，主張變法革新的，到王安石時代兩派遂因思想之爭演而為政治之爭。結果雖互有勝負，究竟新派在政治上占勝利的日期較多，故理學家大受壓迫。不過新派自王安石死後，沒有偉大的思想家承繼，又因得政較久之故，許多小人都依附起來，因此反日趨於壞，而舊派轉因禁錮的結果，得以專心講學，在思想上的成就一天一天宏大起來。反對新法的思想家雖有邵雍、司馬光、張載、蘇軾、程頤等許多派別，但邵雍專意數理，學問太艱深，沒有傳人，司馬光是實行家，蘇軾是文學家，都沒有什麼思想上的建樹，結果只有張、程二家之學較顯。張載之學世稱關學，二程之學世稱洛學。關學規模稍狹，張載又死得較早，故其學也中衰，只有洛學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故程頤以後的理學就是洛學一派獨占的理學了。
程頤的弟子很多，他的學說傳布的也很廣，以地域論，約分為下數系：
一、洛中本系。這一系有呂希哲、謝良佐、劉絢、李籲、朱光庭、郭忠孝、尹焞、張繹諸人。就中謝良佐和尹焞最為著名。尹焞最後進，壽數最長，守師說也最嚴。他再傳有呂祖謙、林之奇、陸景端、林光朝諸人，皆為南宋名儒。
二、南劍系。程門弟子以游酢、楊時、謝良佐、呂大臨四人最著名，世稱「程門四先生」。就中楊時為最老壽，南渡以後巋然成為大宗。南宋理學的大興，他的過渡的功勞最大。他是福建南劍州的人，他的弟子有羅從彥、陳淵、張九成、高閌、呂本中諸人。羅從彥傳弟子李侗，李侗傳弟子朱熹，朱熹是集理學大成的人，探原追始不能不以楊時的功勞最大。相傳楊時從程門辭別南歸的時候，大程子送他說「吾道南矣」，後來南方果然賴他而大傳。
三、藍田系。陝西原是張載一派學說的發源地，但張載的學說並未光大。當時藍田有呂大忠、大鈞、大臨弟兄三人，本是張載的弟子，後來又事程顥，《識仁篇》就是為他做的。這一派後來因金人之亂，中絕無可考。
四、永嘉系。當程學正盛的時候，浙江永嘉有許景衡、周行己、劉安節、劉安上、戴述、趙霄、張輝、沈躬行、蔣元中諸人，或親見小程子，或私淑他，世稱為永嘉九子。周行己之後有鄭伯熊，再傳為葉適、陳傅良、陳亮諸人，遂獨立成為一派。
五、湖南系。這一派的開創者為胡安國，他是從楊時、謝良佐等得程氏之傳。南渡以後，很有功於程學的發展。他的三個兒子胡寅、胡寧、胡宏和侄兒胡憲都是理學名儒。後來張栻問學於胡宏，卓然自成一大家。
六、涪陵系。譙天授是四川涪陵人，在程門為私淑之列，後來遂傳程學於四川。朱熹、張栻之學都間接和他有關係。
七、吳系。吳人王也師事程頤，並問學於楊時，他的學問很啟陸九淵一派之先。
二程雖然在北宋遭受政治上的極端壓迫，但因為他的弟子眾多，散布在各方，因此雖遭南渡之亂，學問不但不衰，反有日盛之勢。到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出來，理學遂又有一番新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