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八章

懷疑時代的曙光 東漢是儒術最盛的時代，儒術統一的結果，除了造成一般方士和經師之外，只有在政治上造成些臧否時政的黨錮名流。這些黨人們大半犧牲他們的精神生命到政治上，對於思想界的貢獻殊少，但因為結黨交遊的風氣一開，思想上交換的機會日多，並且黨人們多半是光明俊偉之士，絕非委瑣卑陋的經師們可比，他們的流風所及，很可使人的心智一開。到了東漢末年，政治日壞，人心思變，思想上懷疑之機遂一發而不可遏了。 從東漢末年起，到東晉初年止，這一百多年之中可以說是思想史上的懷疑時代。雖然沒有什麼獨立的建樹，但較之黑暗銷沉的東漢時代，實在已高出百倍。東漢經師們只曉得咬文嚼字，說《堯典》首數字，至十餘萬言，其繁瑣冗長，毫無用處可見。東漢末年有個鄭玄算是經師之巨擘，他將這些妖妄之說，繁瑣之論，分別結集起來，成了五經的注，經師派到此可算大成，但經師派的勢力也就及鄭玄之身而斬了。 當鄭玄苦心結撰那些故紙堆中的材料的時候，新的懷疑空氣已經漸漸造成。與鄭玄同時略後的孔融和禰衡便都是放蕩不拘禮法的人，他們曾說「子之於父母猶物寄瓶中，別無恩義」，這是對於漢代儒教盛行的唯一教義「孝」字的大膽反抗。這時候儒教的不能壓服人心，已成公然的事實，有眼光的政治家如曹操、諸葛亮，都想拿法家的主張來範圍人心。無奈人心遏郁已久，正是思想自由解放的時候，法家的干涉主義也無法與這新潮流反抗，因此曹操和諸葛亮的建設事業都只成了曇花一現，毫無效果。到了曹操的重孫手裡，便出了何晏、王弼兩個大思想家，他們大膽與古來相傳的儒教教義反抗，開拓了一個新世界。何晏、王弼都好談老莊，王弼註解《周易》，以義理為主，一掃漢朝經師支離荒謬的胡說，確替中國的哲學開拓一條新路。他援引老莊來解《易》理，雖然也未必即是《周易》的本義，但於融會儒、道二家的主張上，很有功效。漢以來的道家，除了一部分神仙妖妄之說外，大抵是清靜無為的老子之教為主，當時謂之「黃老」，其說甚淺。到何晏、王弼以後，才特別提出莊子之學，建設一個新人生觀，此後言哲學者，或謂之「老莊」，或謂之「《老》、《易》」，總之不但與儒家不同，抑且與漢以來的道家大不相同，完全是一種新東西。 與王弼等同時稍後的，還有個王肅，他是一個經學家，著經解若干種專門與鄭玄為難，且並不惜偽造偽書以證實其說，如《孔子家語》便是王肅所造偽書之一。因為他是晉武帝的外祖父，所以他的學說後來也居然傳之於世，與鄭玄相頡頏。此人及其學說雖不足取，但他敢於遍翻鄭玄之案，立意與漢儒為難，也可見時代潮流之一斑。 魏、晉之際與西漢末年一樣，是一個偽書流行的時期。王肅所造偽書除《孔子家語》外，還有《孔叢子》。此外有汲冢發現的許多古書如《逸周書》、《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等，其真偽也是問題。東晉初年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孔氏傳》也是偽書之一。此外如《漢武內傳》，東方朔《神異經》之類，俱屬東晉以後的偽書。這些偽書中，於時代思潮最有關係的，要算《列子》。《列子》是經晉初張湛註解以後才出名的，有人疑為即張湛所偽造，有人以為張湛以前的人所偽造的，總之絕不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就中《楊朱》一篇最滋人疑竇，其實《楊朱篇》以外的各篇大半抄襲《莊子》而成，又間雜以佛經的語法和故實，其非戰國時著作也是顯然的。《列子》雖系晉人偽作，但它的價值倒不可輕視，因為魏、晉之際的時代思想頗可從這部書中尋繹出來，尤以《楊朱》一篇更可注意。他因為孟子中有「楊子為我」一語，遂因而杜撰出一篇極端為我主義的哲學來，大致以人生的享樂為主，輕視一切身後的批評和社會的善惡標準。所謂享樂主義者更絕對以肉體的享樂為主。這種不長進的墮落主張，確是魏、晉之間才會有的，戰國時代哪裡會產生這樣的思想呢？ 當何晏、王弼提出以老莊代替儒家的時候，確是想努力締造一個新哲學，新人生觀的，他們努力於破壞方面反不及努力於建設方面者多，倘若後來有人能承繼著這個方向去走，則新的哲學早已出現，不必待印度思想之輸入而始有光明之路了。不過不幸何晏、王弼死後，沒有能夠繼承他們事業的人，所謂晉初的竹林七賢阮籍、嵇康等———大都是放蕩不拘的名士派，在思想方面破壞之功多，建設之功少，反抗舊禮教的力量多，建設新哲學的力量少。並且生丁禪代之際，易遭政治的壓迫，嵇康一個較有思想的人，竟為司馬昭所殺，阮籍因此緘口不言，以酒自放，此外山濤、畢卓、王戎之流則竟欺世盜名，躬為污濁之行，而自托於高尚了。當時的所謂思想，不過是偽列子《楊朱篇》中所代表的享樂主義而已。西晉末年，內政腐敗到極點，外患也因之勃起，竟至中原淪喪，夷狄橫行，雖然是政治不良之過，究竟這些墮落的時代思潮也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所以范寧要太息痛恨地說：「何晏、王弼之罪浮於桀紂」哩！ 享樂主義的影響，確使人心風俗因之奢靡，當時的名人如何曾、石崇等，都以奢華相尚，未始不是受了這個影響。其間有與這個潮流相反抗的，如裴頠著《崇有論》，可以代表儒教的反抗思想，不過效力很少，終於釀成五胡亂華之禍。 東晉初年，過江名士流風未絕，競以談玄論道為尚，一言片字，妙解獨契，頗似唐以後佛教的禪宗。《世說新語》一書載這種名言甚多。雖非系統的思想，究屬不無可取。當時名士，每多升座講演，手拿麈尾，與聽講的人互相辯難，辯不勝的便即退席，這種情形與禪宗的機鋒更相似。假使東晉和平較久，學者循這種軌道往前進行，或者也可以成就一種新的系統思想。但是這種自創的思想尚未成功，印度的佛教已挾民族遷移之新勢力儘量侵入，給餓渴徘徊的中國思想界以一種無盡的寶藏，學者的力量頓然轉向這新的方向去，思想上就又成了一個新的局面了。 思想的進退與民族精力的盛衰是成正比例的，中國民族自西周以前尚在渾渾噩噩的未開化時代，異民族的醇化也未成功，自春秋時代經晉、楚、齊、秦諸大國的努力，將東西南北各方面的異民族都融化於一爐，民族的醇化既已完成，正是發揮精力的時候，所以才產出戰國時代光輝燦爛的思想來。戰國以後，思想業已成熟，但民族精力尚未發揮淨盡，因此秦皇、漢武得以挾之向政治外交軍事方面儘量發展。西漢武、宣以後，政治軍事已經發揚到絕頂，民族精力已呈疲倦之態，因此自西漢末年以至於東漢一代，無論政治、軍事以及思想方面，都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成績，只是苟且敷衍局面而已。魏晉以後，民族越老了，政治、軍事方面都退化了，思想也就因之墮落起來，才會產出那樣徘徊歧路的懷疑思想和聊以永日的享樂思想。民族思想到了這樣地步是非常危險的，照這樣弄下去，是會釀成民族的自殺的。然而「適會有天幸」，西北、東北的野蠻民族突然大舉的侵入中國，造成一種民族的大混合，結果產生出一種新的富有朝氣的大民族來。並且這些異族的侵入不是空手來的，他們背後挾著中央亞細亞一千年來的文化，並且間接的將喜馬拉雅山這一條天障打開，使恆河流域的古文化得以與東亞民族接觸，這個舉動真是影響不小。於是正在醇化中的中國民族，接受了這件巨大的禮物，盡力的將他介紹研究，慢慢地咀嚼融通，隋唐的大帝國和新的佛教都從這個時代醞釀出來，這個時代就是我們下章要說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