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七章

各派思想之凋落混合及神秘思想之復興 古代的思想到了戰國可算極盛，盛極了就未免難以為繼，因此到秦國實行統一之先，各派就已都有凋落之勢了。秦始皇混一宇內之後，實行法家的統一思想政策，對於各家思想極力摧殘，儒家的受摧殘最深，焚書坑儒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墨家的受摧殘雖無明文，但觀於秦以後墨家之衰微情形，再證以墨家學說與專制絕不相容的理由，可知其受摧殘比儒家恐怕還深。此外陰陽家則末流變為方士，雖頗為時主所信任，而於學術關係頗少；道家則多屬隱遁之士，不願干涉政治，因此也都無顯著的表現。惟有法家得行其志於時，始皇又禁絕百家雜學，令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故此時可算法家的獨尊時代。但因為無其他學說競爭的緣故，因此法家也就沒有什麼著作表現於學界，只有那些各種制度法令流傳於後代，為漢朝的雜霸制度所因循罷了。 各家的學說經過秦始皇的專制摧殘，雖然不免都受影響，但畢竟學術的勢力不是政治所能禁壓得住的，因此秦朝一亡，壓力一去，各派就都紛紛復活了。 先說儒家本來是當時最大的一個學派，年代又長，信徒又多，主張又很穩健，因此勢力甚為穩固。秦始皇雖然信任法家，對他們極力加以摧殘，但他朝廷之上仍然有博士存在。到漢興以後，叔孫通等聰明的儒者能夠通達時務，趕緊以禮樂之術牢籠君主，因此儒家的勢力遂又恢復起來。自此以後無論在朝廷或在社會上，儒家的信徒都很多，他們又極力注重文獻事業，為當時其他各家所不及，因此他們的勢力因與古代文獻打合到一處，遂更不可摧破。不過漢初君相如曹參、文帝、竇後等都很信道家，法家的潛勢力也還存在，因此儒家還不能十分得志。直到景、武兩帝都是右文好儒之主，儒者公孫弘、董仲舒等乘機進說，復實行秦始皇未竟的統一思想政策，不過以儒家換了法家罷了。這個政策一行，儒家遂成了二千年來的正統思想，再不敢有人加以反對。不過從此各派學說不能公然發展，都偃旗息鼓變相的侵入儒家，將儒家弄成一個四不像的東西，而思想界也就漸漸隳落成了不堪的景象了。 墨家在戰國時代本來是很大的學派，信徒遍於中國，與儒家有對立之勢。但是他的信徒過重實行，忽視言論，因此著作流傳絕少。他們的組織又是極嚴格，極秘密的，普通的信徒漸成為絕對服從沒有個人自由思考的餘地，學說又逐漸趨於神秘，不易為智識階級所贊同，這都是墨學自趨澌滅的原因。加以他們主張抑強扶弱，最與專制政體不合，尤其是大一統的時代，因此墨學自秦以後就失傳了。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大約還是由於墨者的過重實行，忽略文字，因為忽略文字，所以將信徒都弄成椎魯無文，漸漸數典忘祖起來，因此秦亡以後，各派都能恢復，惟有墨家的精神雖寓於當時所謂俠客之中，而形式上早已忘卻了墨翟的教訓，墨家的名目就從此淪亡了。 道家本來都是個人主義者，素來就沒有什麼組織，不過因為他們的主張很投合亂世人的心理，因此同情者也很不絕。自《老子》一書出現於戰國之末，道家有了系統的理論，才有與儒、墨爭衡的資格。漢興因為天下初定，正用著清靜無為的政策，因此道家的主張就成了一時的主潮。同時戰國中所有各附庸的派別如縱橫家、農家，乃至陰陽家之類都紛紛自附於道家，道家的內容也就較從前大為擴張了。漢朝文、景兩朝，上有文帝、竇太后等主持於上，下有淮南王安等獎勵於下，當時除了儒家敢和他競爭以外，簡直沒有其他抗衡的學派。不過道家內容究竟過於簡單，主張也很淺薄，因此不能滿足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希望，到武帝定儒家為正統之後，道家自然不免也受了影響。從此以後，清靜無為的正統道家學說漸歸澌滅，而陰陽方士之流轉依附道家的名目，造成東漢以後的神秘的道教了。 陰陽家在戰國末年信徒就已不少，但是似乎始終沒有演化出整個系統的思想。按說戰國時代以齊國的和平時期最長，應該涵育出些較高尚的文化，但無論在文學方面或哲學方面，齊國方面都沒有什麼成績流傳下來，這是什麼道理呢？依我們想，不是齊國沒有文化，乃是因為齊國與其他各國交通較少，故國亡之後，就不免漸漸埋沒了。就我們今日所知，齊國文化之表現於後世者，似乎只有陰陽家一派，但關於陰陽家思想內容之材料今日也就很少。蓋陰陽家的思想全是海國民族的思想，其不為大陸性很深的中國民族所了解而漸至湮沒，也是當然的道理。不過陰陽家思想的內容雖然不易研究，但就秦、漢時代他們的信徒眾多，甚至欣動人主這一點上看起來，可見他確是當時一大學派，不容忽視的了。不過陰陽家到了秦、漢之際，似乎已失了他原來創始者的高尚哲理意味，而傾向於神秘方面了。大致哲學在極盛之後，民族對他們生了厭倦，就多易轉入神秘的宗教方面。如希臘哲學極盛之後而有新柏拉圖派的神秘思想代興一樣，中國上古的哲學思想到了先秦諸子也可算發揮淨盡了，秦、漢以後各派都沒甚新進步，社會上自然漸漸對他們都厭倦起來，神秘思想容易發生。陰陽家轉入此方面最早，因此在西漢時代就幾乎成了社會信仰的中心，他的勢力不但征服雄才大略的君主如秦皇、漢武之類甘心為他效力，甚至儒家、道家也都為其所同化，而發生神秘式的讖緯思想。這真是陰陽家的大幸而又是大不幸了。 法家自秦得到政治的擁護戰勝其他各派後，到秦亡漢興名義上雖然失敗，其實潛勢力仍然甚大。漢朝的制度大多數沿自秦制，而秦制就是全本法家的精神制定的，因此西漢一朝可算仍然實行法家的理想，漢宣帝所以說漢朝的法家是用雜霸治國，也就是這個道理。漢初的君相如蕭何、張蒼、景帝、晁錯等都是信仰法家的。武帝名為信儒，其實所用的人如張湯、杜周、桑弘羊、孔僅之類都是法家。就是公孫弘之流也是陽儒陰法的。儒家的勝利，法家的失敗，大約在元、成以後，因為漢元帝是個好儒的人，所以西漢末年儒者才大盛起來。桓譚所輯的《鹽鐵論》一書，可以代表西漢中葉以後儒、法兩家衝突的情形。平心而論，西漢的富強未始不是法家之效，至於元、成以後，政治所以紊亂不堪，雖非儒家的責任，但儒家的迂闊之術斷不易挽救那種魚爛的局面，也是實情。兩家的優劣，由此可以見出了。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漢朝初年，神秘的思想已經流行了。當時陰陽家隳落而成的方士，在社會上極力傳布神秘的思想，聰明如漢文帝，雄略如漢武帝也都受他們的愚弄。當時的名臣如張良之類又借神仙以自晦，因此神仙的價值就越高起來了。流風所及，儒、道兩家也都受了影響。儒家如董仲舒之流號稱大儒，但是他的著作中滿紙妖妄之言。道家則托黃帝以自掩其神秘之說，其著作如《淮南子》中也充滿了神秘思想。自漢武帝定儒術為國家後，思想越發退化，儒學中的神秘色彩越發達了，於是產出所謂讖緯之學，以妖妄之言自附於儒家。西漢末年，這種神秘的思想一天盛似一天，王莽的篡漢，劉秀的興復，都借讖緯以欺人，可見神秘派在社會間的勢力了。 儒術定為一尊以後，思想上就絕沒有什麼表見，所謂儒家者不是妖言惑眾的方士，就是抱殘守缺的經師。方士派固然造謠可惡，經師派也只知道咬文嚼字，毫無獨立的思想可言。並且漢武帝之推尊儒術，本來是利用科舉的手段，這種手段雖然將異端一一打倒，但結果使儒術變成一種干祿之學，無論是方士派或經師派都是以奉承有權者為事。西漢末年，思想史上只能產出模仿派的揚雄和作偽派的劉歆，再產生不出什麼偉大的思想家來，真是思想史上隳落的時代了。 東漢時代，思想的隳落銷沉更甚於西漢，學術界上只有經師派和方士派在那裡作怪。這時候有一個王充，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哲學家，他著了一部《論衡》，專門和當時的時代潮流反抗，他不信神怪，不信故訓，甚至對儒家的祖師孔、孟都敢攻擊，確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但他的著作並不為時人所注意，直到二百年後，蔡邕得了還當作秘本，不以示人，可見在當時毫無影響，我們決不能拿他的著作來代表東漢的思想界。只可以他的著作之中，反映出當時神秘空氣籠罩下的一般景象罷了。 這樣神秘的空氣，從王充的時代起，一直又籠罩了將近二百年，直到蔡邕們出現的時代，王充的著作漸被人認識的時候，懷疑的曙光才漸漸發現。但同時神秘思想已造成空前的匪亂黃巾賊，將二百餘年的東漢大帝國一拳打破。同時新的宗教紛紛俱起，而神秘思想結晶的道教遂於此時出現，成為中國唯一真正的國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