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六章

學術的解放與思想的分化 上古的思想何以但發現於貴族社會而不普及於平民呢？因為古代學術是秘密的，不公開的。最古時代只有巫史宗祝之類才有學問的義務和權利，此外不但平民，就是貴族也只曉得戰爭武事，而不以學問為意的。古代民族的傳說故訓全賴這些巫史宗祝們代代口傳保存下來，貴族們有不懂得的事就去問這些巫史宗祝們。這是一個時代。到後來社會日漸趨於安定，戰爭的事較少，貴族們有了餘裕去從事別的事情，才有漸漸留心學問的。又因列國並立，彼此的接觸頻繁，貴族們的智識日漸擴大增高，遂有了獨立學問的能力，那些舊日的巫史宗祝轉形退化了。這又是一個時代。貴族社會的智識普遍之後，就有些式微的貴族，降身於平民之中，以其智識傳授給平民，加以國際的競爭日烈，各國都想拔擢人才以改進政治，貴族中又互相傾軋排擠，都想與平民接近以取得政權，因此平民的地位日益增進，智識學問也就漸與貴族有同等享受的機會了。 春秋的末年，賢士大夫們講求學問，議論故實的風氣已經很盛行了。試就《左傳》、《國語》所記載的而言，如周之單襄公、單穆公、萇弘，晉之羊舌盻，齊之晏嬰，楚之觀射父，吳之季札，鄭之子產、裨灶等，都是博學而好議論的人，他們的言論風采為天下所仰望，影響於當時的人心不少。當時的平民耳濡目染，也未嘗無一二有智有學能夠自己表見的，如與晉伯宗論梁山崩的重人，如用隱語述年紀的絳縣老人，都是平民中之有才學者，不過為數不多罷了。 平民的正式有了公開學問的機會由於自由講學制的興起，而最初提倡自由講學者要推孔丘。在孔丘以前有無自由講學的制度，不可得而知，但史籍上信而有徵的講學制度卻要從孔丘起首。孔丘是宋司馬孔父嘉之後，也算是個貴族，但淪於平民之列已經好久了。孔丘曾自雲「丘少也賤」，孟軻說他曾為委吏乘田，可見已與平民無異。他以一身具貴族、平民兩種資格，故深適宜於為兩階級過渡時代之模範人物。當時學問尚系貴族社會的專有品，平民想求得學問很是困難。孔丘因為是貴族後裔，所以尚有資格與聞學問。他自身又是個極好學不恥下問的人。他因為政治上不得意，遂周遊列國，遍觀百二十國寶書，所至與其國之賢士大夫交遊，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他的師友很多，所以學問也很博。他既以一身盡取貴族社會所有的學問而學之，及至週遊既倦，所如不合之後，乃重返魯國，修詩書，定禮樂。又毅然提倡講學之風，設教於杏壇，公開講學，門下弟子至三千人，平民甚多，如顓孫師出身駔儈，顏涿聚出身大盜，是其明證。自孔子開闢了這個風氣之後，不但他的弟子遍布列國，到處聚徒講學，傳布師門宗旨，就是其他宗派也聞風而起，如墨翟就是一例。從此學術公開，思想解放，新氣運遂一發而不可遏了。 自由講學風氣之開闢，以孔、墨兩子的功勞最大，後來講學問者亦以兩家的門徒為最多。此外稷下之士三千人，開陰陽、縱橫兩家之端，也算於自由講學之風有幫助的。大抵同一自由講學，儒家取的是教育家的態度，墨家取的是宗教家的態度，陰陽家取的是研究家的態度。不過無論態度如何，總之不能不聚眾，不能不有言論或著述表見，思想界就不能不受影響了。此外道、法兩家，似乎不聞有聚眾講學之事，因為道家主張個人主義，喜歡獨善其身，不求其思想之傳布；法家則專靠政治以貫徹其理想，重政而不重教，故亦不蹈講學的風氣。但兩家都有著述，為世人所傳習，其末流亦有私相講習其理論者，師徒授受之風仍不能免，思想界也因之越發達了。 關於戰國時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情形，以前如《莊子·天下》篇，如《荀子·非十二子》篇，如《史記》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如《漢書·藝文志》舉九流十家，近人如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如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都已言之甚詳，我們在這本小冊子裡不能多述，讀者自可參考上列各書。我們這裡只能將當時思想界分野的情形大概敘述一番。 自春秋以前，中國每一時代的思想可以說都是統一的，因為當時學問不公開，懂得講學問者不過寥寥幾人，所學者也全是先王的故訓以及社會公認的信條，並沒有什麼新穎的意見發生，兼之當時思想簡單，流傳也很難，不容易有什麼系統的意見成立。既無系統思想，就無衝突，因之也沒有思想上的分化。直到自由講學製成立後，學者求學容易，聞道者日多，才有派別分化出來。所以直到戰國，中國思想界的分野才顯明出來。 據《漢書·藝文志》之說，戰國的九流十家似乎都出於周官所守，近人有駁此議論的。大抵古代學術集中於王官，不公開之於大家，《漢書》說學術出於王官是不錯的。不過戰國諸子的思想都是自己發明，並非由古代思想中偷竊而來，《漢書》上說什麼某家者流出於某官，就未免太鑿了。 《漢書》雖然舉出九流十家之名，但依我們看來，思想確能獨立，且有系統，能自成一家，且有影響於當時及後世者，只有儒、墨、道、法、陰陽五家，其餘對於思想界的影響很小。 五家之中最先發達是儒、墨兩家。儒家更為早出，後人說孔丘集大成雖不盡然，但儒家卻可說比較的是承受古代中國民族的正統思想。因為在各派思想之中，儒家的創始者孔丘出世最早。他生存的時候，還在貴族社會將衰未滅的時候，孔丘生於貴族社會環境之中，雖因為個人的聰明才智取有許多新開拓的思想，但終因時代和環境的限制，不能脫盡古代貴族社會的傳統思想。我們可以說孔丘的思想行為都是貴族社會中的模範，他算是集貴族社會思想道德之大成。因為他的思想是受貴族社會的影響很多，因此他對於中國古代的傳統思想道德不但不能拋棄，而且努力想去保存恢復。他自命為「述而不作」，這正是貴族社會中普通的主張。因此他的思想與古代傳統思想相去不遠，他對於古代傳統思想的了解也最深，所以我們可以說他的思想是承受古代中國民族的正統思想。後來的儒家雖然派別很多，但根本精神與孔子相同，只有孟、荀兩家稍特別點。 孔丘生時，學問著述的風氣尚未開，故他本人並沒有留下什麼系統的著述，只有他手定的五經，和門弟子追記他生平言論的《論語》，可供我們研究他的思想之用。五經之中，《春秋》經他筆削，更能表見他的理想。大抵在五經中表現的是他對於政治社會的理想，在《論語》中表現的是他對於個人修養道德的理想。他對於政治社會的理想並不能脫去當時貴族社會所謂賢士大夫的一般見解，只是夢想恢復秩序井然的貴族政治和宗法政治，他生平景慕周公，也就是這個道理。這個意見他死後為多數儒家所鼓吹，造成了「禮」治的中心思想，對於中國思想及文化界的影響很大。他對於私人道德的理想，是以「仁」為中心，「仁」就是同情心，孔丘很重視這種同情心，想拿這同情心作個人修養的標準。孔子當日講「仁」不過是為個人修養起見，並無遠大的理想，但在他身後經一部分儒家鼓吹，漸漸為人所重視，到孟軻起來更加以發揮。同時又影響到墨家，造成墨翟的兼愛非攻主義。不過這都是孔丘身後的事情，孔丘生時必料不及此。 近人有以「大同」、「小康」解釋儒家的派別，自然不免有許多牽強附會之處，但孔丘生時其主張之「仁」與「禮」已不免有自相矛盾之處。孔丘死後，弟子中沒有什麼有大力氣的，只有曾參較年少，卜商較老壽，二人都是拘謹的人，因此後來的儒家就是拘謹一派為多。這一派齗齗講一個「禮」字，又添出一個「孝」字來。他們講「禮」字只講到儀文節數許多細微小節上，現在的大小《戴記》中有許多篇可以代表他們的思想。他們講私人道德則以「孝」代「仁」，將泛愛萬物的倫理道德縮小到家庭父子之間去。這都是惹起墨家反響的原因。 另外一派的思想以「仁」字為出發點，推之於天下萬物，想拿來建設一個理想政治，與墨家思想較相近。這種理想在孔丘身後的儒家中似乎並未發達，只有《禮運》中略見一點端倪。後來的孟軻也沒有這種氣象。所以這種理想在儒家中只可說是「曇花一現」。 儒家後來派別中最有影響於後世的自然要推孟軻、荀況兩家，但孟、荀其實都是儒家的別派，他們各有自己思想的出發點，並不盡依傍在孔丘門戶之下的。孟軻思想的出發點在發展精神生活，他以為養其大體則小體自然充實，這種主張與孔丘的精神相似，與其他儒家卻不相同。孔丘身後許多儒家被講禮講得頭昏了，全注重了此枝葉末節，忘記了根本所在，孟軻出來提倡個人的精神生活，振臂一喝，才使儒家有了新氣象。他的思想確能超出貴族社會的思想，而建設一種新人生觀。他的學說在當時似乎影響不大，但宋、明以後的儒者極受他的影響。荀況是以人性為惡的，故他不主張精神生活，而主張客觀標準的禮治。但他的所謂禮與孔丘身後諸儒所講的禮意思已經大不相同。他是主張要「法後王」，要「戡天」的，因此他的禮只是一種因時制宜的禮，而決不是其他儒家所齗齗計較的什麼先王之禮。荀況的禮已近於法家的所謂法，這是時代進化的自然結果。 儒家孟、荀兩派都有特彆氣象，但其傳都不廣，大多數的儒者還是牢守戰國初年的拘謹家法，以「禮」為惟一理想。到了漢朝，遂只剩下叔孫通一派的賤儒，和董仲舒一派的迂儒，這真是儒家的大不幸了。 墨家之出正當孔丘身後儒家發達之際，故其主張處處與儒家針對，可謂為儒家正面的勁敵。其實兩家根本精神都相去不遠，都是代表諸夏民族重實際的色彩，不過墨家更為簡捷罷了。墨家的根本主張是兼愛，與儒家的差別之愛已是相反，卻同是為救時之敝而倡。孔丘生於貴族政治未衰之際，故他的主張只欲維持貴族政治原始的秩序，就可以拯救生民：墨翟的時代，貴族政治已完全破壞了，舊秩序已不能應付新環境了，在當時戰亂頻仍的環境中提倡兼愛大同的學說正是最相宜的。不過古代民智低下，想拿理論來說明天下一家四海同胞的理想是不容易的，因此墨翟不得不想出神道設教之法，利用普通社會對於上帝的信仰，建設出一種天志說來，以作他的兼愛非攻運動的理論根據。理論既然類似宗教，運動的方法和手段因之也不得不採取宗教式的，因此墨家的組織就成為一種宗教了。我們應當知道，時代的環境是很要緊的，當戰國以前，人民了解思想的程度還是很低的，孔丘是主張維持貴族政治的舊道德，並沒有什麼新主張，因此他的理論為人了解，並且恰與當時賢士大夫一般的見解相合。墨翟的主張則完全是新穎的，他的兼愛說正與當時傳統的階級制度相反，因此他不得不託之於古代的神權政治以利其推行，這一種苦心我們應該為他原諒。到了戰國末年，情形就大不同了，思想解放已達到最高點了，因此道家的虛無主義，法家的進化思想，種種與舊思想大相徑庭的思想學說，都可以大膽公開地表白出來，不必再特意扭扭捏捏去托古改制了。這都是時代的關係，所以近人說周秦諸子都是托古改制，這是不對的，托古改制的只有儒、墨兩家，乃是因為他們的出世較早的關係。 儒、墨二家的出世都在戰國以前，不過到了戰國才發揚光大起來，其餘三家就全是戰國時代的產品了。就中出現較早者為陰陽家。陰陽家的思想在近人談古代哲學史者，多不加以注意，甚或加以指斥，謂為野蠻迷信的思想，其實是很錯誤的。陰陽家的思想和其他各家一樣，雖然也有很荒謬可笑的地方，但大體上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學說，並且就流傳之廣，信徒之眾，對於後世影響之大說，也不下於其他各派，怎能輕輕地一筆就抹殺呢？陰陽家傳布的區域大約在燕、齊兩國，而以齊國為出發地，其成立約在戰國初年。當時齊國是東方大國，齊威王招賢禮士，稷下之士至三千人，天天在那裡為談天雕龍之辯，爭論不休。陰陽家的思想就在這個學問環境中養育出來。我們要注意陰陽家與儒、墨兩家不同，並沒有唯一的首領，比較上人所知道的要算騶衍，可惜《史記》上一篇列傳又講得很簡單，此外也別無什麼著作傳流下來，陰陽家之為人所忽視，未始不由於此。但是就他們的思想研究起來，確實有令人可以注意的價值，尤其是與諸夏系的正統思想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他們是注意宇宙本體論的，諸夏的正統哲學思想都只注意人生哲學方面，對於宇宙本體如何多存而不論，惟有陰陽家好談及此點，他們將《洪範》的五行之說拿來推演起來，便成了陰陽終始五德說。他們以為宇宙是循環的，終而復始，都是五種原行在那裡互為代替，這種思想確是非常新奇，為諸夏思想家所夢想不見的。第二對於自然科學的注意，這也是諸夏正統思想所不注意的，騶衍的大九洲之說，很有科學思想，終始五德之說則含有數理意味，此外類似的思想必然很多，雖然沒有記載可考，倘若細細從古書中去搜尋，未必不可以找尋出來。第三為富有趣味的神話思想，如漢朝方士所傳十洲三島等神話，都是戰國陰陽家所流傳下來的。這種神話都富有人性的趣味的，諸夏的正統思想也決沒有這些。就這三端看來，已可見陰陽家的思想確與其他各派都有不同，其差異且甚大。為什麼會發生這一派的思想呢？就不能不說是地域和人種的關係了。以人種而論，東夷民族本向來富於神話思想，其思想系統與諸夏大不相同，後來江淮一帶及齊國的宗教也就帶有特別性質。如同東嶽泰山的崇拜就是齊國的宗教信仰之一。這信仰到了戰國以後，經過學士大夫的一番研究，遂成為富有理智性的學說了。至於地域的關係更為重要。中國本是大陸國，各派的學說思想雖然不同，大致缺乏海國的氣味。惟有燕、齊兩國距海較近，人民習於航海，故思想也因之不同。我們研究陰陽家的思想，覺得與希臘民族的思想極為相近，大概因為同是海國的關係。在中國思想史上要算是異軍突起。陰陽家的發展是自然造成的，最初並非有意的提倡，也沒有什麼大哲學家個人的造意，只是在那種環境之中自然會造成那樣的思想。這種思想一成為系統的理論之後，非常容易流傳，燕、齊二國的信奉者非常之眾，當時的君主如燕昭王也非常信任，後來的秦皇、漢武更不必說了。這一派在漢朝的勢力大家都知道，可不必細說，其實漢朝以後的潛勢力也仍然還不小，不過不為人所注意罷了。我們試舉幾個例：一個是晉時偽造的《列子》中有述天地原始的一段，如太初、太始、太易等說法，自然是從《淮南子》中偷竊出來的，而《淮南子》卻是采的陰陽家之說，這種說法後來遂成為道家哲學之一部分，魏、晉以後的道家思想其中含有陰陽家的思想非常之多，這不過是最高尚的一例。還有一個是北宋邵雍的皇極經世之說，雖然衍自道家，其實也是陰陽家終始五德之說的變相。唐、宋以後的所謂數理之學，其實都是陰陽家思想，道家並沒有這些。隨舉兩例，已可見陰陽家思想在後世影響之深了。 與陰陽家同時或稍後發生的思想是道家。道家也和陰陽家一樣並沒有開山的祖師。後世雖以老聃為道家的始祖，其實老聃這個人根本不是道家，《老子》這部書確是戰國末年的作品，是道家最後的成熟著作，不是最初的著作。道家的發生大約和儒家的孟軻同時，其中著名的人如莊周、彭蒙、慎到之類，也是各自成一家言，並不相襲。大抵道家的共同精神在出世思想，因為要出世，所以不似其他各家要聚眾講學，有多少弟子傳布他們的學說，道家的著名學者大抵姓名尚在若隱若昧之間，更無論於生平行誼了。不過道家的傳布在於中原各國，不比陰陽家的僻居東北，因此他們的著作多數仍留傳下來，為後人所知，不比陰陽家之湮沒無聞。漸漸也有人以研究他們的學說為業，造成一種學派。然而在戰國時代，這一派的勢力似乎仍不能和儒、墨抗衡，直到漢朝初年，儒、墨俱受摧殘之後，黃老之學才漸漸抬起頭來。道家因為是個人的學說，所以他們的內容很不一致，有主張自然的，有主張虛無的，有主張清靜的，有主張享樂的，甚至有極端相反的學說。因此嚴格說起來，原始的道家並不成為一家，不過一些山林隱遁之士各自發揮各自的思想罷了。不過在這種不同的思想之中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個人主義，道家無不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的。這種思想在孔子時就有端倪，《論語》所載長沮、桀溺之類，就都是此派。到莊周以後，拿他的闊達放任的精神獨立創成一部學說，道家才有了較高尚的理論根據。到《老子道德經》出世以後，道家才有了首尾一貫的系統思想，這部書確是道家成立的最大功臣，也是上古中國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統的真正著作。自這部書出現以後，道家才有了森嚴的壁壘，老聃也就因此一躍而為道家的祖師。漢朝的黃老之學所以陡然盛行起來，也就是這部書的功勞為多。中國古代真正可稱為著作的系統書，只有《老子》和《周禮》兩種，但《老子》的影響卻比《周禮》大得多。 法家是最後出的。他的醞釀已在戰國中葉，真正成立更在戰國末年。各家學說到了演進到最高程度以後，已經都有接近法家思想的可能。如同儒家的荀卿，道家的慎到，就都有類似法家之處。到韓非出來，法家的思想才算大成。法家的思想中心是甚麼呢？就是以人勝天的進化主義。他們不像儒家崇拜什麼古先，他們也不像墨家信仰什麼天意，他們更不像道家主張甚麼自然放任，他們是最進步的，最徹底的。他們根本不信任什麼人性本善的理想之談，他們以為只有法律才可以範圍人性的惡點，促進社會的進步。他們是人本主義者，也是進化主義者。他們的主張確是有實效的，因為秦國就是用了他們的主張才將「天下」統一起來，那些儒家迂闊的王道主義，墨家迷信的神治主義，道家空想的無治主義，就都不免相形見絀了。因此我們說法家是古中國學說之最進步者，而法家的鉅子韓非尤為集上古學術之大成。猶如他的同學李斯完成了政治統一的工作一樣，他也可以說完成了學術統一的工作，他們的思想不但促成秦國的統一，就是西漢二百年的太平郅治也是由法家造成的。後儒拘於迂闊之見，反要罵法家是只圖近功，真是冤枉古人不少了。 我們對於先秦諸子學說的總觀察是上古學說演化成以上各派的緣故，不盡由於各派創始者的主張不同，地域和時代的關係也很重要。地域的關係已經有人說過，如謂儒家代表北方民族思想，道家代表南方民族思想之類，其餘三家若分配起來，可以說陰陽家代表東方海國民族的活潑理想，法家代表西方山國民族的谿刻理想，墨家則篤實似儒，高玄似道，熱情似陰陽，組織似法，最得其中道。但這些地域的關係還不算很重要，最重要的還是時代的關係，儒家最先出，故保存的封建思想最多；墨家次先出，故主張稍進步；陰陽家次出，故主張又進步；道家晚出，故主張甚急激；法家最後出，故主張也最進步徹底。各家自身的進化也是循這個軌道而來，試列一表以說明之，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