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小史 · 第五章
貴族社會中的一般思想
從西周中葉起一直到春秋末年，這五百多年之中，可以說是貴族政治極盛的時代。貴族政治在今日看起來是保守的，但在當時卻是比較進步的。中國上古的政治和社會，在夏以前還是一種紛紜割據的部落時代，思想上也是一種低級的多神主義，直到商人以遊牧民族侵入中國，武力比較強悍，中央政府才較有威力，思想上也由多神信仰進而至於一神信仰，這是一種進步。到周人以西方民族征服東方民族，武力更強，又採用封建的制度，將親屬分封於各要地以監視土著民族，中央政府的力量才更強些。思想上也由神權主義進而至於以親親為本的宗法思想，這更是一種進步。從周初又經過了三四百年，世變一天比一天的急，政治社會都不能保持固有的狀態，思想上自然也不免發生變化。大約從周厲王時代起，當時的人對於固有信仰已經發生懷疑的思想。《詩·小雅·雨無正》篇說：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巧言》篇也說：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比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從前的詩人對於上帝的權威非常的信仰，《詩·大雅》裡面，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等語，層見迭出，到了這個時候，政綱紊亂，賞罰顛倒，向來所信仰的天意竟一些也不靈驗起來，有智識的人自然要懷疑天意的不可信了。這時代的社會是什麼情形呢？《小雅·大東》篇說得好：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之人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貴族們所一向憑恃的階級制度，竟不能牢固不破了，舟人之子，私人之子，都是不列於貴族的，現在也居然有參政的機會了，這焉能不令當時的君子人慨嘆不已呢？厲王的被流於彘，大約是由於當時平民的暴動，暴動之後建設了共和政治，以毫無經驗的平民，驟然干預政治，自然不免有種種不滿人意的狀況，《大東》等篇大約出於此時。自此以後，平民參政因無經驗而失敗，政權不得不復歸之於貴族之手，但經此一番教訓，貴族們深知平民意見之不可侮，民本思想遂漸漸由有智識的貴族們代為傳布，普及於智識階級的社會了。
我們若研究這時代的思想概略，可以從《國語》、《左傳》等書中得到一些材料，雖然也並不很多，但較之商、周以前的史跡，卻較多而且較可靠了。從這些材料上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貴族思想的一斑來，至於普通平民的思想此時尚無所表見。
當時貴族社會的思想大約有以下幾種特色：
第一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人本主義。商、周以前，一般社會思想尚在神權時代，對於宗教的敬虔心極深，自西周中葉以後，人智漸開，對於神權漸生懷疑，上引《詩經》諸篇就代表此種思想。神權既然隳落，於是不得以人力起而代之，春秋時代此種思想到處可見。《左傳》昭十八年，鄭子產斥裨灶好言天道之非，說：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國語》觀射父答楚昭王的問道：
古者民神不雜。……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威。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當時有智識的人對於神話已不再相信，客氣一點的則說神人應當分離，不可相混，不客氣的竟說天道不可知了。
天道既然不可信，那麼拿什麼標準來代替神權呢？就普通則曰人，對政治言則曰民。《左傳》上說：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六年《傳》季梁語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聽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莊三十二年《傳》史嚚語
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莊十四年《傳》申繻語
這都表示神並不能自立，是依人而行的，人意就是天意，人事臧則自然受天之福，不必再去求神拜佛。因此國家的興亡，人事的成敗，都可以事理推之，不必但求之於渺茫的神意，因為神已經理智化了，已經成了人事理法的代表了。《國語》上說：
天道賞善而罰淫。———《周語》單襄公語
又說：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首也。」———引同上
可見天道不遠，就在人身，是可以拿人世的道理推得的。這時候對於鬼神雖仍有相當的崇拜，但也都給他加以理智的解剖，不復為盲目的信仰，所謂神者都使之與人事發生關係，仍是以人為本。《國語》上說：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魯語》
照展禽的話看來，神的存在幾乎是以於人有用與否為判，這真是極端的人本主義了。因為凡事以人為本，而人的觀念本是通「君子」、「小人」兩階級而共用的，因此四海一家，一視同仁的觀念早已養成。民本主義遂因之也發達起來。以民為本的思想在中國本發達較早，《尚書》上如「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盤庚》），如「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如「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康誥》），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泰誓》）等語層見迭出，但當時所謂民者，是否專指貴族，抑或兼包平民而言，尚不可知。到西周末年，此種重民的思想，遂更發達。《國語》召公諫周厲王止謗說：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苦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此文所謂民，明含庶人在內，可見是兼指貴族與平民而言，據今日流傳的《詩經·國風》而觀，其中也確有許多是真正平民的作品，可見當時階級的區別並不甚嚴。周厲王終究因為壓迫人民過甚而被驅逐，驅逐厲王的主動勢力當然還是貴族，但未必不利用平民作為驅除的工具。
春秋以後，這種思想更為普遍。《國語·周語》記內史過說：「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又記單穆公的話說：「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楚語》記子革的話說：「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左傳》成公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大為政，將酌於民者也。』」襄公二十二年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民本主義竟成為當時賢士大夫公認的信條了？
不過當時的民本主義並不是像今日共和政治以人民為主體的一樣，不過是一種賢君良相的保育政策而已。《國語》上說：「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左傳》上說：「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保民」，「養民」，當時的民本主義所期望者不過如此而已。而且當時的賢士大夫雖然競言重視人民，但實際上政權仍是操之於少數貴族之手，通春秋一代都是如此的。
在這種貴族政治之下，理想的政治標準是德治主義而並不是多數政治的民本主義。《左傳》成公六年傳：
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
這一段話表示德治主義的思想與多數主義的思想不同之點，很是明白。《國語》和《左傳》上記載當時賢士大夫崇尚德治的言論很多，現在不能備引，總之我們知道德治的理想是當時一種有力的思想且影響於後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