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常識 · 十九、褚書何以能繼右軍

唐初的楷書碑無不直傳六朝碑版之意。字形嚴肅而凝重，富於所謂的金石氣；但同時姿態眾多，在凝重之中，含有流美飛揚的風韻。這已經是新時代的新作風了。真正的楷書到此時才合南北為一體而臻於大成了。 這是自王羲之傳法有的最大收穫。當然，由於唐朝政治的一統，方能具備這樣豐碩收穫的條件。而從另一角度，作為代表先進工作者的個人努力成果的角度看來，仍不能不承認，不能不歌頌虞、歐、褚、薛等人的貢獻。在此四人之中，虞和歐都是從陳經隋入唐的前輩書家，薛稷是顯然的後輩。獨有褚遂良比虞、歐晚，比薛稷早，他的書體在當時便已大行於世，（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大小唐碑，幾乎大半以上皆是學褚字的。這一點即已足證明褚體勢力之大）是一位中間的中堅。這不是說褚書比虞、歐兩家還高。當然虞、歐兩家的褚的淵源所自的一部分，而褚未必超虞、歐而上。但以其在當時和以後的勢力而論，則成為傳右軍書法的主要人物了。這其中的理由安在呢？此一小文即以個人所測試作解答。 唐·褚遂良《枯樹賦》 第一，由於他是王右軍的最精深的研究者。我們都知道褚的歷史，他是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褚亮的兒子。虞、歐都是他父親的「老同事」。唐太宗曾經慨嘆地對魏徵說：「自從虞世南死了，就沒有談書法的人了！」這位精於辨別筆法的魏徵就保舉了褚遂良，說他「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於是「即日召入侍書」。他是這樣接近了這位文武兼資的皇帝的。太宗酷愛王右軍書，購求極夥。這無數的王右軍書真偽相雜，太宗悉命遂良鑑別「真偽一無舛誤」。王右軍的真跡到今天，嚴格來說，已無一字存留。我們賴以窺見右軍，只靠傳摹拓墨。而《十七帖》號稱右軍書中尤為煊赫有名者，即出於遂良鑑定。我們今日尚可在墨本中見到，當接受他的賜予！以他這樣精於研究王右軍，所以他當然是一位傳法的大弟子大功臣。 第二，由於他是王右軍隸法的最顯著的繼承者，王右軍的書法明顯地繼承了和光大了隸書的方法，這是自來論書者所一致承認的。唐朝孫過庭曾說：「元常專工於隸書，白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我們知道王右軍是後來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的字，又在許下看到鍾繇、梁鵠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經，又在堂兄王洽家中看到《華岳碑》方逐漸大開眼界胸襟的。右軍專精苦學的就是隸書。《晉書·王羲之傳》即有「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的話語。右軍從這裡才把衛夫人的小路拋開。所以善學王右軍者，須從隸書入門得法。但右軍隸法，含在筆內，在字形上不太顯著。而遂良則是抓住了這一要點，儘量將它發揮顯明出來的。他傳下的碑，無論《雁塔聖教序》《房梁公碑》或《伊闋佛龕記》，都是直下明白的隸書根基，使人一見分曉便知來歷。這是他直接傳法的最突出之一點。 第三，由於他是繼承了右軍創新精神的。前段已說右軍學隸書卻將隸法的形貌所隱約。這正是右軍學古而不泥古，善於化古為新的創造精神的表現。庾翼在當時看到右軍的新體書竟然成為庾家子侄輩群相學習的範本，氣得喊道：「兒輩厭家雞愛野鶩！」這即是指的右軍新興的筆勢已威脅到庾家舊派的堡壘中了。而遂良則在繼承方面強調了右軍的隸法，在發揚方面更以此方法進一步再變為自己的新體。這一種創造精神，也正是善於繼承右軍的創造性。 我以上列三理由解釋遂良的何以能繼右軍。茲更進而欣賞遂良在楷書上所成的新體特點何在。我以為他善於以虛運實，化實入虛。書法畢竟如同人一樣，須以氣力為基礎。然真有力者，卻決不以鼓努大臂與人尋打為能，反而是謙恭有禮，卻自然使人不敢犯。在書法即是不一定以粗筆畫為有力，反之筆畫細而有力者乃愈見其力。這即是虛實運用之妙的具體表現（米元章說「得筆則細為髭發亦圓；不得筆雖粗如椽亦褊」，非常有見地）。褚書愈入晚年力愈沉而筆畫愈細，其表現於外者，則為姿態愈加流美，字形寬綽而多變化，這是他的新體與眾不同之處，所以褚派書法的大為流行是不難理解的。 總之。不從古人成法中虛心苦學，就不能深入精微，不從古人成法中大膽力破，就不能突出範圍，別闢新途。書法的繼承與發揚便是在這樣的矛盾中，以波浪的螺旋的關係激盪揚棄而進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