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常識 · 第十二章 二王

中國古代的書家眾多，但我們這本小書只想從王羲之、王獻之——即所謂「二王」——父子說起。由於二王有無真跡流傳下來至今不能論定，因之想根據書跡以論二王是很難的。不過比起張芝、鍾繇來，二王總算有多些的痕跡留下來的。我們只能主要根據記載。 談到二王，就不能不談到他們在那個時代的社會地位。我們知道晉代是講究門閥的時代。王家和謝家以及郗、庾等家族是政治上當權的大貴族。王敦和王導是我們所熟知的晉史上權傾人主的大貴族。他們便是王羲之的從伯父。他的祖父名叫王正，官至尚書郎（所以王羲之生平寫「正」字都避諱寫作「政」字，帖中常見）。他父名叫王曠，官淮南太守。這個王曠不僅是一個書家，善行書和隸書，並且是一個決大計的智囊。當劉曜、石勒兵陷洛陽，西晉的江山不穩之時，首創過江之議另為司馬氏奠定新皇朝，而以晉元帝為這一政權的代表的便是王曠。王曠開啟了東晉歷史的新葉。王敦、王導等因而得為東晉政權的唯一柱石。王羲之便是這樣人家的一個貴公子。 羲之字逸少。他在小時拙於言語，但長大了變得非常善辯。當時有重名的周看重他，王敦、王導器重他，有大名的阮裕也敬佩他，他的名聲大起。他初為秘書郎，繼為庾亮的參軍，遷為長史。繼拜護軍將軍，繼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他與驃騎將軍王述少時齊名，但他看不起王述。後來王述做了揚州刺史，官在他之上，並且正管得著他。王述利用地位，處處就會稽郡行政等方面挑剔，他深以為恥，就稱病去郡，並在父母墓前發誓不再出仕（這便是相傳著名的《告誓文》）。此後他便由著自己的天性，游觀山海，至昇平五年五十九歲時死了。死後，朝廷贈他「金紫光祿大夫」；但他的兒子們，秉承先志辭謝不受。羲之是一個有節操的、有遠見的政治家，他在幼時即有骨鯁之稱。下面是他在少年時的一件故事。當時的太尉郗鑒派了一個門生到王導家去求女婿。門生回來告訴郗鑒說：「王家的子弟都好。但一聽到像你這樣的大闊佬要挑女婿，每個人都緊張起來了。只有一個人在東邊床上，袒著肚皮吃東西，神氣好像沒聽到這回事。」郗鑒說：「這正是個好女婿！」於是郗家就將女兒嫁他了。庾亮臨死時，上表朝廷特別提到王羲之「有鑒裁」。羲之少時和謝安、許詢及外國和尚支遁是好朋友。他對於謝安這位東山高臥，打退了苻堅，安定了朝野的大宰相，曾經切實地提了原則性的意見。他說：「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當時有一個殷浩，是聲望極高而名不副實的「大政治家」。他素來不重視殷浩。但殷浩虛聲已經太大，官位已經崇高，先是薄尚書僕射而不為的，終於做了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參綜朝政了。這殷浩又專門和剛剛滅蜀的桓溫作對頭，羲之看出這是一個中央與地方摩擦，大不利於國家的危機。他秘密地去苦勸殷浩和荀羨（殷浩的羽翼）務須與桓溫團結。殷浩不聽，並且要乘北胡大亂，大舉北伐。王羲之看出殷浩必敗，寫信阻止。殷浩果然大敗，還不甘心，思圖再舉。羲之不但又寫信戒止殷浩，並寫信給會稽王，叫王爺止住這再一次的糊塗冒險。他主張「……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鬚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可惜這樣沉痛的直言竟不生效。殷浩終於一敗塗地，桓溫加以傾陷，殷浩竟坐廢以死。國家內外的損失更不可意計！羲之比較正視人民疾苦。他在會稽時，朝廷對老百姓賦役繁重，地方上又常遭饑荒。羲之一面開倉賑貸貧民，一面向朝廷抗爭。他給謝安寫信替老百姓說話並提出實行辦法。這種信都在《晉書》中傳了下來。他又有一封給謝萬的信說：「……然所謂通識，政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算得了什麼呢）？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實事求是精神。因此對於他這樣一個有度量才幹的人，竟早入山林，一往不返，歷來都寄以無窮的嘆息。他賦有一種愛好天然的恬退性情。他愛畫（相傳羲之有臨鏡自寫真），愛山水，愛鵝，愛開一點玩笑，愛寫字，愛種些果樹和小孩子分著吃「一味之甘」，愛與親知時共歡燕，談談家鄉事情，甚至也染上當時的時髦習氣，愛一點服食神仙的事情（雖然他是一個奉五斗米道的教徒，仿佛服食為分內之事，但這種行為確是當時的風尚）。王羲之的生平大抵如此。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有七個兒子，他是最小的。他從小不愛多說話。謝安曾經批評他在弟兄之中最好，為的「吉人之辭寡」。他為人很通脫，曾經到一個顧辟疆的花園裡去，看看就走了。主人家罵他無禮，他也不在意。桓溫請他寫扇子，誤落了一點墨，他將就著那一點墨，畫了個「烏駁牸牛」。由此可知他不但善書，抑且工畫；不但書法方面，並且畫法方面也承繼了父親的藝能。 他最初做州主簿，秘書郎，轉丞。又做過謝安的長史，進號衛將軍。後又升了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征拜中書令，在仕途上比父親闊得多了。他在太康十一年卒於中書令官位，年四十三。他先娶郗曇女（他的表姊）為妻，後來受到政治上的壓力，做了新安公主的駙馬，不得已而與郗氏離婚。他無子，只有一女，曾立為安僖皇后。因此他被追贈為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他死時，族弟王珉代其官，所以世人稱他為大令，稱王珉為小令。他小名官奴。世傳《官奴帖》之「官奴」即指的是他。 他的為人，很得到父親「骨鯁」性格的遺傳。他數歲時即曾因觀樗蒲而面折過父親的門人。他又曾當面拒絕了宰相而兼父執的謝安，不肯寫太極殿的匾額。但謝安死後很多人就現出炎涼世態，對於宰相身後的贈禮說了許多閒話。只有他和徐邈二人替謝安明辯忠勛。最後他又上疏力爭，謝安才蒙殊禮。他對中書令這樣的貴官是不願做的。他的《辭中令帖》傳至今日，猶足以想見他立身的廉退。 我們談二王的這一切都為的是要容易欣賞他們的書法。但，正面談到他們的書法反而為難起來。為什麼呢？第一因為他們沒有留下一件毫無疑問的真跡下來。第二因為古今來對他們父子的優劣評價大有出入。這些評價又都不是外行的比較，但由於批評者的出發點角度不同，所以參差極大。 《晉書·王羲之傳》只提到他「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對於他的學書過程、他與時人的比較都未言及。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中採集了一些材料，雖然嚴格說來，其中不能無疑，但大體總有所本。自《法書要錄》以外，材料固多，考信亦難。茲就所知綜述如次。 羲之學寫字是很早的。相傳他七歲學書，十二歲竊讀他父親枕中的前代筆論。父親教以大綱，又從衛夫人受學。他學衛夫人時，自以為很好。後來渡江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等大家的字，又在許下看到鍾繇、梁鵠等大家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經》三體書；又在他的堂兄王洽處看到《華岳碑》。這樣眼界更開了，胸襟更大了。回顧當初只學一個衛夫人徒然耗費年月，他就在眾碑里學習，才成為自己的字。這相傳是他五十三歲時自己說的。 但這不是說，他只是這樣濫學就能成功。他自己苦學的是隸書。他與之爭衡的是鍾繇和張芝。鐘的正書（楷）和張的草書實際上皆系隸書的發展。因此他的學鍾張，實際上就是一種發展。換句話說他所專精的是隸書。這證明他雖博覽，卻是為了約取。他之所以能以書法稱聖，樹立了永遠不朽的傳統，皆由於此。他說：「吾書比之鐘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他又說：「吾真書勝鍾，草故減張。」就這話看，他承認了自己的真書（楷）勝過鍾繇，草書不及張芝。其原因是張芝對草書實在太用功了。現在鍾張的真跡一字無存。即使就墨拓流傳的字來看也實在難於分別高下。即如鍾繇的字，世稱他與胡昭同師劉德昇。胡的字肥，他的字瘦。而唐太宗又嫌他的字「長而逾制」。這些話都絕對不是無根據的。但我們所見墨拓中鍾繇的字如《薦季直表》《宣示表》之類皆是肥而短的，正好與前二說相反。只有《宋拓蘭亭續帖》中的《墓田丙舍帖》筆畫瘦勁卻又不見「長而逾制」的地方，並且一般人都認為這是王羲之臨的。由此看來，既無從尋到毫無疑問的鐘繇真跡，自無從比論鐘王。至於張芝之例與此相同。 三國魏·鍾繇《宣示表》 不過，我們還是以為這些舊說有其相當的道理的。我們試驗校諸書，有的說：「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有的說：「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又記載庾翼看到羲之給庾亮的章草信，深為嘆服。庾翼寫信給羲之說：「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這一切都證明了，羲之的書法到晚年才爐火純青，為大家一致所推崇，甚至評之與張芝齊等，過於他自己的評價。 我們要想肯定這個問題，可試先看一看真賞齋所刻（或三希堂刻）的《萬歲通天帖》。在這些帖里，那些王家的名公們所寫的字都是一種飛揚縱肆的、橫七豎八的筆勢和字形。這種樣子的字，在當時是普遍流行的字體，不僅王家的人如此，郗家、桓家、庾家等一時名士無不如此。這一種時代的風氣，是和王羲之的字體截然不同的。我們今日看去，即使不學字的人也一眼就看出其不同來。這時候王羲之的字體還不流行。到後來羲之的那種安詳嚴肅、如斜反正、若斷還連的新體終於贏得社會的承認而且愛好。當羲之的新體流行直打進庾家範圍時，庾家青年都學這種新體。庾翼氣得喊出：「兒輩厭家雞愛野鶩！」（不學自己家裡舊派字，偏要學王家的新體！）但，就是這同一個不服氣的庾翼到後來也不得不讚美羲之的「煥若神明」了。王羲之的新體自此以後方才如日中天，並且永遠如旦不夜。 東晉·王羲之《行穰帖》 他的字形是多方面的，正書、行書、草書、章草、飛白等都能精工。但一切都是以隸書作為根底的。他的「如斜反正，若斷還連」「金聲玉振，左規右矩」「龍跳天門，虎臥鳳閣」的筆勢和字形，都是從變化隸法而來。他的天資比鍾繇高（當然根據墨本此較），因之正書比鍾繇姿態多。他的草書，以我們看來，實在也比張芝好。理由是他運用張芝的使轉，而更加了收斂和含蓄的巧妙。但他自問不如張芝，我們猜想除了他自以功夫不及張芝外，他還不免囿於時代性，認為張芝縱肆的大草比他嚴肅的小草強；他還不曾自己認識到這種小草新型的進步的價值。 至於獻之的造詣，從父親得法是無疑的。他又兼取張芝，別創法度。由於他的天資高，使人覺得他下筆特別出眾超群。所可惜者，死得太早。如若不然，他可能超出他的父親。他與謝安論書法，自以為過於其父。這被唐太宗和孫過庭大加批評，實則他說的是老實話。他的才華，咄咄逼人，如若活到六十歲，一定要超出羲之的。 東晉·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 前輩評論羲獻的優劣，在我們看來，是不必要的。有人說羲之「內撅」，獻之「外拓」。這最多也只說得一半。明朝的王世貞則舉他的《辭中令帖》為例，評之曰「遒逸疏爽」，並說李北海、趙松雪由此而來，頗為中肯。趙松雪則極力推崇《保母碑》，但好拓本從未見過。趙又推許「十三行」，認為「字畫神逸，墨采飛動」。這些在我們都可以同意。劉熙載著《藝概》比羲獻於胡質胡威父子，很有趣。我以為論書才是兒子高，論書德是父親厚。 最後，關於羲之學隸書的「隸書」二字，有一派學者另有一種解釋。我想在此有所申述。原來，「隸書」「分書」「真書」（即「楷書」）三個名詞，在許多人的概念中，常常是混淆不清的。有的人以為漢代人書筆畫中無挑者為分，有挑者為隸；有的則引毫無根據的「蔡中郎」八分二分之說作為分隸之辨。這些話都是事實上自相矛盾，經不起考較的（本書不詳述）。吳稚鶴先生說得對：「隸自秦興，迄於隋唐，皆謂之『隸』；無所謂『分』也。自晉始有『分』之說；晉以前無有也。晉之名『分』，以自來之『隸』為『分』，而以真書為『隸』。立界不明，糾紛起矣。唐張懷瓘詳列書品，於當代名能『隸』書者，若韓擇木、蔡有鄰輩，列為『分』書名家，而於工『真』書者，若虞歐褚薛等，則列為『隸』書名家，有此一證，不待辯而自明矣。」吳先生這個說法是非常簡明扼要的。換句話說就是「隸書也叫作分書，真書也叫作隸書（有的人把真書叫作今隸，以示區別）。其開始鉤連混淆則由於晉時的以隸為分而以真為隸」。從載籍上考之，事實也是如此。 但，正由於有了這樣一個名詞上的鉤連混淆處，因而推論王羲之所寫的隸書，便是真書，更進一步推論王氏父子根本不曾寫過隸書，那就不對了。 根據載籍，羲之的學隸書是非常顯著的事實。根據二王的字形與筆法，更可以確見其由隸書演進的趨勢。因此，不能憑空說，由於真書是隸書的一種別名，從而抹殺王氏傳隸書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