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敘論 · 第六節 紀年

紀年者，歷史之符號，而於記錄考證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間之位置，以紀年定時間之位置，二者皆為歷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即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為優，反是則為劣，是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百端皆然，而紀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玻吶莎王為紀元 （在今西曆紀元前 747 年） ；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時按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為紀元 （當紀元前 767 年） ；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為紀元 （當紀元前 753 年） ；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難之年為紀元 （當紀元後 622 年） ；猶太人以《創世紀》所言世界開闢為紀元 （當紀元前 3761 年） 。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乃改用耶穌降生為紀元，至今世界各國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由繁雜而至簡便之大略也。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為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為最野蠻之法 （秦漢以前各國各以其君主分紀之，尤為 野蠻之野蠻） ，於考史者最不便。今試於數千年君主之年號，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對也。故此法必當廢棄，似不待辨。惟廢棄之後，當採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史一緊要之問題也。甲說曰：當采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穌降生紀元。此最廓然大公，且從於多數，而與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雖然，耶穌紀元雖占地球面積之多數，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貿然用之，未免近於徇眾趨勢。其不便一。耶穌雖為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畫諾，貿然用之，於公義亦無所取。其不便二。泰東史與耶穌教關係甚淺，用之種種不合，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欲強使改用耶穌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置。乙說曰：當用我國民之初祖黃帝為紀元，此喚起國民同胞之思想，增長團結力之一良法也。雖然，自黃帝以後，中經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記實在若茫若昧之中，無真確之年代可據，終不能據一書之私言，以武斷立定之，是亦美猶有憾者也。其他近來學者，亦有倡以堯紀元，以夏禹紀元，以秦一統紀元者，然皆無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辯。於無一完備之中，惟以孔子紀年之一法，為最合於中國。孔子為泰東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所公認也。而中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於孔子以後。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為紀，似可為至當不易之公典。司馬遷作《史記》，既頻用之，但皆雲孔子卒後若干年，是亦與耶穌教會初以耶穌死年為紀，不謀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為紀，此吾黨之微意也。 但取對勘之便，故本書紀年以孔子為正文，而以歷代帝王年號及現在通行西曆，分注於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