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 附錄 最近史學之趨勢

近人王國維謂學無新舊、中西、有用與無用，是矣。然因時代及環境之關係，而不能無所偏重，有若去今四五十年前之學者，大抵篤舊，以為中土之學術，遠勝於西人，西人之所擅長者，不過器物技巧之末，遂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此一世也。迨清季怵於外患，知舊學之不盡適用，學者轉而騖新，民國以還尤甚，蓋以舊者為不足道，而新者為足以應變，此又一世也。故以今視前，多數學者，以新自澤，沾丐西方之學術，而以有用相高，因之其所偏重者，又在此而不在彼。凡百學術有然，而史學亦無不然，此為最近之新趨勢，而不可不述者也。 最近史學之趨勢，可分兩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與整理，一曰新史學之建設及新史之編纂，取斯二者述之，則大略具矣。 何謂史料之搜集與整理也 前古如孔子壁中書出於漢，汲冢竹簡出於晉，而有宋以來，又有金石器物之出現，其中十九，皆史料也，已有人為之搜集整理矣。近四五十年內所發見之史料，其最有價值者，凡六，一曰殷墟之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及西域各地之漢、晉簡牘，三曰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書捲軸，四曰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曰古代漢族以外之各族文字，六曰各地之吉金文字。如此多屬於有文字記載之舊藏，可供專門學者之研討者，其應搜集整理，自不待言，茲為分別述之。 殷墟甲骨文字(一稱龜甲又稱龜版)，為殷代卜時命龜之辭 ，刊於龜甲及獸骨(牛骨)上，清光緒戊戌(二十四年)己亥(二十五年)間(西元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始出於河南安陽縣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南岸，水三面環之，《史記 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者也(《彰德府志》謂即河亶甲城)。崖岸為水所齧，乃得出土，土人以為龍骨，拾之以療病，後乃入估客之手，濰縣估人得其數片，攜至京，售之福山王懿榮，懿榮命秘其事，一時所得，先後皆歸之。庚子(二十六年)秋，懿榮殉難，所藏千餘片，悉歸丹徒劉鶚(鐵雲)，而洹水之墟，土人於農隙掘地，歲皆有得，鶚復命估人搜之河南，故續所得者，亦歸劉氏，所藏至三四千片。丙午(三十二年)上虞羅振玉至京師，命估人大搜之，又命其弟親至洹水採掘，於是丙午以後所出多歸羅氏，迄於宣統辛亥(三年)，所得約二三萬片。其餘散在諸家者，又以萬計，而駐彰德之長老會牧師明義士( I .M.Men ies加拿大人)所得亦五六千片，總計出土者約有四萬片，乃至五萬片，民國以後乃不多見，且有偽造者(以上據樊抗父及王國維所紀)。惟此項出土之甲骨，悉由人民自由發掘，售與商販轉市，曾無人親蒞此地，以為有組織併合乎科學之發掘。自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始從事於此，前後凡發掘七次，其地點為小屯及其附近。與其役者，為李濟、董作賓等，所得之甲骨至夥，且有銅、陶、瓷等器物及箭鏃。尤以十八年冬季所獲之成績為巨，其中有刻字之大龜四版及無字之整龜，又得白麟頭骨一具，上刻獲白麟等字。其後又續有發掘，其範圍亦為之擴大。二十三年，在洹河北岸侯家屯，更獲大龜七版，亦由董作賓董其役，此為羅、王以後重要之發見，有裨於考史甚大(以上據李濟、董作賓所記，見《安陽發掘報告》及《田野考古報告》)，是為近年殷墟續出之品，此其搜集之大略也。光緒壬寅(二十八年)，劉鶚始選其所藏千餘片，影印行世，凡得十冊，所謂《鐵雲藏龜》是也。羅氏影印之片尤夥，民國元年(壬子)十二月，始成《殷虛書契前編》八卷；五年(丙辰)三月，續成《殷虛書契後編》二卷；三年(甲寅)十月，成《殷虛書契菁華》一卷；四年(乙卯)五月，成《鐵雲藏龜之餘》一卷。而日本林泰輔有《龜甲獸骨文字》(三年甲寅十二月)，明義士亦有《殷虛文字》(一九一七年刊於上海)，英人哈同(一作迦陵)復得劉鶚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六年丁巳五月)，凡得八種。始考甲骨文字者，為瑞安孫貽讓所撰書曰《契文舉例》，蓋據《鐵雲藏龜》為主，又撰《名原》，亦頗審釋及此，惟創穫無多。後則羅振玉撰《殷商貞卜文字考》(宣統二年)，《殷虛書契考釋》(民國三年)，及《待問編》(五年)；商承祚則取材於羅氏改定之稿，以撰《殷虛文字類編》；而王國維亦撰《戩壽堂所藏文字考釋》(七年)，其於殷人文字，蓋已十得五六。近年則中央研究院所發刊安陽發掘報告，內多李濟、董作賓之作，而作賓又撰《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刊入《田野考古報告》；郭沫若亦撰《卜辭通纂通考》，於甲骨文例有所發明，足補羅、王二氏所未備。羅氏初考定小屯之為故殷墟及審釋殷帝王名號，並及地名、制度、典禮，然亦不無附會，王氏復因羅氏所說，以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以證《世本》、《史記》之為實錄，間亦辨其舛誤 。又作《殷周制度論》(六年)，以比二代之文化，王氏蓋就經傳之舊文，為深邃綿密之研究，其於史學裨益甚多，而董作賓尤能因王氏之所說，而更補其未備，茲舉其重要者言之。商自成湯以前，絕無事實，《史記 殷本紀》惟據《世本》書其世次而已。王氏於卜辭中，發見王亥、王恆之名，復據《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 天問》、《呂氏春秋》中之古代傳說，於荒誕之神話中，求歷史之事實，更由甲骨斷片中，發見上甲以來六代之世系，與《史記》之紀、表，大同而小異；董氏又取《史記》及王氏所作，證以甲骨刻辭所得殷先公先王之名，作《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圖》，視王氏所考，尤為詳明可據(見《甲骨文斷代沿革例》，下同)，此真古史中之一重要發見也。又《書序》、《史記》均謂盤庚遷殷，即為宅亳，羅氏引《古本竹書》，謂殷為北蒙，即今安陽；王氏於《三代地理小記》中，證成其說，已無疑義。惟羅氏謂殷墟所包時期，為武乙、文丁及齋乙三世，遂謂殷墟建於武乙，去於帝乙(《殷墟書契考釋自序》)。王氏則謂盤庚以後，帝乙以前，皆宅殷墟(《古史新證》第五章)。至董氏則以躬與發掘之役，得種種之實證，既謂王氏之語為可信，又謂不僅至帝乙為止，《竹書》所稱，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更不徙都之語，乃漸可信。而王氏之《殷周制度論》，從殷之祀典世系，以證嫡庶之制，始於周之初葉，由是於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氏之制，為有系統之說明。其書雖寥寥二十葉，實為研古史之重要文字，是則王氏實為治斯學極有成就之大師，又非羅氏所能及。惟自甲骨文字出世，學者多致力於拓本之研究，罕能注意實物，自李、董諸氏為發掘之工作，始知注意實物，為現地之研究，有房基，有石礎，有居人之穴，有藏器物之窖，就一窖所出之器物，而判斷其時代。如董氏自大版四龜中，發明龜卜，有一事兩法，左右對貞之法，且謂卜辭中卜下貞上之「一」字，為貞人名，此又為王氏卒後，為進一步之研究者。董氏又謂，鑑定甲骨文字之標準，有十項：一曰世系，二曰稱謂，三曰貞人，四曰坑位，五曰方國，六曰人物，七曰事類，八曰文法，九曰字形，十曰書體。依此標準，可斷某片之屬於某時代，蓋除文字有年、月、人名、地名可推斷外，舍此別無鑑定之法，是其說為尤密矣(以上亦參合樊、王、李、董四氏所記而成)。吾國匯考文字，莫古於許慎《說文解字》，其序雲，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又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鉻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按其所謂篆，即秦代畫一之小篆；所謂古籀，多出於壁中書及鼎彝之銘文，即周太史籀所定之大篆也。而甲骨文字發於殷墟，即為商之遺文，其時代又在周代大篆之前，故近人謂今人生許氏一千八百年後，而能見許氏未見之文，以為快事，誠非虛語，惟章太炎先生不信甲骨文，曾作《理惑論》以辟之。其言曰： 近有掊得龜甲者，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得而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賢儒，信以為實，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禮》有釁龜之典，未聞銘勒，其餘見於《龜策列傳》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禮，梁卵之祓，黃絹之里，而刻畫書契無傳焉。假令灼龜以卜，理兆錯迎，釁裂自見，則誤以為文字，然非所論於二千年之舊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壞，積歲少久，故當化為灰塵，龜甲、蜃珧，其質同耳，古者隨侯之珠，血乘之寶，珕珌之削，余蚳之貝，今無見世者矣，足明堊質白盛，其化非遠，龜甲而能長久若是哉。鼎彝銅器，傳者非一，猶疑其偽，況於速朽之質，易薶之器，作偽有須臾之便，得者非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為法物，不其傎歟 (《國故論衡上》) 章氏所論，專屬於甲，而不及於骨，據近頃發掘所得，有史前之獸骨，其形完具，殊鮮朽壞，蓋以地當亢燥，不易浸蝕之故，其於龜甲，亦當作如是觀，往年後出之骨文，或不免出於偽造，至近年中央研究院所得之甲骨文字，既為有組織之發掘，尤合乎科學法之整理，其為確實可信，且有裨於證史，亦無可致其非難。聞章氏晚年，雖不稱引甲骨，然亦不甚菲薄之，詎非以諸氏之所考釋者，多屬信而有徵乎，夫殷墟之藏曆年三千，甲骨累累，胥未朽壞，且經多人發掘，眾目共見，謂為作偽，夫豈其然，至其作字形體，不盡合於許書，則由其時先於成周，古今未能盡同之故，許書具有條貫，而刻辭亦可參證，溝而通之，所得益宏，章氏達者，已有喻乎此矣。至於整理之法，有所謂補其文字者，有所謂接其斷片者。前者王氏已有發明，後者則郭沫若之《卜辭通纂考釋》，為最詳悉矣。斷片之接法，有以二片相接者，有三片相接者，中有闕文，或以意補之，其接補之法，或據文義，或據字形，其所取材，多以劉、羅、林、哈之書為據，亦時時附以新得之片，《通纂考釋》中所舉之例甚多，思考雖已入微，然亦不免有牽強武斷之弊，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屬於甲骨文字者一。 漢人之木簡，宋徽宗時始於陝右發見二簡，為金人索之而去。光緒庚子(二十六年)、辛丑(二十七年)間(西元一九○○至一九○一年)，英屬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訪古於我國新疆天山南路，於和闐之南，尼雅河下流，發掘古寺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曾於所著《和闐之故跡》中，揭其影本，嗣於光緒丁未(三十三年)、戊申(三十四年)(西元一九○七至一九○八年)復游新疆全土及甘肅西部，於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掘，得兩漢人所書木簡，約近千枚；復於尼雅河下流，得後漢人所書術簡十餘枚；於羅布淖爾東北海頭故城，得魏晉間人木簡百餘枚，皆當時公牘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後日本伯爵大谷光瑞所派遣之西域探險隊，以其所得，輯為《西域圖考》。據其所載，僅於吐魯番近側，得魏晉間木簡三四枚而已。此外瑞典人斯文赫定(希亭)(Hedin)亦有所得，惟斯氏於民國三年至五年（西元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為第三次之探訪，撰有《西域考古記》一書(有向達譯本)，敘述遊程之所經，及其所獲至詳。更於十九年為第四次之探訪，以為政府所禁阻，無所獲而去。近年中瑞合組之西北科學調查團，由徐旭生等領導，曾在居延河畔，發見漢人木簡至千餘枚，所得之富，為斯氏以後所僅見，此其搜集之大略也。斯氏所得之簡，法國沙畹教授為之考釋。其第一次所得，印於《和闐故跡》中，第二次所得，則別為專書，於民國二三年間出版。未幾沙氏以手校之本，寄之羅振玉，羅氏乃與王國維重行考訂，並斯氏在和闐所得者，以成《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四年出版)。王氏序其書，略謂，古簡所出，厥地凡三，一為敦煌迤北之長城，二為羅布淖爾北之古城，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兩漢之物；出羅布淖爾北者，其物大抵上自魏末，訖於前涼；其出和闐旁三地者，都不過二十餘簡，皆無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猶當為後漢遺物，其近者，亦當在隋唐之際也。又謂，魏晉木簡殘紙，則出於羅布淖爾涸澤北之古城，光緒庚子，瑞典人希亭(赫定)始至此地，獲古書後，德人哈爾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據其所得遺書，定此城為古樓蘭之墟，沙畹博士考證斯坦因博士所得遺物，亦從其說；余由斯氏所得簡牘，及日本橘瑞超氏於此所得之西域長史李柏二書，知此地決非古樓蘭，其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而《漢書 西域傳》及《魏略 西戎傳》之居廬倉水，經河水注之龍城，皆是地也。王氏又作《敦煌漢簡跋》十四首，具於集中。蓋漢晉木簡之研究，羅氏則劬於審釋文字，王氏則精於考證史事，其所發見，如漢時西域兩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火熢之次第，魏晉間蔥嶺以東之國數，及西域長史之治所，均足以補史闕(以上據樊、王二氏所記，並補以他書)。至最近發見之木簡，雖已定議影印行世，且經有人研考，然迄今尚無具體之發表，姑不置論，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屬於漢晉簡牘者二。 敦煌千佛洞在鳴沙山，本為佛寺，今為道士所居，當光緒甲午(二十年)之頃，道觀壁壞，始發見古代藏書之窟室，其中書籍居大半，而畫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雜其中。浭陽端方曾藏敦煌出土開寶八年靈修寺尼畫觀音像，乃光緒己亥(二十五年)所得，又烏程蔣氏曾藏沙州曹氏二畫像，乃為光緒甲辰(三十年)以前葉昌熾視學甘肅時所收，然中州人皆不知，且有視為廢紙者矣。至光緒丁未、戊申之歲(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斯坦因與伯希和，先後至敦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畫卷子本至夥，正與漢晉簡牘同時發見，亦斯坦因二次來游之曰也。木簡以人工發掘而得，而此次出世之捲軸，則於無意中得之，斯氏已得約三四千卷，伯氏所得約六千卷，並有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鶻諸國文字無算，俱攜之以去。此項寫本，初為一王姓道士所發見，乃砌置一密室中，且呈報於蘭州官署，謂共有七車之多，而官署則僅令其封閉而已。斯氏已先知千佛寺貯有此藏，至則以甘言誘之，比於玄奘取經，可以恢弘佛法，王道士遂許其盡窺密藏，斯氏遂假涉獵之名，將其佳者，加以盜竊。道士知之，亦無可如何，蓋斯氏並已賄買道士，許其裝運出寺，當時地方官署視若無睹，且多方為之援助，以示好感於外人，遂為吾國古物上最大之損失。迨斯氏回英發表之後，我國人始稍稍知之，乃取其餘，猶得萬餘卷，載至北京，置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復經盜竊，散歸私家亦當不下數千卷，市中亦有流傳出售者，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十五，可據以補藏經之闕，及校勘誤字，世所謂唐人寫經是也。其四部書為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則有未改字《古文尚書孔氏傳》，未改字《尚書釋文》，糜信《春秋穀梁傳解》，《論語鄭氏注》，陸法言《切韻》等。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等(以上俱伯希和所得，今在法國)。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經》(京師圖書館一卷，法國一卷，英國亦有殘卷，書於佛教 之背)，《景教經》(德化李氏盛鐸藏《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各一卷，日本富國氏藏《壹神論》一卷，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景教三威蒙度贊》一卷)。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干種(《玄謠集》藏倫敦博物館，通俗詩及小說，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種)。而已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此其搜集之大力略也。宣統元年(戊申)之冬，羅振玉就伯希和所寄景本，寫為《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越一年，複印其景本，為《石室秘寶》十五種；民國二年(癸丑)復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七年(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十年(辛酉)伯氏復以陸法言《切韻》三種景本寄羅氏，未及精印，而王國維先臨寫一本，石印以行世，此皆巴黎所藏書也。京師圖書館所藏《摩尼經》，亦經羅氏印入《國學叢刊》。至倫敦所藏，則武進董康、日本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羽田亨諸氏，各鈔錄景照若干種。王氏《觀堂集林》中，如《唐寫本殘職官令》，《靈棋經殘卷》，《太公家教》，《大雲經疏》，《韋莊秦婦吟》，《宋初寫本敦煌縣戶籍》等跋，皆為審定石室遺物而作。近頃留心及此，而勤於探討者，亦大有人在，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以上據樊、王二氏所記並參以他書)。此屬敦煌寫本者三。 內閣大庫在北平舊內閣衙門之東，臨東華門通路，素為內閣典籍廳所掌，凡大樓六間，其中書籍居十之三，檔案居十之七，其書多明文淵閣之遺，其檔案則為清代諸帝之朱諭敕諭，臣工繳進之批摺、黃本、題本、奏本，外藩屬國之表章、歷科殿試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間檔冊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遺物，亦間出其中。蓋清之內閣，自明永樂至清雍正，歷兩代十五帝，實為百政從出之地，雍、乾以後，政務移於軍機處，而內閣尚受其成，故政府之重要檔案，悉儲於此，蓋兼宋時之宮中龍圖、天章諸閣，省中之制敕庫，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能窺見者。宣統元年大庫屋壞，有事繕完，乃暫移於文華殿之兩廡，地隘不足容，其露積庫垣內者尚半。時南皮張之洞方以大學士管學部事，乃奏請以閣中所藏書籍，別設京師圖書館以庋置之，其檔案則移置國子監之南學，試卷等置諸學部大堂之後樓。民國以後，又以學部及南學之藏，移於午門上之歷史博物館，移館之後，即堆置於端門之門洞中。越十年，館中費絀，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諸故紙商，以麻袋計者九千，以斤計者十有五萬，得銀幣四千圓，時民國十年(辛酉)冬曰也。先是羅振玉官學部參事，已得見大庫之檔案，偶抽一束觀之，則管榦貞督漕時奏摺，又取觀他束，則阿桂征金川時所奏，皆當時歲終繳進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蓋已心識之矣。十一年二月羅氏至京，於市肆見洪承疇揭貼，及高麗國王貢物表，識為大庫遺物，因跟蹤之，得諸某紙肆，則庫藏具在，將毀之以造紙，已載數車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易之以歸，貯於彰儀門之善果寺，擬別建庫、書樓，屬王國維為之記，而歷史博物館之剩餘，亦為北京大學取去，此其發見搜集之大略也(以上據樊、王二氏所記)。羅氏以其所得，分量太大，僅整理其十分之一，取其要者，匯為《史料叢刊》十冊。其餘半歸德化李盛鐸，貯於天津；又以其半移置於旅順。近年又從事整頓，印成目錄數冊，而原件未及刊行。北京大學之所得，亦逐漸整理，發表其目於《大學日刊》中。民國十八年，中央研究院之歷史語言研究所購得李氏之大庫殘檔，幾經整理，前後刊行《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冊，其整理未竟及未及整理者，尚未刊行。又自民國十口年，清遜帝出走後，設故宮博物院於清官，搜集其所舊藏，又獲得大量之史料，已取其重要者，先後刊為掌故、文獻兩《叢編》及《史料旬刊》等以發表之，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屬於閣庫檔案者四。 吾國漢族以外之各族、各屬國，如契丹、女真、蒙古、西夏，皆曾自製文字，以代表其語言，其他各族，亦多類此，所遺留者，多在西北、東北兩部。元時耶律鑄見突厥闕特勒碑及遼太祖碑，元末陶宗儀亦曾見契丹文字，著錄於《書史會要》，而元人趙嵊《石墨鐫華》著錄之《乾州大金皇弟郎君行記》，名為女真文，實則近於契丹國書之石刻也。蒙文石刻，著錄尤夥，明代所修之《華夷譯語》，於女真、蒙古語外，尚有多種之殊方語，可謂研究各族語文之珍本。光緒十五年(己丑)俄人拉特祿夫訪古於蒙古，於和林故城北，訪得突厥闕特勒碑、苾伽可汗碑、回鶻如娃可汗碑三種。突厥二碑，皆有中國、突厥二種文字，回鶻碑並有粟特文字。及光緒之季，英、法、德、俄四國探險入新疆，所得各族文字寫本尤夥，其中除梵文、結盧文、回鶻文(即畏吾兒文)外，更有三種不可識之文字，為伯希和所發見，其一種為粟特語，而他二種則伯氏假名之曰第一言語、第二言語，後亦漸知為吐火羅語及東伊蘭語 ，此正與玄奘《西域記》所記三種語言相合。粟特即玄奘之所謂窣利，吐火羅即玄奘之睹貨邏，其東伊蘭語則其所謂蔥嶺以東語也。當時粟特、吐火羅人，多出入於我新疆，故今日猶有其遺物，惜國人尚未有研究此種古代語者，勢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諸國耳。宣統二年(庚戌)俄人柯智祿夫大佐，於甘州古塔得西夏文字，其中有一種名目《掌中珠》，蓋即西夏圖書之譯語也。而元時所刻之河西文(即西夏圖書) 《大藏經》，後亦出於北京，上虞羅福萇(振玉之子)乃始通西夏圖書之音讀，以撰《宋史 西夏傳考證》，蘇俄使館參贊伊鳳閣博士(Iuanobb)更為《西夏語言之研究》(以上據王氏所記)。近則陳寅恪、王靜如二氏精通西夏圖書，尤過於羅福萇，凡河西文《大藏經》，悉能譯讀，是則繼起者，有青出於藍之譽焉。民國十九、二十兩年間，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有發掘遼陵之事，遼聖祖、興宗、道宗三主，皆葬於慶州，即今熱河林西縣西北之白塔子，而三陵又在白塔子之附近，土人稱為阿里曼哈是也。此陵早經有人發掘，明器業已無存，惟其哀冊石刻尚在，凡十七石，俱經湯氏掘獲，運存瀋陽之居第。先是有法人牟里（Mull）（一譯作閔宣化），以宣教師資格，遊歷至遼陵所在，發見之哀冊石刻凡二，即為遼興宗帝後二哀冊，皆契丹國書也。而漢文哀冊，則未之見，此民國初年事也。湯氏所發見者，為聖宗及仁懿皇后、欽愛皇后 漢文哀冊，又道宗帝後漢文及契丹國書兩種哀冊。契丹國書之二石皆五六百字，此為近年重要之發見，其中之字，多可與《郎君行記》石刻互相印證，愚曾匯刻發見各石，為《遼陵石刻集錄》，並撰序文以詳其始末，然自是以來，研究契丹國書，雖大有人在，而不能明其音讀，至今猶為懸而未決之問題，蓋緣無《掌中珠》《華夷譯語》一類之字典，為之審釋，欲強通之而不能也。近年發見女真國書，凡得數石，一為河南開封之《宴台碑》，二為吉林石碑崴子之《金太祖誓師碑》，三為遼寧海龍楊木林山之《收國二年碑》，四為柳河界之《金太祖大破遼軍息馬立石碑》，皆漢文與女真國書並刻，此亦研究女真國書之瑰寶也。近人丁文江等，考究西南夷之語文，是為爨史，著有專書詳之。蓋以中外人±數十年之努力，於各族文字悉能求通，其中尤不乏重要之發見。最近吾國學術之進步，此蓋為其一端，未可自為菲薄者矣。此屬於各族文字者五。 吾國吉金文字之發見，漢代即已有之，許慎《說文 序》所謂，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是也。宋代出土之古器物尤多官撰之書，有《博古圖錄》，亦稱《宣和博古圖》，凡三十卷，或謂此書為王黼承徽宗之命而作，未知其審，要為官撰無疑也。私撰之書，以呂大臨之《考古圖錄》十卷，闕名之《續考古圖錄》五卷，薛尚功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以及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為最著。著錄各古器物，皆有資於考史，特以是時重在賞鑒，藉以娛耳目之觀，為齋堂之清供，不足以言學問也。清代官撰之書，有《西清古鑒》四十卷，《寧壽鑑古》十六卷，《西清續鑒》甲乙編各二十卷，著錄之品，頗多珍異；私家之作，則以阮元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榮光之《筠清館舍文》，吳大澂之《愙齋集古錄》為最著。大澂嘗因金文，以撰《說文古籀補》十四卷，以訂補許氏《說文》之闕佚，孫詒讓《續古籀拾遺》，實開後來治甲骨文字者之先聲。近人以金文治史者，首推王國維，所撰《鬼方昆夷嚴狁考》，悉以金文為證，足以訂補經訓；其他以金文證古史者，尤不勝枚舉，而郭沫若更撰《兩周金文大系》，以文字鑑定古物時代，頗有發明，蓋近人於此用力既劬，故較前阮、吳二氏為進步。至其鑑定之法，亦有多端，或以稱謂，或以制度，或比其事，或屬其辭，或考字形，或詳書體，如董作賓所論以鑑定甲骨文者，亦可借用以鑑定金文。例如殷代器文，未有子孫二字連舉者，而周器中則「子子孫孫」、「子孫永寶」之文，隨處可見，此由宗法制度，創自周公，有宗法而子孫之觀念始重，此殷世所未有也。又如殷代視其先公先王之名，上一字為稱謂，下一字乃為名，如祖庚、兄丁是也。周初天下未定，尚無諡，故武王元年之《師旦鼎》，尚稱文王為周王，迨周公立諡法之後，始有文王、武王之稱，如《毛公鼎》「丕顯文武」之語，一望而知為成、康時所制器也。此皆就其稱謂制度，而可以辨其時代，金文之可以證史，此其最著者矣(此文間采李氏《方誌學》)。此屬於吉金文字者六。 以上所述，悉為近三四十年間之收穫，而太半屬於文字之史料 ，或有論及此者，稱此時期為中國舊學之進步。其言曰，舊學者，因世俗之名以名之，實則我中國固有之學術也。今人輒謂中國無學術，或謂中國雖有學術，絕無進步，或謂中國學術雖有進步，至今日則幾衰息者，皆大謬不然之說也。中國義理之學，與書畫諸技術，及群眾普通舊學之程度，在今日誠為衰頹，然昔人所謂考證之學，則於最近為從古未有之進步，然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眾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此奇異之現象，殆遍於世界，不獨中國為然 。此其所論，或不免失之過當，然吾謂與其謂為舊學之進步，無寧謂為國學之別闢新機，與其謂從古未有之進步者為考證學，無寧謂為史學。蓋近人之研甲骨、金文、木簡、卷子、檔案、各族文字，悉以史學為出發點，而考證學不過為研史過程中之一種方法耳。考證之學，本不能獨立成一學科，而吾國之治經，即等於研史，不惟治經當用考證學，即就史學而論，亦無不用考證學，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進步，則舊書可變為新，否則不惟不進步，而日呈衰頹之象，則新者亦變為舊矣。是故研究之對象，不論其為新為舊，而其研治之方法，則不可拘守故常，而應日求其進步，其所謂新，亦在是矣。近年研治國學，別闢新機，非止一端，此為蒙受西方之影響而然。蓋吾國既為世界各邦之一，其於學術，亦難自外，其因時間空間之關係，而隨之變遷，本為自然之趨勢，其因而日辟新機於不自覺，凡百學術皆然，而史學為尤著矣。 關於史料之搜集與整理，又不止有文字者為然也，其無文字之史料，亦與有文字者有同等者之價值，抑或過之，屬於此類者，是為史前之遺蹟，而所謂史前之史，亦即未有文字記載以前人類棲息活動之狀況之可考見者也。緣近代人類學、地質學、考古學發達之結果，而史學之受其賜者實巨，遠西各國有然，而中國亦蒙其影響焉。例如民國九年，地質調查所採得河南之石器若干件，明年遂就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從事發搖，所得石器、骨器、陶器甚多。與其役者，為瑞典人安特生等，所獲之物，定為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同年六月，又於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掘得新石器時代之遺物，主其事者，仍為安特生等。後則於甘肅貴德縣，山西西陰村(夏縣)，黑龍江之昂昂溪，熱河之林西縣等處，發掘或採集，皆有石器時代之器物發見。其在甘肅掘得之器物，考古學家分為六期，一曰齊家期，二曰仰韶期，三曰馬廠期，四曰辛店期，五曰寺窪期，六曰沙井期。前三期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與銅器時代初期，後三期屬於紫銅器時代及青銅器時代初期。齊家期以齊家坪得名，甘肅洮沙縣所得器物，近似齊家坪者，故以名之，其時代約當西元前三五○○年以至三二○○年。仰韶期以仰韶村得名，甘肅所得之大器物，與出於仰韶村類是，出於西陰村者亦然，其時代約當西元年前三二○○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時約當西元前二九○○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時約當西元前二六○○年以至二三○○年。寺窪期以寺窪山得名，其時代約當西元前二三○○年以至二○○○年。沙井期以沙井得名，其時代約當紀元前二○○○年以至一七○○年。前三期所出器物皆無金屬品，後三期則銅器逐漸而多，故可雲一在史前，一在有史以後，此安特生氏《甘肅考古記》所區分之時期也。前乎此時期者，是為舊石器時代，法國博物學者德日進等，在寧夏鄂爾多斯、榆林等處，有舊石器之發見，或斷其時代謂在今五萬年前。往者遠西學者，嘗謂中國無舊石器之一時代，近乃漸知其不然矣。又民國十年以至十二年之間，澳洲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有北京猿人之發見，此地則在北平西南百餘里房山縣屬之周口鎮，師氏整理其所得化石，發見前臼齒及臼齒各一，與今日之人齒相似，研究結果斷為人齒，至其年代，或雲去今五六十萬年，或雲且百萬年。十五年冬世界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來華，由安特生提倡，於北京各學術團體歡迎席上，公布此齒，安定名為北京齒，而稱生是齒者為北京人。翌年，步林博士，續在原穴得下臼齒一枚，經步達生測量結果，亦斷為原人遺骸，並定名生是齒者為北京種之中國猿人。十七年北平地質調查所楊鍾健、裴文中二君，更在周口店掘得猿人化石牙齒數枚，不完整之牙床二個，破碎頭骨數塊。十八年十二月，裴君又在一洞內發見一未經破碎之成年人猿頭骨及牙齒十餘，於是人類最古之北京猿人，遂為科學界所公認，更名生此齒者為震旦人。以上所述，雖有外人參與其間，且為重要之鑑定，然主持者，必為中國之學術機關，而地質調查所又其主要機關之一也。至於外人自行在中國發掘之成績，亦有可述之價值，如日本人在旅順牧羊城、大連附近■子窩等處，亦發見史前之遺蹟，所獲石器甚多；據安特生、步達生諸氏研究之結果，則謂仰韶村與沙鍋村二址所得之器物，同屬新石器時代，且為同一之民族所留遺。又謂仰韶村、沙鍋屯二處居民之體質，與近代華北居民體質為同派，亦與史前甘肅居民之體質相似，蓋此三處古代人民之體質，均似現代華北人，即所 富，鑑別之旨在求史料之真確。無論紀某一人或某一事，古人所述雖甚簡略，而今人致其搜集之功，則變簡略而為豐富者有之矣。梁氏所舉之例，謂《史記》記墨子事跡於《孟子荀卿列傳》，不過曰，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寥寥二十四字而已。而孫詒讓生二千年後，能作一極博贍翔實之《墨子傳》，其文多至數千言，此善於搜集史料之效也。搜集之法，應先立某人某事為綱，遇有關於某人某事，隨時紀於其下，積時既久，不能再有所得，然後加以排比，即成一長編式或年譜式之紀載，而搜集之功畢矣。次則就所搜得之史料，加以辨別，某者為正為真，某者為誤為偽，正者真者宜取，誤者偽者宜棄。譬如榨油，應先去其渣滓，又如制米，應先去其糠殼，然後得其精華，而成可用之品矣。《尚書》為極可貴之古史，而其中之偽古文，必須刪棄，然後二十八篇今文之真面目，乃煥然復明。又如今人謂《左傳》中有劉歆摻入之文，不盡可信，是其極可珍貴之史籍，而含有少數之偽史料矣。究竟劉歆能否作偽，作偽之後何以漢博士不即為之發覆，又何以近二千年之後始有人言其作偽，而在前者反無人疑及於此，此又辨別古書真偽一待決之問題也。至於古書之記載，因傳聞疑似而未盡得真者，是謂之誤，如宋將康保裔因兵敗而降於遼，《遼史》載之甚詳，而《宋史》列於《忠義傳》，此蓋南北傳聞之誤，待後人刊正也。梁氏所舉之例，曰，執一人而問之曰，今之萬里長城，何人所築，則必答秦始皇時，不知秦始皇以前，燕、趙、齊皆築長城，秦以後北魏、北齊亦築長城，而秦長城不過占其一小部分，曷能舉全城以傅諸秦耶，此即所謂誤也。因長編式或年譜式之記載，而辨其偽，刊其誤，則鑑別之功，亦具於此矣。蓋搜集不豐富，則無以發見真確之史料，鑑別不真確，則將為偽誤之史料所混淆，二者之功，固缺一不可也。又梁氏之所謂鑑別，即吾之所謂整理，鑑別者，整理之始功，整理者，鑑別之終事也。故不精於鑑別者，不能侈言整理，蓋自羅、王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於此，搜集整理之功，可謂著有成績，而梁氏又詳言其方法，以為搜集整理之准，最近史學之趨勢，此蓋其一端也。 何謂新史學之建設與新史之編纂也，倡言新史學之建設，始於梁啓超，而何炳松尤屢言之而不厭。所謂新史學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舊史之謂也。 梁氏論舊史之短，嘗曰，私家之史，自為供讀而作，然其心目之讀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以供當時貴族中為人臣子者之讀也。司馬光《通鑑》，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讀，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讀。司馬遷《史記》，自言藏諸名山傳之其人，蓋後世少數學者之讀也。質而言之，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者皆限於少數特別階級，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發達，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又曰，舊史家之史，蓋十九為死人而作也，史官之初起，實由古代入主，欲紀其盛德大業，以昭示子孫，而主旨則在隱惡揚善，觀《春秋》所因魯史之文可知也。其有良史，則善惡畢書，然無論為褒為貶，而立言皆以對死人，則一也。後世獎勵虛榮之塗術益多，墓誌家傳之屬，汗牛充棟，其目的，不外為子孫者欲表揚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後榮辱，一繫於史。馴至帝者亦以此為駕馭臣僚之一利器，試觀明清以來飾終之典，以宣付史館立傳，為莫大恩榮，至今猶然，則史之作用可推矣。至梁氏所謂新史之創造，基本條件有三，一曰史以生人為本位，二曰史應近於客觀性，三曰史學範圍應重新規定，以收縮為擴充。所謂以生人為本位者，即史為生人今人而作，而非為死人古人而作是也。其義理至明，無待詳解，孔子作《春秋》，朱子作《通鑑綱目》，或在撥亂反正，或在褒善貶惡，先有一種主觀見解，而後以古人成事為我註腳，此非為史而作史，所謂借著書以垂戒萬世也。史之本質，有若繪畫人物，須各還其本來面目，以存其真。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乙之不能似甲，亦猶丙之不能似乙，持鑒空衡平之態度，而不雜入絲毫之己見，是之謂客觀。然純客觀之史，實際未必作到，故又謂之近於客觀，此新史之條件，應近於客觀者也。舊史之體，或為紀傳，或為編年，雖非盡屬陳腐，而不盡適用於新史。且近世新著，凡專言某一種學術者，謂之某學，進而研究其所術之歷史，謂之某某學史，如研究天文，則所撰天文學，而別有所謂天文學史，推之地理、社會、政治、經濟諸學，莫不皆然，天文學與天文學史，各有其一定範圍，而不相侵越，凡屬於學術上之研究，皆屬天文學之範圍，而學史中則不必詳述，兩方嚴守其範圍，則無廣泛之病，而收縮之效見矣。然學史之種類至多，非舊史儒林、文苑諸傳之所能限，故自他一方言之，又時時擴充其領域，故又謂之以收縮為擴充，即以正史之列傳而言，記各個人之籍貫、門第等事，此譜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擴之以資矜式，此教育家所有事也。皆與一時代人類之總活動無大關係，而舊史皆不憚煩而述之，此即以譜牒、教育二學混入其中之故也。新史則不然，一面將其舊領域劃歸專門各科學，使其日為發展，一面則以總神經系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乃至前此未入版圖之事項，亦吞納之而無所讓，此又新史之條件應重新規定範圍者也 。 何炳松曾取美國魯濱孫博士之《新史學》，譯為漢文，書凡八章，其第一章曰新史學，第二章曰歷史的歷史，第三章曰歷史的新同盟，第八章曰史光下的守舊精神，以此四章為最重要，其他四章，概論西史，可以從略，其所述新史學之意義，則謂歷史之功用，在助吾人明了人類之現在、將來，又可根據歷史之知識，以明了現在之一切問題，而以歷史上事實，為吾人前車之鑑。吾則以為不然，蓋現代社會之改變，有一日千里之勢，吾人對社會欲有所貢獻，必先明了現代之狀況，而於現代狀況之來歷，尤須澈底明了，此新史學一辭所由來也。其次則歷史須具有科學化，對於史料，應為嚴密之批評；對於著述，應秉筆直書；且研究歷史，不但須究其當然，並應究其所以然，是之謂歷史的歷史。歷史具有科學化，故趨重於分類研究，然其結果，不惟不能瓜分歷史之本身，而反因此將概括人類活動之全部，以及融會貫通之責任，須由史家獨負其責，此即新史學之意義也。再次則歷史與各新科學之關係，所謂新科學，即人類學、古物學、社會學等是也。研究歷史，非有新科學為之基礎，則無以說明歷史之真相，例如研究史前史或上古史，非以人類學，古物學，抑或動物學為之基礎，必致茫然無所措手，此則顯而易見之理矣。再次則研史之士，不可守舊，勿為舊日文化所束縛，而應利用舊日文化，以樹改革之精神，用以改革現代之社會，此又新史學最後之目的也。尋其總義，在消極之一方，為破壞舊史學之思想，在積極之一方，為建設新史學之方法，所謂以綜合社會科學之結果，而寫過去人類生活之實況者也。校以上文梁氏所論，初無不同之處，此雲歷史之功用，以明了現在為職志，其以生人為本位可知矣。又雲，非以歷史上之事實為吾人之前鑒，則為客觀，而非主觀可知矣。又雲，研究歷史趨重於分類，是亦以收縮為擴充之說也。以西哲所說之原理，以為中國新史學之建設，梁、何二氏實最努力於此，吾故樂為述之 。 至近人之所謂新史，不出通史、專史二類。何者為通史，即普通史之謂；何者為專史，即專門史之謂。取古今史實之全部，而為概括之記述，以求其時間之遞嬗，空間之聯繫為原則者，是之謂通史。自全部史實中，抽出其一部，而為比較詳盡之紀述，其於時間之遞嬗，空間之聯繫，亦以範圍收縮之故，而易於尋求者，是之謂專史。前者主於聯貫，其文貴簡要有序；後者貴乎詳盡，其文應比次有法，此二者之辨也。《史記》通黃帝至漢武之世，而為一書，是可謂為通史之創作，劉知幾列為六家，而未嘗名其為通史也。「通史」之名，始於梁武帝，後則鄭樵之《通志》，亦與通史之體例相同，此所謂通者，不過通諸斷代史而為一書，而去其重複牴牾者耳。語其繁重，亦與斷代史等。故吾嘗稱《通志》為總輯之史，未嘗以通史許之也。章學誠嘗於《答客問》一文，論及作史之旨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其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章氏此論即為《通志》而發，何炳松則深取之，以此為通史之定義，雖通諸現代西洋之所謂通史，亦可當至理名言之評語而無愧色 。然章氏論史，以《春秋》為極則，以古人之守於王官者為百世不易之成法，其稱史義，稱家學，皆含有崇古之見，斯則尚有商量餘地耳。夫通史之可貴，不僅詳人所略，異人所同，重人所輕，忽人所謹而已。又當略人所詳，同人所異，輕人所重，謹人所忽，不在事跡之詳備，而在脈絡之貫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體之求其綜合，所謂成一家之言，固非必要，而通古今之變，則為必具之要義。與其謂為通史，不如徑稱為普通史，普通亦義同普遍，即含有概括敘述之意，其造端雖大，其措辭則簡，不必高語《史記》、《通志》，以馬、鄭諸氏為師，一人閉戶而可殫，假以數年之歲月而可成，此即現代之所謂通史也。魯濱孫博士以歷史為連續而成，故主作通史，以求時間之聯貫，而以斷代史及國別史不能表現其功能，故不甚重之。何氏因其說以撰《通史新義》，凡分兩編，上編專論社會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訂與事實，編次之理論及應用屬之；下編專論社會史研究法，凡社會通史之著作，及與他種歷史之關係，皆加以說明，同時於其他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義例，亦加以相當之估值。至其所述之原理，則十九采自法國史家塞諾波所著《應用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一書。蓋新史之對象，為社會之全部，而非為特殊階級之局部，能就社會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則通史之骨幹立矣。若夫專史之作，初則有斷代史、國別史之分，繼則有典制史、學術史之作。所謂斷代史，如漢、晉、唐、宋、元、明，皆以一代之事編為一史，此就縱貫之通史，而截取其一部而為敘述者也。所謂國別史，如三國、十六國，就縱斷之一部，橫剖而為數段以為敘述者也。所謂典制史，如《通典》、《通考》，蓋匯合諸史之志，而聯貫為一書者也。所謂學術史，蓋匯合諸史之儒林、文苑諸傳，聯貫而為一書者也。何氏於所撰《通史新義》中，曾論及西洋專史之發生云： 自博學之道興，學者始習於古代書籍之研究，並敘述各種不同之事實，以評定古書之優劣，自此專心搜集，關於中古時代習慣、制度、語言、文字之史料，及事實，專著類纂，因此出世，於是西洋始有各種特殊之歷史，如文字史、語言史、教會史、法律史、文學史、建築史、雕刻史、制度史、風俗史等，此種專史，本為全史之重要部分，唯各成自主之一支，各有其專門之作家，及特殊之傳統習慣，史家之注意此類事實者既寡，故此種專史之創造，多非史家之功。此種專史，往往自取獨立科學之態度。蓋歷史上特殊之事實，為數極多，吾人慾視同普通歷史研究之，實際上已不可能也。而專史遂不能不依年代與地域，而劃成其範圍，以國家與時代為界限，每一種專史，更分段落，是故吾人既有宗教史、法律史、文學史，同時又有埃及史、亞述史、希臘史、羅馬史、法國史、英國史，並有中古史、近世史、現代史也。歷史之分支既多，通史之範圍，當然因之而縮小，舊日概念，所視為服務公家可資借鑑，而且在歷史占有最大地位之各類事實，至此皆變為專史之原料，如外交史、軍事史、憲法史是也(本書葉一百四十四一一一百四十五)。 尋此所論，誠與中土專史之發生，無大殊異。吾國古代，先有聯貫記載之通史，如周室太史柱下之所掌是也。繼乃有國別史，如魯《春秋》、晉《乘》、楚《檮杌》以及《國語》、《國策》之作是也。繼則有斷代史，如《漢書》、《三國志》以下之正史是也。繼則有制度、文物之史，近於類纂者，如《通典》、《通考》是也。繼則有學術史，如《明儒》、《宋元》等《學案》是也。最近乃有所謂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現代史，此自縱貫之通史，橫截而為數段者也。又有所謂哲學史、文學史、語言文字學史、宗教史、美術史、法制史、財政史、社會史，又自普遍之通史，縱分而為數部者也。此又受西洋學術之影響，而為科學之分類者也。梁任公亦論及專史之作，分為五種，一曰人的專史，即專以紀人為本位者，如合傳、專傳、年譜、人表之類是也。二曰事的專史，即專以紀事為本位，如《東林列傳》，《復社紀略》，專紀明季士大夫之集團活動者是也。三曰文物的專史，即專以紀文物制度為本位者，如政治、經濟、文化諸專史是也。四曰地方的專史，即專以紀載某一地方為本位，如各省通志、縣誌，稱為地方志是也。五曰斷代的專史，即專紀載某一時代之史，如舊作之《唐書》、《宋史》，新作之近世史、現代史是也。然又有國別史之一種，梁氏未曾敘及，茲就《三國志》、《十六國春秋》、《南北史》諸書言之，以一時代之事跡，劃分為數部而分載之，正如後世之地方志。然三國之一時代，上以承漢，下以啟晉；南北朝之一時代，則又上以承晉，下以啟唐，亦居斷代史之一部，蓋又介乎地方的專史、斷代史的專史之間者也。梁氏蓋以國別史，納於斷代史之中又不復敘及之耳。何氏又論及通史、專史之分云： 一套之專史，如風俗、美術、宗教制度等之歷史，無論其內容如何完備，決不足使吾人了解社會之演化，或世界之歷史也。蓋其所述者，僅一種連續抽象之描寫而巳，而在所有此種抽象現象申，本有其具體之連鎖，此種現象，或皆產生於同一人群之中，或皆為同一人群之產品，而此種人群，又往往有其共同之偉業，如遷徙、戰爭、革命、發見等，為各種現象之共通原因。例如吾人試究魏晉六朝之文學，將見自東晉直至隋朝四百年間，所謂南朝之文學，大體承吳語文學之後，繼續發展，而成為南方新民族文學；至於北方，則自晉分東西以後，直至北魏滅亡時止，先之以文學之衰替，繼之以文學之中興，終至產出一種尚武好勇之新文學。文學之變化如此，不可謂之不繁矣，扶吾人迄不能就文學史本身，求其所以演化之原因也。此種演化本身，極難了解，吾人如欲了解所有此種文學上之特殊變遷，將非求援於通史不可。蓋唯有通史，方述及東晉偏安之後，中國文化實保存於東南之一隅，而北方則先有五胡十六國之大亂，繼之以北方蠻族之華化，而終於北魏之完全屈服於吾國文化之下。是故所謂通史，即共通之歷史，吾人於此可知所有專史之編著，雖完備異常，而在吾人之歷史知識中，始終不肯留有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謂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描寫具體之真相，敘述社會人群之行為與偉業，故通史之為物，無異一切專史之連鎖，通史中之事實，無異專史申事實之配景。實際上此種共通事象之足以聯絡，或駕馭人類之特殊活動者，皆屬影響及於大眾，及足以變更一般狀況之事實，因侵略或殖民而起之民族移動也，人口中心之創設也，人群一般制度之創造或變更也，皆其類也。政治史之重要以及通史中政治史所占之地位之特大，其故皆在於此(《通史新義》頁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 何氏以魯濱孫博士之說為基礎，故甚重視通史，以為通史能說明共通之演化及特殊之變遷，而專史則不能也。第吾則謂通史、專史之分，則由比較而定，其範圍之廣狹，亦因所述之事實而定。例如《通志》，政治典章無所不包，不可不謂之通矣。而《通鑑》則專紀政治，《通典》、《通考》則專紀典章，取以衡之《通志》，則彼為通史，而此為專史矣。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僅紀前後漢之政治，僅當《通鑑》之一段，取以相校，則《通鑑》為通史，《漢紀》為專史矣。《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僅當《通典》之州郡典、《通考》之輿地考，取以相校，則《通典》、《通考》為通史，而《紀要》、《利病書》為專史矣。依此推之，則專之下又有專焉。前之號為專者，又含有通之性質，而相引至於無極矣，此以舊史為列者也。又如新著之文化史，本自通史劃出而自為一部者也。然學術為文化之一部，乃自文化史而分為學術史，而文學史又為學術史之一部，詩史、詞史又為文學史之一部，亦相引而至於無窮，文化史視通史為專；視學術史則為通，文學史視學術史為專，而視詩史、詞史則為通，是通史、專史之名，時因比較而異，即通史、專史之分，既由比較而定也。大抵劃通史之一部，以為專史，則其紀述必較通史為詳，以此遞推，則範圍愈狹，記述亦愈詳，《方輿紀要》之詳於州郡典，《通典》之詳於諸史之志，必不待言也。再自他一方言之，通史既劃其若干部分，而屬於專史，而同時復吸收其他部，以入通史範圍之內，蓋其吸收愈多，包蘊愈廣，而通史乃得獨成其大，且與專史，有兩不相妨相得益彰之效，此即梁任公之所謂新史也。是故通史、專史之分，既由比較而定，則非一成不易之稱，而通史之與專史，又非各立疆界，若胡越之相視。歧通史、專史而二之，固為治史者所不許，重視通史，而夷視專史，亦豈通人之見哉。 近人主造新史者，莫先於章太炎先生，曾於所著《訄書》中，撰《中國通史略例》，以見其旨，後改署《訄書》為《檢論》，刪去此篇，然其精言勝義，閎識孤懷，頗能發前人所未發，亦為後來論史者所不及。爰取其全文，迄錄如左： 中國秦漢以降，史籍繁矣，紀、傳、表、志，肇於史遷，編年建於荀悅，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杜、馬綴列典章，闓置方類，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評議簡短，貴與持論鄙倍，二子優絀，誠巧曆所不能計，然於演繹法皆未盡也。衡陽之聖，讀《通鑑》、《宋史》而造論，最為雅馴，其法亦近演繹，乃其文辯反覆，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也。若至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錢諸彥，昧其本干，攻其條末，豈無識大，猶愧賢者，今修《中國通史》約之百卷，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幾異夫策縫計簿相斫書之為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時代，中國則惟書志為貴，分析事類，不以時代封畫，二者亦互為經緯也。彪蒙之用，斯在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而已，故分時者，適於學校教科，至乃精研條列，各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進退，皆可以比較得之，此分類者，為成學討論作。亦猶志方輿者，或主郡國，則山水因以附見，其所起訖，無必致詳，或主山川，記一山必盡其脈帶，述一水必窮其出入，是寧能以郡國封限矣。昔漁仲粗觕，用意猶在諸略，今亦循其義法，改命曰典，蓋華嶠之故名也。 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紛紜，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繫於社會興廢，國力強弱，非眇末也。會稽章氏謂，後人作史，當兼采《尚書》體例，金滕顧命，就一事以詳始卒，機仲之紀事本末，可謂冥合自然，亦大勢所趨，不得不爾也。故復略舉人事，論纂十篇，命之曰記。 西方言社會學者，有靜社會學、動社會學二種，靜以藏往，動以知來，通史亦然，有典則人文略備，推跡古近，足以藏往矣。若其振厲士氣，令人觀感，不能無待紀傳，今為《考紀》、《別錄》數篇，非有關於政法、學術、種族、風教四端者，雖明若文、景，賢差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錄，獨列帝王師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臚舉蜀才，不遺小大，及為《蜀志》，則列傳亡幾，蓋史職所重不在褒譏，苟以知來為職志，則如是足矣。(案太史公引《禹本紀》，楊子云作《蜀王本紀》，皆帝者之上儀也，然《藝文志 儒家》，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而劉滔《聖賢本紀》。亦列子產，見於《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所引，是知紀傳本無定稱，今亦聊法舊名，取孟堅《考紀》，子政《別錄》，以為識別云爾。)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紀，復表師相，以省別錄，儒林、文苑，悉數難盡，其纂述大端，已見於文言、學術二典，斯亦無待作傳，故複列《文儒表》，略為第次，從其統系而已。方輿古今沿革，必為作典，則繁文難理，職官亦爾。孟堅百官公卿，上於列表，一代尚然，況古今變革，可勝書耶。故於《帝王表》後，即次《方輿》、《職官》二表，合後《師相》、《文儒》，為表凡五雲。 史職範圍，今昔各異，以是史體變遷，亦各殊狀，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靈台，亦官職也。故作史必詳神話，降及遷、固，斯道無改。魏晉以來，神話絕少，律歷、五行，特沿襲舊名，不欲變革，其義則既與遷、固絕異，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黕，其高下相距則遠，是由一為文儒，一為專職耳。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廓清粗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將能立，後世經說古義，既失其真，凡百典帝，莫知所始，徒欲屏絕神話，而無新理以徹之，宜矣其膚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經術者，則敹作史為猶愈，允南古史，昔傳過於子長，今不可見，顏孔隋書，亦遷、固以後之惇史，君卿《通典》，事核辭練，絕異於貴與之傖陋者，故以數子皆知經訓也(近世如趙翼輩之治史，戔戔鄙言，弗能鉤深致遠，由其所得素淺爾)。惜夫身通六藝之士，滯於禮卑，而乏智蒙之用，方之古人，亦猶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庶幾無愧於作者。 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於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時一二稱道之，雖謂之古史無過也。亦有草昧初啟，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後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臘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若夫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明天則，烝人所同，於作史尤為要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莊周、韓非，其非古之良史耶。 設局修史，始自唐代，由宋逮明，監修分纂，汗漫無紀，《明史》雖秉成季野，較宋元為少愈，亦集合數傳以成一史云爾。發言盈廷，所見各異，雖有殊識，無由獨著，孟德斯鳩所謂古事談話者，實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略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昔《春秋》作而百國寶書崩，《尚書》刪，而三墳穆傳軼，固緣古無雕版，傳書不易，亦由儒者黨同就簡，致其流亡。然子駿《七略 尚書家》，猶錄《周書》，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傍見儒家，固非謂素王刪定以後，自余古籍，悉比於吐果棄藥也。通史之作，所以審端徑隧，決導神思，其他人事浩穰，樂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舊史具體，自不厭其瀏覽，苟謂新錄既成，舊文可廢，斯則拘墟篤時之見也已。 《中國通史》目錄 一、表凡五，帝王表，方輿表，職官表，師相表，文儒表。 二、典凡十二，種族典，民宅典，浚築典，工藝典，食貨典，文言典，宗教典，學術典，禮俗典，章服典，法令典，武備典。 三、記凡十，周服記，秦帝記，南胄記，唐藩記，黨錮記，革命記，陸交記，海交記，胡寇記，光復記。 四、考紀凡九，秦始皇考紀，漢武帝考紀，王莽考紀，宋武帝考紀，唐太宗考紀，元太祖考紀，明太祖考紀，清三帝考紀，洪秀全考紀。 五、別錄凡二十五，管商蕭葛別錄，李斯別錄，董公孫張別錄，崔蘇王別錄，孔老墨韓別錄，許二魏湯李別錄，顧黃王顏別錄，蓋傅曾別錄，王猛別錄，辛張金別錄，鄭張別錄，多爾袞別錄，張鄂別錄，曾李別錄，揚顏錢別錄，孔李別錄，康有為別錄，遊俠別錄，貨殖別錄，刺客別錄，會黨別錄，逸民別錄，方技別錄，疇人別錄，敘錄。 都六十一篇。 此即章氏改造新史之方案也。尋其所論，勝義非一，如以紀事一體，比於紀傳、編年，故於所立表、典、考紀、別錄之外。別立十記，專詳歷代大事，以彌班、馬之缺，既樹新體之骨幹，亦為通史之楷模，一也。又如逗通史一體，應舉大綱，以明人事衍變，制度因革，其不合於此旨，及繁而難理者，則具列於表，以補典、記、考紀、別錄之未備，此為史家詳人所略略人所詳之法，二也。又謂考史不專賴中籍，應窮及地下之藏，此晚近研史之新法也。章氏不信甲骨文字，嘗作論非之，證以此文亦非堅持己見，三也。又謂舊史應與新史並重，非謂新史成而舊史可廢，此即史料與史著可以並存不廢之義，無論中外，理無或爽，四也。夫吾國古史，即為《尚書》、《春秋》及三《傳》、三《禮》，學者非通經不能治古史，此章氏所以又有知經術者始能作史之說也。蓋章氏邃於經術，以其餘力治史，故喜以治經之法治史，其稱君卿而抑貴與，則以知經訓與否別之耳。甌北《箚記》，時有善言，譏其淺鄙，亦以此故。愚謂史家之視古經，一如古史，當以治史之法治之，而不可雜以治經之見。由此言之，則貴與之書未必不如君卿，已於前章略論之矣。惟謂史學進化，不僅廓清粗翳，能破尤貴能立，則為無上之勝義，吾見世之學者，能破而不能立者多矣。抨擊前人，不遺餘力，而不能本其所論，以自撰一史，能立之難，至於如此。有若章氏，不僅自創史例，議論章明，又能撰許二魏湯李及揚顏錢兩別錄 ，以示大凡，誠庶幾於能立者，然六十餘篇之通史，亦迄無成書，改造新史，亦難矣哉。 次於章氏，欲造通史者，則為梁啓超。茲將其所擬《中國通史》及《中國文化史》目錄，表列於下： 表見《飲冰室專集 國史研究六種》附錄 《中國通史》目錄《中國文化史》目錄(附子目) 一、政治之部 朝代篇 民族篇 地理篇 級階篇 政制組織篇上 政制組織篇下 政權運用篇 法律篇 財政篇 軍政篇 藩屬篇 國際篇 清議及政黨篇 二、文化之部 語言文字篇 宗教篇 學術思想篇 上中下三篇 文學篇 上中下三篇 文，詩，詞， 典本，小說。美術篇 上中下三篇 繪畫  書法  雕刻  髹冶  陶瓷  建築 音樂劇曲篇 圖籍篇朝代篇 神話及史闕時代，宗周及春秋，戰國及秦兩漢三國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遼金元明，清民國，歷代政況與文化之關係觀。 種族篇上 漢族之成份，南蠻諸族。 種族篇下 北狄諸族，東胡諸族，西羌諸族。 地理篇 中原，秦隴，幽并，江淮，揚越，梁益，遼海，漠北，西域，衛藏。 政制篇上 部落時代，周之封建，秦之郡縣，漢之郡國及州牧，三國南北朝之郡縣及諸鎮。唐之郡縣及藩鎮，唐之藩屬統治法，宋之郡縣及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清之行省及封建，清之藩屬統治法，民國之國憲及省憲。 政制篇下 政樞機關之制度及事實上沿革，政務分部之沿革，監察機關之沿革，清末及民國之議會，司法機關。 政治運用篇 神權，貴族，世卿，君主獨裁，母后及外戚，宦官，武人干政，輿論勢力，政黨。 法律篇 古代法律蠡測，自戰國迄今法典編纂之沿革，漢律，唐律，明清律例及會典，近二十年制律事業。 《中國通史》目錄《中國文化史》目錄（附子目） 教育篇 三、社會及生計之部 家族篇 階級篇 鄉村都會篇 禮俗篇 城郭宮室篇 田制篇 農事篇 物產篇 虞衡篇 工業篇 商業篇 貨幣篇 通運篇 以上凡三部，四十篇。 軍政篇 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戰術沿革，歷代大戰比較觀，清末及民國軍事概說，海軍。 財政篇 力役及物質，租稅，專賣，公債，支出分配，財政機關。教育篇 官學及科舉，私人講學，唐宋以來之書院，現代之學校及學術團體。 交通篇 古代路政，自漢迄清季驛遞沿革，現代鐵路。歷代河渠，海運之今昔，現代郵電。 國際關係篇 歷代之國際及理藩，明以前之歐亞關係，唐以後之中日關係。明中葉以來之中荷、中葡關係，清初以來之中俄關係，清中葉以來之中英、中法關係，清末以來之中英關係，現行之國際條約。 飲食篇 獵、漁、耕三時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飪，麻醉品，米、鹽、茶、酒、煙之特別處理。 服飾篇 蠶絲，卉服，皮服，裝飾，歷代章服變遷概觀。 宅居篇 有史以前之三種宅居，上古宮室蠡測，中古宮室蠡測，西域交通與建築之影響，室內陳設，城壘井渠。 考工篇 石、銅、鐵器三時代，漆工，陶工，冶鑄，織染，車，舟，文房用品，機械，現代式之工藝。 通商篇 古代商業概況，戰國秦漢間商業，漢迄唐之對外商業，唐代商業。宋遼金元明間商業，《恰克圖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南京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近代 國內商業概況。 貨幣篇 金屬貨幣以前之交易媒介品，歷代圜法沿革，金銀，紙幣，最近改革幣制之經過，銀行。 農事及田制篇 農產物之今昔觀，農作技術之今昔觀，荒政，屯墾，井田、均田之興業，佃作制度雜觀。 《中國通史》目錄《中國文化史》目錄（附子目） 語言文字篇 單音語系，歷史的嬗變，古今方言概觀，六書之孳乳，文字形體之蛻變，秦漢以後新造字，聲與韻，字母，漢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運動。 宗教禮俗篇 古代之迷信。陰陽家言及讖緯家言，道家之興起及傳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觀察，摩尼教、猶太教之輸入，回教之輸入，基督教之輸入與傳播，歷代祀典及湮祀，喪禮及葬禮，時令與禮俗。 學術思想篇上 古代學術思想之紹述機關。思想淵源，儒家經典之成立，戰國時諸子之勃興，兩漢時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之廢興及蛻變，兩漢經學，南北朝、隋、唐經學，佛典之翻譯，佛學之宗派，儒、佛、道之諍辯與會通，宋元理學之勃興，程朱與陸王，清代之漢學與宋學，晚清以來學術思想之趨勢。 學術思想篇下 史學，考古學，醫學，歷算學，其他之自然科學。 文學篇 散文，詩騷及樂府，詞，曲本，小說，駢文及八股。 美術篇 繪畫，書法，雕塑，建築，刺繡。 音樂篇 樂律，古代音樂蠡測，漢後四夷樂之輸入，唐之雅樂，清樂，蒸樂，唐宋間蒸樂，四十八調之變化，元明間之南北曲，樂器，樂舞，戲劇。 載籍篇 古代書籍之傳寫裝潢，石經，書籍印刷術之發明及進步，活字版，漢以來歷代官家藏書，明以來私家藏書，類書之編纂，叢書之輯印，目錄學，製圖，榻帖。 以上凡二十八篇。 由上列二目觀之，梁氏初稿，本名《通史》，後乃易稱《文化史》，故於原目有所更定，惟梁氏之所欲創造者，實賅通史、專史二種。嘗曰： 新史之作，可謂今日學界最迫切之要求，……啟超竊不自揆，蓄志此業，逾二十年，所積叢殘之稿，亦極盈尺，顧不敢自信，遷延不以問諸世。客歲在天津南開大學任課外講演，乃裒理舊業，益以新知，以與同學商榷，一學期終，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卷，凡十萬言，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發心殫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創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將悉以各學校之巡迴講演成之。其第二卷為五千年史勢鳥瞰，以今春在北京清華學校講焉；第三卷以下，以時代為次，更俟續布也(《中國歷史研究法 自序》)。 此為梁氏創造通史之意見，考其所創通史之初稿，乃自題曰《中國文化史稿》，而以《歷史研究法》為第一編，此蓋依據上列目錄，以次撰述，而以文化史為通史也。然近代科學分類，文化與政治經濟，各有疆界，不得徑謂文化史為通史。然梁氏有志撰中國學術史，蓄願甚奢，規模亦廣，蓋欲通古今而為一書，如早歲在《新民叢報》發表之《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即其具體而微者也。其後則以力有不逮，乃劃分為數段撰之，以為學術史中之斷代史，如曰《先秦政治思想史》，則東周時代之學術史也。曰《中國佛教史》，則兩晉南北朝隋唐時代之學術史也(此書略見於梁任公近著)。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曰《清代學術概論》，則近代學術史也。然佛教史及近二百年 學術史，皆撰僅及半，是取一部分而專撰之學術史，亦有不易成功之勢，甚矣其難也。愚考梁氏自謂富於學問欲，尤擅長於史學，涉覽既泛無涯際，而文筆又能達其胸中所欲言，劉知幾所謂才、學、識三長，梁氏實已備而有之。是故學如梁氏，才如梁氏，識如梁氏，始足以言修史，始足以言改造新史。愚於蚤歲甚期望梁氏撰成一完備之新史，以彌史界之匱乏，以慰學者之饑渴，然卒未見其有所造述，僅能得其所懸擬之目錄，及片斷之紀載，如上文所舉者而讀之，其未能饜求者之望，又可知也。蓋梁氏有所著作，皆造端弘大，非百餘萬言不能盡，久之不能卒業，乃棄去轉而之他，如是者非一例，其意中所欲造之新史，遲之又久，不能成功，亦正坐此。昔人有言，務博而業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 。持此以論梁氏，可謂切中其病矣。近世努力於專史之著，作者頗不乏人，茲舉其要者如下； 書名 卷數 撰著人 附考 《經學歷史》 一卷 皮錫瑞撰 《中國倫理學史》 一冊 蔡元培撰 《中國哲學史》 上卷 胡適撰 《中國哲學史》 二卷 馮友蘭撰 又《哲學史補》一卷 《中國文學史》 一冊 曾毅撰 文學史之作甚多，茲舉其精要者。 《中國文化史》 三卷 柳詒微撰 《中國佛教史》 三冊 蔣維喬撰 《中國氏族史》 一冊 呂思勉撰 《國學概論》 一冊 錢穆撰 其他如政治思想史，社會經濟思想史，法制史，財政史，皆有成書，而商務印書館主編之《中國文化史》叢書。多至四十餘種，雖多率爾操觚，不饜人望，然已能一易舊日之面目，而呈璀璨絢爛之觀矣。 近人有志作通史者，又有益陽陳鼎忠、曾運乾二氏，自雲，民國三年濫竽湖南官書局，愴念國故，爰述通史，首成《敘例》三卷，《原始》五篇，正史以下，先為長編，以待纂訂，未幾局解，書未及成，是其何日殺青，正在未可知之數。據其《敘例》所論，則有卓卓可稱者，其《例》曰：綜二家，通三體，縱有通古(即通史)二家，橫有編年、紀傳、記事三體。畫分全書為十五編，，曰三皇五帝，曰夏商周，曰東周秦，曰漢，曰後漢，曰晉，曰宋齊梁陳，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曰清。一編之中，自為經緯，本通史之規模，寓斷代之義例。捨短取長，並行不悖，分之可考一代源委，合之即得千古會歸，此綜二家之旨也。上師孔子並纂《春秋》、《尚書》之遺意，中仿丘明撰述《左傳》、《國語》、《世本》之成法，下考近代史家三體之流變，為《例目》五：曰紀，曰傳，曰志，曰錄，曰譜。紀以紀年月，非以紀帝王，大事書之，小事削之，名仍《史》、《漢》，實法《春秋》也；傳以序事，非以序人，限題名篇，詳著顛末，取足與紀相發明，雖本《春秋》內傳名稱，實則外傳《國語》體制，即近世所稱紀事本末也；志以匯記朝廷法度、官禮之遺制，班、馬之舊式也；錄以綜括士女行誼，名本何氏晉書 ，實法正史類傳也；譜以理董糾紛，記載委曲，補紀傳之闕漏，作志錄之助，世本周譜之成規，華嶠、鄭樵之素悉也。綜斯五例，詞取錯綜，豎則綜貫二家，橫則檗括三體，此通三體旨也。考其精義所在，尤在傳以敘事非以紀人一端，二氏曾詳釋此義雲。 古人著書，前或綜舉大綱，後則覙縷細目，殆猶《洪範》先列九疇，《周官》首陳六典，綱即其經，目乃稱傳故也。五家之傳，體制各異，同為解經。孔穎達雲，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為傳，以此推之，傳者對經而名，傳依經而作，經須傳而解，為周秦時之定法。馬遷作史，既舉紀名以奉君上，又稱傳號以授人臣，人各一篇，兩俱無當，而孔門傳注之家法晦，諸子自為經傳之義例亦乖。夫史文之傳，類詳本事，書傳左氏，其成法也。書傳述本經之委曲，左氏推本事之始終，安有以人為別，牽於類次，書事則病人，書人則病事者哉。書傳左氏，依經作傳，管子韓非，自經自傳，陳編具在，皆所取裁，若司馬所列，直家傳之濫觴，惡在其能彷佛古人也。然則傳以事別，固已正司馬之失，傳以釋經，則又守前史之成，經緯厘然，名實相副，奚不可者，此所以革遷史之體，而仍襲其名也(。《通史新義 例六》)。 果如二氏所論，改傳之紀事一體，別名匯傳為錄，誠足革新史體，以合近代以事為綱之法，又與章太炎先生之別立十記，以詳歷代大事，同一旨趣者也。惟以一二人之精力，改造二十餘代之陳編，紀、傳、錄、志、譜五體悉備，必蹈鄭樵好為大言實不副名之譏，舉鼎絕脰、力不能勝，正堪借喻，此二氏之書，終至於無成也。愚謂纂造通史，應以普通普遍為涵義，取其概括之事實，只求其通，不求其詳，其餘之繁而不殺者，則仍讓之專史，庶乎各舉其職，兩不相犯。鄭樵不避其難，毅然以獨力成之，結局乃成一通不成通、專不成專之《通志》；梁啓超之志量，視鄭氏為狹隘，於一局部之通史，仍不能成書，不得不改為寸寸而斷之專史。由是言之，二氏欲為毅然為之，始終不懈，以至窮老氣盡，其終無成功之一日，又不待言也。惟如章先生所創之體例，此一方有所取，他一方又有所棄，縮千數百卷之書，於百數十卷之內，雖其體裁，是否合於近代通史之新例，蓋亦庶幾乎近之矣。若二氏所舉之五例，無論為紀為傳為錄為志為譜，任舉其一，皆委曲繁重，累世而不能終其業，而謂一手一足之烈，及身而能觀成，不但為吾之所未敢信，抑亦理所絕無之事也。 由上所舉諸例，可得一結論曰，凡造一史，包含太廣，則不易成功，誠得其要，則無往而不宜，通史如此，專史亦如此，通史、專史之相需為用，亦不外此理。此驗之古今而不爽，推之中外而皆準者也。茲依此理求之，史之進化，往往由合而分，由極大析而至於極小，例如列傳，本為紀傳史中之一體，後乃任為一人作傳，可以獨立成書。又如紀載某代之大事，本為紀事史中之一目，後乃任為一目作紀事，獨立可以成書。在昔本不乏此例，而在近代為尤盛，此皆自合而分之明證也。 欲明史籍分析之始末，應先詳考史籍分部之由來。茲考史部蓋有新舊二種，昔者劉知幾曾於正史之外，榷為十流，前已略舉之矣。再自阮《錄》、《隋志》以來，史部分類，要不外下列各類，列表明之： 類別阮《錄》《隋志》《兩唐志》《宋志》《明志》清《四庫書目》劉氏 《史通》  附考 正史國史正史正史  集史正史正史  正史  正史集史一名通史 編  年入國史古史編年編年 實錄入正史  編年入正史 紀事本末無無無入編年入正史紀事本末紀事一體始於宋代 別史  雜史入國史雜史雜史  史鈔別史雜史  別史 雜史附正史 霸史偽史霸史偽史霸史入雜史  載記附正史偽記 起居注詔令奏議注歷起居注起居注實錄詔令入編年入正史詔令奏議時令  小錄 故事舊事舊事故事故事故事或入雜史或入子部儒家考訂一類  逸事 瑣言  雜記 職官職官職官職官職官職官  職官 儀注儀典儀注儀注儀注儀注  政書 刑法法制刑法刑法刑法刑法入政書及詔令 傳記雜傳 鬼神雜傳雜傳  女訓傳記傳記  傳記  別傳 地理土地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地理 郡書地理書都邑潯郡書即地方史地理書即國經 譜牒譜狀譜系譜牒譜牒譜牒改入子部 譜錄  家史 目錄簿錄簿錄目錄目錄  目錄 史評  史鈔入雜史史鈔 史評史鈔 史評  史評 史鈔史評一稱史學 按《通志 藝文略》有食貨一目，《補宋史藝文志》有通史一目（即唐志之集史），《補遼金元藝文志》有史學一目，《書目答問》及《清史稿 藝文志》有金石一目，茲不備列。 按表列正史、編年、紀事本末，以及別史、霸史、雜史、起居注、實錄、史評之屬，多已述於前矣。職官、儀注、刑法、政書、地理諸目，或屬於典禮，或屬於方誌，亦為述其梗概，皆史部之大者也。傳記、譜牒，皆為紀人而作，傳記即自正史中之列傳、書、志劃出而自為一書者，而紀人之年譜，亦由本紀蛻變而出，是雖不能概其全部，亦史部之支與流裔矣。至於目錄之學，近世研圖書學者，輒別為一目，命曰總類，初不以史部為限，故本編亦不復詳論之，此舊式史部分類之大略也。近人梁啟起，始將《隋志》以來分類之法，略事變通，乃於原有各類之中，分為通體、別體、綜記、瑣記諸子目，又立學史一類，取《明儒學案》等書隸之，此又自舊日子部儒家劃出而自成一類者。柳、朱諸氏，亦有應聲，茲萃其說，列而為表 ： 以上所述，又新式史部分類之大略也。綜觀新舊兩式，自以新者為勝，蓋無論何類，皆有綜、別二體，不惟其大者有通史、專史之分，而各專史中，亦皆有綜、別二體，茲為較其總量，大抵綜合各體以為一書者少，得其一體而別為一書者多耳。試取上舉各類證之，正史一體，固無所不包矣，其他如編年則具本紀之一體，政書、地誌則具書志之一體，傳記則具列傳之一體，學史則具匯傳之一體，正史為綜體之通史，而其他各類則為別體之專史，此史籍由合而分之證一也。又如傳記一類，蓋合傳與記而言，或雲傳以紀人，記以敘事，此亦不然，晉杜預撰《女記》，又有毋丘儉《記》，皆以紀人者也。傳有別傳、家傳之分，要之皆以紀人為主，自宋以來，名人多有年譜，於一人生平之事，寓以編年之法，又傳記一體之別開生面者矣。然無論傳記、年譜，皆以一人為本書之主體，而以與其有關涉之事附之，如作王安石傳、王荊公年譜，或張居正傳、張江陵年譜，而二人之相業，必詳述於傳記、年譜之中，是雖為一人作傳作譜，而一時期之史事，亦備具於其中矣。是故近頃傳記一類，頗為發達，無間中外皆然， 此史籍由合而分之證二也。 上述史部分類有新舊之不同，然皆就舊有之史籍而為之區分耳，至於近人新撰之通史、專史，亦有榷論之必要焉。舊史於通史之外，有斷代、國別諸體之分，概言之，皆稱為專史，而新撰之史亦分通史、專史二體，前已略論之矣。以通史言，為便於論次，或分為三期，曰上古，曰中古，曰近世；或分為四期，一析中古之後半為近古，一析近世之後半為現代，蓋仿西史分期之法，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以專史言，或損截通史為數段，曰遠古史，曰商周史，曰秦漢史，曰魏晉南北朝史，曰隋唐五代史，曰宋遼金元史，曰明清史，曰近代史，亦概稱為斷代史；或縱剖通史為數部，曰政治史，曰社會史，曰經濟史，曰學術思想史，亦概稱為專門史，此則參用中西之法，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者也。總而言之，皆由史部分類一法推而出之者也。其他姑不具論，第就通史分期一事言之，近人嘗以自邃古訖晚周為上古，秦漢訖五代為中古，宋訖明中葉為近古，明季訖現代為近世，總為四期。蓋從每期史事演變之大者為之區分，如上古為漢族創建時期，中古為漢族競勝時期，近古為漢族中衰時期，近世為西力東漸時期，各有顯著之徵象，是其證也。近賢研究國史者，多謂近代史應自鴉片戰爭敘起，羅家倫氏於所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及方法》一文中論及此云： 歷史有兩個特性，一個是連續性，一個是交互性，代史的名稱，不過是就研究便利而劃分的一個段落，就歷史的連續性而論，不是說近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可以不問過去一切的，如西洋近代史，有許多的西洋史家只從法蘭西大革命敘起，這不是說法蘭西大革命以前，西洋就沒有文物制度，也不是說法蘭西大革命一起，西洋的文物制度就一齊變了，……不過史學家為研究便利，和認識這件事和某方面的重要性起見，姑且把他作一個重要時代的開始。若是把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講起，也不是說近代的中國就始於鴉片戰爭，別的不說，即就中國對於西洋交通一事而論，也不是從這個戰爭開始的，近之如十六世紀中西海路交通，如方濟、如利瑪竇的東來和西洋文化與商品的輸入；遠之如中西當漢唐時代在中央亞細亞的交通和中國所受希臘與亞剌伯文化的影響，哪一件不應當提到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不能真正閉關，海禁大開，也只能注重這個大事便了。如果史家從鴉片戰爭開始講近代史，也不過為研究便利，認定這件事對於中西短兵相接後所發生的各種影響的重要性起見，把他作個重要的時期開始而已，原不是認為這個時代可以和從前一切歷史分開的。就歷史的交互性而論，則中國近代史是個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對象，我方才說過中國和西洋的接觸，不是最近開始，但是在最近一段里，中國確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許多國際的關係，發生了許多深刻的影響，不只是軍事、經濟和所謂一切物質文明，因此發展了新的局勢，而且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明基礎，也因此受了劇烈的震動和變更。現在沒有幾件中國的事實是可離開世界環境，可以講得通的，要研究中國的政治改革和變動，非打通國際情形來看不可；要研究社會的改變和生活，非綜合他國的現象來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進，非考察世界的學術思想不可。(下略) 考其所論近代史劃分時代之理由，不外外力之侵入中國，中國之門戶開放，使中國對外之局勢為之一變，皆自鴉片戰爭一役為之關鍵耳。依此見解以論中國通史之分期，其上古一期可以仍舊，中古一期可由秦漢敘起訖於清中葉鴉片戰爭以前，綿延二千餘年，與為期不過百年之近世史，兩相比較，似有長短不侔之嫌，且考中古、近世二期之劃分，概以對內、對外之關係為準，然近代西力之東漸實始於明季清初，講近世史者似不能遺此一段而不言，此可謂為近世史之前期，且可補救此期過短之病，如果自鴉片戰爭劃分敘起，亦可稱中國近百年史，此說亦言之成理，此撰通史者所應折衷考量者也。愚謂羅、蔣二氏從對外關係著眼，近百年內，中國內政鮮有可述，對外關係，實居主位，劃為一段以資講說，正無不可。且橫截數段，而為斷代之敘述，鴉片戰爭以來之史實，為其中最後之一段，姑名之為近世史，亦可予學者以研究之便利。惟貫通中國五千年之事跡，而為一書前後，脈絡相尋，則近世史可上延於明季，以明西力東漸之來源，此又愚之主張不敢苟同於二氏者也。 近頃頗盛行主題研究之法，即取古今或一代之事，析為若干主題，各個而討論之之謂也。主題研究，本取法於紀事本末一體，如《通鑑紀事本末》一書，即取《通鑑》一書，分為二百三十九個主題，而各就本題，詳紀其事之始末，此研史最善之法也。惟袁樞以下諸氏之撰紀事本末，不過取已成之書，而加以分析之功，非能自取多量史料，融會貫通，以尋得新斷案也。前賢能採用主題研究方法，得有新斷案者，無過於趙翼之《廿二史箚記》，其中所立各題，悉能採摭多量史料，以歸納法而得新斷案；次如全祖望之《跋庚申外史》，錢大昕《與袁簡齋書》之論唐宋時判、守、知、試、檢校之官稱，亦能就一主題，而為殫見洽聞之討論，皆其倫也。近人之善用其法者，多至不勝枚舉，其最者，為王國維、陳垣二氏，王氏所撰《卜辭中殷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考》二文 ，陳氏所撰《西域人華化考》、《也里可溫考》諸篇，皆為史學界公認之名著。以其所用之方法，尤遠勝於前人，大抵皆從事搜集材料，以為觀察測驗之工具，次則整理其所得之材料，或為之分析，或為之歸納，暫為定一假說，次則以實證及審核，以從事實驗之工作，由此以求得最後之斷案，此即所謂科學方法也。搜得若干材料，為之分析歸納之後，如皆無當於真理，則必棄去，而別求其真實之材料，即有單文孤證，而不足以說真理之所在者，亦必待得有多證，而後敢下斷案。研究科學，應用此法，研究史學，亦不外此理，諸氏之獲得良績，要以其研究方法之善耳，而主題研究又為比較近於科學方法之研究也。 無論以人為主，而作傳記、年譜，以事為主，而用主題研究，其為以分功之法，集中精力，以求徹底之了解，不待言也。然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個之貫通，其目的也，不 能因在手段過程中，得有大量之收穫，而遂忘其最後之目的，即不應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卻整個之貫通。譬如清代學者之治小學，本為通經，通經之旨，本為求得古代社會之真相及其典章制度之所在，乃多數學者，終身徘徊於專聲音、訓詁之間，而不能自了，是注意部分之研究，而忘卻整個之貫通也。是以手段為目的，而不知手段之外而別有其目的也，學者甘心蹈此而不悟，豈得謂之善學耶 蓋為人而作傳譜，為事而立標題，皆為治史之手段，而其目的乃在造有系統有組織之通史、專史，亦必各個部分咸有精確之斷案，然後造作通史、專史，乃易於成功，亦即吾理想中比較完善之新史。所謂新史之創造，其方法亦不外此，最近史學之趨勢，此又其一端也。 自王充作《論衡》，於古聖哲盛致譏損，而劉知幾《史通》，乃有《疑古》、《惑經》之篇，清代又有崔述，以考而後信為職志，此在前代史家所僅見者也。近頃學者，深受崔氏之影響，而致力於疑古辨偽者，則有顧頡剛氏；而古史辨一派之學者生焉。顧氏治史之意見有三：一謂時代愈後，則古史之傳說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之古人為禹，孔子時又有堯舜，戰國時又有神農黃帝，秦時又有三皇，漢以後又有盤古是也。二謂時代愈後，則傳說之古人範圍愈大，如舜在孔子時為無為而治之聖君，至孟子時又為百代模範之孝子是也。三謂吾人雖不能知古代事跡之確狀，而可以知其最早之傳說，如東周時代所撰東周史，雖不易窺見，而可窺見戰國時代之東周史，雖不能窺見夏商時代所撰之夏商史，亦可窺見東周時代之夏商史是也。基此意見，以論古史，因《說文》有「禹，蟲也。從內，象形。內獸足蹂地也」之語，遂謂禹為九鼎上所鑄動物之一，約為蜥蜴之類，一也。又因《商頌》「洪水芒芒，禹敷上下方」之語，遂謂禹為上帝所派之神，而非人，二也。又因《論語》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語，遂謂禹為耕稼國家之王，三也。推其所疑，因疑禹而並及堯舜，謂皆為史前人物，不必實有其人。蓋崔述之疑古，以經為據，凡古經及孔子所不道者，乃始疑之，如《補上古考信錄》是也。若堯舜禹以下，為孔子所已言者，則不之疑，猶為有其斷限，若顧氏則並孔子所已言崔氏所不疑者，亦疑而考辨之，是蓋不以古人之說為桎梏，較崔氏更為進一步之研究者也。顧氏之說出後，辨駁者有之，譏笑者有之，從而讚許者亦有之，然辨論最精者，無過於陸懋德，懋德固以精研古史名家者也。顧氏之論，以《商頌》為據，蓋從王國維之言，以為西周作品也。然陸氏則謂，《商頌》詞句多與《魯頌》相似，應為東周作品，而《尚書》中之《堯典》、《禹貢》、《呂刑》等篇，皆有禹字，而顧氏不信《堯典》、《禹貢》，而謂《呂刑》亦非西周作品，然禹字又見於《尚書 立政篇》，而其時代又較《呂刑》為早，決為西周作品。然顧氏不引《立政》，而引《商頌》，何也。顧氏疑禹，而不疑湯、文王、武王以下者，以其祖先子孫皆明白可據也。陸氏則謂顧氏之謂可信者，有《商書》之《盤庚》，然於此篇內未能考得湯之祖先、子孫為何人也，若以東周時代之《商頌》為可信，為湯有祖先、子孫之證，則東周時代之《洪範》、《左傳》及《古本竹書》又何不可為禹有祖先、子孫之明證乎。現時地下發見之甲骨文字，頗能證明湯之祖先、子孫，與《史記 殷本紀》所載大半相合，是則《史記》於三代世系，必根據王家所藏之歷代牒記，而非出於偽造，推之《夏本紀》，或亦如是，惟尚有待地下之發見以為證明耳。或曰，欲辨顧氏古無夏禹之說，當取《秦公敦》「顛宅禹責」、《齊侯鑄鐘》「處禹之堵」等古器證之，此譏某氏徒以《說文》證史之未當也。陸氏則曰，以《秦公敦》、《齊侯縛鍾》之銘文，證明禹有其人，王靜安(國維)已先言之，然此二器，均為東周作品，如能據此證明禹有其人，則《論語》之「禹有天下」，早足為「禹有其人」之證，不待《秦敦》、《齊鍾》而後明，持此豈足以服顧氏之心，然顧氏於此，乃不加辨正，何也 陸氏箴顧氏之失，謂有好奇立異望文生訓之病，又為原諒之詞，曰，如以禹為蜥蠍，則怪物也，以禹為天神，則非人也，以為國王則又人而非神矣，顧氏於此，未嘗堅執一說，此蓋假定之詞，而非決定之論也。考顧氏於發表意見之後，因錢玄同謂據金文、甲文，禹字不同肉，《說文》禹字所從之內，為漢人據訛文而杜撰，乃謂《說文》禹字之釋，不能代表古義，從而放棄其前說。蓋顧氏之所說，悉為假定，以表現其疑古辨偽之精神，由前所述治古史之三意見而發生者也。然愚終謂古書不可輕信，亦不可輕疑，專從故紙堆中，搜求證據，考論古史，固難斷其真偽，即從地下發見之筒古文字，片斷記載，據以判斷古史，亦易陷於謬誤。如陸氏所論《史記》三代世系，必根據王家所藏之歷代牒記，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可證明其非偽造，此真為卓識偉論，為諸家所不及，持此義以論史，鮮有陷於謬誤者矣。嘗謂考史之失有二，讀書不多，舉證不富，輕為論斷，則失之陋，列舉多證，以偽為真，輕為論斷，則失之妄，肯虛心者，或患讀書太少，而讀書太多者，或未必肯虛心，故陋之病尚可補救，而妄之病每至不可醫也。有若顧氏，聞錢玄同一言，而遽放棄其意見，可謂勇於服善，又以其疑古精神，為治史者別開生面，亦可一掃從前拘泥罕通之病，其功與過，亦略相等，故是不可輕於信古，亦不可輕於疑古，必如崔氏之考而後信，乃能得其正鵠，此又近頃疑古一派學說之大略也 。 綜觀上文所述，可知近頃學者治史之術，咸富於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學之律令，又以考古、人類諸學，從事地下發掘，以求解決古史上一切問題，因以改造舊史，別創新史，蓋蒙遠西學術輸入之影響，以衝破固有之藩籬，利用考見之史料，而為吾國史界別闢一新紀元者也。雖來日之衍變，未知所極，然即今以推來，而大略可知。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愚亦惟就所可知者，大略述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