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 第九章 清代史家之成就
撰史之例，詳近略遠，清代史家之卓有成就者，無慮數十人，茲取其最著者論之。或以章學誠生於浙東，於《文史通義》中著有《浙東學派》一篇，因謂史學為浙東所獨擅，此似是而非之論也。考浙東學派起於宋，時有永嘉學派、金華學派之稱，永嘉之著者為陳傅良(止齋)、葉適(水心)，金華之著者為呂祖謙(東萊)、陳亮(同甫)。祖謙與朱熹同時，於朱、陸二派之歧異，則兼取其長，而輔之以中原文獻之傳；陳傅良、葉適、陳亮則皆好言事功，同時又有唐仲友(說齋)，以經制之學，孤行其教，當時號稱浙學。呂祖謙既著《大事記》，其後又有王應麟(伯厚)籍於浙東之慶元，究心史學，著述最富，亦承永嘉、金華之風而興起者也。浙東人研史之風，元、明之世本不甚盛，至清初黃宗羲出，昌言治史，傳其學於萬斯同，繼起者又有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皆以浙東人而為史學名家。於是浙東多治史之士，隱然以清代之史學為浙東所獨擅，並上溯於宋之永嘉、金華，以為淵源之所自，世人之不究本末者，亦翕然以此稱之。觀黃宗羲承其師劉宗周之教，而導源於王陽明，蓋與宋代呂、葉、二
陳絕少因緣，其源如此，其流可知。萬斯同固親承黃氏之教矣，全祖望私淑黃氏，續其未竟之《學案》，亦不愧為黃氏嫡派，至於章、邵二氏，異軍特起，自致通達，非與黃、全諸氏有何因緣，謂為壤地相接，聞風興起則可，謂具有家法互相傳受則不可。茲篇所著，一以專門名家者為斷，弗取學派之說，以捐偏黨之見，研史之士，或有取焉。
世謂黃宗羲為清代史家之開山，非虛言也。宗羲字太沖，學者稱梨洲先生，餘姚人也，其學雖導自其師劉宗周，然亦源於家學。其父尊素，明末東林黨之巨子也，以訐魏忠賢被逮，途中謂宗羲曰，汝近日心粗，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之《獻徵錄》略涉讀之。自斯以來，黃氏始治史。同里則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皆富於藏書，資而讀之，其學日進。考其治史之旨，蓋一由於矯時弊。全祖望曾論及之云：
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敝，高談性命，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源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依可據，前此講堂痼疾，為之一變(《甬上證人書院記》)。
二由於寄其故國之思。其為萬斯同作《歷代史表序》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雲，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辭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蓋當其時，不惟王學已屆末流，有不勝其弊之勢，必須以實學挽之，而黃氏遁居草野，聲聞甚著，時君必欲致之京師，且畀以修《明史》之任，意雅願為，而義不可出，故委其責於弟子萬斯同，斯同出而黃氏之志售矣。其曰，危素不死，而於修史無一辭之贊，己則不然，其度量不亦遠哉。黃氏又云：
自科舉之學興，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至欲廢《資治通鑑》之版，然卒不能，今未有史學之禁，而讀史顧無其人，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嘆也(《歷代史表序》)。
此蓋以治史期勉後學，而卒能繼起有人，此黃氏所以為一代史學之開山也。黃氏所撰諸書，以《明儒學案》為最，又撰《宋元學案》，未成，前已論之，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六百卷，皆與有明一代之史相關。史案久佚，而世傳之《行朝錄》，則其殘帙也。《明文海》以入《四庫》者僅四百八十二卷，所缺一百十八卷，蓋以忌諱而去之耳。自言閱明人文集二千餘家，《文海》與《十朝國史》相首尾，則其究心明史，不僅限於實錄矣。黃氏又謂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貫群言，自天官、地誌、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而尤究於曆法，於魯監國時，作《大統歷》頒之，又注授時、回回、泰西三歷(據《清史稿》本傳)，或又以所著《明夷待訪錄》見推，此蓋寄其政治思想，而無與於史學者也。
次於黃宗羲者，則萬斯同也。斯同字季野，鄞縣人，從宗羲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曾以布衣參修《明史》，已略敘於前章，卒年六十，錢大昕作《萬先生傳》，方苞作《萬季野墓表》，皆紀其學行甚詳。方苞述萬氏之言云：
史之難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跡，並暗昧而不明，由於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跡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別裁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里，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嘗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聞往事，旁及郡邑志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望溪集》十二)。
此即萬氏治史之梗概也。尋其意旨有三：一貴徵實，而不應雜好惡毀譽之見；二以實錄為本，而於雜記、短書則博觀而慎取之；三史之初稿貴詳，以免不應去而去之病。史貴徵實，劉知幾已為之發揮盡致矣，史之初稿貴詳，亦李燾《長編》寧詳勿略之旨也。若夫實錄之書，蓋亦不無文飾，唐高祖、太宗實錄，於玄武門之變，多所諱飾，不可盡據，夫人而知之矣。明成祖靖難之師，殺侄自立，懷有慚德，故於太祖實錄，修改至於數次，又削建文一朝之事而不書，則實錄又可為信史乎 萬氏之意，蓋謂諸史料中以實錄為比較可信，所錄多為諭旨章奏，不煩筆削，所謂直載其事其文，無可增飾者也，實錄有未核未備者，再慎取他書以訂補之。蓋雜記、短書，語多誣妄，最難取信，故曰，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近人多重野史而輕官書，而流弊至於無等，是則萬氏所論，乃兩害相權姑取其輕之意耳。萬氏又長於禮，曾助徐乾學修《讀禮通考》，或以全祖望有乾學更請季野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之語，遂謂秦蕙田《五禮通考》，由攘竊萬氏之作而成 ，無徵不信，厚誣古人，吾不敢妄為附和(參閱第八章論典禮一節)，然萬氏治史之廣博，亦可於此窺見矣。
繼萬斯同而起者，則有全祖望。祖望字紹衣，學者稱謝山先生，亦鄞人也，成進士後，膺館選，已而被擯，遂不復出，以著述自娛，其所究心者，為晚明文獻之學。初李紱見其文曰，此深寧(王應麟)、東發(黃震)後一人也。在翰林時，與李紱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日各盡二十卷，其學問之博以此。時開《明史》館，祖望為書六通移之，先論《藝文》，次論表，次論《忠義》、《隱逸》兩傳，其表章遺獻之意，隱然可見。生平服膺黃宗羲，亦深蒙萬斯同之影響。卒年五十一，所著書曰《鮚琦亭集》、《經史問答》、《宋元學案》。集中所載如錢忠介、張蒼水諸傳，皆明末死節之士，又為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陸桴亭、萬貞文、劉繼莊諸氏志墓作傳，皆以表彰隱逸高蹈不仕之大節，試取全書讀之，十九皆史料也。蓋明季北都既陷，諸臣展轉南方，孤力支撐，屢仆屢起者，先後相望，惜無人為之表彰，將有就湮之勢，全氏痛心於此，取以自任，就所聞者，泚筆記載，今日考南明史者，得以左右逢源，取用不竭，以祖望保存之力為多。阮元稱之曰，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傳，而祖望兼之。又謂百尺樓台，非積年功力不可。吾謂全氏之可稱者，厥惟史才，經學、詞科，不過藉以潤色其史才耳。夷考其時，文網正密，以喜談明史受禍者，不知凡幾，而全氏獨夷然不顧，口詢手纂，積稿等身，歿後又得流傳，亦無人為之訐發，抑何幸也。《經史問答》中，論史者約百餘條，首論《戰國策》，余皆論《史》、《漢》，《後漢》以下未暇為也。全氏頗喜言史法，曾論《史記》竇、田為一傳附灌夫固非，《漢書》合韓安國為一傳尤不合。其言曰：
竇、田薰蕕，相去遠甚，竇本不以外戚得封，自以七國時功，而爭梁王，爭栗太子，其大節甚著，在景帝時，當與條侯作合傳，晚節不善處進退之間，自是無學術，然安得謂之凶德，而使與田蚡同列。田蚡特豎子，無一可稱，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在《外戚傳》。史公生平習氣，樂道人盛衰榮枯之際，以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強合竇、田為一傳。《漢書》則因韓大夫在東朝與議竇、田之獄，而並牽合之，尤非也。安國只應與鄭莊輩合傳。
又論《漢書。東方朔傳》云：
《史》、《漢》皆喜於文字見奇詭，而不論史法，《漢書》較《史記》略減，然如《司馬相如》、《東方朔傳》，仍所不免。以史法論，朔之斥吾邱，麾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節，三者已足，何得滑稽之娓娓乎，其實文字，亦不尚此穢語。
愚按田、竇傳，為《史記》中最生色文字，其所以生色者，即在善寫其盛衰榮枯之際，設去此一節，便覺索然寡味矣。大抵撰合傳者，不必其人人銖兩悉稱，但能以事聯綴之，彼此相關，能合而不能分，即為極合傳之能事。《史記》中諸合傳，每能貫澈此旨。後來諸史，惟歐、宋所撰之《新唐書》，偶爾有之，如張巡、許遠合傳，其事並不分敘，又能附以南霽雲、雷萬春事，此真善學太史公者，若詆南、雷與張、許不倫，豈得謂之通識哉。至論《東方朔傳》，亦與之同病，蓋東方朔之卓然可傳，為人樂道而不衰者，即在託諷而譎諫，所謂託諷譎諫，即以其為滑稽之雄，本傳所述，皆以著其滑稽，雖毗於奇詭，不足為病，而全氏以史法繩之，不亦遠乎。全氏所談史法，大抵如是，蓋全氏所著悉為史料，不能與成家之史相提並論，就其所表著者論之，已為吾儕心折久矣。《宋元學案》，別著於前，故不復論。
次於全祖望，而可稱之史家，則錢、王、趙三氏是也。錢氏名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嘉定人也，以進士入翰林，累官至少詹事，年未五十，丁父艱，遂不復出，卒年七十七。王氏名鳴盛，字鳳喈，號西莊，亦嘉定人，與錢氏同年進士及第，累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亦因丁母艱不復出，卒年七十六。趙氏名翼，字雲松，號甌北，陽湖人也，亦進士及第，累官貴西兵備道，因案鐫級，遂乞歸，不復出，卒年八十六。三氏皆邃於史學，錢氏著《二十二史考異》，王氏著《十七史商榷》，趙氏著《廿二史箚記》，皆統釋諸史，逐年積累而成，歷時久而後出者也。阮元之論錢氏曰：先生於正史、雜史，無不討尋，訂千年未正之訛；校正地誌，於天下古今沿革分合，無不考而明之；精通天算，三統上下，無不推而明之；於金石無不編錄，於官制史事考核尤精，因嘆以為人所難能。蓋錢氏於正史、雜史而外，兼及輿地、金石、典制、天算，治史範圍廣於同時諸家，故所著又有《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而精意所寄，尤在《十駕齋養新錄》一書，可與顧炎武《曰知錄》相伯仲，宏博不如，而精實過之。文集中所載《與袁簡齋書》，論唐、宋官制守、判、試、知、檢校諸稱，援引精確，分析入微，為前人論史書中所罕見。即如所論「三史」一條雲，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引《續漢郡國志》、《春秋》三史會同征伐一語為證，唐以後《東觀記》失傳，乃以范書當三史之一，所論何等明晰 。至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則論三史者凡三條：其一，亦引《續漢郡國志》，而謂《後漢》為指謝承或華嶠書(卷三十二)；其二，則以《三國志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有省三史諸家兵書之語，是時尚無謝、華二氐之書，無以解之，乃謂三史似指《戰國策》、《史記》、《漢書》(卷四十二)；其三，則取前兩說而並舉之(卷九十九)，是蓋忘記三國之世已有《東觀漢記》流傳於世也。是則錢氏所釋，為至當不易矣 。文集中又有《答問》十二卷(卷四至十五)，中有兩卷論史，似勝於全氏之《問答》。或多稱錢氏《考異》，不知其所重者為文字之異同及訓釋之當否，其精言要義，多不具於此，讀者不察，遂謂錢氏史學，似未出於王、趙二氏之上，此則皮相之論也。王氏史學，悉具《十七史商榷》一書，曾論治史宜考典制，又謂與治經不同。其說云：
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跡之實，年經事緯，部居州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治史之法，與讀經小異而大同，何以言之，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亦猶是也，故曰同也。若夫異者則有矣，治經斷不敢駁經，而史則雖子長、孟堅，苟有所失，無妨箴而砭之，此其異也。抑治經豈特不敢駁經而已。經文艱奧難通，若於古傳注，憑己意擇取融貫，猶未免於僭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他徙。至於史，則於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論裴駰、顏師古一輩乎，其應擇善而從，無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異也。要之二者雖有小異，而總歸於務求切實之意，則一也(《十七史商榷 自序》)。
或據此序，謂《商榷》一書，重在典章故實是也，然細考其書，典章故實固居其大半，然亦論及版本義例，不拘一體，與錢氏《考異》，皆善於用析以演繹法而得之者也。至趙氏之《廿二史箚記》則不然，趙氏意在總貫群史，得有折衷，《自序》所謂多就正史紀、傳、表、志參互勘校，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即此意也。茲考其書，如論《漢書》多載有用之文，《舊唐書》、《舊五代史》多用實錄、國史，《宋》、《遼》、《金》三史初修、重修之始末，皆敘次綦詳，不待他求而略具；至東漢之宦官與黨禁，六朝之清談，南北朝通好之使命，唐代宦官及節度使之禍，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宋代制祿之厚、冗官之多、和戰之是非，元代百官以蒙古人為之長，明代內閣首輔之權重及才士誕傲之習各條，皆屬一代大事，而能列舉多證，娓娓而談，以明其事之因果嬗變，尤合近代治學之方法；即其細者，如漢多黃金，三國關、張之勇，五代人多以彥字為名，明初文字之禍，亦皆本末洞然，富有逸趣，讀其書者，乃至不忍釋手。蓋他人之治史者，喜以稗乘脞說為證，而趙氏則以本書證本書，或以其他正史證某一正史，蓋由清人以經證經之法，推而出之，其識見尤高人一等。統觀全書，悉由善於用綜以歸納法而得之者，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趙氏可謂善於屬辭比事矣(李慈銘謂《箚記》為乾嘉時一老儒所作，趙氏據而有之，不知何據)。此其治史之術，又與錢、王二氏不同者也。錢、趙二氏之書，皆以廿二史命名者，明代以《舊唐》、《舊五代》不列正史，故只有廿一史，清代增《明史》，則為廿二史，趙氏《箚記》並《舊唐書》、《舊五代史》而釋之，而不稱廿四史者，其時二史未奉有列入正史之明諭也。錢氏《考異》，分《後漢》之志為《續漢》，增《舊唐書》而無《舊五代》及《明史》，故亦為廿二史。至王氏所釋，迄於五代而止，雖論及《舊唐》、《舊五代》，亦不列於數內，稱十七史，用宋人語也。《考異》、《箚記》之名，無待詳釋。至王氏之書命名「商榷」，蓋取《史通 自序》「商榷史篇遂盈筐篋」之義。又謂，商，度也；榷，麄略也，言商度其麄略也 。王氏又著《蛾術編》，不專言史。錢氏尚有《三史拾遺》、《諸史拾遺》，附《考異》以行。又曾究心《元史》，先撰《氏族》、《藝文》二志以見志。或謂別有《元史稿》若干冊，著錄於日本島田翰之《古文舊書考》，因疑其書未亡 ，然錢氏未嘗一語及此，何也 趙氏又著《陔餘叢考》，成書在《箚記》之前，其中論史之語，再加訂正，多入《箚記》。其後臨海洪頤暄亦喜治史，其《讀書叢錄》中，有七卷為論史之語，專考《史記》、兩《漢》。其後又續三國以下迄隋，為《諸史考異》十八卷，然僅小有補苴，不逮三氏遠甚，故亦不復詳論雲。
與錢、王、趙三氏同時，以治史有聲者，又有邵晉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以進士入四庫館，任編纂，仕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卒年五十四。晉涵與章學誠同里，俱喜治史，故最相得。章氏亟稱其從祖廷宷之史學，廷宷字念魯，著有《東南紀事》、《西南紀事》，詳於南明匡復之事，而章氏尤稱其《思復堂集》，以其中多載明人軼事也。全祖望嘗詆廷宷之短，章氏則謂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巨卿，聞見自宜有進，然其為文，與《思復堂集》不可同日語也。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於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誌，敘所共之事，復見疊出，至於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至於聞見出入，要於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王弇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復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詆，是全氏之過也(《邵與桐別傳》章貽選跋引章氏語)。於此可窺見廷宷之史學，而全氏之短亦於此得見仿佛焉。晉涵嘗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舊五代史》，又撰《南都事略》，並有志重修《宋史》，而易其名為《宋志》，更為畢氏校定《續通鑑》，前章已略及之矣。邵氏論史之語，見於章學誠之所記，其言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簞食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旨也。」(《邵與桐別傳》)章氏督促邵氏修史甚力，其言曰：「足下博綜，十倍於仆，用力之勤，亦十倍於仆，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尚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也。《宋史》之願，大車塵冥，仆亦有志，而內顧枵然，將資足下而為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仆則當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以備一家之學，如其未能，則願與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謀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與邵二雲論學書》)其後又曰：「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無從過而問矣。但古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仆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例既與馬、班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為者，不嫌同工異曲。」(《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章氏又嘗與邵氏論《宋史》，謂俟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為之，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為家，聽決擇於後人；又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邵氏則曰：「如子所約，吾亦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騖博而失專家之體也。」(《邵與桐別傳》)其所論者，大略具是，而二氏之宋史，卒用未底於成，亦徒託空言而已矣。章氏為邵氏作傳，亦略及浙東史學，其言曰；「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於浙東，史館取為衷據，其間文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此又略明己與邵氏之史學淵源甚早，亦《浙東學術》一文之所由作也。
與邵晉涵同時，以目錄、校讎之學擅名者，則紀昀是也。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起家進士，入翰林，累官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年八十二。生平著作甚少，其精力所萃，只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初歷城周永年撰《儒藏說》，略謂：「明人曹學佺欲仿二氏為儒藏，邱瓊山欲分三處以藏書，陸桴亭欲藏書於鄒魯，其意皆欲為儒藏，而未盡其說，惟分藏於天下學宮、書院、名山、古剎。又設為經久之法，即有殘缺，而彼此可以互備。釋者之書，正偽參半，美惡錯出，惟藏之有法，故歷久不替。然立藏以後，自成一家之言，初不多見。儒者則一代之內，必有數種卓然不朽之書，可以入藏。釋老之藏，盛於前而衰於後，儒者則代有增益，此亦閒衛吾道之一端也。」又立《儒藏條約》曰：「儒藏不可旦夕而成，先有一變通之法，經、史、子、集，凡有版之書，在今日頗為易得，若於數百里內，擇勝地名區，建義學，設義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購買，於中以待四方能讀之人，終勝於一家之藏。即如立書目，名曰儒藏未定目錄，由近及遠，書目可以互相傳鈔，因以知古人之書或存或佚。如此則數十年之間，奇文秘籍，漸次流通，始也積少而為多，繼則由半以窺全，力不論其厚薄，書不論其多寡，人人可辦，處處可行。」 是則周氏所論，正為現制之圖書館，化私人藏書為公有，可以便人閱覽，向日學者嘆求書之難者，今日則視為故常矣。惟其所謂儒藏，即用叢書之法，薈萃儒者之書，而為一編，略如明代之《永樂大典》，而清代之《四庫全書》亦繼此而起者也。自周氏有此論，至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學政朱筠乃有奏請開館校書之議。其言計分四項：一、舊書鈔本應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三、著錄、校讎當並重，四、金石、圖譜在所必錄。清廷遂據此議，以設立《四庫全書》館。然其初不過先就《永樂大典》從事校核，凡外間所無及流行不甚廣者，悉為簽出發鈔而已。後乃內外所有各書，悉加網羅，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每校一書，即為撰一提要，簽於書端，蓋用劉向總錄群書條而奏之之法。後乃薈萃諸書之提要，以為《四庫全書總目》。所謂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是也。時任總纂者，為紀氏與陸錫熊，分纂官則有多人，故各書提要之初稿，出於各分纂官所撰，而送總纂為之核定焉。昔會稽李慈銘謂：「《四庫總目》雖紀、陸二氏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永年)，皆各纂所長，紀氏名雖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則實疏，集部尤非當家。」(《越縵堂日記》)此語殊不盡然。茲考聚珍版，戴氏所撰提要，《儀禮》、《大戴禮》、《方言》等書，固屬經部矣，然如《水經注》則屬於史，《項氏家說》及《算經》諸書則屬於子，是戴氏未嘗專主經部也。再考邵氏《四庫全書分纂稿》，凡正史各提要，邵氏所撰，固居其大部矣，然其中尚有四種屬於經，一種屬於子，四種屬於集，而聚珍版之《融堂書解》提要，亦為邵氏所撰，是邵氏亦不專主史部也。又聚珍版之老子《道德經注》，屬於子部，其提要固為周氏所撰，而《公是》、《彭城》、《浮溪》諸集，屬於集部之提要，亦出周氏之手，是周氏亦不專主子部也。且紀氏專主集部，更無明證，且職居總纂，無所不賅，詎能專任一部以自隘乎 蓋當日分纂諸氏，各就所長，分任其事，則有之矣，而提要各稿，俱經紀氏筆削增竄，有大異其原來面目者。試取邵氏《分纂稿》與《提要》加以衡較，則知邵氏原稿，多經紀氏修改，且有十無一存者矣。考《提要》有原本《提要》(亦稱《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之分：《原本提要》冠於《四庫》各書卷首者也，《總目提要》薈萃別為一編者也。兩種提要，異同亦復甚多。或謂《原本提要》出之各分纂官，《總目提要》則為紀氏所修改，此亦非也。茲取邵氏分纂稿一一對校，微特與《總目提要》相去甚遠，即與《原本提要》合者亦甚少，蓋《書前提要》已於進呈時經紀氏一度之修改，迨其後薈為一書，又復再度修改，多所增益，大抵《總目提要》往往較《原本提要》為精核，蓋經融會貫通悉心釐正故也。《提要》出於紀氏之筆削，實有多證。朱珪為紀氏撰墓志銘雲；「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裒然巨觀。」其祭紀氏文亦云：「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又阮元序紀氏文集亦云：「高宗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蓋珪與紀氏同時，又為修書時總閱官之一，元亦及見紀氏，皆以《提要》為紀氏一手刪定，所言當不誣也。不惟朱、阮二氏言之如此，即紀氏文集、筆記中亦時時自言之，茲不悉舉。《總目提要》之各部有總序，每部各類之前有小序，後有案語，為原本《提要》所無，皆紀氏薈萃為總目時所撰，與各分纂無與者也。又高宗嘗命紀氏撰《簡明目錄》，以便檢閱，每書皆記卷數、撰人，並略敘其書之梗概，為書二十卷，見於高宗題文津閣詩之自注(《乾隆御製詩》五集卷六十七)，此又未嘗假手他人者。紀氏一生，除文集、筆記外，其他著述甚少，蓋精力已盡於此書矣。《四庫》著錄之書，凡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十八卷；存目之書，凡六千八百十九種，九萬四千三十四卷，而吾儕所尤應重視者，乃在存目，蓋著錄之書，今尚易求，存目之書，則不可盡見，依《存目提要》而求書，不難得大略，且往往於無意中獲之，此又紀氏立例之善也。同時章學誠著《校讎通義》，以明向、歆部次群籍之法，然徒託空言，未能見之實事，惟紀氏於著錄、校讎二者，以畢生之力從事於此，所著《總目提要》，實兼《七略》、《別錄》而有之，詎非向、歆以來之所僅見者乎 雖其書尚多漏誤，近已有人為之校補 ，但其大體精善，可議甚少。總之校讎之學，為史家之支與流裔，尤為治史者所不可廢，近代擅此業者，紀氏而外，殊罕其儔，吾故取而述之，或以紀氏喜詆宋儒，尊揚漢學，目之為經學家 ，則失其實矣 。
有清中葉，有異軍特起自樹一幟之史家，與紀昀同起於北方者，是為崔述。述字武承，一號東壁，大名人也。乾隆舉人，官知縣，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其學始於治經，以懷疑、辨偽、考信三者為主旨，其所考辨之對象，則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其意在尊經，而屏戰國、秦、漢以後之雜說，非惟《史記 孔子世家》，以其出於漢人，多不之信，即《禮記》之《檀弓》，亦以為出於漢儒所造，又以《論語》中公山弗擾及佛肸二章，為漢人張禹所更定。尋其所考辨者，名為治經，實為研治中國之古史，特自秦漢以後，為群經所不具者，則略而不言耳。崔氏所著之書，曰《考信錄》，而釋其作書之旨於提要云：
餘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為此錄以辨明之。
又釋其書之例云：
(一)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於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為實也。(二)今為《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為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為實錄。(三)余為考信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誤先儒，正欲平心以求一是。(四)今為《考信錄》，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為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為古人之書增其誤。(五)今為《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立言以惑世。(六)今為《考信錄》，寧缺毋濫，即無所言，亦僅列之備覽，寧使古人有遺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誣於後世。（七)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其得失者次之。
尋崔氏之意，蓋欲以經論經，亦猶趙翼之欲以正史證正史，此固治經史者所必遵之程也。雖然，崔氏之治經，不以明音訓、究名物為事，與專門治經者異趣，崔氏蓋視六經如史，而考辨古代某事之為真為偽，不特史應懷疑，即經亦何嘗不應懷疑。惟崔氏胸中，橫亘一但取信於經之見，而戰國以下之書，皆以為不可盡信，是則先立主觀，不免自有所蔽，亦為未達一間者也。
惟往昔之治史者，多失之信古太過，不啻為古人之輿儓，獨崔氏能出其所疑，以與世人共見。求之往代，惟漢之王充，唐之劉知幾，有此氣概。王充非究心於史者，可置弗論，崔氏曾稱，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而猶以其疑經之作為非(《考信錄提要》)，是以己為疑所當疑，而知幾為疑所不當疑矣。不悟二氏皆以懷疑、辨偽、考信為史學之名家，知幾之見稱於世久矣，崔氏卒後近二百年，而始有人稱之。崔氏所著之書，曰《唐虞考信錄》二卷，曰《夏考信錄》、《商考信錄》各四卷，曰《豐鎬考信錄》八卷，曰《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為正錄；曰《考信錄提要》二卷，曰《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為前錄；曰《豐鎬別錄》三卷，《洙泗餘錄》四卷，《孟子事實錄》二卷，《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為後錄；統稱為《考信錄》，凡三十六卷。《補上古考信錄》，辨唐虞以前之史事，既己無經可證，頗能疑所當疑，亦以無取信於經之見，為之桎梏也。自言始功於四十以後，至七十成書，復加增改，又五年而始定，前後四十餘年，蓋畢生精力之所萃矣。又合以雜著若干種，凡八十八卷，自署為薄皮繭，薄皮繭者，大名之方言也，蓋蠶有強弱，故其繭亦有厚薄，以喻其為舉人而官知縣，樹立甚淺，如薄皮之繭也。其書初為其弟子陳履和刊行，後又收入《畿輔叢書》，然於雜著未能全刊。及顧頡剛獲崔氏之《知非集》、《莜田賸筆》及其夫人之《二餘集》、其弟其妹之稿，彙刊為《東壁遺書》，於是幾無人不知有崔氏矣。
北方之史家，繼崔述而興者，又有徐松。松字星伯，大興人也，嘉慶十年，以進士入翰林，十四年任《全唐文》館提調兼總纂，於是將舊貯翰林院之《永樂大典》，移存館內，以供採擷，松於其時，遂由其中輯出《宋會要》，至五百卷之多，可謂富矣。初俞正燮頗留意及此，所撰《宋會要輯本跋》，初謂其書元時已亡，繼謂明時猶存，乃從類書說部，鉤稽輯成五卷，蓋正燮未窺中秘，不知《宋會要》已收入大典，故勤勤於此舉也。徐氏不僅自《大典》輯出《會要》，又得宋《中興禮書》及《河南志》二種。同時李兆洛與之書云：「《會要》一書，自當鉤稽異同，拾遺補墜，使本末燦陳，為故宋一代考證淵藪，若草草屬錄，復何與於存亡之數，執事敏於識而練於古，壹此不懈者數年，自當綱目詳備，宏富絕特，卓冠流略，為宇宙留此奇籍，幸無復以欲速致悔也。」(《養一齋文集》十八)嚴鐵橋亦與之書云：「足下在《全唐文》館，從《大典》中寫出《宋會要》，此天壤間絕無僅有者，及今閒暇，依《玉海》所載《宋會要》體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期年，粗可竣事，而來書言苦無助我為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議敘，廢時懸望，難必其人，異日或蒙恩大用，無暇及此矣，時哉不可失，盍早圖之。」(《鐵橋漫鎬三》)合兩書觀之，一則勉其無以欲速致悔，一則勸其盍早圖之，主張雖有不同，皆切望此書成為完帙。龔自珍別徐氏詩，亦曰：「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時定屬公。」即謂北方學者自朱筠、翁方綱後，繼起者惟徐氏一人，其語誠為不誣。然吾謂徐氏於史學之貢獻與其努力，實為最大，不惟《宋會要》一書而已，如所撰《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斠注地理志集釋》，皆極精博，又有《唐兩京城坊考》、《唐登科記考》，乃自群籍中多方搜求，排比聯綴以為一書，讀者驚嘆其難，亦《宋會要》之亞。蓋徐氏之長在輯逸闡幽，詳人之所略，為人之不能為，清代學者，自惠棟、盧文弨、顧廣圻諸氏外，殊罕見其匹也。徐氏後官湖南學政，坐事戍伊犁。出關之後，置開方小冊，隨所至圖其山川曲折，而《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皆成於此時。徐氏以《水道記》擬《水經》，復自為釋，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素無專書，乃纂述成編，於建置、控扼、錢糧、兵籍，言之尤詳，將軍松筠奏進其書，仁宗為賜名《新疆事略》，因以赦還。道光中起內閣中書，累補御史，出知榆林府，卒年六十八。清代自嘉、道以後，學人多究心西北地理，初僅以新疆伊犁為範圍，繼則擴及蒙古全部，後移其重心於元史，不惟亞洲西部北部，在所究心，即歐洲東部，亦在研究範圍之內。精於此者，有祁韻士，初在史館撰《蒙古王公表》，凡閱八年，成書一百二十卷，後以事謫戍伊犁，則於謫地成《西陲總統事略》十二卷、《西域釋地》二卷，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雲西陲者則新疆也，其雲藩部者則蒙古諸部也。其後徐氏遂據韻士之《總統事略》，以成其《新疆事略》。其繼起者，更有張穆、何秋濤，以治邊疆地理得名，實則吾國之地理學家。皆不以人文地理為基礎，其所重者，悉在沿革史跡，蓋以治史之方法以治地理，可名之曰地理沿革史，亦為邊疆史之一部。故一轉移間，即變為以蒙古為中心之元史，此其因革遞變之跡，不可不知者也。
茲再進而敘述張穆、何秋濤之史學。穆字石洲，平定州人，亦北方之學者也，道光中優貢生，善屬文，歙縣程恩澤見之，驚曰，東京崔、蔡之匹也。秋濤，字願船，光澤人，道光進士，官主事，擢員外郎。穆所著書，曰《蒙古遊牧記》十六卷，以蒙古各盟之旗為單位，用史志體，而自為之注，考證古今輿地及山川城鎮之沿革，悉能殫見洽聞，究明本末，與祁韻士《要略》用編年體者，可以相埒，惟屬稿未竟而卒，秋濤為續成之。穆又撰《魏延昌地形志》，蓋以《魏書》原志，分並建革，一以天平、元象、興和、武定為限，純乎東魏之志，其雍、秦諸州地入西魏者，遂挩失踳駁不可讀，乃更事排纂，為之補正，僅成十二卷，而其書則罕見傳本。秋濤所著書曰《北徼匯編》八十卷，首以欽定書十二，繼以經略六、考二十四、傳六、紀事始末二、記二、考訂諸書十五、辨正諸事五、表七，附以圖說一卷終焉。李鴻章序其書曰：
秋濤究心時務，博極群書，以為俄羅斯東環中土，西接泰西諸邦，著錄之家雖事纂輯，未有專書，始為匯編，繼加詳訂，本欽定之書及正史為據，旁采圖理深、陳倫烱、方式濟、張鵬翮、趙翼、松筠以及近人余正燮、張穆、魏源、姚瑩之徒，與外國人艾儒略、南懷仁、雅稗理之所論述，並上海廣州洋人所刊諸書，訂其舛訛，去其荒謬……為考，為傳，為紀事，為辨正，自漢、晉、隋、唐迄於明季，又自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為之圖，各為之說，凡八十卷，文宗垂覽其書，賜名《朔方備乘》。進呈之後，書旋散亡，吏部侍郎黃宗漢因取副本，擬更繕進，復毀於火。秋濤之子芳徠，奉其殘稿來謁，篇帙不完，塗乙幾遍，鴻章爰屬編修黃彭年與畿輔志局諸人，為之補綴排類，復還舊觀，圖說刊成，全書次第，亦付剞劂。
據此則是書亡失兩次，終以殘稿尚在，又得整理復舊，甚矣著書之不易也。至《北徼匯編》為其初名，今稱《朔方備乘》，則用清文宗之賜名耳。張、何二氏之書，皆以覃究西北地理為主，而一以蒙古為範圍，一以北徼與俄國關聯者為範圍，並敘及東海索倫諸部，北徼界碑，庫葉附近諸島，艮維諸水，艮維窩維，及遼、金、元北徼諸國，則於西北地理之外，並包及東北矣。因此之故，引起學者研究東北邊疆之興味，而從事考訂探討者，大有人在，特不如研究西北地理者之材料富而收穫豐耳。
與張、何二人同時者，則有魏源，其後於魏源者，則有洪鈞、屠寄、柯劭忞，皆以精研元史擅名，此就西北地理推而衍之，以轉其重心於元代者也。初邵遠平繼其父經邦之志，以撰《元史新編》，錢大昕繼之，欲改造《元史》而未成，然其緒則已啟矣。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進士，官知縣卒，究心史學，成《聖武記》、《海國圖志》、《元史新編》諸書。鈞
字文卿，吳縣人，同治狀元，以侍郎出使英、法、俄、德諸國，在歐洲時，搜得拉施特、多桑等所撰之蒙古史，因之成《元史譯文證補》一書。寄字敬山，武進入，光緒進士，曾客黑龍江，修志，撰《黑龍江輿圖》及《圖說》，至為精核，後乃萃其精力以修《蒙兀兒史記》，隨撰隨刻，卒時雖未成書，已得十之七八矣。劭忞字鳳蓀，膠縣人，光緒進士，曾與修《畿輔通志》，晚年撰《新元史》，以集清代治元史者之成。其時又有順德李文田，著《元秘史注》十五卷，雖未精核，考證頗詳。秀水高寶銓又撰《元秘史李注補正》十五卷，其勤與李氏相埒。寶銓又有《元史疏證》，附《元史通考》若干卷，稿本數十巨冊，近年始自其家散出，朱先生希祖曾見其首冊，欲購而先為他人所得，如能為之刊傳，亦盛德事也。凡關於改修《元史》者，前已約略述之，惟諸氏之致力《元史》者，皆不解西文，魏氏之世，史材未多，李、高二氏悉因中國故籍以為校注，固無論矣，洪、屠、柯三氏，則皆假譯人之助，供其編纂，屠氏並究心於蒙文，又曾取材於東籍，校其成績，自勝往昔，以視近賢，又有不逮，蓋於西北地理，雖已覃究盡致，而蒙古史材之濬發，尚有待於後來之學者，若謂屠、柯諸氏已為登峰造極，則非篤論也。
茲更進而略述專治東北地理之史家，以愚所知，不下十餘人，取其著者述之。初宋人洪皓使金被留，撰《松漠紀聞》，記載在金之見聞，時金都於上京會寧府，即今阿城縣南五里之白城；唐封契丹首領為松漠府都督，其地在今遼河上游，洪氏取以包舉東北全疆，蓋舉其大略言之也。金人王寂官遼東提刑，著《遼東行部志》、《鴨江行部志》二書，皆於行部時，記其見聞，與洪氏之書相埒，書久不傳，清開四庫全書館，自《永樂大典》輯出，而未著錄於四庫，亦不見其名於存目。後《遼東行部志》輯本，展轉入繆荃孫手，收入所刊《藕香零拾》中，得以行世。至《鴨江行部志》輯本，則轉入盛昱之手，盛氏歿後，遺書散出，為朱先生希祖所購得，為撰成考證一篇，而原本迄未付刊。此前代治東北地理之史家也。清初，山陰楊賓為省其父出關，至寧古塔，紀其見聞，為《柳邊紀略》一書，柳邊以清代插柳為邊得名，寧古塔適在柳邊之外，楊氏取以概舉東北，亦猶洪氏之以「松漠」名書也。其後則吳兆騫之子振臣，撰《寧古塔紀略》，摭舉見聞，然非《紀略》之比，方式濟撰《龍沙紀略》，徐宗亮撰《黑龍江述略》，薩英額撰《吉林外紀》，西清撰《黑龍江外紀》，皆為紀載東北地理之書。如楊、吳、方三氏，皆為流人，或其子孫，以內地人為客觀之記載，大抵視東北如化外，隨筆記載，未能為精密之探討，猶有待於後來之闡發也。清季有曹廷傑，實為後起之勁，廷傑字彝卿，枝江人，官至吉林勸業道，所著之書有三種，曰《東三省輿地圖說》，曰《東北邊防紀要》，曰《西伯利東偏紀要》。初曹氏以知縣需次吉林，光緒甲申，奉將軍希元命，考查吉、江兩省邊界，凡七閱月，歷二萬里，歸來撰《簡明圖說》，隨文進呈，即《東三省輿地圖說》也。《邊防》、《東偏》兩紀要，蓋為《輿地圖說》之餘稿。茲考其中所載，如謂遼、金之韓州即今八面城，金之黃龍府即今農安，上京會寧府即今阿城縣之白城，渤海之率賓府即今綏芬河，金之五國城在今依蘭以下，皆屬確當不易。蓋由身履其地，多方考定，於伏處一室專取證書卷者，不可同日而語，信哉其能極考古之能事也。前乎曹氏者，有楊同桂，通州人，光緒中官長春府知府，與修《吉林通志》，初著《沈故》二卷，繼同孫宗翰撰《盛京疆域考》六卷，頗能提要鉤玄，詳人所略，亦《柳邊紀略》之亞。又有丁謙，字益甫，仁和人也，所著書曰《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後經浙江圖書館刊刻，遂易名為《浙江圖書館叢書》。書凡二集，第一集共十七種，三十五卷，皆為自漢迄明各史外國傳考證；第二集共十三種，三十四卷，於《元秘史》、《聖武親征錄》、《經世大典圖》之外，又取法顯、玄奘、耶律楚材、李志常、劉郁之書，一一為之考證。第二集多屬元史之範圍，故著意於西北地理，然第一集所考，四裔具備，又非一域所能限。象山陳先生漢章，嘗稱其從《魏志》裴注中刺取魚豢《西戎傳》，從《天下郡國利病書》刺取《張耀卿紀行》，並為諸家所未詳。蓋丁氏著書不惟能博覽舊籍，亦時時取材於外籍，讀破萬卷，而後下以己意，雖其中考證間有未當，又值今日輪軌棣通，其誤益復昭然，究為近世有數之地理學家，不可遺而不數者也。
清初因私修《明史》，而數興文字獄，其中受禍最酷之史家有二，一則吳炎，一則潘檉章也。炎字赤溟，檉章字力田，皆吳江人。檉章之弟耒，嘗稱吳、潘二氏發願私修《明史》，先撰長編，聚一代之典章而劃分，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分件系，匯群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參伍錯綜，歸於至當，然後筆之於書(《松陵文獻序》)；又稱潘氏博極群書，長於考訂，謂著書之法，莫善於司馬溫公，其為《通鑑》也，先成長編，別著考異，故少牴牾。於是博訪有明一代之書，以實錄為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一切抄撮薈萃，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實，去取出入，皆有明徵，不循單辭，不逞臆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國史考異序》）。據此則搜集之富，致力之深，當與萬氏史稿相伯仲，竟以垂成而毀，良可惜矣。同時顧炎武嘗以己所藏書，假於吳、潘二氏，資其修史，其後二氏受禍，而顧氏之書，亦隨以俱亡。當二氏修史未成之時，又有烏程莊廷瓏，得明人朱國禎之《明史》稿本 ，延人重加修輯，並補入啟、禎兩朝事跡，署己名刊之，名曰《明史輯略》。卷首所列參校諸氏，多為一時名宿，而吳、潘二氏亦列名其中。未幾，去任歸安知縣吳之榮，初以索詐不遂，有怨於廷瓏，以其初刊本上之於朝，遂興大獄。時廷瓏已卒，戮及其弟其子，凡列名參校者，多罹極刑，吳、潘二氏與焉，以誅死者七十餘人，世所稱「南潯史獄」是也。潘氏撰《國史考異》三卷，今存六卷，曾收入《四庫》，後以引用錢謙益辨證，被撤出，今尚有傳本(刻入《功順堂叢書》)。近年自故宮檢出清臣所撰之提要，稱其引據賅洽，辨析詳明，所考止洪武、永樂兩朝，蓋所見非全帙也 。又著《松陵文獻》。潘氏之史學，可於此二書窺之。莊氏之書，今有殘本二冊，署曰《明史鈔略》(刊入《四部叢刊》三編)，凡存《神宗本紀》三卷，《光宗本紀》一卷，《熹宗本紀》二卷，李成梁、戚繼光等列傳三卷，《釋教列傳》一卷。李、戚兩傳，傳論皆始以「莊瓏曰」三字，文中涉及清室，並無訕謗語，惟偶見建夷、夷氛、夷寇等字，此慘禍之所由生也。列名參校者，又有海寧查繼佐，以先首告，謂廷瓏纂其名，列之參校中，又得吳六奇力為奏辨，得免禍。繼佐字伊璜，號東山，明季舉人，明亡後易姓名為左尹，字非人。蓋隱用其名字也。繼佐亦自撰《明書》，後以莊氏獄起，乃易名《罪惟錄》，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義也。書凡百餘卷，今存本紀二十二、志二十七、列傳三十五，惟無表耳。南明四王皆入本紀，其事略具首尾，視傅維鱗之《明書》為勝，稿本為海寧張宗祥所藏，今已景印行世矣(《四部叢刊》三編)。查氏有《東山國語》，所記皆明亡殉國諸氏傳略，亦《罪惟錄》之附庸也。莊氏史獄之後，又有戴名世及陸生枏之獄，名世所著《南山集》，多採錄方孝標《滇黔紀聞》。又《致餘生書》，稱明季三王年號，如宋末之二王，為撰史者所不可廢，以此為都御史趙申喬所糾，因以論死，然名世固未嘗自撰一史也。生枏官工部主事，因案革職，發往軍前效力，旋著《通鑑論》十七篇，論及封建建儲，為清世宗所惡，亦論死，生枏以論史獲罪，尤非廷瓏、名世之比。戴、陸二氏，又以論史而鍛煉以成其罪者也。清代於康、雍、乾之世，文網頗密，受禍日有所聞，乾隆間，御史曹一士曾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禁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其扼要之語云：
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國，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僵遺紀年，本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請敕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准赦原者，條例上請，以俟明旨欽定，嗣後凡自舉首文字者，苟無明確蹤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訐告之風可息矣。
此請雖未見何明令，然此後告訐之風稍息，文字之獄日殺，未始非曹氏推言其敝娓娓動人之效 。清代文字之獄，於近代史學之發展，予一極大之挫阻，足以影響一世學者之趨向，故愚略述其概，亦本書重要之一葉也。
清代史家，尚有應補述者，如厲鶚之撰《遼史拾遺》，曾以三國裴注自命，誠非夸語。揚復吉又有《補作》，非其倫也。杭世駿曾撰《金史補》，以仿鶚作，未能成書。又有施國祁究心金源故實，所撰《金史詳校》、《金源札記》，最為有名。又為元好問詩作箋注，多載金源遺事，亦厲氏之亞也 。清代治遼、金史，本無多人，有此數氏，亦一時之星鳳矣。如黃以周之於古代典禮，李兆洛、楊守敬之於地理沿革，洪亮吉之於補志，章宗源、姚振宗之於考證，皆屬專門名家，各樹一幟，余則不暇備舉雲。
清代史家之成就大略如上，綜其趨向，可分三期：第一期多治現代史，以研討明代事跡為本位，如黃、萬、全、吳、潘諸氏皆是。吳、潘二氏，卒竟以此構禍，而全氏不過倖免耳。治史之士不敢再談現代，於是第二期轉而治前代史，有為文字之考訂者，如錢大昕是；有為典制之闡發者，如王鳴盛是；有以史證史而為屬辭比事之學者，如趙翼是；有就書籍部次而為著述校讎之業者，如紀昀是；而其研治之史，多屬古代，而自宋以下則不甚詳言也。洎乎嘉、道以後，中國多故，外患日深，遠識之士，引以為慮，於是第三期又移其考治前代之的，轉而治邊疆史，如徐松、張穆、何秋濤、丁謙、曹廷傑、洪鈞、屠寄皆其著者。諸氏初則究心西北史地，繼乃覃及東北，更進而治蒙古全部之史，凡此皆隨時人之好尚，世勢之推移，而異其治史之的，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不惟清代如是，古代亦莫不然。然吾謂前代諸家史學之識解，除劉、章二氏外，多具於所著史籍之中，已述於前，無事復舉，惟於清代則不然者，撰史之例，詳近略遠，固矣，亦以最近史學之趨勢，與諸家有因革演變之關係，非詳述之古則無以明也 。